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国民革命军舟山群岛防卫司令部有一个神秘的日籍顾问

作者: 平水之流

民国七十三年十月五号至七十四年五月十号，即公元一九八四年至八五年的某一天，曾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陆军第十三军军长、第九兵团司令官、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淞沪防卫司令官、舟山群岛防卫司令官、台湾防卫总部副总司令兼北部防守区司令、南部防守区司令、第2军团司令、金门防卫司令官、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的石觉，在台北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就《巩固复兴基地》一节的访问后，在照例的“答问部分”记录有如下文字：

石觉

问：“为公（石觉字为开）有无较熟悉的日籍友人？”

答：“我负责防卫舟山群岛时，汤先生（即汤恩伯）介绍根本博与我认识。根本博曾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来舟山担任我的防卫顾问……”

当我于距那次访问三十多年后的2023年8月的最后几天，在秋意渐起的舟山群岛读到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的《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中的这段文字时，心跳一下子加速，用震撼一词来形容也不为过。

本人不才，自从于2019年知晓舟山群岛曾经有过那么一起十几万人的大撤退，而产生极强烈的兴趣，一直多方搜罗阅读相关材料以来，从来没有发现过一点蛛丝马迹，在国民革命军据守舟山期间，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神秘的日籍顾问在。

他是谁？他的人生经历？他在舟山都干了些什么？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

带着这些一连串的疑问，我在网上遍搜资料。

遗憾得很，从“某度”上搜到的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残缺不全，或自相矛盾或别字通篇或语句芜杂，关于根本博在舟山的存在，更是一笔带过，不知所云。

但是我还是竭尽所能，多方比较，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芜存菁，力争还原根本博此人的人生轨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飨读者。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能激发更多的有识者提供更多的材料，让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大白于天下。

根本博，二战时期原日军中将，驻蒙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中国名字林保源 ，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六月六日出生于日本福岛县，有“帝国最后的军人”、“日军战神”等称号。少年时期就读于日本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因成绩优秀转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后转入帝国陆军士官学校，以二十三期优等生身份毕业；后转入帝国陆军大学，以三十四期优等生身份毕业。

1927年，根本博前往中国，担任日本国驻南京领事馆武官职务。当年3月，北伐军攻打日本领事馆，根本博被北伐军士兵用刺刀刺中腰部，从二楼坠落后造成重伤，随后被送回日本治疗。

回日本后，根本博以解决满蒙问题为目的积极研究、策划国策。据说曾参与谋划1928年6月发生的皇姑屯事件。

1930年8月，根本博晋升为中佐并担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长。

1931年3月，日本陆军下级军官制造了“下克上”的“三月事件”，根本博参与其中。同年10月，又爆发了“十月事件”，根本博再次参与。但最终两次事件均以失败告终。根本博作为其中一员，遭到日本军部处分，被解除职务闲置。

在东京策划“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同时，根本博等人还曾参与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策划的“九·一八事变”。

1932年根本博再次调驻中国，任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武官，策划和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并由此引发了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淞沪会战。

1934年，根本博回陆军省，任步兵大佐。任内经历了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被陆军中佐相泽三郎斩杀事件。当相泽三郎被拘捕带走时，根本博不知何故，竟然莫名其妙地与他握了一下手，此举给他带来麻烦，认为他同情刺客。

昭和11年（1936年），根本博在陆军省担任新闻班长职务。这一年2月，“皇道派” 少壮军官以扫除“天皇外围的坏人”为名，发动了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六事变”。根本博为“皇道派”其中一员，据说他本来也要在2月26号晚与其他少壮军官一起行动，但由于前晚喝酒过度睡过头而错过了时间，因此逃过了被枪毙的命运（是真的因喝酒误事睡过了头还是另有他因？以根本博以往的职业生涯推测，此事大可存疑）。

因为在此次事件中，少壮派军官被枪毙不少，整个陆军部队缺少人手，根本博为此因祸得福，被任命为二十七联队联队长。

侵华战争打响后，根本博进入日本参谋本部，被作为中国通使用，研究对华侵略战略。

1938年根本博晋升少将，担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1939年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同年转任华南第二十一军参谋长，1940年任华南方面军参谋长，1941年3月晋升中将，调任驻满洲第二十四师团师团长，1944年2月任第三军司令官，同年12月转任驻蒙军司令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命令传达后，根本博为保护滞留在张家口一带的4万日本侨民，不惜背上“逆贼”的名声，违背天皇下达的不予抵抗、缴械投降的命令，于8月19日开始，与苏蒙红军在张家口北部地区交战三天三夜，以武力抵抗苏联红军的接收。

当时在军队和日侨之间，流传着被苏军俘虏就要送到西伯利亚担任苦力的传言。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是传言，事实上苏军就是这样干的。根本博下令：“不需要问理由，入侵阵地的苏联军队一律格杀勿论，一切责任由司令官我一人负责！”（日语原文：理由の如何を问わず、阵地に侵入するソ军は断乎之を撃灭すべし。これに対する责任は一切司令官が负う）。

根本博命令距张家口27公里外的丸一阵地守备队不顾一切坚守阵地，不准一个苏军通过，直至全员玉碎。他宣称，若不能救4万日侨于水火，自己在战败后将以切腹的方式随诸位同袍一起赴死。

最终4万日本侨民搭乘火车全部安全撤离。

事实上，双方的力量有着极大的悬殊，相比日军，苏军人数处于17倍优势，坦克装甲车处于200倍优势，火炮处于100倍优势（上述数据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暂记录于此，且待有识者验证），交战地点还是在最适合苏军发挥武器装备威力的无遮无拦的空旷大草原上。占据如此优势的苏军，竟然拿这支由新兵组成的日本轻步兵毫无办法，连续3天3夜的攻击全部以失败告终，连任何一处中队级别阵地都没能夺取（此处也大可存疑）。

这种实力悬殊的胜利，与根本博的亲自指挥和部署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因为这场战役，根本博被称为“帝国最后的军人”及“日军战神”。

成功完成保护日侨转移任务后，根本博命令日军在8月21日后陆续撤退，在8月27日经长城撤回关内，而后向国民政府缴械投降。而那4万日侨，则在天津塘沽港全员搭船回国。至于根本博所率官兵，也于战后一年陆续返回日本。

在此期间的8月23日，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下村定奉调回国，接替自杀身亡的阿南惟几出任陆军大臣，同时任命根本博兼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曾是侵华日军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先后由寺内寿一、杉山元、多田骏、冈村宁次、冈部直三郎等陆军大将担任司令官，只有下村定和根本博是陆军中将军衔，由此可见战争后期日军的衰败，也足见根本博在日本军界受重视的程度。

1946年8月，根本博搭乘最后的归国船只回到日本。

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南京国民政府摇摇欲坠之际，已被遣送回国的根本博家中忽然来了一位神秘的台湾青年访客，他自称叫李鉎源，交给他一封中华民国已下野总统蒋介石的亲笔函，蒋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请他来华协助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

根本博与蒋是北伐时期的旧识，在担任日本国驻南京公使馆武官期间，就与蒋介石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战后根本博得到蒋介石的协助，顺利将35万部队与45万日侨遣送回国，自己也免于“战犯”追诉。

据根本博回忆，战后蒋介石在书房里召见他时，侍卫长商震上将、战区司令官孙连仲上将都站着，蒋介石却拉着他的手请他坐下，与他促膝谈心，没有一丝战胜国的骄傲，让他感激在心。因此一接到蒋的密令，根本博立刻变卖家产筹措旅费，召集旧属，准备赴华“报恩”。

根本博在那年的5月初化名“林保源”，率化名“周志澈”的吉川源三中佐（陆士41期，陆大44期）、化名“宋义哲”的浅田哲大尉（陆军航校教官）、化名“陈万全”的冈本秀俊少尉（干部候补生）、化名“刘台源”的中尾一行曹长（下士）、化名“林良材”的吉村虎雄与化名“刘德全”的照屋林蔚（浪人）等一行七人，以钓鱼为名，准备偷偷乘船出海，去往上海。

但船还没出发，就听闻汤恩伯已弃守上海，根本博于是计划转赴台湾。

但在途经日本九州时，根本博一行因形迹可疑，被美国宪兵逮捕。经过一番“表白”，美军不但放行，还派一日裔美军随行保护。

接下来根本博等七人搭乘90吨重的机帆船“捷真丸号”一路南下，不料途遇台风，在琉球海域沉没，幸被美国军舰救起，经过一番详查，美军在6月10日将这七个日本人，用军舰送到基隆。

根本博到台湾后，蒋介石又惊又喜，原来蒋根本没发什么密令，这密令，据说是投共之前的北平傅作义将军发的（此处又甚可疑）。

据根本博回忆，他们七人到基隆后，台湾方面不听美国海军的解释，将他们扣押了一个月。

忽然有一天，他们被通知理发沐浴更衣，他们以为这次要被枪毙了。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晋见蒋作准备。

蒋召见他们后，令国民政府驻日本代表团代表曹士征在日本致送他们七人家属补助金，并请他们立刻赴金门协助汤恩伯。

根本博（左一）与蒋介石（右一）

根本博于8月18日由台湾渡行至厦门，出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的个人顾问，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将。汤恩伯礼遇根本博，对其言听计从。

由于国民革命军在大陆战场连连失利，根本博向汤恩伯建议，将军队撤退至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大陈岛、金门与马祖诸岛，拉长与解放军的战线，保障台澎，并伺机反攻，此议获得蒋介石肯定。

不久，厦门失陷，根本博和其他日本军官抓紧着手设计金门岛上的防御工事，策划堑壕战。

他们利用岛屿的地形，布置碉堡、地雷和反登陆障碍物，每一个工事的位置都经过他们的精心选择和计算，从而构筑起一道道易守难攻的防线。

10月24日，金门战役打响。根本博建议国民革命军后撤让解放军上岸，然后破坏船只阻止解放军后续部队增援，这为国民革命军成功守住金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根本博因此获得“战神”的封号。

当时根本博渡台的消息是极机密的，因此金门战役参战的日本人以及他们提供的协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为外人所知。

直到2009年，在台湾方面纪念“古宁头战役”60周年之际，台湾的“国防次长”黄奕炳中将到日本对根本博顾问的后人表示感谢，才让人对那一段尘封的历史知晓一二。

根本博

金门古宁头战役国军大获全胜后，根本博经汤恩伯推荐，又至定海，协助汤之老部将石觉防守舟山群岛。

为加强舟山群岛防务，根本博赴日本以“渔捞”为名，买了33艘机帆船，准备开往舟山。后因一起参与其事的一位前海军中将在口角时杀死一个流氓，引起日本海上保安队的追捕而功亏一篑。

由于根本博的行动不够保密，遭到驻日盟军总部的追究，蒋介石不得不于1952年将根本博礼送回日本。

离台前夕，蒋介石为表示感谢，特地将自己珍藏的一对特制花瓶拆开，将其中一支赠送给根本博。

此花瓶原先一共有六支（三对），是蒋介石在1947年时，特地请江西景德镇名家烧制的，其中一对送给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作为结婚贺礼，另一对送给日本昭和天皇，蒋自己留了一对。

据石觉几十年后在台回忆，根本博对战术战史有独到之认识，对二战期间美日间之诸战役熟悉异常，用他的话来说，是“了如指掌”，但对军事以外的事了解不多，且对国民革命军防卫舟山，抵御中国人民解放军之进攻并无具体意见。对此我不敢苟同。

术有专攻而广博不足（国际军事界有语：二战期间的日军，有战术家而无战略家，即语此也），此一般日本军人之通病也。然放之于根本博身上，回顾其曾二任驻中国武官、支那课支那班长，在参谋本部，被作为中国通使用，研究对华侵略战略，后又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参与策划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及“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在华南华北一带长期与中国军队作战，成功抵抗苏军，实际指挥金门战役之过往资历经历来看，根本博其人，实系在日军中少有的允文允武，各方面综合素质较高综合能力较强的比较全面之将才也，不可能不对舟山群岛之防守，无有具体意见之贡献也。

又，据石觉回忆，舟山期间，石曾与其共同研究防卫计划。其认为，石之各项判断准确，但他认为舟山后方国民革命军海空军占尽优势，故判断解放军不会由后方进攻。而石觉认为，他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作为守备方，必须有万全之准备，不能有丝毫之差错，故对后方之防御，尚需作认真之准备也。此种说法，明显有扬石本人而贬根本博之意也。

本人不才，平日闲来无事，对国民革命军军史及人物传记偶有披览，发现国民革命军军人中，揽功诿过者，不在少数也。

其他不说，就说那场几乎决定台湾国民政府命运的舟山大撤退，各方史料明明都可以证明是石觉亲自一手指挥的，但是犹有时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郭寄峤在回忆录中以《转移舟山群岛十五万大军以奠定台湾复兴基地》为题进行自我标榜，令石觉意气难平，为此特意愤而致信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加以澄清。

故我怀疑石觉至少是在此事上也不能免俗也。

石于1949年7月起主管舟山防卫事宜，而金门战役发生于当年的10月24日 至 10月27日。舟山国军于次年5月撤至台湾。故根本博逗留舟山时间，应在1949年11月初至1950年5月中旬之间也。

为了不引起争议，根本博回国后非常低调，从不提起为国民革命军工作的事。

根本博（前左三）与汤恩伯（后左二）

1966年5月24日，根本博突然死亡，年74岁。

而与他曾经短暂共事的石觉，也于此次访谈后的一年余后的1986年9月23日，因中风逝世于台北荣民医院，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