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诺门罕——关东军战败纪实(二)

来源: 香港里斯本丸协会

4.10 日军进行战线整顿

日军在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夜袭后，于事后发表的战事报告中披露，有 3 名联队队长当场阵亡，包括：第3战车联队队长吉丸清秀陆军少将（追赠）、第 23 师团参谋长大内孜陆军少将（追赠）及工兵第 24 联队队长川村质郎少将（追赠）（图 40）。

图40日军联队长川村质郎大佐在 7 月攻势中阵亡，死后追封少将军衔，出自《石坂辰雄的从军记录》

吉丸、大内二人在日军服役 24 年，而川村的服役年限更长达 27 年（注 28），三人皆是极具战斗经验的资深日本军人。日军此次夜袭估计伤亡官兵达 5000 余人，再加上巴音查冈山之战、哈拉哈河东岸坦克会战，以及自 5 月以来的历次战斗，关东军至此已累计损失近万名战斗人员，更折损了众多资深军官，由此可想见当时的战况实为异常惨烈。基于对战况形势的考量，关东军司令部不得不先行停止对哈拉哈河东岸苏蒙军的进攻，转而着手进行大规模战线整顿。

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与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一行，亲自赶赴诺门罕战场对前线战况进行实地勘察。经形势研判后决定，由安冈中将所率领的第 1 坦克师团先行返回公主岭驻地休整；同时重新部署重炮阵地与火炮数量，增设各类反坦克手段，并从后方为第 23 师团足额补充兵员及各类武器弹药。

日军为挽回败局颜面，竟不惜使用生化武器，企图在哈拉哈河畔实施细菌战（图 41）。7 月 11 日，由 731 部队（注 29）军医碇常重少佐带领一支 22 人的敢死队执行此次任务，队员出发前均宣誓至死不得泄露行动机密。

图41日军 731 部队在诺门罕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敢死队员潜入哈拉哈河上游，乘坐橡皮艇在河道中心一公里范围内，将携带的 22.5 公斤鼻疽菌、伤寒杆菌、霍乱弧菌及鼠疫杆菌，尽数从玻璃容器中倾倒入河水中，同时对行动全程进行拍照与记录。日军为掩盖 731 部队的战争罪行，竟反诬苏联空军向日军阵地的水源投下 “毒气弹” 及 “霉菌弹”，但这一说法旋即遭到苏军参谋部严厉驳斥，指出日军的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纯属捏造，意在污蔑苏军。

7 月 16 日，苏联空军一支小编队深入齐齐哈尔西南方、中东铁路的咽喉要道富拉尔基江桥投下炸弹（图 42）；当晚又向哈兰纳栅（音译）车站投下十余枚炸弹。关东军因此下令，在东北边境附近的城市实行灯火管制。

图421939 年 7 月 18 日香港《华字日报》报道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受到苏联空军轰炸

7 月 19 日，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飞返东京，出席 7 月 20 日召开的日本东京参谋本部会议，商讨满蒙国境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会上矶谷廉介称，苏军正持续发起反攻，从欧洲调运的巨型轰炸机（TB-3 型）已投入作战，希望参谋本部批准继续增兵。然而参谋本部并未同意增兵请求，会后还下达了《诺门罕事件处理要纲》，要求务必在入冬之前结束诺门罕战事，同时明令禁止再以空中越境的方式实施报复，不得袭击外蒙古境内的一切军事目标。

矶谷廉介只得携带着这份《要纲》返回关东军司令部，不料司令部的作战参谋竟公然违抗军令，决定对《要纲》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并且立即下令部署作战，定于 7 月 22 日在哈拉哈河东岸全线发起总攻。（图 43）

图43日军 7 月 23 日总攻计划，出自《战争史》（伊藤政之助 著）

5. 关东军全线总攻

经过近半个月的补充休整，关东军在诺门罕战线已集中 8 万名兵员、40 门 150 毫米野战重炮、24 门 120 毫米榴弹炮、126 门野炮，以及大量九四式 37 毫米速射反坦克炮（注 30）（图 44）。

图44日军九四式 37 毫米速射炮阵地，出自《石坂辰雄的从军记录》

日军认为，充足的炮火射击足以弥补其机械化部队的不足。但在总攻作战计划的战术选择上，关东军将领就 “以炮战为主” 还是 “以夜袭为主” 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小松原中将主张以步兵夜袭为核心，由炮兵支援步兵开辟进攻通道，并伴随步兵推进；炮兵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少将则主张总攻应以炮战为绝对主导。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最终由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拍板决定，执行以炮战为主的战术方案。

根据这一决定，日军制定作战方案，计划先集中全部炮兵火力，达成三项核心目标：

1.摧毁苏军西岸高地上的炮兵阵地。

2.炸毁哈拉哈河上所有苏蒙军浮桥，切断东西两岸的交通线，形成 “关门打狗” 的合围态势。

3.发起步兵冲锋，一举歼灭哈拉哈河东岸残余的苏蒙军部队。

日军前沿阵地北起谢尔陶拉盖高地，经巴尔其嘎尔高地（注 31）和诺罗高地（注 32），一直延伸至诺罗高地东南的台地，战区正面宽度长达 40 公里。然而，这些日军阵地大多暴露在西岸台地苏军炮兵的有效射程之内（图 45）。西岸台地比东岸高出 50 米，可俯瞰日军所有部队动向，日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位置。参谋部建议，为压制苏军炮兵火力，必须部署远程重炮。关东军司令部随即从旅顺、穆棱等地紧急调运 40 门重炮驰援前线。为统一指挥重炮作战，关东军炮兵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少将在前线设立炮兵指挥部，共指挥各类火炮 188 门，以及高射炮部队。其中，独立野战重炮第 7 联队中，还有天皇的女婿 —— 东久弥宫盛厚殿下亲自指挥的 4 门 150 毫米榴弹炮（图 46）。

图45哈拉哈河剖面图

图46《诺门罕大血战爱国物语》 铃木御水 绘

7 月 22 日，战场上空阴云密布、阴雨连绵，各炮兵观测站视野受限，日军原定的炮战计划被迫推迟一天。但苏军并未受恶劣天气影响，当天便对日军阵地发起猛烈炮击，炮弹持续落在日军各阵地。日军前线部队纷纷请求炮火支援，然而炮兵司令官内山少将为隐藏重炮阵地位置，以便次日发动突袭，仅允许野炮群对进攻中的苏军步兵实施拦截式射击。苏军炮兵群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一天（图 47）。

图471939 年 7 月 22 日第 64 步兵联队长山县武光（左）与防疫部队长石井四郎（右）在阵地中商洽补给事宜，胜利博物馆提供

23 日上午 6 时 30 分，日军的炮击正式打响。日军重炮阵地升起一个长圆形炮兵观测气球（图 48），吊篮内的 3 名日军军官通过炮队镜侦察，试图定位西岸苏军的重炮阵地。

图48日军炮兵观测气球（AKSM）

上午 10 时，3 架伊 – 16 战斗机飞向观测气球，其中 1 架直接撞毁该气球。失去观测指引的日军炮兵顿时变成 “瞎子”，炮击被迫突然中断；停滞许久后，才转为间接瞄准方式重新开火。然而，炮战进行期间，炮兵司令内山少将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 —— 将炮击时间延长一小时，步兵的冲锋时间也从原定的 10 时整改为 11 时整。可悲的是，由于日军炮战部队与步兵部队之间的通讯被炮火切断，延迟出发的命令未能传达至部分步兵大队和中队。

10 时整，位于最前沿的第 72 步兵联队第 1 大队，按原定时间发起冲锋。冲锋的日军历经苦战，终于在 10 时 30 分攻上苏军阵地，此时这支编制 1000 余人的大队，仅剩下 100 余人。就在残部准备在苏军阵地休整之际，却遭到己方后方炮群的集中炮击，最终几乎全军覆没。这一惨剧暴露出日军在大兵团作战指挥与兵种协同能力上的严重缺陷。此外，炮战中日军也暴露了火炮性能与射程远逊于苏军的问题。小松原中将只得再次下令，命炮群向前推进以掩护步兵进攻，却遭到炮兵司令官的反对；最终炮兵部队勉强同意派出 2 个大队共 16 门重炮支援步兵。

日军火炮在射程延伸能力与机动性能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依然执意发起攻势，其核心企图是夺取哈拉哈河西岸的登陆场，为后续行动提供保障。但这一企图，遭到苏军第 11 坦克旅及第 8 装甲旅的反冲锋彻底粉碎。大量苏军坦克及装甲车如潮水般冲向日军阵地，同时开火射击。日军难以招架苏军的强大火力，只得向哈拉哈河东岸仓皇撤退。战斗期间，苏军第 11 坦克旅旅长安德烈・雅科夫列夫的先导坦克，遭到日军 “肉迫攻击” 战术的袭击（图 49）（注 33），他与全体坦克乘员壮烈牺牲。而正在指挥炮兵作战的盛厚殿下，其阵地遭到苏军炮火反击，一发炮弹恰巧在他附近的炮位爆炸，他被炮弹掀起的冲击波震伤头部，只得悻悻退出战场。

图49《步兵初级干部指挥必携》，第 65 页

日军的炮战持续了 3 天，效果却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且前线的弹药供应已开始出现困难。关东军司令部只得紧急下令：“立即停止进攻，占领东岸战线，构筑阵地进行持久战”。

5.1 植田谦吉大将视察前线

诺门罕战争自 5 月开战至 7 月 25 日，关东军先后向战场投入战机 310 架、坦克 182 辆、装甲车 61 辆、各类火炮 188 门，由 13 名将军、21 名大佐率领 8 万余名兵员参战。

历经两个半月的战斗，日军非但未能达成将苏蒙军赶出哈拉哈河东岸的目标，反而被迫转入守势。综合失利原因来看，除了武器装备性能低劣、后勤补给效率低下之外，更核心的因素是关东军司令部屡次出现战略判断失误，既高估了日军自身的战斗力，又低估了苏军的作战实力，最终导致部队屡战屡败。

1939 年 7 月 26 日，塔斯社发自莫斯科的消息称，苏蒙军司令部于当日发表公告：“自 7 月 23 日至 25 日，日军多次企图攻占哈拉哈河以东的苏蒙军阵地，然而每次进攻均因遭受重创而被迫撤退，苏蒙军依旧牢牢坚守哈拉哈河东岸前沿阵地。除地面部队的冲突外，双方空军在此期间亦爆发多次空战。7 月 23 日的空战结果显示，日军空军损失战斗机 15 架、轰炸机 2 架、侦察机 2 架，以及用于指挥日军炮火射击的观测气球。

同日，日军轻型轰炸机部队指挥官小原大佐的座机被击落，本人被俘。根据小原大佐的供词可证实，日军已从长春、哈尔滨、四平街、海拉尔等地抽调大量空军兵力，集中部署于战区周边。24 日夜间，空战再次爆发。战斗起初只是少数战斗机之间的遭遇战，随后迅速升级为大规模空战。24 日的空战中，日方损失战斗机 34 架、轰炸机 2 架及观测气球 1 个；苏军方面记录有 9 架战机未返航。25 日，日军战机被击落 19 架、1 个观测气球被击中起火，苏蒙联军则有 6 架战机未返航”。（图 50）

图501939 年 7 月 28 日香港《华字日报》报道

为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于 7 月 29 日亲临诺门罕战场视察。在将军庙的师团司令部前的草地上，列队整齐的将校官兵排成方阵迎接，高级将领与师团司令部幕僚悉数到场。军乐队奏响迎送将军的专用军乐（图 51），植田谦吉大将在小松原中将的陪同下，迎着军乐声，依照军衔等级依次检阅各作战单位与欢迎队伍，随后乘坐军车视察了巴尔其嘎尔高地一带的阵地。视察完毕后，植田谦吉对前线阵地的防守部署提出指导意见，并决定从东北各地增调部分兵力及全部速射炮，驰援诺门罕战场。

图51军乐队吹奏迎送将军的专用号曲（植田谦吉大将视察场景），徐占江先生提供

5.2 日军组建第 6 军司令部

日本东京大本营考虑到诺门罕战事规模持续扩大，前线集结的兵力已超过 8 万人，远超第 23 师团师团长的指挥权限。且战事规模预计还将进一步升级，同时苏军已将第 57 特别军升格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基于此，日本大本营于 8 月 4 日决定在海拉尔组建第 6 军司令部，并在将军庙设立前线指挥部，直接指挥诺门罕地区的所有作战行动。

日本参谋本部（大本营）通过情报渠道掌握的苏军动向显示，苏军极有可能在 8 月中旬发起大规模反攻。但关东军并未重视这份情报，反而主观判定 “受地形条件及补给线路的限制，苏军无法投入大规模兵力展开反攻”。关东军司令部之所以完全未能察觉局势的严重性，一方面是因为苏蒙军对反攻计划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密措施，另一方面则是关东军参谋部再次做出错误判断，认定苏军尚未集结足够的反攻力量，短期内不会发动大规模攻势，因此决定按持久战的思路，就地构筑过冬工事。

图521939 年 9 月 5 日，将军庙第 6 军指挥部各部队主官合影

中央坐者右起第二人起依次为：关东军参谋长藤本铁熊少将、第 7 师团长国崎登中将（陆大 9 期步兵大尉）、第 23 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第 6 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第 2 师团长安井藤治中将（陆大 18 期步兵中尉）、第 4 师团长泽田茂中将（陆大 18 期炮兵中尉）。

第 6 军司令官遵照关东军的命令，下令部队转攻为守，顶着苏军的炮火轰击，构筑据点式永久性工事以备过冬，准备与苏蒙军展开持久战。同时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指示，计划于 8 月 24 日再组织一次进攻行动，即便无法达成歼灭苏蒙军的预定目标，至少可以试探出苏军的真实作战实力。

编入第 6 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包括：第 23 师团、第 8 国境守备队、海拉尔第 1 和第 2 陆军医院，以及临时调拨的增援部队 —— 第 2 师团、第 4 师团、第 7 师团各一部，第 14 混成旅团、第 3 骑兵旅团、第 2 飞行集团、第 1 独立守备队、野战重炮第 3 旅团、穆棱重炮联队、野战重炮第 1 联队、独立野战重炮第 7 联队、野炮第 13 联队、独立野炮第 1 联队、第 23 和第 24 工兵联队、高射炮联队、汽车联队，此外还有部署在战场的全部伪满军部队。日满联军总兵力合计 9 万人，配备野炮、重炮 38 门，作战飞机 250 架，但没有任何坦克部队提供支援。

6. 苏蒙军发动攻势

在关东军司令部做出错误判断，进而下令日军第六军沿哈拉哈河前线构筑阵地实施防御、摆出持久作战姿态的同时，朱可夫将军却指挥苏军加紧大反攻前夕的各项准备，包括集结作战部队、在战场储备大量军用物资、采取各类迷惑日军的措施、严格保密作战计划、强化侦察行动、训练新增部队以及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蒙古军队组建作战司令部，苏、蒙联军兵分三路发起攻势，向日军展开毁灭性的全线总反攻。

6.1 苏军扩编组建第 1 集团军

苏联统帅部将驻防塔木察格布拉格的第 57 特别军进行扩编改编为第 1 集团军。这是为完成诺门罕地区独立作战任务而临时组建的部队，属于诸兵种协同的合成大兵团。7 月 15 日，朱可夫将军被任命为第 1 集团军司令员。为完成作战任务、解决诺门罕战事，经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批准，朱可夫将军计划在 8 月中旬发起大规模攻势，围歼哈拉哈河东岸的关东军主力第 23 师团及其他所属部队，并为此加紧展开各项攻势准备。

6.2 蒙军组建作战司令部

在苏军推进攻势准备的同时，蒙军在乔巴山元帅的指挥下，也完成了作战司令部的组建。乔巴山元帅的部署如下：以第 6 师、第 8 师作为进攻部队，与苏军协同作战；以第 4 师、第 5 师、第 10 师担任守备部队。其中第 5 师部署于克鲁伦、贝尔湖方向，第 7 师部署于塔木察格布拉格东北的图门乌力吉方向，第 4 师部署于白音图、达日冈嘎方向，第 10 师部署于达兰扎达嘎德、索林和尔、扎明乌德方向，各部队均对日军保持警戒态势。蒙军以塔木察格布拉格为后勤补给基地，储备了大量粮食、帐幕、武器、弹药，并设立兽医院、马蹄铁厂等保障设施，后勤工作总负责人为财政部长泽登巴尔。

外蒙古全国 19 岁至 35 岁的男性被全部动员，各类专业学校的骑兵科、炮兵科、装甲科、政治科三年级学生的学制缩短为四个月，提前毕业开赴前线。从乌兰巴托的骑兵第 1 师中，抽调所有炮手、机关枪下士官、装甲维修军官，以及通信兵、装甲车乘员等技术兵，全部开赴前线，编入进攻部队战斗序列中的第 6、第 8 骑兵师，该部在巴音查冈战斗中的损失已得到充分补充，全军静待反攻命令下达。

6.3 苏军攻势准备

苏军大规模集结部队，从遥远的乌拉尔军区及外贝加尔军区，为朱可夫将军调派大批新编作战部队，计有摩托化步兵师 8 个、装甲汽车旅 4 个、坦克旅 4 个、重炮兵团 2 个、伞兵旅 1 个、高射炮大队 8 个、飞行团 6 个，上述部队与蒙军第 6、第 8 骑兵师协同作战，同时配属工兵、通信、后勤等保障部队。苏军在战场储备了海量军用物资，至 8 月，朱可夫将军已集结起数量可观的战机、坦克、装甲车、大炮，以及各类技术装备所需的弹药、油料和燃料，总重达 55000 吨。

朱可夫将军在战役发起前，在当地的地形与气候条件下，以极短时间完成五万余吨军用物资的储备，这一行动完全出乎关东军的意料。与此同时，苏军采取各类佯动措施迷惑日军，使其无法摸清苏军作战意图，进而做出错误判断；同时落实严密措施严守作战计划、强化战场侦察行动，加紧训练新编部队，并对日军开展政治攻势。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为苏军的总攻行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6.4 苏蒙军兵分三路发动攻势

1939 年 8 月 20 日凌晨 5 时 45 分，苏蒙军率先以铺天盖地的炮火和战机，对日军的高射炮阵地、前沿阵地实施猛烈炮击与轰炸。上午 8 时 45 分，苏蒙军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强渡哈拉哈河，此次总攻，苏蒙军集中全部作战兵力 57000 人，配备坦克 498 辆、装甲车 385 辆、大炮及迫击炮 542 门、机关枪 2255 挺、飞机 515 架，向日军发起歼灭性总攻。8 月 20 日恰逢星期日，日军第 6 军前线各部众多将校级军官前往海拉尔休假，前线部队根本没有料到苏蒙军会在此时于前线发起大规模攻势。 战役发起时，日军第6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正在距离战场200公里的海拉尔。以第23师团为首的关东军各部，其防御工事仅完成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一。如此一来，苏蒙军的进攻完全达成出其不意的效果，日军遭受毁灭性打击。日军第2飞行集团于8月21日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出动113架战机组成突击机群，再次越境轰炸蒙古境内克鲁伦（乔巴山）、塔木察格布拉格、哈玛尔达瓦等地的苏军机场。苏军则出动飞机对日军控制的甘珠尔庙、阿木古郎、将军庙、阿尔山等地实施256架次轰炸，投弹量超86吨。空战中日军战机损失惨重，制空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苏军手中。苏蒙军发起攻势的第二天，日军各部便开始被分割包围。面对苏蒙军两翼包抄、合围的态势，日军第6军决意组织反攻，而这一举措只会加速部队的覆灭。（图54） 苏军第1集团军司令官朱可夫将军，将麾下全部进攻兵力编为三个突击集群，从南路、北路、中央三个方向向日军阵地展开猛攻。

图54苏军资料绘制的 1939 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哈拉哈河战斗行动图

1. 南路集群：下辖步兵第57师、蒙军骑兵第8师、第8装甲汽车旅、第6坦克旅（缺1个营），以及第185炮兵团1个营、第37反坦克炮营、1个摩托化步枪机枪营、OT-130型火焰喷射坦克连和第11坦克旅1个营。

2. 北路集群：下辖步兵第82师所属601团、蒙军骑兵第6师、第7装甲汽车旅、第11坦克旅2个营、第82榴弹炮团和第87反坦克炮营。

3. 中路集群：下辖步兵第36师、步兵第82师所属602团、603团、第5步枪机枪旅，以及两个炮兵团。

4. 预备队：下辖第212伞兵旅、第9装甲汽车旅，以及第6坦克旅所属第4营。此次进攻投入的总兵力为35个步兵营、20个骑兵营。

8月21日当天，日军阵地的防御兵力部署态势如下：

1. 南线：第23师团步兵第71联队、第7师团第28联队尾川大队、第8国境守备队（旅团级）、第1独立守备队（旅团级）、独立野炮兵第7联队，以及伪满洲国军石兰斌混成旅。

2. 北线：第23师团井置骑兵联队、第7师团第26联队、野炮兵联队，以及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3个骑兵团。

3. 中线：第23师团司令部及所属步兵第64联队、第72联队，第7师团第28联队，旅顺重炮第3旅团，独立野战重炮第7联队，野炮兵第13联队，独立野炮兵第1联队，另有高射炮联队、反坦克炮部队。

4. 日军第6军预备队：步兵第14旅团、第7师团步兵第27联队、骑兵第3旅团。日军在前线集结的兵力为75000人、机关枪1283挺、大炮300门、飞机310架。 至8月29日，日军第6军司令部组织的反攻悉数失败，一线的步兵联队、炮兵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大佐级别的联队长非战死即自杀：

新任第23师团参谋长刚本德三重伤身亡
第23步兵联队联队长小林恒一少将腿部被炸断，受重伤
第64步兵联队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焚烧军旗后自杀（8月29日）
第71步兵联队联队长森田彻大佐战死
第72步兵联队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重伤后自杀，继任代理联队长东宗治中佐焚烧军旗后战死
第74步兵联队联队长长野荣二大佐受重伤
长谷部支队支队长长谷部理叡大佐自杀（9月20日）
师团搜索队队长井置荣一中佐自杀（9月17日）
穆棱重炮兵联队联队长染谷义雄中佐被苏军包围后自杀（8月26日）
野炮兵第13联队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自杀（8月29日）

日军前无退路，后路又被切断，被分割为数块、各自为战。陷入绝望的日军，身处苏蒙军不断收缩的包围圈中。（图55）（图56）

图55苏军资料绘制的 1939 年 8 月 28 日至 31 日哈拉哈河战斗行动图

图56日军绘制的 1939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哈拉哈河战斗行动图（JACAR）

7. 战争结局

从 8 月 20 日苏蒙军发起总攻，到 8 月 30 日日军第 6 军反攻失败，日军第 23 师团的战斗力损失达八成，其余各作战部队的损失也过半，这一惨败被称作“小松原兵团的悲剧”。

这是日本陆军自日俄战争以来，首次遭遇如此惨重的失败。关东军陷入孤注一掷的生死关头，决意打响一场复仇之战，持续向战场增派兵力与武器装备，包括第 1、第 2、第 4、第 7 师团，以及第 3 独立队（旅团级）所属的炮兵、坦克装甲部队、骑兵旅团、飞行战队，还有工兵、汽车部队等。日本参谋本部也从华北支那派遣军抽调兵力，向诺门罕增派大批官兵、战机、重炮、汽车、高射炮等，以增强关东军实力，洗雪日本陆军战史上这一最大败绩的耻辱。

日军第 6 军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展开新一轮决战。

1939 年 8 月，欧洲局势风云突变。23 日，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下令外长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且全盘接受苏联提出的所有条件，避免德军进攻波兰时受到苏联的阻挠。苏、德双方于当日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The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图 57）。

图571939 年 8 月 23 日《工商日报》有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报道53

日本政府事前对德苏的谈判毫不知情，因此对德国的外交手段深感不安。德苏条约的签订，让此前的防共协定沦为一纸空文，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平沼内阁因此被迫总辞职。关东军原本制定的对苏、蒙军发起总攻的计划，也遭到日军大本营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严词拒绝，其回复态度异常强硬，不仅毫无转圜余地，更带有斥责关东军参谋部的意味，关东军只得忍痛放弃作战计划。

9 月 1 日，德军兵分三路入侵波兰（图 58）。9 月 3 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图 59），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发出第三四九号大陆命（注 34）电报，下令停止诺门罕地区的一切作战行动，原因之一便是德苏两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让日本妄图联合德国、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的计划彻底化为泡影。9 月 9 日，日军第 6 军各师团虽已在战场完成集结（图 60），但没有东京大本营的许可，再也不敢贸然出战，只得静待休战谈判。此时德军发起的“闪电战”已深入波兰境内，苏军也在苏、波边境集结兵力。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趁此时机，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提出休战谈判的请求。

图58香港《工商日报》1939 年 9 月的报道

图591939 年 9 月 4 日《大公报》报道英国对德国宣战

图60日军第6军1939年9月8日已在哈拉哈河东岸集结完毕，《支那事变史1943》

7.1 签订休战协定

1939 年 9 月 15 日，东乡茂德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正式签订休战协定。苏、日休战协定的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国的反应各不相同，各国报刊对这一协定也作出了不同的评价。

英国伦敦路透社 9 月 16 日电：

“假使苏、日两国正式实行休战，那么日本便可倾尽全力对付中国。但休战之后，日本是否能完全信任苏联，从而将驻守在苏蒙边境的 30 万军队调往其他地区，这一点尚存疑问。苏、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又岂能在一夜之间彻底消除，实在难以预估，即便是德、苏之间的所谓亲密关系，同样前途未卜。因此，苏、日休战协定的签订，非但未能让国际局势趋于明朗，反而加剧了局势的不稳定性”。

至于德国，路透社引述相关消息称：

“德国对苏、日达成休战协定表示极为欢迎，这一协定势必会让英国感到不快”。

德国《汉堡时报》则表示：

“这一休战协定的签订，有望让苏、日两国进一步交换利益，并解决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彼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得知苏、日休战的消息后，国人预判日军势必会将枪口对准国军，抗日形势愈发严峻。

路透社重庆9月17日电：

“此间各报今日清晨均在不甚显著的版面刊发苏、日休战协定的消息。据华人的看法，该协定或许仅为解决蒙、满边境的事变，并不涉及苏、日两国间的其他问题。各华文报纸特意选择非显眼篇幅发布此消息，以避免引发国人的过度惊慌与恐惧”。

9月17日重庆中央社电：

“休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至此地后，民众普遍感到失意。但回想去年张鼓峰休战协定签订后，苏联仍持续以物资援助中国，因此民众普遍认为，日、苏两国缔结休战协定，亦不会影响苏联的援华政策。不过，若日本认为与苏联签订休战协定后，便可抽身应对远东局势，而无需顾虑苏联的干涉，进而在远东为所欲为，恐怕其针对第三国权益的政策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倘若如此，今后美国在远东或将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

美国华盛顿9月17日外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中强调，日中战争的持续进行，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不得不保留其在《九国公约》框架下所享有的全部正当权利”。

1939年9月9日，香港《工商日报》刊发社论称：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苏联则扶植蒙古共和国，二者遥相对峙，简直是一丘之貉！不论往昔还是当下，日、苏两国争夺的区域，皆为中华民国的领土。从情理与法理而言，若未获得我国政府的同意，绝不应将我国的土地，当作双方和战博弈的筹码！日本本为侵略之国，或许尚且不解此理，难道向来对我国口惠的苏俄，也不明晓这一点吗？呜呼！”

这篇社论也反映出当时香港社会的一种普遍声音：无论“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乃至此次“诺门罕事件”，战事皆未发生在敌对双方的国境线上，而是爆发于中国的国土之内。彼时香港虽为英国殖民地，但香港民众始终心系祖国，为中国的时局深感忧虑，却也只能发出无奈的慨叹。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于9月18日在东京会见外国记者，就此次苏、日休战协定作出解释，指出该协定纯粹是日方率先主动提出，其中并无德国从中协助调停。这一说法足以证明，日本在诺门罕战争中确已遭遇惨重损失，为谋求和平才向苏联提出休战，以此作为台阶下。 莫斯科9月16日中央社电：日本驻苏大使东乡代表日、满双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代表苏、蒙双方展开谈判，双方达成协定如下：

1. 日、满军队与苏、蒙军队自9月15日上午2时（莫斯科时间）起，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2. 日、满军队与苏、蒙军队于9月15日下午1时（莫斯科时间）起，继续驻守于各自现占有的阵地。

3. 双方当地军方代表，立即落实本协定第一条、第二条所规定的事项。

4. 双方可即刻交换战俘及阵亡将士遗体。

首次交涉在苏方前线进行，日方代表为田中中佐与入村少佐，苏方派出三名军官，双方互相告知已奉命停止军事行动；第二次交涉在双方停战线的中间地带举行，日方代表除田中中佐、入村少佐外，还有首席代表藤本少校，苏方则由军事代表波塔波夫上校（M.I. Potapov）等八名代表（图61）出席。双方商定9月18日下午4时在同一地点召开会议，全面贯彻执行停战协定各条款（图62），并制定出以下各项实施细则：

1. 日、苏当地军事当局相互确认，依照东乡、莫洛托夫协定中关于停战的相关条文，停止在呼伦贝尔至哈拉哈河一带的所有战斗行动。

2. 日、苏两军不得向前线增派兵力，亦不得强化阵地周边的各类军事设施。

3. 双方确定前线停火阵地的具体位置，标注于地图之上并相互交换。

4. 交换双方阵亡将士的遗体

在哈拉哈河畔一线中间地带，由两军各部代表指挥完成相互交换。

交换期限为21日至25日。

遗落在两军交界中间地带的遗体，由双方自行前往收容。

5. 战俘的交换

日军收容的苏军战俘，由汽车运送至交涉地点交接。

苏军收容的日军战俘，由苏军以飞机空运至一线阵地，在指定适宜地点移交日方。

9月19日起双方启动战俘交换，执行期限为一周以内。

9月20日，苏军代表又提出两项建议：

——双方各自在己方阵地内开展遗体搜索工作

——准许日军前往哈拉哈河西岸，搜索日军飞行员的遗体。

图611939年9月18日苏日停战协定双方主要谈判代表合影。左为日军藤本少将，右为苏军第一集团军副指挥波塔波夫上校（ASKM）

图62《停战协定文本（法庭证物第2661A号 联合公报——诺门罕停战协定）》

7.2 战争结局

双方战俘交换：自1939年12月20日起，双方在战地及满洲里两地进行战俘互换。日军战俘由关东军司令部派人接收，伪满兴安军的战俘则由海拉尔第10军管区司令部派遣参谋、军法官及宪兵负责接收。被俘的日军军官归国后，全部被勒令自杀；被俘的日军士兵则经过三个月的审查后，被发配至中国东北的深山老林，编入日本开拓团，与外界彻底隔离。

此次被俘的兴安军共计331名，其中包含3名日本军官（其中一名为兴安师司令部副官佐藤上尉，无蒙古族军官），佐藤上尉与另外两名中尉均被后续勒令自杀。第10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与宪兵团将接收的300余名蒙古族士兵，分别造册登记，遣散返乡，并交由当地警察实施监督管控。（图63）（图64）

1939年11月，日本陆军部组建“研究诺门罕事件委员会”，专门研究后续对苏作战的战术战法及部队训练相关事宜。 1939年12月15日，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所属各作战单位的日方高级军官，在沈阳召开了为期7天的会议，核心研究后续针对“兴安军”的方针政策，同时总结诺门罕战争的经验教训。日本关东军修订《满苏（蒙）边境纠纷处理要纲》，核心为设立缓冲地带、审慎使用武力等相关指示。

图63苏联随军记者拍摄的关东军战俘（ASKM）

图64战场上的苏军战俘，朝日新闻社

日本陆军方面也在休战后对战事相关负责人追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日本参谋本部闲院宫载仁亲王留任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桥本群中将被解职并转入预备役，作战部长田正纯大佐调往陆军习志野学校。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及第 23 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等核心领导层，或转入预备役，或调任他职。

而对于违反军纪、独断专行，两次擅自率军越过哈拉哈河西岸，以及越境轰炸塔木察格布拉格的主事军官，日方却未予以严厉惩处。其中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另有主事者辻政信（注 35），均未受到处罚，仅分别调往镇海湾要塞、千叶陆军战车学校。在战争中主张扩大战事的服部卓四郎中佐，也仅调往陆军步兵学校，且在 1941 年 7 月得到提拔，出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1939 年 9 月调往武汉的冈村宁次中将，负责指挥第 11 军并兼任宪兵司令。

1940 年 8 月 1 日，外蒙古与伪满洲国组建满、蒙国界现地划分委员会。蒙方代表为道尔吉、施米特乐夫，满方代表为下村信贞彦、博彦满都，双方在苏联境内的赤塔召开六次会议；直至 1941 年 10 月 25 日，双方在哈尔滨签订议定书及附属文件（图 65），诺门罕战争至此正式结束。

图651941 年 10 月 25 日 满蒙双方议定书复印件（JACAR）

7.3 双方损失比较

关于苏、日双方的损失情况，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双方发布的战报及各类史料记载的伤亡数字相差悬殊，苏联与日本公布的数值也存在巨大出入。

以日本方面公布的死亡数字为例，第 6军军医部的诺门罕事件损伤调查表显示，日军阵亡 7720 人、负伤 8664 人、病伤 2363 人，合计 18979 人。这一数字显然并不准确，例如停战后，关东军仅在哈拉哈河东岸正面阵地，就寻获日军遗体 4386 具；此外还从苏蒙军方面领回大批在西岸战死的遗体，士兵损失规模相当惊人。按参战人数统计，单是第 23 师团总兵力 17975 人，就有阵亡 4986 人、负伤 5450 人、失踪 639 人、战病 1340 人，合计损失兵员 12415 人。

1939 年 11 月 1 日，香港《大公报》及《工商日报》转载上海美联社的报道（图 66），称日军在诺门罕战场阵亡 18000 人、负伤 34000 人，这与 1966 年 10 月 12 日日本靖国神社为诺门罕事件阵亡者举行慰灵祭的报道（注 36）中，日军阵亡 18000 人的数字相吻合。而战场上的负伤人数向来多于阵亡人数，因此再加上负伤、失踪人数，日军伤亡总人数远超万人；若再计入伪满洲国军队的损失，数字将更为庞大。

图661939年11月1日《香港工商日报》的相关报道

苏联方面则在不同年份公布过多个伤亡数字：战后苏联官方宣称人员损失为 9000 人；1961 年苏军战史记载苏、蒙军伤亡 9824 人；1980 年苏军公布的苏、蒙军伤亡为 18500 人。而根据 2016 年俄罗斯的最新调查资料显示，苏军实际阵亡约 9703 人，负伤及战病 15952 人，合计 25655 人。外蒙军参战 5000 余人，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为 990 人，苏、蒙军合计伤亡 26645 人。伪满洲国兴安师的伤亡约 380 人。

综上，从双方公布的数字推断，诺门罕战争中，日、满、苏、蒙四方的实际伤亡人数在 6 万人以上（注 37）。

后记

日本陆军与苏联红军在 1938 年的张鼓峰事件及 1939 年的诺门罕事件中，相关资料始终未曾详细公布。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又历经冷战直至苏联解体，双方反而陆续有伤亡相关资料被披露出来。

从诺门罕事件双方公布及解密的伤亡数字资料来看，双方的损失大致势均力敌。倘若单从伤亡数字和武器装备的损失情况来判定，未必能确定谁是最终的胜利者，但可以明确的是，苏联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因为即便是日方，也在公开场合承认此次战事失利（图 67），更描述道，诺门罕战役中苏联军队的坦克与装甲车如排山倒海般涌向日军阵地，不仅给日军造成了致命打击，还险些切断日军的退路；这样的作战场面，在中国战场上的侵华日军此前极少遭遇。此外，苏联军队的作战动员能力和兵员补充能力，均远胜于日军，这一点在两年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便是最好的证明。

图671939 年 10 月 4 日，《大公报》报道

另一方面，日军在诺门罕战败后，将对外扩张的 “北进” 策略改为 “南进”。从 “九一八事变” 到伪满洲国成立，日本的势力范围已延伸至苏联、外蒙古边境；在伪满洲国与苏、蒙的接壤地带，日方沿长达 5000 公里的边境线，修建了 17 处攻守兼备的大型军事要塞（注 38）。苏联不得不对日军加以提防，因此在西伯利亚地区长置精锐作战部队，最终重创日军；深陷中国战场的日军就此显露窘态，兵员匮乏、战略资源短缺，不得不调整其在亚洲的作战策略。

1941 年 4 月 13 日，日苏两国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注 39），日方意在消除苏联背后的威胁，得以全力推行南进政策。但外界仍猜测日本可能重启北进策略，因为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这无疑为日军再度进犯苏联创造了可乘之机；而日本也确实在同年 7 月举行了关东军特种军事演习（注 40），此举意味着日方已为发动对苏攻势展开动员。此后，经过多方评估及对苏德战局的持续观望，日本陆军的北进态度再度发生转变。

1941 年 8 月 9 日，日本颁布《帝国陆军作战要纲》，正式宣布放弃年内对苏用兵的计划，参与 “关特演” 的 16 个师团仅转而承担对苏警戒任务（注 41）。同年 12 月 8 日，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正式对英、美等国宣战，自此再无余力入侵苏联，关东军也由鼎盛走向衰落。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发起 “八月风暴行动”，对日宣战。9 日凌晨，苏军以 150 万兵力兵分三路攻入中国东北。此时的关东军面对强大的苏军，早已今非昔比，毫无招架之力。就这样，自日俄战争以来历经四十年、以日本军国主义尖兵自居、在远东肆意妄为的关东军，最终在 1945 年（昭和二十年）8 月 15 日夜走向历史终结。次日，日本大本营下达 “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的命令。

矶谷廉介的下场

诺门罕事件后，关东军遭受重创，此战主要负责人包括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以及第 23 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等人，均受到转入预备役或调职的处分。但对矶谷廉介而言，其军旅生涯并未就此终结，反而迎来了新的转机。

矶谷廉介在抗日战争时期可谓臭名昭著，尤其对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日据时期的香港市民来说，更是对其恨之入骨。他是狂热的侵华鼓吹者，大半生都在推行对华侵略的行径中度过。

矶谷廉介于 1886 年 9 月 3 日出生在日本兵库县，1904 年 10 月（明治 37 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 16 期，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均为其同期同学。毕业后，他任职于步兵第 20 联队；1916 年（大正 4 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 27 期，与冈部直三郎、东条英机、今村均、本间雅晴、大岛浩同届，随即进入参谋本部担任部员。

1917 年，矶谷廉介调任上海驻在武官辅助官，自此开始涉足中国事务；1919 年调回参谋本部，1920 年又被派往广州出任武官，期间曾多次拜会孙中山先生，也与蒋介石有过接触。1922 年他调回日本，在部队任职；1925 年再度赴广州担任武官，长期扎根中国的经历让其成为日本军界所谓的 “支那通”，甚至能讲一口广东话（注 43）。

1928 年，矶谷廉介调回日本，先后出任联队长、师团参谋长、教育总监部课长、陆军省科长、参谋本部部长等职；1935 年，他再次被派往中国，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1936 年回国后，出任陆军省军务局长；1937 年，就任第十师团师团长，成为侵华前线的核心指挥官。

侵华战争爆发初期，矶谷廉介率领第十师团在华北平原大肆进犯，却在 1938 年的台儿庄战役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惨败后被调往关东军担任参谋长。1939 年底，他本有机会接替板垣征四郎出任陆军大臣，却因诺门罕战役的失利，再度遭遇仕途重创，被转入预备役。即便如此，1939 年 9 月 22 日，他仍获授陆军中将从四位勋一等功二级（相当于男爵）勋章（注 42），可见其在日本军界的人脉根基深厚。

矶谷廉介曾撰写《支那管见》一书，书中大肆宣扬其对华偏见，声称当时的中国国民革命绝无成功可能，国共问题也无法解决，唯有依靠日本的武力统治，中国才有 “希望”，充分暴露了其侵略本质。也正因他在日本军界的良好人际关系，即便两度战败、被转入预备役，也并未被彻底遗忘，这也为其后续复职埋下伏笔。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被日军攻占。香港虽地域狭小，但作为英国殖民地，它是当时中国南方唯一的对外出入口，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还掌控着日本急需的外汇与港元，成为支撑日本战时经济的重要支柱。为尽快掌控这一极具经济价值的占领地，日本急需一位文武双全的官员 —— 既具备军方背景，又懂得经济运作。

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立刻想到了自己陆军大学的老同学、已退出现役的矶谷廉介。1942 年 1 月 19 日，东条英机任命矶谷廉介接替第 23 军司令官酒井隆，出任香港占领地总督。1942 年 2 月 20 日至 1944 年 12 月 24 日，矶谷廉介担任香港第二任日据总督，任期近 3 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香港占领地总督（图 68）。

图68矶谷廉介任命（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在矶谷廉介的统治下，香港的社会治安陷入极度混乱，盗贼横行，民不聊生。据香港出生的冯英琪先生（注 44）回忆，彼时原本繁华的湾仔骆克道，即便在白天也一片死寂，鲜有路人经过。他当年年仅 8 岁，身着毛衣走在街上，都会遭到匪徒抢劫，衣物被抢走后还会被拿到黑市售卖，彼时香港民众的生活境遇可见一斑。

矶谷廉介出任香港总督后，终结了日军对港的军政府统治时期。其总督府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被改设为日军军方总部。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当时香港的最高行政机关，同时也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

矶谷廉介上任后即刻发布告谕，宣称：“尔等民众，若能革除旧态陋习，挺身自勉，秉持东洋精神，助力完成大东亚兴隆伟业，本督将以知己相待；倘若有人违背道义、不守规矩，便是东洋万众的公敌，非我皇土之民，无论何种国籍、何种人种，本督皆将依军法惩处，绝不宽恕。”

为强化日方的殖民主导地位，矶谷廉介下令将香港的街道及地名全部更改成日本名称，又明令禁止使用英语，在香港推行日语奴化教育。彼时日本受战时经济封锁，日元在国际上基本不被承认，矶谷廉介便下令发行日军军票，在禁止其他货币流通的同时，强迫香港市民用港币、外币、黄金、实物等兑换军票。最初以 2 港元兑换 1 元军票，自 1942 年 7 月 24 日起，又改为 4 港元兑换 1 元军票，日方借此直接掠夺香港民众的财富，众多香港人因此倾家荡产（注 45），军票遗留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未彻底解决。

日本作为海岛国家，为发动战争耗费了大量人力，1942 年年中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日本国内的青壮年皆被送上前线，劳动力资源极度匮乏，于是日方将魔爪伸向了囚禁在各地的战俘。

日军将香港的战俘分批押送回日本服苦役。1942 年 9 月 4 日，第一批 616 名战俘乘坐「福建丸」启程；第二批共 1816 名战俘，在香港登上「里斯本丸」前往日本，这艘轮船在舟山海面沉没，部分战俘葬身大海，部分被日军枪杀，侥幸获救的战俘大多被重新逮捕后押送日本；第三批 1000 余名战俘于 1943 年 1 月启程。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批战俘，这批共 500 人的战俘于 1943 年 12 月从香港出发，在海军军官约翰・艾伯特的带领下，战俘们曾密谋夺取运输船，却最终未能成功（注 46）。

随后，矶谷廉介以香港仅能容纳 60 万人为借口，强行遣散香港人口，将近百万民众驱赶回乡。其遣散手段极为残忍，冯英琪先生回忆道：“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集中到一定人数后，便强行用船押送回内地。这些市民被赶上渔船，由拖船拖至公海，表面上是从海路送回内地，实则行至大海中央及一些荒岛附近时，日军便斩断船缆，任由船只自行漂流，难民流落荒岛后只能自生自灭。”直至 1944 年 12 月 24 日，矶谷廉介卸任香港总督，调任台湾行政长官，也正因这次调任，他侥幸逃脱了死刑的判决，其香港总督一职由田中久一接任。而在矶谷廉介赴台任职后不到一年，日本便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

战后，日据时期的三位香港总督酒井隆、矶谷廉介、田中久一均被押至南京军事法庭受审。酒井隆因战争罪行被判处死刑，田中久一则因在任期间杀害盟军飞行员、涉嫌法外处决盟军战俘被判处死刑。而在香港任职时间最长、任内推行种种残暴殖民政策的矶谷廉介，被南京军事法庭提起诉讼，指控其在 1938 年台儿庄战役中犯下的战争罪行，以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在香港杀害华人的罪行。1947 年 7 月 23 日，中国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仅判处矶谷廉介无期徒刑，判决书对指控矶谷廉介的全部罪名是否成立均作了保留，他也因此逃过极刑，被押回日本巢鸭监狱服刑。

1952 年 8 月 5 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矶谷廉介与另外 90 名日本侵华战犯被提前释放。他亲眼见证了日本战后的复兴，最终于 1967 年 6 月 6 日在日本病逝，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图 69）。

图69矶谷廉介终身监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