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存废之争：桂系、蒋介石对全局的角逐

作者: 张皓

摘 要：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与存废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对全局的角逐。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是双方协议分占东南与两湖和“蒋桂相安、共同北伐”的必然结果。它成立后在对两湖的“治理”尤其与蒋介石的财政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当时各政治分会中的典型和蒋介石的眼中钉。它的撤销，既是桂系在这场角逐中败北的必然结果，亦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分权共掌”而是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1927年至1929年，是国民政府逐步建立至国民党新军阀发生混战的政治格局剧烈演变时期，桂系、蒋介石展开了对全局的角逐。在这场角逐中，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存废引人注目。桂系专门发布通告，称它全称“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简称“武汉政治分会”[1]，足见重视程度。由于学术界尚未探讨过，下面就来探讨。

一、从瓜分地盘到“蒋桂相安，共同北伐”：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

首先要探讨的，是武汉政治分会怎样成为桂系角逐全局的工具和桂蒋之争的焦点。它的设置取决于各派政治关系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它既是桂蒋之间瓜分两湖与东南的产物，又是“蒋桂相安，共同北伐”的必然结果。

第一阶段自1927年上半年的迁都之争至1928年1月蒋介石的复职。随着桂系、蒋介石、唐生智三方关系的变化，桂蒋间对武汉政治分会设置的态度发生变化。国民党二大规定除在国民政府所在地设置中央政治委员会外，得在“各重要地点”“分设政治指导机关”[2]。据此，蒋介石提出迁都南昌，武汉改设政治分会。而武汉方面强调不能只成立相当于“省政治指导机关”[3]的政治分会。此时，由于两湖实际上为唐生智控制，迁都武汉对桂系也不利，它只能暂时“死心塌地拥护蒋介石”[4]。不过，它反对迁都南昌，强调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5]，建议开府南京。

南京开府和宁汉合流后，三方间关系发生新变化。蒋介石在桂系逼宫、唐生智东征、孙传芳全力攻宁三重压力下避开锋芒，于8月14日宣布下野。桂系乘机控制宁沪一带，白崇禧出任淞沪卫戍总司令；接着联合西山会议派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之职权”，下令“各地政治分会，限于十月一日以前取消”[6]。唐生智先前反对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此时却联合汪精卫集团成立，指责桂系以特委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党章上毫无根据”[7]。桂系讨伐唐生智，指责他“盗用政治分会名义，窃据两湖”[8]。唐则宣称“本分会所属区域内一切党务政治军事，悉归本分会指导，不受任何机关之干涉”[9]。

在此之际，蒋介石11月10日从日本回国谋求复职。他要复职，一则须铲除特委会，二则须把桂系军队从宁沪地区赶走。为此，他：其一，做出支持唐生智的姿态。他派代表到汉口对唐说“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退到湖南去，保存实力，徐图再举”[10]。唐采纳其建议，通电下野，所部退守湖南。其二，与汪精卫“共同筹划制桂之计”[11]，称“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欲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12]。汪则企图攫取广州，与蒋合作上台，因而于17日制造了“倒李 (济深) 驱桂”的广州政变。这两招针对与桂系后方广西唇齿相依的广东与湖南而来，迫使其让出东南数省。桂系对唐用兵目的是占领两湖，将之与两广连接起来。广州政变发生时，桂系已得湖北，正兵向湖南，形势对其有利，因而：其一，继续进军湖南，并与李济深联合镇压广州政变；其二，反对撤消特委会，强调该会“实即目前党的最高机关，绝不容一二人之意见，则欲对特别委员会谋所推翻”[13]；其三，反对蒋复职，有电称“倘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则汉口桂系将领立见脱离”[14]。因此，蒋一度表示“对于总司令一职决不再就”[15]。

蒋介石与桂系领导李宗仁、白崇禧

但此一僵局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后很快改变。蒋介石抓住机会，发表谈话强调或者由他“亲自回粤督师”，李济深“留守南京”，或者李济深回粤督“剿”；否则由汪精卫集团负责镇压，实行“粤人治粤”。此招相当厉害，如果桂系不同意复职并“让出上海地盘，听浙系支配”，他就率军前往广东，或由汪精卫集团占据广东，如此李济深不能回粤，粤桂不能结成一体。对桂系和李济深来说，粤桂联盟非常重要，广州势在必得。李济深“窥悉症结所在”[16]，要求桂系让步。桂系同意，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其一，白崇禧淞沪卫戍总司令一职由熊式辉代理，“两湖及粤尽归桂系，浙苏闽归浙系”[17]；其二，桂系同意撤消特委会并通电赞成蒋复职，蒋同意赋予李济深收拾粤局的全权。据此，双方各自收获颇丰：对蒋来说，浙苏闽三省落入其手，他本人于1928年1月4日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桂系来说，李济深进抵汕头“平粤”，粤桂形成一体；对湖南战事的结果“使两湖与两广在地理上连接起来，它所处的战略地位，较蒋氏所统治的华东几省远为优越”[18]。

可见，武汉政治分会一开始就引人注目。随着第二阶段即从蒋介石复职到1928年5月下旬桂系宣布参加北伐的到来，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成为桂蒋之争焦点。

蒋介石复职后计划于1月10日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取消政治分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7日恢复成立时决定中政会11日恢复，并由之即日议决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这遭到桂系的抵制，虽然它在夺取两湖过程中解散了唐生智的武汉政治分会，但随后认为这个工具更有利，因而主张仍须保留。就在蒋介石计划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这天，它强调只有“团结忠实同志”，才能“内固党基，外攘强敌，继续北伐”[19]，召开全会的条件是“党内纠纷，四次会议开幕后定可分别获得正当解决”[20]。在这情况下，中政会恢复时未议决取消政治分会，仅提出由全会来讨论；全会也不能按期召开。见此，蒋介石表示“一切政治制度，必须以建国大纲为基础，遇到实际上困难莫决的问题，也要以建国大纲为最高原则，拿来作解决一切的准绳”[21]。建国大纲第17条规定，在训政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22]。虽然国民党各派在不同时期不同利益下对此条的解释各不相同，但在这里蒋实际上做了让步。这样，二届四中全会2月2日至7日终于召开，规定各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桂系所提“党内纠纷”解决的焦点就在于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第四集团军的组成问题。为此，它在是否参加北伐奉系集团的问题上做文章。在1月25日桂系兵入长沙后，蒋介石多次提出“湘鄂战争已告段落”，“目下北伐时机正属适宜”[23]。他之所以督促桂系参加北伐，原因之一即担心两湖桂军乘他北伐之机“可以轻而易举地沿江而下占领南京”[24]，而白崇禧又明确提出“停止北伐”，“召集正式国民大会，以解决全国纠纷”[25]。由于两湖两广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当时又盛传“湘鄂粤桂将来通联一气之后，此四省之反蒋团体，必另组联合机关”[26]，蒋担心武汉政治分会变成这种机关。在不得不同意设置后，他提出由与湖南关系密切的谭延闿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桂系坚决抵制，并以分裂相威胁，宣称“湘鄂应自行发挥党治，以为全国之倡”。蒋介石只得让步，国民党中央2月28日决议“其派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谭延闿赴武汉一节，作为勿庸议”[27]。3月7日，中政会决议设置武汉政治分会，以李宗仁为主席。

虽然中政会已作出决议，李宗仁也宣布即刻赴汉就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但该分会还不能成立，因为“蒋桂相安”的问题并未解决。在回答蒋介石再次督促出兵的电文中，桂系强调本想早日北伐，但因“权奸政客，百端捭阖”而“稽延时日”[28]!“权奸政客”，不仅指程潜，还包括蒋，因为：其一，蒋策划“新附”桂系的第44军军长叶开鑫“中途倒戈”[29]；其二，中政会议决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时，未议决委员人选。为换取蒋同意由桂系控制两湖，桂系不得不在上海问题上让步。白崇禧虽然已同意熊式辉代理淞沪卫戍总司令一职，但未正式辞职，因此时人认为“淞沪一带，依然为桂系之势力”[30]。到3月22日，他才“恳辞”。蒋立即布置钱大钧、方鼎英两部于宁沪一带，并以钱接任淞沪卫戍总司令职。这样，“蒋桂相安”的局面基本实现，蒋4月5日放心率领第一集团军北伐，中政会亦于11日终于议决武汉政治分会的委员人选。

接着，桂系着力于“联蒋倒程”，然后才能与蒋“共同北伐”。本来，桂程联合“西征”，曾有鄂归桂、湘归程的协议。但4月中旬白崇禧声明“在湘粤未肃清前不北伐，绝对拒绝移师北伐之调停办法”[31]。蒋介石一时不表态，只是在5月3日日本制造阻止北伐的济南惨案后因急于要桂系出兵，才同意对程潜动手。于是，桂系21日扣押程潜，指责他“排斥异己，尅扣军饷”，“倘仍任其主湘政，兼治军旅，势必形同割据，贻误无穷”[32]，只有依据政治分会暂行条例关于“遇非常事变，得依委员出席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决议为紧急处分”规定，将其“暂行监视”，要求“明令免去本兼各职”[33]，蒋同意，条件是任命谭延闿系统的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这为后来倒桂做了铺垫。李宗仁见“联蒋倒程”目的实现，于27日致电“拥护蒋总司令共同北伐”[34]。这样，桂蒋终于“共同北伐”。在这过程中，李宗仁18日就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日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综上来看，作为桂系“治理”两湖工具的武汉政治分会，其设置取决于桂蒋的角逐情况。双方瓜分两湖与东南，是武汉政治分会设置迈出的第一步，实现“蒋桂相安”是第二步，扣押程潜实现“共同北伐”是第三步。以李宗仁通电就职为标志，武汉政治分会终于成立，蒋桂双方旧一轮角逐结束，新一轮开始。

二、桂系的“重心所寄”：武汉政治分会的组织与职能

桂系对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时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发表宣言称“值北伐即将完成，军阀相继崩溃，本会及时成立”[35]。它“及时”成立后，形成这样一个政治格局：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名义坐镇唐山，指挥部设北平，虽然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先后为李石曾、张继，但桂系成员说白“以前敌总指挥身份兼任北平政治分会主席”[36]；与桂系结成联盟的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坐镇广东；李宗仁坐镇武汉。这一格局显示出桂系从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迄燕蓟，武汉政治分会处于中间，是桂系的重心。因此，李宗仁称它成立的意义重大，要以它“去对付叛党误国的无耻败类”[37]。这一目的是否达到呢?有必要对它的组织作些探讨。

桂系组成了以武汉政治分会委员、秘书处和财政委员会三位一体的组织系统。在中政会所议决的委员中，除程潜被扣押、桂系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不必多说外，其余委员的情况列表如下：

根据3月1日公布的《政治分会暂行条例》关于“委员中兼任该地域最高级政府职务者，不得过政治分会委员全额之半”[38]的规定来看，武汉政治分会以委员身份兼任省政府主席的仅张知本、鲁涤平两人，兼任厅长的亦仅严重、刘岳峙两人，符合此规定。但是，上表说明，虽然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名额及人选由中政会决定，实际上取决于桂系的打算及桂蒋之争情况：其一，委员主要来自湘鄂两省，鄂籍4名，湘籍3名，除李宗仁、白崇禧外，桂系其他桂籍成员并未出任委员，这是桂系两大企图的体现：(1) “鄂人治鄂”。张华辅、胡宗铎为桂系鄂籍成员；另外在“湖北三杰”中，除张知本任委员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外，张难先 (湖北沔阳人) 、石瑛分别担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2) 设法控制湖南财政，湘籍委员的遴选与湖南财政厅长人选有关。李隆建虽为委员，但不得不“辞”财政厅长之职，桂系要刘岳峙“勉为其难”继任。其二，委员的遴选，可以保证桂系的大政方针通过武汉政治分会得到贯彻。武汉政治分会会议“每星期开会二次”，于周二、周五举行；“遇有特别事由得由主席随时召集”[39]。李宗仁强调：“寻常事务由本主席先行处理，俟开常会时再行提出报告，其重要事务则经常会或特别会议决后再付执行，以期敏捷。”[40]会议由他主持，他不在武汉时“公推”张知本主持。至于出席，一般为张知本、胡宗铎、严重、张华辅等人。白崇禧坐镇唐山，鲁涤平在长沙，照例请假。陈绍宽、刘岳峙、李隆建如在武汉则参加，一般请假。其三，在各委员中，桂系成员自不必说，其他也均与蒋介石有矛盾而与桂系关系密切，如严重本任第21师师长，在蒋压迫下被迫辞职。张知本属于西山会议派成员，刘岳峙是湖南国民党右派的头子。只有鲁涤平和陈绍宽例外，鲁是桂系、蒋介石、谭延闿三方在湖南角逐的表现。陈绍宽与桂蒋双方关系均密切，他曾与桂系合力大败孙传芳，并率舰队协助桂系攻打唐生智；蒋桂战争爆发后，他率舰队护送蒋攻打桂系，占领两湖。

至于秘书处，它不仅是李宗仁行使权力的工具，也是幕僚机构。秘书长“承主席之命综理本处事务，指挥监督所属职员”，李宗仁邀请翁敬棠担任秘书长。翁为福州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曾任最高法院刑事庭庭长、民事庭庭长，自此与桂系关系密切。秘书处设总务、文书二科，科长分别由王逊志、李载民担任，王逊志跟随李宗仁，李载民跟随白崇禧。总务科设机要、收发、交际、会计、庶务、保管、缮核7股，文书科设撰拟、法制、议事、纪录、编译、党务、宣传7股[41]。此外，武汉政治分会还“分别外交、民政、司法、教育、实业、建设、财政、军政各等项，由秘书处指定秘书另掌之”[42]。可见，秘书处层级清晰，分工明确，职责分明。这种设置违反了《政治分会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条例虽然规定各政治分会可设秘书处，但其职责仅为“掌理记录、文书、会计、庶务等事项”[43]，武汉政治分会秘书处的职责却涉及党务、政务、外交、财政、军事等各个方面。

秘书处成立后，武汉政治分会在对两湖的“指导”与“监督”及日常行政事务中作用显著。随手从武汉政治分会逐日办事情形表中摘取8月2日的情况如下[44]：

秘书处的事务极为繁忙，一天之内有这么多来文去文，内容涉及政治、财政、治安、司法以及对两湖以外其他机关与人员的关系等等，有省政府呈覆备案的，有厅和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之类不属于政府的机构请示的，有个人直接提出申述的，由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备案、批复、批示、训令或发文进行“指导”。结合其他情形来看，武汉政治分会的“指导”程序更为清楚：对外，它直接训令省政府所属各厅而不经过省政府，各厅组织条例也由其核准施行；它直接训令县长甚至县司法委员，即使二届五中全会规定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之后，它依然如故。对内，主席直接向股长下令而不经过秘书长、科长。这一切，一般由秘书处根据李宗仁的指示或武汉政治分会会议的决定办理。

进而言之，表中内容还反映了武汉政治分会施政原则的实施情况。它在成立时宣言以“与党更始”、“与民更始”为施政原则，前者提出“所有过去纠纷轧轹，完全抛弃，不得再有派别之分”，这是警示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后者规定“首当解除民众生活之障碍，再则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其最低限度，尤必先厉行清乡，整饬吏治，使人人皆能安居乐业”[45]。它要求两省政府“各就现时状况拟具最低限度之行政纲要”，呈交“核议施行”[46]。在两省政府呈交之后，它核准、综合成两湖施政大纲，公布施行。从表中看出：其一，关于与湖南省政府的关系，只见武汉政治分会批复申述人向湖南省政府呈述和向该省教育厅呈请核办，以及对湖南清乡督办署 (督办为鲁涤平) 的训令，未见鲁涤平的呈文，虽然这不能说明他在其它时间未呈文，但是武汉政治分会对湖南的“指导”显然很难，白崇禧指责鲁涤平“对武汉政治分会的命令一次二次不理，不接受也不答复”[47]。其二，涉及治安、司法和“清乡”的批示或批复一天之内就有5件之多，说明桂系竭力稳定对两湖的统治。

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

至于财政委员会，它是桂系占据两湖财政与蒋介石争夺两湖税收的工具。

《政治分会暂行条例》并未规定设置秘书处之外的机构，武汉政治分会却设置了财政委员会。它宣称该委员会是依据暂行条例第2条第2项的规定组织的，此项规定“政治分会于不抵触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范围以内得对于中央政治会议未经明白或详细决定之事项为因地制宜之处分”[48]。其组织特色是：其一，设委员7至9人，其中3名为“兼任委员”，以武汉政治分会委员1名、两省财政厅长担任；其余由武汉政治分会“委任富有财政学识经验之专家充之，并指定委员一人为主任委员”。武汉政治分会先后任命张知本、张难先、白志鹍、李隆建、曾天宇、刘岳峙为委员，白志鹍为主任委员。武汉政治分会实际上有3名委员兼任财委会委员，白志鹍为桂系负责财政事务的成员，桂系以之控制财委会。其二，所属机构分内设、下设和派设三种。内设机构为总务、整理、收支、审核4科，其中以整理科、审核科颇具特色，前者“职掌调查整理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事项”，设关税、盐税、特税、印花、烟酒税、地方税、钱币、公债8股；后者“职掌审核属于中央各机关预算决算并办理统计及关于省政府审计委员会之事项”[49]，设预算、决算、统计3股。下设机构为湖南省财政整理委员会和湖北省财政整理委员会。此外，财委会“为综理湘鄂中央税款收支起见，设置特务员若干员，综理指定区域内中央税款事宜”，具体为：(1) “经收保管汇解支拨该管区域内之中央征收机关所解税款”；(2) “稽查报告该管区域内中央税款之收支账据及其经征事宜”；(3) “条陈该管区域内中央税款之整理意见或方案”[50]。这种特务员，可以说是派设机构。

由于两湖税收主要来自盐税、煤油特税、鸦片烟税和铁路运输费等，武汉政治分会特别重视，有关主管机关的人选及其情况列表如下：

这些人选主要来自两湖，与桂系有一定关系，桂系注意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桂系也设法利用自己的人，比如黄经明；也注意笼络人才，如甘介侯自此成为李宗仁的重要幕僚。至于这些机构与财委会是什么关系，虽然并未明言，但从它们给财委会的报告来看，财委会应是它们的上级机构。

由于《政治分会暂行条例》未规定设置此种机关，李宗仁声称“两湖财政紊乱，非特设讨论机关，悉心研究，不足以除积弊而裕度支”[51]。其实，财委会并非“讨论机关”，而是桂系用来“综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之财政事宜”[52]的机构，主要职能是筹措资金，截流两湖国税。为此，武汉政治分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调“两湖中央税款均须一律随时解交本会财政委员会金库核收”，“勿论何人或何项机关不得擅行提取留用”[53]。它致函财政部，宣称：“敝会对于两湖财政有综理监督之责，关于以后两湖中央所属征收机关交代之案，拟即饬令直接呈报敝会财政委员会就近核办，一俟交代清楚，再由贵部查核备案，以免纷岐而便稽核，似于统一事权税收而有裨益”[54]。它通过《整理两湖税收案》，规定：“ (1) 两湖中央税收交由财政委员会负责切实整理；(2) 湘岸榷运局积弊交由财委会派员会同湖南省政府查办；(3) 两湖中央税收除受中央及本会财委会监督外并由地方政府就近监督”[55]。

在推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同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主要表现为：其一，统一全国财政与反对统一。7月上旬，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强调统一财政。白志鹍“赞成”说：“两湖武装同志，为国家出了不少的力，牺牲很大，现在饷项还积欠很多，这并不是只财政空乏的缘故，实在还有支配不均的地方，支配不均，就是财政不统一。”“要想两湖武装同志得着平均支配，就要使财政统一。”[56]其二，国税的争夺，其中尤以鸦片烟税争夺最为激烈。蒋介石不得不“令各省禁烟行政事务统归省政府核办”，武汉政治分会乘机下令由两省各禁烟局与省政府商量接收办法，所有收入“解交财政委员会”[57]。蒋介石暗中利用鲁涤平反对。鲁涤平多次向武汉政治分会强调湖南税收“过疲”，盐税“又因更人停顿”，致使“财政收入异常短绌”[58]，提出“国税仍解湘库以应急需”[59]。武汉政治分会断然拒绝，下令由财委会驻长沙负责人经手中央税款，逐日尽数拨交第四集团军总部驻长沙经理处核收支配。其三，对汉冶萍公司和株洲萍乡铁路等国有资产的争夺，桂系强调这些资产“与两湖地方有切要之关系”[60]，须归两湖所有。其四，征收官员职位的争夺，出现了诸如武汉政治分会所派官员同财政部所派官员互争接任的现象。

总之，武汉政治分会的组织系统反映了桂系“指导”两湖及其与蒋介石角逐的情况。委员的遴选，除鲁涤平、陈绍宽外，是桂系企图将两湖人才组成一个团体对付蒋介石的反映。秘书处是桂系“指导”两湖和日常行政的工具，其内部组织构建根据这一需要而来。对于财政委员会，桂系对其组织作了特别安排，对其职能作了特别规划。它成立之后，对桂系控制两湖财政与蒋介石争夺税收发挥了作用。

但是，武汉政治分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李宗仁、白崇禧在“鄂人治鄂”时未能处理好桂系鄂籍成员与桂籍成员的关系。在分会委员中，鄂籍比例较大，而桂籍除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位桂系领袖外，其他成员如夏威、李明瑞等未名列其中；在税务征收机关中，湖北禁烟局、鄂岸榷运总局实际上分别为陶钧、胡宗铎所控制，因此矛盾重重，“广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升官发财”之说甚嚣尘上。这为蒋介石所用，成为桂系失败的原因之一。

三、武汉政治分会的撤销：桂系败北的必然结果

正是由于武汉政治分会为桂系重心所寄，蒋介石“必欲先去之而后安”[61]；而且如冯玉祥所说，武汉政治分会“为政治骨干”[62]，如能取消，其他政治分会也必然被取消。奉系一退出京津地区，蒋就动手，自此至1929年3月，桂蒋双方展开一场存废之争。武汉政治分会的撤销，是桂系在这场较量中败北的必然结果。

1928年6月9、11日，蒋介石接连表示要“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政会主席之职，提出在“北都奠定”的情况下“宜一遵总理手定之大纲，着手于以党建国之工作”[63]。这里所说，同前述他关于建国大纲的解释相反，《中央日报》点明“有地盘思想的应当清醒，想拥兵自卫的应当悔悟”[64]。李宗仁立即反驳，强调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军事甫定，中央对于各省仍觉鞭长莫及，自不能不使各地政治分会上分中央之劳，下尽地方之责”，只有在“军事收束，种种建设渐具规模”后“再使各方贤智集之中央”，“实行真正之集权”[65]。蒋介石见时机不成熟，由李烈钧出面调节称目前“仍不能不有总司令主持一切，不能不有政治分会以为中央之辅助”[66]，蒋本人也于17日打消“辞”意，政治分会的撤销问题暂时不提。

但不久，蒋介石就在7月举行的西山善后会议上重提撤销问题。李宗仁一方面重申“须有强健之中央政府以代全国人民发挥其治权”后才能撤销[67]，一方面提出设置大军区，认为解决时局宜“从划分军区入手”，并强调“余等所主张之军区，为国防的，而非封建地盘思想的”[68]。此谈话一发表，全国划为6个军区“不远当可实现”之说随即传开：除东北为第六军区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军区，即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集团现在之地盘”，“第五军区为两广”[69]。

蒋介石见“辞职”、军事善后会议不能解决政治分会的撤销问题，乃计划召开二届五中全会来解决。按照二届四中全会有关决议，无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的计划，而是在8月召开国民党三大[70]。蒋以“所有全国问题，急待解决”为由，提出召开[71]。桂系同意，条件是容许政治分会暂时存在。但会前会上争论不可避免，同上相比，焦点从集权与均权之争转到政治分会的性质及是否有必要设置的问题上来。蒋介石利用他人发起攻击，将政治分会定性为实力派割据地方、破坏行政系统的工具。《中央日报》主笔彭学沛著文宣称，政治分会的设置“在总章上没有根据”，况且“省政府是对国民政府负责的”，如果一定要以政治分会来“指导”有关区域的省政府，“那就是紊乱行政系统而发挥自己的支配欲”[72]。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及汪精卫集团成员郭春涛、朱霁青等在提案中列举了政治分会的种种“罪行”，提出“自第五次中央全会开会之日起，令各地政治分会，限一月内结束完毕，以后各省政治完全直接归中央指导”[73]。

针对蒋介石的企图，桂系及李济深强调二届四中全会已决议政治分会存废问题由国民党三大决定，此次全会不应讨论；同时提出“现在非常急迫的问题”是解决党务而非政治分会，因为“在以党治国的时候，党为一国最高的机关，倘最高机关没有整理好，政治上必无办法”[74]。针对上述攻击，张华辅承认政治分会和各集团军“就国家统一上看来，这种制度，当然不能永久存在”，但“在各省军事政治尚形复杂，共产党未能彻底肃清情形之下”“不可遽废”[75]。李济深从“军阀残部，尚待肃清”、“共产分子，仍思蠢动”以及中国幅员广大、交通不便致使公牍往返稽延等方面论证“政治分会之在今日，只有补助中央耳目之不周，鞭长之莫及，而于全国政权之统一，绝无丝毫之妨碍也”。他针对蒋介石把政治分会说成是地方割据的工具，强调“政治分会实不啻代表中央之机关”，因为“政治分会委员皆由中央任命”，“且其所有议决，均须呈报中央”。他问蒋有无能力“绝对集权中央”；如无，则“毋宁以指导监督地方政府之权在此训政期内暂授之各地政治分会”[76]。

李济深

二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五院制国民政府的设置，政治分会的存废与此有关。蒋介石力主中央集权，自然要把政治分会说成是割据地方、破坏行政系统的罪魁祸首，便于撤销；桂系等实力派则相反。不过，桂系、李济深虽然均强调了不可撤销政治分会，但各自口气有所不同，桂系一旦掌握了全国政权，也要设法取消；李济深则力主“均权”。虽然如此，但是三人协调行动，李宗仁离宁去沪，白崇禧在平“咳血”住院，李济深前往汤山“休息”。

在这强有力的反对下，蒋介石只能暂时妥协。戴季陶以其担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之“经验”，出面认为政治分会“目前尚有暂时存在之必要”，因为“此时中央形式上虽告统一，而实际的力量上，尚未见即能兼顾及距离辽远之巨城”。他提出以二届五中全会至三大召开期间“为考虑时期”，目前“暂时存留”[77]。全会通过《政治分会存废案》，规定“ (一) 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二) 政治分会暂行条例第四条：‘政治分会之决议案，交该特定地域内之最高级地方政府执行之’之下，增加但书如下：‘但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78]。

这份决议的含义深远。以前条言之，双方似乎采纳了戴的建议，以8月15日全会闭幕到按照计划于1929年1月1日召开三大为“过渡”时期。后条是双方就政治分会性质与职权达成的妥协。由于桂系认为《政治分会暂行条例》赋予武汉政治分会的权限极大，“可以在其辖区内任免省主席及其他行政大员”，中政会对于其议决案“只能在事后予以追认”[79]，因而这份决议加了“但书”的限制；这是桂系的让步。蒋介石虽未达到取消政治分会的目的，但毕竟作了些限制，为后来取消埋下了伏笔。《中央日报》在决议通过前发表文章，不再提上述关于政治分会是割据工具的看法，承认它“当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派出所”[80]；这是蒋介石的让步。对桂系等实力派来说，政治分会得到暂时维持，其性质定为国民党中央的“派出所”，等于说他们并非割据，而是国民党中央“授权”“指导监督”自己势力所及区域。

这个决议通过后，蒋介石设法按期撤销政治分会。全会一闭幕，就有人针对政治分会有利于反对皇帝专制这一点，责问在国民党“以党治国”之下怎会出现皇帝专制?难道政治分会的存在就不会出现“争城夺地，日相火并之一途乎”[81]?这就回到上述政治分会为割据工具的调子上。蒋本人于1928年9月上旬接连谈话，针对桂系所言只有在实行真正之中央集权后才能撤销政治分会这一点，提出只有各派首领齐集南京，才能“集中人才与建立健全有力之中央”[82]。针对有人认为他“近来太软弱，太不彻底”[83]等等，他强调“余始终自任为党之保障者”，“必誓死拥护”“党的尊严”[84]。在国民党中央11月25日通电各政治分会12月底裁撤后，他发表演讲要求“牺牲个人的地位权利，奉还中央”，批评桂系“不肯守秩序、守法律，而且对内没有服从性，不肯听党的命令”[85]。

桂系从两方面作出回应。一方面，李宗仁对部属强调不要以为“军阀已经推倒，革命便算成功了”，“我们革命的对象很复杂，不是只在打倒军阀”[86]。武汉政治分会刊物《致力》指责“今日本党纠纷之源”在于“党内少数反动领袖及知识分子，对于总理之革命主义，始终无确定之认识”[87]。这样，桂系公开宣布蒋是“反动领袖”，是“革命”对象。另一方面，李宗仁强调“政分会存废问题须以环境事实为断，如届时环境事实需要，自应延期存在”[88]。国民党中央通电按期废止政治分会后，他回电“以政分会处理事务，一时不易结束，请暂缓取消”[89]；同时传出了桂系企图将两湖、两广与滇、黔、闽三省连接起来与宁对立的消息。

由此看来，蒋之强硬态度前所未有，桂系的回应口气也是前所未有。一些国民党要人见双方剑拔弩张，急忙调停，认为“势必打破议案，须稍展期”，并提出“政分会苟有存置之必要，中央决不固执前议”[90]。12月27日，中常会通过张继等人提交的《各地政治分会展期裁撤案》，议决：“现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延期举行，国军编遣事宜方在进行。为各省政务之指导及经过一切事件之结束计，应予以结束之时期。兹决定各该分会展至三月十五日以前裁撤，并申令各该分会须确守分会暂行条例之规定，不可逾越权限，以期行政系统日就整理”[91]。这个决议一方面采纳了李宗仁的要求而以种种理由决定缓期裁撤，一方面又规定了“不可逾越权限”。

之所以规定1929年3月15日的期限，是因为决定是日国民党三大开幕，这对蒋介石解决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来说有两个机会，一是编遣会议，二是国民党三大。编遣会议于1月召开，虽然主要议题是军队问题，但他企图“乘大家至京之时，先将政分会存废问题便中解决”[92]。他威吓如果“各人扩张军队，把持地盘”，必然导致“自相残杀”[93]。桂系等实力派则提出“政分会三月十五日不必裁撤”，如果一定要裁，就须援引张学良易帜后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之例，将政治分会改为政务委员会，“其权力可以超过分会”。他们强调这并不违反二届五中全会的规定，因为“五中全会决议案裁撤分会，而政务委员会成立在五中全会以后”[94]。此外，李宗仁还提出“划分五大卫戍区域”[95]，编遣会议因而一度讨论设置天津、武汉、洛阳郑州、粤桂、芜湖上海五大卫戍区，分别以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李济深、何应钦为总司令。至于国民党三大，当时正处于筹备阶段，桂系“奉劝那些假借三民主义的同志，不要以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在即，这个机会不可多得，无故引起许多纠纷问题，使国家再陷于莫可收拾的地步”[96]!这说明，3月15日前也很难裁撤，武汉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了。

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推行“离窝毁巢”计划。由于李宗仁拒绝参加编遣会议，蒋设法使其“离窝”，通过何应钦、胡汉民等反复劝说“各集团领袖咸集，独第四集团军领袖不到，似为不便”[97]。对此，胡宗铎、陶钧建议“东下与蒋介石决一死战”，但李宗仁认为“用兵尚非其时”[98]而决定抵宁与会。行前，他做出布置：白崇禧以“督饬河北驻军积极剿匪”[99]为名继续坐镇唐山；张知本代理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总司令部紧急事务由夏威及胡宗铎处理。此一部署加上粤桂联盟，李宗仁自信万无一失。他1月5日宣布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此后虽一度到沪，但于2月15日回宁组织军事参议院。虽然他回宁可能与武汉政治分会处理鲁涤平有关，即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但是蒋介石达到了使其“离窝”的目的。

接着，蒋介石设法“毁巢”。他暗运军火给鲁涤平。2月20日，武汉政治分会免去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之职，以何健继任，派军进逼长沙。此举中了蒋介石“激人成变”[100]的预谋，违反了两个规定，即二届五中全会关于“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的规定，及编遣会议关于“各部队应静候检阅，非得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之决议案”[101]的规定，因而白崇禧承认“这件事大错特错”[102]。但在事变爆发后几天，桂系强调武汉政治分会拥有紧急处置权，因为《政治分会暂行条例》规定了政治分会“遇非常事变，得依委员出席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决议为紧急处分”[103]。李宗仁辩称，由于鲁“把持财政，清共不力，苛征厘盐”[104]，只能作出紧急处分，“职责所关，不得不尔”[105]。他虽然承认“不及候中央核准，遽令各师执行，未免迹近操切”，自己作为主席“咎无可辞”，应自请“处分”[106]，但是要求国民党中央按照条例追认。

蒋介石2月27日主持中政会讨论，通过一份决议，一方面宣布武汉政治分会违反了上述两个规定，强调“行政与军事系统不容或紊，中央议决案尤应绝对遵守”[107]；一方面规定由蔡元培、李宗仁负责查明“政分会可否免本地高级官员等问题”，李济深与何应钦负责查明政治分会“可否调动军队等问题”[108]。这份决议未直接反驳桂系宣称的紧急处置权，虽然宣布了桂系违反了两个规定，却又派人调查武汉政治分会可否行使这两项权力，说明对此仍有争论。

根据与会者的提议，蔡元培、何应钦二人提出和平解决四项办法：(1) 取消武汉政治分会；(2) 提前取消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3) 桂系军队退回原防，鲁涤平回湖南；(4) 改组鄂湘两省政府。李宗仁同意前两项条件而拒绝后两项。显然，他企图以同意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为条件，换取蒋介石承认既成事实。李宗仁多次发表的谈话或致南京之电，强调武汉政治分会的处置属于“整理内部问题，绝不致牵动大局”[109]，只需查究“主动人物问题，即易解决”[110]。

从上来看，双方争论的两大问题是武汉政治分会是否拥有紧急处置权，是否将湖南事变作为局部问题处理。3月13日，中政会作出决议：(1) 武汉政治分会“此次举动诚为不合”，该分会主席李宗仁虽应负责，但一则“因公留京，未及临时制止”，二则“事前并未与闻”，因此其所请处分“无庸置议”。该分会当时与议者为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人，“着先行免去分会委员职，请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2) “各地政分会依照中央一八九次常会议决案，应于三月十五日以前裁撤，自本日起，停止开会，结束裁撤。”[111]前者只处理了武汉政治分会三名委员，似乎接受了李宗仁所提只需查究“主动人物问题，即易解决”的要求；后者关于政治分会结束裁撤的规定，也只是根据1928年12月27日中常会的决议作出。似乎蒋对两大问题作了让步，以桂系同意撤销武汉政治分会为条件，将湖南事变作为地方问题处理了。因此，李宗仁一度“甚感中央爱护殷情”。[112]1929年3月14日，武汉政治分会“办理结束”，16日通电称“近日所有纠纷，已由中央依法解决”[113]。

但在3月15日后，蒋介石的态度大变，一则他已经做好讨桂部署，二则另外两大实力派冯玉祥、阎锡山宣布不介入桂蒋之争，蒋可以放心讨桂。20日，他在《对时局之重要表示》中避开桂系所称武汉政治分会拥有紧急处分权，只强调“湖南并无紧急乱事，如以湖南当局清共不力，则应呈请中央加以督促或惩戒，初无取紧急处分之必要；如以为湖南当局把持财政，尤应呈请中央查核办理，更无取军事行动之理由”。他宣称湖南事变并非局部问题，而是破坏统一、割据地方进而反抗中央政府的重大问题；这就推翻了以撤销武汉政治分会为条件将湖南事变作为地方问题处理的决议。他强调“中央对地方只有法令，无所谓条件”，宣布要对桂系作“适当的处置”[114]。27日，蒋桂之战爆发，双方兵戎相见。

总之，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与存废之争深刻反映了桂蒋间的权力角逐和政治关系变化。桂系在宁汉对立中反对设置武汉政治分会，但此后竭力主张设置并维持。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后对桂系“指导”两湖及同蒋介石抢夺两湖财政起了作用，因而蒋竭力将之说成是桂系割据两湖的政治工具。这场争论，涉及到“三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究系中央集权抑系中央和地方均权”[115]。双方最终通过武力解决，说明国民党政府体制不可能是“分权共掌”，而是走向专制独裁。如果桂系获胜，武汉政治分会可能发展成为桂系控制全局的机构，国民党历史的演变将是另外一种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