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成立始末

来源: 或语

儿童的保育问题

「儿童是民族的继承人，国家的后备军，文化的维护者，换言之，整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前途都寄托在儿童的身上，一个国家或民族未来的兴衰存亡，全赖于当代儿童的替应与将来，康健与孱弱。在平时是如此，在战时更是如此。任何战争结束之后，无论失败者与胜利者，其国力、经济、文化及一般社会生活必不如战前的平衡和繁荣。如何恢愎国力并提高国内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就有待于发起者的努力。

如苏联，如德国，一则经过长期国内战争的大破坏和大饥荒，一则在欧战战败之后作了城下之盟，言而二十年之后的今天，苏联和德国均已成世界上最可骄傲的富强的国家，这是谁的努力？这是谁的创造力量？倘若这两个国家的第二代国民都是过着懒惰和愚蠢的日子，怎能有今天的苏联和德国？而今天苏联和德国的少年人，却又是当年战争时代的婴儿和儿童。所以在战争时代非但不应忘记儿童，任其遭受屠杀和蹂躏，而且应比平时更重视儿童的地位。

自抗战以来，沦淊区内的儿童，不是成千上万的惨遭敌人的屠杀和蹂躏，无抵抗的被敌人把生命当作玩具嬉弄外，就是大批的被押赴敌国，去受敌人的奴隶教育，造就未来的奴才;幸而逃出来的，或因与父母失散而到处流浪，他们的前途，随时都会遭遇危险，他们的生命，失了一切保障。有些因父母无力养育而过着悲惨的生活。儿童的命运在悲剧里，也就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主人在悲剧里，儿童是国力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在流浪失所的儿童中，也许有不少未来的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数不尽的民族天才！我们能任其这样无代价的牺牲了吗？

我们知道今日的儿童，就是十数年后的国民，现在正当抗战紧张，国民大牺牲的时候，我们应如何急迫的担负起救济儿童的责任？该如何努力去保育我们民族未来的战士？该怎样去培植我们国家未来的干部？要求将来国家民族的健全，我们不但要重视今日的儿童，我们更必须要建设起一个未来强盛的基础。总之，不论是民族生存，为国家建设，或为文化发展，今日保育儿童之责，我们应绝对负起来。」

罗慕班，星岛日报 1938 年8月5日第15版

1938年7月23日华侨日报，日军在占领区内搜捕儿童的报道

香港分会成立

1938年3月10日，国共两党及爱国名人士在武汉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后，全国各省市纷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香港分会就是在此时由当时妇女慰劳会推动和筹组，并于1938年5月10日（星期二）下午3时半假座华商俱乐部，由何香凝任主席，同时宣告香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成立。香港保育会全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英文为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Care of War Orphans of National Women’s Relief Association），宗旨是保育战时儿童。香港分会会址设在中环德辅道中6号广东银行三楼，现址为位于香港汇丰银行总部侧-曾为中国银行总部的中国建设银行大楼。

1938年5月11日（星期三），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假座妇女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选出第一届常务理事十七人，并邀请各界名流团体为名誉领事。每名名誉理事需负担或征募养育儿童5人。往后还再推举多名常务理事，包括已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藹龄、宋子文夫人张乐怡、首名华人立法局议员伍廷芳之子，已故国民政府委员伍朝枢的夫人何宝芳女士、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香港总支部主任委员吴铁成夫人苏安平、商人何东夫人麦秀英、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罗文锦的夫人，何东长女何锦姿、香港首批华人西医之一外科医生李树芬的夫人等。何艾龄博士获委任为香港分会保育院第一任院长，副院长为刘嘉彤女士。

妇女慰劳会周年纪念仝人留影，前排左起：冯秉芬夫人、石辉夫人、刘纪文夫人、何艾龄、廖梦醒、余东璇夫人、唐少川夫人、罗文锦夫人、何香凝、伍朝枢夫人、陈真如夫人、陈维洲夫人、李芳夫人、黄女士、胡木兰、伍艳庄。当时香港分会的骨干成员多数来自妇女慰劳会或其他妇女团体（摄于1938年8月26日）

众理事和委员之中，有香港本土的华人、欧亚富商与知名人士，亦有内地国、共两党背景的人士共同参与。其中何艾龄博士、何甘棠之子何世华的夫人施瑞芳、罗文锦的夫人何锦姿均是香港何氏家族成员。谢纫瑜女士的丈夫郑铁如则是有共产党背景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而胡木兰女士和廖梦醒女士两位的参与更别有意义──胡木兰女士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女儿，廖梦醒则是国民党革命元勋廖仲凯的女儿──廖仲凯于1925年被暴徒刺杀，经调查后相信暗杀是国民党右派所为，当中胡汉民更被认为有重大嫌疑，两位政敌的女儿却同在保育会担任理事。

会议进行时，何奇夫人对于香港分会的全称向主席胡木兰提出了意见。何夫人认为，虽然保育会的名称根据会章定名为：「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但事实上香港分会的运作基本上是由本港各界社团共同主办的。为免外界对本会身份的混淆，以及吸纳更多爱国人士的加入，大会正式通过由单德馨（前庇理罗女校教师，1924-1925年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女士提议，众人和议，正式把保育会的名称更名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Care of War Orphans，HongKong Branch）。

香港保育院選址

在香港分会成立的同时，也计划成立战时儿童保育院以接收难童。初时选址极为困难，因为内地来港逃避战争的难民众多，香港九龙甚至新界各处的房屋亦租赁一空，不能觅得一个妥善的院址。初时曾考虑过选择在深圳旧娱乐区，因为旧摊馆面积极为宽敞，可以容纳小孩一千名，而且毗连英界，交通可说便利。不过该地点仍然属于华界深圳地域，碍于地理位置的问题，最终没有采用。香港分会的工作人员，亦曾到过屯门及米埔等地视察，以寻找合适的地点兴建保育院，可是收容难童的时间已迫在眉睫，若果现在开始筹建，恐怕会虚耗更多光阴，所以还是决定先找寻现成合适的地方安置难童，方为上策。

香港第一保育院

经过香港分会人员的不断努力，1938年6月27日得到元朗博爱医院顾问蔡宝田及伍华的通知，慷慨借出元朗博爱医院之办公室作为儿童保育院。博爱医院位于元朗坳头，始建于1919年，由元朗各处乡村的乡绅集资筹组，为元朗墟市及附近多条乡村的村民提供医疗服务的一所慈善医院。

元朗坳頭博愛醫院

医院大楼分上下两层，共六个房间，经过重新装修粉饰一番后，楼上已可提供碌架床（双层）宿位60个，楼下则设有可折叠之帆布床宿位30个，基本上满足了难童及工作人员的住宿问题。保育院后院有一个小广场，建有用葵叶搭成之临时棚屋，内里分男女浴室及厕所等，而洗衣房及厨房则设在医院左侧旁边。分会聘请罗女士协助管理，负责院内日常管理之运作。该院对外称元朗香港战时儿童保育院临时收容院（一院），并于1938年7月13（星期二）开始接收难童。

率先入住的是4名来自本港家庭的难童。第一批从广州转来的有12名广东籍难童，其中2名来自博济医院，10名来自柔济医院，这批儿童一起于7月16日（星期六）早上在广州乘泰山轮来港，当中男女童各半，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年仅3星期之女孩及一个个半月大之男婴，由潘韵绍看护长陪伴一起过来。轮船登港后，由妇女联会派出代表高小姐及黄雯夫人迎接，轮船抵港后改乘渡海天星小轮往尖沙咀码头，香港分会预备了两辆大型汽车接载，直接驶往元朗一院收容。

天星小轮，在红磡海底隧道通车前，是来往香港岛和九龙最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批共22名难童接着于7月30日（星期六）出发，这批难童是从广州乘火车来港的，因为抵达九龙尖沙咀车站时已经是晚上，不便直接送到元朗，便先行往港岛东华医院留宿一夜。一位星岛日报的记者在7月31日（星期日）的早上到达香港分会的办公室，采访了其中的难童，并记录了以下的对话。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苏女。」她很爽快的回答，一点害羞的神情都没有。

「你几岁？在广州那里住？」

「我五岁，住在黄沙北直街十号。」

「你的爸爸妈妈呢？」我真的有点糊涂，竟向她提出这个问题。

「在第一难民所住着，我们的家给敌人的炸弹轰毁了。」她幸而没有什么难过的表示，而且小嘴巴似乎紧咬着，同时脸上流露出一种忿恨的情绪。

左边站着一个与张苏女小姐一样高的男孩子，我又和他谈谈。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崧，爸爸叫做黄乃图，我们住在黄沙约北西街二十号，家已经炸平了。」

「你今年几岁？」

「六岁，我和苏女是街坊，我们的家没有给敌人炸平以前，我们整天一起玩耍的。」

据高伟林提供之一院保育生名单之中未有张苏女这个名称，姓张的女孩只有一位名叫张慕贞。

天王孝英和何世华夫人负责接待这批难童，陈维周夫人也来过看望他们。王孝英安排了一辆大号的汽车，由工作人员陪同送往元朗的收容所。第三批难童于8月6日（星期六）由广州乘广东轮来港，由元朗保育院副院长刘嘉彤亲身赴广州护送，一共8名，其中3名是抗战阵亡将士的遗孤。这批难童共有男童3名，女童5名，年纪最大者十一岁，最少也只有3、4岁。第一院先后共收容儿童83人，除小部份由香港家庭送来的难童外，大部份都是由难民救济会广东分会送来的。

香港第二保育院

元朗博爱医院面积不大，在收容了八十余名难童后已开始感到挤迫，但外界对收容儿童的需求依然很大，所以当第一院刚刚开始接收难童时，找寻第二院院址的工作也立即展开。

1938年8月，武汉受到持续不断的日机空袭，造成大量市民伤亡，紧急疏散势在必行。保育总会收容了为数过千名的难童，为了这些儿童的安危，有需要立即分送往内地各处安置包括重庆、贵阳、昆明等大后方。1938年8月初，香港分会接到保育总会发来的电报，表示因为局势危急，计划疏散数千名在汉口之难童来港，请香港分会尽力妥为安置。

然而，元朗一院已经满额，新的收容院还未决定兴建，当务之急是必须再找寻合适的地方收容该批难童。有理事建议借用位于离岛长洲之医院（长洲医院建成于1934年，由胡文虎及胡文豹用圣约翰救伤会的名义集资兴建而成）作为临时收容中心。但该院以地方不敷使用及交通不便为由，一直迟迟未有答复。香港分会只得另行向东华医院求助，建议在收容场地问题未解决之前，先行由东华医院提供临时支持。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东华医院回应，东华医院答应先负起这个紧急的任务，协助安置汉口来港之大批难童。香港分会遂于8月20日发电报通知汉口保育总会，表示第一批约200名之难童，可以迅即起行，直接乘车来港。

9月5日，何艾龄院长向报章透露，证实已有250名国内的难童，于9月3日当天由汉口出发，现正搭乘火车来港。该批难童在9月5日已安全抵达广州，现由李大超先生妥为照料，预计9月7日可抵达香港。收容所院址是由东华医院借用西营盘旧国家医院（西营盘国家医院（GovernmentCivicHospital）建于1871年，是香港第一所非军用之平民医院，直至1937年，香港政府于薄扶林建成玛丽医院取代国家医院。其后，国家医院改为每年冬季接济露宿街头之难民，而域多利监狱曾于1937∼39年间短期关闭，亦曾辟作收容露宿者之用）露宿会及域多利露宿会（原域多利监狱附近），称香港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二分院。

域多利監獄域多利露宿會

1933年天星码头铁路车站及半岛酒店

9月9日晚上，九龙尖沙咀火车总站依然灯火通明，车站月台上何艾龄博士、胡木兰女士、何世华夫人、梁枕霞医生、郑宝宁夫人、李袓祐夫人、陆藹雪夫人、何东夫人等焦急地在车站忙碌地打点一切。十时许，广九列车徐徐到站，来自汉口的总领队葛林小姐及随队工作人员领着难童鱼贯下车。葛林小姐表示，今次这批难童共有245名，一行人足足经历一星期的磨难，经过多方面的协助，才得以顺利抵港。她们从3号已经出发，5号抵达衡阳，中途为躲避敌机空袭，在衡阳停留了两天，7号傍晚抵湖南乐昌，8号凌晨4点到达广州。抵穗后，众人得到广州市妇女联会及慰劳会派出的工作人员的接待，安排车辆接送难童到不同之医院休息及洗澡。午间时，市政府特别派发干粮让难童充饥。而为了逃避日机之空袭，让难童先行吃过晚饭后，才乘搭夜班广九铁路火车送抵香港。

这次随队护送的除了总领队葛林小姐外，还有副领队张女士（张大同），湖北中国童子军及史可法童子军各一队，广东妇女慰劳会也有五名人员陪同。难童之中以男孩较多，有145名，而女孩亦有100名。该批儿童中，年龄从最大的15岁，到最小的只得5岁。何艾龄博士带领着这批难童步出火车站，浩浩荡荡在旁边的天星码头乘搭小轮往香港岛，上岸后再转乘由中华巴士赞助提供的专车，往西营盘旧国家医院露宿会及域多利露宿会安顿。虽然离别了家乡，孩子们来到香港，依然表现得天真烂漫、精神活泼，十分可爱。这批幸运的难童总算暂时觅得安乐窝，可是还有数以千计的难童，依然在汉口等候着运送往四川、重庆、桂林、长沙等大后方。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香港第三保育院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10月21日，广州沦陷，通往香港之广九铁路华段完全落入日军手中。广东一带的难民随之蜂拥而上涌进香港境内，新界一带顿时出现很多被人遗弃的孩子，难童数目骤然增加。第一保育院派出看护小组，把接获的孩童暂时送到一院收养，同时香港的其他慈善团体也一起进行收养难童的工作。不过各个慈善团体的管理工作和接待能力都不尽相同，为了减少保育工作出现混乱的情况，港府当局决定把这些儿童交由香港分会负责照顾。这项任务由当时香港卫生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和何艾龄博士接洽。司徒永觉夫人向港府借出旧国家医院产房一座，以开办香港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三分院。第三院因而得以顺利开办，保育院的工作亦开始进行系统化的分流。

第三院从第一院转移新旧收容的婴孩十余人，以及由其他慈善团体送来的约七十余人。自此，第一院专职收容约三岁至六岁的难童，第二院收容约六岁至十四岁的难童，而第三院则收容未足学龄的幼童。根据原保育生关慈安的忆述，三院院址就在佐治五世公园靠近医院道一旁，刚好与二院分隔。由二院抽调过去的老师有俞师母和鲁妈妈，由陈慕贞老师负责。

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这是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香港合影。右起：廖承志、法朗斯、克拉克、宋庆龄、廖梦醒、邓文钊、爱泼斯坦

粉岭儿童保育院

1939年8月13日，为切断中国军队从香港运送物资到内地的补给线，日军第十八师沿珠江集结虎门，准备进攻宝安（今深圳），次日拂晓跨越珠江登陆，旋即占领深圳罗湖及华界沙头角一边。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3日，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受到宣战的消息影响，时局随之变得紧张起来，香港分会接到保育总会的命令，随时准备把停留在香港之所有难童送返内地。欧洲战场风起云涌，但国际形势却并又未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反而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因此，保育总会决定继续在香港进行保育工作，暂时不必把难童送回国内。

1939年10月8日星岛日报第五版报导

自从1938年7月中旬开始接收国内之难童，元朗第一院收容近八十多人，汉口来港之难童计有二百四十五人，再连同两院之职工人员，人数已超过三百多人，加上各院之地方设施有限，且院址均是向港府借用，港府以顾及公众健康卫生为理由，劝喻香港分会暂时停止收容，以免超过居住限额，引起健康卫生问题。香港分会遂立刻于9月17日登报发出通告，决定在未找到合适地点以前，暂时停止收容难童，直至另行通告为止。9月23日曾有一批为数多达800人之难童队伍准备来港，在得知香港分会暂停收容后，只得中途折返。

1938年9月17日华侨日报第2张第一页

有鉴于内地对香港收容当地难童仍然有很大的需求，香港分会各理事致函港府要求借出土地兴建新院。港府答允批出邻近九龙启德机场旁边钻石山一幅地皮，条件是以三、六、九年为期，到期后需无条件归还予港府。理事会在得到港府的允诺后，遂由分会理事何香凝女士、胡木兰、王孝英女士、何艾龄博士、甘介候夫人等约见商人胡文虎先生，请求他给予援助。

胡文虎（1882年∼1954年），生于缅甸的华侨商人，虎标万金油创办人之一，后亦涉足报业创立星岛日报

由胡文虎及其弟胡文豹在新加坡所创立的虎标万油金，在战前已经营销东南亚及华南地区

胡文虎是香港、南洋实业界的华侨巨子「万金油大王」，也获推荐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名誉顾问之一。胡先生亲口答应捐款赞助兴建新的难童保育院。考虑到保育事业的持续性，胡先生建议采用购买地皮自行兴建馆址的建议，免得于租约期满之时，被港府收回。况且战事结束，难童返回内地后，还可以改建成为贫民习艺之所，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香港分会各人四出寻找土地，结果找到位于新界粉岭火车站附近的一块地皮用来兴建新的保育院──这就是后来的粉岭儿童保育院。

粉岭保育院选址地点在新界粉岭和上水之间，有一片有些像又不像三角形的地段，这块地一共有17万平方呎（约1万6,000平方米），当时地价为港币1万4,000元。为缩短保育院的建筑时间，保育院以平房式木屋设计，地基以三合土建成，梁柱亦用红砖砌上，墙身则用松木板做材料，预计可以使用十年以上。（粉岭保育院部分平房建筑直至1980年后期才正式拆毁）。整个工地共建有25幢平房，当中包括有课室2栋、大礼堂1栋、宿舍7幢、饭堂1幢、实验室1幢、医疗室1幢、病房1幢、隔离室1幢、教职员宿舍1幢、图书室1幢、工作室1幢、男女浴室2幢、男女厕所2幢、储藏室1幢、厨房及工人房各1幢。

大礼堂内用木版分隔，有需要时可以全部打通。日常可作为多种用途，例如作课室或招待室等使用。教职员宿舍里面设有卧室、客厅、办公室、储物室及浴室。

值得一提的是，各幢平房外墙均髹上鲜艳的苹果绿色，内墙是白色，予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平房的屋顶呈三角形，再加上各个平房均装有百叶窗户，有非常良好的散热及空气流通的功能，极之适合香港这个高温潮湿、亚热带气候的环境。

粉岭儿童保育院于1940年1月初已经竣工落成，该院由胡文虎先生独力斥资兴建，购买地皮及建筑费用共高达8万 7,000港元。 而新的保育院家具及设备却一直不足，极之缺乏桌、椅及衣柜等必须用品。 有见及此，香港分会继续呼吁各界筹款，并于3月2日进行了一次卖花筹款活动。 该次筹款活动得 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向应，筹募到数千港币之经费，解决了基本设施不足的问题。

1940年3月29日（星期五）分布于三个不同院舍的保育生 全部统一迁入粉岭儿童保育院，至此三个院舍正式合并为一。保育院全体师生员工接近600人，统称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香港分会香港儿童保育院。办有托婴、幼儿、初小、高小和初中一年级各班，堪称全国设备齐全的最大保育院之一。

院長人事變更

保育院的第二届新任常务理事会议于1939年6月21日（星期三）召开，选举及通过各职员名单：正副院长（以双记名投票方式），各组正副主任（以单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结果：正院长何艾龄，副院长顾淑型（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968），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的女摄影家之一。1897年生于江苏省无锡，是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代表，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中国摄影学会服务部主任。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9年5月，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离开美国，转到香港工作，主要协助宋庆龄推行工业合作化运动。）。文书主任王孝英，副主任许畹君。保育组容玉枝、黄瑞珍。财政组谢纫瑜、何亮夫人。设计组刘庆宣、招若兰。庶务组郭凤轩、施瑜芝。运输组胡木兰、冼秀贞、伍艳庄、廖梦醒。

何艾龄于1939年7月因病辞职后，院务最初由罗文锦夫人暂代，后一直交由杨婉馨代理。。宋美龄于1940年2月10凌晨3时30分与顾问端立乘专机抵港，在香港停留了一段时间，期间曾到粉岭保育院视察。蒋夫人对于院中设施及难童之状况大为关心，由于院长一职出缺，蒋夫人与各理事商讨物色院长适合人选。至3月31日，蒋夫人与孙夫人宋庆龄及宋藺龄一起自香港飞返重庆。返抵重庆后，即委派贺惠琼女士来港接替院长之缺。贺女士4月中抵港，并于4月17日由理事胡木兰、伍艳庄等人陪同下到达粉岭新院视察，同时举行正式就职典礼，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亦出席了就职仪式，对该院之创立精神表示衷心敬意。

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王正廷（第二排中间）参观粉岭保育院

保育生仝德重在多年后忆述：「搬入粉岭新院舍后，蒋夫人于1940年2月间曾来院视察。我们在院门口列队欢迎。十几轮小轿车驶进院内，在分会理事及香港众多妇女界名流簇拥下，蒋夫人首先巡视了教室、宿舍、食堂等处。

「我们齐聚在小礼堂，听她讲话，蒋夫人说：『孩子们，保育院就是你们的家，老师是你们的亲人，我是你们的妈妈，我们要为你们的成长负责。你们有如此幽静、美丽、设备齐全的生活、学习环境，应该安下心来读好书，练习好本领，将来打回老家去，建设我们的家园，建设我们的国家！』。」

星岛日报经理胡好先生（胡文虎先生第三子）亦曾于5月26日（星期日）偕同朋友一起到访，并由星岛体育会足球队员十余人，和院内年纪较大之孩子一起踢球比赛。离开时，胡好特意把带来的一个小型足球送给他们练习。

中国红十字分会会长王正廷博士也曾于6月3日到访，代表世界红十字总会亲自送给保育生糖果、玩具和一批黄斜纹布及蓝布等。该批糖果礼物是由美国加州儿童于圣诞节举行筹款活动所得购买的，从美国专程寄来三千份赠予中国的难童，其中一千份派发予香港的难童。

美国加州儿童赠送给保育生之礼物包

开幕典礼

1940年5月3日，第二届理事会举行有关筹备粉岭儿童医保院的正式开幕会议。会议主要商讨典礼的仪式，工作人员的安排事宜及当天进行的程序。理事会计划举行剪彩、检阅及嘉宾致词等环节，该开幕仪式决定在6月份内完成。

按资料记载和保育生们忆述，开幕典礼的这天粉岭儿童保育院里里外外都粉饰得格外光洁漂亮，大门挂上彩带，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由院内保育生组成的少年团团员站立在两旁及负责维持秩序。这天是1940年6月29日（星期六），是粉岭儿童保育院正式开幕的日子。来自一、二及三院的难童从3月29日开始已经迁入这里生活了差不多3个月。下午3时正，众多的嘉宾包括有律政司宴礼伯及其夫人、何明华会督、李树芬医生及其夫人、施玉麟大律师、胡文虎代表叶贵松、中华汽车（中巴）创办人颜成坤、徐谦、沈彬仪;香港分会理事陈佐璇夫人、陈翰金夫人、熊茂超女士、郭琳弼夫人、李袓佑夫人、李树培夫人、何世华夫人、何亮夫人、张靄云、谭世藩夫人、郑铁如夫人、黄雯夫人、黄庆霖夫人等齐集在粉岭保育院的大门口迎迓。

正按察司（首席大法官）麦基利哥爵士获邀为主礼嘉宾，在热烈的掌声及欢呼声中进行了简短而隆重的剪彩仪式。接着，麦爵士在分会理事的陪同下，步入保育院的大门，三百多名穿着整齐制服及戴上软帽的保育生，整整齐齐的站立在运动场两旁，接受主礼嘉宾的分列式检阅。保育生端正的仪容，整齐的步伐，再次获得在场人士和嘉宾们的欢烈欢呼喝采。主席李树培夫人（代罗文锦夫人）首先致欢迎词。

接着麦基利哥爵士发表简短的演词：「今日余极感荣幸，获邀主持此院之开幕典礼。此次邀请，诚非任何人所能拒绝，盖常念及此院系因为战事而失掉了双亲之儿童而兴建。则此请求，当远超任何要求之上。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由蒋夫人领导，成绩极为优良，同年5月在港设立分会，由妇女慰劳会、兵灾会、妇女会、女青年会及妇女新运会等联合负责一切会务，初时此会在港拟不甚重要，但自九月间广州被轰炸后，此院存在已极为须要。最初在元朗博爱医院，收养难童共80名。但自汉口之245名转交港院收养时，院址过小，几无能收容，幸得政府当局借用旧国家医院暂时收容。该会赞助人胡文虎，今更捐巨资兴建此新院，余希望由今日起，至中国和平日止。此院将为难童之永久居址。此院现收养难童四百三十三名，新界医药接济会特派职员驻院，以谋难童之健康。」

李树芬医生演说：「蒋介石夫人创设儿童保育会、其意义厥为收容保养。本港分会得何艾龄博士、甘介侯夫人等之努力，复得胡文虎先生捐助此院址，内容设备，亦具完善。」

叶贵松先生发表演词讲述建筑经过：「回想年前中日战事发生难童日见增多。当日何艾龄女士、王孝英、甘介侯夫人及胡木兰各位曾与胡文虎先生商量，胡先生答允帮忙，经几许困难，卒以一万四千元向何甘棠买受此院院址。初时胡先生预算出五万元左右。乃完成初步设计，何艾龄女士以为地方不敷，增加屋舍数间。合计建筑面积三万七千呎，屋舍二十六间，运动场一个。」

最后由院长贺惠琼作总结及发表院务报告，至此开幕仪式完毕。接着由保育院之幼童表演歌唱游艺节目，最后环节是拍照及茶会。整个开幕仪式历时一小时。当天到场嘉宾及参观人士达200人之多。

保育院的经费来源

香港儿童保育院的经费来源主要由香港各界社团人士、宗教团体、厂商、海外侨胞以及外国善长的捐款或赠送物资;香港分会亦会定期举行卖花筹款、游艺会等慈善活动。

第一次游艺会在半岛酒店旁东则之空地举行

第一次慈善游艺会于1939年5月24日（星期三）下午2时假座尖沙咀半岛酒店东侧空地，即现九龙喜来登酒店原址举行。据当时报道，游艺会内有摊位游戏十多项。4时半开始时装表演，何艾龄博士向观众讲解，观众络绎不绝，整个会场都挤得水泄不通。5时半，孙夫人宋庆龄及普乐爵士夫人亲自主持抽奖，当天活动空前成功，到会人士逾千，一直至晚上9时才正式结束，为香港分会合共筹得善款约二千港币。

孙夫人宋庆龄主持抽奖，旁为何艾龄

第二次于1939年6月17日（星期六）下午2时假座山顶道254号何东爵士私邸──何东花园──举行，今次盛况更觉空前，全日有超过四千名市民参加。香港总督罗富国、按察司麦基利哥夫人、何香凝、何明华、颜成坤等嘉宾亲临现场。游艺节目包罗万有;主要项目有（一）由战时保育院院童表演歌曲及乐队。（二）儿童服装表演（三）放映战时保育院院童日常生活影片及电影（据孔宪桧先生忆述，该辑影片乃是由何艾龄博士多月来拍下香港分会保育生的珍贵镜头）。除此之外，更可参与十多项室外举行之摊位游戏及在园内泳池游泳。何东花园内极之宽敞;有宝华桥、云桥、虹桥、青莲桥、华光塔、听泉亭、音乐亭、觉岸同登、游泳池、假石山及美丽的亭台等。何艾龄博士称，此次游艺卖物会所得成绩远较第一次为佳，全日筹得善款约为3,300港元。

保育生生活费用由香港保育分会和妇女会负责，并发起各界富绅认养活动，每名难童每月需保育费港币5元。据1939年6月10日第一次会员大会经费报告显示，由1938年4月至12月止，共计各类捐款及收入有港币9万4,742.53元。当时，保育生中要算香港保育生的物质生活最为丰富：衣服、床上用品、日用品、学习用品等全部由热心厂商提供，如穿的胶鞋由香港冯强胶厂捐赠，吃的奶粉则由澳洲华侨捐赠。

当时曾担任副院长的有，刘嘉彤（刘嘉彤女士于1940年初回内地任广东第三保育院院长。1942年4月带领茂明原四院三百多名师生向粤北曲江坪石神步村迁移，与三院合并，仍称三院。）女士（一院）、李芳（李芳曾为中华民国外交官。1934年赴苏联出任中华民国驻新西伯利亚总领事。抗日战争期间离渝加入汪精卫南京政府。）夫人汪华贞（二院）、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二院）。顾问有郑先生、袁先生。二分院的教务主任是叶秀英，训育主任是丁华双，教师和工作人员有葛林、张大同、高兰顸、刘广惠、黄蔷薇、薛世昌、吕梅、陈钰、梁瑞翔、方宜征、陈慕贞，陈洁贞、俞师母、鲁妈妈等。他们有的是遭受家园沦陷、骨肉分离之苦，走上抗日救亡道路的，也有因反对日寇侵华而由日本辍学回国的，还有革命军属等。如葛林、张大同老师就是在山东家乡开始参加救亡团体辗转来到汉口并任汉口临时保育院老师，其后带队护送难童到香港保育院的。刘广惠老师是在湖北广水镇收容难童并护送一批难童进汉口临时保育院，后又护送汉口的难童转到香港院的。鲁妈妈则是新四军军属，携同儿子鲁克思、鲁克宁与我们一同从汉口临时保育院来香港。黄蔷薇老师是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女子大学的学生，因反对日寇侵华而辍学回香港的。

星岛日报报载有关在何东花园举行的儿童保育会筹款游艺会的报道，日期是1939年6月17日

儿童受教育的多种方式

保育院会根据各人的文化程度，编成初中、高小、初小三个部分，按国内学校的教材和课程安排，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课堂日程的安排是：每天早上6时起床，8时早餐吃粥（稀饭），9至12时上课，12时吃午餐，1时至2时休息，年龄较大的则在1时至4时之间进行劳作，6时晚膳，8时就寝。保育院还采用多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民族意识、道德品质、劳动观念的教育和学习。而二院亦邀请培英、培正等中学派出义工到二院教授童军知识。各保育院经常邀请和接待爱国知名人士、团体和外国善长来院参观、演讲。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等都曾来院循循善诱地教育院童安心努力学习，将来回老家去，建设新中国。

1938年9月14日，胡文虎先生偕同女儿胡仙小姐，专门探望二院难童，为他们打气一番，并向全院难童每人送赠新衣一套。10月10日，在二院举行国难期间之双十节纪念会，邀请到广州防空委员会总干事文约之先生及刘夫人到场进行演讲，而何艾龄博士则致欢迎词，副院长李芳夫人安排全院小朋友聚在一起听演讲，丁华双训育主任领着大家一起拍照。

抗战初期颇负盛名的儿童抗日救亡剧团厦门儿童剧团，在10月13日停留香港期间，曾到保育院与难童联欢，还与爱好文艺的同学合影留念。剧团的演员也是孩子，他们被誉为当时最有成就、最具才华的儿童演员和指挥家。他们除自己养活自己外，还大力宣传抗日，保育生们都非常敬佩他们，期望也能成立剧团，为抗日救亡作贡献。

保育院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都有让保育生担任管理的工作，细分有队长、班长，寝室有室长，饭厅有桌长。1939年夏季，二院还成立了学生会，由保育生自己管理自己，训练他们的纪律精神及自治的习惯和能力。通过认大哥哥大姐姐的活动，让大同学帮助小同学，培育友爱互助的精神。在粉岭儿童保育院时，保育生甚至为乡民办过夜校，当小先生（香港人对老师一种专称），培养难童们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从进保育院开始，难童们还得互相理发，自己缝补衣扣、洗衣洗被、打扫清洁，还在工艺养习所的安排下，工艺师傅指导他们学会了造花，编织藤篮（供自己盛衣物用）、藤椅等工艺，还学习刨木、锯木、油漆和制造肥皂等手艺，以培养保育生的劳动观念和能力。

儿童的保健卫生

难童初到香港时，健康状况甚差。有见及此，院方及时设立医务室和病房，有多位医护人员提供服务。何艾龄院长还特派她的家庭医生──华医生，每周定期来院为儿童诊治疾病，检查环境卫生。病情严重的，会实时送医院住院诊治。院内除每天必做的教室、宿舍的清洁打扫外，每周末还会进行一次清洁大扫除，宿舍、教室、食堂、甚至床板、桌、椅等都得用清水冲洗。儿童每天要洗澡、换洗衣裤，至于床单等用品则定期清洗。此外，每天有早、课间，下午课外活动有足球、乒乓球等体育活动，节假日老师还会带领保育生们出外远足或去海滩游泳。

在伙食上，保育院提供多种食物搭配，营养全面，适合儿童发育成长。早餐有牛奶粥、花生粥、鸡粥、糕点搭配。午餐、晚餐则有大米饭，每人一碟小菜，小菜为蔬菜、鱼肉搭配。两餐之间有下午茶，通常是一小杯牛奶或凉茶饼干之类。吃饭时，老师要求保育生同时一起动筷，同时一起离开饭桌。

此外，每周供应一次预防暑热的凉茶、预防「香港脚」（脚癣）的红米饭、鱼肝油、牛骨汤和水果等。

得益于以上措施，除抵港初期有一儿童因急性肠胃病抢救不及死亡外，再无儿童死亡。甚至诸如癞痢头、生虱、生疮、疝气、夜盲等多种疾病都得到根治，患近视眼的儿童还为之配戴合适眼镜。

疏散內地

早在1939年8、9月间，深圳曾一度陷落于日军手上，加上欧战爆发，保育总会曾一度考虑把难童迁回内地。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沿海地区全部陷落。至此，日舰不仅在香港附近海面四处游弋，整个中国南海也成了它的控制区域，香港局势持续紧张。同年10月6日，香港分会指派王孝英往重庆出席全国儿童保育院院长会议，并向大会提出（一）是否遣送年纪较大之难童回国，以便接受适当教育。（二）香港若果发生战争，难童应如何处理。保育总会基于战事的紧张，曾一度命令难童撤退回国，然而随着战事的缓和，又更改了决定。

1939年10月6日，香港分会派遣了孝英前往陪都重庆出席全国儿童保育重院长会议。图为相关的报道

直至1940年6月22日，身处华南的日军再度进行广九作战计划，扫荡第七战区余汉谋指挥的国军和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游击队，并重新攻占深圳及沙头角，完全封锁中英陆路边界。1940年6月29日（星期六），代港督史美（Norman Lockhart Smith）刊登香港宪报宣布香港进入非常时期，计划强制撤退英藉妇孺及有功劳之华人，并取消当年7月1日（星期一）之公众假期。香港所有中英文报章都于6月30日刊登了这段消息，刚巧这天报章亦报道了粉岭儿童保育院开幕的消息。由于宣布突然，港府亦没有就事件进一步解释，这个消息立即在全港传播开了，造成社会之间一时人心惶惶。

1940年6月报载，港府拟立法局通引用《紧急状态条例》的条文将所有英、欧裔妇孻撤离香港，但未包括华人，此举一度引致本地华人严重不安

香港分会的理事们对事态极度关注，立即于7月1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一切安全及应变之方法。当时各人最关注的是粉岭保育院位处新界北部，离开罗湖华界边境不足4公里，一旦有战事发生，保育院的难童自会首当其冲，处境堪虞。因此各理事集中讨论疏散难童之方案：若立即迁回内地，交通问题尚需解决;若转移别处，则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地方。疏散方案在讨论一段时间后都未能有结果，最后各理事初步达成共识，先行把全体难童从新界撤回九龙市区，往后再作打算。

7月1日的香港市面，虽然尚未出现混乱局面，但因为银行根据政府指示取消假期，汇丰银行及各华资银行一时之间出现挤拥人龙。学校虽然继续上课，却有不少学生请假，纷纷在家准备有关撤离的事宜。港府为了安抚市民大众的情绪，透过港府发言人解释实施撤离令之原因：「指出香港政府并没有接到英国方面提供有关局势转坏的情报。但法国投降，意大利对英国宣战，局势对大英帝国将会是个严峻考验。有等国家（指日本）不理会其政府命令而擅自行动之事件偶有发生。因此，强制撤退妇孺令并非因最近时局所决定，而是让市民知道有须要准备应付有可能发生之事件“。

香港分会亦向报章回应表示：

早于39年10月亦曾向重庆保育总会提出有关撤回内地之建议，月前（实际只是数日前）曾致电重庆保育总会会长蒋夫人询问意见，至最近才接获覆电：「通告全体香港保育生内迁的命令」。此次迁移动机，绝不是因为本港局势紧张而起，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

内迁的命令下达了，可是保育院还有445名难童，其中婴儿34人，幼童66人，学龄儿童有345人，一时之间，迁移的问题，令各理事之间也感到十分为难。

7月2日，粉岭儿童保育院展开全面疏散计划，首先安排第一批110名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先行疏散回国（当中有孔宪桧、王淑仪等）。早上，这百多名保育生由领队老师4人，包括蒲梓良、陈齐星、邝桑明、文淑英，在两个美籍牧师随同下，乘火车抵九龙，再往位于香港岛之码头乘坐下午2时开出之「新海门」号轮船往广州湾〈即今湛江市，原法国租界）撤离。新海门号于6月28日曾一度停航，引起外界对时局的忖测，直至7月2日宣告恢复航行。

行走于香港广西之间的轮船

余下之保育生，全体乘下午5时之火车从粉岭撤回九行走于香港广西之间的轮船。龙，婴儿及幼童则先行送往位于港岛坚道36号意大利婴堂（嘉诺撒仁爱女修会教堂，又名圣心堂）暂时收容，其余则只能送到九龙志贤女子中学及导群中学住宿一宵，7月3日又转到意大利婴堂附近之真光女子学校。由于在市区收容保育生殊感艰难，加上起居饮食极之不便，最后唯有将余下之保育生送回粉岭儿童保育院，并立刻登报通知保育生在本港家属，让其最迟于7月5日下午前来领回，所余之保育生将会于6日（星期六）全部迁回内地。

第二批保育生要等到7月7日才启程出发。那天天还没亮就紧急集合，由4名教职员、2名护理员及2名神职人员带领，当中包括有苏叶泉、关钟心、李锦汉、护理员刘姑娘等（她到达曲江后离去）。贺惠琼院长送别各保育生后，亦于当天乘飞机回重庆向蒋夫人报告一切。至此，除了尚寄养在意大利婴堂之婴幼儿外，粉岭儿童保育院的全部保育生，亦已全部撤出。粉岭儿童保育院刚在6月29日开幕，开幕时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在短短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7月7日便已人去楼空，令人不胜唏嘘。而所有内迁之保育生还得踏上一个极之艰苦的旅程。

撤退经过

第一批保育生乘坐「新海门」客轮到达广州湾以后，在当地天主教堂住宿一宵，次日即转往郊外赤坎的一个村庄（即原广东第五保育院院址）。其后，再返广州湾乘木船到吴川，步行经水东、茂名（受到广东三保育院师生的接待）、州、信宜、东镇，再进入广西省的排田、容县，乘船沿水路经武宣到达柳州，并于8月15日抵桂林。

第二批保育生在撤离后又返回粉岭儿童保育院暂住直至7月7日，因日军撤离鲨鱼涌，大埔至深圳鲨鱼涌之海路航班已于7月1日复航，此处离粉岭比较接近，因此选择从粉岭搭乘火车到达大埔滘站，于早上8时在旁边的码头乘坐「大鹏」号小轮到内地鲨鱼涌上岸。鲨鱼涌是在大鹏湾华界内的一个通往广东东部及惠州地区的必经之路，也是东江纵队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抵埔后由当地一名游击队员带路步行。

鲨鱼涌，1946年东江纵队由这里登船撤出广东

随队撤离的保育生高伟林多年后忆述：当时天空正下着毛毛细雨，为了避免敌机空袭，撤离队伍唯有改走小路，路滑难行，还要涉水、爬坡，有些同学滚上一身泥巴也只有互相扶持走着。大约天将黑时才到达淡水镇，依稀看到镇上店铺已经关门，人去楼空。我们40多位同学赶到河边的卵石滩上时巳经筋疲力尽了，后来得知这里在几天前刚刚被敌人空袭，大家都感到非常害怕。不久，游击队员挑来两桶咸菜粥，每人分得一口碗，吃完就在河滩上度过一夜。第二天天还未亮游击队已安排了3条民船，在游击队的催促下，我们马上上船，船行走得很慢，因为向北上是逆水，需要雇用纤夫拉着走。我们走后一两小时，便不断传来枪声和敌机的声音，淡水镇到惠州一段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惠州又换船乘车才到曲江（今韶关市）。一星期后，我们乘坐货车到了衡阳、桂林，住在清风桥难民营的一个小山坡墓地上搭建的简易帐篷里。在这里，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了，吃的也比前好得多。不久老师打听到第一批同学已到达广西柳州，我们也在9月末10月初与第一批的大哥哥大姐姐在柳州汇合。我们在柳州过了一段较长时间，大约10月尾到11月初到达贵阳，后来到贵州桐梓过的元旦。

第三批撤离的是留在意大利婴堂的最后一批香港保育生（王笑利、高峰、汪均等）。回国路线与第二批的路线相同，他们迟至9月份才从意大利婴堂出发，领队老师有萧锡麟、梁端谷，罗玉明等四位老师，因为儿童年龄实在太小，最大的也不过七岁，所以在鲨鱼涌到淡水路段时，只能雇用民工用萝筐挑着走，他们在第一、二批到达桐梓后的一个月才到达，大家一起过春节。这时桐梓一连下了七天的大雪，南方人从未见过雪，也未曾遇到过如此寒冷的天气，有保育生被冻得哭起来，手和脚都被冻僵了，有的双脚到现在还留下当时冻伤的疤痕。

1941年元旦，从香港回国的第一、二、三批保育生，到达贵州桐梓元田坝三座寺后，改为贵州儿童保育分会第二保育院。带领保育生一起撤退及护送保育生的老师们，他们当时也不过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为了保育生的安全，亦一起历尽了沿途的艰辛。幸而疏散到贵州的经费完全由香港保育分会提供，才令各人能够顺利的转移到内地后方。当保育生到了贵阳南门外的天主堂住下时，粉岭儿童保育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奉命离开香港。最后，重庆保育总会决定把香港分会保育院并入贵州保育分会保育院。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香港分会保育院的历史任务至此告一段落。香港保育院剩下20多个不超过5周岁的孩子，他们在香港沦陷前夕由意大利婴堂收养，一直到日本在1945年8月投降，这批留下的儿童受到了保护幸免于难。

尾声

粉岭儿童保育院的保育生于1940年7月7日全部离开，国际局势依然持续紧张，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却一直未曾入侵香港半步。香港境内局势相对稳定，市民依然过着正常的生活，俨如战地中的绿洲。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的任务虽然已告一段落，其他理事及委员依然留守各自原先的工作岗位，继续为国家及香港社会出力。何艾龄博士出任院长一职期间，对整个保育院的工作都不遗余力，致使劳过度，身心及精神俱欠佳，其后于1939年7月辞任院长一职，但依然继续履行常务理事之职责。何艾龄博士于1940年9月11日（星期三）与郑湘先假座告罗士打酒店举行婚礼，郑先生为福建人，为林则徐之外玄孙，曾留学日本，成为化学专家，在新界开设一所造纸厂。

抗战胜利以后，直至1946年3月14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在广东银行2楼恢复设立办事处，并向报章发表最后一段通告：

由1946年3月11日至3月25日止，每日下午3时至5时，凡以前交与该会保育儿童之父母，可携同该会发出之证明书，前往该会登记认领，该会携返内地之儿童，现仍留在重庆，有等因年龄长大，且已在该地觅有工作谋生，故先行登记，以视认领者人数多寡，然后汇齐寄往总会，再由总会将所认领小童遣送回港，交还其父母，该会本属慈善性质，并不收取丝毫费用。希望各儿童父母意欲领回子女者，须于25日以前赴该会登记。该会准备办完此手续后，即宣告结束。

1940年代之告罗士打酒店，现址为中环置地广场

同年9月15日，身处重庆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也胜利地完成其历史任务，宣布正式结束。由1938年3月10日至1946年9月15日，保育总会于成立8年之间，在全国先后设立20余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共救助难童2万9,486名，这些孩子尽管在苦难的战争中成长，缺乏家庭眷顾。幸而保育会的成立，解救了这3万中国儿童的生命，使他们得以在国家的培育下幸存下来，并接受了适当的教育。这当中许多许多之难童，成长之后大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

粉岭儿童保育院在香港沦陷时并没有被战火摧毁，一直保留至1980年代后期。战时粉岭一带曾有日军驻守，估计曾为日军所征用。战后于1948-49年曾短暂成为乡村师范学校，至1949年英军增兵香港而再次被英军征用至朝鲜战争结束为止。1950年在原址兴建了粉岭裁判署，部分木屋于80年成为大埔理民府粉岭分署的办公室。2013年初，在旧粉岭裁判署附近的范围还可以看到当年粉岭保育院遗留下来的地基。

以下节录冯翰文先生及许森先生有关1948至49年间乡村师范的变迁其中一段对话。

冯：原来粉岭车站旁边有很多木屋，大约有十多二十座。战时，国内的日本军队占领区有很多人家破人亡，那些战时儿童被慈善机构收容，他们大多是来自华南地区。到了后来，华南很多地方也被日本占领，那些儿童最安全就是搬来香港。于是由胡文虎出钱，香港政府出地，在粉岭车站旁边建了十多间大木屋，叫作战时儿童保育会。

许：即现在粉岭裁判署。那时的木屋很漂亮。

冯：乡师不能再在别墅办下去，于是教育司和尹视学官便看中了那地方，立刻找人收回部分木屋。

梁：那么战时儿童怎么办？

许：没有了，那时已经空置了。

冯：因为已经打完仗。香港沦陷以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战时儿童的下落了。那些地方很大，乡师在那里又办了半年有多。虽然是木屋，打风下雨会漏水，但空间却很够。三个男教员也有一间房，女教员有一间房。所以第二年的学年末，便由港督别墅迁往粉岭木屋。

许：1947年暑假前搬的。住了不够一年。

冯：1946-47的上半年是第一年，47-48是第二年。即是到了48年底便了离开港督别墅。在那里待了一个学期。49年初便出现了问题，因为国共内战即将结束，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英国人认为香港的处境很危险，因为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可以随时收回香港。于是英国便首先承认人民政府，因为承认以后才可以就香港问题与其商谈。可是单靠商谈也不行，也要有一定的实力，于是英国政府用军舰把英兵运到香港。政府要找地方给军人住，便看中了那些木屋，于是便向乡师开刀，要立刻征用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