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孝严: 蒋家门外的日子

摘自凤凰书品:《台湾往事》

蒋孝严，原名章孝严，蒋经国与秘书章亚若私生子，1942年出生于广西，由于出生于敏感时期，因此未能得到蒋家正式认可。蒋孝严出生后不久，母亲章亚若死于医疗事故。此后，蒋孝严与同胞弟弟蒋孝慈被寄养于外祖母家，之后全家移居台湾。直到外祖母去世，才得知自己的身世，但一直未能认祖归宗。

讲述人　蒋孝严

1964年，蒋孝严自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台湾『外交部门』工作，并获美国乔治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并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立法委员』。其间仅与父亲蒋经国有过一面之缘。2005年，63岁的蒋孝严在蒋孝武、蒋孝勇的支持下，才恢复蒋姓。

蒋孝严著有自传蒋家门外的孩子，被马英九誉为：『于叙情处，令人低回；于叙事处，使人神往；由于其经历宏富，观察深入，更有足供吾人参考学习者。』

蒋经国（1910-1988），字建丰，浙江奉化人，蒋介石之子。

15岁时，由李大钊引荐，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毕业后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后，被斯大林扣留在苏联当人质，下放到西伯利亚，其间与白俄罗斯姑娘蒋方良结婚，二人患难相守，情意深重。

1937年获准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主政赣南，颇受好评。其间与章亚若相识相爱，生下一对双胞胎，终因考虑到政治影响，二人不得不分开，一双麟儿只能寄养章家，从此天各一方。

解放战争后期，蒋经国到上海推行金圆券改革，并负责将中央银行外汇、黄金移运台湾事宜。国民党迁台之初，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正式统筹台湾的情报治安工作，进入国民党内决策核心。

历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要职，并当选第六、七届“中华民国总统”。主政时期，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跻身“亚洲四小龙”。

晚年逐步开始自由化的改革，解除台湾地区“戒严”，开放部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党禁、报禁，改革“国会”。

1988年病逝于台北。

曹景行：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姓，这代表了一个人和家庭、家族的关系，而这个姓也应该跟随一个人一辈子。但是蒋孝严先生有点不一样，他在年过花甲后，才得以恢复本姓，认祖归宗。

1942年，孝严、孝慈这一对孪生兄弟出生在广西桂林。由于他们是非婚生子，由于他们和当代中国最显赫的家族——蒋家的特殊关系，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兄弟两人就注定了要经历传奇般的人生。

蒋孝严说，他的最初记忆是从台湾新竹开始的，他跟弟弟孝慈和外婆一大家人住在一幢小小的两层楼里面。这是最普通的所谓外省人的家庭，他们做着小生意，赚的是微薄的收入，过的是简朴的生活。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个家里看不到孝严、孝慈的父母亲。

蒋孝严：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看到其他的同学，都是自己爸爸妈妈来送便当，我们是外婆送饭盒。同学们就说，哎，你爸爸妈妈怎么没有来送饭盒？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回去问外婆，我们的爸爸妈妈呢？

外婆讲得很简单，说你爸爸在大陆做县长，1949年来不及逃出来。你妈妈到台湾来了，然后又回去了，陪着你爸爸。先前逃难的时候，家庭四分五裂的，妻离子散的，很多嘛！她这一讲，我们没有任何好怀疑的，所以她就这样搪塞过去。

孝严、孝慈这一对小兄弟来到台湾的时候只有7岁，外婆和二舅章浣若给他们登记的名字分别是“章孝严、章孝慈”。并且故意把孝严的出生日期提前了一年，目的是掩盖他们是孪生兄弟的事实。即便如此，总还是会有人把孝严、孝慈与位于台湾权力巅峰的蒋家扯上关系。

蒋孝严：在新竹东门“国小”念书的时候，我们放学回去，走的是学校后门。后门有陆军眷村，我们经过眷村（军人家属住宅区）的时候，就听到有些老先生说，委员长的孩子，委员长的孩子！我们听到委员长这个词，那时候也听不懂，两三次以后，就回去问外婆。

外婆说胡说八道，不要听这些人发神经，讲一些神经病的话，我们也就不当一回事，但是也有记忆。在初中的时候有些老师偶尔会提到，说这两个双胞胎跟蒋家有关系，回来又问舅舅，他说不要去听这些风言风语，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世总是觉得里面有很多的疑问。

大人们语焉不详的说法不能打消兄弟俩的疑虑，他们渴望弄明白自己的身世，见到自己的父母亲。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母亲在他们出生后没多久就已经去世了，而他们的父亲，正是在台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蒋经国。

蒋经国与蒋介石

01、她看到经国先生并无纯中国血统的孩子，自愿以身相许

1939年，蒋经国被调往赣州，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刚一上任，蒋经国立刻开始筹谋建设新赣南。为了表现赣南的新气象，他在会议室墙上贴上两条大标语，一条是“我们要为老百姓解除痛苦”，一条是“我们要为老百姓谋取幸福”。又在赣州城的四个城门挂上意见箱，收集群众意见，在专署设立“民众询问处”，接待群众来访，并多次出巡，实地考察了解情况。

由于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蒋经国的赣南新政深入民心，他也赢得了“蒋青天”的称号。而他的种种举措，更是深深吸引了很多有志报国的年轻人，闲居在家的章亚若也萌生了到专署工作的念头。

通过招聘考试，章亚若被录取为专署图书资料室的管理人员。对待这份工作，年轻的章亚若十分用心，她不仅把图书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还写了许多革命标语贴在墙上。这些举措，都给常来借书的蒋经国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

不久，在专署举办的一次晚会上，章亚若演出京剧《投军别窑》。精湛的表演让蒋经国大为欣赏，不等晚会结束，他就找到章亚若，鼓励她将这出戏演到前方去，激励民众投身到抗日的前线。几天后，蒋经国又把章亚若调到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做文书，使她有更多机会发挥自己的专长。

1939年11月，蒋经国主持开办赤珠岭青干班，章亚若也进入青干班学习。由于蒋经国兼职太多，青干班又是刚刚创办，事务繁多，经过学员一致推举，能力出众的章亚若成为蒋经国的助手。据青干班的同学回忆，章亚若“美丽大方，气质不凡，工作积极，热心助人，毛笔字潇洒有力，抗日爱国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伤患工作；领导力强，颇有男子气概，学习能力高，记忆力出众，平剧只要听过几遍，即可上口清唱。是当时班上的灵魂人物，同学们均以‘大姐’称之”。

朝夕相处当中，蒋章二人的感情与日俱增。1939年12月12日，日军轰炸浙江奉化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遇难。这一噩耗让蒋经国悲恸不已，他在溪口守灵直到过了“三七”才回到赣州，还亲手在毛福梅遇难处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立碑纪念。回到赣南后，美丽温柔的章亚若成为蒋经国莫大的安慰。为了感谢章亚若带给自己的温柔慰藉，蒋经国将毛福梅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了章亚若。章亚若视如珍宝，一直带在身边。

从赤珠岭青干班毕业后，蒋经国安排章亚若到专署秘书室做助理秘书的工作。去各县巡视的时候，也常常带上她。蒋经国甚至还将自己当年留苏时的日记手稿也交给了章亚若。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互相取了爱称：慧风（蒋经国）、慧云（章亚若），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的含义。蒋孝严说他念高三的时候，有一次在新竹家中看到一封二舅章浣若写好却没有寄出的信。这封信开头写的是“慧师吾兄钧鉴……”信封上的收信人却是“退辅会（国民党军退除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蒋主任委员经国先生钧启”。这也间接证实了蒋章二人之间爱称一说是存在的。

曾经担任蒋介石秘书，后来身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也告诉蒋孝严，在蒋经国去世前一年，有一次他去探望蒋经国。蒋经国忽然有点激动地跟他提到赣州的往事，并且说章亚若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倾慕外，还因为章亚若看到蒋经国并无纯中国血统的孩子，所以自愿以身相许。

蒋孝严：那天秦院长强调，他之所以说出这一段，是想让我晓得，母亲对先父有一种情操，是不止于男女私情而已。

尽管这段恋情并未公开，但二人并不避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出现。蒋经国经常借走访下属之名到章亚若家来。每次来，蒋经国都会给章亚若的侄儿带一些玩具、糖果，还会和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说几句家常话。蒋孝严说，外婆曾经告诉他们兄弟俩：“蒋经国在赣州，每次只要有空，大多会在吃过晚饭的时候到我住的地方来看亚若，也和我聊聊天。”

据说，为了让这段恋情得到认可，蒋经国认为要先让章亚若和自己的俄国妻子蒋方良搞好关系，因此他特意安排章亚若去教蒋方良唱京剧。不知内情的蒋方良与章亚若确实相处甚欢，在她去重庆探视公婆的时候，还让章亚若代为照顾两个孩子。

1941年夏天，章亚若怀孕了。此时既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是蒋经国在赣南最困难的时刻，由于赣南新政得罪了太多人，他的许多政治对手一直在重庆告状。听闻章亚若怀孕的消息，蒋经国既欣喜又忐忑，他将章亚若的事情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为免授人以柄，训示蒋经国安排章亚若到其他地方秘密待产。于是，章亚若在闺中密友桂昌德的陪伴下，前往桂林。

1942年正月，章亚若在桂林生下一对双胞胎。为表纪念，章亚若将住处所在的丽狮路名字拆开，给两个孩子起乳名为“丽儿”“狮儿”。一周后，蒋经国赶来桂林探望，欣喜之余，给双生子另外起了小名“大毛”“小毛”。由于奶水不够吃，战时又物资匮乏，蒋经国便从美国设在重庆的援华物资供应机构购买美国产的克宁奶粉救急。兄弟俩满月时，蒋经国又带来了蒋介石钦定的学名：孝严、孝慈，因为蒋家第三代以“孝”字辈命名，但他们只能暂从母姓章。从此，双胞胎兄弟正式取名为：章孝严、章孝慈。蒋经国曾经答应章亚若，一定会让两个孩子认祖归宗。不想，这一诺言始终未能实现。

1942年8月15日，章亚若因为身体不舒服，步行到医院去就医。据说在医院里面，有一位神秘的医生给她打了一针，几小时之后，她就命赴黄泉了。

几十年来，对章亚若的死因众说纷纭。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章亚若是被人谋害的，但是究竟谁是凶手，谁是主谋，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章亚若是在蒋介石的默许下，死于戴笠手下军统特务的毒针；有人认为是蒋经国派人处死了章亚若，章亚若的好友桂昌德则是帮凶。

面对各种猜测，蒋孝严相信，凶手是父亲蒋经国某些非常亲近的下属，这些人为了维护蒋经国的声誉，便自作主张杀害了章亚若。蒋孝严还相信，父亲蒋经国和祖父蒋介石，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也不便声张，只好不了了之。于是，章亚若之死至今还是一桩无头公案。

“母亲之死并非一人所为，系一位极端聪明的人出于护主动机，另找了三四位同伙来进行。主谋指出先母在桂林产子之后，即以蒋夫人自居，且经国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视，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事实上，在当地政治圈已引起谈论，并传到赣州，所以在事态扩大前，必须予以‘铲除’。这一番话，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与配合。几经密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就是在医院动手；而让被害人受痛苦最短的方式，便是在血管注射毒液。……这项任务在短短几天当中，即交付桂林的同伙利落地执行完毕。原本考虑两个娃儿也不放过，但唯恐引起经国先生震怒而缩手，况且后果冲击太大，可能引起全国性的注意，反而难以收拾，才放过两条小生命。”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不过，章亚若蹊跷的死因，却给她的家人留下了厚重的阴影。在蒋孝严幼年的记忆当中，家里的大人总是对医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蒋孝严：外婆身体不好，有肾脏病，然后又有点咳嗽，肺也不很好，曾经送到医院去过，到新竹“省立”医院住了一晚。但是舅舅很快就把她从医院接回来。回来以后，舅舅就自己看一些书籍，看一些报纸，再去买成药来治病。那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舅舅跟外婆对医院有恐惧，尤其是对打针害怕。特别叮咛我们，不要随便上医院，不要随便打针，尤其不要打血管针，这是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很强烈的一个印象。

章亚若的长兄章浩若本是军人，从军中退伍后，蒋经国安排他当了贵州铜仁县县长。母亲章亚若去世后，外婆带着孝严兄弟俩，来到贵州，和大舅生活在一起。为了掩人耳目，大舅章浩若和大舅妈纪琛就成了孝严、孝慈户口上的父亲、母亲，使得年幼的兄弟俩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童年时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接收东北，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到东北负责与苏联的“外交协调”工作，结果铩羽而归。回到南京后，苦闷的蒋经国给周锦华去信，要求见见两个孩子。于是大舅妈纪琛带着孝严、孝慈来到南京。这是章亚若去世后，兄弟俩第一次见到父亲，但终因年龄太小，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父亲情感浓郁，虽然母亲早逝，他总不时挂念着这对遗孤。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和外婆住在南昌，父亲突然差人带来口信，说很想念大毛、小毛这两个孩子，想看看最近的模样。于是外婆特地要大舅妈带着我们，乘火车专程到南京和父亲见面。我和孝慈才五岁，模糊的印象中，去过后来从书本上读过的中山陵和玄武湖，至于和父亲在什么地方见面？见面时父亲如何抱起我们？以及年轻的父亲长的什么样子？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残留的记忆。这一段南京父子会面之行，大舅妈纪琛亲口在二○○三年九月三日于洛杉矶寓所见面时，向我和美伦转述。”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02、外婆说，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我跟我弟弟当时难以置信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时，蒋经国也没有忘记他的这两个孩子。在他的安排下，1949年5月，兄弟俩跟随外婆、二舅章浣若、大舅妈纪琛搭乘运送黄金的军舰来到台湾，定居新竹。“父亲在万般困境里，并没有逃卸为人父的责任。”不久，纪琛因为思念没有来台的丈夫章浩若，再度返回大陆。自此，兄弟俩与外婆、二舅相依为命。

对于孝严、孝慈兄弟来说，在台湾，外婆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依靠。这个缠着小脚的老太太，“在大陆时，虽非大户人家，至少日子还过得去，现在却要抛头露面地照顾店面，而且是卖杂货、摆香烟摊和委托行，对年逾花甲的外婆来说，委实难堪，她还是努力去适应”。

然而和生活上的辛劳相比，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里，外婆所拥有的是太多的疾病和太深的恐惧，还有关于兄弟俩身世的这个太大的秘密。

蒋孝严：从到新竹开始，我跟我弟弟还有外婆，我们三个人睡在一个房间，我跟我弟弟睡比较大一点的竹床，我外婆睡一个小的竹床，房间很小。我们上初中，初三以后，半夜有时候会被外婆哭泣的声音吵醒。我跟孝慈半夜听到外婆哭，我们就偷偷张开眼睛，她在一个孤灯下面，在那边掉眼泪，在那边抽搐、饮泣。我们不敢起来，我们又假装睡着，重复了几次。

有一天我们实在是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起来跑到外婆旁边，说外婆，天这么冷，要注意身体。还帮外婆把她的破棉袄披在身上。想安慰她几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看到她手上拿了一张照片，在那边低声地哭泣，我们就问说，这是谁呀？她说，你们不要管。

曹景行：那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身世的呢？

蒋孝严：外婆过世之前，有一天早上，叫我跟孝慈坐在她床沿边上，因为我们连椅子、凳子都没有，所以就坐在她的床边，她把整个的故事给我们讲了一下。

曹景行：那个时候病已经蛮重了？

蒋孝严：病已经蛮重了。

曹景行：是哪个月份，还记得吗？

蒋孝严：是冬天，叫我们坐在她床沿边上，手上拿了一张照片，跟我还有孝慈讲，那时候她等于是边哭边叙述的，我相信她经过了一些挣扎。她跟我们说，大毛、小毛，这张照片就是你们的母亲，前几次你们看到我晚上起床，实际上就是想念你们的母亲。你们母亲在你们6个月大的时候就过世了。

然后她吞吞吐吐地说，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在赣州跟你母亲认得的。反正只提到很短的一些叙述，我跟孝慈当然难以置信。蒋经国这三个字——那时候我在新竹中学念书，我们有“青年反共救国团”，救国团的主任就是经国先生，所以提到说自己的父亲是经国先生，我跟我弟弟当时难以置信。我跟外婆说，怎么会这样子，连问了两三遍。

外婆说，你们也不要多问，外面也不要讲出来，任何人问到你们都不要提。她说你母亲的命很苦，所以我常常会想到你母亲，而且你母亲死得很惨，她用“很惨”这样的词语。

“自先母在桂林遇害数十年来，章家大小有多数的时间，过的是一种‘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从来不敢张扬自己的身世。还记得在念初中时，听到二舅和外婆多次当面否认别人好奇的询问：‘这对双胞胎是不是蒋家的骨肉？’他们回以极不自然的笑容，却明确地说：‘不是，不是……不要乱讲。’我不懂这些对话的意思，但一直忘不了挂在他们脸上那种尴尬的表情。”

“外婆很痛苦地告知我们实情之后，还要我们把它藏在心里，不要对外走漏，她真的担心会进一步惹来杀身之祸。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敢承认，对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这种内心长期的煎熬，绝不是蒋家其他成员所能体会于万一的。”

“她（外婆）不仅没有因为女儿为经国先生生了一对双胞胎，而攀龙附凤地享受过荣华富贵；相反的，这一层关系带给她的，却是一连串心理上的惊吓、恐惧、忧虑和不安，以及好多年物质生活上的煎熬与痛苦。有几次在她对许多事物感到心灰意冷时，曾幽幽地跟孝慈和我说，她真想住到庙里去。外婆是信佛的，在南昌时她供拜观音菩萨，到新竹后住的地方实在人多空间小，连好好摆座观音佛像的架子都没有。当她说想带发修行，我们感受得到她内心有多苦。”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03、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没有见过电灯泡以外的电器

外婆内心的煎熬让兄弟俩不知所措。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其实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默默地照顾着他们。

王升是蒋经国创办赤珠岭青干班时的学员，也是章亚若的好朋友，更是蒋经国与章亚若爱情故事的见证者。来到台湾后，他已是军方的“陆军二级上将”，掌管权倾一时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20世纪50年代，身居要职的他，时常轻车简从地出现在小城新竹，来完成一个秘密的任务。

蒋孝严：王升王将军，每次过年的时候，他都会到新竹来，开一部吉普车，停在离我们住的远一点的地方。他没有停到门口，怕引起注意，因为吉普车有军字牌照嘛，然后他再走过来。除了过年的时候来拜年，端午节、中秋节这些节日，他也一定会来。他来的时候，我们生活就不错。我记得我们念初中的时候，他一来，第二天就有鱼有肉，生活就改善一些。

后来有段时间情况就很差了，不仅菜不好，连米都没有了。我记得我跟孝慈还到东门市场——就我们住的附近，到米店去赊米，10斤、20斤的，跟老板说下次钱来了再给你们。因为新竹也不大，大家都认得。生活比一般人简直是要差很多，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没有见过电灯泡以外的电器。

20年代50年代中期，二舅章浣若与王升因故闹翻，从台北送来的生活费由此中断。而此时，章浣若的生意又不断遭遇挫折，只能凭借微薄的积蓄，养活一家十几口人。这一段艰辛的时光，被蒋孝严称为“难民岁月”。

二舅舅来到台湾时，和不少其他外省乡亲所持的看法一样，对于住在台湾，都认为只是‘暂时’避难性质，就像抗战期间躲日本鬼子一样，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顶多住上三年五年，最长十年八年，很快就可以重回老家了。他来台之初，根本没有久居之念，连购置家具都以‘应急’为先，愈简单愈好，最好是买一些用了一段时间便可以弃置而不觉可惜的东西，以免不久之后要回大陆时带不走。他只准买所谓‘第一优先’的生活必需品，凡是比较贵一些的，都成了不予考虑的‘奢侈品’。依此逻辑和界定，在新竹家里所用的物品，其简单和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逃难’一词，也给了二舅舅很好的说辞与借口，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家不能和本省籍的左邻右舍在物质水平上看齐。因为我们不久是要返乡的，住在新竹就像暂住旅馆一样，同时可以借此用来对他没有赚钱的本事作很好的掩饰。常常听到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大家都要节衣缩食，一切都要简单。’这句话，他讲了几十年。

因此从一九四九年我进新竹东门“国小”念小学三年级，到一九五九年自新竹“省中”毕业后，十几年当中，家里所谓的家具，就只有两张竹桌子，一张放在楼下做餐桌，一张放在楼上堆放东西，加上六张竹椅、两张木椅；两张竹床，一张外婆睡，一张我和孝慈合睡。全家的家具，仅此而已。二舅一家人，更全部挤在一间三四坪大的榻榻米小房间里，省掉了桌椅、床铺。至于沙发、电风扇、电熨斗、收音机、吹风机等，当然是二舅口中的‘奢侈品’，不用去想，也不会去买。

后来，二舅舅不幸得了青光眼，由于他对医院和医生根深蒂固的恐惧与不信任，而延误了就诊，导致双目失明，直到二〇〇一年过世。临终前，他内心会不会还在奇怪这次‘逃难’，怎么会这么久还没结束？

二舅舅工作无着，一事无成，孩子却接二连三地生出来，他后来一共有四子五女，共九个孩子。在新竹中央路上，全家人数最高峰曾达到大小十三口之多，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可以用。光要解决每天一大早洗脸刷牙，就颇费周章，后来只好各自分别用脸盆、水壶等盛水，用痰盂来接漱口水解决。

另外，整幢两层楼的房子，只有楼下一间木板钉成的蹲式简陋茅房，如果不用几个夜壶，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多人的如厕问题。每隔两个星期，还要找专门挑粪的乡下农夫，推着水肥车来挑走快要外溢的粪便，事后这位农夫好像会支付五块钱给二舅，可能是买水肥的费用。每当这位晒得黝黑来掏粪的老农夫出现时，整幢屋里至少一个多钟头会臭味熏天久久不散，连路人都要掩鼻而过。

我们连一间所谓的浴室都没有，孝慈和我只有在靠屋后的厨房旁，将原来装肥皂用的空木箱一个个堆起来，做成简易的隔间，这些小木箱原是二舅在卖烟酒和肥皂等杂货时剩下来的。要沐浴时，就把一个铝制的洗澡盆，摆在两排堆得一个人高的空肥皂木箱背后，然后用水壶倒进冷热水冲匀，人就坐到里面洗澡。一九六一年年初，在‘救国团’任职的宋时选，有天突然到新竹来看外婆，曾亲眼看到我们那间简陋的浴室，他真的吓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说那两排空木箱堆那么高太危险。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的日子会过得那么糟。

那十几年所过的日子，真只能用‘难民生活’来形容。经过了那段人生路程，再怎么样清苦的日子，都难不倒我，对任何低劣的物质条件，我都会很快适应而甘之如饴。同学们都觉得当兵很苦，在成功岭的预官训练期间，很多同学叫苦连天，但对我来说，比起新竹的状况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餐厅用膳、有床铺睡觉、有浴室洗澡、有干净的厕所如厕，我倒觉得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蒋孝严：以前我们住的那房子现在是一家杂货店。都改过了，都重建过了，号码也换了。

曹景行：那您还想得起来自己住哪一间吗？

蒋孝严：想得起来，我住二楼那一间，印象很深刻。整幢房子很小，没有客厅，也没有餐厅，连在一起了。后来没法住了，上面破了一个洞，从楼上面可以看到楼下，下雨的时候还会滴下来。

20世纪50年代，整个台湾的经济都非常困难，新竹地区更是贫穷，小孩子上学都是打赤脚。虽然生活条件不好，外婆还是想办法给兄弟俩一人做了一双黑布鞋，让他们能够穿着鞋去上学。衣服有破损，外婆都会及时缝补，绝不让兄弟俩穿着有破洞或脱线的衣服去学校。

孝严、孝慈也十分懂事，明白家里的困难，从不向外婆、舅舅要零花钱。当时正是贪玩的年龄，他们总是自己找玩具玩。蒋孝严回忆说，他们最常玩的是打弹球、打纸牌，或把细竹子削下来，中间掏空，一头插上细筷子，再以纸团做子弹，就变成玩具手枪；要不然就将铁罐当足球踢，有时，也用弹弓去打鸟。兄弟俩还喜欢游泳，没有钱去游泳馆，就每天中午到附近小溪里去游泳。即使生活很艰苦，他们依然懂得苦中作乐。

“假设父亲真的晓得两个流落在新竹的儿子，竟然会三餐不继地过了好几年，他该会怎么想？又该会多么自责？他一定会气得去严词责备王升或宋时选。这种生活上的困顿，一直到我和孝慈大学毕业服完兵役，搬离新竹，有了自立能力后才渐次告结。”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1962年，外婆周锦华去世。也是在这一年，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孝严就读外文系，孝慈就读法律系。

蒋孝严：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连中午到自助餐店去吃饭都没有办法付钱，就记账。这个黑板上面常常有我跟孝慈的名字，而且欠一餐就打一杠，两餐打两杠，就用正字做记，像现在开选票一样的，我们的正字特别多。后来我们在大学自己找家教，利用下课的时间去教书，换一点外快，逐渐地才勉强地度过。

注册的时候没有钱交学费，二舅舅没有办法把钱汇过来，我们就跑到注册处申请缓交。我特别感谢有位姓申的教授，他出面替我们担保，说一定会补交注册费用。这种日子在高中、大学都是非常多的，对我跟孝慈来讲，可以说都是在清苦两个字当中度过的，不过现在回头想想还是蛮好的。

自出生起就比其他有亲爹亲娘的孩子，在生活上和心理上要来得不圆满和孤单得多，更不能去和蒋家其他几位同父异母兄弟相较。母亲早逝，又见不到父亲，由外婆和舅舅一手带大，几十年来生活上的辛苦，容易克服，但是，要如何在心理上去抗拒不公平的感受，才是真正的难处。除了要挣扎图存，更要去扭转起跑点上的劣势，还要有决心去把人生中许多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从小就自觉和同龄的孩子有许多不同想法，可能是恶劣境遇反而激发人早熟。

到了高中，我即很清楚绝不允许自己庸庸碌碌过一生。在新竹的日子很苦，中央路上不会有邻居相信，那个清秀瘦小的孩子，有天会当上‘部长’，还会出任中国国民党的秘书长。邻居到家里来串门子，向外婆当面夸奖我和孝慈说‘您这两个外孙长得好聪明，气质很不一样’，外婆就显得十分开心。她多么希望这两个孩子有一天能够有出息，让蒋家人看重。然而，在她过世时，我们大学都还没毕业，她没来得及看到我们日后的成长和成就。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一共养育了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和小儿子蒋孝勇。蒋经国性格随和，喜欢热闹。在台北市长安东路的家里，他经常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则满屋乱跑。

而身为“王子皇孙”，蒋家几个子女的一举一动向来是整个台湾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那段患难与共的日子出生的，从小就受到父母特殊的关爱。因身为长房长子，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是“万事定于一，元者为大”，受到了祖父和父亲的悉心栽培。蒋介石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带他一起散步。然而，对于长辈的期许和厚望，蒋孝文并不理解。尽管蒋经国对他管束十分严格，但他依然成为了一名标准的纨绔子弟，是当时台湾地区有名的“混世魔王”。

念初中时就听人提过‘蒋孝文’，在报纸和杂志上也看过他和祖父在一起的照片。他在世时，我不曾和他见过面。进到大学后，就听到同学间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小道故事，绘声绘影地绕着他特殊的身份打转。

孝文长得挺拔帅气，聪明好动，像所有的长孙一样，总是受到祖父的特别宠爱。在新闻报道仍然受到钳制的时代里，有关蒋家的动态几乎都是由‘中央社’或‘军闻社’统一发稿，包括家居生活照片在内，在报上不时能看到孝文英挺地站在祖父身旁。他陪着祖父登上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旗舰的镜头，让人印象深刻，有人相信祖父一度对他的期许蛮高的。

……王升说，经国先生对子女的教养从不溺爱，只要发觉求学中的孝文有过分逾越情况，比方说有次半夜偷偷地把家中吉普车开出去而闯了祸，险些闹出人命，经国先生气得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甚至用皮带抽打。

王升表示，祖父曾考虑培植孝文在军中发展，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念西点军校或弗吉尼亚军校，但均未能如愿。最后一九六〇年才安排他到了加州伯克莱分校念商，不久因故又转学到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均未念毕而中辍返台。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蒋孝严：跟其他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来讲，虽然那段时间有天壤之别，他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缺。你说我们羡慕嘛，很难说不羡慕；你说嫉妒嘛，我们当然也不会怎么嫉妒，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日子反正是要熬过去的；你说不平嘛，我们在大学时候看到同父异母兄弟的那种生活情况，心里面当然会有一些不公平的感觉。尤其孝慈，他比较内向，有的时候我们谈起来，还会说，怎么会这么不公平？但是这也激励我们努力，激励我们加倍地奋发。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蒋孝严在“外交部”档案处接触到一份有关蒋孝文的专卷。里边详细提到，1960年1月23日，时年25岁、在加州大学读书的蒋孝文因为开车超速被沃克兰法庭判刑三天，后来由叶公超出面向美国国务院交涉，才以罚款解决。

“细读那份专卷，我只有一个感觉，孝慈和我都是蒋家后代，但我们真是活在另一个世界，在物质领域里和他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羡慕或嫉妒过他们所拥有的。虽对自己的境遇深感不平，同样是经国先生的孩子，为什么孝慈和我为了起码的生活的维持，还要辛苦地挣扎，他们却生下来不是龙就是凤？我们只有自我鼓励，人生是长跑，不是短跑，后段的冲刺才更加重要。”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04、我们两个人就像两个“小虾米”，蒋家就像个“大鲸鱼”

面对同父异母兄弟与自己天壤之别的生活，孝严、孝慈只能无奈地做一个旁观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两兄弟想与父亲见面、认祖归宗的愿望也变得越来越明确。上大学之后，兄弟二人和王升的接触又渐渐多了起来，有时他们会去王升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家里吃饭。孝严、孝慈多次提出希望见父亲一面，然而这样的愿望总是落空。

蒋孝严：我们想的是，我们要跟父亲见个面，要让父亲知道一下我们的情况，也让他高兴一下，两个孩子还是很努力、很上进、很用功。我们并不是说想去跟他要什么，我们不是，从来没有这个念头。我们只是想跟父亲见面，是儿子对父亲的这种思念，因为在媒体上常常看到很多报道，很想见一面。为什么不能见面？我们跟王升也提到过，我们希望见个面，但是他都说现在不好安排。
曹景行：那您给您父亲那些信，他有没有一些回应？

蒋孝严：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到现在我都不敢确定，我请王升将军转达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信，他是否直接转达到父亲那边，我都不敢确定，我现在没有答案。王升将军现在还在，我有时候还去看他，这种话我不能启齿，我不好问，我只能相信他替我转达了，但是我没有直接从经国先生那边得到任何的回应啊。

甚至于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和孝慈也讨论过我们认祖归宗的问题。因为外婆跟我们提到我们的身世的时候，就讲到说母亲希望我们要回到蒋家，因为经国先生答应她这两个孩子要回到蒋家，这我有很深的印象。

外婆过世以后，家里面的情况又是那样的困顿，我们回蒋家的念头是有，可是怎么做？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来进行。到念大学，我跟孝慈谈到回蒋家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意思就是没有答案啊，这很无奈，就是没有结果。等到了各自的职场，有工作了，我们也只能说希望尽快跟父亲见个面，什么时候能够认祖归宗。不过在当时来讲，这几乎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两个人就像两个“小虾米”，蒋家就像个“大鲸鱼”啊。

蒋孝严的人生理想是从事对外交往的工作。1968年，他通过了“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正式进入对外交往的工作领域。弟弟孝慈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赴美留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并在学界得到了认可，成为著名的法学专家。

曾经有人怀疑是特殊的背景给了孝严、孝慈成功的机会，对此，蒋孝严说：“在我的‘外交’生涯的历程中，鲜为人知的是，家世常常是阻力，而非助力，每次内部调升或外放，都因为高层人士考虑到我的家世而有所延搁。”据蒋孝严回忆，孝慈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必须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打工赚钱来补贴学费。“他先后在餐厅先做带位生（Bus Boy），再做服务生（Waiter），也在仓库佩着手枪担任过夜间保安，大热天还到工厂搬钢条，搬到手套破洞、手掌破皮，流出来的血将手套都染红……孝慈就是经由如此近乎折磨的过程，才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可以说，兄弟二人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尽管兄弟俩事业成功、家庭美满，但是希望与父亲见面的愿望还是难以实现。

蒋孝严：一直到我们有了工作，进了“外交部”，孝慈到“国外”念书回来，我们结了婚，跟王升还要求，说希望跟父亲见面，但是都没有结果。王升都说，不很方便。那我们能讲什么？尤其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第一个孩子是女儿，我跟王升讲，我应当去看看父亲，他应当看看我，我太太，他的儿媳妇。而且他又有孙女了，应当可以让他更高兴。孝慈也结婚了，我说我们两家一起去，跟父亲见面。

我这种要求提出来，他说我来考虑一下，可是过了几天，答复还是说不方便。我们也尽量想办法去理解，因为毕竟经国先生在“政府”里面负有责任，有他的困难，还有他自己的家庭。我们总是设身处地去想这些事情，但是你说心里面能不失望吗？我们当然失望，心里面当然有挫折，可是我们还是吞下去。

孝慈这方面受的压抑就比较深，所以他身体一直就比我差，血压一直很高。他从美国念完书回来，我有几次接到他朋友的电话，说他喝醉了，要我开车送他回去。然后他那朋友跟我讲，他跟他们聚餐的时候，喜欢跟朋友们干杯，然后带了几分醉意，他就去点歌，要唱歌。那时候台湾正好流行点唱机，每次唱，他就唱一首，他的招牌歌《心事谁人知》，就是谁知道他的心事。唱到后来他自己掉眼泪，朋友们都知道他心事重重。所以这件事情在内心来讲是有压力的。

（孝慈）进小学后一直到初高中，身体都还算不错，体力比一般的同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个性也算开朗。直到外婆向我们透露了有关母亲的事情后，孝慈才慢慢变得内向寡言，对外甚至有点羞怯。……孝慈眉宇间，总是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哀愁，他的身子显然因为长期的郁闷，无形中受到了影响。虽然他不至于每天郁郁寡欢，但除了有时在一般假日和三五位好友偶尔聚叙聊天外，平常在比较热闹的场合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他内心承受的苦闷，好像愈来愈重。

他原本在大学交了一位中文系的唐姓女友，关系算是密切，我也见过面。只是对方家境富裕，一定要女儿毕业后就出去留学，而孝慈无法确定要等到哪年哪月，才有能力留学，他的初恋因而被硬生生地拆散了。这件事对他是一次不轻的打击。

孝慈每次在餐会上都非常随性，酒量不错，是性情中人，但每次只要略带醉意，就会情不自禁地固定点唱一首他很喜欢的歌，唱到激动处就会落泪，然后边流泪边把那首歌唱完，曲名就叫做《心事谁人知》，在场的朋友看到这情景无不动容。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爱唱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又在想些什么。这首歌的歌词像是为他写的一样，道尽了他的心酸。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和孝慈相比，蒋孝严无疑是幸运的。几年之后，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遇到了父亲蒋经国。

蒋孝严：我法文讲得很好，我还做过严家淦先生——他是“副总统”，我做过他法文的传译。我在“欧洲司”主管对欧事务，包括比利时、法国、教廷这些业务。

每年教宗的生日，教廷有一个酒会。我虽然是科员，可是主管这个事务，也应邀参加这个酒会。这样，在1972年的教廷的酒会我看到父亲，他远远地在那里，那时候他是“院长”。因为教廷办酒会的地方也不是很大，各级的首长都在，所以当我看到他时，尽管我心里面真想过去叫他一声爸爸，可是我也不敢这么做。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目光有接触一下，我也不知道他认出我来没有，我也不愿意让他有任何的尴尬，所以见到他，我反而从后面退出来，避开他的视线。就这么一次，公开地比较近距离地见过。

05、孝武旁边的人注意到了，对我们就有点防范

尽管兄弟俩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的身世，20世纪70年代末期，孝严、孝慈与蒋家的故事还是逐渐被媒体披露出来。从此，“章孝严、章孝慈兄弟是蒋经国的儿子”，成为台湾尽人皆知的秘密。

蒋孝严：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台湾的新闻还是受到钳制的，一些报道——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只有党外，党外的杂志对一些内幕比较喜欢。经国先生的孩子谁谁谁，孝严、孝慈现在境况怎么样怎么样，就喜欢写这些，好像抓到一个大题材，所以后来坊间慢慢才知道。这是到70年代末期，台湾才知道这些。

因为我们从来不跟外面提，我跟孝慈都只是自己清楚就好了。我是1977年回来的，孝慈比我还早半年回来的，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党外杂志的报道，孝武旁边的人注意到了，对我们就有点防范。我想这个也很自然，因为我看了很多历史故事，同父异母，甚至于亲兄弟之间的这种问题是很正常的。那旁边人说，哎，你看孝严、孝慈他们的表现不错，你要留意啊，不要等他们将来成了气候，你就来不及了。我想可能旁边是有一些人讲这些话。

所以孝慈在学校，以前常常发表一些意见，有时候还上广播公司、上电视评论一些事情，或者就司法方面写一些文章，后来“中广”居然下了一个没有文字的决定，不能有孝严、孝慈的声音出现在“中广”的节目里面。那时候孝武是“中广”的总经理。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曾经受到排挤。

自幼生活环境便有着天壤之别，蒋经国与蒋方良的三个儿子和孝严、孝慈兄弟俩在表现和人生境遇上也是截然不同。

蒋孝文在留学期间与反清英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回台后在祖父和父亲的安排下开始从政，不料却染上酗酒的恶习，常常在酒后惹出事端。有一次甚至出了车祸，将门牙全部撞断，只好装了一口的假牙。为了让儿子戒酒，酷爱饮酒的蒋经国甚至以身作则，带头戒酒。然而蒋孝文积习难改，在1970年因为饮酒过量导致血糖过低昏迷，急救苏醒过来后，脑部受到损害，智力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此后的十几年，蒋孝文基本上一直缠绵病榻，全赖妻子徐乃锦悉心照料。

蒋孝武出生于抗日战争末期，自小便古灵精怪。蒋介石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蒋家为他取名“孝武”，也是希望他能在军事上有一番作为。

和哥哥蒋孝文一样，蒋孝武自小便十分顽劣，不爱读书。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全班最低。蒋介石将他送到德国学习军事，但是他自作主张改学了政治。等他回台湾时，蒋孝文身体状况已经出了问题，于是他便被作为接班人培养。蒋经国为他铺好了一条从政之路，让他在短短几年便进入好几个核心部门工作，并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

就在蒋孝武仕途得意之时，1984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美国旧金山家中遇刺身亡。一时之间，舆论一片哗然，矛头指向台湾当局。迫于压力，涉案的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和竹联帮头领陈启礼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又有舆论宣称蒋孝武才是幕后元凶。蒋孝武的名誉被毁，蒋经国无奈，只得将他派往新加坡任“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蒋孝武在政治上再也难有作为。

蒋孝勇是蒋经国最小的孩子，他出生于解放战争末期，也是蒋经国最为忙碌的时候。因此，来到台湾后，他受到了父母格外的宠爱；就连蒋介石也是一有空闲，就给他逐字逐句地讲解《论语》《大学》《中庸》；在几个孙子当中，宋美龄更是最为疼爱他。

16岁时，蒋孝勇放弃考大学，考入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学生班，打算投身军界。此举让蒋介石大为欢喜。蒋孝勇在《哀思与憾事》当中曾经回忆了祖父对他的期望：“忆及当将要离开台北到凤山报到的那天，他老人家把我叫到书房，除勉励之外，还打开皮包，拿出钱袋，数之再三，给了我两百块钱，说‘你独自到官校去，必有零用之需，这是两百块钱，钱包里我也有这么多，希望你能好好地去应用’。”

在军校，蒋孝勇的表现非常优秀，多次获得高分，名列前茅。然而，一年级下学期，他在一次夜间军训时不慎扭伤了脚。这次脚伤让他一辈子都只能依靠两根钢钉辅助行走，失去了快速移动时的平衡能力，从而也失去了在军界发展的机会。迫不得已，蒋孝勇只好改读台大政治系，毕业后在父亲的栽培下投身商界，从事党营和公营事业。

意外的是，蒋家三个孙辈权力之路的这种不顺畅，反倒使得蒋孝严与几个异母兄弟的关系逐渐和缓。早在大学三年级暑假，蒋孝严到政工干校接受预备军官的基础训练，刚刚高中毕业的蒋孝武也来参加，二人被编在同一个连队和同一个小组。据蒋孝严回忆，有一天开小组会时，蒋孝武一时无聊还帮蒋孝严画了一张像。这是兄弟二人第一次接触。

1986年，因为受“江南案”牵连，蒋孝武被派往新加坡。此后的一段时间，蒋孝严和蒋孝武见面的机会逐渐增多。

蒋孝严：至于孝武，那见面更频繁。他一到新加坡去，我等于是他的长官——我是“外交部次长”，主管亚太事务，主管新加坡。他每次回来我都去接飞机，我们处得非常好，很快就找回以前失去的那种兄弟的感情。他到新加坡担任代表的时候，邀请我还有美伦，我们全家到那边去过年。他从新加坡调到东京做代表，又马上邀我们全家到东京跟他一起过年，我们处得很好。

“有一天，我邀‘外交部’几位司处长在国宾饭店二楼为他接风，饭前我俩坐在一个角落里有说有笑，非常开怀而亲切，在场采访的《中国时报》外交记者张慧英看在眼里，有感而发地问孝武：‘你们看起来聊得蛮开心的，真是情同手足！’孝武立即笑笑地反驳她说：‘你错了，我和章次长不是’情同手足‘，我们本来’就是手足‘！’这是孝武第一次公开而自豪地承认，我们是兄弟。”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通过蒋孝武，蒋孝严也跟蒋孝勇建立了联系。1987年，蒋孝勇还通过旁人转告孝严，希望正式认他做哥哥。7月15日，二人在友人处聚餐，蒋孝勇当场叫他“孝严哥”。

“事后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美伦、孝慈和秦孝仪，他们也都很高兴。秦孝仪后来还告诉我，他曾把这件事转报了父亲，经国先生笑笑点点头，虽然没说什么，显然很愉快。秦孝仪说，看来孝勇这个决定，事先并没有请示过经国先生，更可以看出孝勇的真诚了。”

——蒋孝严《蒋家门外的孩子》

06、那是见父亲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跟孝慈很激动，泪如雨下，跪在那面磕头

在和几个同父异母兄弟的关系日趋和缓的同时，孝严、孝慈两兄弟内心还是有着遗憾，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办法见自己的父亲一面。

由于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对兄弟俩的存在一无所知，此事只能一再搁置。蒋孝勇曾经说过，他的母亲蒋方良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这个原名芬娜的俄罗斯女子，自从随蒋经国来到中国后，50多年间没有回过自己的祖国。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追随在蒋经国的身后。如果说章亚若为蒋经国付出了生命，那么蒋方良则为蒋经国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蒋经国，她总是十分顺从，从不违背，甘心长期隐藏在蒋经国的光环背后。无怪乎在她50岁生日的时候，蒋介石写了“贤良慈孝”四个字送给她。宋美龄也曾经对她说：“女人当要强，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束缚自己？”她只是轻轻地回答：“我已经习惯了。”

为了避免对毫不知情的母亲的伤害，孝武后来在和孝严谈到“认祖归宗”的问题时，曾经请求他等到母亲百年之后再处理，孝勇也持同样的意见。对此，蒋孝严表示同意。

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0分，蒋经国因大量吐血，引发心脏衰竭而逝世。三天后，孝勇约见蒋孝严，告诉他：“父亲生前曾把你们的事告诉过我，而且对你感到骄傲。你和孝慈的事，老夫人也晓得。”

蒋孝严：他在过世后，孝武从新加坡赶回来，孝勇很快也跟我见面，他问我跟孝慈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说我们希望跟父亲见最后的一面，我们没有别的什么要求。然后他们说，当天不行，找一个适当的时候。

所以孝勇就在经国先生过世后，第四天晚上11点，安排车子载我跟孝慈一起到“荣总医院”，晚上到那边都11点半了，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只有几位七海的侍卫在那里。然后我们绕过灵堂，到冰柜那边——我父亲遗体放在冰柜里。孝勇把他抽出来，那是见父亲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当时我跟孝慈很激动，泪如雨下，我们跪在那里磕头。然后，我们再一起把他推上去，把他放好，我们再出来。这是人生很悲惨的一幕，但是我们总算见到了最后的一面。这是孝武跟孝勇他们的安排。

1989年4月14日，孝文去世；

1991年7月01日，孝武去世；

1996年2月24日，孝慈去世；

1996年12月22日，孝勇去世；

2000年12月28日，孝严到浙江奉化溪口去祭祖；

2002年12月12日，孝严领到了新身份证，父亲一栏终于填上了蒋经国的名字；

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去世；

2005年3月2日，孝严完成身份证改姓程序，正式恢复“蒋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