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诺门罕——关东军战败纪实(一)

来源: 香港里斯本丸协会

诺门罕战争（又称诺门罕战役，苏联称 “哈拉哈河战役”，日本称 “诺门罕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与苏联在远东 —— 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及外蒙古东方省境内接壤的诺门罕地区，爆发的一场不为大众熟知的战争。诺门罕战争很少被人提及，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淡忘。

香港虽远离战场硝烟，但彼时的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巨大，中国军民只能孤军奋战。当得知苏联军队在诺门罕战争中取胜的消息时，这极大鼓舞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民众的斗志。香港被日本侵占后，当时的占领地总督，正是在诺门罕战争中惨败的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由此可见，日本侵略东亚各地的历史、中国的抗日战争史，都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编撰《寻找诺门罕・关东军战败纪实》一书的目的，是希望以香港人的视角，去厘清并填补关于 “诺门罕战争” 的历史谜团。我们由衷感谢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的鼎力支持，才得以远赴当地搜集档案资料，进而将诺门罕战争的诸多历史片段，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还原其本来面貌。

哈拉哈河战争胜利纪念碑

蒙古国哈拉哈河胜利博物馆

位于巴尔查岗山的苏军纪念碑

蒙古人民军烈士陵园

1.前言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期，大多数历史书籍的记载都是以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军入侵波兰为起点。事实上，不同国家遭受战火的起始时间都不同：如在俄国人眼中，1941年6月22日的伟大卫国战争才是世界大战的正式起点；至于美国是在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才正式参战；欧洲从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德军吞并奥地利、捷克，世界大战的阴影早已笼罩全球；至于我们身处的香港，是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才真正遭受战火的洗礼，国民政府也是在此刻才正式对日本宣战。所以怎样界定世界大战日期，其实都是无妨，重点的是突显侵略带来的灾难性，以及各国顽强抗战，换取日后之和平之艰辛。

中国抗日战争的时间，近年来也有了新说法，传统的八年抗战开始修订。2017年1月，内地教育局颁布落实有关十四年抗战的概念：“日本军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全境；1937年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其实日本人觊觎中国的野心，比起侵略中国的时间早得多，并花了很多功夫和时间来论证他们的侵略合理性。

世界大战举世震惊，吸尽世人眼球，以至另一场对二战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战争受到忽略，被尘封在历史里。这场战争发生在1939年5月至9月，历时135天，正是二战爆发前夕，苏俄在中国东北伪“满洲国”的诺门罕地区，以现代化军事力量挫击日本。

当时的日本，在中国战场泥足深陷，耗尽资源，原本是打算击败苏联、北进欧洲的，没想到竟在诺门罕吃了败仗，北进计划就此落空。于是资源贫乏的日本改变策略，将矛头瞄向东南亚—— 那里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现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石油。日本人以亚洲解放者自居，提倡 “大东亚共荣圈”，推行南进政策，直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诺门罕（Nomonhan），这个名词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陌生。即便是在战争发生的初期，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搞不清楚诺门罕战场的实际位置。翻开现代中国地图，诺门罕地区是接壤蒙古国和内蒙古的诺门罕布尔德草原，范围包括蒙古国东方省哈拉哈苏木（镇）、内蒙古呼伦贝尔西南部的新巴尔虎左旗至罕达盖一带。很难想象，在这片风吹草低见牛羊、蒙古人世世代代放牧的美丽草原上，竟然发生过一场空前惨烈的厮杀：日本关东军和苏联外蒙古联军共动员 20 余万兵力、大炮 500 门、飞机近 1000 架、坦克和装甲车超过 1000 辆。

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主力，主要用来侵略中国和对付苏联，素来独断专行，诺门罕事件便是由其挑起。起初只是为了试探苏联的军事力量，结果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

这场战争不仅是关东军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也是整个日本军队第一次与拥有现代化军备的对手正面较量。关东军自以为对苏联的军事能力了如指掌，事实上苏联经过 1929 年以后的三个五年计划建设，军事和工业实力都已经翻了好几倍。当时苏军的武器装备已渐成规模，仅作战坦克就研发出许多新式型号和战术，再加上立体化作战的战术运用，日军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诺门罕一战，对狂妄跋扈的日军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很难说他们真正吸取了教训。表面上，日本陆军经此一役后，在作战技术上强调机械化发展；但传统武士道精神早已根深蒂固，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陆军依然依靠“白兵战术”，将“大和魂”奉为最高信念。

太平洋战争后期，盟军在太平洋岛屿及东南亚地区展开反攻，战局对日本愈发不利，“大和魂”更是成了日本将士的精神指引。军人将捐躯殉国视为高尚荣耀，自杀式战术大行其道，其中尤以神风特攻队最为闻名。只是大势已去，这种“玉碎” 式的所谓英勇行径，不过是徒增无数冤魂罢了。

诺门罕战争爆发时，香港虽然远离战场硝烟，内心却始终牵挂着遭日本侵略的中国。由于中日双方实力差距悬殊，中国军民又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战事推进极为艰难。因此，当得知苏联军队在诺门罕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也受到了极大鼓舞。

整个战事期间，各大报章都密切追踪事态发展，进行了充分详实的报道。诸多报界评论员及学者，例如张其盷、梁邦彦、陶希圣、恩源、陈博生等人，都针对时局撰写了详尽分析文章。比如 1939 年 9 月，张其盷博士在《大公报》发表《东蒙形势谈》；1941 年 6 月，陶希圣先生也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日本之南进与北进》，两篇文章均对当时日本 “南进与北进” 的政策作出了独到深刻的分析。无论日本选择北进还是南进，对当时的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巨大影响。部分历史学者将 “诺门罕战争” 称为“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格局的局部战争”以及“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由此足见诺门罕战争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至香港。经过十八天的浴血奋战，香港守军于 12 月 25 日无奈投降。侵略香港的日军部队随后又马不停蹄地扑向东南亚。原日军第 23 军司令官酒井隆（Takashi Sakai），担任香港最高军政厅长官不足两个月，便被矶谷廉介（Isogai Rensuke）取代。这个恶名昭彰的矶谷廉介来头不小，他原本是关东军参谋长，一度有机会竞逐日本陆军大臣一职，最终却因诺门罕战役战败而被迫退役。即便如此，他仍被调派到香港，出任总督（1942 年 2 月至 1944 年 12 月）这一肥差，在任期间推行残暴的军事统治，大肆掠夺香港的财政资源，致使无数香港市民无辜丧命，万千家庭支离破碎。

本会编撰这本名为《寻找诺门罕・关东军败战实录》的书籍，旨在发掘一些新的史料与论据，重新揭开诺门罕战场的神秘面纱。本会成员远赴内蒙古及蒙古国两地搜集相关资料，与众多知情人士会面交流。尤其是著名学者徐占江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研究资料与专业指导。

我们先后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诺门罕、阿尔山等地开展资料搜集工作，实地探访了许多当年日军遗留的军事工事、要塞以及军用机场。在诺门罕战争遗址陈列馆及罕达盖苏木，我们亲眼目睹了原日军 731 部队留下的作战遗迹、满洲国界碑、日军炮兵阵地与哨所，还有埋葬着 4447 具日军骸骨的焚尸坑。这些遗迹无一不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暴行与凄惨下场，这些历史事实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证铁证，绝不能被永远掩盖。

幸运的是，在国内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们得以从内蒙古阿尔山口岸前往蒙古国东方省境内的哈拉哈苏木（镇），并在蒙古国东方省胜利博物馆馆长米格木尔苏荣（L.Myagmarsuren）的陪同下，参观了博物馆与哈拉哈河战场遗址。尽管诺门罕战争已经结束 70 余年，令人惊叹的是，蒙古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竟如同时间静止一般，依旧保留着1939 年战争发生时的原貌。战场深处，至今仍能看到苏军坦克的残骸；诸多地貌与现场环境，不仅丝毫未变，甚至还能随手捡拾到一些军事阵地遗留的物品。如今，当地牧民仍会不时拾获日军遗落的炮弹、装备以及各类遗物，这般景象令人惊叹不已，仿佛亲身置身于真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

馆长得知我们是第一批从香港前来的访客后，十分热情地讲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战争故事，为我们的资料搜集与拍摄工作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最新资料，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蒙古人民的热情好客。

本书的出版目的，是希望从香港人的视角出发，去了解并填补有关“诺门罕战争”的历史谜团。我们由衷感谢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的鼎力支持，正是凭借这份支持，我们才得以远赴当地开展实地考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还原诺门罕战争的真实历史。

2.诺门罕战争的起因

诺门罕战争，又称诺门罕战役，苏联称 “哈拉哈河战役”（俄语：Бои на Халхин-Голе，英语：Battles of Khalkhin-Gol），日本称 “诺门罕事件”（日语：ノモンハン事件，英语：Nomonhan Incident），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和苏联在远东（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及外蒙古（东方省）境内接壤的诺门罕地区）发生的一场鲜为人知的战争。
这场战役是日本为了配合实施 “北进论” 政策（Northern Expansion Doctrine）而由关东军向苏联挑起的唯一一次战争。从最初想借着发动战争向苏联耀武扬威，到后来却在苏军优势显著的兵力及现代立体化作战下溃败，“关东军” 一词更成为战后日本陆军（注 1）“荣耀与悲惨”（日语：栄光と悲惨）的代名词，永远留在历史之中。

关东军其实是指驻守在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关东州）（图 1）（注 2）的日军大连部队，在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取代俄国得到哈尔滨至大连一带的南满铁路使用权以及关东州之租借权等。

图1关东军位于新京（长春）的司令部，出自《满蒙事变写真帖》，1932 年刊

关东军最初只有两个师团（约一万人）的实力，任务主要是守卫日本在关东州的利益，并为了日本扩张的野心不断挑起国际事端，包括：在 1928 年 6 月 4 日于我国东北地区策划 “皇姑屯事件”，暗杀 “东北王” 张作霖；1931 年 9 月 18 日发动 “九一八” 事变（图 2），瞬间侵占我国东北三省；

图2九一八事变现场，出自《日支事变写真帖》，加岛谦次编著，1931 年 12 月 3 日

1932 年 3 月 1 日，成立 “伪满洲国”（图 3），定都新京（长春）（图 4），拥立末代皇帝溥仪，逐步吞并中国东北领土，并进一步伺机进攻苏联和外蒙古。

图3建于山海关角山寺山麓的满洲国纪念碑，出自《满蒙事变写真帖》，1932 年刊

图4新京（长春）街景，出自《满洲景观 写真帖》，1941 年 3 月 3 日

日本军阀通过垄断东北资本企业，有计划地掠夺我国东北的资源与能源设施。早在大正年间（1912~1926），日本就已对蒙古等地展开详尽的资源与经济调查（图 5），企图将东北、蒙古打造成入侵中国及苏联的后勤支援基地。

图5调查旅行经过略图，出自《蒙古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6 年（大正 15 年）9 月刊

“九一八事变” 后东北沦陷，呼伦贝尔边界随即成为日苏两国的冲突地带。日本声称伪满洲国的边界为哈勒坎（哈拉哈）河，而苏联则认定呼伦贝尔境内哈勒坎河东岸 8 公里（编者按：实际约 15~20 公里）的地带，原本隶属于外蒙古（注 3）。

哈拉哈河从前本是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分界线，且依据当时的法理，两地均属中国领土，因此并未引发重大争议。但自伪 “满洲国” 成立后，边界冲突便从未间断，甚至升级为国际纠纷（图 6.1）。1935 年起，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军事部署基本就绪，随即频频以边界线问题为借口，在 “满苏”“满蒙” 边境寻衅滋事、制造争端，以此试探苏联与外蒙古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态度。

图6.1诺门坎边境争议地区

日本当局始终声称，诺门罕事件是由满、蒙边境的频繁冲突引发，而冲突的根源是国境线划分不明确，企图以此推卸日本发动诺门罕战争的责任，使其侵略行径显得更具 “正当性”。然而根据战后盟军档案 751 号文件记载，关东军参谋部于 1937 年 12 月绘制的地图（图 6.2），以及 1932 年南满洲日报社出版的地图（图 6.3）均显示，诺门罕一带的边界线并非如日方所言，以哈拉哈河为主要分界。

图6.2关东军参谋部绘制《满蒙边境图（法庭证物第 719B 及 C 号；外蒙古详细行政区划图）》

图6.3《满蒙新选地图》，南满洲日报社，1932 年刊

1939 年 7 月 16 日，香港《大公报》转载苏联塔斯社报道：

“日、满当局为掩饰其针对蒙古的挑衅性入侵行动，武断地将哈拉哈河定为蒙古与满洲在贝尔湖东部及东南部一带的边界。事实上，根据官方地图记载，蒙古与满洲在该区域的接壤地带，向来不以哈拉哈河为界，而是以哈拉哈河东岸的库拉特乌林至诺门罕一线为界。中国邮政中央管理局 1919 年于北平出版的中国地图多达 40 余种，其中任何一种地图（图 6.4），均可印证这一点。

蒙古的边防前哨，向来驻守于这条分界线之上，在此次事变爆发之前，从未有人针对哈拉哈河以东的蒙、满边界线提出过争议，即便是日、满方面，此前也从未有过任何异议。如今日、满方面突然凭空断定满、蒙应以哈拉哈河为界，却拿不出任何文件佐证，由此可见，日本军阀为掩饰其挑衅性的侵略行径，不得不凭空杜撰说辞，用以欺瞒世人。”

图6.4《蒙古：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全国省区彩色地图》

1924 年 11 月 26 日，在苏联第三国际的支持与策动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 “外蒙古”）（图 7），定都库伦，并将其更名为乌兰巴托（图 8），以 1911 年作为独立纪元，允许苏联驻军。但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及英、美等主要国家的政府，均未予以承认。（注 4）

图71924 年 11 月 26 日，蒙古宣布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出版社 ASKM）

图830 年代之乌兰巴托市（俄罗斯出版社 ASKM）

1935 年 1 月 8 日至 2 月 3 日，蒙古军队与日、满军队因争夺哈拉哈庙（日本称之为 “哈勒坎事件”）爆发交战。苏、日两国的首次边界冲突就此爆发（图9）。

图91935年2月，日军在哈拉哈庙建立瞭望塔，进行观察并安装了通往海拉尔的电话。（诺门罕博物馆提供）

而后由苏联促成，外蒙古当局与伪满洲国代表团举行会谈，因会谈地点位于满洲里市内，此次会谈被称为 “满洲里会议”（图 10）。会议从 1935 年持续至 1936 年 11 月，双方不仅未能就相关事件达成共识，矛盾冲突反而日益加剧，最终导致分歧彻底激化、谈判破裂。伪满洲国首席代表凌升因不满日本人操控会议而提出抗议，遭到日军逮捕并处决，这一事件被称为凌升事件。（注 5）

图101935 年 6 月满洲里会议。凌升（前排）左三，日本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左二）。（俄罗斯出版社 ASKM）

1936 年 2 月 8 日、15 日，驻扎在海拉尔的日本关东军第 14 骑兵旅团杉本部队（由杉本泰男中佐担任司令官）、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骑兵及日军部队，先后两次入侵外蒙古的乌兰胡都格（又称奥拉胡都格，日本称之为 “奥拉胡都格事件”），双方爆发激烈战斗，日军阵亡 8 人、负伤 4 人。

1936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期间，由涩谷安秋大佐指挥的涩谷支队（下辖 1 个步兵大队及 1 个战车中队）进入外蒙古阿达格多兰山谷（日本称之为 “达乌兰事件”），与对方机械化部队遭遇并展开激战，苏联空军飞行中队的 12 架轻型轰炸机及战斗机也投入了战斗。

1936 年 11 月 25 日，德国与日本两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此后日本开始修订《帝国国防方针》，将苏联列为第一假想敌并加紧战争准备。在 1938 年日军出台的 “8 号作战计划” 中（注 6），明确提出对苏作战的目标是 “以主力歼灭外贝加尔州的苏军主力”。

外蒙古依据 1936 年 3 月 12 日签订的《苏蒙互助议定书》，请求苏联政府出兵抵御日本即将发动的武装侵略。

1937 年 9 月，苏联远东军第 36 摩托化步兵师进驻外蒙古。

1937 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 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派遣所谓 “北支派遣军” 在华北地区作战，关东军仅抽调部分兵力参战，主力部队则按兵不动。与此同时，日本仍在筹备推行所谓 “北进论”（Northern Expansion Doctrine），囤积了大量军用物资，伺机对苏联开战。

张鼓峰事件（日本将张鼓峰称为正勇山）（图 11）：1938 年 7 月 12 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宣称，约 40 名苏联边防军入侵 “满洲国” 的珲春地区，“满洲国” 政府就此向苏联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则发表声明，指出所谓越境事件完全与事实不符，苏军 “进驻” 的区域，依据 1869 年《中俄珲春条约》，本就属于苏联领土。7 月 18 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再次声称，1 名日本边防兵于 7 月 15 日在珲春双方争议区域被苏军击毙，要求苏军立即撤退；并宣称若苏军拒不撤退，局势将日趋恶化，苏联需承担全部责任。

图11《华侨日报》1939 年 6 月 11 日

7 月 22 日至 8 月 10 日，双方在 6 公里长的战线上展开对峙与冲突。苏联出动 5 万兵力、250 辆坦克、300 架飞机，炮火攻势极为猛烈，日方损失惨重。8 月 11 日 12 时，苏、日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协议规定，苏、日两军自 11 日中午起停止攻击，双方部队驻守于 10 日午夜时的原阵地；边界问题及其他相关事宜，交由双方代表召开会议协商解决。张鼓峰事件至此宣告落幕。日方在此次事件中未获任何利益，反而将争议地区在停战后划归苏联。

1938 年 7 月，日本关东军新组建的第 23 步兵师团（注 8）从日本本土开赴海拉尔，兵力约有 15,040 人。海拉尔还常驻有日军第八国境守备队（图 12），下辖 7,500 名日军及 2,500 名伪满骑兵。1938 年 10 月，由费克连科中将指挥的苏联第 57 特别军（LVII Special Corps）进驻外蒙古，该军下辖 3 个装甲旅、1 个坦克旅、1 个摩托化步兵师及 1 个骑兵旅，总兵力达 23,000 人，直接隶属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指挥，军部设于乌兰巴托（库伦）。

图12位于呼伦贝尔市的原日军第八国境守备队司令部

1939 年 1~2 月，日、满军队又多次侵入满、蒙争议地区，与蒙古军队在胡鲁斯台河（Holsten River）（注 9）（图 13）等地交战，日、满军队均出现伤亡。1939 年 4 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注 10）大将下令所属各部执行《满苏（蒙）边境纠纷处理要纲》（Princip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Soviet-Manchurian Border Disputes），授权各地区兵种主官可动用武力解决边境纠纷，有权决定 “临时越境” 行动。该要纲的基本要求是，针对苏军（包括外蒙古军）在满苏边境的 “不法行为”，在做好周密准备的前提下予以彻底严惩，迫使苏军屈服。而所谓的 “不法行为”，完全是日军单方面的判定。要纲中还规定，“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区域，国境线由防卫司令官自主认定。一旦发生冲突，无论兵力多寡、国境线如何划定，务必寻求克敌制胜之法。”（注 11）由此，这份要纲的出台，从制度层面将日军的战术挑衅行为予以合理化。

图13流经诺门罕的胡鲁斯台河（Holsten River）

要纲下达之后，此前发布的所有相关指示与命令随即被废止。各一线部队只需专注于前线作战，务求必胜；可根据作战需要进入苏联领土，也可将苏军士兵引诱至满洲境内，主动果断地歼灭敌人。行动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上级司令部负责处理。至此，日本关东军已完成入侵外蒙古的各项准备工作，只待有人点燃战火的导火索。

关东军一心筹划复刻另一场 “九一八事变”，企图趁机击溃苏、蒙联军，占领苏联或外蒙古的领土。其战略首要目标，是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重要城市 —— 外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Irkutsk）（图 14）。关东军计划，若入侵得手，便一路向东切断西伯利亚铁路，一路向西席卷中亚；妄图按照与希特勒纳粹政府议定的分界线肢解苏联，实现 “北进论” 的全部构想。于是，日军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的满、蒙边境一带不断制造军事冲突，最终引爆了诺门罕战争的全面爆发。

图14日军第 8 号作战计划乙案构想图

2.1 诺门罕战场概况

诺门罕战争的中心地带，以诺门罕布尔德（图 15）（注 12）为起点，沿胡鲁斯台河、哈拉哈河两岸展开，向西北50 公里到贝尔湖，向东南70 公里到罕达盖。日满、苏蒙军队的战事在该地区 150 公里正面、120 公里纵深的范围内全面展开，实际作战区域达 7800 平方公里。战争进行期间，双方空军还对对方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攻击目标一直深入到数百公里的满蒙国境境内。哈拉哈河长 400 公里（注 13）（图 16），宽 8~12米，西岸比东岸高出 50 多米，所以在东岸看不到西岸高地的情况。胡鲁斯台河两岸均是沙漠地带，由红柳和沙蒿固定了流沙，形成沙丘连绵的起伏丘陵（图 17）。东南方达尔汗山至罕达盖是连绵数十里的樟子松林，是一处森林隐蔽区域。哈拉哈河西南岸的哈马尔达瓦山（Hamar-Daba）（图 18），是苏军前线指挥部的所在地。日军前线指挥部则设在诺门罕东北的将军庙（图 19）（注 14）。日军所属战区地势开阔平坦，广阔的草原地带十分适合大兵团机械化部队的机动作战，观察视野和炮火射击角度极为广阔，可惜没有明显地标和特征，无论是作战定位、指示方向、隐蔽和掩护都会出现极大困难，又易攻难守，这成为后来日军在战事中频频失误的主因。（图 20）

图15诺门罕布尔德

图16蒙古国境内的哈拉哈河

图17蒙古草原沙丘连绵的起伏丘陵地带

图18哈瓦尔达巴山朱可夫指挥部情景图

图19将军庙日军前线指挥部原址，出自《石坂辰雄的从军记录》

图20将军庙遗址，原址已在战争中彻底摧毁

2.2 战争拉开序幕

1938 年初，伪满骑兵第 7 团第 3 连在诺门罕以西的锡林陶拉盖敖包上竖起日本和伪满洲国国旗，并设哨所驻守（图 21）。1939 年 1 月17 日和 2 月 16 日与蒙军发生武装冲突，此后频繁发生战斗。由小规模的边境武装冲突发展到日、满、苏、蒙正规军上阵作战。诺门罕事件从 1939 年 5 月 11 日开始，至 9 月16 日结束，日本以 6 月上旬为分界，之前称 “第 1次诺门罕事件”，之后为 “第 2 次诺门罕事件”。日、苏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外蒙古交战，但正如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日、苏双方均在战事的性质上留有余地，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

图21日满军共同协防哨所，出自《石坂辰雄的从军记录》

3. 第一次诺门罕事件

1939 年 5 月 4 日，外蒙古军第 24 国境警备队的马群越过哈拉哈河以东放牧，伪满军开枪阻截，并且上马追击，将蒙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外蒙军 50 余人奋起反击，攻取了伪满军锡林陶拉盖哨所。至 5 月 6 日，该哨所又被伪满军夺回，战斗一时间已达到团级（3,000～4,000 人）的规模，此后双方陆续等待援军到来，逐渐形成拉锯状态。

至 5 月 12 日，日军第 23 师团第 64 联队和骑兵联队侵入外蒙古境内，采用三路合围的战术，由东八百藏（Azuma Yaozo）中佐的骑兵联队截断蒙军退路；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 8 团阻击胡鲁斯台河北岸蒙军；山县武光（Yamagata Takemitsu）大佐（陆军大学 38 期步兵大尉）率领联队向诺门罕正面的蒙军阵地进攻。

外蒙古军第 6 骑兵师下属第 15 骑兵团、第 17 骑兵团、装甲车营及部署的苏军官兵共约 3,000 余人，设置了 5 道防线与日伪军作战。

3.1 日、满、苏、蒙正规军兵临前线

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第 23 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Komatsubara Michitaro）中将（陆军大学 27 期步兵中尉）认为入侵外蒙古的时机已经来到，于是命令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组成搜索队（侦察队，1 个骑兵中队及 1 个轻装甲车中队）到诺门罕地区一带执行战斗侦察。关东军同时命令陆军飞行战队（中队）飞往海拉尔机场备战。

5 月 14 日，日、满军开始攻击外蒙军，15 日外蒙军不敌，撤回哈拉哈河西岸。东八百藏支队以胜利者姿态返回海拉尔。

外蒙军于 16 日又重新返回哈拉哈河东岸构筑阵地。苏军第 57 特别军司令部（LVII Special Corps）也从首都乌兰巴托前移到哈拉哈河以南的塔木察格布拉格（Tamsagbulag）。

苏蒙军陆续沿哈拉哈河地区边境集结。香港报纸从 1939 年 5 月 15 日开始，已经陆续刊登有关诺门罕战争的报道（图 22）。

图22香港的报纸从 5 月 15 日起已陆续刊登有关诺门罕战争的报道

5 月 22 日，日军第 64 联队奉命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带领下进驻甘珠尔庙（图 23）前线指挥部。5 月 27 日夜，第 64 联队从甘珠尔庙开往诺门罕战场，与苏蒙军交战。28 日早上战事打响，日军攻击十分顺利，东八百藏搜索队越过了外蒙军阵地的后方，偶然发现外蒙军第 6 骑兵师指挥所。日军喜出望外，立刻发起攻势，当场击毙外蒙军第 6 骑兵师师长沙日布。苏蒙军发觉后方传出枪炮声，迅速回师救援。

图23甘珠尔庙日军防御工事遗址

至 29 日下午，东八百藏搜索队已被回防的苏蒙军团团包围，在苏蒙军强大火力下，东支队全军覆没，损失兵员约 366 名，东八百藏中佐被击毙，同时搜出日军第 23 师团长 5 月 23 日在海拉尔发出的命令，训示部队称：“本师团（23 师团）必须以自己的兵力，单独歼灭在哈拉哈河区域的外蒙军”（注 15）。关东军终于在第一次诺门罕战争中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图 24）（图 25）

图24日军描绘的 5 月 27—29 日哈拉哈河战斗行动图（JACAR：C13010624500. P0056, 0057）

图25根据苏军资料绘制的 5 月 28—29 日哈拉哈河战斗行动图

4. 第二次诺门罕事件

1939 年 6 月 2 日，朱可夫将军（图 26）（Georgy K. Zhukov）（注 16）临危受命，从莫斯科远赴蒙古高原，指挥苏蒙军与日军在哈拉哈河两岸作战。他的作战指令是：

“一定要在诺门罕战场把日军彻底打败，让他们感受到苏联军队的威力（注 17）。”

图26朱可夫将军，1939 年 6 月诺门罕战争时期（AKSM）

6 月 5 日，朱可夫将军抵达塔木察格布拉格第 57 特别军指挥部。6 月 8 日，朱可夫将军接替费克连科中将（N.V.Feklenko）任第 57 特别军军长，他将指挥部再前移至哈拉哈河西南岸附近的哈玛尔达瓦山下。朱可夫将军命令部队集结兵力，将所有储运的军用物资运到前线，开辟多处野战机场，并从苏联空军调来大批新式战机。6 月 17 日，蒙军最高统帅、人民革命军总司令霍尔洛・乔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注 18）元帅（图 27）来到前线视察作战部队，与朱可夫将军联合召开军事会议，组成苏蒙联军指挥部，准备迎击日军的大规模侵略。

图27乔巴山元帅抵达前线，1939 年 6 月（AKSM）

4.1 双方军机越境空袭

6 月 16 日，朱可夫将军先后派出大型战机编队集群轰炸甘珠尔庙（注 19）（图 28）、阿尔山（图 29）等地区的日军机场，日军兵员及部分设施被炸毁。关东军为此作出报复决定，于 6 月 21 日将第二飞行集团嵯峨彻二中将及司令部从新京（长春）转移到海拉尔，集中 4 个飞行旅团，共计拥有作战飞机 310 架。6 月 22 日，苏联空军再度出动 150 架战机空袭甘珠尔庙、阿穆古郎、将军庙一带的日军集结地和野战机场，日军也出动 120 架飞机升空应战，至 24 日连续三天均爆发激烈空战，最终日军不敌，失去制空权。

图28遭苏军空袭后的甘珠尔庙

图29阿尔山五岔口日军野战机场遗址

关东军为了夺回制空权，决定实施越境作战方案，计划轰炸位于外蒙古境内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联空军野战机场。6 月 27 日清晨 4 时，日军 3 个飞行旅团共 137 架飞机组成飞行编队，从海拉尔机场起飞，轰炸塔木察格布拉格的苏军野战机场，上午 7 时 40 分完成任务返回海拉尔。

此次轰炸造成苏军损失超过 120 架战机，苏军事后并未公布此次损失情况，由此可见这一次日军越境空袭，对苏联空军造成了一定损失，而在当时的空战史上，日军的这次大规模越境轰炸也实属空前。这一时期，日军为了集中力量对外蒙一带展开轰炸行动，此举也暂时减轻了日军空袭中国内地城市的压力。

4.2 哈拉哈河两岸大军云集

日军越境轰炸苏联空军基地，导致苏联驻外蒙古空军遭受严重损失，这一形势引起苏军总参谋部的高度关注。因此苏军向外蒙古增派更多战机、重型火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还临时抢修了一条由博尔贾（Borzja）经克鲁伦（乔巴山）至塔木察格布拉格的数百公里军用铁路，打通了快速运输通道，短短一周内，苏军地面和空中部队实力迅速得到增强。

关东军也不甘示弱，果断向诺门罕战场投入兵力，日军步兵第 23 师团、第 7 师团和第 1 坦克师团、兴安骑兵师、重炮部队、战斗机及轰炸机等重型武器，也源源不断地开赴诺门罕地区。

日军自北从额布都格、巴新冈嘎，向南至沙尔毛德一带重新集结部署，打算趁苏蒙军在哈拉哈河东岸采取 “攻击防御” 之际，攻其不备，派兵佯装攻占西岸，随后主力部队绕过巴尔查岗（Bani-Cagan）抵达西岸，在哈拉哈河东西两岸）夹击，志在全歼苏蒙联军。整个攻势计划预计 7 月初完成。

4.3 伏罗希洛夫元帅下达命令

日军的越境轰炸行动，让苏联最高当局认为日本的真正作战企图是占领外蒙古，进而下一步有可能夺取外贝加尔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苏联远东地区。随着日军空袭得手，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行动。伏罗希洛夫（K. Y. Voroshilov）元帅（注 20）下令火速支援外蒙古。

随后，苏联空军司令鲍尔基金少将、炮兵司令沃罗诺夫大将、装甲兵司令巴甫洛夫大将等人亲自率领各自的精锐部队开赴哈拉哈河战场。苏军同时发起强大的政治宣传工作，号召 “保卫外蒙古，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外贝加尔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苏联边界”。（注 21）

4.4 小松原中将率师出征

从 6 月 20 日起，日军第 23 师团和第 7 师团的炮兵、工兵、骑兵、辎重兵联队等作战队伍共计 2 万多名人员，以步行、骑马、乘车的战斗队形浩浩荡荡，像潮水一样涌向诺门罕战场（图 30）。在 400 余辆汽车的引导下，再加上不计其数的马车、牛车、骆驼拉车，满载着一车车的战争物资和各类型弹药，从海拉尔出发奔赴西南方；海拉尔火车站的月台和货场上，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全东北的物资不断涌入海拉尔，显示出关东军强大的后勤力量。

图30准备越过诺门罕的日本步兵纵队，出自《石坂辰雄的从军记录》

当时，日本唯一的第一战车团（坦克师团），在团长安冈正臣中将（陆军大学 26 期步兵中尉）的率领下，其麾下的安冈支队（由第一战车团骨干组成），是以战车第三联队及战车第四联队为核心的战车部队，装备有 97 式、89 式坦克及其他装甲车共 92 辆，另配属步兵、工兵、高射炮及汽车等支援力量，人数约 2,500 人（注 22）。该部队从新京附近的公主岭乘火车出发前往阿尔山，之后又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行进，最终抵达诺门罕。

伪满兴安骑兵师也仓促投入战场。由于日军刚刚夺回制空权，各部队的集结行动异常顺利。此时，日军已在前线集结 3.6 万名兵员，配备 182 辆坦克、51 辆装甲车、112 门各型火炮、400 辆汽车及 180 架战机提供支援。

4.5 关东军“膺惩”苏军

为配合日军发动 7 月攻势，早在 6 月 25 日，日本当局便通过日本报纸发表言论，宣称满蒙边境冲突并非局部事件，而是苏联有计划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协助蒋介石政权，迫使日军必须集中兵力应对满蒙边境冲突，从而无法随意调动兵力。日本报纸更是大言不惭地警告苏联，切勿轻视日军实力，不得再次越境，否则苏联将遭到日本的“膺惩”。同时，日方还要求日本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令，命第 23 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趁越境轰炸后获得的有利时机，迅速发起地面攻势，一鼓作气歼灭哈拉哈河两岸的苏蒙军。苏蒙军前线指挥官朱可夫将军，则命令哈拉哈河东岸部队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主动向日军发起攻击，以此干扰日军大部队的进攻部署。

1939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日军 1.5 万人从将军庙出发，率先发起攻势，越过哈拉哈河北面的谢尔陶拉盖高地（注 23）进入外蒙古境内，这项进入哈拉哈河西岸的行动计划，即便按照伪满洲国主张的边境线标准，也属于入侵外蒙古领土的行为。但由于《满蒙边境处理纠纷要纲》中明确规定，必要时可进入苏蒙境内作战，日本参谋本部也批准了此次行动，认为这是基于边境整体地形，不得不采取的战术权宜之计。关东军司令部随即执行了这一作战计划。（图 31）

图31日军发动 7 月攻势计划，出自《战争史》，伊藤政之助著，第 1944—647 页

7 月 3 日，历经艰难的日军越过谢尔陶拉盖高地及哈拉哈河（图 32），向巴尔查岗山（图 33）推进，途中接连遭到蒙军第 15 骑兵团的顽强阻击。蒙军骑兵奋勇抗击兵力十倍于己的敌军，甚至策马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图 34）。最终，蒙军骑兵阵亡 400 余人，却拖延了日军的推进计划，为战局争取到 2 个宝贵的小时，让朱可夫将军得以调配兵力围剿日军。（图 35）

图32日军越过蒙古境内哈拉哈河的浮桥（CMWS, Russia）

图33穿越巴尔查岗山的日军第 23 师团士兵（CMWS, Russia）

图34日军骑兵与蒙军骑兵展开混战（梁川刚一）

图35根据苏军资料绘制的 1939 年 7 月 3 日哈拉哈河战斗行动图

4.6 朱可夫将军围攻巴音查冈山

7 月 3 日，朱可夫将军查明日军的作战企图，迅速利用优势兵力和西岸高地的有利地形，围攻了占领巴音查冈山的日军，并将其打回哈拉哈河东岸。对于已渡过哈拉哈河的日军，苏军决定发动三路反攻。苏军第 11 坦克旅迅速集结 150 辆坦克、154 辆装甲车、90 门大炮和全部战机，向日军占领的巴音查冈山发起反攻。

西岸高地周围全是开阔地，完全有利于空军和坦克作战，日军部队全部暴露在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的炮口之下。激战之中，苏军凭借绝对优势的坦克装甲部队和空军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形成压倒性合围。7 月 3 日上午，刚渡过哈拉哈河的日军第 23 师团前线指挥部，突然遭到苏军坦克群冲击，苏军坦克一度推进至距离指挥部不足 800 米处。幸有一支快速炮中队拼死拦截，才得以保全小松原司令及其他参谋官兵的性命。战事一直持续至夜晚，苏军从三面围堵日军，迫使第 23 师团司令部不得不撤回哈拉哈河东岸。

7 月 4 日，刚退回谢尔陶拉盖的第 23 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被苏军炮兵流弹击中胸部，当场阵亡。他是第一名在哈拉哈河沿岸丧生的日军高级军官（注 24）。7 月 3 日至 5 日的巴音查冈山战役，日军损失兵员约三千余人，包括大内孜在内的四十名军官战死。经此大规模渡河之战，关东军开始意识到苏军步兵、炮兵、坦克、飞机协同作战能力的强悍。而且无论在指挥素养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苏联红军都已不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沙俄军队。

苏联自 1937 年 12 月完成两个五年计划后，国家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实力均有所提升，无论兵力还是武器装备，都已经远远超越日本。

《莱曼谈德国军备》1939 年 2 月 16 日（转载自 1939 年 5 月 25 日香港工商日报）

日军敢于向苏军开战，是基于日本东京大本营的判断，他们认为经过 1937—1939 年间苏联和蒙古的“大清洗”（Great Purge）（注 25）后的苏军战斗力已不足为虑。苏联高级军官中，5 位苏联元帅里有 3 人遭到处决，包括红军总参谋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Mikhay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元帅，以及曾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 “加伦将军”—— 布留赫尔元帅。布留赫尔当时担任远东方面军司令长官，曾指挥苏军击败张鼓峰战役中的日军第 19 师团。

15 名集团军司令中有 13 人被清洗，85 名军长中有 57 人被清洗，195 名师长中有 110 人被清洗，406 名旅长中有 220 人被清洗。苏军基层军官里，营、连级军官被处决或送入劳改营的总数达到 43000 人，苏军的指挥体系与战斗力遭到彻底破坏。

外蒙古也未能幸免，同样开展了大清洗。蒙古部长会议主席耿冬、军政部长杰米德、满洲里会议蒙古代表团团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桑布等一批党军政要员，在肃反运动中被处决。十名骑兵师长及多名军队骨干指挥员也遭到枪决。

1937 年 8 月至 10 月是大清洗的高潮时期，外蒙古的政府官员、地方干部、军队指挥员、各寺庙上层喇嘛，约有一万余人遭到逮捕。苏联第 36 摩托化步兵师进驻蒙古，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肃反运动的顺利推进。1938 年 6 月，苏联远东地区大清洗负责人、苏军总政治部保卫局局长留希科夫大将叛逃至满洲；7 月，苏军第 36 步兵师军械部部长弗伦特少校叛逃；8 月，蒙古军队骑兵第 6 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宾巴上尉叛逃。

一连串的叛逃事件，反映出苏蒙联军在大清洗后军心涣散。关东军还从叛逃者口中获取了重要情报，进而认定这是击败苏联、实现 “北进政策” 的最佳时机。然而，这种对苏联军队实力的错误判断，让关东军在诺门罕战场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4.7 哈拉哈河东岸坦克大战

7 月 2 日，由安岗正臣中将指挥的安岗支队下辖第三、第四战车联队，也在哈拉哈河东岸发起攻击。但自从日军第 64 联队 7 月 1 日开赴战场以后，由于天气日渐炎热，日军自以为可以速战速决，严重忽视后勤保障，致使前线部队缺乏饮用水补给。士兵在口渴难耐之际，还要承受苏军炮火的轮番轰炸，大量步兵不断减员，因此步兵难以支援安岗坦克部队作战。

苏蒙联军在西岸迫使日军第 23 师团撤回后，坦克旅迅速开赴哈拉哈河东岸，寻找安岗坦克支队决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场战役堪称一场典型的坦克大决战。在 7 公里宽的战场上，苏军的 92 辆坦克（BT-5/7 型、T-26 型）和 300 辆装甲车（BA-3 型、BA-6 型、BA-10 型），将日军的 73 辆坦克（八九式中型坦克、九五式轻型坦克、九七式中型坦克）和 72 辆装甲车（九四式及九七式轻型装甲车）团团包围。双方空军也在坦克对战的上空展开激战。

苏军坦克因为吨位大、装甲厚、行动半径大，坦克主炮的射程远、射速快。反观日军坦克，无论在攻击火力（日军坦克以支援步兵火力为主要任务，炮弹以攻击敌方步兵的榴弹为主，而非坦克决战所用的穿甲弹（Armor Piercing）或高爆弹（HE）），还是装甲防护（日军坦克仍采用铆钉（Rivet）接合工艺，而苏军坦克已采用焊接技术）方面，均远逊于苏军坦克。从高地望去，两支坦克部队对阵的场面，就如同数量庞大的牛群在与一小群绵羊搏斗。

近 600 辆战车搅作一团混战。安岗支队遭遇苏军以钢琴线缠绕坦克履带的战术袭扰，又陷入苏军坦克的伏击圈，战车第三联队损失了半数战车，联队队长吉丸清秀大佐也在 7 月 3 日的战斗中阵亡。由玉田美郎大佐指挥的战车第四联队，曾一度突入苏军防线，并攻击了苏军炮兵阵地，但在战斗中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车，最终只能被迫撤退（注 26）。

7 月 6 日苏军发起反攻，日军残余的坦克及装甲车只能转入防御状态。刚开战不久，支队队长又因战车损失过大而下令提前撤离，安岗支队才侥幸逃回位于将军庙的驻地。（图 36）

图36根据苏军资料绘制 1939 年 7 月 2—3 日哈拉哈河战斗行动

4.8 兴安师（支队）上阵失利

兴安师是伪满洲国唯一的一支野战部队，由蒙古族和达斡尔族牧民出身的军官与士兵组成，指挥官为野村少将。该部于 6 月下旬抵达战场，7 月 1 日开赴诺罗高地，负责掩护日军左翼的安全。7 月 3 日，兴安师向蒙军第 8 骑兵师发起进攻，战斗从深夜持续至拂晓，蒙军被迫后撤。7 月 4 日上午 8 时，苏军的步兵与炮兵部队向日军发起反攻，日军遭遇惨败。7 月 6 日，蒙军第 8 骑兵师转而专门阻击伪满兴安师的进攻，致使伪满军遭受重创。蒙军第 8 骑兵师的千余名骑兵、30 辆装甲车，协同苏军步兵及第 9 装甲旅向兴安师发起猛攻，兴安师全军官兵落荒而逃。

4.9 空战、夜战

7 月 7 日，在地面战事陷入胶着的状态下，空中的战斗打得愈发激烈。苏军陆续将多款新型战机投入战场，对各型战机进行合理编组，以充分发挥其性能优势，同时将速度与火力均超越日军战机的伊 – 16 型战斗机，以及新式重型轰炸机 TB-3 型投入作战。日军投入战机 310 架，而苏蒙联军的战机数量达到 564 架。苏、日两国的诸多优秀王牌飞行员驾驶战机在空中展开较量，创下诸多战绩。苏联空军凭借频繁出击，最终夺取了战场的制空权。

日军经巴音查冈山与哈拉哈河东岸的作战后意识到，在辽阔的草原上与苏军展开白天作战，会对日方极为不利，因此决定改为夜间作战，以发挥日军步兵的战术优势 —— 日军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已将夜战列入步兵的战术训练科目（图 37）。日军投入 2.4 万名兵员实施夜袭，将坦克、火炮、步兵全部编入夜战攻击序列。自 7 月 7 日至 12 日，日军连续发起三次大规模夜袭。然而在苏军优势炮火、坦克、步兵及战机的协同打击下，日军不仅未能达成预定作战计划，反而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诸多部队因丧失战斗力而撤出前线。

图37日军步兵大队夜间接敌要领图，军事讲话用挂图，1934 年

苏蒙军司令部于 7 月 13 日发表战事经过公告：“指出在 7 月 6 日至 12 日的战斗中，日满侵略军阵亡约 2000 名，负伤 3500 余名；苏蒙军俘获敌军 254 名、火炮 4 门、坦克 4 辆、装甲车 15 辆、机枪 70 挺及大量武器弹药，并搜获关东军司令于 6 月 20 日所下达的第 1532 号命令文件，以及第 23 师团长于 6 月 30 日所下达的第 105 号、关于 7 月 1 日进攻哈拉哈河的作战命令。被俘日军人员中，包括一名中队长、十二名下士，俘虏的口供与搜获文件的内容，已完全证实日本此次军事行动事前经过长时间筹备，部署极为审慎周详，因此才敢在贝尔湖一带贸然进犯。此外，在空战中击落日军战机 61 架，俘虏飞行员 12 名，同时还搜获关东军空军司令的相关命令及文书”。（图 38）

图381939 年 7 月 15 日《大公报》报道日军 7 月 5 日至 12 日之战况

塔斯社亦报道，在 7 月 6 日至 12 日期间被蒙军俘虏的日军飞行员名单如下：队长松本，天野中尉、水富中尉、三土少尉；中士 4 名，姓名为斋藤、宫岛、水富；下士 4 名，姓名为石部、高本、矣泽、本原。

此次日军主攻部队为关东军麾下的第 23 师团及第 7 师团，这两个师团在当时的编制中被公认为日本陆军最优秀的精锐师团。日军攻势的失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军自认为擅长的夜战战术宣告失效，这主要是因为苏蒙军在其坚固且纵深的防御阵地内配备了大量重火器，且在各个重要据点的周边均挖掘了防坦克壕沟、设置了反坦克雷场和高低多层的铁丝网，尤其在阵地内部配备了不少探照灯（图 39）和各类照明设施。

图39苏蒙军之探照灯部队（ASKM）

位于哈拉哈河西岸的高台阵地，进一步增强了支援炮兵的火力。每当日军在夜间以密集队形向前冲击，喊着 “万岁” 发起冲锋时，苏蒙军的阵地上便会瞬间打开探照灯，同时发射大量照明弹，将阵地上方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这使得毫无遮蔽的日军失去了 “夜” 的掩护，完全暴露在苏蒙军阵地前的开阔地带，继而遭到密集火力的杀伤。这种战术后来被苏军广泛应用于苏德战场，用以对付纳粹德军。

第二，日军引以自豪的“白兵战”（注 27）（即 “白刃战”“肉搏战”，英文 Cold Steel，指以军刀、刺刀进行徒手肉搏的战斗），也就是所谓的 “刺刀见红” 战术，在苏军的火力面前明显失效。日军在对华作战中，面对中国军队时，从未遭遇过如此火力密度的对手，因此才将拼刺刀作为克敌制胜的手段。而苏军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实战经验，极为注重 “火力制约”，也就是火力密度的压制作用。苏军士兵的轻武器大多已实现自动化，同时还强化了炮兵配置，要求在关键时刻，炮兵射击区域内每平方米每分钟平均爆发两枚炮弹。

不少参战的日军官兵事后回忆称，在这场战斗中，当日军发起铺天盖地的冲锋时，苏蒙军部署在哈拉哈河两岸的各炮兵群，立即以交织的密集火力展开拦截。这不仅给日军造成了惨重伤亡，更从精神上对其形成了极大的震慑。

数不清的苏蒙军炮弹爆炸后，扬起的沙土与黑色浓烟相互弥漫，浓烟遮蔽了整个阵地的上空，让人难以分辨身处白昼还是黑夜。正是得益于苏军有效的火力压制，日军的 “白兵战” 战术完全无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