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后满洲”形象

来源: 伪满洲国研究中心    作者: 刘研

内容摘要

“满洲”是村上文学的重要时空。村上在文本中内置代际传承的叙事结构，展现集体记忆的延续性，在文学叙述中将历史经验记忆转化为虚构的文化记忆，在这一转化中，我们尤为关注他选择“记住”什么。村上“后满洲”的复杂性在于文本中刻印着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言说的情感记忆。村上构建“满洲”和“满洲人”的话语资源主要来自于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文学叙事，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受到历史和经验的塑造。其间既有对西方东方主义的不自觉认同，暗含着战争时期“东洋主义”的潜流。也有对“东亚”承担战争责任的罪感；既有将中国他者内化为日本的自我形象的倾向，也有通过文学塑造摆脱“满洲”这一精神重负，实现对精神创伤疗愈的意图。

村上春树（1949- ）

作为日本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自1979年登上文坛以来，创作丰厚，备受瞩目，斩获众多奖项。第一部长篇小说《且听风吟》获第22届日本群像新人奖，1982年《寻羊冒险记》获第4届野间文艺新人奖，1985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1987年《挪威的森林》的出版令村上春树一跃而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作家。1996年的《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1999年《在约定的场所 地下2》获第2届桑原武夫学艺奖，2006年年初，村上春树凭借着《海边的卡夫卡》入选美国“2005年十大最佳图书”，并获得捷克“弗朗茨·卡夫卡”奖。2007年获2006年度朝日奖，第1届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奖。2009年长篇小说《1Q84》BOOK1、BOOK2出版，创下223万部发行量，获第63届每日出版文化奖。同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并获西班牙艺术文学勋章。2011年荣获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国际奖，2011年，访谈录《和小泽征尔谈音乐》出版，并荣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近年，村上新作不断，2013年4月推出的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2014年4月18日推出《没有女人的男人们》，2015年11月17日，村上春树获得安徒生文学奖。2016年12月村上春树首部自传性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由新经典文化推出。2017年2月24日，发行新书《骑士团长杀人事件》，再次登临日本当月畅销书榜首。 故而，大江健三郎在论及当代“日本文学”的基本走向时，将之分为三个流向：一个是学习“世界文学”的自己和大冈升平、安部公房等作家所建立的系谱；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欧美驻军的日本研究发现的“日本文学”，如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系谱；一个就是在已经全球化了的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为代表的文学系谱。

侵华战争是村上春树文学的叙事动力之一，村上将新京、伪满开拓团、满铁、诺门罕战役等历史素材编织进自己的物语中，进而“满洲”也成为村上文学的重要时空。所谓“后”“满洲”的“后”意在提醒我们，战后作家对“满洲”的塑造并非是“忠实”地复制过去，而是在“选择”与“重构”中实现了对过去的更新与改写；意在强调对战争认知与反思并未终结，相反，战争时期形成的种种要素在今天仍以各种显在与潜在的方式顽固残存，某种程度上还显示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与帝国主义的连贯性。“后满洲”实质意味着对战争和战后问题如何处理的一种文化建构。在这一文化建构的过程中，自我批判与自我肯定、自我消解与自我重建的冲动互为表里、交织激荡。那么借助“后满洲”这个话语的规约力，我们有可能发现什么可能性呢？

因此，从村上的文本这一个案出发，本文不是探讨村上如何真实地描述和传达了这些历史素材和经验，而是要剖析村上在历史物语的叙述中呈现了怎样的“后满洲”形象，以及所谓“后满洲”形象凸显了日本战后怎样的民族记忆。

1

“必须”代际传承的集体记忆

村上在文本中内置代际传承的叙事结构，展现集体记忆的延续性，凸显作为当代日本人记忆“满洲”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奇鸟行状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奇鸟行状录》的故事叙事始于1984年，主人公冈田亨30岁，生于1954年，妻子久美子大致与之同龄，比久美子大九岁的她的哥哥绵谷升出生的时间最早也在1945年，其他人物如加纳马耳他31岁，生于1953年，加纳克里他26岁，生于1959年，他们应该是在到处遍布战争伤痕的废墟中成长的一代人。笠原May16岁，生于1968年，肉桂生于1963年，时年21岁，笠原May称久美子为阿姨，他们应该是冈田亨一代的晚辈，是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时期出生的一代人。而肉桂的母亲肉豆蔻生于1934年，与间宫中尉、本田先生以及绵谷升的伯父同为战争的亲历者。根据人物的出生年代，我们可以推断出小说内在地潜藏着一个在代际间传承战争记忆的装置，在这一装置中，无论是从战争中归来的幸存者间宫中尉的鲜活的铭刻在身体印记之中的追忆，还是肉桂从母亲的记忆里感受到并加以虚构的兽医的物语故事，都是处于社会记忆边缘和起始阶段的个体记忆和家庭记忆，但它们关联的却是日本的侵华历史，也就是说它们演示的虽然是个体记忆，指向的却是民族的集体记忆，这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共同建构了当代日本战争记忆，同时也涉及到战争记忆与当代日本人的自我身份建构的关系问题。对于村上而言：“我说的‘历史’，不是过往事实的单纯罗列和引用，而是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历史。比如诺门坎里间宫中尉强烈的体验，不仅是一位老人的回忆，也是我心中继承的人生记忆，它化为我的血肉，直接作用于现在。这一点非常重要。”

“回忆是否真实，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它们是不是感性地铭记在身体之内，而且还取决于它们能否在一个公共沟通场合被人叙述和被人接受。”冈田亨和久美子在婚后第一年每月拜访成全他们婚事的占卜先生本田，本田并未给他们什么卜算，对他们讲的差不多全是诺门坎之战。不久，他们也就将老人遗忘了。不料五年后，本田在去世之前不仅给冈田亨留下了遗物，还拜托在战争期间的生死之交间宫中尉亲自送来。冈田亨送走间宫中尉后，费力打开了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装纸、硬纸盒后，里面却“空空如也”。可见，能够预见未来的本田的重点不是要送冈田亨什么纪念性遗物，而是刻意安排了这样的一个传承记忆的会面。肉豆蔻把潜水艇和动物园的故事讲给了儿子肉桂听，也讲给了冈田亨，同样将自己的记忆传承下去。正如间宫中尉在长信的最后所强调的：“我无论如何都想讲给您听，我觉得必须讲给您听。读了信您不难得知，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败北者、失落者，是不具有任何资格的人。……我将作为空壳从此消失在一片漆黑之中，但由于总算将这段故事交付给了您，我觉得自己可以带着些许安详的心境杳然遁去。”确实，也只有通过这种追想，把深埋心底的记忆历数出来，间宫老人和肉豆蔻才能获得精神创伤的某种疗愈。

冈田亨、久美子作为战后出生的第一代，他们是如何感知战争历史的呢？他们首先将战争放到了自己民族过去的位置上，与之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尽管他们不得不在对自己父辈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构造自己的集体认同观念，但同时又将它从自我的领域中排除出去。所以冈田亨在听本田讲起诺门坎之前，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听了之后觉得那“近乎一个童话，缺少真实感”。

当冈田亨的个人生活突然发生变故，尤其是他听了间宫中尉的长话后，“我顿时奇异地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是一个被丢在人地两生的街头的孩子所感受到的那种毫无着落的心情”。冈田亨原本精心呵护的小天地开始失衡，但他并没有选择和加纳克里他远走他乡，或者如神秘女郎所言的“忘掉”，而是清醒地意识到：“我固然可以从这里离开，却不能从这里逃离”，他决心找回妻子，寻找久美子的过程也是他建构自我的过程。他的寻妻方式是潜入内心世界——井底，穿越井壁，进入神秘的208房间，直面绵谷升所代表的邪恶。他意识到绵谷升“所牵引的东西，注定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而且同历史深处最为阴暗的部分直接相连，结果损害以至毁掉了很多人”。“历史最为阴暗的部分”就是战争的罪恶，冈田亨在跨出自我小天地时，终于把他本人经历范围之外发生的历史、他人的回忆纳入到自我的版图考虑之中了。而当他莫名其妙地用棒球棒几乎将一个歌手打死时，他也省察到自身的暴力倾向，而这暴力倾向也显然与“历史最为阴暗的部分”相关，至此冈田亨在内心的深井中，将战争这种“另在”变成了自我的一部分。

《海边的卡夫卡》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评论者大多把目光投向冈田亨的自我重新认识过程，而对少女笠原May的成长经历重视不够，其实这是两条并置前行的线索，我们只要想到村上的下一部长篇《海边的卡夫卡》的主人公是一位十五岁少年的话，对这一形象就应更加关注。如果说肉桂通过自觉构造历史来思索自己存在的理由，那么声称“对历史不拿手”的笠原May与历史记忆的联系更为隐秘。如村上而言，“过去是否会以某种方式被写进当今呢？它是否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存活并发挥影响呢？”。“过去”正以一种更为根本的方式进入了笠原May的生命。笠原May第一次见到冈田亨就提到了两个莫名其妙的问题，“血统遗传”以及“死那样的块体”，连打工调查秃头的人数她也能联想到人的秃头是朝着死亡跨进了一大步。十六岁的她何来如此强烈的死亡意识？她对冈田亨说自己一生下来体内就有一种“烂泥似的东西”，“我很想把那东西在我体内随意一涨一缩摇撼自己时的感觉告诉别人，但没人理解。……所以我时常烦躁得不行，也才胡来。”“胡来”正是笠原May面对不明就里的精神创伤的一种退行方式。她因此失手害死了男友，也差点害死冈田亨，“在我眼里世界整个是个空壳”，“我周围一切一切都像是骗子，不是骗子的只有我体内那片烂泥。”她不知道自己体内的“烂泥”究竟源于哪里，怎样才能消灭干净，更不知道自己体内的“烂泥”实际与“历史深处最为阴暗的部分直接相连”，因为“过去的许多方面，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决定；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这种传递一直延续到儿孙们的神经处理过程的生物化学中去”。村上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礼上谈到自己曾参加过侵华战争已去世的父亲时也印证了这一点：“父亲去世，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历史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如果深锁起来，就会作为无意识的遗产传给后人，它们就会在一些有问题的症状中出乎意料地表现出来，出人意料地行使着威力。

如上所述，村上通过小说叙事完成了关于战争记忆的代际承传：间宫中尉、本田先生和肉豆蔻作为战争的亲历者通过个人化的追忆，确认了自己必须或不得不把历史记忆传达给后代的责任，而企图悬置“历史”的冈田亨们在成长历程中突然发现“自我”与“过去”的割舍不了的关系；相对于冈田亨这一代，笠原May被体内的“烂泥”所困扰，肉桂则企图重构历史，以便将一切“归正”。这种代际承传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并非简单地接替，而是并处在一种复杂的交叠之中。这样一来，记忆不仅在村上的小说中成为叙述的线索，而且成为叙述的主题，小说因此也强化了村上“我所想到的在日本追求个体只能在历史中进行”的理念。村上关于战争记忆的传承与创伤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促使日本人思考一直以来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感受。

2

选择记忆了什么

取材历史史料塑造“满洲”形象，文学物语的再叙述无疑是对历史的消解，将经验记忆转化为虚构的文化记忆，在这一转化中，我们尤为关注他选择“记住”什么。

首先，发掘“满洲”建立的背后因由。

《寻羊冒险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寻羊冒险记》小说的故事时间始于1978年，但因大学时代“和谁都睡觉”的女孩的突然离世时间一下子就回溯到1969年“那样一个时代”。当“我”开始寻“羊”冒险，时间的某一碎片——遥远的成吉思汗时代、明治初年的北海道拓荒、战前的“满洲”、朝鲜、台湾的殖民开拓乃至战后的经济高度发展时期不断插入1978年的当下。村上在这里将形而上的线性时间割裂开来，利用时间错置之间形成的张力试图唤起人们的历史意识：追忆过去以审视现在。

在海豚宾馆羊博士向“我”解释了“羊”的来历。那只“羊”如妖魔附体般进入过成吉思汗的体内。昭和十年，又进入到当时农林水产省的精英、身在“满洲”的羊博士的体内。次年羊博士被召回国，“羊”也从羊博士的体内逃走。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羊博士在“满洲”视察绵羊时，他所珍视的金表丢失，随即被“羊”附体。金表仿佛护身符，金表不在了，“羊”才能进入羊博士的身体。“‘羊’肯定在洞里睡了几百年了”，“想一下成吉思汗干的事”，村上春树在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近代性一见之下似乎是完全仿效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模式，然而究其根源乃是亚洲极权专制。吉田精一在《近代日本的文学世界》一书中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简言之，说起日本的近代化，在江户时代、明治以后甚至到今日乃是西欧化的同义语”，但是，“因明治维新而与传统断绝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日本对西欧文明的接受是模仿性的，在接受这种异质文化所确立的价值标准的同时又矛盾性地包含着一种拒斥，将东方式极权政治作为身份的标志抱住不放，从而也成为西方的他者。

野心勃勃的“羊”利用“羊博士”作为交通工具进入日本，占据了“先生”的头脑，“先生”形象是寻羊冒险的现实意义的重要存在。“先生”1913年生于十二瀑镇（这显然不是巧合），起初只是个平庸的右翼分子，被“羊”附体后一跃成为右翼首领。一年后，“先生”来到“满洲”，“混迹于关东军上层，参与了某些密谋”。羊博士奉召回国是1936年，“先生”赴“满洲”在时间设定上恰是1937年，小说暗示正是他煽动关东军于1937年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九一八事变”，直接导致战争升级并最终引发太平洋战争。他“在中国大陆全境各地兴风作浪”，给整个亚洲带来深广的灾难，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冠冕堂皇地冠以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为由，粉饰出“善”的面孔。披着和平的‘善’的外衣进行着野蛮的侵略和屠杀。“如此‘高尚的’暴力，除了和平的羔羊，还到哪儿找更好的象征去?”

“先生”在苏军出兵(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摧毁关东军)两周前登上一艘驱逐舰夹着尾巴逃回日本，“连同多得搬不过来的金银财宝”，利用这些财富，他逐步暗地里控制了“政治、金融、大众传媒、官僚机构、文化……所有的一切”——村上藉此赋予当代日本消费文化的关键性控制因素以邪恶的动机，并将其与隐藏在日本注定走向毁灭的大陆侵略扩张企图之后的同样驱动力联系到一起。这个甲级战犯在战后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成为左右战后社会演进力量的存在。我们看到战争与之后历史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1945年8月15日天皇发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宣言而断裂，绝对主义天皇制以“象征”天皇制的方式存活下来，“A级战犯”岸信介在战后作为保守政治家重新复活并出任首相，成为1960年推动了巩固日美军事同盟的“日美安保条约”修订与强化的关键性人物。

《奇鸟行状录》在“数羊，位于圆圈中央的”这一章介绍说，绵谷升的伯父在战争期间是陆军参谋本部的技术官僚，曾参与到将“满洲国”建成对苏作战的兵站基地的工作，并与曾经策划“九一八”事变并在“满洲国”建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陆军中将石原莞尔有过亲密交往。更为关键的是，战后经过短暂的隐居，步入政界，作为保守党人出任过两期参议院议员，之后又担任过众议院议员，到了80年代中期，他的政治地盘由绵谷升承袭下来。绵谷升这种进入政界的方式正是自民党很多政治家所走的路径，如安倍晋三等人都是继承了父辈或祖父辈的选举地盘而在政坛崭露头角的，他们在政治立场上自然与自己的先辈具有同一性。所以绵谷升“所牵引的东西，注定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而且同历史深处最为阴暗的部分直接相连，结果损害以至毁掉了很多人”。这也提醒我们“历史最为阴暗的部分”的世界离今天并不遥远，引起战争的那些基本要素至今仍然没有被消除。过去的“战争”作为一个实体，一直深埋于日本的国民性之中。因此，这种对暴力的追究，并不仅仅与日本人自己相关，其实还与我们所认识和共有的战争记忆相关，更与今天在中日之间建立真正的理解直接相关。

其次，书写普通日本民众在满洲的生活。《奇鸟行状录》》中间宫中尉虽是军官，却从未真正参战，也没有杀过人，也就是说他没有沾染过中国人的鲜血。战败后被俘被苏军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在那里劳动繁重，酷刑不断，各种暴力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日本士兵的生命。当他失去了左臂和十二年宝贵的光阴回到日本时，父亲和妹妹死于原子弹，母亲伤心过度也于1947年病逝，未婚妻早就结婚生子，他度过了空壳般生不如死的余生。间宫作为侵略者成员本应在逻辑上有赎罪的意识，但从殖民地回国又失去一切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演变成一种受害者意识。肉豆蔻记忆中的“潜水艇”具有同样的作用，当一船妇孺被置于美军潜水艇的大炮炮口之下，死神在人们头顶盘旋时，无疑再次强化了受害者意识。

《1Q84》中天吾父亲的人生经历，可谓一部与日本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底层贫民挣扎生存的血泪史。他出身东北农家，在饥寒交迫中度日，在快要饿死的情况下，加入“满蒙开拓团”，熬过了酷寒又迎来战败，战败前身无分文“幸运”地逃回东京。做过黑市商人，学过木匠手艺，为勉强填饱肚皮度日。后因熟人引荐获得了NHK收费员工作，成为“劳役动物”。天吾父亲回忆了作为满蒙开拓团一员的艰辛体验，回忆伴随着自我悔恨和自我否定，当时他们只能不择手段求得一条生路。关于满蒙开拓团的难民体验，有日本论者指出，“‘大东亚共荣圈’在它的最底部生产了‘开拓团’，从而得到了生产、军事的支柱，如果设想一下它的意识形态体系，我们必须说，开拓民能够以自己的崩溃、自己成为‘难民’的体验否定‘大东亚共荣圈’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体系。虽然还没有加以提炼，但它向企图再次侵略亚洲的日本这个‘国家’预示了我们作为根据的思想原点之所在。”然而，间宫中尉的长话讲述，天吾父亲一遍遍对年幼孩子讲述，从另一层面恰恰说明，从来没有人倾听他们的苦难讲述，人们更乐于看到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美好场景，在这里历史记忆被明确切断。

《1Q84》南海出版社2010年版

村上曾指出，“日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战争结束后没能把那种压倒式的暴力相对化，好像大家都成了受害者，大家都用一种‘这样的错误决不能犯第二次’的非常暧昧的措辞置换了战争暴力，谁也没为暴力的装置负责任。”但小说文本中的人物身份、经历的选定透射出浓重的受害者意识，这种设定以及我们读者在实际阅读中的这种感受显然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日本战败后的反战与和平主义主要是建立在“受害者意识”之上的，抑或村上还是在潜意识层面无法摆脱日本国民的这一共通意识？

3

“后满洲”情感记忆的复杂性

村上“后满洲”的复杂性在于文本中刻印着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言说的情感记忆。村上构建“满洲”和“满洲人”的话语资源主要来自于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文学叙事，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受到历史和经验的塑造。其间既有对西方东方主义的不自觉认同，暗含着战争时期“东洋主义”的潜流。也有对“东亚”承担战争责任的罪感；既有将中国他者内化为日本的自我形象的倾向，也有通过文学塑造摆脱“满洲”这一精神重负，实现对精神创伤疗愈的意图。

1.“社会集体想象物”中的“满洲”记忆

小说中间宫中尉回忆在“满洲”新京的生活时说：“新京虽说还称不上是了不得的大城市，但富有异国情调，很有意思，想玩还是可以玩得相当尽兴的。”“我们只管通宵达旦地喝酒，嘴里胡说八道，去有白俄姑娘的酒吧寻欢作乐。”在肉豆蔻的故事里，她的父亲原本是兽医学校的老师，但觉得“较之在日本当老师，他或许更想在广大的天地里伸展身手”，当新京要求为新动物园派一名主任兽医时，他不顾妻子的反对，主动报了名，一家三口来到了新京，战败前一直平静快乐地生活在动物园里，即便是到了战败前，他们的食品供应还是丰富的。对照夏目漱石等近代日本人的文字，这样的描写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村上在《奇鸟行状录》第三部中直接描写了“满洲”中国人形象。1945年8月，日军即将战败之际，中尉及其士兵奉命射杀了动物园中的大型动物之后，中国人杂役向兽医建议由他们处理这些动物死尸，他们想得到动物的皮毛和肉，尤其是熊肉，觉得很可惜，因为熊和老虎能取药，值几个好钱，要是光打动物的脑袋，那样毛皮也会卖上好价钱，但现在是完了，士兵们的枪杀完全不得要领，外行人才这么干，换做他们，一定会更得要领。兽医同意了这个交易，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原文即黑体字）。不一会，十来个中国人用板车拉走了动物尸体，这期间“中国人几乎没有开口，表情也丝毫没变”。第二天两个十三四岁男孩被派来帮忙，两个男孩“黑黑瘦瘦，眼睛像动物般亮闪闪地转来转去”，兽医问两人名字，“两人没答，仿佛耳朵听不见，表情一动未动”，工作一完，两个男孩一声不响地消失不见了。《满韩漫游》中有一场景与之相似，夏目漱石一行人到奉天的北陵游玩时，一个中国小孩赤脚跟着他们，还和旅店掌柜嘀嘀咕咕，原来孩子称捡了从屋檐上掉落的金球，悄悄推销，想让参观者买下来，那掌柜好像偷偷以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夏目漱石感慨道：“中国人可真狡猾。”这种丑陋、狡猾、麻木、残忍的“中国形象原型”，反复出现在西方和日本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手里，它不是某一个文本的发明，而是该时代社会文化内在结构的产物。村上的这种中国形象的塑造，应该说也是依据了日本那一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2. 将中国人作为“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青春三部曲》中杰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作家却非常罕见地为我们较为完整地描画了杰的生平。杰的原名是中国名，又长又难发音。杰1973年45岁，应该生于1928年，在“暗幽幽的灯光下，杰看上去格外苍老黑胡须如阴翳布满脸颊和下颌，双眼下陷，窄小的嘴唇干得出了裂纹，脖颈的血管历历可见，指尖沁有黄尼古丁”，开着酒吧，却滴酒不沾；“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还俏皮得多”；“杰这个人沉静得出奇，绝口不谈自己的事，有人问起也像开抽屉一样小心翼翼地道出绝不犯忌的答话”。但也忍不住这样感慨，“过几年想回一次中国，还一次都没回过……每次去港口看见船我都这样想”。杰（即“J”,杰为中译，笔者注）这个名字是“他战后在美军基地做工时美国兵给取的。一来二去原名竟被忘了”，他先是在美军基地做工，1954年辞去基地工作，在那附近开了一间酒吧，“酒吧相当红火，来客大半是空军军官一级，气氛也不坏。酒吧走上正轨时杰结了婚，五年后对方死了。对死因杰只字不提。一九六三年越南战争升级时杰卖掉酒吧，远远来到我的‘故乡’，开了第二代杰氏酒吧。”这般时间的设定，自然将侵华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些发生在东亚的战争或以历史印记或以现实投影与杰的一生紧紧纠缠在一起。

水牛健太郎由杰的“名字长又难发音、日语流畅、无法回到中国”演绎出，杰的姓氏应该是类似“爱新觉罗”之类的满族、蒙古族的姓氏，日语流畅说明儿时接受的是母语式日语教育，在中国大陆实施日本语教育的只有“伪满洲”，无法回到故国，暗示杰是伪满洲贵族阶层的后裔出于政治原因来日本避难。这样的解读推测较多，不过至少我们知道姓名与身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适当的名称也是现实身份的一个确定符号，而“杰”这一命名本身所含有的文化杂交性表明这一人物身份的混杂性与屈辱性，表明杰是以无名或去名为代价获取了卑微的生存。

杰的失语、失名乃至承受的各种无端恶意，都表明在日中国人现实生存状态中的压抑与沉默，屈辱与隐忍，缺席与边缘。

有研究者认为，村上巧妙地用“杰”这一人物表达了Japan、Japanese的特性，“‘暧昧的说话方式’和‘不问不说’即所谓‘杰的世界’，多多少少是我们日本人生活的世界，即‘日本世界’。虽说日本也不是不可以说no，但是在‘日本这一世界’中仍然不会很清楚地说‘yes’、‘no’，暧昧的说话方式’和‘不问不说’就是那样的世界。”当杰从我的口中听到“我”叔父是在中国战场死的，杰百感交集地答道：“死掉各式各样的人啊，不过大家都是兄弟。”由此看来，杰虽然是异国异族形象，但“中国”更像只是这一形象的标签而已，作家关注的是杰与日本人的同一性而非差异性，即塑造杰这一形象仍然是以日本或日本人为中心的。杰与故乡、逝去的青春紧密相连，杰与“我”、鼠是同一性的构成，作家将杰这一异国形象转化成了自我存在的一部分，将之纳入自我生成的构成环节中，因此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内在于日本人这一自我意识之中的。

《天黑以后》则设置了爱丽、玛丽和来自“旧满洲”的中国妓女郭冬莉的内在关联性结构。玛丽回忆起姐妹俩儿时被困电梯的经历，黑暗中是姐姐爱丽紧紧用力的拥抱驱走了黑暗的恐惧。她意识到，姐姐也好，中国妓女也好，都是自己的一部分，自己和她们不可分割，接下来会有“什么发生”。

3.“满洲”塑造与精神疗愈

怎样实现疗愈？如果说村上将诸多历史问题和现象编织进文本使文本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并唤起了读者的历史意识的话，（刻意书写年号，《1Q84》中对满铁的记录）那么紧接着他对社会历史背后驱动力的考察又消弭了历史与非历史、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界限，历史记忆得以开启，又旋即被消解。

《寻羊冒险记》中“先生”之所以能够拥有无所不包的影子帝国，都是凭藉着那只“背部有星斑的褐色羊”的操纵，“那只羊构成了先生意志的原型”，因此“先生”的所作所为又被蒙上了一层非现实性的神秘色彩，就连他的住地都象“不知归宿而一味盲目进化的远古物种”。而这种非现实性的世界，又是以“现实”的实在性紧密相连和作为前提的。如黑衣秘书所言：“我们的使命就是使那种非现实因素以似是而非的面目出现并使之植根于现实大地。人们往往对非现实心驰神往。为什么呢？……因为那东西看上去简单。在某种情况下非现实容易给人以压倒现实的印象。”文本中的另一个细节——“先生”的司机给上帝打电话也体现了这种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纠缠。

“先生”作为自觉、有意识推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的日本统治阶级的化身，其个人野心与“羊”的意志一拍即合。“先生”是从“羊”那里获得了左右人心的超凡性、周密严谨的逻辑性、唤起狂热反响的演讲才能、政治远见和决断力，尤其拥有以民众弱点为杠杆去驱动社会的能力。“先生”作为个体其生命是有限的，而“羊”的存在没有终结。“羊”究竟是什么呢？鼠告诉“我”，所有的对立都在那里融为一体，是“百分之百的无政府观念王国”，“所有的对立都在那里融为一体”，“那无法用语言来诉说，正好比是个吞掉一切的壶，美丽得令人眩晕，邪恶得令人战栗。身体一旦陷入其中，就整个消失了。意识也好，价值观也好，感情也好，痛苦也好，全部无影无踪，近乎所有生命之源出现在宇宙某一点时的动态。”这种始原混沌一体对于行至今日的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村上通过将历史的碎片拼贴于“当下”，从而回溯了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发生与发展，将东方专制极权、西方现代文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殖民统治和内在殖民地问题，以及战后日本国家意识的空洞状态等日本百余年历史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编织在一起，彼此之间既环环相扣，又充满裂缝，没有所谓的真理和答案，只有尚待解答或尚待完善的话语。对于“羊”的寓意，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其中某一点的话，就无法感知这一网络本身的巨大张力，也无法真正把握村上的真实意图。

英语history就是（他的故事）his story，“历史”在历史与故事（物语）之间存在着暧昧不明的部分，两者之间互有交叉，进入历史的视角也在不断变化，任何历史叙事都意味着对历史事件的取舍选择和重组。而在现实中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和修订新教科书委员会在修正历史。《1Q84》中，青豆在图书馆浏览以往的报纸，发现许多闻所未闻的报道，感觉此刻已物是人非，她已进入历史被篡改无法发现真相的“1Q84”年代。

《奇鸟行状录》中村上集中讨论了记忆的代际传承中的问题和困惑，后来在《1Q84》亚由美也与青豆讨论了这一话题：历史上的大屠杀“杀人的一方总能找出乱七八糟的理由把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还会遗忘，能转过眼不看不愿看的东西。但受害的一方不会遗忘，也不会转过眼。记忆会从父母传给孩子。世界这个东西，青豆啊，就是一种记忆和相反的另一种记忆永无休止的斗争。”

日文中卡夫卡（かふか）谐音“可”与“不可”，作者在《海边的卡夫卡》就是要追问：历史记忆的可能与不可能？中田老人因失落了战争的记忆而无法确认身份，中止了成长。星野青年原本生活得浑浑噩噩，但有一颗帮助别人的热心肠，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最终完成了关闭入口石的任务。他虽然感悟成长，但却因为中田老人记忆解离，没能完成集体记忆的传承。卡夫卡少年的成长呈现出解离记忆、将所有罪过归之于他人、自己不必承担任何职责的危险倾向。然而，到了《1Q84》，作者又通过主人公天吾之口指出，剥夺正确的历史，就是剥夺人格的一部分。这是犯罪，“我们的记忆，是由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加在一起构成的”，“这两者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历史就是集体记忆，一旦它被剥夺，或者被改写，我们就无法继续维持正当的人格”。在论及《1Q84》的创作谈中，村上又进一步强调：“我生于战后的1949年。某些人会说，我们没有责任，因为我们出生于事件发生之后。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说到原因，因为历史与集团式的记忆涉及自己的父辈，对我们来说也有责任。战争中我们父辈们的所作所为，我们自己也负有责任。那就是写下那样的残暴虐行的理由。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内心中将那样的记忆作为共有物保存下来。”

因此，从村上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战争历史记忆方面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与悖谬性以及在当代的集体认同中仍然潜藏着的某种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