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事史口述回忆的“蔽”与“弊” ——以台儿庄战役为中心的考察

来源: 古籍      作者: 金之夏

口述史料是历史研究重要的文献资源之一。有关民国时代的口述回忆数量庞大，呈现出很多档案记载所缺少的细致记述和个人感想，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与视角。但是限于个人记忆、情感、政治立场与主观态度等因素，回忆者常常会有意无意间遮蔽一些内容，甚或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同一件往事做出相反的回忆，这就使人们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客观性产生了疑问。回忆者有意无意间会误导研究结果，不利于我们了解客观历史的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史料也有“弊端”。

1938年3—4月的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意义非同凡响，相关回忆及口述材料相当丰富。由于这次战役参战的中国军队构成复杂，将领背景、经历各不相同，出身或归宿不同的将领间回忆存在较大出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的研究与评价。本文将以台儿庄战役为中心，梳理各种口述历史及回忆录的异同，参考相关原始档案，对部分史实进行考订，以期揭示在抗战军事史中口述回忆所常见的“蔽”与“弊”，及其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宏观叙述的选择

对作战经过的论述是战争回忆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由于个人所处位置和视角的不同，最高统帅、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与军、师级将领的回忆有很大差异。在大型战役中，军、师长多随部队行动，直接参与前线指挥，且职级越低，距离战场相对越近，全局视野相对狭窄。战区、集团军长官及参谋人员则多坐镇后方司令部，宏观指挥，通过下属汇报了解具体战况，其回忆多表现得较为宏观，偏重于回顾整体部署及对整场战役的总结反思。对于作战经过，高级指挥官的回忆多只选择性叙述最重要的部分，但有时叙述内容的选择也受到主观好恶及人际关系的影响。

参加台儿庄作战的中国军队隶属第五战区，其司令长官李宗仁对台儿庄战役的相关回忆即为明显一例。李宗仁是台儿庄战役期间中国军队的最高长官，司令部设于台儿庄南面的徐州。他在战役期间多次前往台儿庄前线视察，因此其回忆录对部署在台儿庄正面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描述较多，连他与孙连仲的对话都记得十分详细。其他地区的部队与战区司令部间仅依电报往来，李在回忆时未叙述其战斗经过，只是在战役总结中指出：台儿庄之胜利也有赖于三十一军在津浦路南段，以及张自忠、庞炳勋部在临沂的英勇作战。但对于台儿庄会战中的另一只重要力量——二十军团汤恩伯部，李宗仁不仅几乎没有提及其作战情况，且有着极为负面的记述。

二十军团下辖52、85两个军共4个师，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主要担任迂回包抄的作战任务。1938年3月24日，当日军占领台儿庄北面的峄县、枣庄并开始向台儿庄正面进攻时，二十军团即奉令以东北山区为根据，与峄枣之日军展开激战。守备台儿庄的第三十一师在其战斗详报中指出：“我汤军团自敬日（24日）来猛攻峄枣之敌，战斗甚烈。”时任军训部长的白崇禧曾在徐州会战期间停驻第五战区协助指挥，他晚年接受口述访问时，除叙述孙连仲部在台儿庄与敌激战时外，即提到：“二十军团汤恩伯部也在峄枣线以东与敌激战对峙。”而《李宗仁回忆录》中却丝毫看不到相关叙述，仅有“汤军团在津浦线上与敌做间断而微弱的抵抗后，即奉命陆续让开正面，退入抱犢岗东南的山区”。此后再未提及二十军团的作战情况，好似该军团一直潜伏于山区中无所事事。

3月27日，二十军团接到战区命令：“放弃攻击峄县枣庄之计划，速以一部监视当面之敌，以主力向南转进以歼灭台儿庄之敌。”汤部随即开始向新的作战位置转移。但此后两日的战况使汤恩伯判断敌主力仍在峄县一带，因此汤恩伯除命52军派出3个团及山炮、战车迅援台儿庄外，要求其余部队仍在峄县附近占领阵地，继续牵制敌军主力。29日，汤恩伯接到第五战区进一步要求“迅速南下夹击之”的命令，全军随即调整部署南下。而这时战场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本攻击忻州的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受命驰援困于台儿庄的濑谷支队。该部日军于4月1日进入兰陵，对二十军团的侧背构成极大的威胁。为此后者不得不调整部署，先行迎击坂本支队，留部分部队策应台儿庄正面战斗。战斗到4日，二十军团对坂本支队形成了一弧形反包围，遂对台枣支线的日军展开全线总攻，台儿庄正面战况得到缓解。随后各部队均向台儿庄迅速靠拢，意欲歼灭被围之敌。至7日，台儿庄一带日军残部被迫全线撤退。

对于上述作战情况，身为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无疑是了解的。但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述却是：“自27日始，敌我遂在台儿庄内作拉锯战，情况非常惨烈。在此同时，我也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敌军。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不进。”其他将领的叙述就相对客观很多，如驻守台儿庄正面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在回忆中提到：“日军以台儿庄战争危机，乃急将临忻方面之坂本旅团、忻州支队星夜调动，于爱曲方面攻我汤军团之侧背，企图解被困之矶古师团之危。”白崇禧也在其口述回忆中指出：“敌以台儿庄正面万分危急之际，乃将临忻方面之坂本旅团忻州支队放弃攻击临忻之计划，星夜转运至爱曲。攻我汤军团之侧背…..汤军团迅速以关麟征部（52军）抵抗敌之攻击，复以周启军（75军）加入战场将其击破，仍回师围攻台儿庄之敌人。”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李宗仁曾向蒋介石发电：“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迂回峄枣，行动敏捷，侧击敌军，果敢攻击，获取胜利之基础”，称汤恩伯与孙连仲两人“忠勇奋发，指挥恰当，是以开国军胜利之途径，树袍泽奋斗之楷模。” 而《李宗仁回忆录》对二十军团的记述与评价则完全是负面的，这显然非记忆差错而是有意为之，该书的相关叙述曾被学者多次引用，以指责汤恩伯在台儿庄会战期间保存实力、徘徊避战，对早期有关台儿庄战役的研究造成了一定误导。

具体战斗情况的叙述

军、师级指挥官在作战中多随一线部队行动，他们有时对战场宏观形势、上级决策和友军状况并无明确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如52军第2师师长郑洞国认为：24日后汤恩伯因存在私心。拒绝南下围攻台儿庄之敌，而宁愿进攻对战局并无根本影响的枣庄。但郑有所不知的是，彼时枣庄一带才是日军的主力所在，且汤恩伯要求军团所部进攻枣庄和峄县一带之敌也是得到了战区下达的命令。

对于军、师及更基层军官的回忆录，研究者更看重他们对麾下部队战斗经过的回忆，这一部分描述往往会更加详细具体。但即便是回忆亲身经历之事，人们也难免出现记忆不清甚至错误。日军战史记载：3月25日黎明前，濑谷支队一部在郭里集遭包围攻击，同时枣庄煤矿亦受到攻击。此后两日，日军濑谷支队主力受此牵制，始终徘徊于峄县、枣庄一带。对于25-27日期间国军的战斗详情，现有的口述回忆为我们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

郑洞国回忆：“26日我奉命率第2师全力向枣庄外围发动攻击。按作战命令要求，第52军和第85军本应各以一师兵力从东、北两个方向会攻枣庄，但当本师在枣庄以东的开阔地势上艰难向前推进时，第85军只派出一个旅配合作战，而旅又只派出一个团，团只派出几个排在枣庄外围骚扰一阵后即撤走……第2师在枣庄激战两昼夜，将敌守军歼敌近半，一度占领了大部市区……后来有临城日军千余人赶来增援，演成胶着状态。”52军参谋长姚国俊的回忆与郑洞国相似：23日汤恩伯命令52军“与枣庄东北山区的第八十五军联系，准备从东、北两个方面协同向枣庄方面攻击前进。”

但85军军长王仲廉的回忆，则与郑洞国完全不同：当时85军奉命分攻枣庄并袭击临城，其所部第4师自25日开始围攻枣庄，与日军奋战两日几乎全部占领枣庄，27日又与增援日军展开激战。第4师副师长石觉回忆：汤恩伯下达给各军的命令是：85军向枣庄攻击，52军向峄县攻击。两军均在24、25日对目标展开了攻击。52军第25师145团团长韩梅村也回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第八十五军由抱犊崮山区南下攻枣庄，第五十二军和第十三军攻峄县，威胁敌之左侧背。”

几种口述回忆材料记述差距颇大，分歧点主要有二：进攻枣庄的中国军队究竟是关麟征52军第2师（师长郑洞国）还是王仲廉85军第4师（师长陈大庆）？52军得到的命令究竟是进攻峄县还是协攻枣庄？检视战时原始档案，无论是战前的作战命令还是战后立即上报的战斗详报都表明，枣庄攻击作战主要由第4师承担。汤恩伯曾向李宗仁报告：25日第4师向枣庄发起了进攻，而52军则在24日晚向峄县发起了进攻。《二十军团鲁南各战役战斗详报》记载：“（25日）我八十五军以第四师先占卓山、马山、黄山为根据，从东西北三面包围枣庄，于本日拂晓以前由该师第十旅之第十九团、第二十团突入枣庄猛烈攻击…（26日）第四师包围枣庄残敌…（27日）临城之敌，迭向增加，敌坦克车掩护步兵在枣庄与我第四师混战。”而52军接到的任务确实是攻击峄县，该军曾在24日下午下达命令：“本军决于本晚（24）推进至黄山九山一带地区，明日拂晓开始向峄县一带之敌进攻。”

那为何郑洞国回忆第2师是受命向枣庄进攻？这需要进一步检视第2师的相关材料才能做出判断。根据军部先前部署，进攻峄县的任务主要由第25师承担，第2师担任掩护及军预备队。当第25师在25日向峄县攻击时，第2师接到军部命令：“以一部佯攻枣庄，其主力向桃园双山以西地区活动，以截击由枣庄增援之敌，并对郭里集西窜之敌腰击之。” 次日晚，汤恩伯又电令52军该晚由马山、黄山向郭里集、南安城一带猛烈攻击，并专门说明“第二第四两师应切取联系协同动作。”27日，第2师即攻达郭里集迄枣庄以东地区，并击溃了该地据守各点之敌千余。第2师第7团团长刘玉章回忆：该团原奉令向峄县挺进，在峄县东之九女山与日军激战一日后，变更任务改向枣庄前进。查阅地图可发现，峄县与枣庄相距仅十公里左右，第2师的作战区域已相当靠近枣庄。再加之有佯攻枣庄及联络第4师的命令，因此郑洞国有两师协攻枣庄的回忆在情理之中。而且他对85军的指责也并非空穴来风，该军自25日清晨自枣庄撤退到26日晚再次进攻之间，仅在25日晚派兵四连分两次向枣庄之敌袭击扰乱，这一区间正是第2师奉命在枣庄外围作战的时候，难怪郑洞国指责85军未予以配合。即便如此，郑氏回忆录中所言第2师“激战两昼夜”“占领大半市区”是与实情不符的，至于究竟是记忆偏差还是有意为之就不得而知了。

战场是一个风云莫测的地方，尤其对于进行运动战的二十军团，部队频繁转移作战，将领在多年后靠记忆还原详细战斗过程很不现实。在台北“国史馆”保存的录音记录稿中，石觉回忆台儿庄作战时只简单地谈到：“外围汤军团经常在敌人侧背攻击他们，但我们的后方又被敌人攻击，我们又得反过去打他们，因此我们十分辛苦，白天不停的战斗夜晚不停的行军。”而在《石觉将军访问纪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体的作战信息，这些内容或有回忆者参考作战详报或私人日记，甚至是由他人事先准备好材料请回忆者进行补充和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细节如时间、地点、部队番号、数量等，即使资料本身有误，作者也不一定会发觉，致使口述历史或回忆录出现部分叙述内容上的模糊甚至错误。

敌情的判断

战争是双方互动的过程，作战的部署来自于对敌方行动的掌握与预判。然而，这些判断并不都是准确的。所以当历史研究者试图还原双方作战过程时，仅仅依靠某一方亲历者的回忆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战争原貌。在利用口述回忆进行研究时特别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国军将领所做之敌情判断经常与日军实际行动并不相符，二是口述回忆中的判断并不一定是亲历者在当时所做的判断。

李宗仁在谈到3月22日汤军团奉令撤出津浦线正面后写道：“敌军果不出我所料，舍汤军团而不顾，尽其所有，循津浦路林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但考察日方战史记载，可发现日军始终高度重视汤恩伯军团的行踪。时任日军大本营作战课长的稻田中佐战后回忆：“当得知台儿庄方面‘出现汤恩伯军’的情报时，就担心情况要糟，因为汤恩伯军的出现，意味着蒋介石的主力决战来了。”正因汤恩伯军团的存在及其行动，日军濑谷支队向台儿庄的进攻部队实为逐次派出，这极大地减轻了台儿庄防守部队压力。

3月23日，日军攻击台儿庄的部队只有以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的第二大队和野炮一个大队为基干的混成联队。根据日军濑谷启支队长在23日夜间下达的命令，濑谷支队除一部进攻台儿庄、一部向临忻方向增援外，主力将在24日于临城、枣庄一带集结。次日，面对二十军团对峄枣一带的攻击，日军决定：“用攻台儿庄的现有兵力监视敌人，用炮兵压住敌人，以主力与郭里集附近之敌进行决战。”

日军濑谷支队30日前一直试图找到汤军团主力予以歼灭，直到29日接到第十师团长命令后，主力才于次日南下参与台儿庄攻击。在这段时间，台儿庄正面的确遭到日军猛烈进攻。因此，中国将领认为日军主力已到达台儿庄者并非李宗仁一人。白崇禧曾在24日草呈敌情判断：“敌将以一部牵制我汤军团，而以主力攻略台儿庄，以崩坏我迂回军之旋转轴。”他在晚年接受访问时也表示：“矶谷师团主力被孙连仲部吸引于台儿庄附近。”甚至连所属二十军团的郑洞国部也认为24日“日军主力被我第二集团军吸引于台儿庄附近”。

但深入考察档案会发现，部分事后回忆并非当时的判断。李宗仁曾在3月27日致电孙连仲：“台儿庄之敌约一混成联队，我军数倍于敌，早当解决，乃经数日战斗，台儿庄反被敌冲入一部，殊甚诧异，着贵总司令负责严督所部，限于二十九日前将敌肃清。”30日第五战区仍向最高统帅部汇报：“敌人主力在峄县，我汤军除一部监视峄县敌人，一部协攻台儿庄敌人外，大部在控置中。”这表明李宗仁在战时对于进犯台儿庄的日军规模及部署有相对正确的认识，而非其回忆录所言：判断日军“倾其所有，直扑台儿庄”。

在撰写战史回忆录或接受访问时，亲历者大都可以根据战时往来电报、作战日志等原始文献的帮助，准确记录在何时何地遭遇敌军及如何布置我军作战等，但对敌军行动意图的判断，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事后回忆容易还存在后见之明等因素。因此，若要考察战时日军的战略及动向，最可靠的记载应是日军相关档案。但这并不是说口述回忆内容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判断可能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但是它们本身也已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尽管我们不能通过这些口述回忆来完整地还原日军的动向，但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方作战指挥的考虑，这或许是一般档案文献中看不到的。

数量的描述

在军事史研究中，双方部队的规模和作战伤亡情况都是研究者的重要考察内容。然而，无论是战时的作战记录，还是战后的新闻报道、回忆文章，都容易夸大敌情和歼敌数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是为战时宣传，鼓舞士气；或是为突显自身战绩等。

关于台儿庄战役的日军规模，很多口述回忆就夸大日军的实际兵力。如郑洞国提到：“日军号称精锐的第五第十两个师团，一挫于临沂，二阻于藤县，三败于台儿庄。”《李宗仁回忆录》则称顺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的日军约有四万。当时报刊多报道国军在台儿庄面对的是日军两个精锐师团。而实际上日军仅派出临时组成的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第五师团板本支队，步兵计十个半大队，加之各类炮兵、工兵等，总人数约一万两三千，编制上不超过两个旅团。在目前看到的有限口述回忆中，只有第4师副师长王毓文的回忆与实情较为相符：“（日军）以加强混成旅团七八千人，指向台儿庄急进。”

相对而言，口述回忆中对中国参战部队数量的叙述更具参考价值。战时国军编制相当混乱，尽管战前国民政府进行过数次整军，但地方各系军队编制仍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同样以师为单位，额定人数各有不同。加之国军兵员补充缓慢，无法通过参战部队的番号来准确判断参战人数。口述回忆中提到的各自指挥的部队兵力，恰恰可以弥补这方面材料的不足。如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中国军队虽有14个师，但白崇禧即指出“我军参加徐州会战之前，多数曾参加上海会战或北方之战役，损失众多而未能及时整补，每师平均尚有战斗兵3000人”。

敌军的伤亡数字，比参战部队更难准确还原。即便是当时敌我各自上报的战斗详报等官方资料，对彼此伤亡及毙敌人数的统计也常有巨大出入。对于参战将领而言，一场战役的最终战绩多从军中通报了解，而国军虚报战果情况十分常见，歼敌数字大多存在水分。时任第八军军长的黄杰在日记里写道：“台儿庄鏖战八昼夜，我军大捷，歼灭日寇板垣、矶谷两精锐师团主力三万余人。”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委员的王世杰在日记中自记：“今午武汉接前线报告，我军在台儿庄附近，围攻敌军，敌板垣、矶谷两师团之主力一部分被我军歼灭，一部分突围逃溃。两星期以来，敌在台儿庄及其附近，损失当在两万人以上。”由此二人的日记基本可推测当时军队及政府内战况通报的情况。新闻报道为鼓舞民心士气，夸大战绩的情况更为普遍。台儿庄战役期间，各大报纸均追踪报道，每日更新战况及战绩，前方将领及记者均可能对战果夸大，新闻中常有“两昼一夜共歼敌四千余众”、“前夜我一度猛袭又毙其三千”一类的表述。对于整场战役的战果，当时报纸多载：“敌伤亡在万人以上”；“敌之第十、第五两师团主力现已完全摧毁”。这些数字被反复宣传和记载，对亲历者日后的回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受上述因素影响，对于台儿庄战役日军伤亡人数，中国将领的回忆五花八门，最少认为“歼敌一万余人”，大多认为“敌军总死伤当在两万以上” 、“歼敌两师团三万余人” 、“总计我方战果，共歼敌三万余人”。

而日方的记载与中方相差甚远，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统计：第五师团2月20日至5月10日战死1281，战伤5478；第十师团自3月14日至5月12日战死1088战伤4137。其统计时间超过台儿庄战役作战时间，虽说在此前后并无大规模的作战，按该数据推算台儿庄战役日军伤亡人数不过万。当然也不能简单认为日军的统计就一定准确，只是以为参考之一。另外从日军规模来看，参战日军两个支队总人数不过一万两三千，且在台儿庄战役之后并未完全丧失作战能力，据此也可对其伤亡情况有一估计。对于台儿庄战役日军伤亡人数，曾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过研究，在此不再赘述。但各类口述回忆中的两三万无疑有夸大的成分，至于所谓“矶谷师团主力已被彻底歼灭”就更是夸张之谈了。

思考与评价

参战将领在口述回忆时，常常会从一名军事指挥官的角度对战役进行分析和总结。这部分内容对于历史研究者理解全局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在撰写回忆录或接受口述访谈时，人们都希望尽力展现自己好的一面，部分夸大自身战果或更多地将胜利归功于自己，同时有意无意间回避走麦城的经历。如李宗仁在分析中国军队胜利之道时就指出：“此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便是我违背统帅部意旨，毅然拒绝将长官部迁离徐州。”二十军团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得以转换攻势，重新将敌人纳入包围，姚国俊认为是“由于我52军处置得当，转用兵力迅速，对敌坂本支队形成反包围”，完全未提到协同作战的85军。在此并非全部质疑上述回忆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但此类语言表述难免有刻意抬高之嫌疑。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亲历者在不同时代可能会留下不同的观点。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们在事后掌握了更多信息，得以重新审视战争，同时也不排除受到此后其他政治因素的的影响。郑洞国在1980年代末撰写的回忆录中曾反思道：我军在台儿庄击溃日军后，战区和前线指挥官满足于已有胜利，未尽全力进攻峄县，导致失去一次很好的机会。但他在战役刚结束当月呈报蒋介石的报告中却写道：“欲予敌以歼灭打击，必使用可期必胜之兵力，敌台儿庄失败，困守枣译，我因兵力不足，遂遗功亏一篑之憾。” 显然，解释有所不同。

主观性还时常体现在对他人的叙述与评价中。对于同一个事件或人物，不同的回忆者或许给出截然不同的评价。仅举汤恩伯为例，《李宗仁回忆录》对他评价前文已有提到。郑洞国认为在台儿庄战役中，“由于汤恩伯将军的犹疑，拖延了二十军团南下抄击台儿庄之敌的时间，待军团南下后，又受临沂增援之敌的纠缠，以致未能全歼该敌。”而石觉在口述时指出：“本次会战中争取外线转换态势之决定，实为军团司令汤将军统驭指挥之卓越表现，亦为而后获致胜利之基础。”苟吉堂则评价：“汤军团长敏捷的处置，我们从研究战史的眼光来看，是那样的切合机宜。我们对于汤将军卓越的指挥才能，真是无限敬佩。”

影响主观评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点特别需要引起注意。一是因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而形成的复杂人际关系。如桂系李宗仁与蒋介石长期不和，一生多次反蒋，故其回忆中对蒋多有指责，同样对蒋之嫡系中央军（如汤恩伯部）的战绩视若无睹，甚至刻意抹煞。王仲廉、石觉等人是汤恩伯亲信，长期追随汤，私交甚厚，自然对汤赞赏有加；第二点是口述回忆者评价人物、事件时受大环境的影响很大。1949年后，对于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军将领，经过思想改造等历次运动，会对他们的思想甚至记忆产生极大影响。而在台湾，同样存在着白色恐怖，不能容忍任何亲共或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不同政治环境的约束不仅会影响回忆者对人物、事件的主观评价，还会影响其回忆内容的选择。留在大陆的几位将领（如郑洞国、姚国俊、覃异之等）均在回忆中对汤恩伯评价较低，与汤在中共宣传中臭名昭著的反共先锋形象不无关系。

一个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很难完整、准确地表述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发生的历史细节。无论是自撰回忆录，还是接受口述采访，都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为了准确还原历史，回忆者往往会借助其他历史文献及研究来唤起自己当年的记忆，如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撰写回忆录时均向黄旭初借阅相关材料以帮助回忆。然而，这其中难免会出现选择性寻找档案，选择性地描述记忆等问题，也不排除所参考之材料本身既有史实错误或自带立场。因此，我们在阅读和使用口述回忆时更应注重那些与回忆者关系最密切的内容，正如所谓 “谈亲历事情的真实性高于亲见，亲见又高于亲闻”。表现在抗战史上就是，回忆者谈我军情况的真实性高于谈敌军；谈所辖部队情况真实性高于谈友军；对于高级军官来讲，谈战役宏观决策过程的真实性高于具体作战过程。

主观性既是口述回忆的特色，也是其存在问题的根源。口述回忆在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细节和当事人内心思想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因人事纠葛、个人好恶、政治环境等各类因素造成选择性叙述，甚至留下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记忆。正因为口述回忆存在上述缺陷，这就对历史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将口述回忆类史料作为研究的唯一依据，只有广泛搜集原始档案如战时电报、作战日志、个人日记等文献反复考证比较，才能真正利用并发挥好口述回忆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