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家族与联合国

来源: 档案春秋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是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人，并出席了1946年至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为联合国的创建、为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顾维钧本人，他的夫人严幼韵、女儿顾菊珍、女婿钱家骐、儿子顾裕昌、侄子顾应昌，都曾是联合国的资深官员和工作人员。

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

顾维钧：联合国初创时期的有功之臣

1944年8月21日在华盛顿郊外敦巴顿橡树园召开的美、中、英、苏四国会议，是联合国成立前一次重要的准备会议。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率团出席。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在确定代表成员上的延宕，等顾维钧接到任命和会议通知时，已经是8月17日了。当时他正在中国驻英国大使任上，接到任命立马动身赴会，到达华盛顿已经是8月25日，橡树园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已经进行三天了。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现场

但是令他震惊的是，他没有立即被邀请参加会议，而且整个中国代表团都被排斥在第一阶段的会议之外。这是苏联代表、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作的梗。

本来中国与美、英、苏一样，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号为“四强”，这是1943年莫斯科会议《中苏英美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早就确定了的，但是到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却因为苏联代表团的反对，会议分成了两个阶段。苏联代表团以苏联没有向日本人宣战，因而不能与中国平起平坐地共一张会议桌为由，反对中国参加会议，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就把中国排除在外，仅有美英苏三国代表出席会议。

但事实上，美国和英国都已经向日本宣战了，苏联为何愿意与他们共一桌开会呢？而英国也没有坚持要中国与会的表示，甚至丘吉尔早就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出以微词。显然，这一方面说明了苏联方面的考量，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联合国创始国地位非常薄弱，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非举世公认。事实上只有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在力挺中国，他认为力挺中国可以有力地牵制日本，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但是很不巧，适逢美军在日本冲绳遭遇重挫，这使得罗斯福迫切希望苏联即刻出兵参战，以减轻美军在亚洲的压力。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才情愿对苏联作出某些妥协……

（前排左起）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合影

顾维钧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正是面临了这样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复杂局面。

第二阶段的会议虽然允许中国参加，但是苏联代表团却走人了。会议内容仅仅是把美英苏三国在第一阶段中形成的议案，征求一下中国的意见，走走形式而已。这显然是对莫斯科会议的一种倒退，是对中国“四强”之一地位的一种否定。中国代表团应当如何回应？

顾维钧即刻展开外交攻势，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第一阶段会议的真实情况，并弄清这一切的深层原因。顾维钧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想要推翻美英苏三国已经形成的议案是不切实际的，尽管三国的议案与中国的要求存在距离，而美英两国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议，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而没有可能修改美英与苏联已经达成的协议。因此，中国代表团的方针应当是，将自己的建议作为补充意见提出，以积极的姿态促成会议的成功，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会议的进展，同时可以确保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

最后，中国代表团根据顾维钧的意见，在第二阶段的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其中包括关于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都应修订的问题，关于侵略的定义问题，关于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以及反对外来侵略的保证问题，关于解决国际争端必须依据正义和国际法制定的准则问题，等等，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负责精神。经过努力，美英采纳了中国提出的三项补充意见，这些意见后来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10月7日，第二阶段的会议顺利结束。

顾维钧（前排右一）出席顿巴顿橡树园第二阶段会议

但是在会议公报的发表问题上，苏联的葛罗米柯又跳出来发话。他以苏联没有与中国一起开会讨论为由，主张在公报中只提美英苏三国政府达成协议，故意不将中国与三国相提并论，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大国之外。由于此时已到会议的最后关头，英国为尽快结束会议，倾向于跟苏联妥协。但是此事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事，关系到中国的联合国发起国的资格问题，顾维钧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于是出现一场苏联人耍赖、英美人游移、中国人火烤的态势。

僵持不下之际，顾维钧再次表现出高度的外交智慧和灵活的操作手腕。他建议在公报中完全删除有分歧的段落，以避免涉及三国或四国的问题。各方代表最终接受了顾维钧提出的这个建议，会议公报才得以于10月9日如期发表。会议结束后，美国代表团和英国代表团的成员，都对顾维钧关键时刻施展高超的外交本领表示赞赏，对其为会议的最终成功所作出的贡献表示钦佩。

推荐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

第二年，中国与美英苏一起作为发起国，将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大会，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成果付诸实施。顾维钧仍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角。

旧金山会议现场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向国民党提出联合组团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建议，但遭到拒绝。而顾维钧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并非世所公认，甚至非常薄弱，因此扩大代表团的政治基础，展示举国一致的形象，可以增强中国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国际地位。

他委婉谨慎地向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层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希望组成一个包括不同政治主张和党派，能够向全世界昭示这是一个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团。他还极力主张代表团中应有一名妇女代表，并建议应该有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因为这两个阶级代表着中国的大多数。政治斗争应止于国内，在国际场合应当一致对外，这是顾维钧的一贯主张和做法。但是他的建议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响应，他颇感失望。

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3月下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若能容纳共产党或其他党派，“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对于罗斯福的电报，蒋介石无法置之不理。当他征求顾维钧的意见时，顾维钧再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最终，中国青年党领袖李璜、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张君劢、共产党人董必武、著名学者胡适、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大公报》总经理胡霖，都成为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正式代表，而吴贻芳作为妇女代表是顾维钧推荐的，董必武也是顾维钧向蒋介石推荐的。他在任驻法大使期间与董必武见过面，讨论过中国的对外关系，他对董必武丰富的国际知识感到吃惊。

旧金山会议面临的问题比橡树园会议要复杂得多。尽管中国代表团的基本方针仍旧是在确保本国利益的前提下，与美国代表团紧密合作，支持美国人的立场，同时尽可能避免与苏联不必要的摩擦，但是许多具体问题是非常复杂而棘手的，大国与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矛盾层出，顾维钧不得不在美英苏之间做一些幕后的协调和周旋。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吴贻芳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但在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顾维钧是坚持不让步的，甚至不惜与美国唱反调。例如对美国提出的有关托管制度的提案，顾维钧认为其实质与以往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一样，是有违于关于建立托管制度、引导托管地人民走向自治和独立的初衷的。与会一些中小国家也都反对美国的这一提案。

顾维钧代表中国坚定地站在这些中小国家的立场上，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多次发言，表明中国的立场，显示了中国对国际正义的追求与维护，尽管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也不让步，最终使自治和独立的条款写进了相关文件，赢得了中小国家的普遍赞扬。

旧金山会议历时两个月，顾维钧每天都处在唇刀舌剑的风口浪尖上。他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最终确定，为联合国的成立及《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美国国务卿在大会闭幕时特意向杜鲁门总统介绍说，中国的顾维钧在形势微妙、需要圆通处理的关键时刻，帮了大忙，作了许多贡献。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的签名

严幼韵：最受欢迎礼宾官

顾维钧的夫人严幼韵女士也为初创时期的联合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3月美军光复马尼拉后不久，受美军麦克阿瑟将军邀请，严幼韵带着三个孩子随美军乘船前往美国。她们在旧金山稍作停留后即前往纽约。

严幼韵和女儿们

在纽约要开始新的生活，孩子们要上学，她必须有一份工作。当时联合国刚刚成立，随着成员国不断增加，接待任务日益繁重，礼宾司很缺人。严幼韵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英语很好，又是外交官夫人，对于外交工作不陌生的，她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于是请已经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老朋友胡世泽先生为之介绍。

胡世泽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幼韵你怎么能工作？联合国每天早晨九点钟就得上班的。”可是严幼韵不认为按时上班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尽管在此之前她并没有正式工作过。

玩笑之后，胡世泽还是给联合国秘书长助理打了电话，请他安排严幼韵与礼宾司司长见面聊聊。严幼韵非常从容地向司长先生介绍了作为外交官夫人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尤其是如何把握外交场合的礼仪。结果礼宾司司长迫不及待地即刻聘任了她，并问：“你可以星期一就上班吗？”

由此她成为联合国礼宾司初创时期的五位成员之一，除了司长、副司长，核心成员包括她只有三个人。严幼韵把孩子们的读书和生活安顿好，家务交给从上海带出来的保姆吴妈，自己从一个外交官夫人华丽转身，变成一位正式的、整天奔忙于各国使节间的联合国礼宾官。

严幼韵（右一）在联合国宴会中

联合国的礼宾司是非常忙碌的，要负责联合国所有的官方礼仪事宜——接待刚刚赴任的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等，每天必须解答需要举办晚宴的代表团的无数问题。如果有国家元首到访，礼宾司还必须协同相关部门的官员，安排元首到达机场或码头时的迎接仪式、还要帮助办理海关手续、安排酒店以及摩托车护卫队等等。遇到联合国年度音乐会这样的大型官方活动，礼宾司还要负责起草受邀宾客的名单、准备请柬和安排座次。她参与接待的第一位国家元首是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

既然国不分大小，在联合国里都是平等的，那么每次聚会安排座次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礼宾司几乎每天都面临举办宴会的各国代表团关于座次问题的难题，还须照顾到不同国家的宗教规矩和饮食禁忌等。

好在召开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时，决定沿用国联时期的做法，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哪个国家的代表团就坐主席台对面第一排正中央的第一个座位，之后所有国家则按第一席位国名的英文字母按顺序排位。这个办法避免了总是阿尔巴尼亚占据第一席位（A字打头），而赞比亚总是在最后的席位（Z字打头）。这个排列座次难题的解决，使严幼韵等礼宾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严幼韵（左一）接待缅甸大使和夫人

严幼韵刚进联合国礼宾司工作时，负责十三个国家的事务，包括阿富汗、缅甸、中国、埃塞俄比亚、日本、泰国、美国、苏联和南斯拉夫。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礼宾司不久就被重新命名为礼宾与联络办公室，“联络”很快成为严幼韵的主要工作。

各国代表团的每个人，包括他们的所有家属，到达纽约后都需要来此登记。而且几乎所有代表都是第一次来到纽约，因此严幼韵的办公室，就成了解决他们在异国他乡安顿下来、面临各种各样问题的求助地。她甚至要帮助各国代表及家属找公寓，为他们的孩子联系合适的学校，不断地与其他部门打交道，解决随从人员的移民等问题。

每年一次的联合国大会，更是一年工作的高潮，特别是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众多国家元首和高官纷纷抵达的时候，这时办公室里充斥着使用各种语言的紧张场面，都需要高明的外交手腕去处理。

严幼韵清楚地记得，当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抵达美国的前夕，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各国代表们争相索要入场券、抱怨座位不理想、请求谒见等等。严幼韵总是沉着地指挥若定，包括安抚那些为自己国家争取最佳席位的代表们。她不得不把还在读书的女儿杨雪兰带来帮忙，做些帮助打印地址簿等具体事务。

严幼韵（中）在联合国宴会中

在联合国工作的十三年半中，严幼韵特有的慈善、友爱和协作精神，使她成为同事中最受欢迎的人。当初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大厦还没有动工，秘书长办公厅坐落在长岛成功湖，那是由原属于斯佩里陀螺仪公司的一家工厂改建的。由于大部分代表团都住在市区，为了方便他们，礼宾司在第五大道610号还设有一个办公处。联合国在市区和成功湖之间安排有工作班车，但是同事们都喜欢搭乘严幼韵的私家车，尽管严幼韵开车快得令她们胆战心惊。

严幼韵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记得我开着一辆庞大的旧凯迪拉克，载着一车惊恐不安的同事上路，途中她们不断惊叫，‘当心！朱莉安娜！（严幼韵的英文名）’‘你离人行道太近了，朱莉安娜！’”

她非常享受快节奏的工作和与各国朋友交往的乐趣，以至于当她退休之后，许多老同事会来信抱怨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和麻烦，并且肯定地说：“如果你还在办公室，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顾维钧和严幼韵的婚宴

顾菊珍：联合国女权卫士

顾菊珍是顾维钧和发妻唐宝玥的女儿，1947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担任托管和非自治领土部的秘书、助理，非自治领土司非洲司司长，负责调查、研究，向秘书长汇报当时仍处于殖民状态下的非洲各非自治领土上的政治经济状况，推进那里的人民争取自治和独立的工作。

顾维钧和唐宝玥

顾菊珍是葡萄牙属领土问题专家，长期追踪、调研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葡萄牙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及时向联合国作出报告。她还是南部非洲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问题的专家，对在南非最终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纳米比亚最终实现独立作出了贡献。

她的这个职位，使她经常要随团出差非洲，奔忙在非洲各尚未获得独立的、甚至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非常辛苦和危险，包括穿越广袤无垠的撒哈拉大沙漠、需要飞行几个小时才能跨越的非洲丛林。有时她需要搭乘军用直升机，她觉得宛如坐在一只大蝴蝶的背上，有时飞机贴近山坡飞行，螺旋桨几乎要触及山上的树梢，然后在一阵刮得睁不开眼的沙尘暴中，突然着陆！

同时，她还监管联合国退休基金委员会的工作。

关于顾菊珍在联合国工作，一般人很容易从他父亲身上找原因，其实不然，她是凭自己的实力，由一位英国友人推荐进去的，而且在联合国一干就是32年，直至退休。她在进入联合国工作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她的申请最初是被打了回票的，因为那时联合国有个规定，一个家庭不可以有两个人同时在联合国任职。而当时，她的弟弟顾裕昌先于她已经在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任职了，而且颇有贡献，撰写了一份关于“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的文件，在他离职后许多年，这份文件仍被采用。顾菊珍是在她弟弟顾裕昌辞职后被联合国聘任的。至于顾裕昌辞职的原因，据他本人说，是觉得法律部太官僚化了。

顾菊珍

在此之前，顾菊珍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毕业时欧战已经爆发，中国大地上早已是战火纷飞，当时她父亲正在驻法国大使任上。按说，凭她的学识和父亲的影响，在国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做事是不难的，但是她选择了回国，选择了投入中国的抗战。

1940年，她辗转来到贵州贵阳，参加了设在那里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在那里认识了上海交大毕业的热血青年钱家骐。1941年，他们在贵阳结婚，一年后生下儿子钱澄清。

这期间钱家骐曾应邀去重庆沙坪坝交大分校任教，在重庆认识了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尼达姆博士。尼达姆很器重钱家骐，介绍他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于是在1944年，他们带着儿子前往英国。在英国，顾菊珍生下了女儿钱英英。钱家骐则在迪拉克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剑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这时日本人已经投降，中国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全家就迁往美国。

顾菊珍表面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柔弱内向，与世无争，其实这是个错觉。她在待人处事上的确很低调，不爱出风头，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在她看来是必须弄清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是从来不肯让步的。她外柔内刚，平时不动声色，该出手时才出手，是敢于反潮流、反传统、主持公平正义的一代女杰。

顾菊珍（右） 去海牙看望顾维钧、严幼韵

她进入联合国工作以后不久就发现，尽管《联合国宪章》第八条明文规定：“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构的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不得加以限制。”但是实际上，这条规定并未得到遵守。当时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就有违反上述规定的条文，其中对女性工作人员最显著不公平之处，是在福利待遇方面。

例如，男性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均可享有总家庭津贴，包括子女的教育费用津贴，而女性工作人员在享受同等津贴时却要受到种种限制。按当时的制度还规定，抚恤金只给男性工作人员的遗孀，不给女性工作人员的鳏夫；在回籍休假方面也是这样，男性人员每两年可携带妻子儿女一起回原籍国家度假一次，全部旅费由联合国支付，而女性人员的丈夫和子女的旅费则不能向联合国报销。

顾菊珍认为这些情况都是违反了男女平等的原则的，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八条的规定，于是积极展开工作和活动，想方设法为改变这种状况、维护妇女的权益而斗争。她的意见很快得到了很多人的呼应，因此她被选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接着又被选入联合国申诉委员会。

这场斗争是艰难而漫长的，但是顾菊珍没有退却。1971年，当联合国的女性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争取平等权利专门组织”（就是后来的“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组织”）的时候，她被选为主席。

在以她为首的联合国女权卫士的多年努力下，1975年1月，《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对待妇女在福利待遇方面的不公平条文终于得到全部修改。1976年，《养恤金条例》的相关条文也得到了修正。但是在女员工的职务安排和晋升方面受歧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改善，她们必须继续努力。

1989年顾菊珍（右）接受联合国颁奖

由于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联合国宣布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3月7日，联合国大厦里举行了一个庆祝大会，“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组织”也在这一天开会。

会后，顾菊珍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有2750名男女工作人员签名的请愿书，要求联合国秘书处和所有专门机构中，取消歧视妇女的一切规定，委派协调员来处理女性职员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申诉，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纠正。该请愿书还要求将更多的妇女安排在决策性的专业岗位上，无疑这都是极具挑战意义的。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了1979年，联合国秘书长终于作出了男女工作人员在同等条件下晋升的规定。

时间过去得越久，顾菊珍不懈努力的意义也就看得越清楚了。1989年的三八妇女节，联合国秘书长为表彰她多年的杰出贡献，特向她颁发了一个奖杯。她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仍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回顾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历程，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顾菊珍退休以后常陪父亲在街头散步

钱家骐：国际原子能局物理专家

顾维钧的女婿即顾菊珍的丈夫钱家骐，是著名物理学家，曾在联合国工作过两个时段。1947年到1952年他在联合国教育和文化协会，从事世界各国有关出版、影片、报纸和无线电的调研和统计工作；1959年到1962年，他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局的医学部门服务，是研究同位素部门的高级专家。

国际原子能局的负责人亨利•塞利格曼博士常对人说，钱家骐是这样一位科学家——是唯一的在接受去维也纳任职时，不问薪金多少，也不问职位高低的人。

钱家骐、顾菊珍1941年在贵阳结婚

说来也巧，钱家也是一个著名的官宦家族和外交官家族。钱家骐是浙江嘉善人，他的祖父钱明训是当年的津海关道，地方实力派，钱家骐小时候生活在北京。他祖父在同辈中是老大，还有一个四爷爷叫钱能训，曾任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总理和内务总长，张恨水的小说《金粉世家》就是影射他家的生活。

钱家骐的伯父钱泰是著名外交官，曾任民国时期中国驻比利时公使和驻法国大使，著有《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及废除》一书。钱家骐的父亲是北洋交通部的技术官员，可惜去世得早，他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大妹妹叫钱家成）来到上海，生活上靠伯父钱泰照应。钱泰的儿子钱家骙后来也成为外交官，在联合国服务了一辈子。

钱家骐中学时代曾投身进步学生运动，为抗日曾参加学生请愿团到南京请愿，甚至参加卧轨抗议活动，后来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交大物理系。

1939年毕业时，他说“我不能为日本人做事”，来到位于贵阳图云关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当一名物理指导员，担任新式X光机的技术培训工作。这期间，他还设计了一台当时绝无仅有的、可移动、可拆卸运往前线的X光机。在贵阳，他遇上了从英国学成回国的顾菊珍。共同的爱国情怀和生活情趣，使他们从相识走到相爱。

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准事业型的人才。钱家骐在专业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在纽约梅默里奥医院从事放射治疗学的研究中，发明了一种运用计算机来计算癌症病人所需放射剂量的科学方法，并在1955年的英国放射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高度关注。

他发明的这一新方法后来被广泛应用，逐渐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他被同行们誉为“放射治疗中剂量计算机化的伟大之父”，为此他曾获得过多次奖项，包括北美放射学学会的坎劳德奖和美国仑琴线协会的功劳奖等。此后计算机的应用日益广泛，他发明的这一剂量计算的新方法更加被普遍应用。

钱家骐、顾菊珍夫妇

钱家骐到联合国国际原子能局工作时，在国际上已经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收集和分析放射治疗的数据，遍访世界各国，作有关放射性同位素遥控治疗的调查，写出了用于中度X线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1962年发表在第十次国际放射学会的会议上。他还被派往世界各地，指导人们解决技术难题、培训技术人员，帮助他们建设和发展当地的放射医疗机构。他是放射治疗专业的权威，在世界各地多个国家担任医学顾问。

1962年，钱家骐、顾菊珍夫妇凭借手中的联合国护照，绕道苏联，奇迹般地“空降”上海探亲。当时他的老母亲还在世，跟他的妹妹钱家成一家生活在一起。由于钱家骐是著名放射专家，有关部门还特请他去北京作交流和研讨，由其妹妹钱家成女士陪同（去北京走了这一趟，使得他回美国后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年的调查）。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他们夫妇很快带了孩子来上海与家人团聚。从那之后，他们利用在联合国工作两年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回国走动得就勤了。

顾应昌：对日索赔的青年斗士

顾应昌先生是顾维钧大哥顾维新的小儿子、顾维钧的侄子。他194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伊利诺大学获得会计学硕士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5年春天，正当他完成了毕业论文、利用等待拿博士证书的一段空当去旧金山打工时，适逢联合国旧金山会议召开，他就加入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队伍，负责文件管理工作。

每天早晨八点以前，他必须准时将文件送达每位中国代表（正式代表共有十位）及高级外交官员的手里，以便他们在九点开会时用。他由此接触了外交工作，亲眼目睹了《联合国宪章》的通过（表决方式是以起立代替举手），参与了旧金山会议的闭幕式，并与会议代表、杰出的女教育家、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女士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吴贻芳校长早年留学于美国教会大学，到美国后社会交往和活动繁多，遇到周日她的两位秘书（其中一位是她在金陵女大的同班同学、严幼韵姐夫徐振东的姐姐徐亦蓁）休息时，顾应昌就主动担任了她的秘书，帮助处理一些函件，跑跑腿办些杂事，因此他也常常获得吴校长转赠的、只有著名人士才能获得的大型宴会、音乐会和上流社交活动的请柬。以至于他在这些活动中常常会遭遇人们疑惑的眼光——这个小家伙怎么也有这么高的地位？

1944年顾维钧与侄子顾应昌

旧金山会议结束之后，他回到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然后到华盛顿申请护照准备回上海。就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拿护照的时候，他的命运改变了，被正在主管对日索赔的中国负责人王守竞先生“扣留”了。

王守竞先生看了他的护照后，得知他的业务专长是经济工作，问他愿意不愿意帮忙，从事战后对日索赔工作？还问他留学是公费还是自费？顾应昌回答说是自费的。王守竞说，自费留学也是用的国家的外汇，现在国家需要用人的时候却不出力，不是一种“逃兵”行径吗？顾应昌说，自己已经答应回国帮张福运（曾任财政部次长）工作了。王守竞说他会去向张福运解释，国家需要，先“借调”一下。本来讲好只帮忙三四个星期，结果一帮就是整整四年——进入联合国远东委员会。

1945年12月成立的联合国远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处理战后日本问题，包括决定有关日本问题的政策，由十一个会员国组成，下设七个工作组——第一组是赔偿委员会；第二组是经济委员会；第三组是法制改革委员会；第四组是强化民主委员会；第五组是战犯审判委员会；第六组是在日外侨委员会；第七组是日本裁军委员会。

王守竞主管第一和第二组，自然把顾应昌拉在身边，参加了中国代表团的对日索赔与经济事务的工作。赔偿委员会的成员除了王守竞和顾应昌，还有顾维钧的一个姻侄，即顾维钧的女婿钱家骐的堂弟钱家骙，他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钱泰的儿子。

钱家骙、应惜芳夫妇

由于中国在战争中所受的损失极大，赔偿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相当重要。但是为了正确地估计中国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需要很多数据资料来证明，以便拟出赔偿比例。他必须找到这些相关的资料。可是八年抗战，兵荒马乱，即便是外交部、财政部也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资料，为此，顾应昌找到他在哈佛的同学胡光泰和谭崇台帮忙，一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大海捞针，最后据此研究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提供给中国代表团参考。

在赔偿委员会讨论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团提出一个方案，即按照损失大小的比例进行赔偿，不计算损失总额，主张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分配赔偿。中国提出要获得40%的赔偿比例，因为中国的损失最大，但是其他各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各有理由，加起来远远超出了100%，因此谈判就很艰苦。

更严重的是，几个大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战后美国希望日本帮忙对付苏联，因此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诚意不足。英国提出，苏联任意拆迁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工厂，劫走日本在东北的大批物资，因此所得的赔偿比例应当减低。美国要求苏联提供拆迁物资账目，但是苏联不肯，以“红军战利品”为由，拒绝提供拆迁数据，那么杜鲁门总统就派出代表团到东北考察，并派飞机到空中照相……谈判近乎无休止的争吵。

无论如何，中国的利益必须得到保障。中国提出40%，而大部分国家只同意给中国22.5%，中国绝不接受。美国则以非官方的方式，建议给中国25%，但距离中国的要求仍旧很远。那么中国的底线究竟如何，当时外交部的指示并不明确，只是要求代表团尽力争取40%。顾应昌认为既然如此，那就争取一分是一分吧，全凭自己的本事了。

顾应昌（站立者）与顾维钧夫妇

1947年5月28日下午，顾应昌和钱家骙来到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巴涅特（Robert Barnett）的办公室，因为美国代表团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其他代表团，而且，顾应昌与这位巴涅特先生私交还不错，因此他们直奔主题，要求美国代表团提高“价码”。巴涅特先生非常同情中国，但是说，中国最多不能超过29%，否则这个“盘子”没办法端了。因美国即将提出最后的百分比分配表，美国无法减少其他国家的百分比而增加中国的百分比。

对这个已经“涨价”了的29%，顾应昌和钱家骙仍表示不能接受，还要增加。巴涅特先生表示，他接下来还会与中国的外交部沟通，“请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想不到顾应昌说：“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承诺，我们今天就不回去了！”此举令巴涅特非常意外，他一定是在想，这个顾应昌今天是怎么了？平时谈笑风生，今天却像个凶神恶煞，一定是中国政府下死命令了。

这时已经是下午6点半了，巴涅特的夫人来电话叫他回家吃饭，巴涅特说中国代表团还没有走……于是他的夫人带着小孩到办公室来了。小孩在办公室哭闹不休，他急着回家，不得已，只好答应要求美国代表团重新考虑分配方案。最后结果，巴涅特说服美国代表团，从美国本身的求偿部分挪出1%给中国，中国因此得到30%的赔偿分配。当时美方误以为顾应昌得到外交部的指示，非争得整数不可。

顾应昌在远东委员会四年间，还有几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一是，法国代表团曾提出，中国军队在越南发行过战时的军用票，利用了越南的物资，要求中国军队支付2500万美元给法国，因为越南属于法国的领地。顾应昌义正词严地厉声责问法国驻美大使馆的代办：“中国与日本打仗浴血奋战时，你们法军在哪里？法军在二次大战中对远东有什么贡献？”法国代办满脸通红，无以言对。隔天法国代表晋见顾维钧，没忘记向顾的叔叔告状。顾维钧当然维护中国的利益，就说，此事是顾应昌的业务，既然他已经说不能支付，我也无法处理。此事就被对付过去了。

二是，中国驻东京大使馆的重建问题。中国驻日大使馆在战争后期被联军炸毁，中国代表团提出请美方重建，但是麦克阿瑟将军拒绝，也不讲出理由。中国代表团要顾应昌去办理此案，他去美国外交部打听拒绝重建的理由，得知美方怕增加支出经费，所以反对重建。顾应昌提出，如果工程均用日本当地的人工、物料，也花不了多少钱，应属可行。最后报到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认为此一要求很合理，因为符合美国降低经费的原则，遂下令东京方面照办。

三是，如何把日本劫掠的中国设备和物资运回中国。美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但是，当时太平洋海域的船只均由美国控制，那时没有商务船只，于是顾应昌请示王守竞。毕竟姜是老的辣。王守竞告诉他，过去的经验是，每艘船上都有备用空仓，以应付特需，可以提出来请美军帮忙。这一提示果真管用，如此，永利化学厂得以整厂从日本拆迁回国，运费没有花一分钱，侯德榜老板曾专函表示感谢。

1949年远东委员完成使命后，顾应昌又回到了他的老本行——去大学教授、研究经济学了。他的老朋友巴涅特先生曾提出与他合作，写一本关于对日索赔问题的书，但是顾应昌觉得，中国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上的收获，所以没有兴趣去写。到了1998年6月，为了接受台湾“中研院”的访问，不得不去回顾这一历史时，他特地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关于对日本赔偿问题的档案（现已公开），在巴涅特的报告中，果真记载着1947年5月28日顾应昌和钱家骙“大闹”他办公室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