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还是移民？冯·卡门的中国学生与同事的不同选择(二)

导读：

20世纪30-40年代，有十余位中国留学生/科学家跟随知名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研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端人才的教育迁移这一话题就备受关注，而这一特殊的群体为此提供了一个早期案例——科学家个体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国，面临着怎样的艰难选择。

来源: 赛先生    作者: 张志会

第三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返回中国的学生

其他学生最初对返回中国比较犹豫，有几个人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空气动力学问题，这样才能成为成功的研究人员。1940年代后期，尽管美国国务院和国会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一些救济金，但仍由国民政府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了经济困难。[91] 这种经济压力促使一些学生回到中国。此外，共产党建立的政府也努力让优秀的学生和学者从西方返回中国。事实上，共产党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让中国留学生回来。除了这种压力，美国机构还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国，通过科学技术使中国社会美国化。从1949年底到1951年秋，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回国。[92]

在1949年以前，学生们决定是回国还是留在美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然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决定变得复杂得多。美国不承认新中国。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新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加上朝鲜战争，中美两国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对峙。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留学生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共同限制了留学生的选择。那些在1949年后回到中国的人往往必须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和决心。

钱学森的故事是美国冷战政治和科学的一个著名例子。钱学森在1949年回国的真实的意愿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当钱学森在1930年代中期抵达美国时，他本应只呆三年。1940年，他收到了时任位于成都的航空研究所的王助中校的一封信，希望他回国，作为一名前庚子赔款的受资助者为国效力。钱学森要求在美国再呆一年，并表示他的诚意，他答应担任航空研究所的顾问。[93]1940年4月20日，应钱学森的要求，卡门写信给王助为钱学森辩护：

我相信一个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高效、忠诚地为国家服务。我觉得钱博士回国前在航空工程和航空科学的不同领域从事研究工作，不仅符合他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事业的利益。他已经在高速空气动力学和结构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漂浮物和船只的流体动力学……[94]

1940年6月24日，王助同意钱学森了解航空科学和工程不同领域中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希望钱学森将来加入中国团队时，能够对航空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独立研究。[95] 加州理工执行委员会主席R·A·米利肯办公室写信给美国司法部的移民与归化局局长，请求延长钱学森的学生身份两年。“此举是为了说明钱学森教授在加州理工进行学习和研究工作，预计将取得重要成果……为了美国科学的最大利益，钱学森博士在返回中国之前完成学业。在此之后，钱学森博士有意加入重庆的中国国家研究委员会。”[96] 因为钱学森不能参与机密工作，加州理工证明：

钱博士与航空实验室负责人西奥多·卡曼博士合作，对可压缩流体和高速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研究。该研究所目前正在从事超音速风洞的建设。钱参与这项工作已经得到国防委员会的批准。这项研究工作严格局限于非军事方面的问题。[97]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钱学森在美国多待一年。他担心如果立即返回中国，他可能就无法再产生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他非常自豪能成为卡门的密切合作者。钱学森的一位学生，伦纳德·艾德曼写道：“我想他的目标是达到或超过卡门的水平，那时他可能是世界上受到高度赞誉的人之一，与哥廷根的路德维希·普朗特(Ludwig Prandtl)齐名。”另一位学生，R. B.皮尔斯认为：“钱学森认为卡门是一个有同情心且伟大的人。他几乎崇拜这个人。”[98]

图8. 钱学森和西奥多·冯·卡门在哥廷根会见路德维希·普朗特。来源：加州理工档案馆

不久，随着强迫回国的问题渐渐消失，钱学森的签证被延长了几次。[99]事实上，他与美国的活动联系越来越紧密。到1945年5月，钱学森加入了由卡门领导的陆军航空兵科学顾问小组，卡门还建议陆军给予钱学森上校军衔和安全许可。这位导师和他这位学生评估了二战结束时德国航空的成就，并在一份名为“我们站在何处”（Where We Stand）的报告中比较了美国的成就。他们审讯了路德维希·普朗特等德国专家（图8）。然后在1946年5月20日，钱学森提交了《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这篇文章奠定了他作为理论空气动力学科学家的地位。[100]大约在同一时间，钱学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副教授，一年后，卡门推荐他在1947年晋升为航空工程正教授。[101]冯·卡门这样评价钱学森：36岁的钱学森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天才，他的工作为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102] 由于卡门在美国航空界的强大影响力，三名中国留学生（钱学森，林家翘和郭永怀）于1947年加入了NACA（图9）。

图9. 1947年2月3日NACA成员。来源：加州理工档案馆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钱学森的前途仍然不确定。随着战争的结束和旅行的重新开放，他于1947年访问了在中国的家人，并在中国的几所大学做了关于工程科学的几场讲座。他在一封给卡门的信中描述了他的经历，并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平衡发生了重大转变，国民党军队失去了东北三个省份的一半。卡门后来听说钱学森被他的母校交通大学提供了校长的职位，但这个职位从未兑现。有些人认为钱学森决定继续在美国进行研究。[103]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中国的教育官员不信任钱学森对国民党的忠诚，阻止了他的任命。[104]

无论如何，钱学森的目标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不确定。1948年12月27日，他写信给他的同事弗兰克·马林纳（Frank Malina）：“整个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内战中接近胜利。““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或许，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1948年9月，新上任的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写信给向钱学森，向他提供了罗伯特·H·戈达德(Robert H. Goddard)教授以及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Guggenheim Jet Propulsion Center)负责人的职位。[105]当然，这和冯·卡门的推荐是分不开的。1949年，冯.卡门也正式推荐钱学森担任上述职务[106]。这是钱学森卓越的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步。

当时，钱学森和卡门完成了一些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事实上，钱学森的父亲希望他回国，钱学森自己也是。据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室友范绪箕说，钱学森的母亲在他到美国读书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博士毕业后，钱学森想回国服务，这样他也可以照顾患有慢性肠胃病的父亲。钱学森于1949年初回到加州理工，并认为他的未来在美国。当所有战争消息都预示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时，钱学森于那时申请了美国公民身份[107]，但不幸的是他无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国内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改变了钱学森的处境。随着麦卡锡主义出现并席卷全国，钱学森被指控与共产主义有联系。[108]当钱学森在移民问卷中被问及他是否曾经是一个组织的成员时——该组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钱学森回答说“没有”。后来他的名字被发现在1938年的美国共产党文件上，因此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怀疑他会在第二次红色恐慌时期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109]于是，钱学森开始五年的艰难经历。

最直接的是，钱学森失去了涉密研究的安全许可，由此导致无法进行航空航天研究，这使得他忧虑与卡门关系，以及如何向父亲汇款。[110]更复杂的情况是，当钱学森正在遭遇人生重大危机时，他的导师卡门正因工作原因而在巴黎居留数月，对钱学森的具体境况不甚了解。而且，作为美国政府的科学顾问，卡门本人也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爱徒鞭长莫及。[111]卡门写了几封信来证明钱学森的忠诚，试图帮助他。[112]随后，美国移民与归化服务局(INS)推动将钱学森驱逐出境，声称他在1947年最后一次进入美国之前已经是共产党成员。钱学森在遣返听证会上对INS提出了质疑，指出他对国家的贡献。钱学森在加州理工(Caltech)的同事马丁·萨默菲尔德(Martin Summerfield)相信钱学森想留在加州理工。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前室友袁绍文也同意这一观点。“钱学森没有回国的打算——从来没有！那里没有进行研究的设施！他之所以回去，是因为被迫回去！”但也有人相信钱学森想要回到中国。钱学森的前学生切斯特·哈塞特(Chester Hasert)回忆道：“很明显，他觉得有责任回国帮助他们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113]

其他中国研究生也遇到了困难。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最后一个博士生郑哲敏于1952年6月毕业。郑哲敏不被允许离开该国，然后因非法居留而被移民局拘留。郑哲敏直到1954年9月26日才离开美国。在欧洲旅行了五个月后，他终于到了中国。[114]直到1955年9月，美国和中国才达成一项正式协议，遣返双方公民。[115]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有130多名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

这些案例与胡宁的经历不同，胡宁是1949年后第一个回到中国的卡门的中国学生。就在钱学森还在为美国对他的指控而斗争的时候，胡宁在1951年春天回到了祖国。美国和新中国都没有对他的旅行设置障碍。胡先生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的教授。[116]胡宁曾与包括苏联核研究联合所在内的科学家交流，积极推动我国核能科学的发展（图10）。胡宁在培养理论物理人才和帮助创建原子能工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致力于教授现代理论物理的研究方法。于敏，中国的“氢弹之父”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师从胡宁研究核子理论，填补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117]

图10. 20世纪50年代胡宁参观了苏联核研究联合研究所。来源：中科院档案馆

钱学森在1955年与中国达成协议后获释，他与家人离开美国，并于1955年9月乘船返回中国（图11）。他向卡门道别，送给他两本书：《物理力学讲义》和《工程控制论》，后一本书是他在被软禁期间完成的，当时他被剥夺了在航空航天领域工作的能力。美国海军官员丹·金博尔（Dan Kimball）后来批评钱学森受到的待遇是“这个国家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他和我一样都不是共产主义者，是我们逼他走的。”[118]但在他抵达中国后，钱学森受到了新中国政府非常热烈的欢迎，这也符合他是归国科学家中知名度最高的身份。1956年在最高国务理事会上与毛泽东亲切交谈（图12）。多年后，周恩来总理说：“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成功地把钱学森带了回来。就这件事而言，谈判是值得的。”[119]

图11. 钱学森与家人1955年乘船返回中国。来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博物馆

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提出建议时，也同样主张短期设计研究和长期基础研究双轨制。令人惊讶的是，钱学森的建议与他的导师卡门在1937年给蒋介石的建议非常相似。钱学森一定受到卡门工程科学思想的深刻影响。[120]

图12. 1956年毛泽东主席与钱学森谈话。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卡门和钱学森之间的关系受到了钱学森经历的很大影响。卡门对钱学森被驱逐出境一事当然很敏感，当他向别人讲述钱学森的故事时，他甚至热泪盈眶。[121]1956年，钱学森邀请卡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纪念大会，并访问清华大学。不幸的是，卡门无法前往中国。1956年5月11日，钱学森在庆祝导师七十五岁生日的信中写道：“你那么多工作成果被用来制造毁灭性武器，很少被被用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但是您真的不必这样想。因为，自从我回到祖国以来，我发现，有一个与美国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科学和技术实际上被用来帮助建设幸福的生活。”这封信让卡门感到困惑。[122]但在1956年9月，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九届IUTAM（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会议。卡门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几个中国学生和朋友，其中包括周培源、顾毓琇、柏实义和钱伟长（图13）。1949年后，顾毓琇和柏实义一直留在美国。

钱学森不在其中，事实上，他再也没有见过卡门。他在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卡门邀请钱学森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钱学森坚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如果邀请台湾的代表，他永远不会参加。[123]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长达30年的艰难关系。同年，加州理工颁发“杰出校友奖”给钱学森。由于美国对钱学森的驱逐令仍然有效，钱学森坚持他不会去美国，所以他没有去领奖。[124，125]

图13. 冯·卡门和他的中国学生于1956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9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会议上相遇。来源：中国科学院

卡门晚年十分关注中国，并质疑美国专家为何只关注苏联的航空活动，而忽视中国。他坚信，中国已经摆脱了任何限制其技术发展的桎梏，在解决了内政和外交问题之后，其巨大的科学潜力将得到充分发挥。[126]但他与钱学森的关系已经磨损得无法恢复。

除了胡宁和钱学森，郭永怀也在1949年后回到中国。1945年他在加州理工获得博士学位，[127]寻找工作机会，同年7月，他写信给卡门说，他的研究能力有限，缺乏对于应用力学的系统研究，缺乏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郭永怀希望他的导师能帮助他延长在美国停留的时间。[128]在这种情况下，W. R. 西尔斯，卡门的另一名学生，也是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系的创始主任，邀请郭永怀加入康奈尔大学。

郭永怀成为康奈尔大学研究组非常强大的一员。但当1956年钱学森邀请他回中国时，郭永怀很快就答应了，并于1956年11月抵达中国。[129]郭永怀回国的决定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边缘化现象严重，无论他在美国生活多久，都很难在政治和社会中发挥作用。第二，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面对这样的歧视。郭永怀后来说，1955年日内瓦谈判结束后不久，他就决定回国。[130]钱学森的邀请使他下定了决心。郭永怀报告说，一位同事曾警告他，如果他离开美国，他将无法产出任何科学研究，但郭永怀回答说，他愿意为中国的其他人做铺路石。[131]

为了避免美国政府找麻烦，郭永怀把所有的手稿和研究笔记都烧掉了。他一回到中国，就迅速接受了重要职位，其中包括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成为钱学森的亲密伙伴（图14）。他参与了中国导弹、原子弹和卫星工程的研制。[132]1965年9月，郭永怀受命参加“东方红”卫星本体和返回式卫星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133]他还倡导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建立化学物理系。1968年12月5日，他不幸死于飞机失事。1999年，钱学森和郭永怀都获得了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图14. 1960年5月1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召开座谈会，讨论苏联航天器发射问题。来源：中国力学学会

钱学森和郭永怀在中国的研究和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了卡门的影响。[134]195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这促使钱学森在1958年推动建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打算效仿加州理工，贯彻卡门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钱学森成为近代力学系主任，继续自己教学生（图15），郭永怀担任化学物理系主任。事实上，钱学森在他建立的几个机构中推广了“工程科学”模式。[135]

图15.钱学森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的学生讲课。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第四类：1978年后留美归国的中国留学生

最后一批中国留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之后留在了美国，但最终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后期在帮助中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家翘是一位犹豫是否要立即回国的学生。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些要求返回的正式压力有所减少。1945年9月4日，周培源将清华大学的聘书寄给了林家翘，林家翘回复说卡门正在帮助他在布朗大学谋求一个职位。周培源反过来建议林家翘在布朗大学工作一段时间，但前提是他认为这一任命将有助于他取得成功；不然的话，他还是早点回清华吧。然而，林家翘认为，他还没有为最前沿的工作做好准备。他担心马上回国会被孤立，希望留在美国，进一步提高自己。[136] 林家翘在1945年接受了布朗大学的职位，1947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137]林家翘继续与卡门合作，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个是关于涡轮机的统计理论，发表在《力学进展》。[138]2002年，林家翘永久回到中国，2013年在北京去世。他为中国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相似地，张捷迁1942年在卡门的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到格伦·马丁公司担任空气动力学研究员。他发展了卡门在NACA的研究，对围绕任意形状翼型的不可压缩流体流动进行了研究，并成功地研究了可压缩流动问题的数值解法。[139]1948年6月，张捷迁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命为合作研究所航空学副教授，在那里他使用卡门的理论研究超音速机翼问题[140]，同时参加了NACA项目。在一封写给卡门的信中，他感谢了卡门对于他在应用力学研究上的影响，感谢了他待人的方式以及成功的教学技巧。[141]

作为卡门最后一个中国学生，张捷迁于1950年2月16日通过了加州理工的博士答辩。[142]在致谢中，他对卡门、弗兰克·瓦滕多夫（Frank Wattendorf）和钱学森表示感谢。[143]在这段时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张捷迁想要回到中国。1951年，由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指导的博士生罗时钧[144]回到了中国。但由于中美关系因朝鲜战争恶化，张捷迁遇到了新的情况。1951年，美国移民局颁布新政策，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声称他们离境不符合美国利益。[14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49年之前被要求离开美国的学生现在不能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张捷迁在1951年11月告诉卡门，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入籍美国。后来，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世界级科学家。

因为卡门的推荐，张捷迁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航空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科学研究办公室的顾问，每周工作三天。1952年，由于大学的财政困难，张捷迁失去了这份工作。为了帮助张捷迁留在美国，卡门再次帮助他，这次是通过安排他在1952年前往欧洲去一所著名大学的访问研究员职位。在1952年4月离开欧洲之前，他获得了一笔金额有限的古根海姆奖学金，幸运的是，美国空军提供了他一半的薪水。[146]他到达欧洲是在1952年9月，之后花了一年的时间调查应用数学的航空问题的高速飞机和导弹。他还访问了剑桥大学和其他著名学府。1963年，他来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空间和气象科学系担任教授，直到1977年退休。

第四批人与中国的重新联系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中美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47] 1972年后，他们开始通过促进中美科技交流为祖国做出贡献。林家翘，张捷迁，袁绍文和柏实义很快就访问了中国。例如，1972年7月15日，一个由美国华人学者组成的访问团抵达中国，任之恭任团长，林家翘任副团长，张捷迁为代表团的二十四名成员之一。[148]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等分别接见了他们。[149]同样，柏实义教授和他的妻子在回国探亲和工作访问期间，1973年7月24日受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周培源的接待。[150]

随着坚冰的打破，两国的科学交流在1976年后从“文革”的动荡中迅速恢复。[151] 1979年7月13日，张捷迁应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做了一段时间讲座；理事会副总理方毅也接见了他。[152]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袁绍文在德克萨斯大学从事世界能源和环境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968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任职。[153]在那里，他专注于能源，包括开发从夏天到冬天储存热量的水池。1979年，他被请回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其他学校任教。

1982年，袁绍文担任首届美中能源、资源和环境会议美方主席。[154]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邓小平频繁会见有影响力的美籍华裔科学家。1982年11月13日，邓小平会见了袁绍文（图16）。[155]

图16. 1982年邓小平会见袁绍文。来源：乔治华盛顿大学档案馆

总结和讨论

这些在西奥多·冯·卡门的指导下学习的10名科学家及助手，包括钱学森、范绪箕、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张捷迁、袁绍文、柏实义、胡宁和周培源，他们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国际科学流动的迷人窗口。他们都成为了杰出的科学家。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有机会与这位杰出的加州理工教授合作。

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才外流”情况不同，这些科学家会回到中国，对于这一点最初几乎没有人怀疑。美国政策——尤其是在1943年才废除的《排华法案》的阴影下——在这方面非常明确：这些学生不能留在美国。最终，对于从1930年到1951年间冒险前往加州理工的每一位学生来说，留美还是回国成为一个重大挑战。他们中有六人回国，分别是钱学森、范绪箕、钱伟长、郭永怀、周培源和胡宁；留美4人，分别为林家翘、张捷迁、袁绍文和柏实义。他们做出决定背后的因素复杂多样；许多人发现难以做出决定。归根结底，他们的决定折射出1960年之后理解国际流动的关键因素。[156]

所有关于国际学生的文献都表明，在学业完成后，大多数人希望返回家乡。当然，中国留学生也表现出了这种看法。然而，随着情况和环境的变化，关于回国还是留下的决定变得困难，甚至是痛苦的。所有人都在努力将自己对祖国的责任(特别是如果他们获得了政府的奖学金)、家庭期望和个人荣誉感与他们享受的先进学术环境相匹配(即优秀的同事、先进的科学研究设备等)。美国和平社会的稳定性(与中国内战环境相比)以及美国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是留在美国的重要因素。

此外，学生们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美关系变化和美国政策变动的影响。废除1943年《排华法案》具有重要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其他要素——1945年抗日战争的结束、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以及朝鲜战争(1950年)的爆发。这些事件都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变，使它们从盟友变成了对手，而这让学生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但法律可能性的变化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只是促使学生考虑留下(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的部分因素。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决定利用(或不利用)这些新的环境。

当学生们在加州理工完成学业后思考他们的未来时，不能忽视的是，学生们对美国的研究资源和优秀的科研环境感到震惊和惊讶，特别是在具有潜在军事或工业应用的学术领域。科学资源的可用性是一个强大的因素，因为展望未来，对一些人来说，这些情况压倒了所有其他因素。但在决定是返回还是留下时，其他因素使他们的想法变得复杂。他们总是要面对自己的中国身份，无论如何，在美国学习期间，他们思念自己的文化，历史和习俗。然而，尽管他们期待着回国，他们对国民政府严重的腐败表示担忧，也担心在成为独立研究人员之前无法充分推动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因此，几乎每一位中国留学生都尽可能地延长留学时间。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追求在国际上获得声誉，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导者——这个梦想是由卡门作为顾问直接培养的，也是作为榜样的间接影响。然而，这个目标与回到中国的梦想产生了冲突。

不同的人在平衡这些相互竞争的需求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那些留在美国的科学家们显然感受到了建立科学事业的吸引力。然而，六位回国的科学家的决定表明了帮助祖国的强大愿望。这一点在两位最著名的学生——钱学森和郭永怀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无法知道如果钱学森没有在1949年之后被席卷全美的反共狂热所牵连，会发生什么。他寻求美国公民身份的决定无疑表明，答案可能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相径庭。而郭永怀的回国与钱学森的情况有关，但他在收到回国邀请之前就已经对美国政府对华人学者表现出来的不信任表达了不满。他是否会独自离开康奈尔大学的问题与钱学森是否会留在加州理工一样复杂。这种反事实的疑问可能是有趣的，但在现实中，这些男性为了在中国推进科学和技术放弃了他们在西方的一切。显然，爱国主义是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动力，但它似乎已经成为一些学生的中心，包括坚韧不拔的钱伟长，他经历了中国内部政治的动荡，最终领导了一所中国大学。

无论决定是什么，这个故事中一个相对强大的常量是卡门的影响，他是这些学生的顾问和导师。作为一名国际科学家，他只招收优秀的学生，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作为科学家的潜力。这并不是他自私；相反，他寻求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就这些学生而言，他是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卡门认为，为中国服务的最好方式是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卡门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除了在美国接受一流的航空基础理论教育外，还需要通过研究生实习、深入研究经验或在航空企业就业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因此，延迟回归仍然有利于中国。所有学生都接受了这个逻辑。20世纪40年代初，科学家们仍在各自的领域中成长。大多数人发现，如果他们在二战期间毕业后立即回国，很难想象他们能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当时他们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决心来自于他们的杰出导师。[157]

另一方面，最终有几个人认为他们在卡门教授那里培养的追求卓越的目标最好在西方实现。无论他们的决定如何，卡门尊重中国留学生的个人愿望，并为那些延迟回国的学生提供了管理上的支持。他的努力体现在向潜在雇主发出的众多推荐信中。尽管面临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他仍然向知名的航空航天公司或领先的大学推荐中国留学生——并且尽可能保持联系，为他们的成就和成功的职业生涯感到高兴。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回到中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除了范绪箕，包括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和胡宁都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那些留在美国的通常在科学研究领域更具影响力，具有更高的国际地位。

这群科学家的小规模研究，是否能为当代关于科学家国际流动的讨论以及中国的人才外流现象提供借鉴？这个中国研究小组的小规模表明需要谨慎对待，特别是与社会科学家最近涉及来自许多国家数百人的研究相比较；但毫无疑问的是，1930年至1951年间在加州理工的10名中国留学生的决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明显的国际流动模式一致。经济和政治因素、家庭考虑、研究和机构资源以及工作环境是一致的影响因素；几乎总是多个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塑造了具体的个人决策。

然而，有一个因素表现得特别明显，那就是每位留学生都渴望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贡献。对于一些人来说，中国从海外留学人员那里获得的好处是经过长时间延迟后才显现出来的，但最终，每个人都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的承诺。在留在美国的科学家中，一些人直到1972年开始的中美外交关系解冻后才开始为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做贡献的方式包括与中国的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建立紧密联系，并在积极支持中国科技人员参与国际交流和学术会议等方面付出时间精力。相关结果是非常显著的。中国在2000年之后才真正采取行动来规范这样的机会，主要应对1990年后选择不回国的学生人数众多的问题。[158]即便如此，如果一些政策与许多经济、政治和工作环境相隔离，仅仅鼓励那些留在国外的人回访中国或以其他形式与中国科技界持续互动，而并不催促这些海外学者和学子回国，那么这些政策似乎不太可能取得太大效果，因为毕竟其他许多经济、政治和工作环境也是影响海外学子是否回国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50年代所显露的复杂性对于理解近年来与国际科学流动相关的困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