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还是移民？冯·卡门的中国学生与同事的不同选择(一)

导读：

20世纪30-40年代，有十余位中国留学生/科学家跟随知名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研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端人才的教育迁移这一话题就备受关注，而这一特殊的群体为此提供了一个早期案例——科学家个体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国，面临着怎样的艰难选择。

来源: 赛先生    作者: 张志会

留学生在许多国家都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科学史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强调，19世纪初的第一批美国科学家需要接受欧洲的正规教育。将美国学生送至欧洲学习的做法至少延续到了20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最有才华和前途无限的年轻人前往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并留在西方，“人才外流”则成为南半球国家和地区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一大挑战。[1]

中国留学生的迁移和回归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一直是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选择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1980年之后，中国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震惊地发现，高达95%的学生没有回国。到了2000年，中国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优秀专家回国。[2]实际上，留学生回国建设的事情不乏先例。美籍华裔学者王作跃曾记录了几位中国科学家的案例，他们在1930年后在美国学习，1950年后回到中国，并帮助重建中国科学。[3] 不过，这些富有才华的中国留学生，包括一些选择不回国的学生，他们所做的决定并未得到充分探讨。

关于国际留学生及其对未来职业选择的文献强调了个人选择涉及的多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影响移民决策和目的地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研究环境（即研究支持、基础设施、对研发人员及学术气氛的需求）。其他因素包括民族主义、收入和生活方式，以及家庭考虑（如婚姻状况、是否有孩子及他们的核心家庭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 留学生的“留学动机”和是否回国的推拉因素很少是简单明了的。[5] 正如索尼娅·莫拉诺-福阿迪（Sonia Morano-Foadi）所指出的，“流动的科学家往往是受到需要而非选择权的驱动，他们离开的时间越长，回国这件事就越复杂。[6]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20世纪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以下简称为卡门）的八名中国学生和两位中国同事。卡门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是钱学森[7] ，他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其他学生则包括范绪箕、柏实义、林家翘、郭永怀、张捷迁、袁绍文以及胡宁。著名学者周培源和钱伟长也曾与卡门交往，他们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与卡门一起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这八名中国留学生和两位中国同事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国际应用力学研究团队。探究这个研究团队，有助于加深对在海外接受教育的科学家的移徙和流动的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完成学业后立即返回中国，少数人后来又返回美国，其他人则留在美国度过其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或大部分时间。选择留在美国的几位学者后来通过领导科技交流来支持中国。

本文以新发现的史料为基础，采用国际流动的新视角，通过关注卡门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8]何时回国、是否回国的决定，重构了他们的历史。这10个案例凸显了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在国际流动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留学生与近几十年情况的相似与差异。

跟随卡门的中国留学生、同事

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匈牙利的卡门（图1）是公认的将数学和基础科学应用于空气动力学和航空航天技术问题的先驱。他在1930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为这所学院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声誉日隆提供了支持。正如加州理工学院的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卡门不仅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科学研究，还成为了南加州新兴航空公司的重要顾问。[9] 卡门吸引来许多对空气动力学感兴趣的优秀人才和他一起工作。其中1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同事(表1)是本文关注的对象。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做出关于工作和生活地点的重大选择时，卡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图1. 西奥多·冯·卡门（1881-1963）。来源：加州理工档案馆提供

这些中国留学生选择跟随这位卓有声望的学者和科学家学习绝非偶然。1929年和1937年，卡门曾前往中国，向中国领导人提议制定航空教育计划[10]，并在10年间对这些计划始终保有兴趣[11]。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邀请，卡门于1937年7月5日第二次访问中国，这时距离中国爆发抗日战争只有两天。[12] 了解到日本日益强大的航空工业实力，卡门敦促中国加强其航空教育。在清华大学，他鼓励学生通过实验解决航空工程中的重大问题，提高技术和研究能力来推动航空事业的发展[13] 。1937年7月14日，在国民政府空军司令周至柔将军的陪同下，卡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及其夫人讨论了发展航空工业的战略。卡门建议，中国航空学会制定一个计划，科学家和工程师做基础研究，军事人员做技术研究。[14]

卡门访问的国家不止中国一个，为其提供建议的地方也有很多，但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他显然对中国很感兴趣。[15] 卡门帮助中国的方式，主要是鼓励最优秀的学生到美国学习，而这些学生往往会接受他的直接指导。早在1936年，卡门就曾与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谈起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学生钱学森正在加州理工学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加州理工学习的优秀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中钱学森等五人由卡门单独指导，另外两人张捷迁和袁绍文由钱学森和卡门共同指导。

第一个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范绪箕（图2），他于1935年年底抵达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卡门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他于1938年获得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16] 然后在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实习了一个月，随后在1939年获得航空学的硕士学位。[17]

加州理工学院并不是中国留学生的唯一目的地。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也是庚子赔款所资助学生的热门去处[18] 。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课程对留学生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其更符合工业发展，学生有机会进行实验和实践。[19] 最终，许多中国顶尖的工程师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友。[20]

这一美国学术网络的紧密联系在钱学森身上表现最为明显，尽管他最终进入了加州理工学院。当钱学森还在上海交通大学读本科时，陈世英（麻省理工学院，1916年）教授教他工程热力学，钟兆琳（康奈尔大学，硕士）倡导学生将科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21] 钱学森申请了清华大学的庚子赔款支持的留学计划。为了帮助他做好准备，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学系主任叶企孙组织了一个由三位教授组成的指导小组——王士倬(1925—1928)[22]，钱昌祚(1923—1924)[23]和王助(1915—1916)[24]——这三人都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获得学位。

图2. 范绪箕在加州理工。照片由钱学森拍摄。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在教授们的推荐下，钱学森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1936年，他在那里获得硕士学位。但他的学业并不容易。他的性格有时会显得冷漠，也不容易与同学交往。鉴于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不愉快经历，钱学森决定搬到加州理工，与卡门一起工作。[25] 钱学森在1936年到达加州理工，这是范绪箕到达加州理工大约六个月之后了。钱学森认为自己对理论问题的兴趣，在卡门的指导下更有可能得到发展。事实上，他丰富的想象力、天赋异禀的数学能力以及将流体力学可视化的能力，使得他与卡门以及加州理工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保持了持久的合作关系。卡门称赞扬钱学森能够以物理的方式描绘自然现象。很快，钱学森就成为了卡门的同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学生。[26]钱学森于193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图3）。

图3.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获得博士学位时的毕业照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卡门和钱学森的合作产出了辉煌的成果。钱学森的同事马丁·萨默菲尔德（Martin Summerfield）回忆说，“他成了……卡门的胳膊和腿，为卡门设计的公式做计算。他拥有非凡的才智和速度。像他这样的人很不寻常。”[27] 他们共同创造了“高超音速流的相似定律”、“高超音速流”概念和“卡门-钱方程”等理论，这些都是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另一位同事弗兰克·马勃（Frank Marble）指出，“无论何时你看到他们在一起，你就会看到创造。”[28] 此外，钱学森很快还协助卡门指导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和科研。

卡门唯一一位在美国完成本科学业的中国学生是袁绍文（图4）[29]。1936年，他从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1937年，他在卡门的指导下获得了加州理工的硕士学位。随后，1938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另一硕士学位。在1938年回中国之前，他在卡门的安排下参观了航空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机构，包括美国海军、华盛顿的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前身)、位于弗吉尼亚州的NACA兰利研究中心、莫斯科的中央空气动力研究所，以及法国、伦敦和德国的航空部门等[30]。1939年至1941年，他在加州理工跟随卡门攻读了博士学位。

图4. 袁绍文。来源：袁氏文化网

另一批学生在得到中国杰出的科学家推荐后，进入了加州理工。其中包括朱正元，他是在1934年12月由气象学家竺可桢介绍给卡门的。竺可桢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28—1936年)，后来成为浙江大学校长(1936-1949年)。[31] 随后，朱正元进入加州理工并修读研究生课程。[32] 1938年，当柏实义获得加州理工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时，卡门推荐他给竺可桢做助手。此外，在1939年10月，卡门联系了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和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推荐柏实义作为访问学者来参观实验室流体力学的工作。[33]

还有一位学生，是卡门加入他的团队的。1937年卡门访问中国期间，他对张捷迁设计和建造的风洞印象深刻，因此向张捷迁提供了赴加州理工的奖学金。张捷迁于1940年9月抵达帕萨迪纳。

图5. 冯·卡门与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家中，1936-1937年。来源：加州理工档案馆

卡门对于这些学生的指导并非甩手掌柜。相反，他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他经常在周末组织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他家中聚会(图5)。他的学生张捷迁，甚至在他去欧洲时住在他家，负责修剪草坪。[34] 这种与美国优秀科学家的亲密且持久的个人关系，也可能是影响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的决策因素之一。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倾向于认为，当他们想要在外国的大公司或大学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时，如果他们的导师作为一流科学家愿意推荐实习机会或者写推荐信，那么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会太难。此外，他们可能会在未来继续从导师那里获得指导，并进行合作研究。

图6. 1940年8月第七批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乘坐“俄罗斯皇后”号邮轮前往加拿大

还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在多伦多大学完成学业后来到加州理工学院。1940年8月，第七批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登上俄罗斯皇后号邮轮前往加拿大，其中包括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图6）。这三名年轻的学生从1940年9月开始在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系学习，他们的导师是应用数学系主任约翰·莱顿·辛吉（John Lighton Synge）教授（图7）。辛吉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和冯·卡门都曾就读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并深受该校强调的基础科学理论与技术相结合的影响。[35] 林家翘、郭永怀专攻流体力学，钱伟长专攻弹性力学；他们于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林家翘和郭永怀随后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与卡门博士一起工作。钱伟长则在加拿大多待了一年，于1942年取得博士学位。经辛吉推荐，他成为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研究工程师。[36]

图7. 约翰·莱顿·辛吉(John Lighton Synge，1897-1995)。来源：上海大学钱伟长纪念基金会

1941年9月初加州理工新学期开学后不久，郭永怀得知他的导师将是霍默·J ·斯图尔特（Homer J. Stewart）博士，他是一位航空航天工程师和火箭推进专家。郭永怀写信给卡门，表示他不想专注于斯图尔特研究的螺旋桨理论，而是更喜欢卡门已经允诺他的可压缩流动的研究。[37] 经过一番劝说，卡门同意了。

在1941年进入加州理工攻读博士学位后，林家翘于1942年向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申请奖学金。[38] 1942年4月1日，卡门写了一封推荐信，强烈推荐林家翘：“林家翘将在年轻的力学家和航空理论学家中脱颖而出。我相信，如果贵委员会认为林家翘先生继续在加州理工工作的可能性，将是为自由中国的科学未来做出的良好服务。”这正是他对待中国留学生的典型方式。[39] 1944年，林家翘完成博士论文《论湍流的发展》。[40]

最后一批来自中国的学生之一是胡宁。他是周培源教授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在1941年进入加州理工。胡宁在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获得了硕士学位，1944年在保罗· S ·爱珀斯坦（Paul S. Epstein）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核量子理论的博士学位。[41] 后来，他加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小组，该小组由理论物理学家沃尔夫冈· 恩斯特· 泡利(Wolfgang Ernst Pauli)领导[42] ，泡利因在1925年发现“泡利的不相容原理”被授予194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3年至1946年，钱伟长在卡门领导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属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这是我一生中科学研究相对富有成效的阶段。”[43]在卡门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圆筒的可变扭率扭转的研究，以及水轮机倾斜叶片的流动计算和超音速锥形流计算等重要研究项目。根据钱伟长的回忆，卡门在评论他们合著的《变扭率的扭转》一文时表示：“这是一篇经典的科学论文。喷气推进中心成立以来，我一直在勉强兼顾基础理论工作。这篇论文可能是我一生中关于固体力学的最后一篇。”[44]

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卡门与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而不仅仅是指导他们的研究。他致力于推动这些学生的利益，认为这些人代表了中国航空和航天事业的未来。他经常与中国政府保持直接联系。1942年5月，卡门告诉清华大学航空学院教授王士倬[45] ，他正在NACA工作，并愿意再次访问中国，帮助改进中国的航空教育和研究体系。王士倬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了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后来，蒋介石表示支持。[46] 不过，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卡门未能在1942年访问中国。

1943年7月5日，卡门向中华民国航空事务委员会（CAARC）副主任毛邦初提到，中国年轻的科学家正在加州理工的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GALCIT）工作，从事与航空应用密切相关的理论研究。他还在信中附上了一张卡片，上面总结了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和钱伟长的成就和情况。林家翘正在从事湍流和边界层的研究。胡宁在加州理工攻读硕士，从事涡轮和传热方面的研究。郭永怀正在进行可压缩流体的研究。钱伟长从事航空结构研究，目前任教于在昆明的清华大学。从事流体力学研究的周培源教授也正计划到加州理工访问，并在那里工作几年。[47，48]

卡门希望中华民国航空事务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的代表团能够给予这个研究团队官方的认可和资助。他愿意在战争期间免费指导他们的活动，直到这个团队返回中国。他相信这些研究人员将成为中国航空研究所（后改为航空研究院，始建于1941年，是抗战时期由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成都建立的中国最顶尖的航空研究中心）的理论研究在未来的中坚力量。[49] 有时卡门会与他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交谈，探讨他们对中国航空科学研究可以做哪些贡献。[50] 1944年5月23日，中华民国航空事务委员会昆明办事处发来电报，表示很高兴任命这个团队的成员为在加州理工的特聘研究员。这封电报列出了这些优秀学生需要研究的问题，并同意钱学森博士负责团队的规划和任务分配。为此，钱学森将获得每月100美元的补贴，而其他研究人员在开始相关工作后获得每月60美元的补贴。[51] 1937年7月日本侵华之后，中国的关税收入急剧减少，所有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在美留学生的补贴也减少了一半，从每月100美元减至50美元。[52] 到了1939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停止支付庚子赔款。[53] 所以这些新的津贴对于学生们非常重要。

1945年，王士倬[54]建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卡门指导清华的航空学院，并培养优秀学生。1946年7月15日，钱昌祚(CAARC顾问)邀请卡门就中国航空研究能力的提升给出建议[55] ；然而，卡门因为陷入美国政府战后研究和组织问题的漩涡中，无法访问中国，更不用说在中国工作了。[56] 战争的结束也使这些学生的未来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移民还是回国？

这群学生在留在美国还是返回中国的不同决策中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影响国际科研流动的一般因素。这些中国留学生所遇到的问题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是不寻常的，是他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他们是否回国或留在美国的压力，不仅来自美国移民局的移民政策，还有来自中国政府要求他们回国工作的号召，照顾老人及孩子的责任。所有毕业后仍选择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在1940年代成功找到了工作，这得益于他们导师的大力推荐。1949年中国的政治变革可能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台湾。许多海外学生对中共缺乏了解，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直到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才做出了选择。

卡门的中国学生关于家庭和职业的决定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返回了中国；他们受到家庭需求和“科学救国”愿望的共同驱动，因此没有返回美国。钱伟长和范绪箕的经历都反映了这种心态。

第二类是在毕业后回到中国，但由于二战后的艰苦条件，他们在1949年之前回到了美国。例如，袁绍文曾梦想将知识带回国，以实现“工业救国”，但他的希望因国民政府忽视航空工业的独立发展而破灭，因此他在1949年之前回到了美国。柏实义也回到了中国，并在中央大学航空系工作了七年，但因美国优越的科研环境，他在1949年之前返回了美国。

第三类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中国的。他们的情况也各不相同。钱学森、郭永怀和胡宁成为航空学和核物理学领域的教育专家，并促进了导弹和原子弹的发展。

第四类留在了美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重建中国科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林家翘和张捷迁认为，光有博士学位并不足以为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在美国继续停留了几十年。1972年，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后，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同时仍留在美国。

第一类：在1949年前回国且没有回美国的学生

在1949年之前回国的科学家们，受到家庭需求和“科学救国”愿望的共同驱使。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动机因日本对中国残酷的侵略变得更加强烈，而许多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在1930年代大部分时间一直在持续。到了1940年，日本的军事成功让中国留学生感到失望和担忧。正如张捷迁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们对日本侵华非常愤怒。我们感到绝望。当时我们觉得在中国是无望的。我们很担心，但感觉我们对此无能为力。”[57] 这种情况，加上学生的个人动机，增加了他们回国的外部压力。

到了1940年，范绪箕已经通过了加州理工航空工程博士学位所有课程的考试，完成了大部分毕业论文，取得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但因母亲病重，他匆匆回国。[58] 他后来为中国的航空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59，60] 在1940年至1943年间完成研究并获得学位的其他学生，面临着来自中华民国航空事务委员会的压力，他们被要求立即回国，理由是这些学生是国家资助的，而且抗日战争需要他们的航空专业知识。此外，在1943年之前，美国的排华法案也要求他们这样做。排华法案的废除，才显著地改变了这一情况，首次让中国留学生考虑留在美国。[61]

尽管排华法案废除对于加州理工的学生来说是好消息，但另一变化则不太妙。1944年10月23日，卡门接受了美国空军指挥官哈普·阿诺德（Hap Arnold）将军的邀请，加入设在华盛顿特区的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小组。这导致卡门长时间不在学校，给喷气推进实验室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也让中国的留学生们感到惊慌。[62]

1944年11月7日，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和郭永怀给卡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只能被被描述为最后通牒和一份要求清单”，其中包括如果卡门计划无限期地离开，他应该帮助他们在其他大学获得教职。[63] 钱学森申请了加州大学的一个可能职位；郭永怀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冲击波组的职位；钱伟长申请了其他地方的研究职位；林家翘寻求在布朗大学找到一个可能的职位。他们写道，如果没有卡门在加州理工的直接指导，他们的研究很难继续下去。他的缺席对于在“鼓舞人心的领导和温暖的人际关系”的氛围中工作是一种阻碍。[64]

钱伟长于1946年5月返回中国。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妻子在艰难的条件下抚养了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将钱伟长拉回了中国。他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兼任教授。在清华大学期间，他解决了圆薄板大挠度弯曲问题的摄动解。卡门于1910年提出了相关的控制方程。1947年，钱伟长给出了摄动解，结果与A. McPherson和W. Rumberg的实验结果相符。这种方法被称为“钱伟长方法”。[65]

事实上，钱伟长曾考虑过返回美国，但当内心的爱国主义遇到考验时，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他的朋友钱学森于1946年9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1947年夏天，钱学森请假回国探亲。[66] 当钱学森与钱伟长见面时，钱学森发现钱伟长对他在国内的处境很不开心。钱学森建议钱伟长在加州理工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寻求复职。据钱伟长后来回忆，他确实向美国领事馆递交了文件，但最后钱伟长在一个问题上陷入困境：“在中美之战中，你是否忠于美国？”“我清楚地填了‘不’，因此拒绝了前往美国。”[67]

1949年以后，中美关系中断，但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科学和技术交流仍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而从西方归国的中国科学家经历了几次重大政治动荡。

在1957年1月至3月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钱伟长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清华大学照搬苏联的教育制度。[68] 钱伟长还呼吁教授们应该有更多的学术自由。虽然中共曾公开表示鼓励这些批评，但钱伟长的意见很快就被贴上了攻击中共的标签，他被划成极端“右派”，剥夺所有社会职务，仅保留清华教授一职，并从一级教授将为三级教授，不准从事教学活动，还不让他的儿子上大学。“文革”期间他被安置于首钢进行“劳动改造”。1976年“文革”结束前，钱伟长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反。1972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这个代表团的10名成员全部由中共中央选派；钱伟长等三名成员都是留美科学家，在美国科技界有一定影响。[69] 直到1979年，钱伟长年满68岁时，他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1983年，钱伟长的声誉得到恢复，他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并有机会建立一所像加州理工这样的大学。[70] 显然，回国的学生在帮助自己的祖国建设科学事业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机遇。

周培源回国的动力更多地是出于爱国情怀和对祖国及母校的责任。他曾参与一个研究项目，为美国海军研究从空中投放鱼雷的技术。随着1945年战争的结束，美国海军继续进行这个项目，但只招募美国公民。周培源表示，由于不想放弃中国国籍，他只能担任临时职位。1946年，他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参加了在欧洲举行的国际会议，然后暂时回到美国，随后在1947年2月与家人一起前往上海。当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美国和中国的许多朋友都建议他不要返回中国。他后来回忆道：“虽然我不懂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政治成就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是清华大学派往美国进行科研的，所以我必须回到清华大学。”[71] 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职位，后来于1958年成为中共党员。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周培源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包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72，73]

第二类：返回中国但1949年前又回到美国的学生

有些学生选择了回国，但由于抗日战争，他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返回了美国，这可能与他们最初的计划背道而驰。柏实义和袁绍文就是这样的情况。

1940年，柏实义获得了加州理工航空工程和高等数学博士学位。[74] 回到中国后，他担任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教授和系主任。受战争影响，他在研究方面遇到困难。1942年8月1日，柏实义给卡门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很难为大学购置新设备、书籍和杂志。他请求卡门寄送期刊，并就如何利用学校先前的风洞零部分建设一个木制风洞提供建议。[75]
在抗日战争于1945年8月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6-1949年），动荡的社会环境并不有利于科学研究。尽管战争期间邮件递送时间较，1946年柏实义还是写信给了卡门。在这封写于1946年7月1日的信中，他报告了自己在教学、滑翔机气动学研究以及测试风洞设计和建造方面的进展。他还提到中央大学为教职员工提供每七年想有一年休假的政策。因此，他计划于1947年春季返回美国，并请卡门推荐美国的休假工作机会。[76] 到了1949年，柏实义已经回到了美国，在马里兰大学流体力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担任研究教授，并在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GALCIT）教授空气动力学。[77]目前尚不清楚他为什么选择回到美国，或者他在1947年至1949年期间在中国经历了什么也不清楚。但最终他还是留在了美国。

袁绍文在返回中国后选择再次回到美国，是因为他在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梦想因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而破灭。[78] 1937年，袁绍文从加州理工毕业后，被伏尔提（Vultee）飞机公司[79]录用为实习生。六个月后，他加入了北美航空公司。他对飞机结构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前往斯坦福大学就读[80]，并在1939年获得了工程学学位。据一些中国资料显示，1940年他加入了伏尔提机公司从事航空研究工作[81]，并继续在卡门博士指导下进行应用力学和先进飞机结构的研究，最终在1941年初获得了博士学位。1941年3月，中华民国航空事务委员会聘请他兼职参加美国维多尔飞机公司的“步行者”飞机项目，[82] 但袁绍文很快面临回国压力。[83] 当时适逢国民党政府空军总司令毛邦初正在美国执行采购使命。毛邦初命令袁绍文立即乘船回国。袁绍文拒绝了，因为他是自费出国的，而且他正在帮助中华民国航空事务委员会制造飞机。

当袁绍文的护照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吊销时，卡门站出来支持他的学生，并于1942年7月20日写信给中华民国航空事务委员会的周至柔将军：

袁在加州理工接受过良好的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培训。尽管如此，加州理工无法提供实际工作所需的培训设施。由于袁毕业后一直与从事相关研究的美国顶级公司保持联系，我认为这对中国飞机设计的未来非常重要……如果他能被美国一家大型飞机制造公司聘用，他将在实际组织和车间领域获得不可估量的经验。[84]

袁绍文在卡门的理由被CAARC接受后表示感谢。[85] 根据中文资料，袁绍文在律师以及Vidor公司的协助下重新获得了居留美国的证件。[86] 1942年，他加入了格伦·马丁公司，并对大型水上飞机马丁进行了改造。根据中文资料，他还成功地开发了一种高速攻击轰炸机，并获得了“马丁元翼y—3c”的专利。1943年，他为麦道-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成功研发了一架直升机。[8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消除了也许是阻止留学生返回中国的最大障碍——旅行限制。根据中文方面的资料，1945年5月8日，袁绍文兴奋地宣布他计划乘船返回中国。然而，没有船只驶向中国，因此在他能安排好行程之前，他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任教，并担任Edo飞机公司的研发顾问。据中国方面的资料，1946年2月，袁绍文终于回到中国，开始建设一个机场，并启动了简单木板飞机的计划。但中国的内战使得山东和东北的木板制造设施处于炮火之中。此外，他从美国订购了一批钢笔；他计划在中国出售这些钢笔，用所获利润建立一个飞机工厂。然而，这些钢笔被国民党政府扣留，使他的努力付诸东流。袁绍文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1946年11月，在驻华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帮助下，乘坐飞机返回美国。[88]

袁绍文重新担任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的研究顾问和教授，是由卡门推荐的，后者写道：“他有能力很好地整合他的数学训练，并对物理现象有很好的理解。他工作努力，不害怕在必要时进行复杂的数学计算。”[89] 1947年11月，袁绍文还向卡门发出请求，希望他推荐自己到瑞典皇家航空公司工作。据中文资料显示，在收到卡门的邀请后，袁绍文于1950年至1951年间向布鲁克林理工学院请假，与卡门共同研究喷气发动机循环控制问题。这一合作后来为他们带来了几项专利。此后，他还先后去了加拿大的拉瓦尔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工作。[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