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留美生重塑华侨形象的尝试

来源: 史学月刊

作者: 叶青，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胡振宇，历史学博士，淮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20世纪初，在美国排华浪潮持续高涨的背景下，中国留美生虽列为“被豁免阶级”，但其与华侨相同的国族又使其难以逃脱美国社会排斥。由于在入境审查、日常生活与校园活动中屡遭歧视，他们逐渐认识到自身与旅美华侨命运相连，进而主动采取行动，以改善华侨形象。面对美国社会的排华偏见，留美生或通过英文演讲、撰文驳斥谬论；或深入唐人街调研，协助整顿社区；或投身华侨教育，注重从幼童入手，通过组织训练与公共活动提升华侨形象。这些努力既反击了美国社会的歧视，也展现了清末民初留美生的责任担当与民族意识觉醒，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旅美华侨的生存境遇与形象，在异域深化了自身的民族认同。

20世纪初，在美国排华法案中，本不包含中国留美生群体【1】，然而彼时却有相当数量的留美生坚定站在旅美华侨一边，积极投身于反对排华运动浪潮之中，呈现“非常”之态。囿于海外史料缺乏与《斯科特法》(The Scott Act)《华工禁约》等法令规定，以往学者多将留美生简单视作排华法案中的“被豁免阶级”，认为其留学期间并未受到美国社会之排斥。部分学者还认为，留美生在异域求学期间常与美国民众“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与旅美华侨刻意保持距离，未曾为异域同胞的不公待遇“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2】。实则不然。中国留美生在求学期间曾采取过一系列因应举措。目前学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美国排华运动及中国本土回应【3】，而针对留美生群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独特角色的探讨尚未展开，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旅美华侨与留美生群体之关联，影响了世人全面认知两者间的互动。有鉴于此，本文在广泛搜集留美生日记、回忆录与海外报刊资料的基础上，以留美生与华侨间的互动为切入点，系统爬梳20世纪初在美国排华运动浪潮下中国留美生重塑华侨形象之举措，探究清末民初在族群认同观念影响下以中国留美生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身份认知的转变，他们为改善华侨形象、提升华侨地位做出了切实的努力，影响深远。

一

近代排华运动下中国留美生的境遇与应对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中国门户大开以及美国“淘金热”的吸引，大批中国人涌入美国，逐渐汇聚成旅美大潮。初抵北美时，正值美国“西进运动”关键阶段，他们遂成为美国社会开发建设之重要劳动力，备受美国民众尤其是上层社会阶级欢迎【4】。但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萧条、劳资矛盾与地方政治斗争的加剧，美国社会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持久的排华运动，美国最终于1882年颁布了《排华法案》(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Chinese,俗称“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然而，美国在经济上又难以割舍中国市场。为平衡排华与追寻在华利益之关系，美国政府遂将中国“商人、游历者、学生与教师等”群体【5】划入“被豁免阶级”，试图以此维系中美表面上之“文明交往”。令人深思的是，彼时中国留学生赴美后，不仅积极驳斥美国社会的排华运动，而且主动采取诸多改善华侨形象的务实举措，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行动逻辑与思想根基？

1.中国留美生的多维困境

20世纪初，美国政府虽强调中国留学生为“被豁免阶级”，享有自由入美与平等求学等权利，但这种“有条件的接纳”并未真正改变美国社会的种族偏见。尽管中国留美生在形式上享有豁免待遇，但他们与海外华侨间固有的族群认同与文化纽带，又使其在美求学期间普遍遭受当地民众的歧视与排斥。中国留学生抵达美国时，他们往往会遭到美国海关的肆意刁难。为实现“将东方华人拒绝于美国国门之外”【6】的目的，彼时美国海关屡次违反法定权限，对本属被豁免阶级的中国留学生施以严苛入境检查。他们不仅勒令包括留学生在内的赴美中国公民脱光衣物，任凭海关人员用棍乱拨其私处检查【7】，而且还会以预防犯罪为由，强制拍摄有辱人权的裸体测量照片，并留存档案【8】。与此同时，因美国法律对“学生”定义不明确，加之海关审查标准的高度自由裁量及程序透明度不足，导致相当数量的中国留学生因缺乏相应手续或身份存疑而遭到扣留、反复审查甚至直接遣返。如孔祥熙赴美时虽领有美国驻天津领事所颁发的护照，身兼“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头衔，拥有“学生”与“官员”双重豁免身份，但美国海关依旧以其护照存疑为由，反复核查16个月后才允许他入境【9】。在美国海关吹毛求疵的审核下，中国留学生被扣留与遣返者不胜枚举。为此，中国留美学生监督处官员不得不常常奔走于华盛顿和旧金山之间，与美国海关协调中国学生入境事宜【10】。

即使中国留学生有幸通过海关检查，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摆脱了被歧视。恰恰相反，美国社会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渗透于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在租房方面，囿于传统认知误区，美国房主往往不愿将房屋出租给包括留美生在内的中国人。即使有部分中国留学生被误认成日本人“有幸”获允租房，但当房东发现其真实身份后，不论其平时表现是否得体，依旧会强行命其搬出【11】。有的美国房东虽然允许中国留学生居住，但待其入住时，原有白人租客便会立即退租，拒绝与中国留学生合租【12】。1928年时，依旧可见房东拒绝将其房屋出租给中国留学生的记载【13】。这一状况常令中国留学生尴尬不已。除租房外，他们在餐厅、理发店乃至公共场合也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当至白人理发店理发时，店员常拒绝向其提供服务，并责令其离开。究其原因，竟是一旦为黄人提供服务，白人便对此理发店“永远绝交”【14】。部分留美生到餐厅吃饭亦会遭受服务员冷眼相待，不论他们点何种菜品，服务员皆以售罄答复，其“逐客之令，妙在不言中也”【15】。此外，中国留美生在公共场合亦会遭遇美国民众歧视。陈达在美留学时，曾在大街上遭到数十名美国民众公然侮辱性围观，他们“目光闪闪，直射余身；继而喃喃细语，彼此作惊讶之色；终而全车哄然，大叫‘中国人’‘中国人’”，笑声与叫声掺杂在一起，约十分钟之久，“往来汽车，一律停止齐看”。此种观猴之举，使陈达尴尬不已，恨不得立马逃离美国【16】。部分留美学生为免遭歧视，选择待在校内、尽可能减少外出，但其校园生活依旧难逃种种歧视。他们不仅常被同学追问是不是洗衣工、是否吃老鼠、是否吸食鸦片等带有偏见与歧视的问题，有的老师也时常表现出对中国学子的鄙夷。如张忠绂在哈佛大学就读时，部分教授曾多次在课堂上直呼其“China-man”【17】。此外，中国留学生外出实践时也常受他者排斥。1917年，就读于麻省理工的侯德榜与张贻志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美加交界处的一家跨国工厂实习，过边检时，带队教师与3名美国学生顺利通行，而侯、张两人却被加拿大官员拦下。当其无奈折返美国时，美国官员又以缺少证明文件为由，拒绝他们入境。一时之间，侯、张两人陷入进退两难之境。此种遭遇使得留美生对“美加之虐待华侨，蔑以加矣”【18】有了更深刻的感知。

20世纪初中国留留学生在美遭受不公待遇的描述，陈达：《听我诉苦》，《留美学生季报》1920年第2期，第188页。

2.国族观念的萌发与强化

近代中国留美生逐步承担起重塑华侨形象之任务，并非完全出于外部压力的驱动，也源自内心民族主义思想在异质环境中被强化、被唤醒，迫使留美生对民族认同进行深刻反思与意义重估。

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交织，“民族”成为中国人理解世界与自我身份的核心概念。彼时，众多留美生虽曾在国内接受过新式教育，对民族国家观念已有初步认知，然而这种认知在其出国前多是一种抽象概念，待到留美生负笈异域后，他们所受待遇与华侨相差无几，时常在海关、街头、校园等公共场所遭遇美国民众无差别排斥【19】。这种经历使原本抽象化的“民族”观念转化为具体体验，某种程度上深深刺痛了其民族情感。他们意识到个人尊严与民族国家地位息息相关，改善海外华侨的处境就是在维护民族尊严。因此，在排华运动的影响下，对种族排斥的反抗，已然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留美生特有的民族主义重要组成部分。

彼时，虽有部分留美生尝试以学识、阶层与礼仪强调自身与华侨之区别【20】，但美国社会以种族为界的固化认知又不断提醒他们，在主流社会眼中，中国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他们受过怎样的教育，依旧会被美国社会视为与唐人街华侨无异的“Chinaman”【21】。在这种境遇中，留美生深刻体会到“处物质竞胜之世，国弱民贫之受人凌辱也固已”【22】。他们原本的精英观念受到冲击，民族意识随之加强，开始把海外华侨的困境视作国家积弱的外在象征，把自身遭遇理解为民族整体遭遇的缩影，从而形成一种更深刻的民族情感。

与此同时，留美生在美国亲身体验现代社会制度、接触民族国家观念后，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地位差异，也更深刻地理解了国民形象在国际交往中对国家利益的重要影响。其时，美国社会常将旅美华人刻画为未开化的群体，这一固化的刻板印象不仅影响了海外华侨的个人生活，更损害了中国的整体形象。因此，在留美生看来，改善华侨社会面貌并非单纯的慈善或同情，而是关系国家荣誉、外交利益与民族尊严的现实任务【23】。他们逐渐意识到，海外华侨的公共形象已然成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的重要窗口。但囿于中国积弱，无力为海外侨民提供有力保护。故而，改善华侨形象的重任便落在了那些受过现代教育、能跨越文化障碍的中国留美青年肩上【24】。这种从民族情感出发、以知识与实践为手段的行动模式，正是他们民族主义情感得以落实的重要途径。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被唤醒既是留美生投身改善华侨形象的情感根源，也是其行动的基本背景和催化剂。在赤裸裸的误解、偏见、排斥、歧视和生存压力中，留美生经历了情感上的震荡与彷徨，开始理性反思差距与困境根源。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个人与民族之间的连带关系，自我尊严与国家地位息息相关，故而将提升华侨处境视为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将维护华侨尊严、重塑华侨形象视为义不容辞的使命，主动承担起重塑旅美华侨形象之重任。

3.精英责任的唤起

近代美国民众排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对中国形象缺乏正确认知。由于无法亲赴中国了解东方社会的真实状况，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或源于传教士的舆论描述，或基于对唐人街华侨的直观印象。然而，前者为凸显传教事业的必要性，常“太过强调中国人生活里的阴暗与病态面相……有时候甚至下意识地用他们唯一熟悉的地方情况来诠释整个中国”【25】；后者又多为“没有受过教育、卑微……却被错误地当成是整个中华民族真正的代表”【26】。唐人街本无法使美国民众真正全面了解中国，却成了其认知中国的重要甚至是唯一之处【27】。留美生敏锐地意识到自身对“改变美国民众反华歧视”【28】的重要性，自觉肩负起消除美国民众对华歧视、沟通中美两国文化的重任。

20世纪初的留美生不仅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积累了良好的中华文化基础，而且时常被叮嘱应争“做中国的‘人民大使’,去宣扬中国优良文化，去增进中美两国人士的友谊”【29】。因此，当面对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读时，留美生群体虽厕身他乡，但又深知自身肩负“学”与“教”的双重使命。这种责任意识并非外界强加，而是在长期接触美国社会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美国社会对外来族群的看法深受其教育体系、媒体与公共话语影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彼时国际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其国民形象更容易被外界以整体化的方式加以评判。正因如此，当留美生发现美国民众正以唐人街的社会状况来认知中国时，他们敏锐意识到：若不主动发声阐释真实的中国形象，这种认知误解将难以得到纠正。因此，这一时期的留美生多积极充当中美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主动采取多种举措，尝试重塑华侨形象。他们俨然将消除美国民众对中华文化的错误偏见、促进中华文化在美传播，视为一种自发性的责任。这种自发性的文化选择，不仅是20世纪初中国留美生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维护自身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更是其在异国他乡为祖国、为中华民族争取尊重的关键途径。

张履鏖公开呼吁中国留美生群体投身改善域外华侨生活状况的文章，张履鏖：“为海外华侨福利工作”(Lui-Ngau Chang，“Working for China’s Welfare Abroad”)，《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5卷第8期（1910年6月），第544-548页。

二

“同为中华民”：留美生改善华侨形象的实践举措

作为近代中国在美的两个重要群体，留美生与旅美华侨同属中华民族，唇齿相依、休戚与共。20世纪初，部分留美生虽常以精英身份自居，强调自身有别于华侨。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美国民众在对待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黄色人种时，往往不会刻意去区分两者差异，而是对其施以“一视同仁”之排斥。处此背景下，部分留美生遂发出了“我们能为这个国家的华侨做些什么”【30】的深刻反思，并逐渐投身于重塑旅美华侨形象的活动中。他们或采取演说与刊文等方式，批判美国社会的排华行径；或化身为社会实践家，深入华侨社会，在了解其真实状况的基础上，踊跃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近代旅美华侨乃至中国的海外形象。

1.演说与刊文：传播社会舆论理性之声

社会舆论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既能调节、约束社会个体行为，又能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决策事宜。正因如此，20世纪初留美生在抵制排华运动时尤为注重社会舆论的作用。作为接受中西文化双重教育的新式青年，他们常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和语言能力，以舆论为阵地，为华侨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发声。

演说既是近代美国民众表达自身意愿的重要途径，又是美国政治中重要的无形之手。因此，部分留美生便“入乡随俗”，将演说作为驳斥排华运动的重要途径之一。借助演说的方式肇始于19世纪末，但因彼时留美生人数较少且思维逻辑尚不成熟，未产生较大反响。伍廷芳出任驻美公使时，为“保护侨民不被外洋歧视和凌辱，以维护国家的尊严”【31】，一方面，他积极照会美国外交部，批判美国排华的无理行径；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曾留学英国者，伍氏深知舆论对西方政府决策的重要性，他不仅积极提倡以演说之法抵制美国排华运动，还多次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32】，呼吁美国社会接受华侨。在伍廷芳的呼吁下，越来越多的留美生加入演说之列。1901年，毕业于旧金山神学院的伍盘照率先响应伍廷芳的演说计划。他不仅积极呼吁旅美华侨响应伍廷芳的主张，择选“精通英文，长于言语之人”为代表，“到处演说”，以使“东方各省富商知禁例大损于商务”，促其改善对待华侨之态度；而且身体力行，于同年11月联合留美生刘池、刘才等人正式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美国东部巡回演说【33】。1902年《卡恩法案》(The Canton Act)的通过与伍廷芳宣布放弃演说策略后，伍盘照依旧坚持开展演说活动。他一方面向华侨开展启蒙演讲，呼吁华侨积极徐图自强，根据公法力争，拒行禁例；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类美国商会、学会等社会名流齐聚的俱乐部活动，以美式幽默的方式发表演说，“与美人辩驳苛例”，同时也向其展示中国人的优点【34】。这种直接交流方式有助于消除美国社会对华侨的偏见。在伍盘照等人的影响下，留美生投身以演说改善华侨状况者愈来愈多。李照松与郭秉文等人先后以“禁止华侨之非理”【35】“中国的抗议”【36】为题，揭露美国部分政客抹黑华侨声誉之真相，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美国民众对华侨的认知。

在借助演说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部分留美生还利用自身所学，积极撰文，驳斥美国社会对华侨的系统性偏见，希望以此扩大社会舆论，进而改善美国朝野对华侨的态度。1906年，留美生王景春撰写文，以具体职业为例，有理有据地澄清美国社会关于华侨工价低廉与生活吝啬的刻板形象，讨论“排华法案何时被废除”【37】。C.C.UN与马寅初等留美生也先后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刊文，C.C.UN以美国移民局所统计的在美华侨人数及其所从事的行业等数据为依据，论证了美国排斥华侨“扰乱劳工市场与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理由实乃谬论【38】；马寅初则借用社会学同化理论与公共财政理论解释了排华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马寅初指出，诸人种本无二致，华侨之所以不能快速融入美国社会，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动辄贬低、压迫与侮辱华侨。他呼吁美国民众尝试接纳华侨，并使其接受美式教育，培养其美国化的思维。如此，“他们自会努力追求与美国劳工同工同酬”【39】。此后数年间，越来越多的留美生为维护旅美华侨利益，在学习之余，或积极奔走于各类演说现场，或撰文驳斥美国排华运动，为华侨所遭受的歧视鸣不公。留美生的这些务实举措，已成为弥合鸿沟的坚实桥梁，促使部分美国民众对华侨社群的认知朝着更立体、更真实的方向转变。

20世纪初中国留美生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2.“深入唐人街”：整顿华侨陋习

面对美国社会对华侨的批判，留美生虽曾积极与之辩论，但也并未陷入盲目的民族主义之中。作为中国“民间形象大使”,留美生强调自身所肩负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努力消除中西人民间所存在的误解”【40】。自20世纪初，部分留美生开始深入唐人街，了解旅美华侨的真实生活状况，并尝试从日常生活层面整顿华侨陋习，重塑华侨形象。

“疯狂的赌徒”这一污名，是美国社会长期抨击华侨的主要矛头之一。为此，改变华侨“赌徒”形象成为留美生的重要任务。1905年年初，留学于加州大学的T.Y.Chang成功进入华侨在伯克利开设的赌场，开展相应调查【41】。待时机成熟后，他便联合当地议员与副警长对赌场进行突袭。虽然因消息走漏突袭失败，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华侨聚赌的状况【42】。不久，留美生Tom Ching公开向加州政府请愿，希望其能够严厉打击华侨赌场。留美生Guy Hing也进入华侨赌场取证，并请求美国政府予以打击；当地警长亲自带队突袭华侨赌场，成功逮捕了数十名参赌华侨，并缴获赌博器具以及赌资【43】。留美生的积极介入与努力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唐人街的社会环境。

除赌博外，旅美华侨还存在如吸食鸦片、偷盗与帮派械斗等不良行为，留美生亦采取过一些针对性举措。1909年，安良堂、四姓堂与协胜堂因“包金之死”而爆发帮派冲突，中华会所、卫理公会中国传教会、中华基督教第一长老会、在美华商、纽约中文学校、纽约中国学生俱乐部以及C.S.A.等组织各推荐1人，成立和平委员会(The Peace Committee),专职负责协商、处理此次堂斗事件。其中纽约中文学校代表Ou Lumn、纽约中国学生俱乐部代表Lam Von-fong、C.S.A.代表Chen Huang Chong以及和平委员会秘书黄宪昭(Hin Wong)等皆为留美生。为尽快妥善处理堂斗事件，留美生日夜奔走。如Chen Huang Chong多次奔波于各社团之间，协调各方要求；黄宪昭彻夜编写和平条款，在协调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4】。最终，在和平委员会沟通协调以及纽约警方与中国驻纽约领事的共同施压下，安良堂和四姓堂正式签订和约，堂斗逐渐平息。为防止华侨堂斗再次发生，1911年1月，纽约中国学生俱乐部成立仲裁法庭，由中国驻美官员、学生与商人等社团之外的“他者”充当评判员，专职协调社团成员冲突事件【45】。仲裁法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华侨社区内部矛盾，减少了“堂斗”的发生，改善了美国民众对华侨社群的观感。

3.“润物细无声”：推动华侨教育发展

为使自身与后代更好地适应新大陆生活，谋取更好发展前景，华侨抵美之初便积极谋取受教育权。但受排华运动影响，他们往往难以进入美国公立学校，只能就读于有色人种与宗教类学校【46】。即使在上述两类学校中，华侨学生也常遭遇排斥。部分华侨虽曾尝试自办华文学校，但限于师资、教材与时间等现实制约，也难以满足华侨社群的实际需求。在此背景下，多数华侨子女不得不放弃学业【47】。据统计，1885年，旧金山561名适龄华童中接受教育者仅9人【48】。作为近代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留美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在与华侨交往中进一步察觉到，华侨群体因教育资源匮乏，尤其是语言与文化教育的缺失，“无法与美国人进行非常亲密的接触”【49】，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为打破这一困境，留美生采取多种举措，力图改善华侨教育困境。

其一，积极劝说中国政府创办华侨学校。华侨本属中国人，但清朝早期却视其为“自弃王化”之民而不予庇护。近代以降，随着清政府国力渐衰，海外华侨群体所蕴含的经济潜力日益受到统治阶层的关注与重视，清政府对侨政策也逐渐发生转变。1893年，清政府正式承认海外华侨的合法身份。作为主权国家，清政府自然有保护华侨合法权益的义务。部分留美生曾多次请求政府设立华侨学校。1905年，美洲中国学生会向学务大臣上书，阐述美国华侨教育的缺失，请求清政府参照“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在华侨聚集的旧金山地区以官督商办形式创办一所华童学校，改善华侨子弟受教育问题【50】。当1906年端方等人抵美考察宪政时，留美生王建祖又特陪同端方等人前往唐人街，向其展示华文教育的缺失，使之产生了“宜急建自立之校”【51】的想法。1908年，学务专使梁庆桂刚一抵美，留美生便向其重申兴办华侨学校的建议，强调国运兴衰与教育息息相关，然而目前华侨却尤为缺乏合适教育，这不仅使海外华侨失去了报国途径，还令美国社会多视国人为未开化之民，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他们指出对华侨施以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大之可为国家有用之人才；小之亦为完全人格之国民”【52】。1909年年初，清政府正式在旧金山创办了近代美洲第一所官办新式华侨学校——大清侨民公立小学(The Chinese Primary Public School of Subjects of the Great Qing Empire)【53】。

其二，劝告华侨重视教育。教育是个人发展和社会生产延续的手段之一，在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早期旅美华侨较为贫困，他们或因美国社会学费较高，或局限于蝇头小利，选择辍学务工补贴家用【54】，这显然不利于发展。为使华侨重视教育，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留美生遂对其进行大力劝导。1906年，留美生程祖彝在演讲时指出，美国社会排华的根本原因在于华侨“无学”，强调“天下惟学可以开智识，亦惟学可以振国耻”,且“为一国谋，为一家谋，为一身谋，皆不可以不兴学”【55】。他呼吁华侨重视教育，认为若华侨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美国民众对其排斥亦会有所缓解。在劝告华侨注重教育的同时，部分留美生还指导华侨专业选择。留美生江顺德曾竭力劝说华侨学习矿业。他指出：“天下之利源，莫大于矿产；全球之矿质，莫富于中原。”但限于技艺不足，近代中国矿业资源日渐为欧美列强所霸占，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他强调“有非常之人，然后可成非常之业”，中国矿业若想摆脱列强控制，就必须培育属于中国自己的新式矿业人才。因此他诚劝热心矿业之华侨，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矿业技术，“以挽回今日中国之穷且弱”【56】的窘境。

其三，直接投身华侨教育事业。随着对华侨了解的深入，留美生逐渐意识到，仅依靠口头劝告或等待清政府救助的举措难以缓解华侨的教育困境，于是，部分留美生毅然选择直接投身华侨教育事业。一时间，波士顿公义社、纽约唐人街周日班、印第安纳州“自强俱乐部”等众多留美生所办之社团涌现，其中又以波士顿公义社(以下简称“公义社”)的贡献最为突出。

1909年，为实现C.S.A.“促进中国整体福利”的办会宗旨，C.S.A.成员K.C.Li、Y.Chen与T.C.Ma等10人在波士顿成立“波士顿总福利协会”(The General Welfare Association of Boston)，后简称波士顿公义社。公义社创办之初，便制定了“为波士顿及附近地区中国人民的普遍福利而努力，促进华侨的教育，改善波士顿唐人街的状况”【57】三条行为准则。为改善旅美华侨形象，1910年，K.C.Li在对华侨社会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办华侨学校的主张。他指出，教育能“消除无知，培养志向，发展能力”【58】，然而，限于诸种因素，华侨教育常处于缺位状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虽迫切希望获得文化教育，却又陷入一种求而不得的窘境。有鉴于此，以李氏为代表的留美生遂向公义社提议自办华侨学校。他们强调教育能显著提升华侨的认知与能力，并可通过华侨群体向美国社会展现全新的中国精神面貌。这一将教育功能从个人提升扩展至群体形象与国家文化的远见卓识，获得了华侨的广泛支持。1910年3月27日，近代美国第一所由留美生创办的华侨学校——波士顿公民学校正式成立。公民学校成立之初，其师资大多是顶尖大学的留美生。如英语老师分别为哈佛大学留美生Loy Chang、E.M.Ho与K.C.Li；数学老师为麻省理工的H.T.Shen与哈佛大学的K.C.Li；中文老师为哈佛大学的T.C.Ma等【59】。公民学校的成立亦标志着留美生从“受教育者”转变为“教育供给者”和“社区建设者”，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思想在海外的延伸。

4.“从娃娃抓起”：唐人街童子军运动的肇兴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儿童期则是个人健康成长、优良品质养成以及健全人格塑造的重要阶段。20世纪初，美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给民众带来了相应便利，但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一度使得儿童形成恶习，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与价值观念。部分孩童常徘徊街头，流连于娱乐场所，吸烟酗酒，拉帮结派。同一时期，旅美华侨也面临类似问题。受中国传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华侨往往生育较多子女，由于父母多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华童常处于缺乏管教状态。加之受排华运动影响，华童常被迫生活在充斥着鸦片、娼妓与堂斗等乱象的唐人街。这些因素无形中影响了华童价值观的塑造。部分青少年一度崇尚暴力，将黑帮分子“素鸭”视为偶像【60】，幻想着加入帮派，叱咤风云，并效仿成立少年帮派组织【61】。此种现象既不利于社区稳定，也损害了华侨整体形象。此时，美国社会正掀起青少年教育革新的童子军运动【62】。这一模式启发了关心华侨社区发展的留美学生，即通过有组织的青少年活动，引导华童走向积极健康的发展道路。

1910年12月，纽约中国留学生俱乐部秘书、留美军事生沈剑虹(Gee Hong Chant)率先响应美国童子军运动，他将24名“过去常在莫特街和佩尔街闲逛的中国男孩聚集在一起”，以纽约唐人街附近教堂娱乐室作为日常训练场所，成立近代美国第一个非正式的华侨童子军小队。童子军成立后，沈剑虹不仅充分发挥自身所学，积极教授华童有关军事理论知识，开展相应军事训练，还积极呼吁其他留美生尤其是医科生加入童子军运动，教授华童必要的日常救护知识。他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培养华童对同胞与国家的忠诚精神，加强华童间的友谊，激发学生对社会活动的兴趣。在沈氏的呼吁下，黄宪昭等留美生先后投身华侨童子军运动。1911年年初，黄宪昭召集纽约童子军成员，进行第一次集体活动。此次活动不仅教授成员相关伤员急救、丛林行军以及追踪生存等军事知识，还积极向其介绍美国社会文化，希望以此弥补华童文化短板【63】。黄宪昭等留美生又多方筹款，在Bowery街租了一个房间，作为童子军专门活动场所，并向美国童子军总部购置专业作训服装与手册【64】。此后，留美生便严格按照《童子军手册》之规定，对华侨童子军进行训练，在训练间隙积极向华童介绍美国文化，希望以此帮助华童快速适应美国生活。

与此同时，留美生还常以华侨童子军为媒介，向美国民众展现华侨全新的形象。1911年8月，在普林斯顿中国集市活动中，黄宪昭带领华侨童子军积极维持市场秩序，向到会留美生与美国民众展现了全新的华侨面貌【65】。同年，他们又参加了庆祝中国革命胜利游行活动。十余名华侨童子军身穿统一制式服装，并肩高举中美国旗，精神抖擞地行走在美国大街上，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美国民众对华侨的传统认知【66】。黄宪昭还带领华侨童子军参加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夏季会议，向与会成员展示各类童子军活动。他强调童子军运动的积极意义，呼吁留美生深入了解该运动，并将其引至国内，培育中国新式青年【67】。在黄宪昭等人的努力下，纽约华侨童子军人数在短短一年间迅速增至50人【68】，李兆昌、洪业、陈鹤琴等留美生也纷纷投身华侨童子军运动。华侨童子军运动的开展不仅促进了留美生对华侨真实生活状况的了解，“加强他们对不幸者的同情和为他人提供无私服务的决心”，还一度在美国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69】，使得部分民众开始重新审视华侨，在华侨形象重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1年黄宪昭等留美生与华侨童子军的合影，”Chinese boy scout organize,”The Lake County times,June 17,1911,p.4.第二排左三为黄宪昭。

三

行动回响：留美生重塑华侨形象的历史意涵

20世纪初，中国留美生虽身处异域，却并未与旅美华侨社会相割裂，在族群认同观念影响下，即便面临美国排华浪潮的持续高涨，部分留美生仍主动承担起改善华侨形象的时代使命。他们借助自身独特的跨文化身份优势，通过刊文、演讲及诸种社会实践，多管齐下，致力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扭转华侨在美国社会中的负面形象。此外，在历经美国社会无差别排华冲击后，相当数量的留美生逐渐意识到自身与华侨间的休戚与共，进而突破传统中国精英的身份观念，坚定地站在华侨身边。那么,留美生重塑华侨形象的历史意涵，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呢？

1.促进中美跨文化理解与交流

19世纪末，在长期的媒体宣传与政治操弄下，美国民众普遍对华侨抱有恐惧乃至敌视态度。20世纪初，中国留美生以新式知识分子的姿态进入美国社会，他们通过演讲、撰文、教育和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逐步改变了美国部分民众对华侨的刻板认知，使其对华侨的态度逐渐由排斥转向理解。

一方面，留美生所开展的演说与刊文等，在一定程度上令美国部分学者、传教士与新闻记者等知识分子直接聆听到了中国人的理性之声。与早期被动挨打的“沉默华工”不同，20世纪初，美国留美生以其流利的英语不断向美国民众阐述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化转变，反驳了美国社会的“黄祸”论调。伍盘照、郭秉文与王景春等留美生的演讲内容常从道德伦理延及经济发展，彰显了中国人的现代思辨能力。他们的诸种公共言论使美国部分民众意识到此前种族偏见认知的“夸张性与误导性”,开始重新审视华侨与中国，并尝试打破国家壁垒，维护华侨合法利益。如1928年，考虑到旅美华侨屡遭不法苛虐，杜威等美国名士于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美国华侨法律保障会，以“扶助华人取得法律上之权利”。他们的这一主张很快获得美国知识分子的支持。该保障会成立短短数月便开设了20余个分会，遍布“纽约、费城、波士顿、支加哥、三藩市、西雅图等华侨人口众多之区”【70】。

另一方面，在美国上层知识分子改变对华侨认知的同时，基层民众的态度也出现了缓和迹象。为改变旅美华侨形象，提升华侨在美社会地位，20世纪初，留美生先后发起了公义社、公民学校与华侨童子军运动等【71】。这些举措不仅为唐人街注入了新的社会形象，同时也使得美国部分民众开始以好奇和赞许的眼光重新审视华侨。他们认为“年轻的中国人正在以文明的方式改善他们的社区”【72】，发现华侨并非完全拒绝同化，而是正以自己的方式融入美国社会。随着中美贸易不断深入，他们还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欲在中国竞争世界市场，（需）先结交华侨团结欢心”。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社会上无论有何庆典，或商业展览，均邀华人参加，更有许多毕业大学学生被聘为美国著名之大学教授”【73】。这种态度的转变虽非普遍，却意味着美国社会对华侨的认知开始从原本的“道德谴责”转向“理性观察”，华侨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亦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

此外，不同于早期旅美华侨，20世纪初中国青年赴美前大多接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赴美后，他们穿西装、讲英语、主动接纳西方文化与宗教洗礼，直观展现了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尝试。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接受了美国的现代教育，还以实际行动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固有偏见，扮演了重塑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使者。他们积极参加各类社团、演讲与辩论赛活动，展现了较高的知识素养和国际沟通能力。他们的举止与才华俨然展示了“新中国人”的国际形象，颠覆了美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74】。通过与留美生的日常接触，美国民众逐渐意识到，中国人不仅只有华工，也有优雅的绅士、严谨的学者、理性的思想者等。

2.改善唐人街华侨的社会环境

晚清以降，美国民众常严厉批判唐人街内部之乱象。面对此种状况，部分留美生利用自身知识优势和社会地位，投身整顿社区。他们一方面努力向华侨灌输西方现代化思想，另一方面积极协助美国政府与华侨清理非法场所，常以调停者的身份介入社团冲突。在历经数十年努力后，旅美华侨的生活状况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1922年美国学者卡鲁尔在调查后直言：唐人街“十年以来，已经一大变迁矣”【75】。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唐人街环境改善、堂斗事件减少以及华侨受教育水平提升等方面。

首先，在社会舆论影响与留美生的劝说下，旅美华侨愈发重视整顿唐人街环境。自1907年起，中华会馆、六大公司等华侨组织利用旧金山唐人街重建之际，积极取缔辖区内的赌场、妓院、鸦片馆等违法场所，明文禁止在唐人街内开展非法活动【76】。为改善美国民众眼中“鸦片佬”的形象，部分华侨会馆不仅在华侨杂志上大量刊登戒毒广告，还在唐人街内开设相当数量的鸦片改教所【77】。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唐人街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部分华侨亦逐渐尝试接受美国文化。一时间，“唐人街之建筑一新，而侨民剪发易服，渐呈维新之象，美人轻视之心自减”【78】。唐人街的社会状况已有较大改观，美国民众常在不经意间走入唐人街，竟“不知其为中国市”【79】。

其次，增强华侨社区团结。长期以来，唐人街内部因籍贯、帮派与经济利益等问题而矛盾重重。留美生作为赴外求学群体，较少受地方势力的羁绊，能以较为公正的态度介入社区事务。1909年，为处理“包金之死”而成立的和平委员会便展现了留美生的努力。彼时，委员会成员以理性谈判取代暴力对抗，最终促成两大社团停战，恢复了唐人街的秩序。此后，纽约中国学生俱乐部又设立仲裁法庭，负责调解华侨内部纠纷。留美生的此种调解理念亦为华侨所借鉴。如1913年，美洲华侨和平总会成立之初，明确规定本会“以弭堂斗而保治安，无事则互相观摩，有事则合力排解，专以息事宁人、保持和平为宗旨”【80】。该宗旨与仲裁法庭主张大致相同。留美生的诸种举措不仅遏制了堂斗事件的发生，使华侨社会呈现相对稳定局面，也使美国民众对华侨“好斗成性”的偏见有所改变。

最后，推动旅美华侨的教育发展与文化转型。留美生深知教育是改变命运、塑造形象的根本途径，因而竭力劝告华侨重视教育。部分华侨赴美时虽未曾接受过教育，但在留美生的宣传下逐渐意识到“受世界潮流的激荡，知今后非读书识字不足以为图存”，纷纷“遣其子弟入美国学校读书”【81】。与此同时，在留美生多方奔走之下，华侨学校相继成立。1909年旧金山“大清侨民公立小学”的建立，不仅为华侨子女提供了正规的中西教育，还开创了近代中国政府在美办华文教育的先河。此外，留美生还自发组织波士顿公民学校等，并积极充任教习【82】，为华侨开设语言文化与基础课程。这些学校虽规模不大，却成为华侨文化启蒙的起点，使得部分原本与美国社会隔绝的华侨逐渐具备了基本沟通能力与现代意识。

3.强化留美生的中华民族整体认同

留美生抵美之初虽竭力向美国民众强调自身与华侨的差异性，但相同的肤色与国族却又常令其与华侨一同遭受无差别的歧视。20世纪初，美国民众想当然地将中国人看作是“一个没有个体差异的同质群体”【83】，将留美生简单地等同于华侨并大肆排斥。在共同的受歧视经历中，留美生逐渐意识到自身同样被视为“他者”。这种与华侨共同的异乡人身份，促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超越传统精英身份观念，选择与华侨紧密联结、休戚与共。正是通过这种跨越阶层背景的团结，使他们在异域环境中具有更加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进而激发出维护民族尊严的共同使命。正如美籍历史学家徐元音(Madeline Hsu)所指出的：“排外的阴影渗透到了中国学生在美国经历的方方面面，而这又在许多情况下增强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84】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反映了族裔身份在异文化语境中的凸显，也彰显了跨国境遇下留学生群体重塑民族认同的担当。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民众无差别排斥留美生的同时，旅美华侨却对这些身处异域的中国青年学子寄予厚望。他们将留学生视为“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希望留美生能够通过不断学习，给“那个目前灾难深重但前途光明的国家带来一些巨大的、美好的改变”【85】。1923年许地山与梁实秋等人赴美时，为避免被美国海关刁难，故搭乘了头等舱。此举一度令船上的部分广东籍服务生兴奋不已。对他们而言，这无疑向他国乘客证明了中国的强大，不由得十分自豪，常带有夸耀性心理向他国乘客介绍并咨询其对中国的见解。当船舶即将抵达美国时，船上的华侨服务员又联名向留学生递交了一封信，阐述在外华侨工作的艰辛与被他国民众冷眼相待的辛酸。他们恳请留学生抵美后能够认真学习，肩负起为国而学的重任【86】，将明日之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此种经历进一步加深了留美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向心力。

此外，旅美华侨亦会在留美生日常生活中给予其力所能及的帮助。当留美生创办《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时，华侨一度长期在其上面刊登广告。他们所提供的广告费，不仅为刊物运营提供了必要支撑，还为C.S.A.等组织开展各种活动提供了资金保障；当留美生发起波士顿公义社等公益活动时，当地华侨亦常积极为其筹措资金，提供场地【87】。当得知美国民众不愿将房屋租给中国留学生时，华侨群体还众筹购买了一栋房屋专供留美生居住。此外，留美生与华侨间常举办各类社交联谊会【88】。这也令多数留美生增强了与华侨间的共同体意识。正因如此，20世纪初留美生在驳斥排华运动时，已不再刻意强调其与华侨间的身份差异【89】。他们在生活中逐渐打破了华工、华商与留学生间的传统观念隔阂。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逐渐影响其思维观念。

四

结 语

国家是海外侨民最坚实的后盾，然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基本国情，不仅使其在对外交往中长期处于劣势，而且难以庇护本国公民在异域的合法权益。20世纪初的中国留美生毅然肩负起超越个人求学的使命，他们通过演说、撰文、整顿社区、兴办教育、组织童子军等多种方式，试图从根本上改善华侨形象、扭转美国社会的歧视与偏见。然而，彼时中国较低的国际地位与深入美国社会的“黄祸”思潮，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障碍。他们的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间观感，却终究无法撼动制度化的种族壁垒。这既是清末民初中国留美生个人理想与民族处境之间的矛盾，又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以文化资本谋求国家尊严的普遍困境缩影。

20世纪初部分留美生虽曾竭力向美国民众强调自身的“被豁免”性，但相同的肤色、种族与文化出身又常令美国民众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旅美华侨，对其施以无差别的歧视、偏见与排斥。此种经历无疑使得部分留美生与华侨在异国他乡产生了超越传统阶级差异的情感共鸣。处此背景下，他们逐渐突破了中国传统精英身份观念，重新思考自身与华侨间的社会关系，并坚定地站在华侨身边。他们对旅美华侨的态度也从留美初期自居为“被豁免阶级”的傲慢，逐渐转变为休戚与共、荣辱相依的“中国人”这一族群观念。这种在压迫情境中生成的族群认同，不仅促使留美生与华侨两大群体在心理与行动层面形成更紧密的联系，也强化了旅外华侨群体的向心力，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