何思源回忆“我的学生生活”

来源: 史家之低唱

何思源是在20世纪初、中国内外交困之际涌现出的新式知识分子代表，他从闭塞的鲁西南菏泽走出，迈入美国知名学府的知识殿堂，既凭借自身的努力奋斗，也得益于特定时代教育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其“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的求学轨迹，不仅塑造了一位融通中西、兼具传统儒者风骨与现代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也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理念与人生抉择。毫不夸张地说，这条道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群体转型的缩影。

今日分享的是何思源回忆文章，刊载于1930年3月《山东教育月刊》。阅读此文，我们得以窥见何思源所处的时代环境对他思想的影响。文章节选如下:

我对于生活的认识，是自中学时代之后半期起。当我是山东第六中学第一班的学生，六中设在曹州，一时学校中老师教员们的思想是完全中国旧理学的思想，自格物致知以至正心诚意，自王阳明的文集以至宋元明的学案都是“老师提倡于上，学生效法于下”的中心理论，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好学生”。所谓“好学生”是有几条不可少的条件，除了功课好守规矩外，还要研究理学。那时代好学生着实是自治的学生，着实是不闹风潮的学生。不轻举不妄动，不多说话，不多行动，一时风气如是，好学生都是那样做法，我也是那样做法，不过那时心中并不十分明了。但老师们赞称我是好学生，同学们也都说我是好学生，我的功课也好，自高等小学以至中学差不多都是考第一。

我家是旧日所谓“书香人家”，但是很贫穷，中学毕业就升不起学。幸而本县每年有八十元的贷费，勉强赴北京考北京大学，考入北大不到两个月，我的祖母及父亲相继去世，回家奔丧时，自己觉着前途自此断绝。因为经过此次变化，家业丧尽，只剩下七亩有名无实、收获一年减少一年的水地，贫困到此地，一些野心、“上进”的心和做“好学生”的心，都消灭了，世界都完了。

此时，幸亏了一个曹州赤心办学，每天苦口婆心劝人读书为人的丛禾生先生，和几个素日相处很好的同学朋友。他们不止帮助我在外读书，并且有时拿钱给我家中生活。

在北京读书四年，行为上仍然继续“好学生”的旧精神，几乎整整三年半没有看过北京的戏，当时有名的戏子如谭鑫培、刘鸿升以至梅兰芳都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我至今还没有看见过大名鼎鼎的梅郎。这件事恐怕是北京大学学生中不可多见的，我现在很后悔。最后一年的下半年，知道快出国读书了，才开始看看北京的京戏，见识见识中国的旧文化。

在思想方面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本是一个好动的人，在中学时代，理学的大帽子和做好学生的野心把活泼的天真和浪漫的本性压倒了。幸而我是青年，假面具未能完全消灭本性。在北京读书方才认识我是我。初时我的反抗思想还不敢公然告诉那自第六中学同来的朋友，在很长的时间内，老是心内秘密的革命。久而久之，渐渐表现于日常行为中，往往与自六中同来的朋友闹悖谬，他们以为我是小孩子脾气，常常原谅我，其实是思想变化的初步征兆。后来我研究社会心理学，才知是社会心理自然的现象。

思想变化之初期，大概都是不敢公然表白于人，都是暗暗各处试探。先是偷偷向《新青年》投稿，居然登载出来了。到《新潮》出现，方敢公然表白自己的主张——主张思想上的自由。在五四运动以前，我作的文章以关于哲学及思想的最多。

《新潮》刊登的何思源哲学文章

我从历史上野蛮有名的曹州出来，一下子跳到中国文化中心、官僚中心的北京。但是到北京就关上了门三四年，不知道什么是官，尤不知什么是官僚，在北京读书的前后一年忽然感觉了。我还记得我对于官僚的初步认识和恶恨官僚之开始。因为一天我到一个刚从北大毕业在某部混差事的同乡家。他与我在他家吃饭，同桌的还有一位某先生。现在我还记得他，为宽大起见，姑隐其名。这位先生在京兆尹衙门做官——就是官僚的官。我们二人坐在方桌一面，他那骄傲的架子，看不起人的样子已经使我很难受。吃饭的时候，他简直不把学生当人看，他一人几乎将桌子一面全占，把我挤在了一角，拿筷子也捡不着菜。我那同乡反一口一声看着他的脸说话。此时，我才感觉官僚的外表。当时我心中存着“有时我得了权必将这些人杀尽”的决心。其实官僚之所以谓官僚，不仅如此。某先生仅是官僚之小焉者，官僚之下焉者。但此种感觉至今时时刻刻，某先生的官僚架子十余年不忘，不仅不忘，并且历历如在目前，亦奇矣！现在我每次见客，每次与客人同桌吃饭，都想起来某先生的样子和当时被他侮蔑的情形，无时不战战兢兢的害怕，怕的是自己也成官僚。

在北大第四年（即民国七八年），读了好多本欧美关于哲学思想文化的书籍。适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潮》是文字革命、思想革命的领导刊物，《国民杂志》是政治革命的领导刊物。现在党内努力有思想的新进，许多是从这两种运动出来的。五四运动以后，大家的眼光也扩大了，为求思想、文化、文字的革新都用比较法求之。一般视线多注重欧美的新文化和思想。

西洋哲学以实验主义贴近中国一时心理及需要，当时在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文字革新上都趋重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以美国詹姆士及杜威为泰斗，一时我们读的书以他二人的及与他二人同派的书籍为多。

五四运动后都愿出洋求学，往美国求学，因为美国是实验主义学者的大本营。在五四运动前数月，我已有许多老师朋友的赞助，出资帮助我出洋赴美求学，在三月间已订好船位。船是8月28日的，当中发生了五四运动，我又接着病了一场脑膜炎，几乎病死。七月间，山东考官费留洋，我幸而考中，于是改自费为官费。8月28日，同王子鱼、张德如同船赴美，第二期的新生命自此开始。

越过太平洋到了美国，如同穿越一道窄胡同，忽然发现一个大场院，心理上、精神上、思想上、身体上都为之骤变。以前在中国原欲读而得不到的书籍忽然都在面前，数量任你看。穷学生，“买不起书的穷学生”，忽然给这样大的好机会，如何的高兴。的确，我们昼夜地读书。

起初我入芝加哥大学插三年级，仍习哲学。同时却选了一门政治学，半年以后思想为之又变。以前我信任哲学，以为思想自由是大问题，哲学可以能解决宇宙间根本问题。此时我的观察点变了。我想哲学是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哲学上找不着共同之点，也找不着人生的归宿。哲学仅是一种思想的工具，研究哲学可以开拓人的思想道路，多给人几种辩证方式，多寻出几种观察的起点，使人不至固执一途，使人能明白各种思想和观察点的价值。当时我发现，研究哲学的人若成了一家或成了一种学说，对于哲学上虽有贡献，对于将来人群虽然有利益，但在研究人的本身则是失败。因为他已经拘执一种思想的道路，只尊重一种观察的起点，把工具当做主体，反失掉了哲学的用处。所以当时我想人人都愿自学哲学为起点，但人人都不应以哲学为终点、为专科。学哲学到相当时间都改习他种社会上有用的学问，如政治学、经济学、科学等等。所以我决心改习政治学，这是思想上第二次大变化。

民国九年春，自芝加哥大学改入毕络易（受当时翻译影响，不能明确当今哪个大学）大学。毕络易是小规模的大学，因为我想认识认识美国社会生活，尤其是乡间的社会生活。政治是人的政治，研究一国的政治，必明了他的人民和人民生活的状况。我除了读书以外，暑假间决计到乡下做农工，得房东太太介绍到离毕络易远远的一家农户作工。这家农户约有中国地14顷地，养着九千头牛，出奶的有40余头。我作工是学习的意思，所以初到先做一个礼拜的扫除牛粪工作以后，学挤奶、制奶、养马、赶车，作田间工作活。每自5点钟起做11个钟头的工作，起初极为吃力，每天早起床时觉全身骨节发痛，两个星期后方好些。

在美国乡下作工的时候，我才知道美国人对于作工及大学教育的观念。美国人以大学教育是作人应当受的教育，并无知识阶级的观念，很多大学毕业后，该耕地的还是耕地，该做买卖的还是做买卖，增高自己的人格，却不增高自己的身份。所以美国大学多至数百处。就是我们同在一块作工的八个人中有两个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大学农科的练习生，他非作一年的农事工作不能在大学毕业。还有一个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就是我，即便自己料理并指导工作的主人也是20年前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时我曾作《我的美国乡间生活》一篇。

在毕络易一年毕业，即回芝加哥入研究院。这一次回芝加哥，环境为之又一变，读书上又进步点。（民国）十年暑假间，仍在芝读书并预备硕士论文。芝加哥天气着实热得很，常常到百零五度（可能为华氏摄氏度）。我住在五层楼上，上下楼梯即全身是汗。因为须寄钱到家中奉养老母，并帮助自费的朋友读书，不得不极为节省，所以下课后都在自己做饭。常常饭做成了，已经热的吃不下去了。

后来仍作工，作短工，在一个富茶商家作工，每天两点钟专为他们擦窗户玻璃。美国人对工人，尤其是学生工人，从来不以下人看待，倒是以朋友看待。每到星期日，常常与主人太太坐车同到乡下去玩。久而久之，他们却很信任。他们到乡下去，反把三层楼的一座大房子和所有衣物器具完全托付我替他们看守。后来因为我要赴纽约读书，才把房子交付了他们的一个亲戚。作短工以钟点计算，普通都是50分美金一点钟，这家特别优待，每点给我75分，约合现在国币两元。

到纽约看见许多中国的人才，纽约有哥伦比亚和纽约两个大学，中国学生到纽约的大都是在其他地方毕业的，到那里入研究院，大半算是成熟的学生，在读书上自然忽然进高几步。不过我到纽约后不仅读书，开始认识实际政治，小的如纽约市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大的为美国全国的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对于它们渐渐有点实际观察。以前都是书本的研究，即关于实际的问题，也是过去一二年已成定案的，才知研究。到了纽约才知注意现发生的问题，所以每天看几种好报纸。对于英国国会辩论和演说特别留心，因为学政治的都知英国国会组织好，英国政治变化有趣味。

在纽约还是作短工，不过这一次是在学校饭馆内替人洗盘子。也是每天两点钟，但是不给钱，每天只管两顿饭，每顿以50分美金为限。

1921年冬正当华盛顿会议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五国海军比例问题，一个是九国关于太平洋的问题。中国与日本的山东问题也在那里交涉。当时我受山东留美学生之推，在华盛顿联络各团体的代表，监视吾国专使。因为山东问题的直接交涉，曾与顾维钧发生很大的吵闹，在华盛顿住了两个月，虽然在外交上没有多大的帮助，却明白了许多国际问题，了解了许多外交的手段。

华盛顿会议完了，仍回纽约读书，即觉着政治学须在实际上研究，书本子不甚有用。学校的学位更是空衔。在美国三年，已经把美国中央及地方政治的表面及内幕知道的差不多，决计要往欧洲看看各国的社会和政治。所以请求山东当局准予转学欧洲。过了几个月才知山东政府允许，北京教育部不准。所以不得已退了官费，领得回国川资，就冒险往德国去了。

从纽约搭船11日才到了汉堡，从美国经过大西洋到德国，如同离开一个大的场院经过一个小胡同，又到一个大的场院一样。社会政治文化不同，人民的观念不同，这一变化，心地又为之一扩大。

德国当欧战以后穷得很，中等人家都吃不起白面包，甚至于黑面包也吃不起，只吃些菜根或番薯。十几岁小孩子真是饿得面黄肌瘦。柏林政府也穷，往往晚上全城黑暗，因为穷的不能掌路灯。当时德国的马克一天跌落一天。我在纽约买的马克，每美金一元尚换700，越过大西洋去，已经落到每元换1700。后来跌落更厉害，甚至于上午每元换300万马克，下午每元就换1000万马克。物价也飞涨，但物价涨不如马克跌落快。所以，外国人在德国占非常大的便宜。一时外国人，中国人也在内，都成了德国的“洋大人”了。

我因为失掉了官费，没有来源，所以用钱非常谨慎。到德国先买下许多便宜的书籍，做了许多便宜衣服，以后再不敢多用钱。因为是坐吃山空，花了一个少一个。我预备着用我在美国领的回国路费在德国读书二年。因是特为节省，几乎与德国人同样受罪，失掉了“洋大人”的身份。最少时每月用美金12元，恐怕是留学生中用钱最少的。因此我不敢在中国“洋大人”最多的地方居住，搬到柏林乡下居住。

欧洲各国皆是旧国，对于作工的观念不同。美国人认为与他作工的人以朋友看待，绝不下视。欧洲人则不同，作工就是下人，学生绝不能作工，也找不着工作。德国人对于学生特别尊重，学生可以免许多税，如房捐、居住税等，学生坐火车可以半价。普通的小过错，学生不受警察干涉，警察不能随便逮捕学生。我们有学生照，须是德国国家大学的学生的，如同有护身符，各处受优待。德国人与美国人不同，德国人特别尊重知识阶级。大学的学生是知识阶级“已升堂未入室”的人，当然优待。若是大学毕业，或得了博士学位，德国人另眼看待，以为不是凡人了。大学生求学的观念也不同，他们以为入大学是求一种特别知识或技能，即以学问为终身事业。所以德国的大学少于美国，而学生普通的程度高于美国。

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知道政治学校没有如何大的研究价值。到了德国在社会上，看见他们整个的受经济压迫，我回到自己房屋里又觉着自己单个的受经济压迫。才知道政治问题是假的，经济问题是真的。政治问题是表面的，经济问题才是骨子。政治学讲的什么国体、政体、主权、领土等等，又讲什么内阁制、总统制、联邦、邦联、国家起源、国家主权等，又讲政府如何组织，国会如何选举，地方如何自治、民权如何保障。总而言之，所讲的都是政治组织体，及政治组织的手段与技术，这些问题是政治中极小而静止的一部分。人类政治生活不在这里，社会上流动的主力也不在这里。有价值的政治学说及政治思想，无不是从研究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出来。现代世界各国大的政治问题，无不以社会经济问题为主干。政府存在与否，视其经济政策之良否，政党的胜败也视其对于经济问题之主张。凡国与国战，党与党争，因阶级不同的斗争，因职业不同的斗争，以及一切由同类关系而生出来的足以拨动政潮、激起民众运动的政治问题，没有一种不是由于经济利益不均或冲突。人民有政治的觉悟，知国家、政府与自身切肤利害而要求政权、干涉政治者，都是因为政治。政策、目的、组织及运动，处处均影响他们的经济生活。

何思源与妻子合影

德国人民在欧战之后，实在不问共和或帝制，不问议会制或独裁制，对于各党也不管他是社会党或民主党，也不顾左边极端的共产党，或右边极端的国家主义派，凡能够稍稍苏解其现在经济压迫的无不乐从。革命以后，大家都是社会民主党，现在（1922年）大家都转向国家主义派。不是政见不坚，信仰不固，乃是经济问题压迫他们不能不这样的。
所以我决计学经济学。我在德国研究的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的静的部分，乃是用“政治学的研究法”研究经济，即是研究经济与政治合一的问题。这种学问是德国人的专长，也是现在世界当头的大问题，如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费边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和我们的三民主义都是用经济政治合一研究的几种结果。

在柏林预备了半年德文，才考入柏林大学。德国大学收纳外国学生与英美法都不同。无论是那一年级，无论是本科或研究院，非得考德文不可。这是很应当的。当时我住在柏林乡下，每天进城得乘20分钟火车，从火车站到大学又得20分钟的快步走。我们在城外住的学生几乎完全是“德国学生化”。每天在家中夹上几块面包，放在书包内。宽裕的学生，面包里夹几块肉或几片香肠。贫苦的学生，面包里边仅仅抹上些树油。中午下课，跑到学校小饭馆内，花半个马克要一碗汤，汤泡面包就是一顿午饭。德国穷学生都这样过穷日子，我在德国一年后，钱快完了，过日子着实谨慎。每天午饭都是吃黑面包，不过是夹上几块火腿，这样似乎是很苦了，但这样的夹肉片，还是贫穷的德国学生所想望不到的。

到西洋留学，路餐是很大一种花销。若在外国专读书本，反不如省下路费多买几本书在中国自读。在外读书的第一步得先明白所在国的民族、文化、历史、经济状况及政治情形。这是学社会科学者最实在的学问。在外留学生的最大利益，就是实地里看见或感觉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发展，各种国家、各种政党、各种政治经济团体、社会团体的运用及动作。这种实际学问是由读书与观察得来的。所以我们到一国读书，必得耳目心口四个机关加紧的活动，方不至错过了好机会。就是除了读书以外，还得用眼多看，用耳朵多听，用口多问，用心多想，先完成第一步工作，然后再专心读书。我自在汉堡登岸踏欧洲陆地以来就心存此念。除了读书以外，还是要想多旅行。幸而德国因马克跌落的缘故旅行便宜，我在德国二年几乎把德国游遍了。

德国人不是很聪明的人，但有一种平心静气永久积极向进研究的特性，他们在科学上的发明和贡献，大多数由于积极研究的结果，不是聪明力所使然。德国人的研究方法和书籍著作的惯性，都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自理论的起源以至实事（实施）的结果，原原本本的一套。如同德国大学者Oppenheimes所著的《社会学系统》一书，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原理，经济政策以至财政、警察等都包括在一块而成一部书。我初到德国的时候很受这种研究法的影响。当时我的野心是做一部经济政策，包括工业政策、商业政策、社会政策、农业政策及人口问题等项，凡是应用政治团体的力量促进或干涉人民经济生活搜罗一块，成一本动的政治学或是动的经济学。在德国已经自社会政策写起，可惜此书至今未成，现在还存在着许多已写的稿子。

因为经济的限制我到欧洲本来预备只住二年，在第二年的下半期，快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忽然得了山东的补助费。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每年山东给补助费一千元，虽然不及官费之半数，但在欧洲当时的生活状况中，还可过穷学生日子。所以我决计不回国，预备再转一个地方读书，于是决定赴巴黎，但又不愿直接赴巴黎。于是，1924年8月30日，一个人离开柏林经捷克国到维也纳。由维也纳赴匈牙利，再由匈牙利回澳国，再赴瑞士，由瑞士才赴巴黎。这一转弯多过了几国的边境，多受几次的税关检查，多走了几千里地，多费了几星期的功夫。英德法三国话都能“懂”（？原文模糊，且用此字），旅行着实便利。当我取放肆态度，无处不交朋友，无处不与人讲话，所以无处不觉着在家一样。虽然一个人旅行，却是不寂寞。

穷学生哪里有钱旅行？我的旅行实在是吃苦的旅行。坐了几千里地的三等火车，还是小事，每到一个地方，先把行李存在车站，各处去找最贱的客店。每到吃饭的时候，各处去找最贱的饭馆。并且常常心里打算盘，计算某处的客店贵贱，某段的火车贵贱。若是坐火车贱于住客店，我就夜里坐车白天游玩。若是客店便宜一些，我就白天坐车，夜里住店休息。这样打算盘实在省钱的很。

我经瑞士的时候，由车换船，由船再换车的换了13次，费了十几天功夫才把瑞士游了个大概。瑞士美丽而伟大的山川，使人心旷神怡。远望着银星点点的雪山，往下看黑森森的松林在青绿的湖水里，气概大而秀，人到此地万愁俱消，忘了天地间一切的痛苦和烦恼。我在德国的爱情失意到此时已丢在九霄云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