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德累斯顿：二战中最具争议的盟军行动

按：1945年2月13日夜，上千架盟军轰炸机携带约4000吨炸弹飞抵德国东部，有“易北河上佛罗伦萨”美称的德累斯顿，在劫火中化为废墟。轰炸导致了2.5万人丧生，无数艺术珍品与建筑被毁。德累斯顿的毁灭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久久不能平息。

德累斯顿被轰炸后的遗存

摘自:《德累斯顿：一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

（1945年）2月15日，英国各地城镇里的男男女女坐在厨房的餐桌前拿着早报，吃着严格配给的黄油和培根。他们这时才知道，此次对德国的大规模轰炸不同寻常：在前一天登载了简短的头条新闻后，所有的报纸现在有了更为全面的报道和专家分析。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一些人才能从更严峻的道德角度反思这次空袭——纳粹充分利用这种惊骇，议会对此提出问题，而首相本人显然也退缩了。

起初，这次空袭是从战争的逻辑步骤来展现的。虽然英国媒体不得不遵守战时微妙的审查制度，但没有明显迹象表明记者们被要求在报道时有所保留。2月15日，工人阶级报纸《每日镜报》宣称这是“德国经历过的最糟糕的空中突袭”，并补充说，“1350架美国重型轰炸机……在德累斯顿投掷数百吨炸弹，这是在不到12个小时内对德累斯顿进行的第三次袭击……前一天晚上，英国皇家空军的1400架飞机投下65万枚燃烧弹和数百枚高爆炸弹，引燃熊熊大火”。飞机的数量被莫名其妙地夸大了。但报上说这次空袭明确无误地是在协助科涅夫元帅和苏联红军的挺进。报道没有强调平民伤亡。

《旗帜晚报》对德累斯顿轰炸的报导

同一天早上，更上流的报纸《每日电讯报》更多地关注轰炸的效果，实际上也是在关注纳粹政权反应。在英国皇家空军最初的空袭之后，“许多8000磅和数百枚400磅高爆炸弹……使得200英里外都能看到火光。美军到达时，大火仍在燃烧”。不过，很明显，该报预见了正要打响的国际宣传战：“德国做出反应，将800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袭击德累斯顿称作‘恐怖袭击’。”《每日电讯报》继续写道：“著名建筑被摧毁。柏林军方发言人宣称英国皇家空军‘只攻击城市的中心地带’。”然而，《每日电讯报》又请读者放心，说这座城市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拥有“大型军火作坊和工厂”。这条铁路至关重要：它是“通往德国东部及南部、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的主要线路的交汇点……德累斯顿是军队集中区，也是从第三帝国其他地方撤离的行政部门的所在地，因此德方非常需要这个基地”。

《每日电讯报》还联系了英国皇家空军内部专家——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的退役空军准将欧内斯特·霍华德-威廉姆斯来分析空袭及其影响。他对平民伤亡的可怕事实并非完全麻木，但只在背景中介绍了一下。“盟军对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表明，雅尔塔会议制订的计划在墨迹未干时即已付诸实施。”他这样写道，暗示这次空袭是在苏联人的要求下展开的。“除了经过德累斯顿的铁路外，最近对开姆尼茨和马格德堡的空袭也对通往东线的线路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苏军从东线迫近德累斯顿的报导

但霍华德-威廉姆斯考虑的不只是铁路。“据估计，德累斯顿的军队和平民可能多达200万人，”他继续说，“正常人口是64万。许多柏林人和从东部撤离的人都逃到这座与首都有着良好铁路交通的城市，并且当地已经发展成巨大的军火中心——该城的范围内有超过30英里的铁路以及易北河左岸的一个大型编组站，有6座桥横跨易北河。”

一位“空军参谋”对他说：“只要给我们一个月的好天气，我们就能让德国军队在东部和西部的铁路系统瘫痪。”他强调的重点是基础设施，避开了“难民”一词。但这位退休专家也思考了这座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德累斯顿是一所技术学院和一所艺术学院的所在地，”他写道，“据我所知，那些更有价值的艺术珍品早已被埋在别处了。”这确实可能是《每日电讯报》的许多中产阶级读者的主要担忧，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在自己的陈列柜里摆放几件德累斯顿瓷器。那天早上，该报的八卦专栏“彼得堡”就以“空袭德累斯顿——新版瓷器店里的公牛”为题，写了个非常低级趣味的笑话。

这种不得体的描述不太可能得到轰炸机机组人员的欣赏，他们正从更远的任务中归来：轰炸从埃森到科隆的苯工厂。对于轰炸机司令部的航空兵来说，德累斯顿已经是过去时了，根据投弹手迈尔斯·特里普的说法，他们对未来几乎没有任何感觉。相反，他们纯粹地活在当下，恐惧仍深入骨髓，但也有别的东西：似乎是对飞行和肾上腺素的瘾。德累斯顿周围几乎完全没有防御工事，这并不寻常。在德国其他城市上空，夜空的银白月色中仍然镶嵌着高射炮的橙红色火光。2月中旬，盟军的地面部队尚未在德国的森林里取得决定性进展，每天晚上，机组人员的目标仍然是摧毁基础设施和燃料供应点。特里普回忆说，在德累斯顿空袭后的那个晚上，他们接到指令，要向位于西面一点儿的小镇开姆尼茨进发。他、机组成员和上级都知道那里会有大量的难民。这个想法让特里普在某个瞬间反思了自己的毫无顾虑，但这种阴郁被他和机组成员在天空中飞行时体验到的超感官知觉抵消了，那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活力感。对于他们机组的飞行员“迪格”来说，单靠执行任务似乎已不足以使心跳保持他已习惯的频率，炸弹投下之后，飞机返航英格兰时，“迪格”会让飞机做一次大幅度俯冲。特里普在投弹手位置向下盯着越来越近的北海海面，或看着英格兰小道上骑自行车的人在飞机俯冲时躲闪不及摔下车的样子。

轰炸机机组

戈培尔使用“恐怖轰炸”一词时，并没有引起国际上的关注，然而，2月16日，当这个词被美联社记者霍华德·考恩用在似乎是故意的错误之处时，它突然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巨大影响力。考恩当时在巴黎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准将C.M.格里尔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格里尔森谈到，把德累斯顿和其他类似城市作为空袭目标的目的是制造行政混乱，也是为了扰乱德国的运输系统和通信系统。但是，这种以城市本身为目标，而不是以特定工厂为目标，从而给市政当局制造无法克服的困难的主张，似乎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表达更为残酷的事实。在被问及有关难民的问题时，格里尔森试图强调铁路和公路的重要性，以及苏联军队的挺近。但难民和平民将成为这场精心策划的混乱的一部分，大量恐慌的民众将封锁这些道路，这已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记者考恩满怀热情地在他报道的前言中总结了这一做法，他写道：“盟军的空军指挥官做出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决定，对德国人口中心采取蓄意的恐怖轰炸，这是一种无情的权宜之计，目的是加速希特勒的毁灭。”

他的报道还指出，早前对柏林的空袭针对的是一个“难民密集”的城市。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表达道德层面上的反对，事实上，考恩写道，在欧洲，有成千上万平民成为德国空军和V-1火箭弹、V-2火箭弹的受害者，他们会对此感到“满意”。

不知何故，这篇报道——即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还是通过了审查，几天后就得到美国媒体的刊载。英国报社编辑出于自己的意愿，采取更谨慎的态度。这并不是说德累斯顿的命运被忽视了，恰恰相反。左派的《曼彻斯特卫报》和右派的《每日电讯报》在随后的几天里都刊登了文章，报道德累斯顿被烧毁的严重程度。2月17日，《每日电讯报》转载德国海外通讯社的一条消息：“盟军已经把德累斯顿……化为灰烬。”它说，这座城市成了“一片巨大的废墟”。几天后，英国读者又读到一篇新闻稿：“德累斯顿的灾难史无前例……一座伟大的城市从欧洲的面孔上被抹去。”同一天，《每日邮报》宣称德累斯顿已成为“一座过去的城市”。被禁止登载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解释。全国编辑都同意轰炸机司令部和陆军部的说法：这不是一种新的“恐怖轰炸”策略，而是将炮火瞄准敌军运输网络的结果。不过，瑞士和瑞典等中立国注意到了这种过分激情的措辞。

瑞典的报导中估计轰炸造成了约7万人死亡，同时提到当地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

即使在那个时候，戈培尔也没有办法通过传播这个消息来取得什么收获，他迅速决定把死者的数目夸大为实际的10倍，声称那天晚上有25万人死亡，但这也收效甚微。也许这将激励新招募的童子军士兵更坚定地与苏联人、美国人和英国人作战，但他也肯定知道，当他暗示盟军可以在一夜之间杀死25万德国公民时，就等同于承认盟军在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关于德国即将部署绝密的神奇武器以取得奇袭胜利的言论，都明显少之又少了。从戈培尔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很清楚这一阶段纳粹的现实状况，同样，从目击者的描述和德国民众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胜利几无可能，只有少数人认为在希特勒的生日当天——4月20日——会公布新的奇迹计划或超级武器。

不过，“恐怖轰炸”一词对美国人来说确实很有用。这个词一经刊出，立刻引起不安。美国当局做出巨大努力来调整未来美国的新闻报道，使其明确指出美国空军的目标是铁路编组站，而不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美国空军的公共关系官员雷克斯·史密斯上校急于让美国公众明白，美国机组人员仍在进行“精确轰炸”。考虑到他们的“精确”目标非常接近住宅区和高人口密度地区，他和其他高级官员可能仍然认为精准轰炸很难实现。但至关重要的是，公众必须认识到，无论纳粹敌人有多野蛮，美国人永远不会堕落到那种道德水平。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空军的士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战后的权力斗争做准备：为了在整个欧洲和战败的德国掌握权威，美国人必须被视为道德力量，只做必要的事，以肃穆的态度、遗憾的心情和科学的计算来铲除纳粹主义的邪恶势力。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英国人保持着距离，不过只是在新闻报道的呈现方面。

随着事态发展，英国国内的那些人对德累斯顿的命运，以及这次空袭所象征的一切，怀有更为深切的忧虑。反对区域轰炸的声音越来越大，奇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国会议员维拉·布里顿和阿尔弗雷德·索尔特也在其中，后二人来自被轰炸严重破坏的伦敦西伯蒙德赛区。伊普斯威奇的工党议员理查德·拉皮尔·斯托克斯也充满激情，1945年3月初，他在下议院会议厅站了出来，试图挑战明显已成为新正统观念的燃烧弹猛烈轰炸战略。他意图回应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发表的一篇声明，后者在3月6日自豪地告诉下议院：“战略性轰炸机进攻……仍然是英美轰炸机司令部的主要任务……轰炸机司令部的武装力量不时地飞越欧洲各地，轰炸目标，直接支援从东部挺进的令人生畏的苏联红军。”阿奇博尔德爵士还说：“盟军的空袭规模这么大，戈培尔博士都必须承认他们现在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攻势了。”

斯托克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个和平主义者，他在会议厅里听到有关解除英国灯火管制的质疑。他本人的突然发言则要更为尖锐。据《曼彻斯特卫报》报道：

有人提到我们轰炸的准确性。他（斯托克斯）不相信那种骗人的鬼话。在有必要进行战略轰炸的地方，也许不得不忍受这种做法，但俄国人似乎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已对战略轰炸的道德问题感到绝望，忧虑地看到将会出现的疾病和贫困，这些问题几乎不可能克服。恐怖轰炸现在已经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了吗？他问道。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告诉英国人民当局在以他们的名义做什么？

这番话引起空军部次官鲁珀特·布拉格纳指挥官的强烈反应，他在下议院发言时否认了“恐怖轰炸”。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而我们正在以一种比以往更有效，且会越来越有效的方式进行这一工作。斯托克斯先生试图建议我们的空军将领或其他人坐下来思考我们会杀死多少德国妇女和儿童，这是不公正的。这是不正确的。”斯托克斯坚持质问：那么为什么有一篇报道提到恐怖轰炸？阿奇博尔德爵士听了这话，站起身来回答：“那篇报道不是真的。

下议院的报告意味着”恐怖轰炸“一词首次在英国媒体上出现。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斯托克斯又卷入议会争论，他在一次口误中使用”非议会“的语言指责战争部说谎。首相当然密切关注过斯托克斯早先的言论，丘吉尔本人在一周后对下议院发表讲话时，也站出来质疑斯托克斯，不是针对”恐怖轰炸“的问题，而是针对他对战争部在议会说谎的指控。斯托克斯在身旁安奈林·比万的陪同下，勇敢地为自己辩护，但也被迫承认，用”误导“这个词会更合适。斯托克斯必定引起丘吉尔心中的不安，或者至少催化了这种不安。因为在两周之内，首相就秘密向轰炸机司令部的空军上将表达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担忧和难处。

丘吉尔在给英国空军的备忘中质疑了轰炸的合理性

但在那之前，这位空军上将一直保持乐观态度：亚瑟·哈里斯爵士自己在1945年3月初的看法是，他手下的轰炸机机组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和赞赏。他显然也被”恐怖轰炸“这个词刺痛，主要是因为他从这个词中发现了一种不友好、不合作的新闻报道模式。他写了一封情绪激动的信，收信人不是丘吉尔，而是盟军远征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写道：“我恳请您亲自协助处理一件我和我的上司极为关切的事情。您可能已经了解，我们几乎摧毁了德国主要工业城镇中的约63个，并对包括柏林在内的更多城镇进行大规模破坏，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所遭受的损失。”但他抱怨说，轰炸机部队在战地记者的笔下“几乎完全没有功劳”。最伤人的是，哈里斯断言，记者们甚至将这种破坏归功于“炮兵部队”。他写道，陆军不断推进，要是把他们对那些城镇造成破坏的“功劳算到我们头上”，“可以被人接受”吗？“目前的事态已经在我的士兵中引起相当大的痛苦和怨气，您很清楚，我的士兵艰苦战斗了两年，且整整四年没有得到任何地面部队的援助……我知道，慷慨如您，我的请求必然不会白费力气。”

哈里斯的控诉确实奏效了。“亲爱的伯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在3月7日写道，“我怀着最真挚的同情和理解阅读了你的信，并一直在思考，想找到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法。”艾森豪威尔的计划——除了向陆军新闻关系官员介绍情况外——是“给你和图伊·斯帕茨各写一封私人信件，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司令部空开这封信。如果你们采取这一行动，这封信自然会被报纸刊登出来。我想，它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来达到你的目的。”

艾森豪威尔将军如期写了这封信：他指出，“一座又一座城市被系统地击溃”；陆军在行进过程中看到“轰炸战役的惊人效果”，以及“他们（轰炸机机组人员）的牺牲如今促进所有战线的成功……对德国的战时经济显然也造成巨大影响。这一点，向前推进的陆军部队很快就会体会到，也定会让他们想起轰炸机司令部和美国空军战友们的英勇战斗”。

这与温斯顿·丘吉尔在1945年3月底表达的“绝密”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德累斯顿大火引发的道德问题一直困扰着首相。博顿利在信中没有提到英雄主义或牺牲精神：

亲爱的总司令：

在首相的鼓动下，我们被要求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有其他名义，但纯粹为了制造恐怖而轰炸德国城市”，是不是应该重新评估这一策略？思考该问题的原因之一是，例如，我们将无法从德国获取满足我们自己需求的物资，因为我们到时候还得为德国人提供一些临时供应……

最后，（首相的）意见指出，有必要将炮火更精确地集中于军事目标，例如在当前战区后方的石油和通信目标，而不是发动纯粹的恐怖行动和肆意破坏。

这很不寻常：首相指责轰炸机司令部实施“纯粹的恐怖行动”。博顿利在他的摘要里加入了丘吉尔另一个非同寻常的想法——对轰炸机司令部的道德性提出质疑：“在评价德累斯顿的毁灭时，对盟军轰炸作战提出严重质疑，并认为从今以后，必须更加严格地确定军事目标，要以我们自己的利益为考量标准，而不是敌人的得失。”但空军部支持哈里斯。博顿利在同一封信中表明，首相的评价“误解了我们过去攻击工业区的目的，”并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命令能证明我们只是为了制造恐怖而袭击德国城市”。换句话说，丘吉尔错了。而空军部也急切希望哈里斯看到这一点。

亚瑟·哈里斯，外号“屠夫”

第二天，哈里斯给博顿利写了封措辞严厉的回复，他表示自己打算保持缄默，尽管首相的评价中有某些段落“实际上带有辱骂性质，但无疑他并非有意如此”。但他也坚持，自己的理念必须得到理解，因为哈里斯认为自己和“恐怖轰炸者”这个词毫不沾边。他写道：“说我们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尽管有其他名义，但纯粹为了制造恐怖……’这是对空军部轰炸战略的侮辱，也是对轰炸机司令部贯彻该战略精神的侮辱。”哈里斯认为，该战略的目的是，在摧毁建筑物的同时，制造“交通运输的混乱”，“德累斯顿是目标委员会推荐的交通目标，此外还有其他原因”。

对哈里斯来说，“破坏这些城市使德国的战争实力受到致命削弱，现在更是让盟军士兵能够挺进德国的心脏地带”，这再明白不过。他继续说，“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恐怖轰炸，空军士兵根据我的指示发动的攻击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战略效果，这些效果都在计划中，陆军现在也从中受益。”他还对丘吉尔的暗示感到痛心——丘吉尔认为，即使在过去轰炸城市是合理的，但总归“令人厌恶”。哈里斯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和其他战争行为一样，对城市的攻击不可容忍，除非它们在战略上是正当的。但从战略上来说，它就是合理的，因为它能缩短战争时间，从而保护盟国士兵的生命。”他写道，这些人命至关重要，他还用一种刻薄的夸张修辞补充道：“我个人认为，德国余下所有城市的价值，都抵不上一个英国掷弹兵的骨头。”

但他希望澄清一点，即他并不嗜血。如果现在决定必须结束战略轰炸，并让轰炸机机组人员全部撤离，那么这个“最后的选择肯定会受到欢迎。我并不享受这项工作，”哈里斯写道，“也不愿意让我手下的航空兵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从表面上看，哈里斯慷慨激昂的自我辩护对空军部和丘吉尔本人都产生了影响。因为几天后，诺曼·博顿利就给哈里斯写了封简短的便函，告诉他：“你应该会想知道，对我们过去轰炸中恐怖行为和肆意破坏的指控……现在已经撤销。”但双方间的不快仍然存在。丘吉尔后来明显不愿恰当地嘉奖轰炸机司令部，亚瑟·哈里斯爵士后来也很愤怒，他手下机组的战绩遭到了当局的否认，这些都成了深深的积怨。

所以，即使德累斯顿摇摇欲坠的砖石建筑——在初春的日子里，老城区出奇地寂静——继续毫无征兆地倒塌，即使市民们试图在被炸毁的土地上恢复熟悉的风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城市已经成了战争那恶毒、盲目、条件反射式的放纵的代名词。亚瑟·哈里斯一直认为，所有空袭都是碰运气，完全取决于天气状况，几乎不可能计划或计算出确切的结果。但在德累斯顿，有许多人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偶然的打击，一起超出最初目标的意外，相反，他们开始把它当成纳粹主义祸害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