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白崇禧的孤寂晚年

摘自凤凰书品:《台湾往事》

讲述人　白先勇

白先勇，白崇禧之子，1937年出生，回族，作家。幼年在父亲的影响下，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1952年随家人迁往台湾，后考入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其间与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是[插图]杂志，并发表月梦玉卿嫂等多篇小说。1963年，前往美国艾奥瓦大学留学，随后进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部教授中国语言文学。1964年，因芝加哥之死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推崇，开始在华人文坛崭露头角，尔后蜚声海内外。

1966年，白崇禧在台湾抑郁而终，白先勇因身在美国未能送别。父亲去世多年后，白先勇逐渐开始追忆往事，翻阅档案，为父亲白崇禧撰文立传。晚年转而致力于改编、推广昆曲，2005年编排演出青春版牡丹亭，引起轰动，许多美国戏剧行家观看后表示：『这是1930年梅兰芳来美演出后，中国传统戏曲在美国最大规模及最轰动的演出。』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

1924年与李宗仁合作统一广西，二人合称“李白”，成为国民党桂系骨干。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于战场上多次力挫军阀孙传芳。北伐之后，成为中国西南军政的统领者之一，割据一方，实力堪与蒋介石相抗衡。

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崇禧与李宗仁一致摒弃前嫌，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共同抗日，受命掌控国民党最高军权，人称“战神”。先后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等多场战役，战功显著。

解放战争初期，曾指挥国民党军在四平击败林彪部队，但终因受蒋介石猜忌而功败垂成。1949年12月底，应蒋介石之邀，退居台湾，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闲职，从此一蹶不振。1966年12月2日，在台北家中去世。

曹景行：白崇禧是民国时期一位著名的军事将领，具有杰出的计谋和军事能力，素有“小诸葛”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把他称做“战神”，毛泽东则说他是“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他是国民党内部最具实力的地方势力桂系的首脑人物之一，与桂系另一首脑李宗仁合称“李白”。

1949年，国民党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同年12月30日，新年未始，退守海南岛的白崇禧应蒋介石共商善后的邀请，乘专机飞往台湾岛。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

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此时的国民党已是一败涂地，只剩下三支主力军。一支是退守西南的胡宗南部队，一支是陈诚留在东南沿海的部分人马，还有一支就是白崇禧的队伍。当时白崇禧手里掌握着15个军25万人马，还有40多艘军舰和几十架飞机，主要负责从江西湖口到湖北宜昌长江中游及中南地区的防务。

当年夏天，经过慎重考虑，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退守长沙，策划在湖南进行防御。谁知湖南省主席陈明仁突然宣告起义，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在陈明仁的响应下，强势挺进到江西省南部和湖南省东北部地区。衡宝战役失败后，白崇禧只得率领部队进入广西。

01、父亲晚年很寂寞，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和失落

1949年10月15日，起义的白崇禧旧部给白崇禧发来电报，告知：“北京对广西尚留有余地，请审时度势，进行妥协。”白崇禧回电：“余已决心与党国共存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除了准备对历史有所交代以外，不作其他任何考虑。”

11月初，解放军开始进攻贵州及广东南路，对广西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态势。至11月底，广西大部分解放，桂系精锐几乎全部被歼灭，只余3万余人退入越南。进入越南后，全体人员立即被解除武装，被送到一个小岛上，1952年才被运往台湾。失去兵力的白崇禧被迫退守海南岛，12月底，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台湾。

白先勇：我父亲跟中共军队打仗，从广西打到海南。他和林彪一路打下来，打到广西，最后实在不行了，就撤退到海南，在海南岛还在等广西的军队撤退出来会合。那是我父亲的军队，都是我父亲带出来的。最后都没有出来，在广西没有出来。后来蒋介石就派人请我父亲去台湾。

白崇禧与蒋介石都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但两人从来不和。北伐结束后，白崇禧的桂系和蒋介石的部队在战场上曾多次交锋。虽然战争都以桂系失败而告终，却也让蒋介石吃了不少苦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双方虽然暂时达成和解，但矛盾始终存在。因此在很多人看来，白崇禧此去台湾，前途未卜。

白先勇：到台湾去是我父亲一生非常关键的决定之一。那时候中美协防也没签，台湾正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候。蒋介石要我父亲到台湾去，我父亲下了个决定就去了。其实他也知道到台湾会怎样，毕竟他跟蒋介石相处了那么几十年，心里面很清楚蒋介石是怎样的人。

曹景行：您后来问过他这件事情吗？

白先勇：我问过他的。我说到台湾去是很艰难的一个决定啊。我问，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他说，他是去跟国民党共存亡！

18岁参加学生义勇军，后来又加入国民党，白崇禧从一名普通的下级军官，最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副参谋总长、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他的一生都是和中华民国息息相关的。

白先勇：他自己跟我讲就说，他是向历史交代。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只好撤到台湾去了。对于他自己，我觉得他是这个看法：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已经完成了一生的历史，最后选择到台湾。我想父亲他是一个聪明人，到台湾去的处境如何这一点必然也考虑到了，他是觉得到台湾去可能还有贡献，在军事上他还可以发挥一些才能。

曹景行：他应该也是不大甘心就这么找一个地方待下来，后半生就这么养老。

白先勇：我想是的。我现在想，他的个性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曹景行：您问他的时候，他有没有伤感？

白先勇：我想他的伤感不是个人的。父亲在晚年很寂寞，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和失落。我观察到也感受到他的感伤，我想这跟整个国民党的存亡有关系。

02、我们家从小都遵守教规，不吃猪肉的

白崇禧来到台湾时，没有带一兵一卒。桂系的大部人马，都留在他经营了大半生的广西，他的日常生活，也与他熟悉的战场渐行渐远。

在台湾的“国民政府里，这位”陆军一级上将“只担任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闲职。虽然在一些公开活动中，比如军事演习，白崇禧会被安排坐在蒋介石的身边，以示他的重要性。但这都是一种象征性的礼貌举动，到了台湾之后的白崇禧，在军事和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

白先勇：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生活就进入比较孤独的状态。但这种孤独是内心的孤独，他各种活动还是照常参加。常常跟何应钦、顾祝同他们一起去参加筵席啊，参加空军什么典礼啊这些。毕竟名义上他还是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四星上将”，他在军队里面的声誉也还在那里，因为军队都很讲传统的。

一方面他是责任心很重的一个人，毕竟名义上还是拿薪水什么的；另外一点，我觉得他有他的骄傲、自尊，所以他还是要保持和平常一样。

早年投笔从军，一直到1949年离开大陆，白崇禧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在行军打仗中度过的。退守台湾之后，尽管这位国共双方都视之为军事天才的“小诸葛”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不过，他们一家人终于能够在一起安静地生活了。

白崇禧与夫人马佩璋共育有10个子女，白先勇是他们的第八个孩子。1952年年初，还在香港喇沙书院上中学的白先勇，从香港乘船来到台北，与父母团聚。那年他15岁。

曹景行：您到台湾是您父亲的决定吗？

白先勇：是，能够回去和家里人团聚我也挺高兴的，因为很久没见到家人了。我那时候对国家大事只是比较懵懂地知道一点，具体的还是不了解，但是回到家去总是蛮高兴的，又能见到父亲母亲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台北松江路，住满了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白崇禧的家也安在了松江路。他的公馆和其他公务人员一样，是一所普通的绿色木板房。

白先勇：我们住的宅院长长的，因为人多嘛，所以是两栋房子合在一起，但也就是普通公家人员的宿舍。这样子，一直住到我父亲过世都在里头。

曹景行：他自己也没有想另外找地方住？

白先勇：没有。说到这一点，我父亲母亲对这种住的地方都不是很在意。我后来到南京去过，看到他当国防部长时住的房子。小时候还不怎么觉得，现在看觉得挺小的，和他当时的身份挺不符的。他根本就不注重这些，我们在台湾住的那个房子很普通，台风来了还漏水，但就一直这么住下去了。

白崇禧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又进入广西省立师范和保定军校，这种求学的经历让他颇具儒将之风，行军作战之余也总是“手不释卷”，尤其喜欢读《左传》，曾经甚至有人说他是“半部《左传》治广西”。这样的经历让白崇禧非常看重对后代的教育，甚至在前线的时候，他都经常打电话回家询问孩子们的成绩。因此在白崇禧的家里，成绩单往往成为10个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排行表。

白先勇：我知道我父亲这样子，所以我就拼命念书，因为念得好，家庭地位就比较高。我的哥哥姐姐都是母亲带的，功课都很好，要超过他们非常不容易。到了台湾以后，父亲为了不让母亲再辛苦，就说他来带弟弟。结果弟弟的功课不太好，母亲还取笑他说：“这就是你调教的孩子！”

曹景行：那您从您父亲那里受到的教育影响主要是哪方面呢？

白先勇：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父亲对我是有很深远的影响。他要求我们念古文，也常常给我们讲那些经典。他喜欢《史记》《资治通鉴》这些东西，记性也非常好，整段整段都会背。兵书自然也喜欢，《孙子兵法》熟悉得不得了，有时候也会跟我们谈谈历史。对于我们自己过去的辉煌传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他是很感叹的，这种感叹我从他的思维也感受得到。他还喜欢读世界战役战史，像拿破仑侵俄史、俾斯麦的战争策略，他都常常研究。

白崇禧与夫人马佩璋都是回族。据白家的族谱记载，白家最早的先祖叫做伯克鲁丁，是元朝的官员，一直到明朝，这个家族才改称汉姓白。而信奉伊斯兰教的传统，在这个家里也被严格地保留了下来。

曹景行：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您现在还是伊斯兰教的习惯吗？

白先勇：我父亲是非常严格地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一直遵守到底，不过我们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曹景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有这个习惯的？

白先勇：从小就知道。我们家从小都遵守教规，不吃猪肉的。尤其在台湾，我父亲比较有时间，就到清真寺去主麻，每个礼拜他都会去，斋戒的时候也会守斋。

在大陆的时候，白崇禧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理事长，算是中国伊斯兰教界领袖。来到台湾后，白崇禧继续担任台湾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发扬伊斯兰教文化。对于身处低谷的白崇禧来说，虔诚的宗教信仰是内心莫大的安慰。不过最让白先勇钦佩的，是他父亲积极的人生态度。

白先勇：来台湾以后，他基本上没什么事了嘛，主要就是看看书、下下棋。我母亲喜欢花草，以前在桂林的家中，就种了满园的花草，所以父亲就在家里养了二三十盆兰花。素心兰开花的时候，满屋生香，这都是他每天细心照料的成果。

但他是做事的人，一辈子做的都是大事，又怎么耐得住清闲呢？我父亲很喜欢下围棋，是台湾围棋理事会的会长。台湾著名的围棋选手林海峰，那时候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父亲就筹款把他送到日本去拜名师学艺，后来他果然成了围棋大师。台湾大学的改制也是他极力促成的，他认为有必要扩大招生，所以他就去谏言。原来台湾是没有清真寺的，后来他去交涉，清真寺就建起来了。他还凭着他在国民党中的老关系，常常为伊斯兰教协会争取一些经费。协会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也从不推诿，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解决。为此，教徒们非常感激，有什么活动总是把他作为贵宾，特别邀请他参加。反正他常常觉得这个事情有益就会去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身处逆境的时候，有的人会抱怨，有的人会消极对待，但是他无论是大事小事，一直都很积极。

03、撤退的时候，他坐在马上睡着了，好几次从马背上掉下来摔到田里头

正如白先勇所说，白崇禧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在硝烟弥漫的近代中国，白崇禧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这也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尽管桂系与蒋介石曾多次开战，甚至在双方矛盾最为激化的时候，蒋介石曾经下令抓到白崇禧就处死，但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蒋介石都会派白崇禧出马。事实证明，他离不开这位卓越的军事人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便电召身在桂林的白崇禧“共赴国难”。白崇禧的部属、亲人担心此行会对他不利，纷纷劝他不要去，只有夫人马佩璋鼓励他自己拿主意。白崇禧认为：“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

于是，白崇禧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1937年8月4日，他从桂林乘蒋介石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到南京，参与制订对日作战计划。第二天，日本报纸立刻作了报道，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随后白崇禧受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等要职。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人硬拼难以持久，白崇禧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这些建议都被蒋介石采纳。

抗日战争初期，白崇禧撰写的《游击战纲要》一书，还被作为国军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他所制定的对日军作战的指导原则，也成为各战区作战的参考。

1938年，随着日军进攻的加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此时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都已沦陷。身为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面对并不乐观的战场形势，也是日夜操劳，蒋介石侍从副官居亦侨后来回忆说：“我常见白崇禧由于睡眠很少，眼睛布满血丝，忙得腰酸背疼，坐在汽车里还用拳头捶打腰部。”

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日军更加不可一世，准备打通津浦路，沟通南北战场，会师武汉。在这场战役中，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的徐州，成为日军首要攻取的目标。徐州位于黄淮两水间，鲁、豫、皖、苏四省交界处，是江苏省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津浦、陇海铁路在这里交会。日军占领徐州，中国大半江山必将失守，因此徐州战场的成败关系着整个抗战大局。

1938年2月，国民政府与日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会战，史称徐州会战。此时第五战区的负责人是李宗仁，他带领的装备落后的杂牌部队，成为阻挡日军进攻的主要力量。战前，白崇禧随同蒋介石来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抗战。

白先勇：台儿庄战役之前，他跟蒋介石飞到徐州去，蒋介石让我父亲在徐州就待下来了，帮助李宗仁指挥打这个台儿庄。前期的军队调动都是我父亲在进行的，因为他当时是副参谋总长。其实当时的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但是真正的军事幕僚都是我父亲跟蒋介石这边的，所以好多决策都是我父亲在做。

那时候李宗仁的军队不够，我父亲说服了蒋介石，把军队调到徐州去，调到第五战区帮助李宗仁打那一仗。其实我父亲很多策略的成功，都是跟李宗仁合作促成的。他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军队的调度。

我父亲有一个长处就是善于部署大的军队，他自己说的，军队越大，他越能够成功地进行战略部署。百万军队调动起来，挥洒自如，我觉得光是想象就颇有大将之风。

台儿庄一战，中国投入兵力将近10万人，日军投入约3万人。双方激战半个多月，中国军队以伤亡近3万人的代价，毙敌1万余人，缴获坦克、大炮、战车、装甲车、机枪等大量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这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第一次胜利，也是当时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更是日军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战场上遭到的最大的一次失败。

白先勇：这仗打完下来以后，日本人被激怒了。日本人头一次吃了大败仗，非同小可，所以就倾巢而出派大军来反击。这下子我父亲就决定下来，跟李宗仁说快撤，不正面迎击。要把军队整体保持下来，撤掉让日本人扑空。所以打了个胜仗以后马上撤退，当时我父亲为了部署这个撤退，几天几夜都没能合眼，所以撤退的时候，他坐在马上睡着了，好几次都从马背上掉下来，摔到田里头。

当时打仗打得虽然很惨烈，但是撤退很及时，没有让日本人报复成功，重要的是把军队也保持住了，所以那一仗打得是相当漂亮。台儿庄一战以后，全国士气大振，那时候在武汉多少万人上街游行，把父亲跟李宗仁的大相片拉着满大街去游行。

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则迁往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8年6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再次投入12个师团，以35万余人的总兵力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负责江北防务。

因为指挥徐州会战昼夜辛苦，李宗仁牙病复发，十分痛苦。最后不得不住院动手术进行治疗。从1938年7月中旬到9月中旬，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官职务，为减轻正面守军的压力，白崇禧以部分兵力夹击敌人后方，同时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中日双方又开始了一场殊死搏斗。

10月下旬，“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会见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于12月25日下令放弃武汉”。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防御阶段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0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此后，日军虽然最终得以攻占武汉，但其以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达成迅速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由此受挫。抗日战争也进入残酷的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任命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下辖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第四战区和第九战区，彰显了对白崇禧的器重，正如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中所说：“蒋介石几乎把半个中国交给了白，信任之专，一时无两。”

八年抗战，身负重任的白崇禧始终奔波在前线，与家人见面的次数十分有限。偶尔回家，也是为了探望自己年迈的老母亲。对于幼年的白先勇来说，因为长年见不到父亲，父亲几乎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符号。但是父子间不多的见面，总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白先勇：有一回不知道父亲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一起去乡下探望祖母。我们坐在汽车里一路颠簸前行，远处还不时传来轰隆的炮火声，父亲突然扯开嗓门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我们受到感染，一路跟着唱。

现在想来，当时那首歌应该是我父亲根据自己的心境唱的。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又是如此艰难，父亲教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一种多么悲壮的情景啊！

04、每次谈到四平街会战他都跺脚

尽管白崇禧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蒋桂之间的矛盾却让蒋介石始终放不下，对白崇禧可谓“爱其才，却恨其不能彻底臣服”，因此对白崇禧的任用也难免有所顾忌。这一点从四平街会战时，白崇禧突然调任国防部长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却毗邻东北地区。鉴于东北是日本经营多年的重工业基地，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蒋介石担心共产党会抢先进入东北，并依托苏联的支持，夺取东北的重工业，因此急于收复东北。

日本投降的前一天，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东北主权应由苏联方面交给国民政府。10月初，国民政府派员进驻长春，与苏联交涉具体接收事宜。通过协商，双方商定苏军撤退延至1946年2月1日。

根据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与英美达成的协议，中国东北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则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一贯执行不进入美国势力范围的政策，也明确表示不能让美国的一兵一卒进入东北地区。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反苏亲美的倾向，让苏联大为不满。尤其是在1945年9月，美军在华北登陆，并出动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前往东北，使苏联怀疑美国有染指东北的企图。为了抵制美蒋联合，苏联暗中扶助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控制东北。就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10万共产党部队开赴东北。

1946年2月，美英舆论单方面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这让苏联更加不满。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苏联撤军一直拖延到1946年3月8日，并突然离开，不向国民政府通报，使国民党军队无法运送部队前去东北，完成接收工作。同时苏联却为共产党顺利接收和夺取苏军撤出的各大中城市提供种种便利，并明确表示援助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在东北开战。

1946年4月，苏联军队从四平街撤退。3天后，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武装攻占了这个处于南北通衢的咽喉要地，国民政府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张学良前部下刘翰东等人则成了俘虏。四平街会战就此展开。这场从4月18日一直打到5月18日的战争，也成为国共两党抗战结束后，第一个重大回合的军事较量。

白先勇：那时候两边都差不多有10万的军队吧。1946年，两边正胶着的时候，蒋介石派我父亲去督战。我父亲就飞到沈阳，给他们开完军事会议就亲自上前线去了，跟杜聿明他们一起督战。

那时候的东北政治部主任是余纪中，他当时也在场。我后来见过他，他亲口跟我讲了很多。

他说我父亲一去的时候士气大振，那些（国民党）军队就往前打，就把四平街攻下来了，我父亲就力主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哈尔滨、齐齐哈尔这些地方，把东北打下来，把林彪军队打出东北。我父亲说他也希望能够在东北指挥，亲自督战指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同时要求他立刻返回南京。

四平之战，共产党损失上万人，原本还准备继续抵抗，再守公主岭和长春。但没有想到，“前总”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脱逃叛变，致使整个撤退作战计划泄露。林彪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指挥部队径直北撤，放弃东北重镇长春。很快，共产党的部队就退过了松花江，撤至北满，且一度作好了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退往农村的打算。面对共产党的撤退，白崇禧主张乘胜追击，他认为，对共产党军队“倘能一鼓扫荡，不难根绝”。

攻下四平和长春以后，蒋介石却坚信不会有更大规模的战争爆发。此时的他对共产党依然抱着轻视的态度，认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而且蒋介石深感白崇禧的才干越突出，对自己的威胁越大，因此，他将白崇禧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长，名义上是军事系统的最高决策人，实际上却远离了战场。对于白崇禧乘胜追击的建议，蒋介石自然也没有采纳。

1946年6月6日，蒋介石下达了休战命令。正是这一纸休战令，使东北的共产党部队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并得以继续占据北满。很快，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发展壮大，由守势转入攻势，不仅夺得了整个东北，更直接影响了此后整个解放战争的结局。这是蒋介石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白先勇：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谈过三次，每次谈到这个事情都跺脚的。我父亲不是很容易喜怒形于色的人，我没看到过他对过去的事有什么情绪，但是提到这件事情他就跺脚。他说这是最好的机会，他向蒋介石建议应该乘胜追击。而且孙立人的新一军当时已经到松花江了，直逼哈尔滨，胜利已经在望了，可以过去了。

蒋介石呢，说你回南京当你的国防部长去吧。一定要我父亲回南京。我父亲觉得，这是整个战略上最大失策的一次。后来我们果然也看到一些文件，毛泽东已经下令，准备要从哈尔滨撤退了，要放弃哈尔滨了。后来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说这是他在国共大战里头最大的一次错误。

05、“国安局”到家里来查抄，连地板都被揭开来检查

来到台湾后，尽管脱离了战场，远离了政治，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白崇禧却没有得到平静，各种烦扰纷至沓来。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七大”，所有在台国民党六届常委都被选为“评议委员”，唯独没有白崇禧。这是蒋介石故意给白崇禧难堪。一些国民党元老觉得这样做颇为不公，便推德高望重的于右任、居正向蒋介石陈情。然而蒋介石在听于右任和居正说明来意之后，只是说了句：“健生的事，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就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走了，从此再无下文。

就在这一年，白崇禧的家也被“国安局”查抄，家里的东西被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也被揭开来检查。白崇禧给负责情报治安部门的蒋经国打电话，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蒋经国让他直接去问自己的父亲蒋介石。蒋介石则告诉他：“我知道此事，不仅对你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白崇禧无奈之下，只有接受。

1954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在台北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宋希濂的幕僚但衡今等人弹劾白崇禧，罗列的罪状有三条：第一是私吞中央银行黄金7万两，第二是私吞汉口中央银行的库存白银370余万两，第三是在淮海战役徐州会战中，不遵守调令，拥兵自重。受到这样的屈辱和打击，白崇禧自然心有不甘。身为“国大代表”的他马上进行反击，给每位会议代表发了一份答复书，一一驳斥对他的弹劾。

但代表衡今等所提‘为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兴复案’，谨依据事实分复如下：

（一）关于经费

（1）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三十七年（1948年）夏，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7万余两，地方上为维持币信，多主留存汉口，适逢国防部何前部长电话转达蒋总统面谕，以中央改革币制使用金圆券，需要黄金以为准备，崇禧力排众议，当经遵令转运中央，有案可查。这是汉口地方人士的希望，保留黄金，并非华中扣留黄金。

（2）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银圆——三十八年（1949年）春，本署驻防武汉，适值金圆券急遽贬值，中央已汇发到汉口之军政各费，汉口中央银行因券料运济不及，库存告罄，不能兑取，华中长官公署为维持辖区秩序，经呈报行政院，并电请汉口中央银行转报该行总行，将库存银圆查照应付款项分别缓急酌予搭发。本署经费系按照中委核定预算向联勤总部驻汉收支处具领，并未向该行提支分文。凡此经过，崇禧来台以后经奉行政院四十年（1951年）三月十六日院台财库（40）发第01269号代电，于三月二十八日在财政部、审计部、联勤总部、中央银行等机关会同清结有案，计银圆三百七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三元。

……

（二）关于武汉军事责任部分

华中辖区奉命调往增援徐州部队计：黄维兵团所属之十八军（胡琏）、八十五军（吴绍周）、第十军（熊绶春）及整编第二师（师长何竹本），皆为华中最精锐之部队，由信阳、确山地区向蒙城方向兼程增援。又二十军（杨干才）、二十八军（李浡）两个军亦由汉口地区由长江赶运浦口驰援，另辖区仅有之一个战车营亦随往参战。计兵力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乃系华中主力，均系增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此时华中兵力较弱，辖区仅留第三兵团（张淦）第七、第四十八两个军，于平汉铁路正面对刘匪伯诚两个纵队及孔从周匪部主力；皖省仅有四十六军对大别山区及皖东地区之共匪作战；至十四兵团（宋希濂）仅第二军（陈克非）战力较强，担任鄂西地区清剿阻止孔匪从周南犯，掩护川东门户，故无法抽调。嗣以徐蚌战区逆转，匪军分别由皖南及江阴各地渡江南犯，南京失陷，当时安庆及南浔线非华中防区，亦经派遣部队防守，但匪军渡江后，沿浙赣线西进，已越过赣江向长沙、醴陵方向进逼，威胁华中侧背，武汉形成孤立，华中部队奉令向汨罗江南岸转进，拒匪南犯，此乃华中奉命由武汉撤退之经过，并非坐观成败。

这份书面答复后来在香港《工商时报》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舆论明显偏向白崇禧。此案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白先勇：他受到了很多的清算和刁难，当年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时候，他就得罪了很多人，到台湾了人家自然要报复他，但是他一直都很坦然地面对。我到台湾时才十几岁，那时很多四五十岁的台湾人跟我讲“二二八”时说，要不是你父亲在这里，台湾人就遭殃了……父亲救了很多原本要被拉去枪毙的台湾人。

他当时下了几道重要的命令：制止滥杀、学生复学、请逃到山里的人下山。我父亲还跟蒋介石报告要撤职查办柯远芬，因为柯远芬说“宁愿错杀九十九，不要放过一个”，马上被我父亲纠正“不行，宁放九十九，不能错杀一个”。他的做法和政府主张的严厉镇压背道而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引起了别人很大的不满。

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只要条件允许，一生之中都要去麦加做一次朝圣，这也是白崇禧的一个愿望。1955年，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中国台湾地区。他当面向台湾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崇禧发出邀请，希望他能访问中东，做一次朝圣之旅。然而这件事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并授意伊斯兰教协会改选会长。白崇禧不得不辞去已经担任二十多年的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一职。

除了种种刻意的刁难，白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得不到清静。根据白先勇回忆，便衣的监视可谓无时无刻不在。

白先勇：对我父亲是相当防范的。我们家对面是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员有不少就是特工人员。凡是来我们家的客人，常常要受到特务的跟踪和监视。父亲喜欢下棋，以前军务虽然繁忙，但只要一有空，他总要拉部下杀上几盘。来台湾后，也经常请人来陪他下棋。可后来，因为老要受情后治安人员的盘问，再也没有人敢来陪他下棋了。

我想那个时候他们应该也派人监视我们了。我们在家里还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父亲出去的时候，总会有人跟踪。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看戏，我母亲察觉到了远处有便衣在观察我们，就多买了几张票，让我送给他们，请他们一起看戏，当时这几个便衣都一脸羞愧的表情。

除此之外，晚年的白崇禧还遭遇了亲人方面的重大打击。就在约旦国王来访的这一年，白崇禧在美国上学的女儿白先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回台湾。白先明是白崇禧夫妇三个女儿中年龄最小的，长得圆头圆脸，天真可爱。白崇禧十分疼爱这个女儿，亲昵地称她为“苹果妹”，还感叹在她的字典里，没有一个坏字眼。而生病这一年，白先明只有21岁。

“明姐的病，是我们全家一个无可弥补的遗憾，一个共同的隐痛，一个集体的内疚。她的不幸，给父母亲晚年带来最沉重的打击。父母亲一生，于国于家，不知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大风大险，他们临危不乱、克服万难的魄力与信心，有时到达惊人的地步，可是面临亲生女儿遭罹这种人力无可挽回的厄难时，二位强人，竟也束手无策了。……那天在松山机场，我看见母亲面容骤然惨变，惊痛之情，恐怕已经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生性豁达如母亲，明姐的病痛，她至终未能释怀。我记得明姐返回一年间，母亲双鬓陡然冒出星星白发，忧伤中她深深自责，总认为明姐幼年时，没有给足她应得的母爱。”

——白先勇《第六只手指》

也许是为女儿的病情忧伤过度，也许是年轻时太过操劳，自此以后，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62年，陪伴白崇禧整整37年的马佩璋因病去世，令白崇禧在晚年饱受丧妻之痛。

马佩璋出身诗礼之家，曾读过师范，以品学才貌闻名四周，是当年桂林有名的美人。马佩璋的父亲是个非常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择婿条件非常严格，非教门之子不嫁。白崇禧祖居马家邻村，是同教中人，加上英俊有为，因此博得马父的好感，成为马家的乘龙快婿。

白崇禧与马佩璋在1925年结婚，那时正是白崇禧力战疆场，致力统一广西的艰苦岁月。以后数十年里，马佩璋相夫教子，一直伴随在白崇禧的身边。夫妻患难与共，感情甚笃。马佩璋对子女管教甚严，被白崇禧称为贤妻良母，他说：“与夫人结缡37年，子女10人，提携抚抱，以教以育，备极劬劳。今则进德修业，均有所成……夫人对子女教育，至为重视，无论家中任何喜庆，概不许请假，免致荒废学业。如有过失，则谆谆告诫，予以启迪……”

“母亲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十六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操劳，晚年在台，患高血压症常常就医。然而母亲胸怀豁达，热爱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性坚强，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交战，却节节退败，无法抗拒。”

——白先勇《蓦然回首》

白先勇：我父母关系非常好。父亲是个很犟的人，但是他对母亲一直很谦让。两个人如果吵架了，母亲撒点娇，他就让了。在家里，是母亲做主，父亲很尊重她的意见。她出身大家闺秀，做人正派，但在小事情上比我父亲好说话。我想，如果母亲不是一个很正派正直的人，我父亲也不会让她。

因为父亲的地位关系，人家要给她“国大代表”之类的官做，她什么都不要，说“我就是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她要在外面做什么。她到台湾以后，也根本不和官场接触，自己有一帮朋友，平时就和朋友打打麻将什么的。她是很豁达幽默的人，在台湾的时候常常说：“哎呀，现在处境挺好的，‘皇恩浩荡’嘛。”因为她的这种豁达乐观，我们也获益良多。

曹景行：您母亲去世这件事对您父亲影响大不大？

白先勇：影响很大，他们两个在精神上互相依靠。因为我父亲一直是在前方打仗嘛，整个家几乎都是我母亲一个人撑起来的，不光是我们家里，还有两家的老小，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在撑，母亲等于家里的一根柱子一样，很不容易。

所以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父亲受到的打击很大。他们也是患难夫妻了。我母亲最后是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很辛苦，她住院的时候父亲就一个人在家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整天跑医院，父亲也跑医院。

曹景行：我看到一些文章介绍，说您母亲去世后，举行的是伊斯兰教的葬礼。

白先勇：是，因为我母亲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她去世后也是伊斯兰教的葬礼。伊斯兰教的葬礼有一个绕墓的习俗，这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礼仪，每天要到墓上，阿訇要念经，念40天才完，父亲当时已经69岁了，也是每天都去。

“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

“母亲下葬后，按伊斯兰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父亲送别机场，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

——白先勇《蓦然回首》

据熟悉白崇禧晚年生活的人讲，马佩璋下葬当天，“白将军眼泪几乎没有断过”。此后，白崇禧精神大不如前，“有时好像茫然有所失，一副在那里寻寻觅觅的模样”。

06、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

1965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大陆，受到了大陆方面的热烈欢迎。这件事再次打破了白崇禧在台湾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生活。他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白先勇：我听他们讲了，李宗仁回大陆这件事情，我父亲还写了信给他的。我父亲不赞成李宗仁回来，回来的话，他们的处境更很难了。

李宗仁和白崇禧相识于1923年。当年，为了统一广西，白崇禧曾极力劝说陆荣廷的部下李宗仁加入讨贼军，并拥护李宗仁为首领。李宗仁接受了白崇禧的劝说，脱离陆荣廷，将讨贼军改名为定桂军。从那时起，他们的命运就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此后数十年，二人始终甘苦与共，有着深厚的友情。白崇禧还曾经对部下说：“一生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李德公。”

白先勇：他们两人是非常好的搭档。我想他们两个人互补不足，基本上处得很好。李宗仁很尊敬我父亲的，我父亲当然很礼让他，一直都把他当做广西的领袖。所以他们之间也是很难得，虽然他们常常也有不同的意见。

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忌惮，与李宗仁以及他领导的桂系是分不开的。自从政之后，强大的桂系就是他的一块心病。一直以来，桂系力主保持自己的独立力量，与蒋介石各自为政。白崇禧原本是桂系首脑中与蒋介石关系最为亲近的，但蒋桂之间的矛盾也常常使他不得不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年深日久，蒋桂之间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1926年北伐开始时，因为看重白崇禧的军事才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力邀他担任军队的副总参谋长，共同策划北伐的军事行动，李宗仁也率领桂系军队参战。此后，由于蒋介石排斥异己，引发桂系的不满。1927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二人联合汪精卫逼迫蒋介石通电下野。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后，以桂系为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力量得到扩充。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想要削弱各方的力量，便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提出裁减军队。实力强大的桂系成为他第一个裁减的对象。蒋桂矛盾也由此激发开来。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暗地收买桂系将领阵前倒戈，以致桂系大败，第四集团军解体，白崇禧被迫逃往越南。同年6月，李宗仁通电下野，逃往香港。

1929年11月，白崇禧、李宗仁二人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2月张发奎被陈济棠部队击败，李、白二人的反蒋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

1930年5月，阎锡山联合西北军冯玉祥和桂系再次打响倒蒋战争。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将冯阎战争”。由于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再次取得胜利，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桂系势力也由此受到严重打击。不过，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向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蒋桂之间得以暂时和平相处。

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公署督办，白崇禧随之出任副督办，和省主席黄旭初成为广西三巨头。自此，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通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发展自身实力；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据说国民政府的中央军追击红军到湘江的时候，驻守湘江的桂系军队放开大路，朝天射击，让一部分红军安然渡过了湘江。随后，桂系还组织群众拍摄了《七千俘虏》的电影，搪塞蒋介石。

三巨头的努力，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在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的“模范省”，军事实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1936年6月，李宗仁与白崇禧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反蒋，史称“两广事变”。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1937年8月，桂系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暂时和解。

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想寻找机会削弱桂系实力。但白崇禧是副参谋总长，而李宗仁又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二人实权在握，难以动摇，几次暗中较量之下，蒋介石被迫承诺不干涉第五战区指挥，以此保证李宗仁在用人上的主动权，桂系精锐部队得以保存。李宗仁自己也承认：“我国有谚语‘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嗣兼军训部长，此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李宗仁调往北平出任行辕主任，明升暗降。而后又将白崇禧调至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意图分化李、白二人，夺取桂系的兵权。为保存实力，无奈之下，李宗仁只好韬光养晦，前往北平。此后，李宗仁名为桂系领导人，但实际权力则开始转入白崇禧手中。蒋桂暂时相安无事，不料一场选举再次激化蒋桂矛盾，也将白崇禧推到了风口浪尖，双方再次走向对抗。

解放战争爆发后，拥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每每败在共产党军队手下。1947年，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中国，经过一番调查后，他认为蒋介石政府贪污无能、麻木不仁，要想复兴，一定要有感召力的领袖出现。而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观察，资历深厚又颇有民主名声的李宗仁是最佳人选。1948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大”，决定重新公开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由于有美国人的支持，李宗仁公开宣布参选副总统。

蒋介石并不希望李宗仁参选，希望他能放弃，但遭到李宗仁的拒绝。蒋介石大怒，双方矛盾在国民党内部公开化。为了压制李宗仁，蒋介石抬出孙中山之子孙科，发动党内亲近派系全力支持，不仅亲自出马为孙科组织拉票，还指使陈立夫散布谣言，说李宗仁的竞选有政治企图，桂系的目的是逼领袖出国。更无中生有地污蔑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贩卖黄金，李宗仁利用职权高价出售运煤执照等。桂系也不甘示弱，收买相熟的报馆，大爆孙科的绯闻。双方竞争白热化。

白崇禧也不赞成李宗仁参选。早在选举前，他就劝告李宗仁：“即或侥幸获选，恐亦造猜忌；不幸而失败，更何以善后？”无奈李宗仁执意要参选，白崇禧只能再次与蒋介石走向对抗，以支持自己的老上司李宗仁竞选。

白先勇：我父亲不赞成（他）出来选副总统的，我父亲跟我讲了。希望李宗仁不要出来选。因为他认为，李宗仁很少在中央做官，他都在外面，基本上李宗仁是个军人，所以他不赞成。我父亲中央的官做得多，他认为李宗仁在中央做官，这边的关系他恐怕弄不来。但是李宗仁没听他的忠告，一旦宣布了，那父亲逼不得已，非支持他不可。

4月19日，经过四轮投票，李宗仁以1438票压倒孙科，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李宗仁后来回忆说，当蒋介石听到李宗仁的票数过半时，盛怒之下一脚就把收音机踢翻了，命令随从备车出巡。蒋介石烦闷时总是去中山陵园，所以司机就把车往中山陵园开，可是刚到陵园蒋介石突然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回到官邸，蒋介石才下车立刻又上车，这么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对于白崇禧帮助李宗仁竞选，蒋介石更是不能谅解，他当即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将他外调，对他也更加防范。

白先勇：我父亲当时的威望，对李宗仁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伊斯兰教方面的票啊，整个合起来非常可观。所以我父亲支持他，他就一定能选上的。蒋介石非常不谅解这件事情，所以马上就把我父亲调走了。

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的惨败重创了蒋介石的中央军。而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的淮海战役，更使得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被歼。淮海战役之前，白崇禧曾主张将国民党华东、华中两部分军队合并，由他来指挥。蒋介石担心白崇禧兵权太重，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将属于华中军队范围内的苏、皖单独划出，成立“华东剿匪总部”，由刘峙指挥。

刘峙就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后，徐州很快被解放军包围。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又寄希望于白崇禧挂帅。此时华中战事吃紧，白崇禧拒绝了蒋介石，回到武汉指挥华中战况。尽管如此，他还是派出华中总部的两个兵团合围刘伯承南下的部队，为解徐州之围出力。

刘伯承一看形势不对，下令迅速撤退，一日之内，向北退出两百华里。此时蒋介石又下令让白崇禧调兵增援，白崇禧拒不奉命，因为他知道，战局已定。而这，也为他后来在台湾遭到弹劾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的惨败使美国绝望，弃蒋扶李的政策也越发表面化。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就建议蒋委员长让位给李宗仁。而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李宗仁再次打出了同共产党和谈的口号，这既符合美国的意愿，又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想法的提议。一时之间，蒋介石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

白崇禧也对身边的人说：“这一仗（淮海战役），老蒋的老本丢得差不多，再也搞不下去了，我们要老蒋下野，德公上台，和共产党谈和，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他还先后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和谈。

据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回忆，蒋介石恨极桂系“逼宫”，在1948年年底，他甚至曾经密谋暗杀李宗仁、白崇禧。由于三大战役毁灭了蒋军嫡系，蒋介石不得不倚靠桂系抵抗中共部队的进攻，这才取消了暗杀令。

1949年元旦，蒋介石通电下野，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蒋桂之间的积怨进一步加深。就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的前一天，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家，在溪口设了七个电台，遥控着南京的一切。同时下野之前，蒋介石就着手把国库里的金银全数运往台湾，因此，李宗仁从上台的那一天起，就成了一个无权无钱的空头“总统”。党、政、军大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失败的行政院长孙科，也一怒之下，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国民党顿时陷入一国三公的混乱局面。

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短短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力量烟消云散。1949年11月初，蒋介石的亲信找到李宗仁，希望李宗仁参与对蒋介石“劝进”，让蒋介石重新登上“总统”宝座。此时广西战事吃紧，白崇禧认为蒋、李分裂，国民党将彻底失去希望。如果二人携手，一致对外，还有可能挽回败局。于是白崇禧提议李宗仁到昆明巡视，由他居中调停。

李宗仁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飞往昆明。白崇禧拟定了一个蒋、李妥协的方案：蒋介石宣布复职；李宗仁同意回任“副总统”，但因患胃溃疡，亟须赴美就医；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方案很快送到了台北的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回复同意复职。但由于担心李宗仁到美国，会继续进行倒蒋活动，因此对于李宗仁出国一事，蒋介石拒不答应。

蒋介石的猜忌，让李宗仁完全失望了。国民党彻底溃败后，他既没有按照当时的民国宪法卸任代“总统”一职，也没有随同国民党前往台湾，而是飞往美国。至此，李宗仁与蒋介石彻底地分道扬镳。

白先勇：对李宗仁去美国这件事情我父亲有意见。他觉得他应该先到台湾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他那时候还是代“总统”嘛！就这么离开了，他不赞成。他说要把这个“总统”的位置交回给蒋介石，要有一个正当的程序这样子。我父亲的看法就是你应该到台湾去，就算要把代“总统”的位置交出来，也得有合法的程序。他非常非常在乎这个事情。

但李宗仁有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去台湾处境啊什么的不会好。李宗仁去了美国，他们也就没有来往了。可能也要避嫌吧，毕竟李宗仁的一举一动，台湾都清清楚楚的。

李宗仁拒不去台湾，他说：“台湾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我如果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张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

李宗仁既不肯辞去代“总统”之职，又不肯去台湾，这让蒋介石很是尴尬，却又拿他毫无办法，只能转而用身在台湾的白崇禧来牵制李宗仁——只要李宗仁在美国有什么动作，白崇禧就要公开发言表示反对。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发布公告，宣布“复职”。在此之前，白崇禧特致电李宗仁，“望保持缄默，勿表反对”。但李宗仁置之不理，在蒋介石宣布复职的当天下午，马上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蒋介石“复职”是“违宪”。为此，白崇禧又奉蒋之命写了一封信给李宗仁，责备其不该唱反调。

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新中国建交。2月12日，李宗仁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仿效法国调整中美关系。蒋介石遂令白崇禧致电李宗仁，指责他“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交，为亲痛仇快”，“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肖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对白崇禧的上述言论，程思远认为：“白崇禧发此违衷之言，当为明眼人所共谅。”国民政府前地政部长吴尚鹰也说：“李宗仁与白崇禧自统一两广而至北伐抗战，甘苦与共，患难相扶持，数十年如一日。今李德邻身居海外，当能畅所欲言，而白健生困居台北，则无说话的自由，他实逼处此，不得不尔，言念及此，实可慨叹。”

曹景行：您父亲，特别是在晚年的时候，有没有跟您谈起过他和老先生蒋介石的关系？

白先勇：说起来，我父亲跟蒋介石也有四十几年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能用好与不好一句话简单划分。他们的关系从北伐就开始了。北伐、抗日、国共、台湾这几个阶段，具体说起来，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很难说清楚。

有时候好像是，我父亲跟蒋介石之间有冲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又特别密切，可以说在非中央军、非黄埔系的将领中，蒋介石最倚重的是我父亲。从北伐当副总参谋长，抗战的时候当副参谋总长，当国防部长，他都是最高军事幕僚。但是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别人看到蒋先生都怕得不敢说话，我父亲则是平起平坐，该讲什么就讲什么，有时候根本不顾他的颜面。蒋先生有时候会听他的，但也常常有犯了蒋先生的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没有真正处好，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07、要加害我父亲的话，不必等到那个时候

1966年12月2日，李宗仁回大陆后的第二年，白崇禧在台北的家中去世。由于李宗仁回归大陆的时代背景，以及蒋介石与桂系之间曾经有过的种种不和，使得白崇禧的死因一度披上迷离色彩，也留下种种传言。这些传言或多或少都与蒋介石有关。周恩来在接见回国的李宗仁时就曾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政治上并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坊间传说，李宗仁回到大陆之后，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命令毛人凤对白氏直接采取制裁行动，行动的最高原则是：绝不留下半点痕迹，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政治谋杀。由此，各种有关白崇禧之死的传闻不胫而走。

一次，白崇禧去阿里山打猎。阿里山有上下山的小火车，由于铁路是单行线，火车每次出发之前都要先跟目的地作报备，以免发生事故。白崇禧坐上了上山的小火车，刚开出没多远，突然从山上急驶下来一列小火车，眼看两车就要撞上。幸好上山的火车刚出站没多远，速度还不是很快，白崇禧急忙跳出车外，这才幸免于难。此次事故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不得而知。不过以后白崇禧行事更加谨慎，没事绝不轻易外出。

还有一种说法是，白崇禧在夫人去世之后，为了排解忧伤烦闷，与照顾他的护士张小姐发生恋情。年近古稀的他去药店买壮阳药，被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的特务得知，买通大夫给他开了一帖药力很强的药方。白崇禧从药中得力，与张小姐频繁往来，终于在1966年12月2日这天发生悲剧，死于“马上风”。副官发现的时候，白崇禧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而张小姐早已离去。

另一种说法则是白崇禧死在卧室的地板上，遗体周身发紫，不像自然死亡，睡衣和床单也都被撕烂了。而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主人晚上喝的酒杯中尚剩有小半杯药酒，但后来药酒与酒杯都不翼而飞。

白先勇：我想，以客观环境来讲，没有必要。毕竟那个时候，李宗仁已经到大陆了，到北京了，也没有特殊的事件，台湾岛内也没有任何的紧急的情况，我想他没必要对我父亲下手。况且要加害我父亲的话，不必等到那个时候，我父亲一向有冠状动脉心脏肥大的症状。其实我们整个家族都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也有心脏病，也开过刀，我哥哥心脏病也开过刀。我们整个家族都有这个遗传，有心脏梗死这个病。

曹景行：酒杯是怎么个说法？

白先勇：这个是传言，说是我父亲喝了一杯酒，酒里下了毒。为了不留下把柄，所以放在那里的酒杯不见了。我想如果要下毒的话，酒杯不会放那儿。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其实都是传言。有的说是药方什么的，我想不会那么笨吧，还留药方下来？要害一个人，有很多方法，都是很容易的。

曹景行：也有传言说是药酒有问题。

白先勇：不是不是。我父亲确实习惯晚上喝点药酒，那天喝的药酒大概还有一半剩在那里没喝完，怎么会有问题呢。

随着白崇禧的离世，蒋白之间的恩怨也落下帷幕。白崇禧死后，蒋介石是第一个前来祭拜的人。拜祭当天，蒋介石面带忧伤之色。他不但亲自题颁了“轸念勋猷”的挽联，以及“旌忠状”，还以“国葬”的规格为这位与自己恩怨纠葛数十年的“国军名将”送行。白先勇说，他父亲跟蒋介石之间很像汉高祖跟韩信，而他父亲始终认为，自己的一生所追随的是国民党，而不是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