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吾娇躯护“皇国”：驻日美军与战后初期的日本慰安妇

来源: 崎峻军史周刊

前 言

众说周知，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在二战时期最严重、最黑暗、最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行之一，给中国、朝鲜、菲律宾等被侵略国家的妇女带来深重灾难，就连本国妇女也未能幸免。然而，在日本投降后，大量日本妇女也遭遇到类似悲剧，沦为为盟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

根据美联社对一些从未翻译成英文的日方历史文件和记录的审查结果显示，战争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当局默许了日方官办妓院的运行，尽管有内部报告显示，这里面的妇女很大程度上属于被迫买淫，而且美军也并非不了解日军在二战期间对被侵略国妇女的残酷的性犯罪，但因为服务对象是美军官兵，占领军当局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据这些文件显示，1945年8月战争结束后，随着美军踏上日本本土，这些妓院就“开门大吉”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妇女被日本政府所雇佣，为驻日美军提供廉价的性服务，直至1946年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才下令关闭这些妓院。

■ 上图是战后，一名美军士兵走过一家风俗店门口，里面是等待接客的日本妓女。在1945-1946年期间，驻日盟军是日本性工作者的最大客源。伺候“王师”也是当时日本最大的“政治正确”。

为了大和民族的血统

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战败和美军即将登陆，很多日本人对战时政府所宣传的“美英鬼畜”心怀恐惧，加上二战期间，冲绳的日本妇女有万余人被盟军强暴，更是坐实了“鬼畜”的恶名；同时，日军在战争中的性犯罪和暴行，日本人非常担心本国妇女也会沦此惨状。据社会调查显示，当时日本民众心目中，最为恐惧的是妇女会惨遭暴行蹂躏。

面对社会恐慌，日本内阁经过紧急讨论，决定参考战时的慰安制度，设立官办妓院为驻日美军提供性服务，以此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性侵犯。

根据东京东北部的茨城县公安局史料记载：“非常遗憾，我们不得不为占领军设置慰安所。我们的策略就是，通过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司机’的‘特殊工作’，来为普通的平民妇女和女孩设置一道‘防波堤’，保护她们免遭占领军的性侵犯。”

在1945年8月18日，日本代表团赴菲律宾与盟军就投降及占领军进驻事宜进行谈判的前一天，日本内务省便向各地方政府下达了《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在占领军即将入驻的驻地建立舞厅、餐厅、酒吧、妓院等“慰安设施”，这些设施将引进夜总会模式的卖淫一条龙服务。

■ 上图是战后日本开设的慰安所里的性工作者。

在接到内务省的命令后，茨城县警方立即开始相关工作。当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设施只有一栋单身警察的宿舍，这个宿舍很快便被征用并改造成一栋慰安所，20名慰安妇及从日本海军中搬来的寝具一同入驻。至9月20日，慰安所开门营业。据茨城县史料记载：“不出所料，当它开业后，生意好得，那叫一个摩肩擦踵。对于慰安妇来说，向昨天还是敌人的人兜售肉体，加上语言和种族的差异，一时间还有些抵触心理，第一次都满怀忧虑。但因为高收入，她们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官办“大保健”的龙头

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官办“大保健”都交由地方部门和警察机构来设立，但就当前外国驻军最多的东京及周边地区，则采用了不同方式。1945年8月，东京警视厅总监坂信弥召见了东京餐饮协会的负责人，要求他们尽快做好“欢迎王师”的准备。协会聚集旗下的夜总会、酒吧、妓院行业代表，于8月21日与警视厅协商，决定以政府为依托，由这些行业联合成立一个“慰安”组织机构，但其身后的政府背景要尽量掩盖。

1945年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东京巨贾参与的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简称RAA）正式成立，并在天皇皇宫门前举行了成立典礼。该协会总部位于都京桥区银座。在日本大藏省税务局长池田勇人的安排下，日本劝业银行为RAA提供了3300万日元的无担保贷款。虽然价格高昂，但在池田勇人看来，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是值得的。

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1945-1946年期间日本规模最大的官办卖淫组织，日本人将其称为“国家买春机关”。该组织打着“爱国”、“无私”的旗号，在其成立仪式的宣言上写着：

“……通过牺牲数以千计的‘这一时代的阿吉’，建立一个防波堤，力挽狂澜，捍卫我们民族的纯洁性，并作为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我们都是捍卫国家政权的祭品。”

注意宣言上提到的“阿吉”，她是19世纪中叶日本一名极富传奇性的艺伎，是美国第一任驻日本大使汤森德·哈里森（Townsend Harris，1856-1861）的妻子，为了国家而嫁给他。

■ 上图是在RAA会所前待嫖的美国海军水兵。

1945年8月28日在东京东南面的厚木市小町园，第一家RAA“大保健”——“宝贝花园”正式“开业”。当天，美国占领军第一批部队进驻厚木市后，美国大兵在当晚就来此打上异国他乡的“第一炮”了。不过有些特殊的是，这家慰安所原定是9月2日开业，但精虫上脑的美军士兵不愿等待，带着枪闯入慰安所，强奸了里面所有的慰安妇。据特殊慰安施设协会的公共关系主任镝木诚一在其1972年的回忆录中记载，当时“我和两三个协会高管赶到时，惊讶地发现那条街上有五六百名美军士兵正在排队”，现场秩序之混乱，就连美军宪兵也难以维持秩序。

镝木诚一回忆，“宝贝花园”最初有38名“技师”，由于开业后行情火爆，迅速增加到100人，而且每人每天要接客15-60人次。美国大兵们先付钱买票和领安全套，然后排队待嫖。

至于嫖资几何，大兵买张票需花费100日元（按当时汇率约为8美分），不及半包烟钱，啪啪啪时交给“技师”；“技师”在第二天早上拿着票到慰安所会计室结算，每张票能领到50日元，与战前的公娼比起来，这50%的分成要高很多，后者当时的分成仅为25%。

如此低廉的价格，难怪大兵们趋之若鹜了。据说，在慰安所开业的第一天，一名“技师”服侍了47名大兵，收入近2美元。

■ 上图是1945-1946年在安普市的慰安所门口，成群结队等着啪啪啪的美军士兵们。

“素人”下海

以“宝贝花园”为开端，RAA于战后3个月间，在东京都内相继开设了25家慰安所。至1945年底，随着约35万名美军士兵进驻日本，RAA的产业规模也节节攀高，1945年12月，RAA旗下已拥有34个娱乐设施，其中“慰安所”16个，遍及东京、横滨、江之岛、热海、箱根等旅游胜地，以及大阪、爱知县、广岛县、兵库县、静冈县、山形县、秋田县、岩手县等地，约有5.5万名女性为“王师”提供性服务。而据镝木记载，在其高峰期，RRA大约雇佣了7万名女性。

■ 上图是1945年11月12日静冈县新闻报纸上报道的各地建立慰安所的情况。

不过，日本广岛和平研究所的田中寿行教授则认为，镝木所说的数据很难得到档案证实，但他补充说，RAA的慰安妇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官办“大保健”之外的私人娼寮的人数可能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在1945年10月14日，日本警方解除了地方私人妓院和夜总会的禁令，这使得非RAA背景的性工作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纷纷加入到服务“王师”的庞大产业链中。至1945年11月底，东京出现了25家非RAA妓院，雇佣的妓女超过1500人。1945年12月2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估计，东京中的妓女人数约为6000人——这不包括站街女，后者数量远超官营和私营“大保健”的人数。

如此多的“技师”，究竟来源何处？刚开始，日本政府只打算让原来的妓女充当慰安妇，但由于行情火爆，需求迫切，妓女数量一时间出现严重缺口，特别是东京地区，战争末期日本政府严打卖淫嫖娼，且很多妇女在盟军的轰炸下纷纷逃离城市或被疏散到农村，致使东京最著名的红灯区吉原街的妓女数量从战前的2000人下降到战争末期的数十人。另外，由于战前的宣传，很多妓女不愿用身体服侍昔日的敌人、如今的“王师”，在她们中甚至流传着“西洋人和东方人身体结构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这一系列原因，使得RAA开张之初，能够召集到的妓女人数不足三分之一，而且，愿意投身于此的妓女，也是怀着“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的心态勉强而为。至此，在日本警方的暗地批准下，慰安所的运营商大量打广告招揽良家妇女应征。

虽然把招聘对象瞄准了“素人”，但RAA的广告措辞非常谨慎，如1945年9月20日，RAA在日本各大报刊媒体上发放如下一则广告：“新女性的摇篮：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适应生，包吃住，包服装，高收入，限18-25岁女性”。当天，便有1600余人前来应征。此类广告都吹嘘优厚的工作条件，同时避免提及工作性质的相关细节。鉴于战后初期日本普遍的贫困和饥荒，女性比男性更难找工作，加上数量庞大的失业的年轻“未亡人”，广告上所宣传的工作对女性非常具有吸引力，引得无数良家妇女趋之若鹜，3个月内，应征RAA招募的女性高达6万余人。当时19岁的夏江泷太便是其中一员。她是“宝贝花园”中的一名适应生，亲人都在战火中遇难。当时她来应征“上班族”岗位，但被告知这里只有“技师”岗位，并劝她接受。据镝木诚一的回忆录记载，在慰安所开始营业后不久，夏江泷太便卧轨自杀了。大多数应聘者与夏江泷太一样，并不知道“新女性”的真正工作到底是什么。一旦加入其中，才发现现实并非广告所宣传那般美好，大部分女性选择了离开，但也有不少人留了下来。

■ 上图是1945年9月4日，RAA在《每日新闻》上登的招募“特殊女服务员”的广告。

■ 上图是在大街上招揽女性服务员的RAA职员，她们有个可爱的昵称：“潘潘”。

“最惨的受害者……是那些广告应征而来却没有相关经验的‘日本新女性’。”镝木在回忆录中写道。

除了妓女，RAA还大量招聘“舞女”，用于与美军士兵跳舞玩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舞女”与“妓女”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除了RAA这种官办慰安所，私营妓院也大量招聘“素人”为娼。而这些妓院通常受日本黑社会控制，因此“逼良为娼”也是普遍现象。

另外，日本在战时成立的军事组织“女子挺身队”成员也是慰安所中非常受欢迎的对象，这类妇女在战后失业，也同样被拐骗至慰安所中从事性工作。

■ 上图是在RAA所管辖的银座俱乐部内，与“舞女”寻欢的驻日美军士兵，这些“舞女”的性质与“妓女”差不多。

在RAA“大保健”中工作的慰安妇，虽说有“来去”的自由，但很多人都无法脱身，她们中有些人是被贫困的家人卖入慰安所，有些是欠了慰安所的钱不得不卖身还债。一些慰安所通过“企业内部商店”的商品买卖或贷款的方式将慰安妇捆绑在慰安所中。

对于这些黑幕，即便是占领军也有所了解。据1945年12月6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公共卫生与福利部门的休·麦克唐纳中校（Hugh McDonald）的备忘录显示，美国军方是知道这些慰安妇是受到胁迫的。据麦克唐纳的记载：“这些女孩是被家里令人绝望的经济困境所逼迫，加上父母的劝说，不得不签署入行协议，一些人也愿意为了自己家人做出牺牲。”“然而，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在城市地区，奴役女性逼良为娼的做法比过去少了很多，但仍旧存在。”

1946年1月，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才下令废除迫使妇女通过在妓院工作以还债的合同，不过，对于禁令的执行情况，一些日本官员表示怀疑。

■ 上图是1945年9月1日在东京的RAA俱乐部中，与适应生玩乐的美军士兵。

“王师”的天堂

对于日本政府的迎合与取悦，“王师”欣然接受。日本街头，美军士兵寻花问柳是普通一景。而且，一些美军军官甚至主动要求当地政府为己部提供性服务。据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的知事所述，在1945年9月时，便有美军指挥官与其接触，要求他们为驻军部队设立慰安所，满足大兵们的兽欲，他们会在必要时提供宪兵以维持秩序。甚至，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旁的街道是最有名的“大保健一条街”，上百名妓女站街拉客，实为当时一景。美军医务人员还红灯区设立了性病防疫站，每周还给慰安所发放巨量的避孕套。

■ 上图是和日本妓女玩得不亦乐乎的美军士兵，日本政府开设的RAA可谓是“日美亲善”的典范。

■ 上图是战后日本的一家“大保健”门口，等待迎接“王师”的“技师”们。

然而，尽管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但喜欢“无套中出”的美国大兵对“大保健”场所备有的避孕套熟视无睹，这导致RAA“大保健”中性病泛滥（主要是梅毒和淋病），大约90%的“技师”都患有性病。至1946年初，驻日美军中有近四分之一染上性病，有些部队甚至近半人数染病。如澳大利亚第34步兵旅，感染性病的人数高达55%。

另外，在RAA“大保健”里工作的慰安妇还普遍面临着性暴力的威胁，特别是“舞女”，她们是特别容易遭遇强奸的对象。1945年，百余名全副武装的美军黑人士兵闯入横滨的将于次日开业的慰安所互乐庄，轮奸了14名慰安妇。第二天互乐庄被迫如期开业，但一名慰安妇看到黑人士兵心怀恐惧逃跑，被这名士兵掐死。虽然这名士兵被宪兵当场击毙，但该慰安所还是在开业第二日就关闭了。在开业后的各慰安所，无论哪一个房间都能听到男人们的淫笑声和女人们的抽泣声。不少慰安妇由于忍受不住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患上了精神病，有些甚至自杀。

此外，一些宪兵和美军士兵嫖品低劣，甚至打“霸王炮”或啪后要求退票。日本警察和美国大兵之间地位的悬殊也使得慰安妇投诉无门。

■ 上图是驻日美军士兵在给日本妇女照相。

面对严重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日本妓女采取了严格的性病检查程序，并将一些高感染率的“大保健”场所关闭，还帮日本重建诊所和实验室（原来这些设施很多毁于战火）。最重要的是，尽管当时美国药物短缺，美军第8集团军还授权允许下发青霉素给染病妓女进行治疗。

当然，不是所有驻日部队都热衷于“大保健”的活动，一些部队的指挥官认为卖淫是“困扰他们部队的普遍问题”，并限制部属与日本人的交往，但成效有限。而且，这种极为糜烂的驻军生活也引起驻军牧师的投诉，谴责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做法违反了美国陆军部的相关政策，同时引起军中道德的退化。美军官兵在日本眠花宿柳的风流韵事传回本土后，也引发了美国民众、特别是驻军家属的严正抗议。特别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对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大力抨击。

为避免进一步的难堪，1946年1月21日，麦克阿瑟签署“盟军统帅部第642号命令”，以“亵渎民主的理念”为由，下令关闭RAA的“大保健”。但是，这一命令并不影响个人“自愿卖淫”，这会使得非RAA的“大保健”经营者可以绕过禁令继续营业。最终，1946年3月25日，麦克阿瑟下令，将日本的妓院、慰安所和其他卖淫场所统统关闭，不允许向驻日盟军提供卖淫服务。RAA至此崩溃。

禁绝卖淫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成千上万的妇女突然失业。田中寿行教授在一本2002年的关于性奴役的书中谈道：“突如其来的全国范围的禁令，使日本15万多从事性行业的妇女失去了工作。”据田中教授说，这大部分人转入地下，沦为站街女继续为美军提供非法性服务。她们穷困潦倒，身患性病。卖淫的分散化使得性病更加难以控制。美军士兵的性暴力案件也直线上升，从禁令前的平均每天40起上升到禁令后的每天330起。

为此，日本政府于1946年11月允许在某些特定区域开设卖淫场所，这些地方成为“王师”的新乐园。

■ 上图和下图是1955年在日本红灯区，伺候“王师”的日本“技师”。

即便日本政府开设慰安所服务“王师”，但并不能杜绝“王师”对本地平民女性的性犯罪。1945年9月1日在横滨的野毛山公园，27名美军士兵轮奸了1名日本女性，舆论大哗。但是，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于9月19日下令管控日本舆论后，抨击盟军性犯罪的类似新闻报导杜绝于各大新闻报纸。另外，在武藏野市，发生了小学生被集体强奸的恶劣事件；在大森，二三百名美军士兵闯入医院，强奸了孕妇和女护士。据统计，1947年、1948年、1949年日本分别有283人、265人和312人被美军士兵强奸。不过这只是驻日美军在日本性犯罪的冰山一角，日本著名历史学者藤目雪教授认为，战后的军事占领也是“美军对日本女性性蹂躏的开始”。

另外，“王师”在日本风花雪月，眠花宿柳，留下了大量的混血后代。据1953年日本厚生省统计确认，国内有4972名美日混血儿；而赛珍珠基金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为2万-3万人。

■ 上图是一名日本妇女和她的美日混血女儿。

后记

1994年，日本政府牵头成立了亚洲妇女基金会（Asian Women’s Fund），这是为二战中被日军强迫充当慰安妇的菲律宾、韩国、荷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的妇女提供赔偿的基金组织，政府是主要赞助商，共拨款46.25亿日元，相当于4000万美元。

■ 上面这幅漫画反映了驻日美军在日本的地位和大爷心态。

在2007年3月31日关闭之前，亚洲妇女基金会在13年间仅对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的285名幸存的285名慰安妇进行了赔偿，少数荷兰和印尼籍慰安妇也得到了补偿，但没有中国大陆慰安妇。每位受害者获得200万日元的赔款，相当于17800美元。而在战争期间，在被日军侵略的国家中，估计有5万-20万妇女被充作慰安妇，赔偿人数不及日军所迫害人数的“九牛一毛”。

而且，该基金会在对本国慰安妇的确认和核查方面是完全失败的，包括战时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和战后为美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没有日本受害者提出赔偿。

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和田春树也承认，这个基金会的工作远未低于预期。他说：“没有一名日本妇女站出来要求赔偿或道歉，除非她们觉得自己是完全被强迫的，她们才会自告奋勇站出来，但是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