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真实

撰文: 瓦列里·约西波夫       翻译: 胡云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沙拉莫夫和他的《科雷马故事》，首先要明白“真实”二字在俄罗斯民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真正的真实在于没有一句谎言，人只述说他亲历目睹的事情。人书写这种痛苦的真实，注定历经劫难。

这些劫难，他必须面无愧色，傲然以对，没有任何私心，准备为说出真实而献身……整个俄罗斯文学，正构建在这一道德理想的基础上。这个理想来自世纪的深处，来自基督受难圣徒的生活。首位俄罗斯作家，东正教大司祭阿瓦库姆（17世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被火刑处死。生活在另一文化时代的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也体现了同样的道德理想。20世纪不少作家、诗人，信奉的观点有时各不相同，在生活和创作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究过基督教苦行者自我牺牲精神的特点。在从亚·勃洛克、奥·曼德尔施塔姆到安·普拉东诺夫、鲍·帕斯捷尔纳克等艺术巨擘身上，我们也能发现说真话的忘我精神。

《科雷马故事》俄文版

《科雷马故事》英文版

了解了这一切，俄罗斯的读者今天越来越能理解，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一生的建树无与伦比。

他遭遇的苦难难以胜数。俄罗斯没有一个作家被囚禁达二十年之久。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被如此长久地封杀：沙拉莫夫创作的《科雷马故事》，在他生前没有问世，只是到了1980年代末的“改革”时期，才开始在苏联出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沙拉莫夫也并不走运：他的身影被一些更轰动，因而更受欢迎，更具“公关”性的名字所遮蔽，首先就是亚·索尔仁尼琴的名字。直到最近几年，俄国社会，以及西方，才开始越来越理解到：沙拉莫夫是一位比索尔仁尼琴深刻得多的作家。在1960~1970年代苏美“冷战”中，他表现出的道德榜样，比索尔仁尼琴更当之无愧。在当代的俄罗斯，这种见解还不为官方所认同，但是正在形成共识，因为在广大的社会—文学圈中，包括在出版界和互联网，《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其活动越来越受到“批判性”的评价；而对沙拉莫夫其人和作品，景仰的人不仅固定，而且越来越多。

引起对社会主义生活体制不满，以及继而发生1991年苏联解体的社会变革，在许多方面与文学和历史中“劳改营题材”相关联。在这一点上，亚·索尔仁尼琴的书和他的政治行为，起了不小的作用。众所周知，他最初的成名，有赖于颇具才华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由于《新世界》杂志编辑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倾力相助，这篇小说于1962年发表，而特瓦尔多夫斯基对尼·谢·赫鲁晓夫是具有影响力的。此后，索尔仁尼琴甚至被提名获得列宁奖金。 1973年末，《古拉格群岛》于法国首次发表，然后在许多国家一版再版，这为他带来了最高的世界声誉。许多西方读者强调，这本书为他们揭开了苏联生活“真正的真实”。值得提醒的是，2008年8月5日，美国报纸《华尔街日报》就索尔仁尼琴去世写了一篇文章，对他的活动作了一个总结：“……其实，整个苏联就是一座集中营。索尔仁尼琴以《古拉格群岛》命名的有关苏联监狱史的纪念碑式著作，于1973年在巴黎出版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严肃的人，再也无法去为斯大林的罪恶，为共产zhuanzhi主义制度灭绝人性的恶行辩解。书中提供的文献证明，政治干部们的双手沾满了六千万牺牲者的鲜血。苏联共产主义的本质被揭露无余，那就是奴役、恐怖和帝国主义”。此文标题所用的字眼也颇能说明问题：《索尔仁尼琴体现的真理与意志强化了西方，并助其在‘冷战’中获胜……》

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的书刚一问世，许多历史学者及一般思想健全的人，便从中看到，在与事实相符的（从昔日囚犯所写的种种回忆录中摘引的）描写中，却有大量见证作者倾向性的牵强附会、夸大其词之处。如“六千万”（索尔仁尼琴称是六千六百七十万）这一数字就被他几乎拔高了五倍，同时将战争死亡者、因饥饿和疾病而死的人，以及政治犯和刑事犯（后者占了劳改营人数的大约三分之二）混为一谈。

《古拉格群岛》一书在“改革”时期出版（此书于1989年先在《新世界》杂志刊载，然后发行千百万册），并未受到多少认真的评论。1994年，俄罗斯新政权热烈欢迎索尔仁尼琴从美国返回祖国，并赠予他莫斯科郊外很大一片土地，这位百万富翁作家便在那里筑起了自己封闭的“庄园”。此事绝非偶然。所有这些奇异的变态，都曾不止一次地在俄罗斯报刊上展开讨论，然而直到今天，仍无法动摇在自由圈子里形成的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权威。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索尔仁尼琴

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年，几十年间，索尔仁尼琴却有一个无可调和的文学和思想上的对手。这人的思想一直无人了解。他就是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不能接受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和观点。有关的详细情况都收在他的记事本中，这些记事本于1990年代后期由他的继承人伊·西罗京斯卡娅首次出版，然后收入了他的文集的最后几种版本（2007年和2013年版）。现在，这些思想与事实都已经被广泛接受，使我们能按新的方式看待俄罗斯的文学状况，以及沙拉莫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沙拉莫夫比索尔仁尼琴年长十岁，属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理想培养出来的一代人。他长大成人的年代，正是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1920年代，而在文化领域，则适逢舆论与创作自由的时期。沙拉莫夫从沃洛格达来到莫斯科上大学，先在工厂里工作，参加工农扫盲活动。他对文学有很大的兴趣，参加马雅可夫斯基及其他颇受拥戴的诗人的诗歌晚会。沙拉莫夫与他的所有同龄人一样，极为关注政治的变化。他深信不疑的苏维埃民主在渐渐萎缩，这不能不令他担忧。他以年轻人的满腔激情，投入了“左翼”反对派的工作。这个反对派自称“列宁布尔什维克”，与斯大林为首的强硬路线拥护者势力的上升相对抗。（那时，沙拉莫夫本人并无党派，也没有加入共青团，因为他是神甫的儿子。）

1929年，沙拉莫夫因非法散发列宁的《遗训》第一次遭到逮捕。1922年，列宁已经病了，他写下了这份遗嘱，建议解除斯大林俄共（布）总书记的职务。因为照他的看法，斯大林太粗暴凶狠。然而，十月革命领袖的这个建议，却对广大群众秘而不宣，谁扩散了他的《遗训》，谁就受到迫害。于是，沙拉莫夫因自己的真诚，因追随列宁的思想，而进了北乌拉尔的维舍拉劳改营，在那里待了三年。

后来，在1932年，他回到莫斯科，在一些工会和技术刊物担任记者的工作。他不再涉足政治，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完全忠诚。这有他当时创作的头几篇小说为证：这些小说的题材极为平和、充满人道精神。可是过了五年，沙拉莫夫作为反对派的参加者再次遭到逮捕。这一次，他被打上КРТД，即“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动”的标记，其中最可怕的字眼是“托洛茨基”。1937年，所有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都被戴上这顶帽子。因“右倾托洛茨基分子”活动遭到杀害的人，比如就有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尽管这些人都曾经是列宁的战友，也反对过托洛茨基。沙拉莫夫没有遭到枪毙，是因为他并不是著名的政治人物，也由于他的条件（三十岁，个子高，身体强壮）适合干重体力活；因此把他遣送去了科雷马遥远的北方劳改营，在那里，囚犯在只有夏天才融化的永久冻土环境里采金。他实际上已经注定一死，因为对所有判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动罪的人，都执行一道特别命令——“只用于干重体力劳动”。他们在道德上也备受屈辱，因为他们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沙拉莫夫

1937年8月，沙拉莫夫被遣送到科雷马，立刻落入了残酷的屠宰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因犯人没有完成定额就枪毙他们。然而，假如一个人饥饿不堪，又怎么能完成定额呢？这些事情，后来在他的小说《单独丈量》、《夜》、《这是怎样开始的》，以及表现科雷马“大清洗”时期的其他许多故事里都有描写。后来，这里的制度稍有宽松，一部分囚犯被释放了，但并不包括犯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动罪的囚犯。1941年，法西斯匪徒进攻苏联，在战争条件下，必须采掘更多的黄金。而供应却越来越糟糕，劳改营的死亡率节节飙升。假如科雷马当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不去追求完成任务，不惜任何代价把人的精力全部榨干，这样的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人。沙拉莫夫也好几次面临死亡，却意外获救。他曾经像许多人一样，“只剩一口气”。1944年，他进了贝利奇亚医院，一米八五的身高，体重却只有四十八公斤——完全像一具骨头架子。此后，他略微康复，又被送去干重体力活。直到1946年，由于一名相熟医生的帮助，他进了医士训练班，毕业后便到名为“左岸”的劳改营中心医院工作（后来，作者把与他的获救之地医院有关的故事集命名为《左岸》）。在医院里，他已经不受饥馑之苦，但是医院处于铁丝网之外，而沙拉莫夫却以囚犯之身一直待到1951年。然后，他又以雇用医士身份干了两年，在雅库特为囚犯和当地居民治病。雅库特的气温可达零下六十度。

沙拉莫夫经受了如此严酷的考验，却没有被折服，仍旧保持着精神的力量，这本身就已功莫大焉。不过，他面前还有一个伟绩——那就是文学上的成就。

1954年，从远北地区返回后，还没有恢复名誉，他就立刻动手写他的故事（他被恢复名誉是在1956年）。他知道对他的镇压是不公正的，但他并没有只想到自己，而想到了千千万万诚实、无辜，在奴役中死去的人们。他想留下他对一切经历的记忆，但并不是回忆录式的记忆，而是艺术和哲学式的记忆——震撼人心，助人净化的记忆。沙拉莫夫对艺术的规律，对亚里士多德引入的“卡塔西斯”（catharsis）概念，都有透彻理解。实际上，他一开始就为自己提出了创作悲剧的目标，但并不以戏剧形式，而把一个个单独成篇的故事，结集为具有内在戏剧性的巨幅马赛克。

沙拉莫夫把在暴力、残酷和道德腐败条件下生活和死亡的普通人，选作他的叙事中心。“他们只是受难者，并非英雄”，他写道。在科雷马，最令他感到恐怖的，不仅仅是对人的外在压力，还有许多内在的对于反抗的无能，他们为了多得一块面包或一盆汤，而准备互相欺骗，互相出卖。他把这种情况叫做人本性上和文化上的“动摇”和“脆弱”。在这一点上，沙拉莫夫是追随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写道：“一个卑鄙小人，什么都能习惯。”然而，沙拉莫夫在他的小说里描绘的人的道德堕落深渊要深邃得多，而且，他写的故事没有一个属于虚构。他的所有故事都以他个人的经验为基础，而且他对所有杀人者都保留了真名实姓。他的最反面的人物，是那些盲目照章办事的大小官员。不过，在他的眼目中，更可怕的是“窃贼”，即那些丧失了一切道德，不按法规，只凭性子就能够违法杀人的刑事犯。只有少数囚犯能够在这个天天如同地狱的境况中坚持下来，而且，即使在他们的心里，劳改营也会留下无法抚平的伤痕。沙拉莫夫认为，“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变得更好”，他本人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他说，比如在故事《伤寒检疫站》里，安德烈耶夫就是他自己：为了保住性命，主人公不得不搞欺骗）。

这是一个可怕的真实，而且这真实是客观存在的。沙拉莫夫在多数故事里采用简洁、淡漠，不露声色的白描叙事方式，更加强了恐惧之感。故事里既没有政治激情，道德劝诫，也没有心灵抚慰，其中很难找到苏联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善战胜恶”的希冀。然而，这样的希冀仍然不露痕迹地随时加入这种悲剧式的叙事之中。作者抒情的声音贯穿在《科雷马故事》的各个篇章（他在每一集中都加入了一两篇抒情短文），对大自然、对动物、对个别主人公的描写，都令人想起人性，从中表达出这种希冀。沙拉莫夫深刻意识到，他那冷峻忧伤的文字可能会不被人理解，但是他顽强地继续写作。

1960年代初，沙拉莫夫已经写出了大约六十篇科雷马系列短篇小说。实际上他，而非索尔仁尼琴，才是劳改营题材文学的先驱。但是，如果说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发表了，那么，《科雷马故事》则相反。沙拉莫夫曾向苏联作家出版社投稿，却被指责为“悲观主义”和“自然主义”。得到的回信称：“以我们的观点看，您故事中的主人公没有任何人性的东西，作者的立场是反人道的”。沙拉莫夫对这个看法无法苟同，他继续写作，指望在他死后，苏联社会变得更为成熟，能够更有耐心地接受人在劳改营里的悲惨真实的时候，这些故事必定会出版。他一共写了一百四十余篇故事，辑成六集，其中包括描写刑事犯道德的《犯罪世界随笔》，那是他尤其深恶痛绝的道德。

令他感到满意的是，他的《科雷马故事》由他的几位崇拜者用打字机打印出来，作为“地下出版物”传播。这些故事获得了蹲过斯大林劳改营，经历过流放的作家如奥·沃尔科夫、尤·东布罗夫斯基、娜·曼德尔施塔姆等人极高的评价。并且，他们将沙拉莫夫的小说首先视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新艺术。比如，镇压年代去世的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就给沙拉莫夫写信说：“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我十分关注事实，以致没有在足够的程度上感觉到整体的乐声”。在信的末尾，她得出一个结论：“以我之见，这是俄罗斯许多许多年来最优秀的散文。或许总的说来，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散文”。

然而，索尔仁尼琴并不喜欢这些小说。他大概是感到气恼，因为沙拉莫夫曾说他是“粉饰现实者”，对他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评价极有保留，对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冷嘲热讽：“一只小猫在卫生所附近走来走去——对于真正的劳改营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猫早就被吃掉了”。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两位作家还保持着互相尊重的关系，后来他们断绝了交往。他们分道扬镳，不仅具有审美和道德方面的原因，也牵涉到思想政治方面。1964年底，沙拉莫夫拒绝了索尔仁尼琴提出的合写《古拉格群岛》的私下建议。在由伊·西罗京斯卡娅发表的他的记事本中，他解释了这个原因：“我为什么不认为我个人有可能同索尔仁尼琴合作？首先，我希望在俄国的散文里说出我自己的意见，而不被笼罩在索尔仁尼琴这类总体说来属于生意人的阴影中……”

俄语“生意人”一词，意思是“精明强干，只追求实际目的（优先是商业目的）的人”，也指“行事精明，不择手段的人”。沙拉莫夫有严肃的理由作出这个结论。其一，他很快就猜到，索尔仁尼琴的文学计划，不是要在苏联，而是要在西方获得成功，《古拉格群岛》是为西方读者而写的。确实，如后来索尔仁尼琴在1975年于巴黎出版的《牛犊顶橡树》 里自己公开承认的，他早在1950年代就萌发了一个念头，将自己的作品以“斯捷潘·赫雷诺夫”的笔名送到国外，为此，他曾幻想遇到一名外国旅游者。其二，他知道索尔仁尼琴的劳改营经历远远不足，受到轻松劳改营（而非科雷马）的局限，因此，假如没有昔日的囚犯大量的回忆录，此人根本谈不出有关劳改营的任何新东西。这些回忆录是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由《新时代》杂志寄给他的，还有他后来自己收集的。对于作家沙拉莫夫来说，利用他人的经历和他人的材料，这不可容忍——他认为这极不道德。因此，《群岛》作为建立在编纂之上的一本书，其构想本身就令他深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永远无法想象，在二十世纪，居然会有一个艺术家为个人目的而收集回忆录”。

他通过熟人转告索尔仁尼琴，不准他在书中利用自己故事里的素材。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遵守。《古拉格群岛》最终仍然写进了不少从沙拉莫夫作品里引用的相似内容。此书第二卷的《社会亲近分子》一章，实质上就是沙拉莫夫《犯罪世界随笔》的随意改写，严格地说就是移用。这一切都见证了索尔仁尼琴的“精明强干”。

沙拉莫夫

需要注意的是，在科雷马，沙拉莫夫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早在1958年，他就被确定为残疾人（根据伴随失聪和动作协调性障碍的美尼尔氏症）。他有微薄的养老金，靠写诗挣一点稿费，丝毫不考虑发财致富问题。由于耳聋，他不便与人充分交往，迫不得已而过着孤独生活。不过，他经常读报，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了然于心。他当然能敏锐地感觉到，在同美国进行冷战的条件下，文学中的劳改营题材会成为政治投机和阴谋的目标。因此，当他知道他的《科雷马故事》未经他同意被寄到西方，并在纽约的反苏侨民出版物（《新杂志》）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物（《播种》）上刊载的时候，简直怒不可遏。为此，他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抗议信，刊登在1972年2月23日的《文学报》上。信中，沙拉莫夫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些对我们伟大国家，她的人民，她的文学显得十分仇恨的先生们，为了污蔑玷污任何一个名字，会去搞任何挑拨，作任何讹诈，进行任何诽谤……我已六十五岁，他们到底为什么需要我呢？《科雷马故事》中那些问题早就在生活中不复存在，《播种》和《新杂志》的先生们及其主子意欲把我作为地下反苏分子、‘国内侨民’呈现给世界，这是办不到的！”

非常奇怪的是，这封理所当然、义正词严的信，却遭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非议——无论在西方还是苏联。许多不久前才结识的朋友与他断绝了往来：他们认为他背弃了《科雷马故事》，虽然事情完全并非如此。然而，最令人意外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反应：他公开宣称“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死了”（意思是此人从今以后在他的眼中已经死去，然而这玩笑实在是语意双关）。

沙拉莫夫得知这个评论后，决定给对手写一封长信。档案里只保存了这封信的草稿，因为沙拉莫夫没有把这封信写完并发出去——这显然与他不知道索尔仁尼琴的通信地址有关，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有多个住处，并于1974年初被逐出苏联。但这封未发信的手稿，在2000年由伊·西罗京斯卡娅第一次判读并发表。信文极为雄辩，能让我们理解沙拉莫夫鲜活坦诚的思想：

“索尔仁尼琴先生。

我乐于接受您那关于我死亡的哀伤玩笑。我深感骄傲，认为我是冷战中死于您手下的第一个牺牲品。

假如为了向我开炮而需要像您这样的炮手——那我真为战场上那些炮手感到惋惜。

然而援引《文学报》并不会让人死掉。能让人死掉的是诗歌或散文……”

接下来，沙拉莫夫解释他为什么不喜欢索尔仁尼琴的散文，尤其是他的诗（他认为那些诗是写作狂之作，散文则板起面孔训人，作者没有这个权利）。

最重要的字句在信的末尾：

“我确凿无误地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冷战的牺牲品。而您是冷战的工具”。

我以为，他的《科雷马故事》表现出的真实比《古拉格群岛》深刻得多。中国的读者在了解各种事实后，也许也能得出这个结论。

俄国的传统建立在过度理想化和过分短视的基础上，建立在相信形形色色非理性的“奇迹”上。俄罗斯文化的所谓文学中心主义具有重大意义，这种主义意味着过度依赖大作家的威望和意见。索尔仁尼琴的情形就是这样，他的形象被媒体（包括国外的）神化，致使这位作家成了许多人的偶像。

沙拉莫夫是俄罗斯文学宝贵得多的另一个面。他从不追逐名誉，只希望尽到作家和诗人的职责。他的一生有点像洞穴修道士。他的离世也同他的整个一生一样悲惨：1982年，他在残老院里默默无闻地死于贫困之中。在俄罗斯，这样的人总被称为圣徒，让人们永久纪念。

在写于1955年的寓意诗《阿瓦库姆在普斯托泽尔斯克》里，沙拉莫夫写道：

“让我被讥笑，

被投入烈火，

让我的骨灰

在山风中飘散。

期望的终结，

最为甜美。

叩击人心的灰烬

望尘莫及。”

自己肉体的灰烬——就是诗人为真实招致的牺牲。但他的精神仍然活着，继续使人们不安，让人们对他人的痛苦不要漠然视之。沙拉莫夫诗中的隐喻，为他整个的一生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