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时代: 美国禁酒令背后的理想主义色彩

来源: 政治学的困惑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名贤集》

酒的危害想必不需要多讨论，只要上百度输入“酒误事”，底下就会联想出很多很多，“鲁智深酒醉五十”、“曹植酒醉误事”、“张飞醉酒误事”等等。这些大多是个人因为贪酒而自食恶果。

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魔鬼的甜酒”却被认为是犯罪和贫困的根源，甚至将酗酒认定为所有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贫困、旷工、虐待妻子和孩子以及其他的暴力行为。对酒精的批评如此之强烈，禁酒运动也同样声势浩大，以至于最终在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18条修正案：

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致醉酒类，并且不准此种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

与此同时，这条法令一直饱受争议。可以说“没有哪条法律像第18条修正案这样，在获得如此多强烈支持的同时，又受到如此多的反对，也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条被最终废止的宪法修正案。”

那么这样的一条法案是如何在一百年前的美国得以通过，又是否达到了其目的呢？今天小惑带大家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以禁酒令为例，看看那个道德高涨、社会激荡的进步主义时期。

禁酒令时期有很多地下酒吧，装上厚厚的门扉、挂着毫不显眼的招牌。这种酒吧一直影响到了后来，例如《调酒师》里面的这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是什么样的一幅景象呢？有学者这样描述：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显著，贫民窟比比皆是；劳资冲突加剧，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市场出现垄断，资本支配权力，政治腐败蔓延；妇女、黑人和移民未入主流，处境艰辛，社会平等和正义面临挑战；传统道德沉沦，犯罪现象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尤其是人正在成为经济动物和金钱的奴隶，资本主义赖以兴盛的价值体系遭遇严峻考验，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处于失谐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禁酒运动作为进步主义时期一场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活动出现了。人们将社会中各种矛盾都归罪于酒精，并认为禁酒就可以解决这些令人头痛的病症：

禁酒可以减少买酒的开销，进而避免造成贫困；

酗酒之后容易产生家庭暴力，后者在当时严重伤害着家庭中的女性和孩子；

酗酒还会造成旷工、斗殴等等不良后果，给工人们造成坏的影响；

与反托拉斯运动的结合，人们还认为酒精工业就是全国最邪恶的托拉斯，酒馆则是城市罪恶的橱窗、腐败的温床，是藏污纳垢之地……

保守的清教徒早就对酗酒不满了。“酒即罪恶”的戒律使得很多清教徒村落一直以来都有禁酒的传统，可是在19世纪后期，大量涌入的移民、快速发展的城市中那自由享乐的文化，以及教堂的逐渐式微，都对这种传统大有冲击。不忍目睹社会道德在酒精的浸泡中不断败坏，清教徒们坚定地联合起来守护珍贵的传统。1895年，华盛顿“反酒馆同盟”成立，这个强大的禁酒团体从新教思想中汲取力量，始终在推动禁酒立法的实现，希望通过禁酒来重铸过往的美德。

而在家庭之中，妇女扮演了主力军，禁酒运动成为了妇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期对抗酗酒引发的家庭暴力、疾病和贫困。在1873年底，俄亥俄州的希尔伯兹拉和密歇根州的艾德里安等小城中产阶级清教徒妇女发起了禁酒“圣战”运动，手拿圣经在酒馆门前祈求酒馆业主关门停业，但招到一些酒馆业主暴行，她们的行为赢得了社会广泛同情与支持。几个月，有1000多家酒馆被迫关闭。1874年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成立，利用政治渠道提高妇女的社会影响，把妇女的禁酒改革纳入主流政治，想要把禁酒演变成全国关注的焦点问题。等到1911年，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有24.5万会员，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妇女组织。

在这样的潮流交织下，禁酒成为当时的潮流，成为进步的标志，禁酒运动与当时的其他社会改革运动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而禁酒主义者也成为政党选举中的一大势力，政治家和政客们当然不愿意放弃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表现的机会，为拉选票争先恐后地主张禁酒。

而在最后成为导火索的助力，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时期，节约粮食而不是酿酒显得合情合理，来自德国的酿酒技术、酿酒师，甚至啤酒本身都在本就很低的评价上遭受了更甚的敌视。在不断的努力下，禁酒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宪法第18修正案。

对于禁酒令的发布，这些投身于运动中的人们无不怀抱着乐观的期待。

一位保守宗教组织的领袖对禁酒的未来这样描述道，“眼泪统治的时代就要结束了……贫民窟将很快成为记忆。我们将把监狱改建成工厂，把囚房变成仓房和粮库。男人可以挺胸走路，妇女会面挂笑意，孩子们将欢笑。地狱将永远没有住户”。美国反酒吧协会说得则更夸张：“午夜零点开始……一个新民族将要诞生”！

法令可以将一种行为非法化，但无法改造人性，更无法否认市场规律。法律宣布酒类为禁品，但却不可能从人的心中清除喝酒的欲望。在法令的压力下，人们只好去饮用一些替代品，或者去被扭曲为黑市的市场上购买：一个价格和行为都被扭曲的黑市。这最终使得人们对禁酒令的所有期待都一一落空。

一条一条来说。

首先是酒精的替代品。为避免犯罪，人们另辟蹊径，买来一些酒的半成品在自己家私酿，然而这种私自酿酒时常会有不安全的卫生问题。有些人还会去偷喝工业酒精。据美国官方记录的数据统计，每年美国的工业酒精都要失窃5000万加仑，而整个近14年的禁酒令时期因为喝酒中毒而死人超过1万人。

在俄罗斯的禁酒时期，很多俄罗斯人会引用这种沐浴露作为替代，甚至有一些沐浴露就是为了替代酒精存在的。

这种酒精的替代品主要伤害到的是民众健康。而黑市则用奇妙的方式使得禁酒令的愿望一一落空，首当其冲的便是酗酒。根据上世纪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禁酒令时期人均啤酒消费比战前下降3/4，但烈性酒消费量上升10%。对于私酒贩子来说，承担着同样的风险，更多地走私值钱的烈酒是划算的。然而无论是酗酒还是酗酒引发的暴力，啤酒都要比烈酒好得多——可是在黑市，就没有那么多选择了。

禁酒令摧毁了酿酒工业，却把酒的价格狠狠提升了；酿酒工业的工人们都失业了，走私贩子却变成了新兴的热门职业。根据1928年经济学家欧文的研究发现来看，自1916年以来，一夸脱啤酒价格增长600倍，杜松子酒涨了520倍，威士忌150倍以上。正是因为法令的禁止，才造就了这一行业的超额利益，进而吸引了民众的参与。据统计，从1920年至1932年，共有75万人因违犯禁酒法而被捕，罚款总额超过7500万美元，没收财产2.05亿美元。

清朝的禁酒时期，也有官员意识到：“夫小民之趋利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烧锅禁则白酒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则私烧之利什倍。什倍之利之所在，则民以性命争焉。”据说汾酒正是在清朝的禁酒政令下得到了大发展。

现在名气最大的私酒贩子应该是盖茨比。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书中提到的“药房”，就是贩卖私酒的地下渠道。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他赚到巨额财富、迅速崛起的方法正是通过这些药房来贩酒；而他那迷人、浮华的酒会，也在鸡尾酒之中彰显了额外的叛逆感。这也很明确地表示了一点：盖茨比不是个独行侠，他在当地就有势力笼罩，这才让他能在禁酒的时期大办酒会。

禁酒令被期待可以整饬社会道德，然而其结果却是引出无数犯罪活动。黑市也需要自己的秩序，可是在这个非法的领域，他们无法通过法律解决纠纷，便只能诉诸暴力和火并。大量胆大妄为之徒和黑帮聚集，犯罪率急剧上升，尤其是帮派犯罪活动猖獗。犯罪滋生，警察也随之大规模腐败，因为私酒贩子会想尽办法买通警察或结成帮派。我们看到，好莱坞在20年代一起步就形成警匪片，这也与此密切相关。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美国往事》描写的就是禁酒时代与酒有关的犯罪分子的生活。

黑市的规模很大很大。1924年前后，每年大约有400万加仑酒流入美国市场，非法酒销售点在20到50万个间。走私酒集团犯罪大幅增加，纽约最有名的阿诺德·罗斯坦恩走私集团，有一个巨大的跨过走私酒供应网络，北有加拿大，南有西印度群岛，西有英格兰。它的主要业务是自己酿制或走私进口包括啤酒、烈性酒和葡萄酒等，向零散的地下酒馆提供私酒买卖保护等。从古巴走私朗姆酒的同时，还利用快艇贩卖外国移民到美国。

高利润、动辄使用暴力的酒品黑市的繁荣，敲诈勒索因为执法官员的腐败而盛行，烈酒的走私利润较高使得烈酒反而更为流行，美国的黑社会开始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警察也日益腐败，犯罪率不断上升。更重要的是，酒业的非法化使得政府在承担税收大量流失的同时，承担起了庞大的执法成本。在后来罗斯福新政中取消禁酒令后增加的税收有13.5亿，约等于二十七座胡佛水坝的建设费用。这让禁酒令的实施愈来愈困难，而其全面的失败则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禁酒令的全面失败：

健康：私酿酒、工业酒精、走私的酒都很不安全，私酒贩子经常粗制滥造，甚至用酒精勾兑。据说，鸡尾酒在这段时间的迅速发展也有遮掩私酒口味的原因。

贫困：酒价上涨，使人们需要花更多钱。酿酒产业被禁止也助力了经济不振及工人失业的局面。

暴力：面对同样的走私成本和风险，私酒贩子们更倾向于烈酒，而不是酒精含量低的啤酒。更高的酒精度数导致了更易出现的酒后暴力。

道德：所有喝酒的人都不得不变成了伪君子，社会充满了伪君子。

社会稳定：黑帮兴起，官员的腐败以及徇私舞弊现象风行。

禁酒令的全面失败也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在很多地方这种非法商品被拿到台面上光明正大地买卖交易，就连许多曾经地支持者也转变阵营，呼吁对酒精的开放。1932年罗斯福将开放酒禁作为竞选总统的政治纲领之一。1933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次年，随着犹他州作为第三十六个签署此驰禁法案的州，美国的全面性禁酒终于寿终正寝。

在一战前，人们将社会的所有颓唐都归咎于酒精；在大萧条时期，民众却热切地要求开放酒禁——毫无疑问，这条宪法修正案已经合法性扫地了。

在禁酒令结束后，教父的“橄榄油公司”因来自合法卖酒商店的低价竞争，失去了所有来自酒品黑市的利润，不久后很多黑帮转而贩卖毒品。

在上面的讲述中，禁酒运动以及禁酒令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最终通过的这种一刀切极端法令也无疑动摇了它的合法性。

对此，我们很难不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是什么造就了禁酒令的极端化？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推进着这场运动的进行？而作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禁酒运动是否与进步主义时期的大背景具有更深层的牵连？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回顾那个时代的背景。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时代”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禁酒运动也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将禁酒运动放在进步主义时期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或许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思潮涌起。

自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经历了巨大而且快速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工业化，从一个农业社会快速地转变成工业社会，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变成以大公司为核心的公司资本主义。兴起的工业部门不仅吸纳了美国本土农业的剩余人口，也吸纳了欧洲经济的剩余人口，大都市容纳了过去的农民、欧洲来的移民以及城市居民。

一位在1900年访问美国的英国人写到的：“在美国的生活是一年四季都旋转在电话、电报、留声机、电铃、汽车、电梯和各种自动化机械中”。1900年时美国人拥有大约8000辆汽车，而到1920年这个数字已达八百万。在1910年时‚美国的家庭已经开始使用各种极大地改进生活质量的商品，例如电扇、洗衣机、空调清洗机、洗碗机、加热器等。现代的都市生活以一种日新月异的高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在另一边，快速的变化也伴随着大量的社会问题。资本和产业的集中一方面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另一方面也使得私人财富开始积累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的权力。在产权不清晰的时代，基于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自私自利短视的行为引起了各种社会成本和环境代价，包括工业污染、资源掠夺。工业化引发的城市化，让大批人口前所未见地密集地居住在了一起，这大幅度地提高了城市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欧洲移民与农村劳动力的涌入更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

然而，尽管经济与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却仍然是18世纪已经制度化了的有限政府和后来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这使得国家治理结构不仅无法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变迁形成的各种问题，甚至其本身也会变成问题的一部分。代议制民主在州和城市里都遭受挑战，贫民窟、犯罪和贫困的蔓延却没有好的应对方法、妇女及儿童的劳工问题、工业，铁路和银行等行业的高度垄断，都开始影响每个美国人的生活，然而个人却几乎无法对这些影响到他们的因素进行哪怕最小的控制。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紧张状态，两次经济萧条、平民党政的兴起、持续不断的工人罢工，商业利益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新的价值体系与旧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都越来越明显。

这样进步与混乱并行、繁荣与破败交织的局面，成了每个大都市的共性，人们将之成为“白色城市”与“黑色城市”。这个称呼来自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在一群长达 633英亩的鲜亮的白色展览馆中，人们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在工业、技术和文化方面的成果；然而在另一面，许多街道的路面都很糟糕，少有照明设施；街道上到处是垃圾和动物的尸体；贫民窟、污水引发的霍乱、烧煤的烟囱中冒出了滚滚黑烟、婴儿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又让来访者无法不对这座城市皱起眉头。

一体双生，混乱和秩序并行，与英雄联盟世界里的皮尔特沃夫和祖安一模一样。

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各层广泛参与，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运动，以探索解决问题的新出路。这场运动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揭发黑幕、政府干预市场、反对垄断、调整劳资政策、自然资源保护、贫民窟问题、劳工权益保护等等。

许多传统的认识也随之改变，主张对个人行为施加社会控制、用集体主义来弥补个人主义不足的“新个人主义”成为主流的思潮，政府的干预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必要保护。人们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现代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同样重要。这些思想充满了对早期理念的颠覆。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美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道德问题，将“进步”定义为远离邪恶，迈向更纯洁、更文明的生活形态的一段历史进程，特别主张通过道德的复兴，运用伦理的力量，来重建遭到工业文明破坏的社会价值体系。

进步主义运动与法律发生了强烈的互动，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改革都是借助法律而推行，改革的成果也体现在法律上，突出表现在大量管制立法、社会立法和道德立法的出现——禁酒令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至此，我们会注意到夹杂在禁酒运动中时代变更的焦虑，以及由恋旧引出的理想主义浪潮。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社会矛盾被集中体现在了饮酒这一生活习惯上；而在理想主义思潮下，禁酒运动表现为一种情绪导向、态度导向的社会运动。人们对于饮酒的认识也充满了道德上的想象和期待。然而这种期待更多的是“道德上的幻觉”，并非基于理性、对现实的把握。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宣传中得到佐证。酒精仿佛成了一个包打天下的替罪羊，无论是家庭内部的暴力问题、市政的贫民窟、经济层面的贫困和失业问题，其罪责都被安放在这只羊的头上，就仿佛它是一个潜伏在人间、罪大恶极而又无所不能的恶魔，造就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然而这种简单化的处理，却让人远离于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工业垄断、政治落后、权利失衡，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因此而得以喘息。

都替罪羊了，身上写的是什么重要么？

我们会在一些涉及道德、“触目惊心”的领域找到类似的事情。例如消除卖淫现象的运动。

“芝加哥，一年间至少发生了 15000次卖淫交易。”当这一统计结果被公布时，那些公开表示厌恶社会丑陋现象和犯罪行为的上流社会精英们大为震惊。随后，大众杂志上刊登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轶事，讲述着某些体面文雅的女孩被灌药后遭人绑架，最终被迫进入那些臭名昭著的妓院卖淫的经历。因此，1910年美国国会通过《曼恩法案》，规定基于不道德的目的，将任何妇女运送出州界，均属违法。“结果是年轻的爱与年轻的情欲，如今附有让男性坐牢的风险。不用说，这些法律并未终结荷尔蒙的渴望”。

实际上，曼恩法案并没有起到作用，自愿的卖淫才是常态。卖淫者大多都是贫穷且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她们为了生计不得不从事卖淫的工作。一个社会支持体系和一套支持就业方案——这是解决卖淫问题所真正需要的。相反，麦恩法案更多做到的，“是年轻的爱与年轻的情欲，如今附有让男性坐牢的风险。”

前两年，特朗普赦免了杰克·约翰逊，第一位黑人重量级拳王。他因携带白人妇女（未婚妻）越过州界，被认为触犯了《曼恩法案》，以贩卖妇女罪被起诉，判处1年有期徒刑。该案被认为是一件严重的司法错误。

进步主义者不太倾向于对社会进行广泛的批判，他们更容易将注意力聚焦于广泛关注的、明显的问题上，很少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实质性的贡献。198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时的进步主义改革家所作出的大部分努力，都只是周期性、暂时性地支持急需帮助的人。

社会政策改革者聚集在城市诉说着时代心声；我们很难说这种心声有多少是情感导向的，又有多少是理性导向的。同样是一战前社会改革重要议题的童工问题，完全指向的是工业化生产中的儿童，而农村中占到农业劳动力60%的童工则没有被注意到；保护女工远离危险性和剥削性工作环境的运动也只将视线停留在工业中。农村地区不仅处于失语状态，也被广泛地忽视了。

我们必须注意到禁酒运动背后有不容忽视的情绪因素在起作用，这种源自于社会变化和文化冲突的不安、恐惧，不仅仅招致了对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和热情，也招致了希望能迫切改变社会的急功近利，以及高涨的理想主义——这最终表现为一种兴致勃勃地、希望改变不合意社会现象的自大和冲动。

这种自大在秋风老师一篇名为《经济学家与禁酒令》的文章里被着重讨论了，他在那篇文章里谈到狂热鼓吹政府禁酒的经济学家埃尔文·费雪。费雪教授不仅写了三本书支持宪法第18修正案，还写了一本书论述酒精的危害，“不过，费雪对禁酒法案作出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于18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用数学方法探究价值与价格理论》中。在这篇论文中，费雪试图区分出两种效用，一种是“不可能有用的”效用，一种是“确实有用的”效用。既然如此，那么，政府当然就有责任、也有权力禁止那些对于个人没有益处的东西。”

那么，如果有一些东西天然容易让人上瘾，或者人们缺乏足够坚强的意志，或者人们容易因为无知而受骗，就需要其他人来替消费者做出选择。“这是当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论证。这背后隐含着一个前提：政治人物和官员比公众更清楚，什么对人体有害，什么有益于个人的健康和发展。”

显然，与沙弗利茨对管理主义的评价一样，这背后是一种“爸爸知道更好的”自大、骄傲以及权力崇拜。而这种态度之所以能成就为主流意见，正是不安情绪、急功近利，以及那不容妥协的理想主义交织而成的复杂心态所引致的。无论是将事物简单化的替罪羊倾向，还是粗暴的一刀切，抑或是快速转向的注意力以及被这种注意力牵着走的政治活动，其背后都有着这种“情绪主导”的因素在。

面对一场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充满社会关怀的实践，完全的批评显然是不公正的，关心社会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主义时期的许多实践都切实地起到了作用，甚至有学者将之称为“美国的第二次建国”。这都为后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进步主义遗产。这些都不是这篇文章希望否定的，更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否定的。

笔者所希望谈论的，是将禁酒令作为一个例子，来窥见那个时代的热情的另一面，是令人盲目的热切。正如一位研究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的学者对进步主义时期终结的评价，“这是美国天真无邪时期的终结”，充满热情的努力无法不让人为之感动；但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而言，冷静和热情、理性和共情，皆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