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邵大队的饥荒岁月

来源: 陈意新 著，《经验饥荒：自然环境、社会机制和中国农民的生与死（1958–1961）》

大饥荒对小邵和肥东县来说是场大灾难。如表4.2 所示，仅在1960年，肥东就死去了81,550人，死亡率为113.31‰ 。《肥东县志》指出，「1959年至1961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全县人口出现两低（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一高（死亡率），三年共减少185,134人。」这个数字并不意味减少的全是死亡人口，因为县志没有给出迁出和迁入的人口数据，不过这个数字表明三年饥荒中真正饿死的人数可能要比表4.2 中显示的多出很多.在《肥东县志》的人口变化表中，1959至1961年间人口实际减少为206,455人（参见表4.2 中1959年和1961年的人口差别）。《肥东县志》的人口变化表还显示，1959年肥东的农业人口是789,502人，1960年为572,844人，减少了216,657人。对于这些不一致的人口减少数据，县志没有做出解释。县志的编者指出，1958年和1959年连续发生的夏季干旱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了粮食产量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饥荒死亡。虽然干旱的影响较难以数字来衡量，但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短缺是可以计算的。1958 年9 月至12 月，肥东有13万名民工参加了炼钢运动，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36% ；1959 年3 月初，六万多名民工被派往肥西县参加淠史杭水利灌溉工程，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农业劳动力的短缺破坏了1958 年的秋收和1959 年的春耕；但正如表4.2 所示，国家在这两年持续地过量征购粮食。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饥荒。1958 年，肥东的粮产较1957 年减少了43% ，有几千人非正常死亡。

大跃进时期的老照片

1959年春天，县境内许多地方出现了饥荒，但由于国家继续高征购，以致1960 年农村的口粮人均不足一百斤，仅相当于国家规定的年度粮食消费标准的20% 。

表4.2 肥东县粮食产量及国家征购量，1957 至 1963 年（吨）

资料来源：《肥东县志》，页86–87 、128–129 、334–335 。

所有造成肥东灾难的政策都影响了小邵，包括劳动力流失到炼钢运动和水利工程、过量的粮食征购，以及拆除农户锅灶。此外，一些公社干部自创的具体政策甚至造成了更大的损害。1958 年9 月公社制度建立时，小邵隶属于八斗人民公社之下的邵兴生产大队，村里组建了四个生产队。公社刚成立后，公社主任朱少泉召开了全公社生产队队长会议，指示他们在9 月份播种小麦。通常过冬小麦是11 月播种，朱的想法是早种早收，尽早产出更多的粮食以实现大跃进运动「多、快、好、省」的目标。遵照朱的指示，小邵农民在9 月播种了小麦，却不得不在11 月下旬挖掉了麦苗，因为已长出的麦苗无法经受寒冷的冬季。然后农民们不得不再次犁地、重新播种小麦，造成了小麦的生长滞后于季节。朱的上级很快认为朱所推动提前种植小麦是对粮食生产的破坏，结果朱因这一事件被免职，并被逮捕。与此同时，小邵的农民却须承担朱所犯错误的后果。农民们不得不为重播小麦投入更多的时间、劳力和种子，并且还遭受了1959 年的小麦减产。这一减产及随之而来的粮食短缺发生不仅在小邵，也在整个邵兴大队。

在小邵，饥荒死亡主要因粮食短缺所致。1958 年9 月底，小邵组建了两个食堂，分别设在村子的东部和西部，为四个生产队提供伙食，每个食堂服务两个队。当时根据公社的规定，国家征购后所有保留的粮食必须存放在大队的粮库中，大队按照公社的口粮指标向每个食堂调拨粮食，生产队或自然村对粮食没有自主权和管理权。在这些规定之下，小邵村的生产队每隔几天就须派几个人挑着箩筐到大队粮库去领取他们食堂的口粮，主要是大豆，因为稻谷是国家所需和所征购的粮食。到了1959 年夏末，口粮指标持续下降，先是大队的粮库，后是公社的粮库都断粮了。杨义好还记得，当时按县里的协调计划，小邵农民首先被指派去邻近的花张公社去领取他们的口粮指标，后又被派往白龙区管辖的几个公社去挑粮。由于白龙区的公社距小邵至少15 公里，派出的农民通常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将指标粮挑回家。在这种管理方式之下，小邵的村民从1959 年夏末开始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间歇性饥荒，经常是两天有饭吃，两天没饭吃，反复地空着肚子等待口粮的到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断续性的缺粮极大地消耗了村民的体能。到了1959 年冬天，县政府在为缺粮公社寻找粮食的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小邵村民等待口粮供应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在持续而又常间歇的等待期间，小邵体弱村民最先开始死亡。当1960 年上半年的口粮供应等待时间比1959 年冬天还要长时，农民纷纷死去。按杨义好所述，许多村民因太虚弱无法行动，只能躺在床上无力地等待口粮到来，并且常常是在粮食重新出现前的几天就死去。有几个家庭死得只剩一个人：包括有九人饿死的邵宗彬家和有六人饿死的邵福成家。在总人口大约六百人中，超过两百人死于飢饿，村民的三分之一成为大饥荒的受害者。

大跃进旧照

在距小邵约4 公里的杨店公社大李大队，总人口873 人中有378 人死于饥荒，死亡率为433‰ 。研究大李大队死亡状况的作者管怀伦是大李当地人，记录了所有死者的姓名。

作为一个处于共产党权力监视下的地主村，小邵的地主在政治的压力下死亡比例相对较高。毫无疑问，一些地主户的遭遇和普通农民户一样。例如，邵宗科的家庭共有五口人，他和两个儿子死去，只有妻子和女儿幸存；邵福基的家庭共有六个儿子，只有一个幸存。

其他一些地主富农则死于政治恐惧。在1960 年初，所有村民都靠自己的努力和策略生存，主要是在田里吃青，但富农邵福第不敢这样做，不敢从生产队的田里偷东西，因为那将被视为一个破坏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犯罪。邵福龙回忆说，邵福第全家「在等待食堂重新开门的时候在家中死去。在他们还活着时，食堂从来没重新开过门」。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邵时跃的家中。这个家庭三代同堂，有近二十口人，却只有五人活了下来。如果不是因为邵时跃的地主成分，这个家庭的年轻人可能会通过在生产队的田地吃青以求得生存。

出人意料的是，一些地主也反因当地独特的阶级歧视政策而幸存。1960 年初，肥东县的领导决定将所有地主以及其他四类阶级敌人，即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都集中到新建的劳改农场去，以便对他们进行密切监管，不让他们有任何机会破坏正处于粮食危机中的农村社会。在这个命令下，小邵的大多数地主家庭，总共一百余人，可能有二十个家庭左右，迁往了该县较为偏远地区的阶级敌人劳改农场。由于他们被置于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之下，尽管受到了沉重的体力劳动的折磨和政治歧视，但也得到了能够维持生存的最低口粮。1964 年初，当饥荒已经结束了两年多，农村社会恢复了正常，肥东县所有的各类劳改农场被解散，被迫离村的阶级敌人被命令回家。当小邵的地主家庭回到村里时，村民们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这些地主及其家庭成员都平安归来，政治歧视的政策实际上救了他们一命。这些「走运」的地主可能说明了为什么小邵的死亡率比大李要低。

在小邵村，幸存下来的人主要靠的是不定期的口粮供应、吃青和钻政策漏洞。农民吃野菜、树皮和草芽，不过在皖中这片缺乏野菜的低丘陵地带，野生植被的食物替代品只能维持饥荒受害者几天到几周的生命。小邵村民还偷吃生产队里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比如在将花生送到大队仓库时偷吃。但总的来说，在所有谷物已收割并上交给大队和公社之后，生产队里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偷。村民有时在食堂用餐，但在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在食堂停伙期间，他们不得不在田里吃青，包括水稻秧、高粱苗、红薯叶、尚未长成的绿豆、大豆和豌豆荚等。1960 年春季，小邵的第二生产队所种的近20 亩油菜长势异常良好。在开花之前，油菜长得像大白菜一样大，每亩可产出约两至三千斤油菜叶。村里的其他生产队以及外村的人看到或听说这些油菜后，纷纷前来偷吃，二队束手无策。正如二队队长邵福龙所言，「我们的油菜救了很多人的命」，不仅仅只是二队的人。大李也有类似的故事。那里的一个生产队种了一大片胡萝卜，而在1960 年胡萝卜长得异常好，救了大李许多人的性命。

大跃进时期的老照片

小邵的幸存者还受益于将地主家庭迁离的政治政策。小邵的地主们大多居住在村庄的西部，其居民组成了第一和第二生产队，共享一个食堂；原来的贫农和佃农主要居住在村庄东部，组成了三队和四队，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在1960 年初地主家庭约百余人被迁离后，邵氏宗族正在崛起的领袖、二队队长邵福龙决定不向上级汇报减少的人数，以便一队和二队的村民可以在自己的口粮配额之外消费离村者口粮。由于他们能够「吃空饷」，一队和二队的农民死亡率较低。邵福龙在自己的二队做了统计，1960 年时60 多人中有17 人死于飢饿，是小邵四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最少的。不过，「吃空饷」的秘密只维持了两个月。村东的三队和四队发现这个秘密后，强烈要求合并两个食堂以便他们也能享用到空饷。最终在1960 年春末，整个小邵的人又在一个食堂就餐了。邵福龙解释说，在食堂合并后，「生活变得艰难了」，但相对于邻近村庄而言，情况不算特别糟糕，因为小邵的整个村仍然能够靠「吃空饷」获得一些额外的口粮。

除了粮食短缺，宗族领导权的中断也对小邵村的大量死亡起到了重要影响。从大跃进开始直到1960 年冬天，肥东的生产队或村庄没有对自己的生产、口粮和生活有任何控制权。在公社制度的最初几个月，军事化的过程将「连」确定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平均每个连管辖三至五个村庄，农民在连的单位里被分派工作或在劳动场所之间调动。连队的领导者通常是外来派驻的基层干部。例如外来干部张世周是小邵所属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就像被派到老瞿村的老张一样。此外，由于公社的每位干部都被要求选择一个大队作为其蹲点工作的地方，八斗公社农村工作部部长蔺正文选了邵兴大队，居住在小邵，在大队和小邵村都很有权力。邵福龙和杨义好回忆说，在大跃进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在自己的村里没有任何实权。大约在1959 年底或1960 年初，一位名叫邵宗周的农民在地里干活时动作缓慢，指导员张世舟指责他懒惰，并让人对他施以体罚。几天后邵福龙去看邵宗周时，发现后者被打的臀部感染了，无法行动，两三天后就去世了。蔺正文则住在一个寡妇家里，是杨义好从前的东家地主邵宗社的妻子。杨说，「蔺在寡妇家搞了个干部小食堂，与大队干部搞特权」，一起分享食物。如前所述及，杨义好和张世林批评了小食堂的腐败后，受到了蔺和其他大队干部的压力，迫使他们辞去了大队和生产队领导层中的职务。杨在辞职后去了淠史杭水利工地。邵兴大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大队会计任家好也参与了批评小食堂腐败，但他则在发出了批评言论后被捕。

尽管小邵的邵姓宗族在土改中解体，但在大饥荒期间他们为了自我保护，反而又逐渐团结在一起。已成为家族或小宗族的从前的佃农们在土改中掌握了权力，取代了邵氏在村庄的传统领导，但因为村庄在大跃进期间被外来干部接管，他们未能保持权力。另一方面，由于邵氏在小邵村和邵兴大队占有压倒性的人口优势，一些在政治上受信任的邵氏贫农或中农最终成为新的领导者。例如小邵村秘密的「吃空饷」行动不仅是邵福龙这个从前的下中农、新崛起的邵姓领导者做出的决定，也是全体邵氏成员的行动。道理说来很简单，他们都希望活下去。作为一个新的领导者，邵福龙还表现出对其他邵氏宗族成员的同情，例如他曾去看望被殴打折磨的邵宗周。1960 年，吃青在农村社会里是非法行为。如果在小邵有人被抓到，通常要受到惩罚，包括在群众大会上的斗争，由生产队长决定停几顿伙食，这些都可能成为存活或死亡的关键。作为生产队长，邵福龙从未惩罚过任何一个吃青的人。1960 年春天，他默许、甚至支持了他的第二生产队成员偷田里长得异常好的油菜，这些成员都是邵氏族人。他自己也饿，会去成员的家里要一些油菜吃。邵福龙回忆说，「每次我开口要的时候，他们都给我一点。」他为村民采取的保护行动甚至导致他被公社拘留作为惩罚。1960 年春天，邵福龙没有向公社报告他的生产队中有两人偷了四筐稻秧并将秧苗煮给挨饿的家人吃，公社的治安保卫部将他拘留了一个星期，期间把他送去了公社的劳改农场干重活。很明显，正是饥荒期间邵姓宗族的再整合以及一些「幸运」的事件，如长势特别好的油菜和「吃空饷」的机会，使得许多邵姓人幸存了下来。在大邵村，没有这些幸运的机会，也显然没有宗族的整合，不仅许多人饿死，还发生了几起吃人肉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