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 对《李秀成自述》写作动机的假设

一、“伪降”说的提出

《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既然毋庸置疑，那么，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忠王李秀成，为什么会写下那样一种流露有明显的乞降投诚动机的文字？“忠王”为何不忠？对此，学者们苦苦探求，众说纷纭。李秀成被曾国藩匆忙处死后，世间盛传李死前曾劝说曾做汉人的皇帝。1936年，明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作序时就提到，“世以秀成以种族之见劝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之说”，认为李秀成写自述可能是有所为而作。

1944年，罗尔纲先生“根据李秀成一生‘铁胆忠心’的历史和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的传说，初步提出李秀成学蜀汉姜维伪降魏钟会故计，以图恢复太平天国的假说”。为此，他特地写了一篇考证文章送交广西通志馆。通志馆的一帮老先生对罗尔纲的这种观点十分欣赏。当时，广西通志馆为了纪念和彰扬李秀成等广西籍太平天国先烈的事迹，才派吕集义等人去湖南湘乡曾家抄摄回《李秀成自述》的，“得此‘吕氏本’后，主事的老先生等，初以为忠王有‘投降’、‘招降’、‘十要’等等刺目痛心句语，认为有玷忠王的声誉和桂省的光荣，将其搁置下来，不予发表”，而此时罗先生提出“伪降说”，广西通志馆的老先生们认为这是“峰回路转”，便心领神会，“十分同意”了。①

1951年1月，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出版，首次系统地公开发表他于1944年业已形成的对李秀成写自传动机的看法。

在1951年5月该书的第二版中，罗先生又采纳了其好友、史学家谷霁光的建议，在分析和解释李秀成“伪降”时，更多的是“从历史条件具体地去分析”。罗先生认为，李秀成“企图用自传去打动曾国藩释放他，以恢复太平天国。写自传伪降是手段，而图谋复国乃是他的目的”。

罗先生说，太平天国将领们的死难“由于各有不同的处境，便各有不同的方式”。与林风祥、李开芳、陈玉成、石达开、洪仁开、赖文光慷慨而死、从容就义不同，李秀成采取的是“伪降以图复国的方式”。李秀成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应该首先从客观情况具体地分析去看当时是否有采取这种方式的条件”。第一，要看太平天国的实力。当时天京守军不过万人，成百万太平军，因江南无粮，在长江以北的由扶王陈得才领导远征陕西，正在东归救天京；在长江以南的由侍王李世贤率领就食江西，约定秋后回救天京。加以两淮农民——就是后来的捻军，又正在起义。天京虽陷，太平天国实力不但是完整的，而且还是方兴未艾的。第二，再看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地位。作为一位重要军事将领，李秀成位高权重，深得民心，与捻军又有密切的联系，他“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待机恢复太平天国，在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了忠王所以采取伪降借图复国这一个方式，是适应他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正同林、李、陈、石、洪、赖诸人一样，各有不同的客观情况，也就各采取不同的就义的方式”。

罗先生大胆设想，李秀成的伪降行动，应该在他所受的教育里找根源。怎么找呢？罗先生说，“《三国演义》是太平天国战略战术最重要的根据，并且把那班英雄们的事迹来教育将士。在这部书里，记有蜀大将姜维伪降魏钟会以图复蜀的壮烈故事。这故事表现出一种教训意义：一个身为国家柱石的人物，遇到国破身虏，然而事尚可为的时候，应该有怎样应付非常之变的策略。只要目的在于复国，‘伪降’乃是用‘权’应‘变’的手段，是无伤大节的。

这个故事深刻教育了忠王，到了他被俘后，即有所默契”。罗先生还从李秀成平时的一贯作风和被俘后的表现以及曾国藩的反应等方面，论证了“伪降”的可能性。当然，罗先生也指出，对“伪降”不能一味地肯定和歌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伪降”，他说“战争中的伪降（尤其是阶级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之下，所‘可以如此的’和‘应当如此的’”。很清楚，罗先生在这里已经注意并强调了革命的气节问题，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作为一位刚从旧中国走出来的史学家，能提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伪降”，这一点，已属难能可贵。

在1954年6月出版的该书第三版中，罗先生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新史料，进一步充实了他的“伪降”说，特别是论证了湘军首领曾国藩与满清王朝的尖锐矛盾，满清王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矛盾，认为这为李秀成恢复太平天国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条件。罗先生还列举诸多历史事实，以证明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忠贞不渝，“伪降”只是手段。他“郑重的指出，伪降企图是应该批判的。他的企图之所以成为幻想，就是因为在阶级斗争中，反动统治者的心比蛇蝎还狠毒，断不容许有伪降的可能”。“忠王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的想法，是应该批判的”。

二、“伪降”说的放弃

罗先生常说，做历史研究工作，首要的是忠实于科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断案要慢慢地下”，“证据不够，要悬而不断”。①在关于李秀成写自传的动机的问题上，罗先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1957年11月，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出版，罗先生在书中表示，“忠王为什么写这部自传的问题，其中包括忠王是不是降敌与写自传的意图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年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经侵入中国，成为威胁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当时革命的对象，一方面是向地主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另一方面，是还要担负起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新任务”。因此，反映在当时历史人物“思想意识里面的情况，是多样而复杂的”，而“李秀成的写自传，正是这样一个需要我们耐心地艰苦地探讨的复杂困难的问题”。罗先生声明，对自己提出的李秀成效法蜀汉姜维伪降钟会故事的那一个假设，予以放弃。当然，罗先生也指出，“我的声明却不等于说我已经得到了反证，证明了忠王没有这一个想法，而是说我把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关系太简单化了。当时忠王也说不定会有这样想法；但忠王断不止有这一个想法。就忠王自传看来，忠王写自传的意图，可以明确地看出来：一，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二，保存革命力量；三，争取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对外这三个目的。而且，即使忠王真有这一个想法，但是它在当时忠王若干想法之中，究竟占何等地位，也还需要探讨。因此，我这一个假设，就不可能不陷于主观主义，就必须把它放弃，以等待今后进一步的钻研”。

尽管罗先生一再小心翼翼地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伪降”并一度放弃“伪降说”，但学术界仍对此问题展开了争论。1959年，赵矢元先生的文章认为，不能用“伪降”之说为李秀成辩解，李秀成在自述中“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表示了严重的动摇和妥协，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应该予以“严肃的批判”。①1961年9月，苑书义先生也发表文章，认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实质就是妥协投降。②戚本禹于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1964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指出，《李秀成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价值，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是政治立场、革命气节问题。认识不清这一点，“那么，美化敌人和丑化革命还有什么错误？‘曲线救国’和‘保命哲学’还有什么不对？如果变节分子真的可以变成革命英雄，那么，革命还有什么光荣？叛变还有什么可耻？”断言“伪降说”就是“无原则地去歌颂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这里，戚本禹将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随后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忠王不忠”的政治大批判。

三、“苦肉缓兵”计的假设

1962年，《李秀成自述》的真迹由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公布，其真伪问题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主要问题，而讨论李秀成的“真降”还是“伪降”，仍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在放弃了“伪降说”以后，1964年，就这一问题，罗先生又写了一篇《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发表在《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稍后，经过罗尔纲先生的修改和提炼，该文又发表于1964年7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

为什么叫“苦肉缓兵计”？罗先生说，“因为李秀成先在自述里故意自污自辱，以示信于敌人，其目的是要敌人暂缓进攻，使太平天国得有时间实行早已定下的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所以叫苦肉缓兵计”。罗先生认为，经过“逐一考查，所有李秀成投降论的论点，就没有一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李秀成一生忠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从未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既如此，李秀成在自述中说过的那些自污自辱的话以及向曾国藩提出的“招齐章程”，就肯定“别有意图”，这个意图就是苦肉缓兵计。

其实，“苦肉缓兵计”不过是“伪降”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改革开放以后，罗先生也不再提“苦肉缓兵计”，他说，“1964年，写了一篇《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今天细核起来，‘缓兵’，只是当前取得的效果，而‘苦肉’仍然是‘伪降’，把李秀成学姜维故计的假投降全部内容说为‘苦肉缓兵计’，那是以偏概全，不恰当的。至于被卷入当时争论的漩涡，其中有些地方，不免有失冷静和严谨，是有待于重写的”。①

1977年底，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原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缜给罗先生提供了一则口碑，说她的母亲曾亲口对她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并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该口碑。罗先生于是断定，“这一条曾国藩家人自己说的口碑，正是一条千真万确的证明李秀成学三国姜维伪降曾国藩的铁证”！1981年3月2日《广西日报》发表了罗先生著《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一文，详细说明了得到这则口碑的来龙去脉，评说了它的重要史料价值。其实，俞大缜提供的这则口碑是1946年她在南京听到母亲说的，不仅晚出，而且是口碑材料，罗先生说是“铁证”，受到了学界质疑。②

得到该口碑后，罗尔纲先生又重新写就《李秀成伪降考》，最初发表在1986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罗尔纲著《困学集》。③文章中说，“伪降”是一种用假设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而“假设是一种科学方法，先从观察入手，次在观察的基础上，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归纳，导致假设的形成。……社会科学证明假设虽不能问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来证明，但却可用所知事实来检验，再通过一些新的佐证文献，假设就可以成为定论”。所以，第一步，罗先生先从观察《李秀成自述》入手，发现“随处露出了疑窦”，主要有“重重复复表白写《自述》是因感戴曾国藩兄弟的恩德”等十二项，而这十二项，又“都是已经证实了它的虚假的”。第二步，则“从观察的基础上提出李秀成伪降的假设”。罗先生说，既然《李秀成自述》有这十二项露出疑窦的地方，而且，这十二项已被证实是虚假的，那么，就说明李秀成在这十二项说的都是“有所为而言”的，“其目的不外两者：不是为着要投降怕敌人不肯相信而说，就是为着要掩盖假投降的意图而说”，经过考查，罗先生认为是后者。第三步，“通过有关历史事实的检验，进一步说明了李秀成的伪降”。罗先生说，假设，必须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他用以下六项来检验：历史条件、当时的敌我形势、曾国藩与清皇朝的尖锐矛盾、曾国藩家人和部下要拥戴曾国藩做皇帝、李秀成的教育、李秀成“外柔内刚”的性格和专以智取的谋略。最终罗先生认为，“上面将六项有关历史事实来检验李秀成伪降假设，……项项都给伪降假设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项项都与伪降假设吻合。假设经过检验，经得起了检验，假设便可以成为定论”。

逻辑学学者认为，假设是指根据已有的事实陈述和相关的科学理论，对未知现象或规律性的一种尝试性、猜测性的解释。检验假设的真理性，主要经过两个途径：逻辑推演与事实验证。罗先生根据李秀成一贯忠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表现等理由，提出“伪降说”，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这一假设是可以提出来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验证。然而，历史学中假设方法的运用、假设的验证，有其特殊性。这一点，茅家琦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一文中曾指出过。茅先生还认为，验证历史研究中的假设，主要有两条：一要看以后陆续发现的史料能否继续证明已经提出的假说的正确性；二要看我们是否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①很明显，罗先生用来检验“伪降说”的“历史条件、当前的敌我形势、曾国藩与清皇朝的尖锐矛盾……”等六项，是不具备做检验“伪降说”资格的，因而受到了若干质疑。

当然，找不到更多的新材料或新方法来验证“伪降说”，并不等于不能提出“伪降说”，也并不等于“真降说”就成立了；同样，“伪降说”难以验证，但《李秀成自述》也不能作为“真降说”的“铁证”。假如曾国藩真的中了所谓李秀成的计谋，释放了李秀成，“猛虎出于柙”，召集余部，安能保证李不会“反戈一击”，重兴“天国”？或者东进沿海，走向反抗侵略的外国战场？从《自述》内容看，李秀成反抗外国侵略的思想是非常强烈的。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在历史上，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就不难理解——李秀成是“伪降”还是“真降”一一将一直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可以理解，该话题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作为“伪降说”的首倡者，罗尔纲先生自1944年提出李秀成为复国大业，学三国姜维故计伪降曾国藩之后，数十年日省月试，钩玄提要，一片冰心，痴情不改，与笺注《李秀成自述》一样，在探讨李秀成写作自述的动机问题上耗尽了心血，其间尽管受到过政治上的打击、精神上的压力，其某些观点、方法也有可商榷之处，但他的那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学术品格，永远泽被后学，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