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民而战——1944至1945年的东普鲁士疏散（上）

作者: 夏逸凡

注：本文编译自Bastiaan Willems所著的《Violence in Defeat: The Wehrmacht on German Soil, 1944–1945》第五章《The Evacuation of East Prussia》。

摄于1944年冬季，一辆Ⅳ号坦克在雪中停下，其车组乘员在车顶休息，徒步的装甲掷弹兵正在走过IV号前方。

在回忆录中，“大德意志”师老兵盖伊·萨杰描绘了他在皮劳港所见难民的凄惨景象。1945年3月，在等待转运期间，这位曾参加过东线多场血腥激战的士兵，被眼前孩子们那令人心碎的处境深深震撼：

“很多孩子走失了。当他们喊累了，再也叫不动母亲时，便彻底崩溃，放声痛哭，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无法安慰他们。

这些都是最年幼的孩子，他们的年纪小到根本无法理解任何解释。那些满是泪水的小小脸庞，泪水刚一流下便立刻被冻住，这一切至今仍是我对那个年代最悲惨也最令人心痛的记忆之一。”

像这样的悲剧故事比比皆是。1945年1月至4月间，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滞留在皮劳，等待撤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战后初期，德军指挥官、德国平民以及学者都普遍将德国东部民众的苦难归咎于纳粹当局那组织拙劣的撤离与管理，这种看法此后长期流传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与事件发生处于同一时代的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德军自身在东普鲁士所作决策中所产生的影响 —— 东线是一所“暴力的学校”，而这所学校所灌输的经验，从上至下深刻地塑造了德军官兵对本国民众的疏散问题的看法。

德军甚至提供了明确的材料，总结了可以从敌人身上学到什么。例如，有一份名为《苏联成功保卫列宁格勒的措施》的小册子，在摒弃所有种族偏见的前提下，作者指出：在列宁格勒围城之前及围城期间，“撤离是毫不留情地执行的，只有符合防御需要的人才被允许留在城内”。这本小册子还提到，许多父母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疏散到了哪里，这进一步加剧了混乱，但这种情况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内容不仅表明，军方有意在疏散行动中主动介入，同时也清楚地显示出平民的福祉并非优先事项。因此，本章旨在重新强调德军在东普鲁士疏散组织中的主导作用。通过重建不同参与者的动机，以及他们所处的行动环境，本章将表明，自1944年年中德军进入东普鲁士起，平民的疏散就已被完全置于德军的军事需求之下。

一、重新审视东普鲁士的疏散

直到1944年夏天德军部队抵达本国边境之前，德军就已经主导过一系列大规模疏散行动。正如第二章所述，在从苏联撤退的过程中，德军曾强行驱逐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平民。尽管这些疏散行动被描述为军事上的必要之举，但在当时，这些行为仍被视为严厉、陌生且往往令人不快的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军指挥官在战后强调1944年末对德国平民的疏散是由统治当局组织负责的，而他们在返回德国后仅起到顾问性的作用，这一说法也就显得更容易理解了。

从制度层面看，德国国内的疏散措施职责划分得相当清楚：帝国国防专员（RVK）对平民疏散负最终责任，而军队则负责物资的转移。然而，这种分工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严格。东普鲁士行政长官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n）博士指出，早在1943年末就已制定了一份疏散计划，疏散路线也已“与武装部队进行协调，以避免发生道路拥堵”。

此外，对于柯尼斯堡及其他要塞，在任何苏军进攻发生之前，军区司令就必须告知当地的大区长官：要塞指挥官为实现防御目标需要多少以及哪一类平民人口，哪些人可以留下，或者还需要接收哪些人。由此可见，在东普鲁士，军方确实对德国平民疏散的组织拥有一定发言权，但即便如此，军方对于保护本国民众的态度仍然相当冷漠。而这种立场的根源，要追溯到战争早期。

1938年9月，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夕的局势紧张之时，居住在法国边境一线的数十万德国平民，因担心法国将对德军行动作出军事回应，于是自行决定离开家园。这些人很快堵塞了道路，闯入军事管制区，从整体上严重地干扰了军事部署，令德军指挥官们极为恼火。次年，在入侵波兰之前，这样的人口流动规模更大，许多人试图同时远离波兰和法国边境地区。

在这两种情况下，军方都主张制定法规，要求平民有序撤离，但希特勒并不愿意这样做。他担心正式的疏散命令会使纳粹政权与不断升级的战争要求联系得过于紧密；与此同时，为了执行疏散而采取的强制手段，也会损害纳粹政权的民意基础。因此，“撤离的选择权”必须被包装成一个关怀民生的仁政姿态，而不是强制措施。结果便是，这些地区的撤离与返回，都被保留为个人选择。

最终，军方还是自行下达了疏散命令，但由于违抗这些命令不会有任何后果，几乎没有多少平民予以理会。这些事件让军方在国内疏散问题上得出了两条重要教训：第一，他们无法指望本国民众的自觉性与配合；第二，迫使希特勒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几乎是不可能的。

1944年末，苏军开始在东普鲁士边境集结起越来越庞大的兵力，毫无疑问，一旦遭遇苏军主力的进攻，德军将不得不让出阵地。指挥官们预料，东普鲁士可能会被切断，与外界隔绝，最终只能退守萨姆兰（Samland）半岛一线的防御工事，由于该地区腹地广阔，非常适合进行长期防御。

这一判断被传达给了大区区长科赫。鉴于在苏军主力发起进攻的情况下，跨大区的疏散被认为是不可行的，与此同时，又必须淡化苏军进攻的威胁，使得统治当局转而开始推动在东普鲁士省内进行疏散。在这几个月里，苏军成功突破东普鲁士全境，从而迫使德方实施大规模海上撤离的可能性，从未被统治当局认真考虑过。

早在1944年7月12日，也就是“巴格拉季昂”行动开始三周后，陆军与海军就已讨论过，一旦战斗蔓延至波罗的海地区，应如何进行疏散与补给。海军被赋予了六项任务：

加固波罗的海沿岸防御工事；

为北方集团军群和驻芬兰北部的第20山地集团军提供补给与增援；

对海军基地进行调整与改造，以适应新的局势；

在第20山地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群辖区内，筹备并在必要时实施撤离措施；

拆除帝国本土东部地区的海军基地，并在必要时予以撤离，同时转移训练场地。这些措施可能适用于利鲍（Libau）、梅梅尔（Memel），也可能扩展至皮劳（Pillau）。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甚至包括但泽（Danzig）和戈滕哈芬（Gotenhafen）。

疏散平民人口及各类资产。

军方将平民的疏散列为优先级最低的事项，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指挥官不了解疏散的进展情况。第九军的文件显示，统治当局的疏散措施会被定期且明确地通报给军方。大区长官与县区长官之间的一些信息，甚至被转发给该军所属的各个师，以便让部队及时掌握东普鲁士居民在已撤离地区及其周边的流动情况。

大量沟通内容都围绕着不情愿撤离的平民展开，因为许多东普鲁士人世代居住于此，“根基极深（sehr bodenständig）”的他们对离开家园心存犹豫。仅在梅梅尔及其周边，就有1700多个家庭选择留下。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现实因素有关 —— 其中的不少人，尤其是农村居民，拥有马车，他们认为这让他们能够在必要时随时自行撤离。

许多居民要么无视疏散命令，要么在离开后又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负责多项疏散事务的舍费尔（Schaefer）上校在战后不久曾指出：

“随着前线迟迟未被苏军突破，局势的稳定让越来越多的人又陆续返回那些已经撤空的边境地区，去完成秋收。起初返回的只是带着马匹和农具的男子，但很快，整个家庭也纷纷回到家中。即便田间劳作结束后，他们仍留在自己的农场。因此，当苏军展开冬季攻势时，边境各区不得不再次下达疏散命令。”

然而，像舍费尔这样级别的军官，不可能不知道军方在起草并推动这些疏散命令中的作用。第九军下达的疏散指示一路传达到团级，甚至营级，并且与即将到来的作战行动直接挂钩。

例如，许多男性农民被命令返回受威胁地区抢收庄稼，尽管明令禁止，但他们的妻子通常仍会随行。军方被要求对民众的这一行为加以制止，相关命令明确指出：“将平民从受威胁地区撤离，是一项严厉但必要的措施。只有严格按照当局的指示执行，部队的作战行动才能得到保障。”士兵被禁止将平民带入限制区域，“无论在个别情况下的理由有多么充分”。

不可避免地，这些问题最终都落到了前线部队头上。1944年11月5日，第九军司令部接到关于科赫疏散命令的具体指示：前线正后方地区的平民疏散由驻扎在当地的各师负责，而更纵深地区的疏散则仍由民政机构承担，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地方县区长官都负有最终责任。

为了确保平民确实远离已疏散区域，部队随后被命令：凡是遇到没有有效证件的人，一律上报，并由一名士官负责将其押送至距离最近的县区行政机关。

摄于1944年末，德军部队正在协助东普鲁士农民疏散牲畜。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军方下达的命令毫不含糊地表明，疏散行动的首要目标并非平民，而是优先将牲畜转移到安全地带。确保牛群脱离危险被视为是重中之重的优先事项，而农村人口则受到特别关注，当然，是连同他们的牲畜一起被安置到萨姆兰半岛。

1945年1月6日，德军最高统帅部（OKW）与纳粹当局高级官员举行的一次会议记录，进一步清楚地表明普通平民被视为可以牺牲的对象：

“在住房和物资供应这两个方面，承载能力几乎已达极限，在帝国境内进一步实施大规模疏散已不再可能。在这一点上，当局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看法是一致的，过度疏散不仅会使被疏散者陷入困境，最终也会让留在本土的国民处境艰难。……如有必要，必须接受将平民留在即将被敌人占领地区的现实。”

这种对本国平民日益强硬的态度，可以通过考察统治当局与德军在彼此职权交错中形成的“累积性激进化”来解释。所谓的“累积性激进化”，指的是表面上为了强化政治意志而宣扬的统一，反而滋生了各部门之间的竞争，官员们竞相扩张自身权限，扩大权力范围。

在整个纳粹独裁时期，希特勒始终刻意让不同机构相互牵制，彼此竞争，而这些机构则通过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方案，来争取希特勒的最终认可。希特勒一向不愿将自己最极端的要求明确写成命令，其真实意图往往只能被揣测。在这种环境下，推动最激进的路线兵压倒竞争对手，成为各部门展示忠诚，证明自身价值的最直接方式。

到了1945年，这意味着如果统治当局想要继续在本土防御事务中保持影响力，就不得不追随德军在东线早已习以为常的强硬路线。而军队方面，则被统治当局期望去执行这些愈发严厉的措施。换而言之，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并非不愿执行激进的命令，也没有任何一方不知道这些命令可能带来的后果。

在苏军的最后几次进攻展开之前，统治当局的高级官员与德军高层早已了解并就国内疏散程序达成一致，随后也共同推动并执行了这些措施。在苏联战场上，部队指挥官最关心的是清空作战区域，在执行疏散行动时，他们几乎完全无视了这一举措将导致的人道后果。

然而，与在苏联境内不同的是，本土的疏散并没有伴随着以种族意识形态为动机的大规模暴力。随着德军重新踏入东普鲁士的土地，这一议程被搁置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军在对待疏散政策时，其根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事实上，正是源自东线经验的那种日益强硬的思维方式，常常使德军无法对与疏散相关的诸多做法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在德军驻留东普鲁士期间，多年以来的残酷战争所带来的“暴力化效应”在德军的各级部队中都清晰可见。因此，本文下一节将考察德军这种所谓的“降低的静息心率”，如何塑造了其对东普鲁士疏散问题的态度。

二、东普鲁士疏散与德军士兵

1945年初，东普鲁士民众的逃亡是该省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在这一时期，德军不仅负责该省的防御，正如前文所示，它也在疏散行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随着战争推进，“疏散”这一概念和许多其他概念一样，发生了道德贬值，而一系列“犯罪性命令”，则极为有效地在部队中制造出一种冷漠心态。

普通德军士兵带着一种“降低的静息心率”回到德国，这意味着他们对自己施加的暴力行为变得麻木而冷漠，且往往无法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后果。普通士兵对德军那不断强硬的作战方式的高度适应，将使他们与平民生活渐行渐远，并愈发从纯军事的角度审视自身行为。本节将探讨这种心态在疏散问题上的具体后果。

与同胞的期待相反，对于军方而言，疏散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它一如既往地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即确保战斗得以继续进行。平民疏散并非孤立的行动，而是与其他防御准备同时展开，即前文提到的“ARLZ措施”。因此，在考察德军在东普鲁士疏散过程中对待平民的方式之前，有必要将其置于这些措施的整体背景之中，并分析在苏军进攻前，对于这些疏散措施的考量如何塑造了德军的行为模式。

1944年8月，当战线推进至东普鲁士时，德军刚刚经历了整场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曾经声名显赫的中央集团军群在苏军的夏季攻势“巴格拉季昂”行动中遭到重创。在两个多月里，中央集团军群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连续作战，正面迎战苏军四个方面军，最终陷入全面混乱。

当其不得不退回德国本土时，这支本就因未能阻止苏军攻势而声誉受损的军队引发了大量负面反应。许多撤入东普鲁士的官兵已对最终胜利失去信心。正如东普鲁士宣传机构在7月中旬所抱怨的那样，他们的情绪“也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士气”。

在某种程度上，德军官兵们也意识到了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战后，在公开场合依然保持乐观态度的库尔特·迪克特（Kurt Dieckert）少校，私下却写道：支援部队到来时的情景“活像一幅吉卜赛式的画面，让人以为置身于三十年战争期间，而不是一场由坦克和飞机主导的现代战争”。

因此，正如指挥官们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仅仅让部队回到本土，并不足以改变德国士兵的情绪和心态。

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军部队进入东普鲁士，针对军队的抱怨也不断升级。一名级别较低的民政官员困惑不已，甚至写了一份长达六页的报告，将自己所见形容为一种“破坏行为”：

“在车辆上，看到的多半是鸡、鸭、鹅、猪、牛、沙发、扶手椅、床垫、床架等等物件，却几乎没有为作战所必需的装备留下空间。”

他还指出，很少能在这些车辆上见到军官，但在酒吧里却能够找到他们。

8月初，科赫致信全国领袖鲍曼称：

“由于与来自东方的人的接触，部队显然已经忘记，他们现在不再身处被占领的东部地区，而是在帝国本土。”

尽管科赫的这些观察显然带有贬低军队的意图，但也不能简单将其一笔带过，因为这些指控确实并非毫无根据。一年多来，德军在红军推进面前被迫不断后撤，并且在撤退过程中接到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处置周边环境的明确命令。正如第二章所述，在1943至1944年间，“毁灭”与“疏散”已经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 凡是无法撤走的，就必须被摧毁。

“撤离”逐渐演变成一个涵盖愈发激进措施的总称，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平民被驱逐出家园，德军阻止春播，焚毁庄稼，将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荒漠地带”。这种破坏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积极鼓励。

历经持续一年半的撤退之后，在前线附近系统性地摧毁财产的举措，不仅被视为正常行为，甚至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军事需要。到了1944年年中，“疏散”这一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原先的保护平民安全的传统含义。

这种冷酷的疏散态度在东普鲁士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为了避免部队被逃难的平民与推进中的苏军夹在中间，指挥官们推动对东普鲁士边境地区实施疏散。许多社区被以所谓的“马车队（Treck）”的形式整体疏散，即组成马车队集体撤走。是否允许以马车队形式疏散，则由地方当局决定，并在与军方协商后下达相应的疏散命令（Treckbefehle）。

1944年8月，梅梅尔河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边境各县，包括蒂尔西特（Tilsit）、拉格尼特（Ragnit）、皮尔卡伦（Pillkallen）、施塔卢珀嫩（Stallupönen）和戈尔达普（Goldap），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撤空。1944年10月中旬，第3装甲集团军击退了苏军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对东普鲁士的首次大规模进攻。此后，前线在东普鲁士北部边界一线趋于稳定，尽管苏军仍成功占领了一段楔入东普鲁士境内纵深约30英里的狭长地带。

这一局势引发了第二轮疏散行动，此次行动发生在1944年10月下旬。随后又有一条纵深约20英里的地带被撤空，其中包括阿伦施泰因区（Allenstein）的东半部以及贡宾嫩区（Gumbinnen）的大部分地区，迫使60多万人离开家园，约占东普鲁士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被疏散者不得不将大多数的产业留在当地，因为这些产业中的绝大部分既无法拆卸，也无法转运。大量私人财产，例如家具等，也同样只能弃置原地，这既是因为疏散命令下达仓促，也是因为马车的车厢空间十分有限。战后不久，一名来自梅梅尔的难民回忆起疏散前最后几个小时的混乱情形时写道：

“突然间，大约在8月4日左右，疏散命令下达，要求将全部居民立即转移，同时带走最重要的物资，尤其是牲畜。”

由于过早发布疏散命令可能被解读为失败主义，房屋往往是在极度仓促的情况下被放弃，居民几乎没有机会对其进行妥善清理。这意味着，在这些疏散行动与随后苏军冬季攻势之间的数月里，所有被遗留下来的财物，都交由德军自行处置。然而，部队既没有时间，也无意去顾及这些财产所承载的（情感）价值。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最高统帅部层面所主导的态度。随着本土防御的可能性不断上升，德军高层开始推动一套规则，使军队如同以往一样，能够在行动中不受约束。早在1944年7月，凯特尔元帅就已下令，要求在德国本土着手准备实施“ARLZ措施”。正如先前在苏联境内那样，这些在1944年9月全面推行的措施，完全无视其对平民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首座深受这些措施影响的东普鲁士主要城市是位于该省最北端的梅梅尔。1944年11月22日，梅梅尔被宣布为要塞。与此命令一并下达的，还有一套明确的指示：“凡是直接服务于作战行动的一切设施，其防御与破坏措施均由国防军负责执行”，以确保在“原则上不受限制地拆除（梅梅尔的）烟囱和教堂钟楼”。

其后果立竿见影。1945年1月下旬，梅梅尔几乎未经激烈战斗便落入苏军之手。城市被占领后不久，立陶宛建筑师拉佩（Lapė）对城内破坏情况进行了评估。他记录道：“归正教会的塔楼横倒在立陶宛大街上，但教堂周围的房屋却完好无损。”这一反常景象让他和同事们认为，该塔楼是被蓄意炸毁的，其目的很可能是剥夺敌方炮兵的观测与校射参照点。

摄于1944年11月，梅梅尔，“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师的工兵炸毁建筑物，以便为己方炮兵提供更好的射界。

梅梅尔港也出现了类似的破坏，而且鉴于其战略价值，有关港口的处置讨论得更加细致。负责波罗的海防务的海军东部司令部（Marineoberkommando Ost）早在1944年8月就已下达命令，要求为梅梅尔港以及更西面的港口，如皮劳、埃尔宾、但泽和戈滕哈芬的破坏作业做好准备。

最终，军方决定梅梅尔的港口设施应被“瘫痪”，而非彻底摧毁。在德军撤离城市之前，对重要设施实施爆破已变得司空见惯。从工业设施遭到的破坏情况来看，苏军指挥官甚至已能较为准确地判断一座城市是否即将被放弃，或是德军是否打算坚守。随着败局逼近，几乎所有的港口设施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1945年3月26日，负责海战规划与实施的德国海战指挥部（Seekriegsleitung）下令：

“戈滕哈芬、黑拉（Hela）和皮劳的港口，应当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予以摧毁、布雷并彻底封堵，重点在于破坏防波堤。但泽、柯尼斯堡（Königsberg）、斯德丁（Stettin）和希维诺乌伊希切（Schwinemünde）的港口，则应被有效布雷并封堵。

所有卸载设备和起重机必须予以摧毁。”

类似的命令也在柯尼斯堡被下达并执行。例如，为了阻止苏军快速推进，守军故意淹没了纳瑟花园（Nasser Garten）郊区的部分区域。1945年3月，工兵炸毁了大学的正立面，理由是其上的雕像在遭受苏军炮击时可能构成安全隐患。而在最后的攻城阶段，铁路桥也被引爆。

这种做法并非只发生在德国东部。例如，2月8日，在隆德施泰特元帅的指挥下，工兵炸毁了位于科隆-亚琛大区，靠近德国西部边境的海姆巴赫（Heimbach）水电站，其目的同样是迟滞美军的推进。

为了解释为何在德国本土防御的最后战斗阶段，德军屡次破坏甚至摧毁德国自身的财产，军方指挥官在战后很快将责任归咎于1945年3月19日发布的“尼禄法令（Nero Decree）”。他们指望战争末期的混乱会模糊人们对事件时间顺序的认知，于是几乎把所有发生在德国境内的破坏行为都追溯到这道法令上。毕竟，该法令直接出自希特勒之手，因而可以被塑造成一位彻底激进且丧失人性的独裁者的产物。

法令要求摧毁“一切军事、交通、通信、补给和工业设施，以及帝国境内任何可能被敌人用于继续作战的事物”。除了设想由大区长官和帝国国防专员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这在战后也方便迅速找到替罪羊）之外，这道法令既没有改变军队的行为方式，也没有偏离既有的行动逻辑。其措辞与此前的“ARLZ措施”高度相似，实际作用不过是为全国早已司空见惯的做法盖上官方印章而已。和以往一样，德军指挥官仍是依据军事需要决定哪些德国财产被摧毁，哪些得以保留。

尽管如此，军方在战后却将自己“未完全执行”这道法令描绘成一种对希特勒的消极抵抗。例如，柯尼斯堡要塞的上校级军需官弗里德里希·多夫米勒（Oberstabsintendant Friedrich Dorfmüller）声称，他曾就此与要塞参谋长冯·苏斯金德-施文迪（von Süsskind-Schwendi）讨论过，后者还象征性地将命令扔进炉中焚毁。那些原本被列入破坏清单的设施，如派泽（Peyse）的供水系统和城市的磨坊，随后被加以看守，以防过于狂热的纳粹分子擅自将其付之一炬。

德军最高统帅部对德国平民财产的冷处理态度，同样向下渗透到了普通士兵层面。事实上，在日常处置德国财产时，部队那种“降低的静息心率”表现得一清二楚。负责防守东普鲁士北部的第九军各师，奉其指挥官罗尔夫·武特曼（Rolf Wuthmann）将军之命，组建了征用小组（Erfassungskommandos）。武特曼指示：“每一所房屋，每一间谷仓都要搜查。凡是值得回收的各类存货、设备、成品、原材料和机器，都要集中到附近地点。”只要有利于作战实施（Kampfführung），征用即被允许。

然而，部队很快就出现了过度征用，打着“作战需要”旗号的“回收”泛滥成灾，这一点迅速引起了武特曼的注意。部队不仅对德国财产粗疏无礼，对住宅的搜查也演变为掠夺：“凡是占有与作战或是维持部队效能没有直接关系的物品，如首饰和家具者，将以抢劫论处。”但当士兵们意识到真正能被平民撤走的物资只占其产业的极小一部分后，部队的掠夺行为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与此同时，尽管工厂与前线的距离日益缩短，军队的补给状况却持续恶化。到1944年，盟军轰炸机开始打击此前未受波及的地区，在更靠东的地带，农业与铁路枢纽不断遭到破坏。这迫使更多物资进行反复转运，而这一过程耗时费力。国防军自身的状态，也使补给难以稳定抵达前线。尤其是在后方，且战斗经验不足的部队中，对“最终胜利”的信念迅速消退，逃避、藏匿或是在帝国境内游荡的士兵越来越多。到了年底时，后方补给体系（Etappe）已然崩溃，常常使前线附近的德军士兵别无选择，只能就地取用周边环境中所呈现出的一切“机会”。

正如一名德军士兵对一位来自蒂尔西特的被疏散平民所说的那样，一种“反正一切都会落到伊万手里”的想法消除了许多士兵原本的顾虑。这一行为令德军指挥官深感担忧。在一次讲座中，第九军的一名参谋军官强调：“在德国本土继续作战，意味着必须保护德国的财产。不幸的是，许多士兵对此仍缺乏清醒的认识。”

平民、政府机构以及地方政治机构纷纷表达了担忧、愤怒与不满。在“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观念中，战争时期的掠夺被视为最令人不齿的行为之一，一旦被抓获，将被定性为“人民害虫（Volksschädlinge）”，惩罚通常极其严厉。相比之下，士兵往往能够逃避追究，而且彼此之间常常相互包庇，即所谓的“掩护战友（Deckungskameradschaft）”。他们彼此默许“协调（即偷取）”食品和物资，不仅在国外如此，在东普鲁士也同样如此。和以往一样，这种“协调”几乎不被视为盗窃，反而被看作一种值得称道，行之有效的本事。

弗里茨·布兰肯霍恩（Fritz Blankenhorn）少尉有一次在东普鲁士的湖中游泳时，他手枪被邻近部队的一名士兵顺走。诚然，他对此感到很恼火，但却并不意外那名士兵的行径，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

“‘协调’是士兵行当中的一项本领。一个人越是懂得如何弄到别人没有，但却能让自己过得更轻松的东西，就越会受到那些要么太蠢、要么不适合干这事的人的敬重。偷的？不，只是拿来的，协调来的。”

年轻的家庭主妇夏洛特·戈特沙尔克（Charlotte Gottschalk）亲身经历了这种不公正。她回忆道：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发现牲口棚被洗劫一空，兔子和家禽全没了。警察不能，或者说不愿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线索指向附近的铁路，那天清晨之前那里还停着一列军列。‘德国士兵不会偷东西’，他们这样回应！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1944年10月中旬，在视察已撤空的奥斯滕堡（Ostenburg）时，柯尼斯堡高等地方法院院长马克斯·德雷格（Max Draeger）博士震惊地发现，法院内的大部分家具和陈设已被德国士兵洗劫一空。仅仅一个多月后的11月24日，德雷格又走访了蒂尔西特和拉格尼特，他记录道：

“几乎所有的房屋，甚至包括法院，都遭到严重洗劫，这些行为据称是士兵和国民突击队所为。所有门和柜子被砸坏，抽屉被拉出，物品散落一地，宛如废弃的垃圾场，景象骇人。”

另一名官员在视察疏散地区后的观察，也被写成了一份措辞尖锐的报告，并送交给鲁道夫·勃兰特（Rudolf Brandt）博士，他是希姆莱的私人幕僚之一。报告指出，德军忽略了近在咫尺的森林，反而拆毁房屋“用于修建掩体或当作柴火”。报告将这种行为直接与东线的激进化经验联系起来：

“这些多年以来一直部署在非德意志的东部地区的部队，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重新踏上德国本土，也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要捍卫的是德国的价值。”

在苏联境内，掠夺早已被德军完全接受。早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德国方面就推动实施所谓的“饥饿计划”，这一计划本身具有双重目的 —— 通过从苏联农村攫取粮食，预期会导致数以百万计被视为“劣等”的斯拉夫人死亡；与此同时，“就地取食”也意味着德军在苏联的驻留不会进一步恶化德国本土的粮食状况。掠夺被塑造成士兵日常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而这种行为模式一旦形成，回到德国后也将难以摆脱。

因此，武特曼将军担心其麾下的士兵在东普鲁士的掠夺规模会“损害德国士兵的声誉与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一份通告中，武特曼要求：士兵出发休假前需要进行行李检查，同时加强对军邮的审查，因为已经发现有德军士兵将德国财产邮寄给亲属的情况。事实上，国社指导军官（NSFO）被要求向部队明确说明在前线附近应当如何对待德国财产：“每一位被疏散的民族同胞的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一名士兵都必须像对待和保护自己的财物一样，去对待和保护他们的财物。”

在柯尼斯堡，士兵的掠夺行为同样屡见不鲜。例如，在1945年1月下旬，有士兵从前线返回后踹门而入，专门寻找酒精和烟草。情报军官瓦尔特·肯姆西斯（Walter Kemsies）报告称，一些部队对城市中的私人财产几乎毫无尊重：

“一些品德低劣的分子仍在试图利用最贫困者的苦难与困境：对他们进行偷盗与掠夺，欺骗他们，甚至加以嘲弄。

遗憾的是，这些低劣分子中的大多数人竟然是德国士兵，所幸的是，这些人大都是国防军中的败类、逃兵和懦夫，他们对难民及其仅有的那点微薄的财物下手，扰乱那些已濒临精神崩溃的难民妇女，牵走难民的马匹，夺走车辆，并偷走他们最后的首饰。”

直到战争结束，这样的掠夺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有关军队行为的报告也一直屡见不鲜。许多部队相信失败已近在眼前（无论是德国整体的败局，还是他们所属的部队的败北），这种心态似乎反而助长了掠夺行为。对于那些参与掠夺的人而言，被他们所抢劫的是德国财产的这一事实根本无关紧要。

在苏联境内，部队早已被灌输一种观念 —— 他们可以按自身需要占有财产，而几乎不必顾及其行为带来的人道后果。尽管与苏联相比，东普鲁士的掠夺规模无疑要小得多，但这种行为模式，在部队回到德国本土后，仍然明显延续了下来。

由于部队早已学会将疏散与其人道内涵相剥离，掠夺几乎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这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的直接体现。后方补给线的崩溃进一步降低了掠夺的心理门槛，迫使德军士兵通过搜刮身边环境的资源来“协调”自己的生活。这种行为尽管遭到平民的反感，却完全契合德军在东线历练中逐步形成的价值取向。

此外，一连串命令也将这些掠夺行为描绘为必要之举，在德国本土实施破坏性的“ARLZ措施”，清楚地表明德军在“保卫祖国”时，并没有将平民的困境视为当务之急。来自上级的命令中，几乎没有要求克制破坏行为的明确指示，恰恰相反，“ARLZ措施”的持续执行传递出的是完全相反的信号。

更糟糕的是，士气的低落与部队内部长期固化的运作逻辑，使士兵几乎没有空间去反思环境的变化。德军士兵收到的信号是相互矛盾的：今天，指挥官要求他们保护德国财产，明天，同样的指挥官又可能命令他们将其摧毁。一如既往，德国的战争方式将作战本身置于首位，而完全忽视了战争将对平民社会造成的长期影响。

当然，相当一部分德国士兵出于对本国“民族同胞（Volksgenossen）”的某种尊重，确实调整了自身的行为。但我们也必须谨慎，不要赋予普通士兵过多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德军而言，苏联与德国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在前者的国土上作战时，尤其是在对待平民的问题上，德军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事实上没有秩序，也无法可依的环境中；但在返回德国本土后，他们被要求遵守更为严格的规则。

然而，德军高层与统治当局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与这些命令在东普鲁士偏远村庄的实际战斗中的具体执行情况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落差。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一落差进行剖析，并探讨导致这些分歧性决策出现的根源。

三、本土防御战中的东普鲁士难民

在东普鲁士逐步展开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军方的行为大体可以从两条主线来解释：对纳粹政权的服从与军事功利主义。前者主要体现在德军最高统帅部层面的决策上，后者则根植于前线指挥官基于“当地实际情况”所作出的选择。在理想情况下，这两者应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这意味着前线指挥官与最高统帅部之间能够达成一致。

然而，战后，那些试图将自己塑造成难民保护者的德军指挥官，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宣称自己背离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OKH），因为这两个机构在1944年末至1945年初下达的命令，几乎毫不掩饰地表明，难民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次要的议题。对于东线的指挥官而言，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也成为了理想的替罪羊，尤其是因为到了战争末期，这两个机构本身似乎也在逐渐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

作为希特勒最亲近的心腹之一，曾在1942年2月被任命为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的施佩尔就曾指出：“OKH已经彻底放弃向希特勒如实汇报情况，而是沉溺于兵棋推演之中。”而古德里安则回忆起在一些会议上，整个OKH的参谋人员都醉得不省人事，甚至站到了桌子上。

越来越多的指挥官对这一局势的反应，是绕过指挥链，采取一种在他们看来更务实、更功利、也更符合“前线现实”的作战方式。他们通过对所接收的命令和指示进行“重新解读”来实现这一点，而这一变化并未逃过希特勒的注意。1945年1月19日，希特勒下令：任何计划中的作战行动，哪怕低至师一级，都必须提交给他本人，而且他只希望看到“毫不粉饰的真实情况”。这道命令反映出前线指挥官与德军最高统帅部之间，已普遍存在着相互不信任。

在地方政治要员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趋势。他们自觉被夹在柏林当局那愈发脱离现实的要求，与自己每日直面的人口困境之间。然而，对于战争这一阶段的任何所谓的“不愿执行希特勒的命令”的现象，都必须谨慎对待。大多数指挥官都深受任务式指挥（Auftragstaktik）原则的影响，并仍在遵循这一原则，这并非出于对统治当局的消极抵抗，而更多是出于长期形成的惯性。与此同时，统治当局的民政机构不得不在资源彻底匮乏的情况下继续运作，其职能人员根本无力履行职责。

尽管眼前的一切已清晰地表明败局难挽，东普鲁士的统治当局与德军仍旧按照战争尚可取胜的前提行事。结果便是，东普鲁士的难民被困在一种扭曲的责任感与一种毫无现实基础，却仍要执意继续战斗的决心之间，进退维谷。

前线指挥官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最高统帅部的政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些政策本身就非常符合他们自身的作战需要。在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中，将平民的命运置于部队之上的情况极为罕见。例如，在一次主攻行动中，最高统帅部接管了铁路运输，并将难民问题排在第五位，也就是最后一位。正如其战争日志所记载的那样，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难民列车都被取消”。

这一决定的背后，是一幅冷酷的现实图景。苏军的东普鲁士攻势展开之后，至少六所东普鲁士的部队医院被有序撤离，其医护人员乘火车抵达柯尼斯堡，沿途几乎没有遭遇明显延误。与此同时，大批平民难民也拼命想要向西撤离，却发现对于他们而言，可以使用的铁路运输途径极其有限。在柯尼斯堡，全副武装的士兵封锁了车站入口，阻止难民进入。而那些最终被指定用于运送难民的列车，也常常被调入侧线停放数日，以确保军事运输不受干扰。

人们迫切想要抵达位于萨姆兰半岛最西端的皮劳，据说那里有船只可以将他们送往安全地带。绝望之中，被拒之车外的父母把孩子从车窗塞进车厢，而车内则因争夺一个立足之地而爆发斗殴。列车拥挤不堪，许多人甚至因此昏厥，失去意识。

经由埃尔宾向帝国腹地西南方向行驶的列车，状况甚至更加糟糕。由于并不知道埃尔宾已于1月23日失守，这些列车仍不断向该方向前进，结果有的列车在刺骨严寒中滞留数日。许多难民因此严重失温，甚至有人直接死在车厢之内。

经由公路的逃难则更加艰难。在东普鲁士作战期间，德军军官越来越多地抱怨难民的马车阻碍了军事交通。在普雷格尔河（Pregel）以南的道路上，第5装甲师的一名军官记述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向西行进、堵塞通往柯尼斯堡的道路，而燃料又必须从这一方向运来，结果急需的补给物资仅有少量能够抵达部队。

前线部队常常自行其是。第349国民掷弹师老兵海因茨·西马特（Heinz Simat）回忆了部队在诺尔基滕（Norkitten）小镇的做法，在那里，拥挤的难民队伍试图渡过普雷格尔河，“军用车辆常常强行把难民马车挤下公路，体量最大的车辆一次又一次地无视对方的优先通行权。”

因此，在苏军攻势开始后的几天内，平民被禁止使用省内的主干公路，即1号帝国公路与138号帝国公路。此外，代姆河（Deime）与克兰茨（Cranz）-柯尼斯堡公路之间的区域内的道路也对平民封闭。当战斗逼近柯尼斯堡时，柯尼斯堡的环城公路也同样禁止平民通行。

G.K.小姐匆匆穿过前线之间的无人地带，与邻居一家的夫妻二人和他们的十个孩子，一同抵达柯尼斯堡。然而，德军士兵封锁了入城街道。

“柯尼斯堡是要塞。平民不得入内。

”G.K.小姐哀求、乞请、痛哭，但这一切徒劳无功。她也只能转身，加入那条继续向西延伸的难民洪流。

1月23日，正值东普鲁士居民大逃亡的高峰期，柯尼斯堡-皮劳这条难民最主要的生命线也被对平民封闭。难民因此被迫改走支路，甚至穿越田野前行。结果，马车队的行进速度甚至连步行都不如，许多人在一天结束前根本无法抵达任何城镇或是村庄避寒。

在1月的最后两周里，气温几乎持续降至零下20度，甚至是零下30度，大量难民被活活冻死。

摄于1944年11月，一块路标，用于警告难民队列靠路右侧行进，不要阻碍军事交通。

1月23日，苏军抵达埃尔宾附近的弗里舍哈夫潟湖（Frische Haff），这意味着埃尔宾以东的德国人全部被切断退路。自此，逃离东普鲁士最看似可行的方式，便是从位于萨姆兰半岛最西端的港口城镇皮劳登船，前往但泽／戈滕哈芬地区，或是直接驶向德国北部和丹麦的接收区。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统治当局早已作出优先保障军事人员与军用物资运输的选择，在人道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军方仍坚持这一立场。1月22日，邓尼茨与希特勒就疏散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正如海战指挥部的战争日志所记载的那样：“东普鲁士局势的迅速恶化，尤其是港口中大量难民的涌入，已引发民政机构的‘求救呼声’。”

这些讨论的结果，将直接塑造随后统治当局在防御作战中实施的东普鲁士疏散方式：

“帝国航运专员（大区长官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在不干扰当前运输调度的情况下，可在本土水域提供总计18艘船只用于疏散，但这取决于德国东部地区可用的煤炭储备。

瓶颈正在于这一点。若为各师补充兵力，向库尔兰集团军群提供供给，现有煤炭尚可维持三周的运输任务，而用于铁路输送部队，则仅能支撑十天……若无法得到补充，部队调运与库尔兰集团军群的补给将很快陷入停滞，且这两项任务必然要优先考虑，因此，别无选择，只能放弃难民的疏散。”

希特勒赞同邓尼茨对局势的评估及其优先顺序，并决定：“剩余的煤炭储备必须留作军事用途，不得用于难民疏散。”

即便在战争结束之后，邓尼茨却仍旧将海军置于撤离行动的核心位置。1945年1月下旬至5月初，确实有数百艘船只在柯尼斯堡、皮劳、戈滕哈芬和但泽等东部港口，与帝国西部港口及丹麦之间往返航行。最终，商船队与海军共运送了逾一百万名难民。这使得战后德国的前海军军官得以推动一种叙事 —— 他们宣称海军对平民的营救是一项有意识地协同推进的行动，即所谓的“汉尼拔”行动（Operation Hannibal）。这一事件将海军描绘成清白无瑕、无私奉献的力量，也被来自原东部诸省的难民迅速接受，他们想要利用“汉尼拔行动”的规模，来争取让自身经历的苦难得到承认。

然而，不论参与这些运输的舰长与船员的个人勇气如何，海战指挥部的战争日志记都清楚地表明，“汉尼拔”行动在基尔的海军司令部只占据了极其边缘的位置。1月23日，在与希特勒会晤的次日清晨，邓尼茨与参谋讨论了实施“红刺行动B”方案（Rotdorn Fall B）的可能性，该行动旨在将海军部队从东、西普鲁士港口转移（实际上是撤离）到西部。“红刺”是从东波罗的海撤出海军部队的一系列方案（A、B、C）的代号，而实施“B方案”的可能性早在1月14日就已被讨论过。

潜艇总司令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此前已预判这一动向，并据战争日志的记载在会上表示：他已以“汉尼拔”为代号，向麾下部队下达了“红刺”行动的预备命令。由此可见，“汉尼拔”行动绝非一项以全面保障平民为目标的行动，其只是众多向西转移驻区兵力的命令之一。邓尼茨与冯·弗里德堡虽同意尽可能搭载平民，但在海战指挥部内部对此有着“完全一致的认识”，即“军事运输与任务必须优先于一切其他事务，尤其是在这一阶段。”

难民在海军优先序列中的地位有多低，也体现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2月12日的一则旁注中：OKW“宣布在海军东部司令部任命一名政治事务代表负责的难民运输事务”。这种被动表述措辞显示，海军将其视为未经请求的外部干预。因此，海军在会议中既未对此展开讨论，在随后数周也没有再提及或是跟进此事，并不令人意外。邓尼茨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始终坚持这一原则。1月28日，他再次强调，“海上难民运输只能在不妨碍向库尔兰与挪威输送与回运作战部队的前提下进行。”，这两个地区当时仍由德军占领。

不仅如此，平民疏散始终处于最低优先级，资源投入极少。而且，从苏军的攻势开始的那一刻起，陆军还反复推动下达一项元首令，以禁止“形形色色、慌乱无序的疏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行动“只会危及军事行动”。

然而，希特勒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径。难民危机正在迅速加剧，其规模之大，只需在他的地图室里看上几分钟便可一目了然。2月5日，他因此发布了一道元首令。

该命令涉及“将东部难民转运至丹麦”，要求滞留在东普鲁士和但泽地区的难民通过海路转移；而波美拉尼亚地区，靠近斯德丁和希维诺乌伊希切的难民，则应通过铁路疏散。命令末尾还保证，“武装部队将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到的支持”。然而，命令同时又规定，这些运输必须在“不影响部队与补给日常调动”的前提下进行，如此一来，这道命令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已被事实上被架空。

军事优先于难民的安排，导致大多数东普鲁士居民被困在皮劳。在纳粹领导层撤离柯尼斯堡之后，皮劳在事实上成了统治当局的地盘。这座战前人口仅1万的小城，根本无法应对数万难民的涌入，到了2月中旬时，滞留人数已膨胀至约5万人。

在此期间，科赫在皮劳发起了所谓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区长官行动（Gauleiteraktion zur Erhöhung der Lebensbilanz）”，但成效十分有限。当其下属瓦尔德马·马古尼亚（Waldemar Magunia）询问他为何选择在皮劳设立指挥所，而不是返回柯尼斯堡时，科赫解释称：身处港口城镇，便于更有效地监督东普鲁士居民的疏散。尽管这也“顺带”让他远离前线，但在其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科赫的重心确实主要放在疏散问题上，而非东普鲁士的防御。

在柏林，科赫试图游说为难民争取更多运输船队，但却未能成功。其代表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后来写道：“但泽和戈滕哈芬周边的灾难性局势意味着数周内没有一艘船驶抵皮劳。即便是少数向皮劳运送货物（军需物资与食品）的船只，也被禁止搭载任何难民，不得不空船离港。”

鉴于武装部队的优先序列，科赫为难民争取额外运力的一切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2月中旬，鲍曼向各大区长官下发了一份通告，明确表示赞同军方此前在德国东部采取的措施。不仅如此，他还暗示限制疏散的力度仍然不够。鲍曼预见到，若因西线盟军攻势而展开大规模疏散，“将会在帝国腹地与来自东部的难民潮相遇，从而阻碍军事与民用交通”。因此，他主张：“甚至妇女和儿童也应留下，但任何可能为盟军服务的劳动力都不得留下。留在当地的人口不再被视为叛徒。”

其结果是，到了1945年2月，据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估计，已有约8万名东普鲁士平民落入苏军之手。与此同时，3月初，当东普鲁士的难民危机达到顶点之际，邓尼茨再次强调：“确保海上航道的控制，维持海上运输，以及以海军炮火支援陆上战线，仍是我们在波罗的海最重要的任务，必须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加以完成。”

这些决策的后果在皮劳表现得尤为明显。负责该港口城市疏散工作的，是副帝国国防专员布鲁诺·祖巴（Bruno Dzubba）博士。尽管他此前参与过梅梅尔、蒂尔西特和齐亨瑙（Zichenau）的疏散行动，且留下了不佳的口碑，但他的立场显然更接近军方，而非他的直接上级科赫。

一名法国战俘路易·克拉皮耶（Louis Clappier）这样概括祖巴对难民的态度：

“难民就是不愿意战斗的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逃跑，因为害怕炮火或是俄国人。对于这样的人，没有紧迫的利益关切。他们应当被清理掉，以免不必要的平民堆积起来并堵塞战区。”

几乎在同一时期，希姆莱在其最终以失败告终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任期内，将这种立场概括得更加直白：“我们是在组织防御，而不是在逃跑（das Davonlaufen）。”

因此，在2月、3月和4月期间，尽管皮劳的难民危机愈发严峻，统治当局对难民的照料状况却始终非常低下。正是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一种“累积性激进化”的实例，也就是统治当局的利益与军方的利益发生了汇合。

逃难的东普鲁士难民途径一家电影院和一个伤兵集合点。在苏军攻势的初期，数百万平民开始了向西的旅程。然而，几乎没有任何机构去关照他们的福利，大多数大城镇的政治官员会要求他们尽快离开。

东普鲁士难民之所以沦为牺牲品，根源在于统治当局与德军高层普遍持有的一种思维 —— 将平民生活坚定地置于领土防御之下。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已不再像在苏联那样服务于种族灭绝的议程，而是源自一种在多年战争中逐渐成形的扭曲的功利主义与所谓的军事“专业主义”。尤其到了1945年时，军队指挥官在道德上已趋于麻木，“合乎规范”的作战执行压倒了一切的人道考量。

这种行为并非出于消极的“自毁倾向”，而更像是在两种张力之间的权衡：一方面是对德国的忠诚与对希特勒的誓言，另一方面是自我保存的需要以及对部属的责任。如同此前在苏联与波罗的海地区的防御战中一样，这些考量几乎不涉及平民。

本节还表明，1945年纳粹政治要员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解释为他们感到必须与军事需要保持一致。由此，他们所偏好的解决方案愈发激进，并最终刻意将平民的需求不断下调。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些决策过程，本文下一节将转而考察柯尼斯堡的疏散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其背后的核心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