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南会战前新桂系的军事政治动员——以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活动为中心

作者: 陈峥

摘 要：日军侵占武汉、广州后，广西面临日军直接威胁。为防备日军入侵，新桂系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以动员民众。该届学生军成立后，在开展征兵动员、健全政府机构、组建抗日救亡团体、加强部队和民团政治训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桂南会战做了一定程度的军事政治动员。

“社会动员”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K•道易治 (Karl Deutsch) 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1]504中国学者在他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理论，如吴忠民指出：“社会动员，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2]184郑杭生认为：“所谓社会动员，就是广义的社会影响，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发动。它是指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发展的过程。”[3]根据上述学者的认识，社会动员是指国家、政党以及社会组织或者个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在国家利益、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宣传、思想教育、政治鼓动等社会化的活动，以发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获取社会资源，从而实现其既定目标的行为和过程。

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广东钦州湾 (今属广西) 登陆，中日桂南会战开始。在民众的配合下，中国军队取得了昆仑关战役的胜利，随后中日军队在桂南形成对峙。次年9月，日军主力进入越南，中国军队发动反攻，于11月收复桂南全境，会战随即结束。在会战中，中国军队能取得昆仑关大捷，而后又能在对峙中坚持下去直至收复失地，是与广西民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离不开新桂系对民众和军队的军事政治动员。那么，在会战爆发前，新桂系主要依靠哪种力量来进行动员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

日军攻占钦州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广州后，广西面临日军的直接威胁。当时新桂系主力已经出省作战，“广西的正规军几已全部奉命北上，调往武汉方面”[4]9—10。留守本土的仅为第十六集团军及地方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广西当局深感留守部队势单力薄，无法对抗日军入侵，他们认识到要坚持抗战，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参加。因旧的行政体系无法有效完成这一任务，11月，新桂系以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名义组建学生军，首称“第五路军学生军团”，后称“广西学生军”，下辖第一、二、三3个团，1940年又改编为“广西学生军团”，史称第三届广西学生军 (广西学生军是新桂系成立的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救亡武装团体，一共组建了三届。第一届在1936年“六一”运动后成立，共招收700余人，运动失败后解散。第二届于1937年10月组建，约300人，培训后奔赴省外配合第五战区工作，1940年结束。笔者注。)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 (以下简称学生军) 成立后，经过短暂的军政训练，于1939年初开往桂南、桂东南等地区发动民众，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动员，成为桂南会战前新桂系进行社会动员赖以依靠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在学生军全部工作中，军事、政治动员是最重要内容。

一

协助政府机构开展工作

学生军进入工作地区后，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对民众开展工作，以保证桂军兵源的充足，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积极协助政府完善有关机构，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以使民众认清抗战形势，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一) 征兵动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兵源的补充是一个大问题。学生军广泛动员青壮年加入军队，协助地方政府征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桂系军队兵源不足的情况。

为保证桂系部队的兵源，学生军采取有力措施开展征兵动员，“学生军所到之处，都在墙壁上书写征兵条例，优待出征军人家属条例，再在民众集合时会场中解释，使民众明瞭其意义及内容。”[5]24在动员民众时，学生军以亲身经历打动民众，“他们对于兵役推行影响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效，全靠在‘身体力行’这一点上。他们劝民众当兵，自己就先当了兵”。[5]25第一团进入平乐县后，对民众宣讲他们为了“打鬼子，要保卫家乡，宁愿抛弃了学业，离别了家庭，自动的跑进了抗战的阵营来”，民众在听了宣传后，纷纷表示：“壮年人应该出去打鬼子，你看读书人都当了兵呢!”[6]

针对以往政府在征兵时捆绑壮丁、武力押送等非人性方式，学生军对壮丁较为尊重，采取欢送仪式送壮丁入伍。在苍梧县，“每次送壮丁，都由街民、儿童团、青干班、妇女会、学生军等组成欢送队伍，舞狮子放鞭炮，唱歌喊口号，把壮丁送到洞口坳。”[7]19这种做法无疑有助提高青壮年入伍的积极性。

对出征军人家属的慰问及劳动服务等是学生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但能使服役将士减少顾虑和安心作战，而且能让军人家属认识自身价值。学生军“在工作地区内，时常发动出征军人家属联欢会。梧州戎圩，曾举行过征人家属的一千人的聚餐大会，经费一项，就是学生军筹募的。……在他们的努力下。各地的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委员会也健全起来了。”[8]51因军属家里劳动力缺乏，学生军经常“帮助出征军人家属春耕和秋收”[9]。

学生军在农村工作时，针对一些青壮年被征入伍后与家人缺少联系，其家属感到困惑，学生军从精神上对军人家属进行安慰。如第二团第六中队在农村动员民众时，遇到一位老伯，他的儿子入伍后半年没有写信回家，一位王姓学生就安慰老伯：“你的儿子大概是在很远的地方当游击队，每天在山里和敌人打仗，因此他很难寄信回来，老人家是用不着担心的。”[10]驻岑溪县 (今岑溪市) 学生军，也多次“帮助征兵家属写信，并赠送邮票”[11]69。

学生军还筹募资金、物资慰问抗战军人家属，替他们排忧解难，“对于出征军人家属，不但去慰问，而且帮他们请求优待，助他们工作，替他们借耕牛，伸冤屈，并募捐金钱物品去慰劳他们。使征属感到光荣，得到安慰。”[5]24—25在博白县“黄坡、旧金两乡，出征军人家属，共有二百余，其中不少贫寒寡助者”，第二团第八中队派出小分队“发起两乡出征军人家属大募捐，结果共得五百余元”。[12]学生军还动员民众慰问军属，以提高出征将士士气，在这方面，学生军女兵 (以下简称女兵) 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在各县，学生军的女兵已发动不少的下层妇女参加慰劳的工作以及其他的抗战工作”[13]10。

对地方官吏在征兵中敲诈民众、贪污军属补助金等现象，学生军则进行揭发和打击。在学生军的努力下，“少数存心不良的地方干部不能曲解、欺骗群众。……在他们工作的地区，坏分子是相当顾忌的，因此，征兵舞弊事件虽未必能完全根除，至少也减到了很小限度。”[5]24

因学生军的努力，很多民众打消了顾虑，认识到应征入伍的意义，他们对政府的征兵政策由顾虑转为拥护，由害怕当兵变为积极应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桂军兵源缺乏的问题。正如学生军第一团团长林枢所说：“广西之没有逃兵现象，兵源之接济绝无问题……学生军就是其中的干部。”记者在采访后写到：“全省拥有一千三百多万人口的广西，抗战以来，已经动员了差不多五十万的武装兵士，在比例上是占全国第一的一个省份。广西学生军，就是掀动着这个高潮的激流。”[14]到1940年3月，广西“征兵数目已经是达到六十万了”[15]1。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广西就动员了10万以上青壮年入伍，大大加强了桂军实力，这有着学生军的一份贡献。

(二) 健全村街民大会

村街民代表大会是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推行民主议政、民众参政而成立的乡村一级行政组织。所谓村街民大会，民团周刊社编辑部主任亢真化说到：“村街民大会，是以曾经训练合格的村街长为中心，以全体村街民集会的方式，以实际建设为内容，而进行对人民实施训练，以培养人民‘自卫’、‘自治’、‘自给’之认识和能力，并实际的从事‘自卫’、‘自治’、‘自给’工作为目标。”[16]13但在实际运行中，村街民大会很少解决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威逼民众参加大会，因而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欢迎，“过去很多地方是没有举行村街民大会的，就是举行，参加者也只是以小孩子及妇人居多数，而内容是村街长宣布几件使民众头痛的事情。”[17]60因组织大会的官员素质低下，这一制度难以正常开展，“由于村街长的不了解大会的重要，很少能按期举行的”[8]51。

学生军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学生军进入桂南等地后，他们协助基层政府完善了村街民大会制度，在会上积极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会后举行形式多样的游乐活动，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欢迎。学生军的总结写到：“我们健全了村街民大会，和切实的执行了抗敌公约的宣誓，每次村街民大会都有我们的同志参加，有许多民众平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在大会中得到我们的帮助而完满的解决了。”[18]26他们还在大会上教育民众如何完成政府的命令，如何应对日军即将发动的进攻，“对于战时法令更作详细的解释。……怎样破坏道路，怎样购买食盐，怎样办理兵役、工役……等，民众的切身问题都在村街民大会中得到很好的解决。”[8]51为使民众了解抗战形势，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救亡，学生军还将村街民大会与时事学习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开会之前，我们报告时事，然后朗读国民公约，而且叫民众一起宣读，并且把公约油印出来分给民众贴在自己的室内，或公共场所，利用这种方法使民众背诵公约；……几乎我们所到的地方不论男女老少都懂得抗敌公约是什么一回事，比较留心一点的就能够了解其内容和背诵其条文了。”[18]26

在学生军的努力下，部分地区的村街民大会制度逐渐完善，“学生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同村街长和民众解释、鼓励后，好些村街已经很好地举行了。”[8]51过去很少举行村街民大会的地方，“到今天却已大不同了，很多的地方是可以依期举行了，并且还来了壮丁，不但是简单的宣布政令了事，还讨论到怎样执行，或许附带的还有时事报告和游艺了。民众已渐渐有兴趣了，懂得运用了，知道这是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的机构了。”[17]60群众由以前不愿意参加大会到自动参加大会和希望多召开大会。据学生军的工作总结：“自从同志们分散工作后，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情形……并且参加的群众多是出于自动的。”[17]86

(三) 筹办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和各地分团

1938年10月，日军逼近武汉，三青团中央团部取道湖南、广西前往重庆，12月，中央团部在桂林逗留期间，建立了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主任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次年1月，筹备处开始进行工作，准备在全省吸收青年为团员，经训练后作为骨干分派到各地筹组分团部，学生军是筹备处尤为关注的对象。1939年2月，筹备处在桂林举办三青团干训班，招收学员132人进行训练，其中有50多人来自学生军。[19]7这批学员受训后，一部分留在广西支团筹备处和各县分团工作，一部分则负责筹办学生军各团分团。为加强各地分团建设，广西当局又从学生军中选拔了一批学生到广西支团筹备处和各地分团工作。据原广西支团筹备处宣传组组长陈大文的回忆，先后在该组工作过的有学生军陈贞娴、黄世慈、杨富凡、杨美颢等人。[20]88

在学生军的协助下，各地分团很快建立。从1939年起至1942年，广西三青团除学校分团、学生军分团外，有地方分团19个，干部来源主要有广西学生军、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21]20其中，“多数来自广西学生军”[22]100。如三青团柳江县分团筹备处成立于1939年3月，首任书记为苏光，苏来自学生军，曾在三青团干训班受训，8月后由周福成接替，周亦来自学生军。[23]243当时全县 (今全州县) 分团部主任唐肇华，桂平分团部书记梁祖纯，桂林分团部的叶子清等都来自学生军。[24]138

学生军在各地动员民众期间，也大力协助三青团分团发展团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据原桂平分团筹备处书记黄立志的回忆，他们在桂平发展团员时，县党部书记长一见面就唱“高调”，县长“敷衍应付几句就算，连工作计划都不问”，“机关、社会青年、中学校长，他们对三青团很冷淡”。只有广西学生军“真诚热情帮助”他们，安慰他们“不要在困难面前止步缩手，大家合力把局面打开”。并发动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5]123

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和各分团成立后，在以学生军为主体的工作人员的推动下，各分团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出版街头墙报，召开青年时事座谈会，公演抗战话剧，组织抗战歌曲歌唱晚会，对三青团员作报告等等，大力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批驳妥协投降的汉奸谬论，启发青年的觉悟，鼓舞群众的斗志。”[24]138

二

组建抗日救亡团体

为防备日军对广西的侵略，学生军深入桂南等地城乡，积极发动民众，动员他们组建和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一) 组训抗日武装团体

学生军训练结束后，深入桂南、桂东南等地城乡，大力发动民众，组织抗日团体。经过不懈努力，在组织和训练民众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较好地动员了民众投身抗战中。在“各县的后备队，各区的游击队，都有我们同志协助训练，一部份的同志担任义务的指导员的责任，一部份同学有参加到队伍受训”[18]26。据不完全统计，学生军工作9个月后，组织民众成立了大量武装团体，并进行了一定的训练，有游击队4支、自卫队5支、农民训练班79个、国民兵训练班8个，参加的人数达770人。[26]149据1940年的统计，学生军共组建集训后备队26个共14 620人，义勇警察队2个共312人，游击队有15县共17630人，等等。[17]85—86这些团体大部分是在桂南会战前成立的。桂南会战爆发后，各抗日武装团体积极协助部队后勤，破坏日军交通线，袭击和骚扰日军小股部队，在牵制日军和配合中国军队作战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学生军合影：迎接胜利的明天

(二) 建立妇女团体

长期以来，广西农村大部分地区的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等方面被剥夺了权利，甚至连家族和村寨中的议事等活动也没有资格参与。谢冰莹在调查中写到，桂南、桂西北等地的妇女“只有尽义务，却享受不到权利。她仍然如别省农村妇女一样过着牛马一般的奴隶生活”[27]126—127。通过女兵的动员，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她们积极组建抗日救亡团体，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在桂西南地区，学生军“组织和恢复了十三个妇女会，会员共三百多，成立了三十六个成人班和妇女干训班，人数八百多，姐妹会八个，其他临时性的组织实无法统计。”[28]135据统计，学生军工作一年多后，成立了妇女会63个，参加人数4 074人；妇女训练班38个，参加人数2 416人；女成人教育班2 460个，参加人数173640人；妇女游击队7个，参加人数332人。[17]85

部分地区的妇女经女兵引导和训练，或组建了游击队参与战地后勤或直接对日作战，或以种种方式支援前线，“抗战形势日益加紧，加以主观上的努力，流行在各乡的姐妹会读书会良好的影响下，武装的妇女游击队以新的姿态出现了。”[17]128陆川妇女游击队组建后，为了加强其训练和教育，第二团第七中队派女兵陈业琦和吕瀚坤负责该游击队的政治和文化工作，“对她们讲解抗战的形势和前途、妇女解放的道理，并教她们学文化，学宣传技术如唱抗日歌曲、演话剧等。”[29]375

广西学生军军歌

学生军还对歌女、妓女展开了动员，引导她们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梧州的歌女在学生军的动员下成立了“歌女救亡工作队”，展开抗日救亡宣传，并“由队长花寄尘，率领全体歌女救亡工作队三十七人，及音乐技师数人，前往某地慰问受伤将士，并唱各种救亡歌曲，为受伤将士娱乐。”[30]驻北流学生军在县城高贤街对妓女进行调查，拟将该地妓女组成“妓女训练班”，为抗日救亡效力。[31]歌女、妓女加入抗日救亡队伍，有效地激励了一般民众参加抗日救亡。

(三) 成立儿童团体

在学生军的努力下，很多儿童积极参与抗战宣传，他们在动员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学生军在怀集工作时，多次带领儿童利用圩日对民众宣传，“在圩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出去宣传，一群群的乡下人，用惊奇的眼光围在他们的四周望着，听一个还不到十岁的儿童说话，他们演讲效果，比大人先生还好，他们不仅使听众感动，而且使听众觉得自己年大无能，感到惭愧。”[32]第一团第六中队在柳江县源头乡工作时，通过召开游艺会来发动民众，游艺会节目的开端，是“儿童歌咏团的合唱，那雄壮的歌曲，从一群小朋友们的嗓子吼叫了出来，博得一般民众连声叫好”。[33]

为了调动儿童参加抗日救亡的积极性，学生军在很短的时间，建立了大量的儿童抗日救亡组织。据统计，学生军组建了儿童歌咏队130队共14280人，儿童训练班24班共1816人；成立孩子剧团76个共1598人；儿童救亡工作团32个共2396人。[26]174这些团体大部分成立于桂南会战爆发前。桂南会战爆发后，这些儿童团体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取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

加强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在桂南会战爆发前，为提高正规军官兵的思想认识，新桂系决定向其所属部队派遣政治指导员。因学生军文化水平较高，工作热情，他们成为首要人选，“一些人员被派到游击队里去、部队里去、教导队里去，负起了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提高士气、巩固军心和改善军民关系的艰巨任务。”[34]109

(一) 担任正规军连队指导员和督导员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广西直接面临日军的武力威胁。当时新桂系的主力部队已调往省外，为保家卫乡，广西当局大力号召民众入伍，并对留守部队加以扩编。入伍的新兵亟须训练和教育，但桂军不但严重缺乏政治工作干部，而且已有的政工人员文化水平低劣，缺乏对官兵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难以适应新的抗战形势，导致部队政训工作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对此，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的程思远回忆到：“第十六集团军各师多是新兵，训练时间既短，装备又劣。”[35]132这就要求加强政治工作的力度，增加政工人员编制，但在短期内难以征调和培训出大量的政工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广西当局决定从接受过一定军政训练的学生军中抽调学生担任部队政工干部。

为做好这项工作，学生军司令部决定挑选优秀学生进行培训。经过司令部的训练之后，到1939年初，在第十六集团军“担任政治工作的同志已经有四百多个”[18]26。1939年7月，学生军司令部又命令各团选派40名学生受训，后分配到正规军负责思想政治工作。驻梧州学生军第二团第一中队“派选吴□楠等四名，于昨日乘轮前往，以后仍分为派选。至受调结束后，闻系分派任国防军营连政治指导员”[36]。学生军在正规军中的工作，主要是辅导士兵文化学习、对士兵开展政治训练、在军队中开展文化活动及加强军民合作等，以提高官兵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丰富部队文化生活，改善军民关系。如在桂军驻藤县某大队，“驻藤学生军亦派遣潘寿康、唐文佼二人到队参加政训工作”，他们在部队中“设有救亡室，供官兵阅读书报”，为改善军民关系，学生军还与“当地民众及驻该乡女学生军”联合，为部队“公演话剧”。[37]

除了出任部队的指导员外，还有部分学生在桂军中担任督导员，“他们不少的派入军队里去，以督导员名义参加了战役和教育士兵。他们身先士卒的勇气，以身作则的与士兵为伍的精神，不但振奋了士兵，而且增大了战果。一个教导队的官长告诉笔者说：‘往往连长说话，不如督导员有效!’”[38]

行军中的广西学生军

(二) 负责民团的政治训练

广西民团产生于晚清，当时称为“团练”。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广西士绅龙启瑞、唐子实等“奉命在桂林办团练，各地相继仿行，用以维持地方社会治安”[39]12。中原大战结束后，李宗仁、白崇禧败退广西，蒋介石趁机驱使粤、滇军进入广西，企图一举消灭桂军。为摆脱困境，解决兵源不足，李宗仁、白崇禧遂决定改造旧民团，组建新民团。1930年9月，白崇禧率军由柳州南进去解南宁之围，为了防范驻宾阳粤军支援围困南宁的滇军，白令梁瀚嵩组织民团在贵宾公路伏击粤军，顺利地完成南宁解围任务。这次战役的成功，使白崇禧感到民团大有可为，提议在全省普遍建立民团。随后新桂系在南宁设立民团总指挥部，将全省划为12个民团区，各县设民团司令部，并派员到各县督率整理民团。新桂系希望民团能成为政府推行“自卫”、“自治”、“自给”的组织。1935年8月，新桂系修正通过了《广西建设纲领》，确定建设方针为“自治、自给、自卫”的“三自政策”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同时还决定采取“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方针。[40]1—7在新桂系看来，军事建设是其它三项建设的根本保障，是建设的重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广西当局在全省大办民团，组织训练普通民众和青年学生，推行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

实战训练中的广西学生军

日军侵占武汉、广州后，为保卫广西，新桂系进一步加强了民团建设。为加强对民团的控制，提高团员对抗战的认识，学生军派出一批学生负责民团政治训练工作，对团员进行政治教育。在南宁，“这一群青年学子在梁指挥官的领导下，分配在××总队担任政治训练的工作，他们不只用理论去教育士兵，而且用行动去影响士兵与群众。”[41]35“梁指挥官”即为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梁瀚嵩。1939年，钟山县民团“官长自闻学生军开来县城，即欢迎该队学生前往担任政治训练工作，闻自五月二日起，学生军已派出多人前往工作，成绩极佳”。[42]1939年6月，第一团第十一中队在信都县工作时，副县长莫超人也要求“学生军帮助训练各乡民团”，8月，该中队派出一个班到扶隆乡开展工作，对各村民团进行“备战训练”，训练内容有“政治讲话，讲抗战道理，游击战术”等。[29]353—354在学生军的努力下，民团团员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对抗战形势有一定认识。

在桂南会战爆发前，由于学生军的深入动员，使得桂南等地民众对抗战有了一定认识，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性有一定提高，桂军官兵的抗战热情也有了促进。同时，广西当局通过学生军对民众的动员，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乡村地区的控制，为保卫广西获得了人力、财力和物资支持。桂南会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很快获得了战区民众的大力协助，参战桂军官兵在战场表现不俗，在会战中取得了昆仑关大捷，日军占领桂南一年多时间后，不得不撤退，这些都是与学生军对民众和军队的军事政治动员分不开的。

广西女学生军

由于战局的发展变化，学生军在桂南工作时间较短，在动员方面缺乏持续性，再加上经费不足等原因，很多工作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如在宾阳，由于日军迅速侵占昆仑关，学生军的很多工作计划没有完成，“便不得已的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依依的泣别了!”[43]在学生军被调离后，很多地方的救亡组织被政府解散，大多则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而归于沉寂。如女兵在怀集县成立了多个救亡团体，但“学生军调往他处之后，一切又显着寂寞沉静!以往的团体亦先后流产。”[44]15博白县自学生军到来后，“各样的救亡的组织，像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如：游击队、妇女游击队、妇女识字班、妓女训练班……”，但“学生军走了，很多团体也跟着结束解散了”。[45]又如组建妇女游击队方面，因女兵“奉命集中，而未能加以训练，实在可惜!”[17]128但总的来说，学生军在很短的时间里，以积极的态度和极高的热情工作，对桂南等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即将爆发的桂南会战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军事、政治动员，这是值得后人书写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