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说土改

作者: 陈为人

马烽参加土改时，工作团给他配备了自卫的手枪

马烽讲述过他在“土改”中的经历：

“1947年春末夏初，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我被分配到六专署工作团。团长是公安局长谭政文、副团长是报社社长郝德青。在这里首先集中学习了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然后就确定去崞县（今山西原平县）各村进行试点。工作团混合编成十几个队，分别进驻各村。我被分配到了大牛堡工作队。队长是总工会的老吴，副队长是六地委宣传部长老范。我和李玉明与一个单门独户的老光棍挤在一盘炕上。大牛堡是个200多户人家的村庄，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可贫富悬殊很大。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邸、彭、任三大户手里。一般人家都依靠当长工，打短工，租种地过活。租子重，捐税多，不少人家是搅糠拌菜度时光。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进行社会调查，整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然后就是组织贫农团，讲解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召开大大小小的诉苦会，和地主们清算剥削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就是分配胜利果实。”

这是一场剥夺和再分配的运动，其惨烈程度不言而喻。

1948年马烽与《晋绥大众报》的采编人员在兴县高家村

马烽讲述过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的“斗牛大会”：

“当年晋绥边区有一个著名的开明绅士，叫牛友兰。他一直热衷于兴办教育，先是在本县北坡村办了一个小学，后来又在县城办了一个兴县中学，在学校里聘请思想进步人士担任教员，宣传抗日思想，开展同国民党投降派和卖国汉奸的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挺进晋西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但八路军战士还穿不上棉衣，牛友兰就把自己家店铺里库存的布匹、棉花拿出来，一次就装备了八路军的一个团。后来，牛友兰又积极响应晋西北行署提出的为抗日‘献粮、献金、做军鞋、扩兵’的号召，自筹资金1万元，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他还动员股东集资23000元，办起了兴县农业银行，为我们的抗日部队筹款。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牛友兰再次带头出面，捐献白洋8000元，粮食一百多石，甚至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正是根据牛友兰的这些事迹，我们的剧团创作了话剧《一万元》，歌颂牛友兰为抗日作出的贡献。这个戏还在边区的调演中得了一等奖。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功臣，在‘土改’时，根据康生在临县郝家坡搞‘土改’时创造的经验——地主的底财是个大问题，一定要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底财拿出来。康生还说，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但死也不怕。于是，又开始向牛友兰追缴底财了。所谓的‘斗牛大会’，就是为追底财，召开了批斗牛友兰的大会。在批斗会上，有人残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鼻子，还把他的儿子拉去游街……‘斗牛大会’后不久，牛友兰就含冤死去了。”

这个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富有时代特征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马烽的作品里。

1948年春,摄于崞县城。右为土改工作团芦梦,中为崞县公安局化云，左为马烽

马烽在某次创作谈中，针对“一个作家能不能只要是现实中曾发生过的真实事，就可以不加选择地写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有的题材要自觉地不去写，因为写出来没有好处，没有用，除了使人们看到社会上一片黑暗之外，没有其他作用。有些题材不能写，如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就不能写。也有些题材当时不能写，现在能写，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不能写，一写就暴露给敌人，但现在能写。什么题材可以写，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马烽正是从这一创作原则出发，以自己高度的政治觉悟，描述了他所亲历的“土改”：

马烽说：“……我觉得我们土改队的两位队长，在掌握政策方面都比较稳妥，斗争虽然十分激烈，但从始至终没有死伤一个人。对多年压榨贫雇农的地主，都是按照中央精神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同样给他们留下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促使他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马烽还讲述了一段土改工作总结会上的笑话：“分配完胜利果实，全村贫下中农开了个庆祝会。团部龙政委来讲了话。他讲话一开始就闹了个大笑话。他说：‘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刚说了这么一句，全场子的人都哄堂大笑了。原来那时候这村群众忌讳说‘高兴’二字。平素人们只说‘欢喜’或‘喜欢’。不知为什么他们竟把‘高兴’二字，当成了男女发生性生活的代名词。故而一听这话忍不住就笑了。当时的工作队员，本区的张区长，忙写了个纸条递给龙政委。条子上写的是：‘请勿说高兴。’龙政委看了，把条子往桌上一拍，大声说：‘我们打倒封建剥削，土地回了老家，今天正好又是中秋节，为什么不能说高兴？不但贫下中农说高兴，我们工作团也要和老乡们一块儿高兴！’这等于说：工作团要和老乡们一块儿过性生活。全场群众笑得更厉害了。有人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笑岔了气。龙政委觉得莫名其妙，忙转身问道：‘这是怎搞的？’张区长忙低声给他解释了一番。龙政委笑着低声骂了一句：‘他娘的，这么好的两个字，怎么在这村儿变味儿了！’”

在我对胡正的访谈中，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马烽他也有变化。他给我谈过，他写《玉龙村纪事》，思想也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土改的时候，认为地主都是坏的，但隐隐意识到，在现实当中，也有地主是善的，是不错的。但是斗争都是按地主就是坏的斗争。要站稳阶级立场么。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也有些反思，地主也有各种情况，所以他真实地写了这。这就好，也有反思么，当然反思的认识和对过去的看法，有程度的不同。”

1948年，马烽[前左]与林杉[前右]在崞县城合影。林杉是马烽胡正等山药蛋派走上文学之路的老师。最初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后来调到北京任《大众电影》的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书记处书记。电影文学协会的主席。

马烽给我讲过他早期的小说《贾善人》。马烽说：“生活中的原形确有这样一个积德行善的地主，但是就这样自然主义地把生活中的真实搬到作品里，明显不符合党的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不出地主阶级的本质。所以我就把题材改造成后来作品中的这个样子。我想像出地主行善背后虚假的本质一面。”

马烽的这番“创作谈”，真是颇为具有了历史的嘲讽意味。

“山药蛋派”作家大概都有把生活中的悲剧做喜剧化处理的创作倾向和写作技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这样，马烽的作品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