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下的金雕—卫国战争中的哈萨克民族

来源: 小熊猫的大历史    作者: 赵国星

1941年10月，莫斯科州某地，一队红军士兵在德军的进攻下撤退。路边一个老妇看到这队红军士兵，脸上不禁露出恐惧的表情，她注意到这些士兵中有很多人皮肤黝黑，有一副亚洲人的面孔，很显然和她常见的俄罗斯士兵大不相同，这个老妇大声询问他们是不是苏联士兵。队列中一个士兵回答：“我们当然是”，他叫贾勒默罕默德·博扎诺夫（Dzhalmukhammet Bozzhanov），哈萨克族。另外一个俄罗斯族士兵用调侃的语气附和自己的战友，并且确认这些“黑皮肤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绝对坚定，毫无疑问是苏联军人。博扎诺夫只是苏德战争中成千上万不远万里西行赴战的哈萨克青年之一。在卫国战争中，国防人民委员会（NKO）在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总共动员了大约120万人入伍服役，其中有约45万是哈萨克族。这些士兵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柏林和其他战役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乃至牺牲生命，在整个战争中，大约有125500名哈萨克人牺牲、负伤或者是失踪。

相对来说，抗拒服兵役的哈萨克人只是少数，而且拒服兵役事件发生地点很分散，缺乏组织，大多数也没有造成重大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沙俄政府费尽力气征发哈萨克人远离自己的家乡去前线作战，还引发了起义，可是到在二战中，服兵役的哈萨克人已经完全融入了苏联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中。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兵，著名的哈萨克党务干部阿曼祖尔·卡列科夫（Amanzhol Qalyqov）在回忆自己的从军岁月时，曾经提到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大大扩展了他的视野。年轻的卡列科夫在前线和各族士兵结下了友谊，学会了说俄语，并且在战斗中保卫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斯拉夫城市。对于像卡列科夫这样的哈萨克族士兵来说，前线成为他们融入苏联社会大环境物理意义和思想意义上的空间。

哈萨克斯坦历史学者在研究战时动员的过程中，基本上仿效斯拉夫民族部队的脉络来阐述哈萨克士兵的前线经历。但是哈萨克人融入红军的过程不但和白俄罗斯族、俄罗斯族或乌克兰族截然不同，与其他非斯拉夫族群在前线的经历也不尽相同。在战争期间，尽管国防人民委员会征召了成千上万的哈萨克族入伍，但是动员政策充斥着各种矛盾和对立情绪。实际上，官方在实践层面中对哈萨克军人执行的政策，并不总是能反映党的宣传机构所宣扬的民族平等理想。这些政策反而凸显出对非斯拉夫民族军人的特殊偏见，其根源在于对哈萨克民族文化和社会的歧视。尽管苏联领导人试图通过动员手段来克服哈萨克人的这种“落后”，但体制上的不信任，行政上的错位和彻底的偏见却阻碍哈萨克族士兵全面融入红军。军事动员为“苏维埃化”的哈萨克军队创造了制度上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方式却加剧了不同民族士兵之间本就存在的不平等。最后，征兵政策和参与卫国战争，巩固了哈萨克族成员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地位，但是这些政策也强化了哈萨克族相对于俄罗斯族这个“各民族老大哥”的从属地位。

从零到整：卫国战争前俄/苏军队中的哈萨克族

卫国战争期间关于哈萨克族入伍服役的争议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早在1917年一战中，沙俄政府和哈萨克知识界就曾经就哈萨克族应征入伍是否可行或可取而展开争论。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草原游牧民族在沙俄这个帝国的社会地位究竟为何？1822年沙俄行政机构正式将哈萨克草原的原住民族划分到“异族”（inorodtsy (一般指旧俄时代俄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异族人，非俄罗斯人），即具有一定的行政自主权，但因为过于“原始”而无法完全融入俄罗斯社会的非东正教异族。尽管哈萨克人可以免服兵役，不过沙俄在中亚的总督会选拔诸位部落首领和其他社会精英的儿子，送往军事学院深造，从而培养忠于帝国的哈萨克族领袖。这些哈萨克军官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后来向当地的社会传统发起挑战，引发了社会和文化变革，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哈萨克民族的定居化和经济的贫困化。

19世纪末，哈萨克人在沙俄的兵役问题已经成为哈萨克知识界面临的特别紧迫的问题。这些人利用1905年革命后政治宽松的大环境，大谈哈萨克人应征入伍与哈萨克族民族地位以及俄罗斯帝国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1914年俄军加入一战之际，一些著名的哈萨克知识分子，比如阿里汗·博凯汗（Ălikhan Bȯkeikhan）和阿克梅特·拜图尔西诺夫（Akhmet Baitūrsynūly，原姓氏为“拜图尔西努里”）将兵役称之为哈萨克人对国家表现忠诚的手段，希望沙俄当局能够看到哈萨克族的忠诚，从而在公民身份和土地分配等相关权力方面对他们做出让步。然而，这些观点的前提却是两个过于乐观的假设：首先，哈萨克游牧民愿意为了帝国的主人流血牺牲，其次，沙俄政府官方有兴趣将哈萨克族纳入到俄罗斯帝国主流社会之中。不幸的是，这两种假设后来都被证明是虚妄的。大多数哈萨克游牧民不愿意在军中服役，而俄罗斯官员也仍旧认为这些草原民族不适合成为军人。

沙俄当局并没有采纳布基汉和拜图尔西诺夫的建议，将哈萨克族征入一线作战部队，而是将他们招募进入没有武装的基建单位。而这样的征兵活动成为引发1916年叛乱的导火索。沙俄地方官员有意愿让哈萨克人从事军事化工作，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游牧民发武器。与沙俄当局相反，布尔什维克积极寻求招募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民众加入红军。

1918年8月，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就组织了一批哈萨克志愿武装加入对高尔察克的作战行动，不久之后，苏维埃把阿拉什奥尔达政府（Alash Orda，1917年由阿拉什党在哈萨克成立的自治政府，1920年被苏维埃扑灭，前文提到的阿里汗·博凯汗和都是阿拉什党的骨干人物）的一些军队改编进入红军。据学者估计，到1920年10月，总共有31000名土库曼族、乌孜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和其他中亚民族的民众加入新生的红军。然而中亚民族加入红军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坦途，面对莫斯科方面以国际主义民族平等为原则的动员令，许多红军军官却存有矛盾乃至抵触的情绪。有些斯拉夫军官对这些命令公然抵制，他们经常用沙俄时期的一些简明但又充满偏见的说法来谈论少数民族，比如认为哈萨克游牧民是“野蛮”而“怯懦”的民族，从而表达自己对上级命令的不满。

甚至包括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在内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都对中亚民族抱有偏见，认为中亚文化是落后的，因此当地人无法大规模进入红军服役。1924年红军改革中，伏龙芝要求在志愿入伍的基础上征集中亚民族士兵，但斯拉夫军官仍然将中亚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视为落后的标志。从表面上看，苏联领导人乐观地认为，中亚民族未来在红军中的人数将和斯拉夫民族相当，但是他们认为前提是经过若干年政治和文化的指导。

在苏联官方看来，非俄罗斯族参军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成就之一。斯大林在1928年纪念红军建军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民族多样性和“国际主义”精神是红军区别于已经灭亡的沙俄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最显著的特征。按照斯大林1928年关于组建一支真正的多民族军队的指示精神，苏联军方开始征召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维吾尔族和其他中亚民族。而正如在俄罗斯腹地发生的情况一样，在中亚推广的兵役制度成为传播苏维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比如扫除文盲、无神论和对党的忠诚。斯拉夫干部也把征兵视为灌输“文明价值观”的有效工具，比如讲卫生和守纪律。军事动员更进一步加深了哈萨克社会的分化，愿意加入红军的民众，与反抗集体化和征用没收的叛乱分子开始对立起来。

经过十年的发展，苏联采取普遍兵役制的趋势不断加快。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定男性公民不论民族和阶级背景都要服兵役。然而这种兵役制度其实也有例外，有一些受到镇压被强制迁移的族群，比如苏联朝鲜族不能入伍，或者被刚刚吞并不久的领土，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这些地区的居民也不能入伍。免除兵役的群体还包括曾在外国军队服役的公民、古拉格系统的囚犯，以及有直系亲属因破坏、间谍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哈萨克族入伍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哈萨克共产党军事部的报告，在1939年有18276名哈萨克族作为普通士兵加入红军，1940年是16262人。在“巴巴罗萨”前夕，红军中斯拉夫民族的比例仍然明显高于在苏联人口中的比例，但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为有力的证明，他们履行了建立一支多民族武装力量的承诺。这支军队很快就要接受残酷战火的考验。

1941年夏天,当德军大举入侵苏联之际，红军已经构建了一套强大的动员网络。国防人民委员会管理着全苏联的所有军区，并在斯大林的全面指导之下，开始大规模征召士兵和军官。国防人民委员会依托苏联各地方政府全面负责这一工作。各军区军事委员会与地方党组织及苏维埃为苏联社会的军事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征召新兵，同时还组织民众完成役前训练，为此组建了普及军训部(vsevobuch)。各军事委员会是军队与社会形成联系的主要机构和组织，是动员哈萨克民众的重要工具。

而作为哈萨克行政机构的核心领导组织，哈萨克共产党在军队的动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6月战争爆发后，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古拉·斯克沃尔佐夫（Nikolai Skvortsov）指示地方党委向军区军事委员会派出代表，监督动员令的执行情况。斯克沃尔佐夫1899年出生于阿斯特拉罕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内战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过地方领导干部。1930年，斯克沃尔佐夫前往莫斯科计划和经济学院进修，在完成学业后，他在安德烈·日丹诺夫和格奥尔基·马连科夫的领导下，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干部管理局工作。1938年4月，政治局任命斯克沃尔佐夫担任哈萨克党的第二书记，分管当地工业和农业工作。

尼古拉·斯克沃尔佐夫

1938年5月，哈萨克第一书记列万·米尔佐扬（Levon Mirzoyan）被内务部逮捕之后，斯克沃尔佐夫接替他成为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把手。在德军入侵之后，斯克沃尔佐夫充分发挥他在行政事务上的才能，把哈萨克化为苏联大后方的兵工厂。而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哈萨克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努尔塔斯·昂达西诺夫（Nūrtas Ondasynov）出力颇多。昂达西诺夫1904年出生于土耳其斯坦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地方政府干部。1937年哈萨克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奥拉兹·伊萨耶夫（Oraz Isaev）被内务部逮捕，由昂达西诺夫继任，他一直担任该职到1951年。昂达西诺夫与斯克沃尔佐夫一起完成了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面战争动员。

努尔塔斯·昂达西诺夫

苏德战争的爆发让围绕中亚民族服兵役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队征召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土库曼族和乌孜别克族确实创造了可以遵循的先例。但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防人民委员会却不动声色地改变了这一政策，这确实是令人疑惑。从1941年6月到12月，应征入伍的中亚新兵一般不会被派到前线，而是被国防人民委员会分配到基建营这样的非作战单位。相比之下，地方军事委员会到时会把一些“欧裔”新兵，如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纳入正规作战部队。比如在1941年10月的3天中，哈萨克的赛梅伊（Semey）州总共征召了353名欧裔民族和511名中亚民族公民，其中304名欧裔民族公民被派往前线，但是中亚人则被分配到远离前线的劳动基建单位。国防人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恢复了沙俄时期征召“异族”进入辅助劳动单位的做法，尽管官方宣传哈萨克民族同样有责任保卫祖国，但是国防人民委员会并没有把他们当成纯粹的苏联公民。

这并不是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采取对斯拉夫民族和中亚民族“亲疏有别”的政策，不过这确实是加重了两者之间本就存在的不平等状态。在20世纪20年代修建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过程中，哈萨克族工人通常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因为他们缺乏职业生涯上升所需的技术经验和制度牵引。在短期内，苏联的劳动政策有时会创造出不同的职业群体，这些职业群体因收入、资历和技能水平的差异产生明显的区别。而在军事领域，因为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征兵政策，也出现了类似的民族等级制度。苏联官方改变了战前普遍征兵的立场，表现为对中亚民族忠诚度的不信任，尽管表达的很含蓄，但立场却很坚定，中亚民族不像斯拉夫民族或其他民族那样融入苏联社会，因此不太值得信任，暂时不能进入武装部队。

值得注意的是，禁止中亚民族入伍服役的禁令并非一成不变。在苏德战争初期，由于红军损失太过惨重，需要尽快补充人力资源组建新的部队。具体到哈萨克共和国，当地军事委员会会补充一些哈萨克族士兵，比如新组建的步兵第310、第312和第316师，兵员全都是来自阿克纠宾州、、彼得罗巴甫尔州和阿拉木图州的退伍军人；这些老兵有30%到40%是哈萨克族。此外，在战争开始时，作战部队中已经有不少正在服役的中亚人，而他们也在战斗岗位上参加了布列斯特、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战斗。比如说1941年10月，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混血女战士济芭•帕夏•克泽•加尼耶娃进入莫斯科步兵第3共产主义者师服役，先后担任担任狙击手、侦察员和无线电报务员，直到1943年因伤退役。

济芭•帕夏•克泽•加尼耶娃(Ziba Pasha qizi Ganiyeva,俄语：Зиба́ Паша́ кызы Гани́ева，阿塞拜疆语:Ziba Paşa qızı Qəniyeva。1923年8月20日在阿塞拜疆城市舍马罕出生，父亲为阿塞拜疆族，母亲为乌孜别克族。1937年加尼耶娃的母亲被镇压，父亲为了保全女儿不得不与之断绝关系。同年加尼耶娃前往塔什干，进入乌兹别克交响乐团舞蹈系，1940年又进入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表演专业。

战争爆发后，加尼耶娃自愿入伍，并接受了机枪、狙击手、情报侦察、无线电等方面的训练。先进入列宁格勒方面军，作为无线电报务员跟随侦察分队先后16次深入敌后执行任务。

1941年10月，加尼耶娃进入莫斯科步兵第3共产主义者师服役，担任狙击手。1941年11月7日，她随部队参加了光荣的红场阅兵。1942年1月，莫斯科步兵第3共产主义者师改编为红军步兵第130师。1942年春，第130师隶属西北方面军，加尼耶娃作为共青团员，号召全师官兵展开冷枪运动。从当年4月12日到5月13日，第130师独立摩托化步兵第151侦察营士兵加尼耶娃总共狙杀德军官兵22人，其中军官2人。她也因此在1942年7月16日荣获红旗勋章（加尼耶娃最终战绩据说为129人，但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1942年5月23日，加尼耶娃在列宁格勒地区莫尔沃季齐附近的战斗中触雷负重伤，后被飞机送往莫斯科治疗。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之下，一度因败血症生命垂危的加尼耶娃最终康复，但退出了现役。战争结束之后，加尼耶娃与著名的阿塞拜疆族外交官托菲克•加德洛夫结婚，并且在电影、历史、东方学和语言学方面均有所建树。

因此可以说，苏联政府虽然积极鼓励中亚民众投入战争，但在战争初期情况略有不同。根据战时统计，在哈萨克被动员入伍者总计189.6万人，其中哈萨克族只有24%，斯大林所说的“全民战争”其实并不包括全部人口。尽管战争初期红军损失惨重，但能够入伍服役者仍然要具备“正确的”政治派别、性别、阶级出身和民族。比如说1941年夏季和秋季，游击队的指挥员就会劝说那些没有党政组织关系的公民不要加入游击队，在同一时期，国防人民委员会禁止妇女在前线部队服役。

事实证明，苏联红军并不是一直以民族为标准来筛选入伍人员。在战争开始之后，国防人民委员会要求把军队中的芬兰族、德意志族、高丽族和其他被迁移的民族官兵调往劳动营等单位，这一点和对中亚民族的处置办法相同。将不可靠民族官兵遣散复员，是20世纪30年代末强制迁移政策延伸，但是把中亚民族列入与被迁移民族相当的地位，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说， 1941年9月，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委员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Aleksandr Shcherbakov）命令下级为新组建的空降兵部队征募新兵，但是明确禁止德意志族、波兰族、拉脱维亚族、爱沙尼亚族、保加利亚族、高丽族、日本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异国”民族成员加入空降兵。不仅如此，谢尔巴科夫还明确指出，哈萨克族和乌孜别克族等“当地土著民族”也禁止加入精锐的空降兵，只有白俄罗斯族、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才是征募对象。一个新的民族等级制度正在军队内部形成，中亚民族与侨居民族一样，位于这个等级制度的最底层。

歧视性的不平等征兵政策在哈萨克斯坦引发了极大不满。1941年10月，哈萨克青年、30年代哈萨克大饥荒的幸存者穆罕默德•沙亚赫梅托夫（Mukhamet Shayakhmetov，他后来写了一本书《沉默的草原》（The Silent Steppe），讲述了大饥荒时代的往事）与其他80名青年向东哈萨克斯坦州的兵役委员会报到，但得到的回应是暂时不允许哈萨克族入伍。据沙亚赫梅托夫所说，这些青年将这样的政策视为当局的歧视，暗示哈萨克青年怯懦畏敌，剥夺了他们保卫祖国的荣誉。而在另一方面，这样的政策令哈萨克的俄罗斯族也感到不满，不过原因恰恰相反，俄罗斯族认为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人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牺牲，不让哈萨克族上前线的政策并不公平。哈萨克党的宣传干部通过报告证实，共和国各地群众对征兵制的两极分化感到困惑而愤慨。例如，阿拉木图市民经常提出质疑，为什么红军不接受哈萨克青年志愿入伍。很显然，公众相信苏联官方“动员全民”反击德国法西斯的宣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把哈萨克族排除在斗争之外。

红军此时恰恰需要大量兵员，到1941年年底，红军已经承受了400万以上的损失，最高统帅部为了组织反攻正在大量扩军，而这又证实了红军对中亚民族确实不信任。但随着前线的局势愈发严峻，苏联的征兵政策不得不进行调整。国防委员会开始扩大征兵范围，将之前被排除在外的人口囊括进来。1941年12月，红军还是动员医护人员和女性进入军队服役，不久之后又解除了女性军人不得进入战斗岗位的限制。大约在同一时间，敌后游击队也不再对民族进行限制，包括犹太人和妇女都可以加入游击队。在这个绝望的时刻，苏联也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红军开始征召中亚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进入军队，并肩作战。

然而，即使越来越多的中亚民族穿上了红军军装，国防人民委员会仍然会根据忠诚度来限制某些民族入伍。除了被强制迁移的民族之外，国防人民委员会还禁止1939年之后被吞并领土上的居民入伍。虽然当时红军急于征募来自苏联欧洲部分领土疏散到后方的难民，但对于来自波罗的海三国、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难民却是例外，这些人毕竟在1939年之后才成为苏联公民，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度受到了严重质疑。1942年9月，阿拉木图州军事委员会征募了9188人入伍，但发现其中68人是从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疏散到后方的。另外还有396人是高丽人或其他“被镇压民族”群体。国防人民委员会并没有把这些“可疑群体”送上前线，而是把他们送到了非武装的劳动营。一年以后，国防人民委员会继续筛选被流放的民族群体。根据哈萨克党给朱可夫将军的报告，从1943年10月25日到11月15日，当地军委征召了35110名 “欧洲族裔 “到当地征兵点报到；其中1285人是 “德意志族、土耳其族、保加利亚族 “和其他可疑民族的成员，他们都被送到了劳动营。一旦涉及到被流放的民族，战时征兵制度是决不能违反的。由于行政管理上的混乱，少数芬兰族、德意志族、高丽族和其他受到镇压的族群有少数官兵仍在红军服役，但这并不是正常情况。对于这些族群来说，他们并不会被送到前线，因为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是“外国族群”，怀疑他们的忠诚。

相比对“西部人”（即1939年之后并入苏联的西部领土居民）和被流放族群的动员，对中亚民族的征兵政策相对更有灵活性，也更包容。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前，官方对中亚士兵的态度有所变化，或者说前后矛盾。相关政策曾经有过两次大转弯。国防委员会和国防人民委员会分别在1943年10月和1944年10月发布命令，“免除”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当地民族服兵役的义务。到战争结束之际，苏联政府已经免除了中亚和高加索43个民族在前线服役的义务。考虑到苏联领导人早就放松了其他族群在前线服役的限制，这样的政策尤其值得注意。比如说1942年春天，国防委员会授权各地军事委员会征召被流放的富农分子，不久之后又向游击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吸纳更多的犹太人。此外，当红军在1943-1944年解放了苏联西部边境地区时，取消了对 “西部人 “入伍的限制。很快，爱沙尼亚族、拉脱维亚族、立陶宛族、摩尔达维亚族、西白俄罗斯人和西乌克兰人大量加入部队。随着战争的结束，入伍和退伍的标准明显发生了变化。然而，国防人民委员会仍然继续避免动员中亚人和高加索人。红军的人力储备始终处于危险的低水平，但苏联领导人仍然认为，将大量非斯拉夫人集中到军队里去实在是太冒险了。

从1941年到1945年，苏联政府调整了对被流放民族的限制政策，但中亚人又没有像斯拉夫人和其他欧洲民族那样被武装部队完全接纳。苏联领导人对中亚人的不信任并不像被流放民族那样强烈，但他们仍然倾向于让中亚人远离前线。然而，在实践中这又往往是不可能的。在1941年夏秋之交苏联军队遭受惨败之后，国防人民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将应征的中亚士兵送上前线，从而阻止军事上的崩溃。但是一旦1943年前线局势稳定下来，中亚人和高加索人就不再被接受进入军队。这个时候，红军已经解放了大量欧洲族裔聚居区，因此优选选择斯拉夫人，而不是中亚人。就可靠性和政治忠诚度而言，在苏联领导人眼中，中亚人排在被流放民族之前，但肯定在斯拉夫人和其他欧洲民族之后。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征兵过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立之后的哈萨克斯坦的历史学家认为战时征兵过程是没有波折而简单的。许多学者以苏联时期的著作为线索，认为哈萨克人和斯拉夫人热情洋溢的前往当地征兵机构，自愿到前线服役，而且往往是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动下。哈萨克老兵写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入伍过程大多数也是如此理想化。例如，卫国战争老兵M·K·肯巴耶夫（M. K. Kenbaev）写道，他和阿克纠宾师范学院的同学们在1941年12月得知红军哈萨克民族部队步兵第101旅成立的消息，大家一致决定前往当地军事委员会申请入伍。根据肯巴耶夫的说法，这些学生是在压倒一切的意愿鼓舞之下报名的，也就是保卫苏联祖国的热忱。

这些关于哈萨克族志愿入伍的说法，都有些爱国主义的夸大色彩，但确实支持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至少一部分哈萨克族民众愿意入伍服役。乍看之下这种热情似乎令人惊讶。仅仅10年前，灰烬之火烧遍了整个草原（即1930—1933年间的哈萨克大饥荒），因饥饿而失去家人的哈萨克族有足够的理由不信任、敌视苏维埃政权。回顾战前生活，许多哈萨克族老兵尖锐地指出了这些个人和家庭悲剧，但对他们来说，30年代初的创伤并不妨碍他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服兵役。例如，在一次采访中，曾在炮兵部队服役的阿曼祖尔·卡利科夫提到，他在大饥荒中失去了父亲和所有5个叔叔，但他仍然勇敢地在前线作战，甚至对斯大林坚韧不拔的军事领导能力感到惊叹。曾在步兵服役的萨特巴尔德·托塔诺夫（Satybaldy Totanov）在谈到类似的情况时表示，他的整个家庭都死在了大饥荒里，但他仍然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信心，愿意为苏维埃事业而战。对许多哈萨克族老兵来说，战争压倒了大饥荒带来的一些痛苦，就像整个苏联社会一样，战争为这些老兵提供了另一种叙事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的身份。因此，至少对一些哈萨克族士兵来说，他们并不会抵触在冲锋时高呼：”为了祖国! 为了斯大林！”

托塔诺夫

从地方军事委员会收到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动员令开始，征兵过程就开始启动了。相关机构会搜集兵役适龄人员的基本档案材料，包括年龄、民族和就业情况。在理想的情况下，征兵单位会研究兵役候选人的工作和家庭情况，从而确定他有什么对军队有用的职业技能。在调查之后，军事委员会命令应征者到当地征兵点报到。到达征兵点后，卫生部门首先给新兵体检，检查他们是否因疾病或营养不良而无法在前线服役。在这一过程中，军事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会与新兵面谈，同时检查他们的犯罪记录，确定新兵的 “政治态度”。如前所述，具有 “反动 “阶级背景的应征者往往被禁止在前线服役，曾有”反革命 “罪行的人也是如此。不过国防人民委员会明确指出，有轻微犯罪记录的人也可以被征召，有时国防人民委员会甚至批评当地内务部 “过度谨慎”，把那些有 “非政治 “犯罪（如小偷）前科的人排除在外。
在哈萨克乡村，征兵点通常设在一两间破屋子组成的简陋建筑中。他们通常每天要处理大约200名应征者。征兵机构通常没有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因此，应征者必须自行前往征兵点。征兵过程中固有的后勤问题由于当地征兵机构的渎职和无能而变得更加复杂。在许多地区，人民委员甚至连最基本的公文标准都不懂，因此，征兵工作在某些时候陷入混乱无序。根据哈萨克共产党情报单位1941年11月的一份调查报告，阿拉木图州军委干部根本没有掌握符合条件的兵役适龄人员数量，因为他们经常把死亡、被捕和已经入伍的人的名字列入征兵名单。另一份由古里耶夫州委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当地军委无法掌握谁被征召入伍，因为适龄入伍者不断变更工作单位，而用人单位未能及时在档案文件上更新这一变化。

在这样混乱的环境下，腐化的军事委员很容易发生渎职行为，最常见的罪行之一是收受贿赂，免除健康应征者的兵役义务。1942年春天，国防人民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发现，哈萨克斯坦 “几乎所有 “的军事委员都有非法免除应征者兵役的行为。从1941年6月到1942年2月，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Aleksandr Shcherbakov）以这种方式免除了75人的兵役，阿拉木图州的一名高级干部又庇护了179人。有时非法行为的动机并不是受贿，而是出于民族考虑。赛梅伊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1942年4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位名叫阿明巴耶夫的军事委员拒绝派哈萨克族上前线；相反，他特别把俄罗斯族挑选了出来。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协助非法逃避兵役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搞点物质上的好处。比如有个科兹洛夫大尉，他给别人行方便之门的代价，只是换一些点心。

有些时候地方军事委员的无能和冷漠会让应征者处于危险之中。例如，前边提到的科兹洛夫大尉因为玩忽职守，以至于征兵点长期没有暖气，”满是污垢”。结果在斑疹伤寒爆发后，只能对这里进行隔离。严重的拥挤往往会使本就恶劣的卫生条件更加恶化。由于苏联的铁路系统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往往无法迅速把应征士兵送往前线。与此同时，士兵们有时会受到食物和水短缺的困扰。例如，哈萨克老兵苏莱曼·别克诺夫（Sleimen Bekenov）写道，他和其他应征士兵在克孜勒奥尔达州的一个征兵点滞留期间，完全没有水用，士兵们只能”无声地抽泣着”，结果许多人死于脱水。考虑到当地征兵点的可怕条件，许多应征者选择逃往相对安全的乡村，这就不让人惊讶了。

除此之外，哈萨克当地多种语言共存的情况也让征兵过程更加复杂化。1941年9月，东哈萨克州4个地区的征兵工作停滞不前，因为当地干部不会说俄语，他们无法向斯拉夫民族的军事委员汇报有关兵役适龄人员的情况。除了语言问题之外，地理上的障碍也让问题更加复杂。1943年7月，斯克沃尔佐夫和哈萨克党军事部主任彼得·阿列克谢夫（Petr Alekseev）告诉朱可夫将军，在过去的6个月里，大批哈萨克应征人员没有到征兵点报到，因为他们的居住地离最近的报到地点大约300公里远。事实上，在1942年1月到7月，有2035名哈萨克族应征人员没有报到，因为他们在遥远的牧场上放牧。前往当地征兵点的哈萨克族在路上饱尝艰辛，尤其是有些人要在严寒中徒步行进。

还有个主要问题，在战争期间的苏联，逃避兵役的现象很普遍。正如军事历史学家罗杰·里斯（Roger Reese）所述，在战争期间，有400万苏联公民被指控开小差、逃避征兵或自残，这个数字令人吃惊。尽管逃兵役在哈萨克是个大问题，但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这种现象是否普遍。根据哈萨克历史学家帕维尔·别兰（Pavel Belan）的说法，从1941年8月到1945年，公安机关在哈萨克共和国逮捕了大约9500名逃兵，这还不到哈萨克斯坦动员士兵总数的1%。无论如何，地方上对逃兵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搜捕运动，他们在宿舍、食堂、市场、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进行扫荡和突击检查，检查军人证件，逮捕逃兵。地方司法机关对逃兵处以100卢布的罚款，将他们分配到建筑营，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逃兵会被送往古拉格。

莫斯科和阿拉木图方面对征兵过程中的问题做出了反应，撤掉了不称职的干部，并且扩大了军事委员的工作系统。比如说1943年10月，国防人民委员会、哈萨克苏维埃政府和党组织共同新建了37个区级军事委员会，以缓解征兵工作的压力。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苏联政府试图改革征兵程序，从而适应哈萨克当地的官僚、语言和地理特点。从大的方面来说，哈萨克战时的征兵工作是很成功的，地方政府毕竟是将数以万计的人送进了劳动营和前线部队，而且克服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地方军事委员会从未达到国防人民委员会要求的效率水平。国防人民委员会最终未能在哈萨克当地完全推广其征兵流程和机构。因此对哈萨克族的动员是在一种杂乱无章、不够公平的情况下展开的，而且往往方式比较粗鲁。

被忽视的爱国者：哈萨克民族部队的组建与命运

哈萨克民族部队的历史与充满困难和矛盾的军事动员过程形成鲜明对比。1941年11月，斯大林在红军中重新建立民族部队，这些部队有大量来自所属加盟共和国的士兵，如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族、拉脱维亚的拉脱维亚族、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这些人都集中在一起。在战争期间，国防人民委员会总共组建了66个民族旅、团和师。这些部队在数量上只占红军总兵力的一小部分，因此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民族部队并不特别重要。然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它们又很重要，因为民族部队是苏联人民的友谊和各民族团结起来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1941年12月，国防人民委员会在哈萨克组建了3支民族部队—哈萨克独立步兵第100旅、独立步兵第101旅和独立步兵第102旅。

根据帕维尔·别兰的著作，在战争期间总共有26000名哈萨克族士兵在这三个旅作战，而且大部分都是志愿兵。在中亚军区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头们，比如米哈伊尔·卡扎科夫（Mikhail Kazakov）眼中，这些民族步兵旅的组建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他们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军事领域的最终体现。通过哈萨克步兵旅，国防人民委员会和哈萨克共产党希望提醒哈萨克人民，他们所享受的“民族自治”生活，从而激励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而战。

但是民族部队不仅仅是民族团结的吉祥物，意识形态的花瓶。卡扎科夫在给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的关于组建哈萨克民族部队的指示里明确表示，这些民族步兵旅要 “强大、团结、训练有素、补给充足”，以便他们能够 “给予法西斯侵略者歼灭性打击”。为达到这一标准，这些民族步兵旅的规模要与红军其他步兵旅的编制相当。在1942年3月3日之前，国防人民委员会在某次对独立步兵第101旅的检查显示，这支部队有4189名官兵，这是当时苏军步兵旅的典型编制。国防人民委员会还命令中亚军区为哈萨克民族步兵旅提供火炮、运输工具（包括汽车和拖拉机）和防化装备，总之就是保障他们对敌作战所需的一切物资。

按照典型的自相矛盾的斯大林主义表述，苏联红军组建民族部队同时有“民族”和“多民族”两个意义。卡扎科夫在11月给谢尔巴科夫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哈萨克族军官，就要用俄罗斯族军官指挥民族部队，考虑到苏联军官队伍中斯拉夫人占多数，这种情况是必然发生的。谢尔巴科夫本应该检查这些俄罗斯族军官的“民族团结”精神，确保他们没有沙文主义思想，但是卡扎科夫也没有指示谢尔巴科夫如何去完成这个任务。俄罗斯族军官在指挥哈萨克族部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国防人民委员会确实也做出了努力尽力培养组织哈萨克族军官。根据国防人民委员会的记录，1942年春天，哈萨克独立第101旅的上级军官有198人（55.4%）是哈萨克族,而只有112人（31.3%）是俄罗斯族。哈萨克民族部队的官兵在组成上更有 “民族特色”。例如，独立第101旅的2900多名士兵（94.5%）是哈萨克族。

可以说国防人民委员会成功组建了真正由哈萨克族组建的民族部队，即使是俄罗斯族在这几个旅里担任着关键的领导职务。然而，哈萨克旅的装备则是个更复杂的命题。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红军各部队缺乏武器和装备是普遍现象，但在哈萨克民族旅情况尤为严重。国防人民委员会并没有将民族部队纳入其总动员计划，因此，哈萨克民族旅无法定期获得军方供应。相反，为民族部队保障物资的责任完全落在了地方党政机关的肩上，这使得哈萨克族部队在争夺稀缺的军事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1941年12月，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尖锐地批评了阿克纠宾省委没有为独立步兵第101旅的官兵提供粮食和被服。

显然，新罗西斯克区的士兵只收到额定量50%-55%的食物和其他物资，而在马托克区，这一比例徘徊在30%。1941年末，哈萨克正处于严重粮食短缺的阵痛之中，地方干部很可能已经是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保证匮乏的粮食供应。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为当地农民和工人供应粮食可能比为赶赴前线的士兵提供粮食更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莫斯科和阿拉木图的方面并没有故意忽视哈萨克民族旅，但他们也没有对这些部队做出持续供应物资的承诺。国防人民委员会在意识形态上对民族部队给予了相当大的重视，但在资源分配上，这些部队就得往后站了。

随着战争进行，哈萨克民族旅仍在忍受着严重的物资短缺。1942年春天，哈萨克苏维埃政府、哈萨克共产党和中亚军区共同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驻扎在阿拉木图的独立步兵第100旅武器装备严重短缺。尽管该旅已经组建了4个月，但该旅士兵却只有很少的武器可供训练使用。旅长谢夫佐夫中校估计，第100旅的额定编制应配备492支PPSh-41冲锋枪、482支步枪、56门迫击炮、24门火炮和其他各种武器；但实际上该旅全部武器只有区区23把手枪。除此之外第100旅还极度缺乏基本的必需品，如望远镜、防毒面具和无线电台。有时长期的装备短缺对民族部队的士气和战场效率产生破坏性影响，据红红军指挥员估计，叛逃和其他纪律问题在这些部队中特别常见。

1950年代初，一位鞑靼族军官接受了美国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项目的专访，他声称当时红军向驻扎在塔什干的一个乌兹别克民族师提供的是不能射击的训练用枪，直到这些乌兹别克人抵达莫斯科地区后才发了真正的步枪。一名向德军投诚后加入突厥斯坦军团的乌兹别克士兵也参加了哈佛大学的专访，他回忆说，苏军官方向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部队的每个旅只提供一支训练用步枪，因为他们不愿意武装大量集中在苏联本土腹地的中亚人。这两位受访者清楚地感觉到，苏联当局不信任中亚士兵，根本无意于保持民族部队的战斗力。红军没有向这些部队分发武器，就是强烈地信号，表明他们重视哪些部队，不重视哪些部队。

有些民族部队可以利用自己组织体制上的优势缓解物资不足的问题。比如说某些高加索共和国的民族部队在中央那里有强有力的靠山，可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具体来说，拉夫连季·贝利亚对格鲁吉亚民族部队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而阿塞拜疆党的第一书记米尔·贾法尔·巴吉罗夫则积极支持阿塞拜疆的民族部队。而哈萨克族却没有这么高级的干部，显然没有人愿意或能够在莫斯科维护他们的利益。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例如，在1942年秋天，哈萨克第100和101旅参加了第二次勒热夫—瑟乔夫卡进攻战役，但他们几乎没有炮兵、坦克或飞机支援。哈萨克族步兵勇敢地冲向敌人严密设防的阵地，但在没有火力掩护的情况下，他们承受了可怕的伤亡。

哈萨克第100旅副连长茹马拜·库达巴耶夫（Жумабай Кудабаев）上尉1942年11月28日牺牲

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忽视民族部队在战场上的糟糕表现。国防人民委员会从1944年开始解散这些民族部队，直到1945年这些部队的官兵大多数被并入红军其他部队。哈萨克步兵第100旅和其他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部队一直战斗到1945年5月，但国防人民委员会在1944年7月解散了哈萨克独立步兵第101旅和第102旅。从编制体制的角度来看，解散这两个旅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遭受了可怕的伤亡，无力继续独立完成军事行动。尽管如此，国防人民委员会本可以从征集入伍的哈萨克族当中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这些民族部队，但实际他们却把这两个旅解散了，这证明官方更倾向于正规的红军部队，而不是民族部队。最后，苏联官方认为将民族部队作为吸纳非斯拉夫民族士兵融入红军的制度是无效的。党的宣传人员把这些部队歌颂为苏联团结的民族政策的体现，但国防人民委员会组建民族部队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并保持部队的战斗力，激励非俄罗斯族民众倒在其次。由于国防人民委员会未能保障大多数民族部队，这些部队往往缺乏有效地与敌人作战的手段。由此造成了在战场上战斗力的不足，而反过来加强了非俄罗斯族士兵不可靠的观念。

平等的障碍。多民族部队中的非官方歧视

哈萨克民族旅的命运，和中亚士兵的矛盾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存在对中亚士兵的歧视现象，但是并没有限制民族部队的组建。在红军部队中服役的哈萨克族和其他中亚民族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哈萨克族士兵都会受到明显的歧视，问题是无处不在的歧视足以破坏各级官兵中社会主义民族友爱的观念。中亚民族和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突然大量融入军队，在前线造成了相当紧张的氛围，尽管政府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来改善这种紧张关系，以便提高多民族混编部队的战斗力，但是个别官兵仍然无视这样的指令。非官方群体的歧视现象，加上官方的排斥政策，强化了哈萨克族和其他非斯拉夫民族在苏联军事等级制度中的边缘地位。

最为常见的歧视现象之一，是阻止个别哈萨克族到前线服役，当然这是非法行为。类似的做法在红军空军内部尤其盛行。例如，著名的卫国战争老兵、两次苏联英雄获得者塔尔加特·比格尔迪诺夫（Talghat Bigeldinov Талғат Жақыпбекұлы Бигелдинов）写道，尽管他完全有资格执行作战任务，但他一直无法赶赴前线。事实上，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比格尔迪诺夫正在萨拉托夫航空学校接受伊尔-2强击机训练，当他和同学得知德军入侵之后，立即向学校要求赶往前线作战，甚至提出如果没有飞机，当步兵也可以。但是很显然比格尔迪诺夫的上级只是把那些斯拉夫民族的飞行员派到了前线的航空兵部队，却拒绝了比格尔迪诺夫的请求，也不向这位气急败坏的哈萨克飞行员解释。比格尔迪诺夫最终在1942年12月才获得了机会，被派到了一支在乌克兰作战的强击航空兵部队。

事实证明，任何对比格尔迪诺夫中尉战场嗅觉的怀疑都是毫无根据的，这位哈萨克族飞行员在履行职责时表现出色，成为强击航空兵团的团长。然而他很快发现，尽管在他这个团所属的4个中队里有不少乌克兰族、鞑靼族、巴什基尔族、乌兹别克族和其他非俄罗斯族飞行员服役，但是除了几个机械师之外，比格尔迪诺夫是团里唯一的哈萨克族飞行员。他非常希望能找到另外一位哈萨克族飞行员，可以和他用母语交谈，回忆自己的家乡，交流前线的见闻。更严重的是，比格尔迪诺夫担心空军官方有意阻止哈萨克族成为军官和飞行员。在卫国战争时代，空军的强击机飞行员享有特殊的威望，这主要是因为强击机技术的先进，同时还有将敌人的坦克纵队变成燃烧残骸的巨大威力。

比格尔迪诺夫担心，如果哈萨克族被排除在飞行员这个职业之外，他们就会被剥夺晋升、福利和扬名的机会。因此，比格尔迪诺夫意识到，当然也只是隐然意识到，一个人也好，一个族群也好，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在战争中参与的程度。可是比格尔迪诺夫向团里的政治工作者表达自己的担忧，对方却对他的反应置之不理，根据这些政治工作者的说法，缺少哈萨克族飞行员的现象只是巧合，从大的方面来说，哈萨克族对战争的贡献与其他民族相同。对这种敷衍的回答，比格尔迪诺夫并不满意，但他也没有去真正了解，为什么苏联飞行员中哈萨克族数量这么少。

有一些哈萨克族老兵的说法与比格尔迪诺夫基本相同，他们声称哈萨克族想要加入前线航空兵部队非常困难，简直令人怀疑。例如原伊尔-2飞行员卡马什·贝吉莫夫（Kamash Begimov）写道，他在莫洛托夫航校完成训练后，要求指挥官把他派到前线部队。然而，指挥官却把贝吉莫夫送到了一个远离前线的训练中队。在贝吉莫夫看来，这些军官故意阻止他参加前线作战，无视他证明自己能力的心愿。他多次要求上级解释为什么不允许他参加战斗，但贝吉莫夫没有得到任何有意义的回应。用他的话说，他的能力并不比其他飞行员差，然而，”某种无形的力量”让贝吉莫夫无缘和他的战友并肩作战。直到1943年12月，贝吉莫夫才终于加入了驻扎在乌克兰的强击机部队，和比格尔迪诺夫一样，他以娴熟的技术和无畏的表现证明了自己。

比格尔迪诺夫和贝吉莫夫在回忆录中并没有明确指责自己的上级有偏见或者说不公，但他们的说法有力地证明了一点，哈萨克族很难加入空军，而就算他们进入了空军，还要面对大量的行政障碍，无法进入前线部队。这些障碍可能和伊尔-2飞行员的教程与技术资格有关，至少部分原因如此。在卫国战争期间参军的大多数哈萨克人都是“乡民”，也就是乡下长大的前游牧民，他们通常缺乏技术教育和俄语读写能力，无法成为合格的飞行员，特别是涉及到伊尔-2这种比较复杂先进的飞机，尤其如此。当涉及到军队中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岗位时，许多军官认为哈萨克族和其他中亚民族太落后了，根本无法胜任，让他们去承担不需要技能的低级别工作。和30年代的工业企业一样，战时红军内部也有明显的分工，这种分工受到民族偏见的强烈影响。斯拉夫人往往从事技术要求高，声望好的职业，而中亚人通常担任技术要求不高的辅助性工作。

因此，至少有一些红军军官认为，让哈萨克族在战场上担任有权威、高要求的职务风险太大，这些人继续秉持哈萨克族不如斯拉夫人有能力且忠诚可靠的观念。因此，哈萨克族军人往往缺少机会获得晋升军衔和提升能力所需的技能和经验。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哈萨克军人都遇到了这种情况。例如，卫国战争老兵卡布杜尔·贝克塔索夫（Kabdul Bektasov）曾在东欧前线担任无线电报务员，虽然他并未被提拔到很高的职务，但贝克塔索夫的回忆录却充分表明，他的指挥官尊重他作为一名士兵的身份，并重视他的技术专长。相比之下，勇猛顽强的包尔江·玛穆什（Bauyrzhan Momyshūly）因其出色的领导能力，最终获得了上校军衔。显然，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哈萨克族可以成为出色的士兵和军官。但问题是，斯拉夫干部经常剥夺了这种可能性。

在许多情况下，红军指挥员公然对中亚民族和其他非俄罗斯族表现出轻视和嘲笑的态度。特别是在步兵部队里尤其如此，在这些部队中，从团级到排级的军官发配非俄罗斯族士兵去干些苦差事是十分常见的。苏莱曼·别克诺夫回忆，他在第6集团军第103师服役进入乌克兰作战时，一位身份不明的团长命令所有 “少数民族 “远离战区，让他们去挖战壕或者做其他琐碎的工作。贝肯诺夫和他的非俄罗斯族战友无力违抗这道 “非法命令”，他们能做的只是 “咬紧牙关，拿起铁锹”。政工军官总是告诉别克诺夫，红军是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不会歧视非俄罗斯族，但无论是别克诺夫还是比格尔迪诺夫和贝吉莫夫，他们发现这些陈词滥调在实践中毫无意义。

说到红军指挥员的不公平对待，别克诺夫的经历只是冰山一角。前线的民族冲突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军事行动，与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博爱理想相矛盾，为此，红军各部所属特别部会介入调查，并且采取措施防止出现民族民族矛盾。特别部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例如，1942年春红军总政治部收到的一份特别部报告指出，南线战场某些团级指挥员对刚刚补入部队的高加索和中亚士兵抱有 “轻蔑的态度”，对这些部队 “丑恶的漠视”。在此期间，有300名高加索和中亚新兵抵达，骑兵第60师第188团。根据这份报告，一位名叫奥尔尚斯基的军官将这些毫无战斗准备的非俄罗斯族士兵匆匆投入战斗，因为他想得到 “哥萨克和俄罗斯族 “新兵补充。据调查人员估计，奥尔尚斯基放任敌人屠杀非俄罗斯族士兵，因为他认为斯拉夫士兵比 “东方人 “更有价值。报告还指责奥尔尚斯基在骑兵团后方安排了一支哥萨克部队，命令他们在可能的逃跑路线上布设地雷，并射杀任何撤退的高加索人或中亚人。

1944年考纳斯战斗中，炮兵团副政治部主任日杰巴耶夫少校接替阵亡战友的炮位

因此，斯拉夫族军官的偏见态度可能会给非俄罗斯族士兵带来致命的后果。可以肯定的是，在卫国战争中，对士兵的生命漠不关心是一种常态，所有民族的士兵都因上级的冷漠无视而深受其苦。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外来民族的处境通常是最差的。一些军官对非俄罗斯族士兵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但官方普遍认为这些人不可靠，特别容易在战斗中崩溃。也正是因此，军官们特别倾向于严厉惩罚高加索人和中亚人的违纪行为。一位曾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斯大林格勒作战的受访者称，军官特别喜欢惩罚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亚美尼亚族士兵的 “怯战 “行为，手段是处以极刑。在战后的另一次采访中，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提到，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曾经有一批 “极其糟糕的 “乌兹别克族士兵被补充到近卫步兵第13师，这些人在战斗中拒绝坚守阵地，后来大多数都被枪毙了。甚至连牧民出身的包尔江在莫斯科战役中指挥一个营作战时，也处决了畏战不前的哈萨克族士兵。在战争期间，擅自撤退、开小差和其他 “怯战 “行为在红军士兵中很普遍，但非斯拉夫民族士兵因此被处决的比例却特别高。

苏联官方对于非俄罗斯族士兵的通敌行为也处以特别严酷的刑罚。根据1942年7月红军总政治部组织教导局负责人德米特里-列昂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有三类士兵投敌的人数特别多：家庭成员生活在沦陷区的士兵，逃离敌人包围后重新归队的士兵以及来自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非俄罗斯族士兵。就滨海集团军而言， “祖国的叛徒 “中有79.8%是非俄罗斯族—阿塞拜疆族、格鲁吉亚族、列兹金族、亚美尼亚族、乌克兰族，以及其他民族的代表。据列昂诺夫称，这支部队中的 “非俄罗斯族 “士兵正在组建秘密团体，从事 “反革命活动”，如收集情报，煽动 “政治动摇”，并鼓励叛逃。其中一个所谓的阴谋集团由50名士兵组成，他们俄语说得很差，基本都是半文盲。

为什么列昂诺夫会认为非俄罗斯族士兵这么容易叛变和动摇呢？在他看来，这是因为这些部队没有充分融入到苏联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在提交给党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列昂诺夫认为，在西南战线的非俄罗斯族部队中，违纪问题比比皆是。最严重的是有许多士兵因为怯战而自残。前线的4个师因这一罪行被捕的150名士兵中，110人是哈萨克族、阿塞拜疆族、格鲁吉亚族和 “其他非俄罗斯族”。在步兵第38师因这一罪行被捕的38名士兵中，有17人是哈萨克族。根据列昂诺夫的说法，这是政治工作者未能适当教育非俄罗斯族士兵的结果。这些部队中的许多人毕竟不懂俄语，而且他们基本上不知道自残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内务部特派员还得出结论，非俄罗斯族士兵中间 “党的政治工作 “薄弱，这也导致他们开小差和自残行为较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未能在文化上同化他们，加上对意识形态的教育不足，必然的副产品就是怯战和叛变行为。根据这一逻辑，如果党的宣传工作者和军队干部培养了一个有利于同化的环境，那么队伍中就不会出现纪律问题。当然，问题是在前线混乱的条件下，这么做是很难的。

列昂诺夫这样的党政干部一直在呼吁同化非俄罗斯族士兵，同时他们也在暗中推动这些群体融入苏联以俄罗斯为主导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在战争期间，军队指挥员和民政干部更偏向于用不加区分的态度来界定非斯拉夫民族，但有时军队干部会明确表示对亚美尼亚族或格鲁吉亚族士兵有明显的偏好，因为他们在文化上与俄罗斯族相似。例如在1942年高加索防御作战期间，红军军官一面批评阿塞拜疆族和哈萨克族部队的战场表现，一面试图用亚美尼亚族和格鲁吉亚族部队取而代之。简而言之，文化属性对红军指挥员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认为文化同化能力是在战场上有效发挥战斗力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具有 “欧洲 “文化背景的士兵更受欢迎，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比穆斯林族群更容易被同化。

苏联红军对非斯拉夫民族群体的政策和态度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中亚民族在苏联的军事等级制度中占据的是比较模糊的位置。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地方干部一样，红军将中亚士兵视为落后群体，认为其存在文化缺陷，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说俄语，也不理解苏联的意识形态。党务干部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种观点，但与军官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将落后视为一种暂时的状态，可以通过协调一致的教育来克服。从理论上讲，非斯拉夫民族的部队拥有与斯拉夫同胞相同的权利、义务和机会—就像以前的游牧民族可以成为产业工人或企业管理者一样，哈萨克族军人也可以获得晋升，成为有技术的士兵或受人尊敬的指挥官。然而，红军指挥官往往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意愿去训练或同化中亚部队。与党务干部相比，军官更关心眼下的事情，也就是如何打赢战斗，而不是对非俄罗斯族士兵进行文化教育。当这些士兵的 “落后 “行为扰乱了战场行动时，他们的指挥官往往以残酷的惩罚来回应，如此一来同化就更不可能了。

矛盾的遗产：征兵制和苏联的民族等级制度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动员了大量的哈萨克族加入红军。然而，当前线的战略形势有所好转时，国防人民委员会关上了哈萨克族入伍的大门。苏联的征兵政策是为了满足红军短期的人力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防人民委员会和红军军官对同化非俄罗斯族群体融入苏联社会的长期目标不感兴趣。苏联当局矛盾的征兵政策强烈影响了哈萨克士兵融入苏联不断变化的民族等级制度。许多俄罗斯农民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入伍，从而成为俄罗斯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与此相似的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哈萨克族士兵借此融入了苏联社会。从1941年到1945年，这些哈萨克军人学会了俄语，加入了共产党，并获得了在前线服役带来的尊重。在一些军官看来，哈萨克族士兵甚至已经被完全同化，他们足以引导其他人走上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例如，在红军1944-1945年的冬季攻势中，经验丰富的哈萨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士兵已经可以指导那些刚刚入伍的摩尔多瓦族士兵。除了给摩尔多瓦族士兵教授基本的生存技能外，中亚士兵还让他们熟悉苏维埃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基本原理。在这种情况下，哈萨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士兵是中亚人，而摩尔多瓦新兵则是欧洲人，但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亚民族已经接纳了苏联的价值观，而摩尔多瓦人还没有。

在更实际的层面上，战时的服役经历为哈萨克族退伍军人带来了相当大的社会流动性。战后，许多哈萨克族老兵（maidangerler）在他们的家乡、共和国甚至是全联盟的政府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例如，战争结束以后，英雄飞行员塔尔加特·比格尔迪诺夫负责管理哈萨克的航空运输，并担任最高苏维埃代表。由于他们积极地参与着哈萨克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复转军人成为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和苏维埃政权关键合法性的来源。哈萨克退伍军人融入党政管理机构改变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的性质，这些老兵进入了政府的重要位置，但必须记住，这种融合是战时动员意外产生的副产品。国防人民委员会试图通过为非俄罗斯族士兵创造制度空间来使红军 “本土化 “，但这种尝试是不连贯的，也是前后矛盾的，对许多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干部来说，在保证军队本土化的同时，还保持其战斗力，这两个目标基本上是不相容的。

由于这个原因，战时征兵的政策和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本土化政策明显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当局都试图招募哈萨克族和其他非斯拉夫族进入党政机构，但不能以牺牲这些机构的效率为代价，让太多未受过教育和意识形态 “政治上不成熟 “的人加入。哈萨克斯坦动荡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不平等的历史给战时的领导人留下了复杂的遗产，尽管当局倡导平等主义，但他们知道在全面战争的漩涡中很难克服民族不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功地建立了一支多民族军队，但他们的征兵政策暴露并扩大了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裂痕。因此，对于许多哈萨克族士兵来说，苏联领导人所鼓吹的全面平等仍然是遥不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