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颤抖的灵魂——郑成功后裔郑梦彪(二)

来源: 中国知青口述史

采访人: 刘小萌

采访时间：2002年12月9一10日

采访地点：福建省泉州市航空酒店

三

永福十年

安海镇“老三届”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69年秋开始的。老实说，我想去，想尽快地逃离安海，安海这个地方不是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当时，“老三届”学生和社会青年都是自愿结组到农村独立门户的。同组的，不是同学就是邻居，或者亲戚，或者同一个战斗队。没有一个同学愿意和我结组，可能怕我玷污他们小组的革命性吧。我只好跟我五哥的小舅子和两个不相识的男性社会青年结组，也就是永福知青中极少的“和尚组”。

一个蓝色的木箱、一个脸盆、一张草席、一条棉被就是我离乡的全部家当。迈出老屋时，母亲没哭，眼睛红红的。我也没红着眼眶。八哥和九姐送我到母校操场上。操场上彩旗飘飘，锣鼓“咚咚”。有人哭，还有人把车上的知青拽下车，抱在一起哽咽。这时，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金井后安的表妹和我表哥赶来送我。表妹给我捎来一把板胡，她眼眶好像有流过泪的痕迹。两年后，她到我插队的县城来找过我。我赶去小旅社，没几句话，她就哭得像泪人一样。她说，大姨已把她许配给一个长她15岁的男人，问我该怎么办。她的意思很明白，只要我同意，她就嫁给我。我承认，我拥抱过她，吻过她，和她一起流了很多的泪。但是现实就是现实，悬在半空中的我，生死未卜，怎能再拉上一个人一起跳岩投潭?我离开了她，回到村子里那个用塑料布当门扇的家。她回去后，不到三个月就出嫁了。

插队时的梦彪

我是1969年10月23日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后盂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在农村，我干活儿很猛，180斤的担子，50华里的山路，对我不再沉重。每晚上还能频频地手淫一番。我每一年的出工都在300天以上。我当过民工，拉过板车，背着竹箩驮煤炭，系着麻绳在悬崖打石头，点炮眼，放炸药。虎口被打烂，坚持扶钢钎。我的体会是，能干活儿就能吃，能吃能干就壮实。

知青们的日子都苦，苦中相濡以沫。在苦日子中，人们自然不会计较你的出身、你的“反动”了。上山下乡使我重新融入“老三届”知青之中。我很高兴，很惬意。大概这就是我愿意为知青做事的一个原因吧。

村民不关注我是否是镇压家属，或“右派”学生，或者曾经揭发、编造过什么黑材料，他们认为只要能出工，能做事，能帮他们写楹联的就是好同志，好知青。你帮我，我帮你，讲义气，凭良心，这就是我当知青时形成的脾气。有两个知青谈恋爱，因为那时没方弄到避孕套，一不留心，女的有身孕了。这事出了，两个知青很快结了婚，在山区扎根，这就意味着永远走不出大山了。于是，我应他俩的邀请，走了30里弯弯山路，和他俩喝酒。仗着酒性，我看着这位男知青一前一后用力踢女知青的身子。女知青忍着痛，喊，再来，用力。呀！那夜，雨大雷响，知青点落在僻静的山凹，没人听见这呼天抢地的哭声。一团黏糊糊的血肉团踢下来了。当把这堆肉团投掷到深潭时，酒醒了，我异常恐惧，像是杀了一个人，有罪恶感。可惜，后来这两位知青离婚了。

苦日子，知青都能合着一起过，幸福之神降临时，知青的日子却乱了套。招工开始了，知青之间倾轧较劲相咬也就开始了。为了一个招工名额，尔虞我诈，大打出手。你抖出我的家底，我说你奶奶驼背。王五检举张三体重不过100斤，因为兜里藏着秤锤。我冷冷地看着，跳出场外，凭我的家庭出身，凭我的黑档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一场场的竞逐。由于我不是任何知青的对手，或者打击的对象，所以，大队的知青们都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我为很多知青写过“自我鉴定”之类的文字，炮制过许多贫下中农的“推荐表”和“推荐意见书”反过来，知青们关心我，他们走上工作岗位，离开村里时，都把吃的、用的送给我，而且时不时寄信来安慰我。

刚开始的那几年，我还能平静地看待招工，但是一年年过去了，知青一茬茬走了，人少了，我慌了。这时，我感到一种恐惧的阴影逼来，压得胸口缓不过气。一个知青偷偷地告诉我，龙岩地区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说，我们让被镇压的郑时雨的小儿子当农民、当知青，已经是落实党的“给出路”政策了。郑梦彪想上师范学校?哼，等到全部知青都调出来，都招工了，再考虑他的问题也不迟吧。这一席话传到县里，县里传到公社，公社传到大队，大队传到小队。

我今生今世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注(主)死”无疑了。我想到死，想到自杀。一个人想死，想自杀时，头脑很清楚。我积累了四十多粒安眠药。1974年，整个大队只有我没回家过春节。除夕那天，大缸仅剩四五天的口粮，袋子只有4.8元。我向村民借了辆自行车，去吕坊(相邻大队)买竹叶青酒。半路上，两瓶酒掉落，酒往外直流。我待在原地很久，“死了吧”念头油然而生。当晚，村民送来米酒，我边喝边想，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没有任何牵挂，和着酒，慢慢地把四十多粒安眠药送到肚子里。想吐，吐不出来，头很昏，但思路特别清晰。迷迷糊糊中，有人架住我，头一沉，什么也不知道了。原来是村民夜里出来关鸡舍，看见挂在门上的塑料膜还亮着，以为我没睡，想和我聊天。结果，我第二次没死成。

这一年初，任大队党支部支委的老农花很大的力气推荐我到后盂学当民办教师。恰好，永福学区的负责人是泉州人，他点了头，我把民办教师当上了。每逢暑假，我都不敢回安海，总是怕有人把我的位置夺去。我是教书的料子，数学、语文、英语、体育、唱歌，什么都教。我一边自己认真地复习，一边认真向高三学长求教，知识不因上山下乡而荒废，反而有所进步。学生爱听我的课。经我调教的学生成绩不错。在他们之中，现在有的当了官，当了作家，当了企家，日子混得不错，还经常惦记着我这个王先生。

与永福知青的合影

说来也好玩，当我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已成为作家的学生眼前时，他认不出我了。因为我长胖了，眼镜是金丝边的，衣着是名牌的。后来，我说起当年在小学的细节和情景，他恍然了。他说，郑老师胡子拉碴，毛发长长，散乱。冬天没穿鞋，赤脚，常年一套褪色军装。夏天，脊背胸前黑黝黝的，烙印着黑灰的背心模子。这位学生，把我当时潦倒和现在富态的形象写进他的小说里。

学校有篮球，有乒乓球桌，知青来了，可以玩一玩，消除烦恼。后盂小学成为大队知青的联系中心。我教书，我读书，好好的，没招谁惹谁，还写了个小歌剧《一支小扁担》，让学区的头头剽窃得了奖，我也没吭声。可是，在1976年春，公社的一位副书记要我回小队重新接受“再教育”，他想把他远房的亲戚顶替我。这时候，如果我回小队，自留地没了，鸡舍也没了，还有锄头、劈刀、耙子等工具全送给贫下中农了。原来在村里的住房养着牛，我一无所有，能去哪儿?人到无路可走时，大无畏的精神和狗急跳墙的本性就会爆发出来。我站在大队部大骂这位副书记，骂了个天昏地暗。我叉着腰，顶着天，立着地，横在副书记的这位远房亲戚的家门(与我同小队)，大声地骂娘。我的学生也随着我的骂声起哄。还是不痛快，难消心中的愤怒，我就从大队部骂到小队骂到学校，一路骂开，一路发狂。谁都抖缩不敢回应。当天晚上，我把火线接在左手，把地线接在右手，开关一拉，抖了一下，保险丝断了，电压不够220伏，我在愤怒中在激动中又没死。这位副书记和他的远房亲戚退却了，卷起铺盖溜了。这次的自杀抗争行动好得很，就像是“狼牙山五壮士”拿着冒烟的手榴弹，喝退了日寇，然后跳崖。他们被树枝钩住，没牺牲。

阳痿” 的电压恩赐我，第三次没死成。

开门大笑夜间雨，满地桃花满地红。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怕情，我珍惜义。情义无价！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不都是重情重义的人吗?我说，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可以把心中的喜怒哀乐相互倾诉的人，就是可以相互帮助的人，不然，交朋友结知己干啥?我不相信“我有可以排了一条街的朋友”的说法，这种泛泛广交的朋友，一冲就溃了，就没踪影。那酒，那饭，那肉，统统被白喝、白吃、白拿了，很浪费，会使人心痛几天几夜。

1975年10月，突然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招工名额下达到公社。我和他都是候选人，也就是说，我和他，二者必居其一。我和他的成功、失败的概率都在百分之四十九以上，五十一以下。这很残酷。我俩是肝胆朋友，有事都相互托付，他会演戏，我会写戏；他会打球，我会当裁判；他出工率高，我是贫下中农儿子的老师；他一身蛮力，我的三角肌也有三团肉；我俩的父亲都被镇压，但我比他的家庭背景要黑得多，因为还有一个叔叔也被镇压。那时，什么都颠倒了。谁最“红”，谁下；谁最“黑”，谁上。知青的招工有时也搞形象工程”。我的七哥是烈士，如果我上比较“形象”，既“黑” 又红”呀。这事咋办?我俩都想不出办法，再争取一个名额是不现实的。形象工程”搞多了，就没形象。我不敢说你下、我上；反之，他也不敢说我上、你下。谁上，谁就是活路一条；谁下，谁就是死路一条。那天，我俩喝酒，都没说话，默默的，突然，他眼睛亮了，握了双拳。我会意了——打！摔跤！谁输，谁下。我说：你赢，我下；他说：我输，你上。一种相互的意会是很美妙的。我关上学校的门，他扫庭院的地。他赤膊，我穿三角裤。

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时我的脊背还有一股冷气飕起。我的眼睛闪着青色的光，他的牙咬得“嘎嘎”响。为了找活路，两人像两头野兽对峙着。

这时，有人敲门，喊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是女人的声音。我俩惊讶，呆着不动。喊声越来越响，门敲得越来越紧。我套上外裤，他跑去开门。原来是一个女知青找他来了，说：“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我俩练拳呀。”异口同声，配合得很好。我偷偷地问他，她是不是你的……他点头。我也点头。我说：“你上，我下。”他不吭声。“我下，你上，听到没有?”他拉着我的手，很久没放松。后来，我俩都下海经商，他把我弄到一个集团的一个公司当老总，他也在这个集团的另一个公司当老总。我俩磕磕碰碰的事时有发生，有时竟闹得不可开交，任什么人如何做工作，都调解不了，但我俩的关系直到现在总是闹不翻。这种关系成为安海企业界和安海知青的一道解不开的谜。

我死不了，就乐观起来，养成神聊仙侃的习惯。有人说，女知青爱幽默的男知青，这话不假。T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蛋脸杏眉樱桃唇。看她那用红头绳扎紧的辫子在后脑勺晃来荡去时，是一种享受。那天大雪纷飞，T穿一件鲜红的花格子衫，走在雪地上，很靓，很像一幅“雪梅”图。当晚，我说，T真美。这话被伙伴们哄哗起来，说什么我移情了，爱上T，说我抄的宋词……堪恨归鸿，情似秋云薄。书难托，忘了前时约”是送给T的，等等。在一灯如豆的草棚里，同伴的笑闹撩去许多烦闷。

可是，小道消息越传越甚，害得我现在的老妻Y赶了五十多里山路找我，说要和我摊牌。“她怎样?”Y问。“长得漂亮呀！”我直说。她辫子一甩，走了。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追了上去。

下雨天是知青们最无聊的时候。买酒，没钱；煮大锅饭，米缸空空如也。“上T家去，她爹总会让我们这些女婿都有饭吃的。”此话像一道阳光照得大家心坎亮堂堂。“别，别这样。” 话犹未了，我就被大伙儿架走了。

一进T家的门，同伴指着我，对T的爹说：“他想来，又不敢来，我们陪他过来坐坐。”说罢，狡黠地眨眨眼。“来客人啦！”T的爹唤，T应声，见是我，脸颊飞起红晕。大伙儿啃了鸡喝了糯米酒之后，腔更油调更滑。微醉时，T的妹妹捂我的耳朵，说：“阿姊说她明天中午要去学校。”

第二天中午，T穿那件鲜红的花格子衫来学校。我问：“找谁?”蹙眉，说：“你忘了?”我“哦”了一声，恍然大悟，记起T的妹妹替她说的话。“我，我，我很尴尬。说什么好呢?揭发同伴骗吃骗喝的底细吗?知青的日子苦，能不消遣消遣?虽恶作剧，但不抢不偷呀。想到这儿，我释然，坐怀不乱。“哟，是你们俩呀！”声音很清脆，且挟带讥讽。Y不知从何方飘来。我一愕，T一怔，问：“她?”我如获救兵，急忙说：“她是我的女朋友。来，你们认识一下。”说罢，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Y是我的老妻莹莹，T是永福回乡知青秋桃，这事的经过是真实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都是知青们调侃惹的。1999年，回永福，我请镇上的头头为我了解秋桃的情况。头头们说，有这么个人，她疯了，瘦骨嶙峋。我心酸了一阵子，没胆量去看她。如果是因为我没娶她，她才疯了，那责任的问题说也说不清楚。不过，在山里，我从来没有娶当地姑娘为妻的念头，因为我属于大海，是大海的儿子，不是大山的后人。为了留下一段记录，记住在山区里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我在去年写下这篇东西，报上发稿后，我寄去永福。

说到秋桃，我的老妻也有一番感慨。她说，那天假如她没撞上秋桃，那事情难说了。我苦笑，真的不好说。当年，老妻说，一辈子要为我洗碗。我说，好，事情就这样定了。我的经历虽然坎坷，没死是我的福分。那么，自己找点儿快乐，说说笑笑，嘻嘻哈哈，生活就不会太沉闷了。如果我没有爱的心态，爱的相随，可能就在破罐破摔的同时，把自己也给毁了。有了心上人，有了责任，我学会了乖巧。

插队时摄于郑成功纪念馆前

1976年夏天，工作组到我大队组织“夏收夏种”我知道，他们是劳动局和计委的，有意靠近他们，隔三差五地抓狗杀狗焖狗肉与他们共享。恰好，不久粉碎“四人帮”，形势大好。工作组回去不久，给我电话，说，要招工了。好机会，我上县城活动。他们说，县竹藤厂要人。我说，我会编藤椅。他们不信，我拉着他们到厂里去，现场编藤椅。结果，行了。70年代的最后一天，我被招工了，九死一生地跑出大山。凭这一关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把未婚妻也弄出来了。大队党支书讹诈了我两斤猪油后，才在我未婚妻的招工表上盖上大队革委会的印章。结果，我和老妻把床板加宽，用我的棉胎当垫子，买了新床单，缝密了老妻原来的棉胎，又买了一对新枕头套，一张新蚊帐，花了140元把婚结了。我和她很满足，新帐新衾度春宵。老妻躺在床上说，好洁白的纱帐啊。我说，好漂亮的你呀！

四

回归安海

工作有了，老婆也有了，我的惨烈知青岁月结束了。小命没丢在山沟沟里，还有幸遇上新时代。哈哈哈，好玩儿。回头一看，惊怵百感生，真的不敢再看多一眼啊！从离开永福的那一天算起，整整22年，我从来没想去看看原来插队的地方，虽然从县城到插队到地方只有45公里的路程。

到了县城，我和手工业管理局一位未脱掉“右派”帽子的生产股长同租一处民房。不久，他平反改正，摘了帽子，当上分管工业的副县长。他不时地拉我一把，我顺得多了，编藤椅改为做电工，电工改为供销员，参加过好几回“广交会”，供销员成了业务主任。

1983年，县里筹建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的大项目，调我去负责编写《项目可行性报告》和《扩充设计计划》。“老三届” 知青怕的是碰不到机遇，机遇一来，便会紧紧扼住，不轻易放手。作为“老三届”初中生的我，对于这一重任，心中惶惶不安，但面对领导，脸不改色，一口承诺下来。本来这种活儿是工程师和经济师干的，但是由于他们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结果写得乱七八遭，上报地区和省城的主管部门，不但被刷下，而且挨了骂。我仔细地研究他们的失败原因，他们的失败就是我的成功。我天不怕地不怕，拿着报告和计划上省厅，向专家学者大侃特吹引进西德(1983年的称谓)生产聚酯混凝土设备和技术的种种好处及依据。报告通过，我赢了。一个竹藤工出身的小小工人干了件大大的事，我脸上有了光彩。可是，出国考察时，我被拉下(还是家庭问题。怕我叛国当汉奸)。我恼极了，一甩手不干了。把两个40英尺的集装箱从厦门拉到漳平火车站后，我跳槽去工业局当生产技术科科长，充分地享受一张报纸一支烟、一杯茶水一张嘴的安逸工作。局长是老高三学长，他和我的关系外紧内松，唱双簧后，我们哈哈大笑，很开心。这几年，我和年轻人玩起围棋来了。

改革开放伊始，东南沿海的钱好赚，我经不起诱惑，在1989年辞职下海，到石狮、厦门和安海当老总。从1989年到1996年的七八年时间里，我从未看过一出完整的电视剧、一张报纸、一场球赛。晚上当“鬼”，泡舞厅，吼卡拉OK；白天也当“鬼”，拉关系，诱客户。不是西装革履，就是皮衣大哥大。风流而不下流是我惟一的警戒线。看到我八哥在安海公园唯唯诺诺地看守着游戏车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论才气，论文笔，他远在我之上，我为他在困境中的孤独养成的怪癖而伤心。有时候我想，假如我没上山下乡，没和知青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偷鸡摸狗，我也会沦为不伦不类的人，甚至比我八哥，比我的八哥们更惨。因为在浩劫年代，素称文化古镇的安海容不下我，会把我的脊背扭断，把我的灵魂扭曲，至少不会让我自由自在，嬉笑怒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到大山，逃过一劫，起码个性没变，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90年，老妻和儿女回安海了。一大车的家具，一大堆的电器，跟20年前一张草席、一个脸盆、一个木箱的反差太大了。我不是说我有了钱，可以吹牛了。我是想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站了起来的人了。在安海，在异乡，可以放心走大路，不必像20年前或者30年前，躲躲闪闪，净走小巷道，而且低着头，不敢多看他人一眼，担心他人会我口水，踢我的腰，压我的头，扭我的手，押我进看守所。那时，我戴不上“红卫兵”袖章，参加不了战斗队，被踢出“革命”队伍，现在我参加了福建省各级各类的协会，甚至当了一个南少林五祖拳学会的顾问。这谁挡得了?人，最有价值的是，朋友承认你是有益于朋友的人，社会承认你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即便有些人还在我的背后喋喋不休地说，33年前，他是一条可以随时呼来喝去的狗。说这话的人，我为他可怜。有些“文化大革命”的新贵们至今依然抱残守缺，那张脸，苍老了，而思想仍很苍白，丝毫没有进取心，说不定，再过些时日，他的心身会突然崩溃，“砰”的一声，倒下。说不定，看在“老三届”知青的份儿上，我和与我同命运的“异类”们还会为他送终。

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三哥。1957年，他在广东政法学院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到三水劳改农场，在农场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后来，他平反改正脱帽，42岁才结婚。当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满嘴马列语言，没有自己的语言。我说他患了失语症。他大怒，写了长达万字的信，从天到地，从古到今，上下五千年，骂我个痛快。他骂我在接受“再教育”时，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不走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骂我辞职跳槽是背恩忘义；骂我搞知青联谊会是纠集一群无法无天、教育不好的人喝酒划拳；骂我离开老屋，在外买房是忘祖行为；骂我揭发编造表哥的材料是“文化大革命”的罪人，等等，不一而足。他说，他死后，要学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骨灰撒在珠江，撒在石井江(祖籍地石井)，撒在鸿江(出生地安海)。

不久前，他走了，我哭了，哭的内容很复杂。根据他生前的遗嘱，骨灰葬在了石井。彻悟了，可悲！我知道他可能想起，在清初的时候，郑成功的祖父郑士表的坟墓被掘；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惨死于满清人精心设计的火药之中，尸首二地，凄惨地离开了人世，家眷和儿子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等十一人被斩杀；我的父亲能保护郑成功的墓，“文化大革命”中却保护不了自己的一杯黄土，他的墓被受蒙蔽的革命小将用大铁锤砸开，我们把他的遗骨连夜下葬在石井，等到浩劫平静了才偷偷地把墓碑矗立起来……在宗亲的帮助下，我为他在祖籍地石井找了一块地。这祖籍地，将抚慰一个被扭曲的灵魂。在三哥的骨灰盒前，我说，你不明白我们这一代人，不了解我，我不是张狂，你应该为我在磨难中还保留一种锐气、一种积极的心态而高兴。如果我沉沦了，天天处在诚惶诚恐中，那才是我的悲哀和你的悲哀！我跨过两个世纪，活下来不容易，过了2002年，是53周岁的人了，但我的心态不老，白霜的鬓角稍微让老妻梳染化妆一下，还挺年轻的。

1969年秋，安海计有一千多名“老三届”学生和社会青年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插队落户，分散在18个大队、124个知青户。返城以来，知青们长期像一盘散沙，他们中既有“老三届”又有社会青年，既有因在“文化大革命”时同一派而后来经常聚在一起的，又有因不同学校而形同陌路的。再说，安海是个千年文化古镇，满街都是圣人，你不服我，我不买你的账。在原来的知青中，有当官的，有蹬三轮车的，有企业家，也有打工的、看大门的，各个阶层都有，他们之间的地位、贫富相差悬殊。你不服我，我能听你的吗?你“老三届”有啥了不起?你们还在读书时，我们已经闯荡社会了。由于没有形成一个轴心，因此，你一群，我一伙儿，一直散散的。

1996年以前，安海周边的泉州、石狮、青阳知青已举行了很多次团拜会，我们应邀参加，很脸子，想做又做不来，相当多的知青很苦恼。1996年正月初二，安海知青吴端养找我，说林志滔从香港回来了，想找我们谈谈关于成立知青联谊会的事。

林志滔是六八届高中毕业，和我同龄，出生在古镇的一个儒商家庭，在养正中学上初中后，因上不了母校的高中，只好到外地上侨校。他很聪颖，有才气，学生时代德智体的成绩很好，字也写得漂亮。“文化大革命”和下乡期间，他熟读哲学著作，很有心得，在他内向的性格中，透出一种英气。我说他“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很多知青都说准确。他在1978年去了香港，又当了一回“洋知青”，在地铁、码头、街市扛货、卸货，当苦力。后来他成功了。

成功后，他依然不露声色，很低调。深圳、山东、石狮、安海都有他投资、独资的企业。当他蹲在地上和我们聊天喝酒时，提到的是上山下乡的事，从没说起他的成功。在安海知青中，他平民化的个性和任何人没有距离。有一次，他参加安海的一个庆典活动，身穿牛仔裤和一件不是名牌的衬衣。镇长端茶时，闪过了他，只是一个手势——请用吧。后来这位镇长问，香港的林志滔先生来了吗?志滔兄说，我就是。镇长连忙说，不好意思，您这么年轻啊。志滔兄冷笑道，嘿，如果我是当年的红卫兵，你就会认识我。我不失时机地插话，红卫兵当年见的是毛主席呀。镇长很是尴尬，众人大笑。

志滔兄说，当年我们打球没输过石狮、青阳的知青，他们成立知青会，我们安海知青这么多年没成立，脸没地方搁。我在香港、在大陆很少参加社团活动，但是对成立安海知青会很感兴趣。上山下乡，空前绝后，我们同命运，共呼吸，有知青情结，成立起来可以互相帮助。成立联谊会不在于谁当头，谁过去是哪一派，“老三届”和社青都是知青，不分彼此。我想，发扬奥运精神，重在参与。他一再强调，不当联谊会的头头，为了启动，先拿出10万元，不够开支，以后再投入。

安海知青开始行动起来，1996年正月初三成立筹备小组，4月26日在安海东海酒家隆重举行“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章程》，选举产生组织机构的名单，规定每年正月初三为安海知青的团拜日。澳门安海知青颜延龄、颜康龄和颜鸿龄三兄弟捐赠135平方米的商品房，作为会址。林志滔荣任会长。为了会长的事，我们差点儿与他闹翻。他坚决不干，说，这改变了他的初衷。直到成立大会的前五个小时，他才被我们赶上台前。苏永安、高增仁、高铭宣、黄木林、吴端养等任副会长；黄旭晁任理事长；陈永兴、张世源、李柏万、萧清萍等任副理事长；我任秘书长；林炯明、陈志成、黄少凡等任常务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

1996年6月5日，晋江市民政局以晋民社证字第(96)002号发给我会《福建省社会团体登记证》，安海福)知青联谊会依法成立。

安海镇知青联谊会执照

我们认为，联谊会的成立不是权宜之计，要想得到会员的拥护，应该制定规章制度，按制度办事。我们的制度是——会员资格：(1)于1969年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上山下乡的知青；(2)承认本会章程即“凝聚力量，增进团结，互相解困，共同发展。为安海和永福两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贡献力量”。会员的义务：(1)每年缴纳50元会费；(2)参加本会活动；(3)缴交在每年正月初三团拜日餐桌上的费用(由各分会统一缴交本会)。会员的权利：(1)因本人去世可向本会领取1000元及分会1000元左右的补贴及布幔；(2)父母、家属去世可向本会领取400元的补贴及布幔；子女考上大专院校可向本会领取奖学金(3)(本科1000元，专科600元)。

六年来，知青联谊会(含个人)对安海和永福两地的教育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捐献，主要有兴建科学楼的300万元，艺术馆的100万元，铺路搭桥架设电灯 的100万元，增添教具的20万元，在永福造“知青桥”、修建校舍、铺路、架设电力线200万元，在永福设立知青奖学金(永福籍考生文理科前10名)10万元，在安海设立知青奖学金(会员子女)20万元，同时还组织了春节前慰问已故知青会员家属，组织会员参加送葬等活动。

1999年，我们组织六百多名知青及知青子女重返第二故乡永福，同年出版知青文学《永恒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岁月如歌》(香港瀚华出版公司)。2002年，组织厦门、漳州、泉州、石狮、晋江、安海溪边知青农场的团拜会。可以说，我们安海知青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两个故乡的父老乡亲，对得起自己的知青兄弟姐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良知。

安海知青在港澳台及国外的有近百人，他们的捐资占知青联谊会资产的百分六十以上，没有他们的慷慨解囊，联谊会就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本来担心，联谊会成立后，会虎头蛇尾，热闹一阵，喝喝酒，猜猜拳，也就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搞联谊会是几个人想出名，想得利，后来看了我们一伙儿人做的事，心服口服了，重新积极参与活动。联谊会从没冷清过。每年的正月初三，在安海最豪华的酒店餐厅，排开五六十酒席，真个痛快！

一个社团仅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去做，要搞好，不可能，而且吃力不讨好。我们安海知青有一大帮子的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我们也有争论，有时也为非原则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解决的办法是：以“知青的名义”——猜拳。谁赢了，听谁的。做起事来，你呼我应，声大些，呵斥了谁，谁就咽下来，不吭声。有一次，常务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黄少凡实在忍不下去了，才说，如果不是知青的事，在安海，谁敢惹我?！副理事长张世源每年为知青本人、知青直系亲人奔丧达30次以上。你知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很忙的。

我的同学林炯明绝对是中国知青典型。在他手机里储存的电话号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安海知青的。每年他为知青的事打出的电话费何止千元?他别想拿一分钱的补贴。最近，炯明认为联谊会没会歌，很遗憾，说罢，第二天就把歌词给写出来了。虽然这词得好好商量一下，但起码他尽力了。他把我会的会徽放大上色，别在挽幔上，在送葬过街时，让安海人知道，安海知青是团结的、重情义的。日前，炯明又来了一手，说想在明年正月初三的团拜会上提出，购个地皮，建个二三层楼，搞个“安海(永福)知青活动中心”。我答应写这个《建议书》，并在会上提请审议。他很高兴，请我们吃了一顿川菜。炯明正经而严肃地说，我死了，身上就盖有“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会徽的水被。座中无不动容。

联谊会成立后，我当了秘书长，更离不开一枝笔了。离我10年的笔因染了中国知青的浓墨重彩，好像不那么生涩，那么僵硬了。说来好笑，当初我写联谊会1996年度的工作汇报时竟然忘了报告的文体，累得满头大汗，后来还是由理事长、老高三的黄旭晁改定。当时，我满脸羞红，心想，笔不能丢，要捡回来，为自己，也为知青。到1999年即安海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我和陈仲初编知青文学《永恒的回忆》时，我落笔流畅多了。

1997年至2002年，我每年的发稿量达10万字以上，得过一些奖项，加入了省、地、市的一些文化学会，历史研究学会，俨然是个文化人。后来干脆离开企业界，进入文化界，拿笔玩儿了个什么“晋江市海峡文化策划中心”。这两年，我编《安海楹联》，与他人合编《安海百年文学选》，为古镇文化人陈方圆(已鹤归)编辑《丁酉纪实我的“右派”岁月》，为我的语文老师蔡尔辇编辑《夕阳集》。

本以为，搞文学的、搞历史的、搞乡土史的人都温良恭俭让，相逢时，问个好，鞠个躬，唤一声老师，回一声先生，心痒痒的，满足极了。有时候，邀请几个评论家，你吹我捧，大家欢天喜地。交往中，我发现有的搞文学的、搞历史的、搞乡土史的作家、专家学者特爱趋炎附势。今天写的，明天改写，后天篡改。臧否前人，今天说好，明天说不好也不坏，后天看哪门子有谁当官了，哪方富得流油，便说好，而且是好好好。有个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干得不错，为了跃上新台阶，不惜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扬施(施琅，本地的一个历史人物)贬郑(郑成功)，把以前褒扬过的郑成功及其后代骂得一文不值。更让我寒心的是，今年年初，在东南沿海某市文化部门的一个年轻人竟追究起谁在搞郑成功收复台湾340周年纪念，并说，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盘?纪念郑成功得到南安石井去，这里是施琅的故乡。难道明代人的地盘，到今天还拥有产权证?

郑成功和施琅都是泉州人，郑成功祖籍南安石井，七岁从日本回国，在安海星塔村读书。他三分之二的生涯是在安海度过的，现在还有他战斗生活的遗址。施琅祖籍晋江衙口。他俩原先一为主，一为臣，祖辈关系很好，施琅的宗叔施福是郑府的管家。郑和施都是泉州人值得骄傲的历史人物。郑成功不卖国，不当汉奸，从荷兰人手上把海峡东岸的疆土挑回华夏；施琅率领清朝水师把漂浮的台湾平复了，反对清王朝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就是郑成功和施琅两个历史人物值得纪念的原因。

在九世先祖郑成功的雕像前

作为郑成功对手的康熙皇帝没骂过郑成功，他向郑成功赠了“忠臣”和“孝子” 的匾额，写了“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个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的楹联，并准许郑成功在台湾的灵枢回迁南安橄榄山，也就是现在的郑成功陵园。说准确些，这陵园是郑成功与其先人的合葬墓，在墓里，埋有郑芝龙、郑成功和郑经的骨骸。可知在清朝统治下，石井郑氏人家的无奈。一代天骄的郑成功，竟没有属于自己的一杯黄土。

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人纪念郑成功的活动一波连一波，永不停歇。可是，还有人说“郑成功抗清，破坏民族团结”、“假如郑成功没有驱荷复台，那他就不是人”。对于这种说法，回应之声很少。郑成功骂不倒，有人就骂他的儿子郑经，说他搞“台独”，并从野史坊间查出郑经搞“台独”的所谓证据。其实，康熙平台时，郑经死了近二年了。郑经要搞“台独”，早就搞了，不会在郑成功死后的21年里依然奉明永历为正朔，不改明朝国号。有人骂郑经后，再骂郑克块，说他是“可怜的阿斗”。1683年，郑克块13岁，他懂什么?郑经死后，在台湾的郑氏集团的权力已经转移到刘国轩等人的手上。郑克块只不过盖盖章，圈阅一下罢了，完成一项“形象工程”。一些人真的没词了，就说郑成功杀人如麻，妻妾成群，或借艺术创作之名，假施琅之口，大骂郑成功后代是“小子”。我因为反对这种不尊重历史、杜撰历史、篡改历史以及热衷于“影射史论”和“影射文学”的现象，就以私人信件的形式，把上面的意见提出来，希望在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上不要太过分。收信人把我的信件抛了出来，不好了，我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马蜂窝该捅，为了还原历史，为了弘扬爱国精神，为了忠和义。

我喜欢刺激，喜欢压力。不刺激，没压力，长大不了。一股扬施贬郑的歪风让我冷静下来，仔细地研究郑成功和施琅。我打开被捆绑的旧书籍，开始整理书柜。石井乡亲看在我父亲、我哥哥的面上(他俩都是医生，救了很多人。也治好很多人的病)，由商会会长出面，办了10席酒欢迎我回祖籍地。治学严谨、有良知的专家学者认为，歌颂施琅，假如有益于国家的统一，无可非议。但是，简单的类比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方法。

在覆船山郑氏墓地的祭祀大典上

康熙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其实是一个民族反抗另一个民族的残酷镇压。说到底，郑氏的抗清是是民族战争的继续，现在台湾回归祖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继续。前者仍然是明清两个王朝之间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二者是形式上的类似，而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把本质不同的历史事件牵强附会地硬扯在一起做类比，实际上是否定了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扬施贬郑的做法不仅不能正确地阐明历史，而且会造成不良后果——颠倒是非，使忠奸不分、爱憎不明。我们只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所以说，扬施不必贬郑，扬郑也不必贬施，历史是真实的，镀金镀银的人物总会褪色。

我保存的《大众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发霉破旧了，可是重新翻开读，很有心得。我回石井，对我的宗孙、宗侄们说，在纪念郑成功时，不要数落施琅二度降清，重请荷兰人攻打郑成功，要把“明郑成功集团叛将施琅”改成“明郑成功集团旧部施琅”，最好也请施氏来参加活动。第一点，石井的郑氏宗亲做到了，第二点还没做到。但我想，总会做到的。

历史上，郑施两姓关系密切，后来由于误会，加上郑成功和施琅性格冲突，造成了两家的流血事件。政治上的冲突引起掉脑袋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无聊的食客、闲士就编造“郑施不通婚”的故事传说。今年，我也去了施琅的墓莹，去了施琅的家乡，也去了施琅纪念馆，还和施氏后人在施琅的石雕像前照了相。施氏后人硬把我拉在中间，使我很感动，也使我更加看不起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聊文人，伪学者，伪君子。这么几个人，今天到南安石井去，饭饱酒酣，夸郑成功，骂施琅；明天到晋江衙口去，夸施琅，骂郑成功祖辈三代人。如果跪在岳坟边的秦桧送红包给他，他会骂岳飞，骂岳云；如果秦太太和他去跳舞，喝咖啡，开房，一番满足后，他会仗着酒胆色胆，趁夜把岳飞的坟墓给挖了，顺便把史可法的墓也砸上一大锤。第二天一早，叫醒大汉奸洪承畴与汪精卫共进早餐。我向石井、衙口的郑氏、施氏说，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不给他吃饭。酒喝多了，红包拿习惯了，会用死人制造矛盾，来压活人。这不利于团结，更不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郑氏和施氏后人都笑了。

重返农村时摄于后盂村前(1998年)

当我花很多时间研究郑成功和施琅时，刚好碰上今年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40周年的活动。我是郑成功的后人，而且辈分居高，自然能够参加许多活动，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还可以接触很多的历史资料。我不懂就问，当然，懂了就不装着谦恭的样子请教。老前辈教我许多研究历史的招法，比如说，要把历史事件时间硬背下来，要把史料中的虚词吃透，要以新的切入点，在同一史料、文物遗址或者旧书籍中发现新的价值。古镇有一位文化老人，92岁了，当我把张三说成李四时，他很不高兴，几天不理我，见了面就说我不长进，说我不学乏术，说我的下盘不稳，东摇西荡。这些指点，一些善意的骂声，让我受益匪浅，感恩不尽。

今年初，我代表郑成功后裔批评电视剧《康熙王朝》严重违背历史事实，新华社做了报道。我发现了时间最早的郑成功族谱，被各种传媒广泛报道。我还写了有关郑氏家族的论文、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楹联。

给郑成功庙的楹联是：

英雄身后诠释中华魂魄，

人杰眼前分明石井地灵。

登鳌峰送目，顿时弥漫英雄气

入祖庙叩头，

即日萦回忠孝心。

鳌峦月圆，长向静心照佛镜，

井江潮满，化为甘露济苍生。

鳌山峰接云天，西天渐近，石井江流沧海，南海如前。

三鞠躬，对地对天对社稷，

九叩首，祈神祈佛祷成功。

兵屯扬子山功满，

泽庇百姓家月圆。

给郑成功族谱修编工程写的楹联是：

中原南渡，纵横半壁河山应是荥阳衍派，石井西亭，挥斥大江台海本为郑氏人家。

继先祖雄风，星月一肩期一统，迎嘉宾英发，炎黄同脉溯同根。

怀列祖列宗，名扬四海，喜盛时盛事，香远千秋。

炎黄后裔百家姓，华夏子孙千首诗。

宗祠入世艳阳日，俎豆登堂尧舜天。

振宗振族振风范，树德树言树典型。

当我写的文字发表了，被刻在石头上面时，虽然白了一大片的头发，但是，我认为：值。我想倾诉时，就去漳平市，去永福镇，去厦门、泉州、青阳、石狮的知青家里；去石井镇，或者上华夏知青网，老三届知青网，聊天，上帖子。最近，我很想去后盂村，看茶花，看瑞香，看兰花，锄锄草，施施肥，过得休闲些。我有些累了，不过，休息一会儿，还能出工，讨小海，还能干活儿，还能教书，因为每餐我还能吃三碗干饭。哦，我还有一首老知青之歌，要在明年正月初三团拜会上唱的——

《安海老知青之歌》：

青春经风雨，

一肩星月向谁诉?

放逐大山品尝辛酸苦辣，

折磨身心遭遇世态寒暑。

柔肠寸断啊，望故园，

山重重，重重雾。

听不到大海呼唤，

涸辙的鱼儿啊，相濡以沫。

家国入梦魂，

几许肝胆尽情抒。

抚平生命中的累累伤痕，

修补共和国的断裂族谱。

两鬓霜华啊，回故乡，

艳阳日，喜团聚，

再活个天晴月圆，

春满的华枝啊，朝夕相守。

唱唱歌，握握手，喝口酒，再跳个舞吧，

自由自在的，因为我的灵魂不再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