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高跟皮鞋和日本的茶室雪隐

来源: 古哥古点

今天经常到欧美特别是日本旅游的朋友，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洁净。这是因为人家的公共卫生做得好。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普通民众的公共卫生观念都有许多应该向别人学习的地方。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欧洲和日本其实在公共卫生的进化方面也都有着漫长的历史和落后的过往，今天“古哥古点”就来为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公共卫生系统

生活在现代化社会的人们，由于高度专业的分工可能已经太习惯于某些生活便利，而察觉不到这些现代化服务背后都隐藏着庞大的运作体系，更不知道这些体系得来的不易。就如同如果没有雾霾，我们许多人就无法意识到天天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是多么的重要。2007年《英国医学杂志》根据一项调查提出在过去200年中，为现代人类健康水平做出最大贡献的，既不是青霉素也不是避孕药，而是卫生设备。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也指出：厕所是现代人类寿命得以延长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现代公共卫生设施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近20年。而且，取得这种进步的效费比是非常高的。根据统计数据，在卫生设施方面每投入1美元，则在医疗开销和健康获益方面大约能得到7美元的回报。不过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人类在支付了惨重的健康代价后收获的认识，在近代历史之前的人们可没有这样的意识。

在近代之前，全世界各个地区文明的公共卫生水平都不高，远远无法和现代相比。但是如果比较历史同时期的中国、日本和欧洲这几个地区的情况，中国要好于欧洲，而日本更优于中国。如果说欧洲人后来强调公共卫生建设更多的是迫于预防瘟疫和疾病的健康压力下的被动行为，中国人早期的排泄物收集体系建设则是出于农业生产需要的自然行为，而日本人建立的卫生系统则是受到其自身洁净文化驱动下的主动行为。所以在技术不发达的前现代化时期，日本自然在公共卫生方面做的最好。

日本宾馆的厕所

日本的净秽文化

保持干净、重视厕所是日本基本价值观的一部分。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家韦恩·法里斯指出，早在公元6世纪日本人就发明了可以冲水的厕所。到了公元14世纪，每天必须洗澡已成为全民生活习惯。日本人的这种洁净观念，主要和神道教的“净秽”理念一脉相承。神道教是一种多宗教、多学说杂糅演化而诞生的日本本土宗教。道教提倡的“清净”观，佛教所说的“净秽不二”，儒学强调的秩序感和仪式感，这些理念中在洁净方面的共同交集演化出了此后日本人对待卫生的文化源头。例如日本有名的红白歌会，这种红色和白色就是神道教中象征着水与火的至纯致净，而日本的国旗也正是这两种颜色。在日语中，“干净”和“美丽”是同一个词：きれい。（发音：绮丽。和中国词汇含义接近。）

日本江户时代

在日本德川时期，日本人长时间内建立了不准食用牲畜肉类的法律体系，所以城市附近没有养殖业，这就大大减少了一类污染源。同时受中国的影响，日本农业文明很早就把人的排泄物作为肥料来源，这点和欧洲完全相反。欧洲人对于使用粪便作为肥料比较抵触，因此难以建立循环回收排泄物的机制。而日本是个地域狭小的地方，尤其是在幕府时期，重要的文明区域仅有现在日本国土的一半大。所以资源非常匮乏，人口又集中，因此粪便不仅不是被人厌弃的东西，相反是紧俏物资。比如在江户时期，当时大量的外地打工者云集在江户城，流动人口占到城市一半。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在城中户籍居民的房屋中，自然会产生排泄物，而排泄物又是有价值的资源，所以这就牵扯到粪便的的产权问题。后来形成了惯例：大便归房东，小便归房客。大家统一把这些肥料出售给城郊的农民，获取财物，并按照规定分配。这些粪便的价值有多少呢？10户人家每年的大便售价折合75克黄金，约等于日本明治早期一个农民的月收入。

战国名将武田信玄发明的日本最早的冲水马桶

当然如果只是因为粪便有回收利用的价值的话，日本是不需要把厕所卫生做的这么好的。中国也有这种粪便的自然回收经济，但是厕所公共卫生水平就差了很多。顺便说一句，今天的中国人年轻一代可能不知道，即使在我们建国后的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还有不少农民到城市里去偷抢大粪。粪便当时也是计划的，有专用的粪票。说回日本，尽管日本古代城市中已经有专门的人员来收集粪便，但是恶臭味道还是难以消除的，不过在当时来看，日本做到的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最高水平了。日本厕所之所以保持的这么洁净很大一部分还是文化上的动力。

日本北九州厕所博物馆

日本文化当中甚至专门有掌管厕所的神，其地位类似于中国的灶王爷。日本学者饭岛吉晴在《灶神和厕神》一书中就说：厕神是日本的家神之一。不过，厕神没有标准形象，各地造型各异，最常见的还是厕之女神。比如福冈就把一个梳着美丽辫子的人偶当作“厕神”。在日本的东北地区，每年1月15日晚，母亲要把厕所里面的电灯关上，然后点燃蜡烛，还要在托盘上放一块切成长方形的年糕，供奉在马桶前面。在福岛地区，小孩出生后的第21天，长辈要抱着婴儿到三家邻居串门，把小孩抱进邻居家的厕所，请厕神照顾孩子健康成长。如果家里生的是女孩，会在额头写上“犬”字再抱进厕所，让厕神保佑女孩将来像小狗一样多子多孙。更久远的时期，厕所还被用来当做产房，也是讨一个孩子身体强壮的彩头。

厕所之神

日本对于厕所卫生的的极端崇敬我觉得都到了有些过度的程度，举个例子，曾经担任日本邮政大臣的野田圣子，她的祖父曾任日本运输大臣，所以她是典型的官二代。不过日本文化强调个人的自立，所以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东京帝国饭店做厕所保洁。有一天，饭店经理来检查，问她马桶是不是清洁干净。野田圣子二话没说，自己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了下去。她对经理说：“就算洗厕所，我也要做的最出色！”

野田圣子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例子很极端，其实有不少日本人曾经这样做。比如日本每年11月10日是“厕所节”。有一次“松下政经塾”举办开学典礼，地点就选在一个公共厕所里举行，其中一项就是所有的新学员动手打扫厕所。稍后，教务长进来视察。他不戴手套直接把手伸进马桶里赤手清理。然后居然用双手从马桶里面捧出一捧水喝了。他对学员说：“松下政经塾是培养政治家的地方。政治家离不开选民就像离不开厕所一样。因此，你们如何对待厕所，也就决定了你们以后如何对待选民。”可见日本人对清理厕所有多么高看。

日本政界的黄埔军校松下政经塾

茶室雪隐

日本文化不仅把清理厕所看做义务，甚至把它当做成了享受，还用上厕所来招待贵宾。日本人为如厕专门制定了雅称。比如按照方位，东边的厕所，称为“东司”；西侧的厕所，称为“西净”；南边的叫“登司”；北边则叫“雪隐”。如果有贵宾来访用传统茶道招待的话，完整的仪式中有三项礼仪是不能缺少的：酒、饭、雪隐。客人雪隐后，如果能真心的称赞这种体验，叫做“瞻仰雪隐”，那么主人会非常受用。下次如果到日本体验茶道，提出要茶室雪隐，别人会知道你很懂行。

东司

总之日本人把如厕文化推到了极致，几乎追求到了禅意的程度。茶师南坊宗启在《南坊录》里就写道：“茶室院子中的雪隐……充满古寂幽情，尽量使用古柱、古琴。厕中道具，岁求古寂，要紧的是用那些新鲜清净的。”

雪隐

当然，在今天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大部分日本人肯定不会再去追求体验雪隐。但是如厕的细节还是做的非常细致。比如为了遮掩便溺时的不雅声音，东陶（TOTO）公司专门发明了一种音乐盒，可以播放优美的声音或乐曲，叫做音姬；

音姬

比如日本为了提供给很多女孩子化妆的空间，特意把洗手间的洗手池和镜子做的非常大而且明亮，故此厕所在日本也称为化妆间；

化妆间

又比如日本的厕所隔间基本没有纸篓，它的厕纸甚至马桶纸垫都是专门制定的标准可以随马桶直接冲下。日本家庭厕所的洗手池都在马桶水槽的上方，这样洗手用水就可以直接作为二次水冲洗马桶；在日本如厕不需要随身携带卫生纸，因为每个厕位都随时保持两卷卫生纸作为标配。

在居家中如厕要更换专门的拖鞋

可以说，日本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能够始终成为最追求洁净的民族，这不简单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其核心还是文化观念。日本的污秽理念之深，一般人是不了解的。中国的皇帝去世，是全国哀悼，而日本的天皇或将军去世，则是“天下触秽”。而由这种极端的厌弃污秽理念产生出的等级观念和种族歧视则是一种负面的影响了。

不爱洗澡的欧洲

看完日本，再来谈谈欧洲。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卫生水平差的连中国都远远不及。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化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前是极端蔑视这些不干净的污物的。

其实，欧洲文明在发端之初，卫生水平是不低的。公元前2000多年，克里特岛就有流动冲水的厕所，而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共浴室也是当时闻名世界的骄傲。可惜自从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公共卫生水平反而一落千丈，或许这是受到了日耳曼蛮族的生活方式和基督教长期信条的双重影响所致。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洗澡对于基督教来说是一种罪恶。比如有记载，许多修道院仅允许修士们一年洗两次澡，而克兰尼修道院规定，整个修道院只能有三条毛巾。同时西方医学家很长的时间里也支持人们要少洗澡的说法，说多洗澡会增加患病的几率，所以当时即使是贵妇人也很少洗澡。甚至有妇女炫耀，她已经十八年没有洗过脸，实在是圣洁无比。

中世纪欧洲沐浴的绘画

当然，并非所有的年代在所有的欧洲地区都如此。比如在意大利、希腊等罗马化程度高的地区，情况要好一些，人们还保存有公共浴室。公元800年的法兰克帝国，由于查理曼大帝加冕称为罗马人的皇帝，所以他也兴建了一些公共浴池。但是，总体上西欧地区人们洗澡是普遍偏少的。为了遮盖浓重的体臭，欧洲人便大量使用香水，这也是香水今天在欧洲普及的起因。

随处便溺的欧洲

如果说少洗澡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欧洲对排泄物的处理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最主要的是人们从来不正视这个问题。

古罗马时期，人们如厕完毕使用棍子来清洁，就像郭德纲相声中说的那种“棒儿”。问题是，这些作为卫生洁具的棒儿不是私人物品，而是公用的。厕所前有一个水槽，棒子就插在水槽里，任何人使用时在水里涮一下就算清洗了。

古罗马厕所

擦屁屁的棒儿

到了中世纪，普通人基本是随处便溺，更过分的是居住在高处的居民每天就从楼上把排泄物扔到楼下。比如1270年，巴黎就出台一项法定，禁止住户从楼台窗户向下抛洒粪便或倒水，否则罚款。然而实际上，居民早就养成习惯，法律难以起到监管效果。因此过了一百年，这条法令又改成，泼粪时要先大喊三声：“小心了，倒水收衣服了！”（Gareà l’eau!）。

不仅平是平民，就连皇家贵族也不重视这个问题。路易十四修建的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居然找不到一处厕所。男人还可以比较容易的方便，对于穿戴繁琐的贵妇们而言，出席宴会实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她们很小就要接受控制排便能力的训练。如果控制不住，还得有其他的措施。例如1533年，英王亨利八世迎娶安娜·波林成为皇后，也就是后来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在欢庆宴会上，两名使女一直在整个宴会期间蹲在餐桌下面，准备接住她的排泄物。两个人一个拿便壶，另一个握纸巾。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欧洲的贵妇们都要穿那种用支架撑开的非常大的裙子了。

安娜·波林皇后

当时的欧洲可以说一片污秽，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整个城市就是一个臭气熏天混乱不堪的垃圾场。贵妇们出行一趟要非常小心，稍有不慎就会被污物袭击。我们现在熟悉的高跟鞋、宽檐帽都是那个时代发明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随时可能碰到的粪便和垃圾。高跟鞋可以减少裤脚接触地上的污物的机会，宽檐帽可以保护衣服不被从天而降的垃圾弄脏。甚至男士走在女士外面的习惯都是准备随时替贵妇人阻挡飞来的横祸。

然而搞笑的是，当时的人竟然认为垃圾很吉利。城市的粪便倾倒入河道，河水又是居民饮用水源。所以中世纪欧洲人一半以上的人都死于传染病，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城市的人口在中世纪始终超不过十几万的原因。

1866年《死亡的药房》漫画表现的瘟疫灾害

欧洲的君主们也想过一些办法治理这个问题。比如法国规定每家必须有自己的粪坑，而且还征收了尿税。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西欧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公共卫生问题终于引发了危机。

约翰·斯诺医生

十九世纪初的伦敦泰晤士河，已经成了一个大排污池。1831年,一场瘟疫夺去了6536人的生命,而随后的1848年大瘟疫，整个英国死亡50000人，其中伦敦就死掉14000人。严重的危机终于促使政府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约翰·斯诺医生第一次认识到人们随意的排放粪便污染了水源是这次危机的原因。伦敦开始修建排污地下管道，遏制了疾病的蔓延。而随后逐渐普及的公共厕所，终于使人们进入了现代公共卫生的便利时代。

1832年牵着泰晤士河污染的漫画

公共卫生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其实作用巨大。根据联合国《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因饮用水和卫生问题致死的儿童人数高达180万，超过所有地区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我们今天能够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干净的地区，其实是一种幸运。任何一个地区的文明发展程度都和其所处的阶段以及民情文化相关，我并不想简单的去评论。只在最后奉上清朝褚维垲所作的《燕京杂咏》一首，对比一下日本当时的卫生情况，或许从中我们每个人都能思考些什么。

“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