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女神 | 新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谢希德院士诞辰100周年
有人说：“芯片的战争就是未来的战争。”
芯片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和信息安全。芯片的背后是科技之争，说得再精确一些，是半导体技术之争。事实上，中国的半导体技术研究，起步时并没有大幅落后于世界进程。
早在1956年，新中国百废待举的年代，就有这样一位女物理学家，以瘦弱而坚强的身躯，为我国的半导体物理的理论研究撑起一片天。她就是“中国半导体之母”、新中国第一位女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原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先生。在这位科学家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位中国学者的智慧、胆识与操守，也看到了一位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与敦厚。
题图: 26岁的谢希德（时任沪江大学助教）
01
船首的甲板上，伫立着一对中国青年男女，他们眺望着远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时地交谈着。船驶离了码头，开始加速了，但他们总觉得船开得太慢太慢。
曹天钦、谢希德
这对青年男女，女士就是谢希德，男士是她青梅竹马的伙伴，也是新婚不久的忠实伴侣曹天钦。此前，他们分别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正满怀期待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1921年，谢希德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的一个书香人家。父亲谢玉铭（1893-1986）也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很多年以后，谢希德才从杨振宁那里得知，早在40年代中期，父亲就在加州理工大学从事氢原子光谱研究，其成果比兰姆（WillisEugene Lamb，1913-2008，195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比早近十年问世。
1926年，谢玉铭（二排左八）在芝加哥大学
读书曾值乱离年，从小残疾的青年谢希德曾三次参加大学招生统考，三次都被录取，但直到第三次才真正成为大学生，入读厦门大学物理系，从此开启了她与物理的不解之缘。
1937年全家福，左二谢希德
厦门大学毕业合影，前排左一为谢希德
1947年，谢希德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史密斯学院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在麻省理工学院，她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运筹学领域开拓者莫尔斯，专注于高压状态氢的阻光性的理论研究。毕业后，谢希德参加了美国固体物理学家斯莱特主持的固体和分子理论研究组，从事微波谐振腔中半导体性质的理论研究。这段科研经历为她后来从事半导体物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谢希德（中）获得史密斯学院硕士学位
在异国求学时，热爱艺术的她广泛涉猎音乐、歌剧，还成为波士顿棒球队“红短袜队”的忠实“粉丝”。也许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些“小爱好”在若干年后还能派上“大用场”。
就在谢希德只身前往美国前一年，她未来的终生伴侣曹天钦启程赴英深造。临走之前，他前往福建看望恋人，并正式向谢希德求婚。尽管她因病留下了残疾，可在曹天钦的眼里依然美丽如初。
02
1951年春天，曹天钦首先获得了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他一面等谢希德，一面联系回国后的工作单位，半年之后，谢希德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体弱多病的困难，也获得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眼看自己的夙愿就要实现了，他们在信中兴奋地筹划着归国的路线、日程的安排。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节节败退后，美国政府悍然宣布，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中国学生，一概不许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向祖国的道路，突然被封锁了。怎么办？谢希德在宿舍里焦急不安。这时，平日要好的朋友不断来看她，有人劝她留下来继续研究，有人为她担心，劝她不必冒风险提出离境申请。当时国内正在进行“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不时传来某某某跳楼，某某某自杀的传闻，甚至有人说，华罗庚、吴贻芳也自杀了。有人劝她再观望一段时间，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她还是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看来，从美国直接回国是不可能了，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经过商量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即由谢希德先到英国，然后与那里的曹天钦一起，从英国返回祖国。1953年3月，曹天钦拍来一封急电，叫谢希德尽快来英国，并告诉她，回国的船票已经订好了。
谢希德兴冲冲地来到了英国驻波士顿领事馆，想不到在办签证时遇到了麻烦，由于战后英国面临的经济困难，英国就业问题十分严重，为此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谢希德急忙向办事人员解释道：“我不是到贵国去就业，我准备回到我的祖国，只是路过伦敦……”办事人员说：“那请你交出一份证明，确实说明你3个月之内会离开英国的，我就给你签证……”
谢希德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曹天钦，这件事又让曹天钦的好朋友李约瑟先生知道了，他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立即驱车前往英国内政部，以他个人的名义担保，还拿出了曹天钦预先交给他的两张船票。于是，内政部一个电话到波士顿，谢希德的签证终于解决了。
但是，有了英国的入境证明，美国若不开具出境证明，还是到不了英国啊！在对中国留学生加紧控制的情况下，谢希德怎样才能离开美国呢？她突然想到，结婚是唯一最过硬的理由。一天下午，她来到移民局，办事人员看了她出示的英国有关部门签署的“旅行通行证”，又注视着她盘问：“为什么要到英国去？”
“结婚。”果然，办事员一听说是去结婚，就觉得没有深入盘问的必要，于是为她签发了出境证明，还说，结了婚，你可赶快回来啊。
曹天钦与谢希德在英国剑桥
谢希德高兴地接过证明，但一看，这还不是正式的证明，真正的证明要到船上才能拿到。而只有拿到真正的证明，她的出走才算成功。谢希德嘴上不说，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生怕半途又有变化。
终于熬到了登船那天，移民局的人又来到船上，再次盘问她为什么去英国，她镇定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们看了看她简单的行李，就没有再问下去，给她签发了真正的出境证。谢希德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才真正落了地，待船一驶离哈德逊港，她立即给期待中的曹天钦发了报告平安的电报。
到了英国，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稍事休息，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不久，便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曹天钦与谢希德1951年在英国举行婚礼
1952年8月，他们告别剑桥。当年10月1日，即新中国第4个国庆日，费尽周折，两人终于抵达上海火车站。
03
顾不得访亲拜友的劳累，顾不得拍打身上的仆仆风尘，他们立即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曹天钦在上海生物化学所研究蛋白质，谢希德呢？来到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她决心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复旦大学也面临师资短缺、课程难于安排的困难，谢希德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留过洋的博士而提出任何特殊要求，相反主动挑起基础教学的重担。
在短短的几年里，她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先后开设了普通物理的光学、力学部分、理论力学、固体物理，量子力学等五六门课程，她那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谦虚朴实的品格，深厚广博的知识，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56年，谢希德和丈夫曹天钦迎来了爱子的诞生，全家人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
谢希德与孩子
也正是在这一年，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总理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为了奠定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一场雄壮的科学攻关战，即将打响。
为了拿下半导体这门现代科学技术的堡垒，教育部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五所高校相关师生召集到北京大学，开办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用集体的智慧，加速培养专门人才，让半导体之花开遍全国。这个培训班由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教育开创者之一、北大物理系教授黄昆担任主任，谢希德担任副主任。
不少人为谢希德出生才五个月的孩子担心，怕她舍不得把孩子留在上海。然而谢希德参加会战的心情更加迫切，为了成全她的愿望，曹天钦愉快地接受了又做爸爸又做妈妈的任务，他们做了一些安排后，她就走上新的征途了。
从1956年到1958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五所高校没有经历任何筹备阶段，按时开设了一系列从理论到实验的课程，如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半导体实验、半导体材料学、半导体器件、晶体管电路等。
1958年秋天，谢希德与黄昆合编的《半导体物理》问世，这部书是我国半导体领域最早的一本专著，在国际上也堪称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半导体物理专业学生和研究人员必读的标准教材和基本参考书。
谢希德著作
经过大家的努力，五校联合专门组比较系统地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毕业生，共200多名，为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全国许多高校仿效成立半导体专业，建立研究所和生产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车间。1960年，中国科学院在应用物理所半导体研究室基础上，成立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我国半导体学科和半导体技术很快独立自主地发展起来，在这其中，五校联合专门化教学培养的这批人才居功至伟。
04
1963年，谢希德在爱子即将上学时与一家人留影。可几年后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使她夫离子散
然而，比癌症更为严重的打击是她成为刚刚刮起的政治运动的“对象”。曹天钦在运动一开始就挨批，谢希德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就被抄了家。10月，她做完切除治疗的大手术，还没得到充分的休息，就到学校参加“学习”。
一年以后，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时，她再次受到冲击，原因是那段海外归来的经历，成了一段“说不清”的历史，造反派怀疑她是“特务”，理由是：朝鲜战场上英美是同盟军，美国不允许你回国，英国人怎么会允许你出境呢？在那是非颠倒，人的思维都变了形的年代里，正直的人即使有三张嘴也讲不清。这时，曹天钦早已被“隔离”了，不久她被软禁在校内女生宿舍不能回家，然后又被关进了“牛棚”，家里只剩下了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和一个保姆，而保姆后来又不堪造反派的威吓而自杀身亡。
而最使她难过的是关她的“牛棚”恰恰是她和同志们花费数载心血为固体能谱研究而兴建起来的还未来得及使用的低温实验室，科研没搞成，却成了“隔离室”，她的心情有多难受啊！明明是为了报效祖国而冲破重重封锁回来的，却说成是“特务嫌疑”。这是颠倒黑白的侮辱！有的人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和侮辱，离开人间，走了，但是谢希德却认为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她相信党的政策不应该是这样的，她相信自己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她想起了1956年5月，她与曹天钦在同一天，在缀着铁锤镰刀的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发出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铿锵誓言，她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强信念，战胜人妖和病魔的双重打击，走向光明和未来。
一年过去了，谢希德戴着“帽子”可以回家了，但她仍受一系列的限制，不准她接触半导体科学的研究，不准她出席外单位邀请参加的学术会议，甚至连国内发行的翻译外国研究成果的科技刊物也不准订阅……然而，再多的束缚也阻挡不了一个爱国科学家的事业心。即使在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谢希德还时时惦记着她心爱的半导体。
她在寻找一切机会，尽可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当她作为“惩罚”对象被派到校办工厂去从事研磨硅片的繁重劳动时，她发现这里仍有她的用武之地。
为了改进抛光工序，她查阅文献资料，与学生、抛光工人一起，改进落后工艺。她热情介绍有关半导体抛光技术的新进展，提高了工人们的科技水平和半导体元件质量。当她听见一个年轻教师急需一份介绍电荷耦合器件的外国文献，她就托人从科技图书馆借出文献，用英文打字机打印出来，悄悄把文献送到这教师手里。要想剥夺一个科学家的科研权利，谈何容易！白天，谢希德在学校物理楼扫厕所楼道，磨硅片，已经筋疲力尽，但是夜里一回到家里，她又重新振作精神，开始紧张地工作。
谢希德在困境中依然手不释卷
1970年，她的癌症第二次复发，谢希德不顾久病虚弱，以极大的毅力，克服治疗带来的痛苦。1972年她重新获得了走上讲台给学生上课的机会。不久，她开始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又开始带研究生。这时，曹天钦也撤销了隔离，谢希德让曹天钦到图书馆借来各种有关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的外文图书、刊物，夜以继日地阅读，研究。
那长不过6米，宽不过3米的小小的书房，常常是灯光彻夜不灭！她经过辛勤努力，编写了解决MOS器件稳定性质量的半导体表面的讲义。
1976年夏天，医生在她身上发现了癌症可能第三次复发的迹象，坚决阻止了她带研究生去四川实习之行，对她的病况进行了深度的X射线照射和化学治疗，这种治疗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每次治疗后，白血球大量减少，身体出现浮肿。但病情稍一好转，她又顽强地坚持工作，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写出了半导体集成电路物理基础的讲义。
在政治与病魔的严峻考验面前，她不愧为一个坚强的战士！
05
1976年10月，祖国上空驱散了阴霾，阳光灿烂，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历尽磨难的谢希德没有丝毫的怨言，她想到的是如何把10年动乱造成的损失抓紧夺回来。
1977年，谢希德发现表面和界面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大发展，并形成了介乎表面物理与化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正如一位科学家说的：“我们沉睡了10年，在苏醒之后，面前出现了一片森林，这就是表面物理。”专长于半导体和固体物理研究的谢希德，完全可以继续她原来的研究，走一条既省力又稳妥的道路，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把自己的目光瞄准了表面物理这个新课题，新技术革命的汹涌浪潮需要我们的科学家去迎接这场世界范围内的挑战！
谢希德做学术报告
这一年年11月，谢希德应邀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她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向大会提出填补我国表面科学空白、发展表面科学的建议，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赞赏和主管部门的肯定。返校后，谢希德满怀信心地着手筹建以研究表面物理为重点的现代物理研究所。在短短的时间内，建立了8个研究室。她带病组织表面物理学术报告会，7个多月，报告不下30次。国际表面物理权威威斯班塞1982年到访现代物理所时评价，“它是中国凝聚态物理方面的杰出中心，而且有潜力发展成国际上的杰出中心”。
1980年，谢希德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时当选学部委员的，还有三十多年来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曹天钦。
1980年新当选的14位女学部委员合影，左起：叶叔华、李林、沈天慧、郝诒纯、何泽慧、池际尚、谢希德、王承书、黄量、蒋丽金、高小霞、李敏华、林兰英、陈茹玉。此前二十多年，中国只有林巧稚先生一位女性学部委员。
06
如果故事止步于此，不过就是一个标准的科学家故事而已。
然而，在谢希德瘦小的身躯里，还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她将这股能量献给了教育。
1983年复旦春节团拜会上，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盛华宣布了国务院任命谢希德为复旦大学校长的决定。热烈的掌声在会堂里久久回荡，人们不约而同地向新中国高校第一位女校长投来了无比钦佩的目光。
1983年10月19日，复旦大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谢希德向42岁的周振鹤、38岁的葛剑雄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两人成为中国首批文科博士
生活中的谢希德平易近人。
每次上班她都不坐小轿车，而是和大家一块儿乘坐校车，这样既可以处理一些公事，又可以与大家交谈，倾听教师们的心声。
早晨她总是先到物理楼的研究室，再步行到校长办公室。她走得不快不慢，用物理学的术语来说，路上的“平均自由程”太短，“碰撞频率”太高，就像高压容器中的分子运动了很短的距离后，就会与另一个分子碰撞。
教师希望谈谈分房子、评职称的事，把她拦住。正在摄影实习的新闻系进修生，把她当作练习摄影的对象。她给复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民主之风。
作为新中国高校第一位女校长，谢希德高瞻远瞩、大胆开拓。
在先后担任复旦副校长、正校长的10年间，她力排众议，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苏联模式，增设了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几个学院，将复旦变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她抓教师队伍建设，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励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促进青年教师拔尖。她在报纸上撰文改变“近亲繁殖”的师资结构，倡导人才流动并实践之。她注意发挥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指导作用，1986年秋在复旦大学推行导师制，聘任知名教师对学生实行“一对一、一对多”培养，导师针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效果甚好。
谢希德与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座谈
她设立“校长信箱”“校长论坛”“新闻发布会”沟通校内各方面情况，使存在的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她在师生中大力提倡好的学风。她强调交叉型、复合型人才培养，不少洞见在如今看来依然颇有远见。
07
“老朋友，‘红短袜队’最近赛事如何？”和时任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康迪握手后，谢希德脱口而出。
原来，康迪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也是“红短袜”棒球队的球迷，谢希德深知这一点。康迪听了很高兴，无形中亲近了许多，聊着聊着，谢希德很自然地将话题转移到筹资上。
1984年4月30日，谢希德在复旦大学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里根
1985年，作为校长的谢希德意识到中美之间存在许多研究和交流上的缺陷，便有意在复旦成立美国研究中心。同年，该中心得到批复，成为全国高校首创。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谢希德以在美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四处奔波、寻求支持。后来，康迪不负所望，果然在项目投资上出了不少力。
1995年，美国研究中心大楼建成，十多年后，二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目前该中心成为颇具影响和水准的国际研究机构。
1995年5月，谢希德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与中心顾问汪道涵交谈
谢希德与杨振宁
实际上，借来外资建学府，发生在谢希德身上并不是头一回了。
1980年，我国正式恢复世界银行成员国席位。
当年，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中国大学发展项目开始筹备，谢希德被任命为专家组副组长，她感到可以大有作为了。她总结国内办实验室的经验，引进国外实验室和技术管理的经验，有针对性地使用这笔贷款，为我国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84年春，谢希德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银行贷款第一个大学发展项目中外专家组会议
短短五年间，复旦利用这笔贷款派出访问学者、研究生共70多人赴海外，邀请了17位知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促进了研究生培养、科研质量的明显提升。仅复旦一家就如此受益，更不用说全国其他27所高校的收获了。
此后，谢希德连续2次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组长。她以个人独特的魅力，将复旦乃至更多高校推向世界。
吴大猷与谢希德
争取集体利益的同时，谢希德也关照每一个个体。
她每年都要为考取“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项目的学生写推荐信，这是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牵头，在没有托福、GRE的年代，送优秀物理学子出国攻读研究生的一个项目。多年累积由谢希德书写的推荐信达上百封。
有一回，一名学生为了省时省力，将推荐信事先拟好交给谢希德，不料却遭到她严厉批评。因为推荐信都是由她亲笔书写，从来不用他人代劳。此举也在学生当中传为美谈。
1998年7月1日克林顿总统访问时在上海图书馆与各界人士座谈，谢希德会长与他进行友好交谈
1987年，谢希德接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授予名誉博士时，《今日美国》记者称其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
1988年4月，在上海市第七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她被选为上海市政协主席。这是市政协有史以来第一位女主席。同年12月，因任期已到，她被免去校长的职务。担任市政协主席以后，她的政治活动更多了。接待、开会、视察。每周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花在政协的活动上。
但她还是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来，回到复旦物理系的研究组去，回到复旦的美国研究中心去，依然是坐着“巨龙”校车去上班，中午依然是带了一个饭盒去吃蒸饭。
以前，是曹天钦每天早晨帮她准备好中午的饭菜。现在，曹先生住院了，他患的是颈椎病，1987年8月在以色列开会后，摔了两跤就一病不起。手术后，脑力、语言能力退化，四肢处于瘫痪。谢希德每天下午4点左右赶到医院，喂他吃饭，送去一份妻子的温暖。她给他读报，让他认外语单词，尽力地帮他恢复记忆力，恢复语言表达能力，她盼望着他能出现奇迹。
她自己身上就出现过奇迹，她战胜了三次癌变的袭击。1978年10月，她出访联邦德国，不巧摔了一跤，肋骨受伤，她以极大的毅力忍痛完成了出访任务，以后由于工作忙，来不及治疗休养，到1979年3月她从美国考察回国到医院检查时，发现原来疼痛的地方是骨折了，但现在却已愈合好了，真是奇迹。
病榻上坚持工作的谢希德
2000年3月4日，与癌症斗争34年的谢希德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79岁。和丈夫曹天钦一样，谢希德在遗嘱中写道：“把我的遗体捐给中国医疗事业。”
一夜之间，学生自发折叠的数千只纸鹤挂满了枝头，从复旦物理系学生宿舍9号楼一直绵延到第一教学楼。它们在风中摇曳着，似乎在述说着无尽的哀思。
2011年复旦大学成立希德书院
2011年厦门大学谢希德塑像落成
在谢希德先生去世二十多年后，当中国面对霸权主义，在芯片自主研发道路上不断跋涉，一步一步将大国重器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时，我们不能忘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正是这位老人，以自己瘦弱而坚强的身躯，曾为中国的半导体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撑起了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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