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遗产——灭绝战争的经历如何重塑德军士兵（上）

作者: 夏逸凡

注：本文编译自Bastiaan Willems所著的《Violence in Defeat: The Wehrmacht on German Soil, 1944–1945》第二章《Eastern Front Battles on German Soil》。

题图：1941年，志得意满的希特勒抵达乌克兰，向他的部队和将领表示祝贺。此时的德军已征服大片地区，并正准备向莫斯科进军。此次访问被精心打造为一场大型公关活动，人群中至少可见三名摄影师，周围的德军士兵们高呼“希特勒万岁！”。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希特勒的真实人气毋庸置疑。

舍尔纳在1945年2月下旬的一道当日命令中写道：

“将近四年的亚洲战争，让前线士兵拥有了另一副面孔。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他们变得坚韧无情，同时也被狂热化了。”

若想理解为什么德国必须在烈焰中覆灭，直至德军最终放下武器，首先就必须考虑普通德军士兵（Landser）的动机和他们近期的亲身经历。

像舍尔纳这样的强硬派，确实能从纳粹政权的宣传中汲取力量，但大多数士兵并非如此。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仍然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并继续遵循着他们此前一直坚持的许多原则。这种“惯性”的后果，在东普鲁士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心态向和平时期的延续，助长了一种政治上的残酷化”，并促成了“对人命日益加深的冷漠”一样，自1944年中期起，德军从东线撤回东普鲁士，也同样在这一地区留下了深刻的社会烙印。

东线的经历塑造了士兵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行为模式无法轻易被抛弃。在东线上，德国士兵曾被卷入“一股不断扩大的毁灭洪流”之中；当他们回到德国后，其中许多早已内化的行为模式依然持续显现出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察并非道德审判。德国士兵和任何士兵一样，“并非一台可以随意关停的机器，如果不以同情之心去看待他的处境，反而是一种不近人情的道德自诩”。

然而，同样必须强调的是，在战争后期，德军并非德国社会中遏制激进化的屏障（Radikalisierungshinderniss）。本章节将展示，在失败与撤退的情境下，军事行动如何重塑了士兵对其周遭环境的认知。

通过直接对比德军在东线上对种族灭绝命令的顺从执行，以及德军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对狂热的坚守命令（Durchhaltebefehle）的继续执行，本文认为，在这一最终战斗阶段中大量发生的族群内部暴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一种在整个德军体系内普遍存在的激进化的思维模式。

一、东线士兵的“心率”

在1948年的纽伦堡最高统帅部审判中，前德军将领的辩护核心集中在他们所宣誓的军事誓言上，这一誓言几乎不给他们违背上级命令的空间。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更多将领开始出版回忆录，辩护思路又出现了些许变化。这些人宣称，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曾试图规避，甚至抵制这些命令。

这两种说法的共同核心在于，他们参与了德国发起的灭绝战争，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认同其背后的动机。命令的作用，是将上级的意志转化为下级的行动，但德国的军事传统长期以来也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德军对命令执行的严格程度，确实因时间和地点而异，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对纳粹政权的认同或反对程度。

命令如何被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官自身的期待视野：成长环境、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政治经历以及个人信念，都会影响他们对所接收命令的理解方式。

因此，尽管1941年至1944年间的战争中，灭绝性命令确实得到了执行，但它们也并非从未受到质疑，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提出异议伴随着现实风险，个别士兵内心的道德冲动仍然会浮现出来。

然而，学界对这些以种族为动机的命令如何影响士兵整体心态的现象，关注仍然不足。命令的执行过程及其后的自我反思，深刻改变了士兵的认知框架。毕竟，那些数以百万计在东线打过全面战争（totalen Krieg）的士兵，其心理调整并非凭空发生的。

正如运动员为比赛进行高强度训练，会降低其静息心率一样，战争日益激进的性质，也削弱了部队将非军事规范纳入自身行为模式的能力。这种逐渐形成的日常观，即“德军士兵降低了的静息心率”，开始界定军事行为的方式，更关键的是，它在部队撤回德国本土后，仍持续影响着他们的行动。

与他们早先在东线的表现相比，回到本土后的行为或许更为克制与人道，但即便如此，这些士兵往往也承认他们已经变了，而且这种变化是向坏的方向发展的。本节将重构东线士兵在感知与执行命令方式发生改变后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后果。这些人把一种被激进化的心态从苏联输入到了德国，他们未必认同其根本动机，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随之而肩负的心理负担。

1939年，德国发动战争时，纳粹政权已执政六年。在这六年里，纳粹在强行灌输其世界观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它并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军队的内部，反对声音在整个1930年代都被持续压制，到了战争爆发时，德军在表面上已与纳粹政权步调一致。 然而，加入德军的数百万士兵，很难说在生命观与道德问题上持有一种共同的看法。

在对苏战争前的数月里，希特勒将其塑造成一场决定性的种族与世界观之战（Weltanschauungskrieg）。尽管他们所要打倒的那种世界观，也就是所谓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是明确的，但德国军队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尚未真正内化国社主义的世界观。许多士兵意识到，在战争开始时，纳粹的改造工程远未完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纳粹政权在193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恰到好处，足以让他们相信，自己所打的这场战争将塑造德国的未来。

这种“正在推动改变”的感觉，在混乱而令人恐惧的环境中赋予士兵一种能动感，并迅速获得了认同。德国的未来值得为之而战，正如一名士兵意味深长地写道：“我将把这场精神上的斗争坚持到底。”然而，政治立场在士兵继续作战的决定中，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尽管爱国主义、对政权的忠诚以及军事习性彼此交织，士兵往往只把自己定义为“好的德国人”，而这一身份本身就包含着“优秀战士”的含义。

由于这一标签超越了传统政治分野，成为一名好士兵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坚定的国社主义者。总体而言，大多数部队自认为对政治与意识形态并不关心。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承诺是常态而非例外，整个战争期间，纳粹领导层也不断抱怨，未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化士兵”。

与其说德国军队中弥漫着一种国社主义精神，不如说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战友情谊（Kameradschaft）的氛围。德军以高度碎片化的小单位为基础，配合一整套高度仪式化的行为规范，由此塑造出一种特定的男性气质观念。在现实层面，这往往意味着放纵、酗酒、小偷小摸以及性冒险，这些行为在德国本土会受到强烈谴责，但在军中，却因“战友互相照应”的观念而被广泛容忍。

融入一个由战友构成的小圈子，为远离家乡的士兵提供了慰藉。士兵们常常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家庭”的一员 —— 彼此互称“兄弟”，把指挥官视作“父亲”，而把一名好厨子称作小组的“母亲”。然而，这些关于战友情谊的陈词滥调，也同时压缩了士兵偏离部队规范的空间。士兵始终感到自己被战友注视和评判：强硬是常态，而任何软弱的表现都会遭到鄙视。

正在战壕中躲避苏军轰炸的德军士兵，战壕周围散落着多枚柄式手榴弹，显然是在为敌方步兵进攻做准备。每日的并肩作战，使得士兵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这意味着，随着征兵范围不断扩大，那些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单位中的局外人和独行者，往往会被排斥、嘲笑，甚至遭到人身威胁。反过来，被称为一名“好战友（guter Kamerad）”，却是士兵所能获得的最高褒奖之一。战友情谊是维系部队的黏合剂，也并未被视为负面因素，因为它有助于保持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一名好士兵、一名好战友，应当与同伴共享经历，尤其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然而，在东线服役并不仅仅意味着一同忍受严寒、共同防守毫无希望的阵地。它同样意味着，当战友被要求执行灭绝性命令时，大多数士兵都会努力压下个人的道德抵触，选择一并执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东线战友情谊的期待，从根本上降低了士兵的“心率”，即便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

这一点在东线战区尤为突出，部队被要求执行纳粹政权的灭绝性命令，而在不久之前，许多士兵还会强烈谴责这些命令。尽管有些人参军是为了逃离纳粹政权在国内施加的压迫统治，但在德军之中的服役，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来了心理范式的转变。

即便普通士兵认为持续不断的宣传粗糙直白，或是把使用国社主义话语的人视为投机的狂热分子，他也越来越少去质疑国社主义本身是否正确（这种讨论或许会在家中出现），而是转而思考纳粹政权关于种族、民族与空间的论述，应当如何理解，又为何要如此理解。

在第六集团军于斯大林格勒投降前不久，一名被围困在包围圈中的士兵曾在家书中写道：

“元首承诺会把我们从这里救出去……我直到今天仍然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必须相信某种东西。如果这不是真的，那我还能相信什么呢？……如果我们被承诺的一切并非真实，那么德国就完了，因为在那之后，再也不会有任何承诺能够兑现。”

士兵们被反复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对苏战争是一场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两种彼此对立的世界观只能存活其一，而要保全自身的存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消灭对方。正是在这种思路下，德军在制度层面展现出的冷酷被视为正当，而部队实施的暴力则被解释为在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下不得不为之的恶。

尤其在东线，军队成为国社主义愿景最锋锐的利刃。尽管大多数将领对这一愿景的理解相当表面，但他们清楚，其中的种族维度必须被落实。例如，第十七集团军司令霍特就曾向部下强调，清除“那个给我们祖国造成巨大危害的同一犹太阶层”，是出于“自我保存法则”的需要。

然而，尽管这一事业始终被描绘为正当，它依然意味着对以往军事行为方式的偏离，部队必须对此作出调整。德军在苏联实施的这些犯罪性命令，最终导致数百万苏联平民的死亡，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执行者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些命令对军事行为提出了更为强化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例如要求整支师级部队与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协同行动，对地区进行清剿游击队的搜捕；也体现在微观层面上，迫使每一名普通士兵直面并重新权衡自己的个人道德底线。

这一自我反思过程的起点，在于对两个问题的思考：士兵这一角色究竟应当包含什么，又有哪些行为应当被排除在外。毕竟，“作为一名士兵（Soldatentum）”这一观念，自数代以来一直是德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能够有组织地发动战争的能力，几个世纪以来始终被视为德国民族自豪感的核心。

宣传将德国士兵描绘为勇敢而坚定的战士，但理所当然地，并没有把他们塑造成种族灭绝的执行者。在前线，一旦涉及犹太问题，部队的反应往往是厌烦与冷漠。这些人在新兵阶段被教导的是如何作战、如何杀死敌方战斗人员，并把战斗视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也接受了种族主义灌输，却始终未被告知，自己在纳粹政权愿景中的预期角色究竟是什么。

因此，大多数抵达东线的德国士兵，对接下来等待他们的许多任务毫无准备，他们的期待被刻意引导到了错误方向。绝大多数人将自己视为世界上最先进军队的士兵，几乎未曾认真思考自身执行的种族灭绝行为的严重性。这种自我形象的形成，并非为了逃避责任，而是反映了这一职业所承载的理想与抱负。

进入苏联后，日常生活主要由常规战斗与琐碎的军事事务构成。与此同时，许多德军士兵也确实拥有一些令自己引以为豪的“成就”，无论是攻占一处坚固阵地，还是在苏军进攻下顽强防守。由于并未意识到种族灭绝在纳粹政权使命中的核心地位，他们几乎没有理由把自己视作“别的什么”，而只会认为自己不过是普通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清楚，自己身处于一部必然会造成巨大破坏的机器之中。然而，正如自中世纪以来的哲学家所论证的那样，只要战争的最终目的被认为是正当的，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外溢，例如平民死亡或是庄稼被毁，就不应受到谴责。因此，军队在道德上有义务确保军事行动聚焦于击败敌人这一核心任务，否则，便构成对战争法则的违背。

然而，希特勒在东方推行的种族议程，使得在东线战场上，战争的外溢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是被有意纳入并制度化为作战程序的一部分，并迅速成为德军军事行为的组成要素。在试图击败苏军的同时，希特勒还力图尽可能多地消灭苏联人口。这场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因此标志着对以往战争方式的根本偏离，而将希特勒所设想的暴力强度传达给部队，也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战争日记显示，从一开始，最高统帅部就试图通过将纳粹政权的灭绝性设想与军事必要性相绑定来实现这一点。1941年3月30日，在一次与希特勒会面后，哈尔德写道：

“部队必须用敌人对付他们的方法予以还击。这并不意味着部队应当失控。相反，指挥官必须下达能够表达士兵共同感受的命令。这场战争将与西线战争截然不同。在东方，今天的严厉，意味着未来的宽容。”

寥寥数语之间，哈尔德便将希特勒的灭绝计划，转化为对假定的苏联挑衅行为的回应，并塑造成一种源自善意、却又不可或缺的军事必需。

然而，在希特勒最高统帅部的军事策划者看来，这一切的脉络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 —— 此前还算打一场相对“干净”战争的德国军队，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必然会难以适应新的要求。希特勒所设想的全面战争，将不可逆转地把德军拖入一些严重挑战其职业边界的任务之中。

那一连串被称为“犯罪性命令”的指令，虽然在措辞上强调了军事必要性，但它们公然抛弃人道主义和比例感概念的这一事实，必然会带来后果。在起草阶段，指挥官们就已注意到，士兵或许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审视单条命令，并对其作出判断，但这些命令一旦叠加起来，就会在部队中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野蛮化（Verwilderung）。

在执行这些命令的过程中，德军士兵被推到了国社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前沿。国社主义未必能帮助他们理解前线的日常生活，却无疑为他们理解所谓的“杀戮”提供了框架。显而易见，德军高层在把士兵置于必须实施大规模屠杀的位置上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但更为关键的，并非上层的决断本身，而是意识形态在士兵接受自己作为杀戮者这一角色的瞬间所起的作用，以及随后它在士兵自我认知中所占据的位置。

在士兵看来，杀死敌方士兵的必要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剥夺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却是全面战争中少有人真正能够理解的一环。宣传者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并不试图解释“应当如何去做”，而是反复强调“这件事本身必须去做”。他们同样清楚，单靠意识形态灌输不足以把个人变成杀手；但由于他们也明白，他们所要求的残酷，本质上源于社会环境，便不需要每一名士兵都真心认同纳粹政权的使命与手段。

于是，军事宣传一次又一次地将德国在苏联的存在，与对抗“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威胁这一需求联系起来，并强调这项任务必须由德军部队来完成。这一叙事的基础早已由国家媒体铺设：它们持续把德国的敌人描绘成种族低劣且非人化的他者，揭示其所谓阴谋与破坏性企图，并呼吁将持有这些观念的群体从社会中“净化”出去。必要时，宣传者还能通过反复强化种族刻板印象、渲染关于犹太嗜血的神话、持续的口号化宣传以及强烈的象征手段，将恐惧与偏执推向极点。

这一过程的最后一环，是部队指挥官，也就是士兵所仰望的权威，他们被教导要把这样一条原则视为理所当然：

“每一名军官，在任何情境下，都应按照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行事，即便这些意识形态并未被明确表述。”

即将被特别行动队处决的苏联平民。现场挖有一条大型反坦克壕沟，受害者被迫跪在壕沟边缘，随后从背后开枪射杀。

众所周知，在约瑟夫武夫（Józefów）的数百名犹太人被处决之前的数小时里，预备警察第101营的士兵被告知：“在德国，本土正遭到对妇女和儿童的轰炸”，而“犹太人不仅煽动了损害德国的美国抵制行动，还参与了游击活动”。

这由此形成了一种叙事：国内后方会感激德国部队的行动，即便他们未必理解前线所采取的手段的极端性。然而，对于许多士兵而言，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正派”或是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人来说，直面杀戮命令（或主动阻止他人继续存活）意味着一场尖锐的个人危机。这是一种坠入恐怖的过程，他们不得不寻找某种安全感与稳定性，而他们最终往往在部队的共同身份中找到了依托。

通过认同部队所认可的规范，他们把自己安置进熟悉的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又由一种激进的“我们-他们”对立思维所定义，从而降低了他们转向暴力的心理门槛。每一名士兵完成这一转变的节奏各不相同，其内在动机也因人而异，但部队所维系并认可的社会结构，确实帮助他们执行了这些命令。

通过把自己界定为部队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个体，并将部队塑造成纳粹政权愿景的执行者，普通士兵得以卸下相当一部分个人责任。更进一步的是，纳粹政权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德国的生存”为保证，慷慨地承诺由自己承担责任。从这些暴行中走出来的士兵，往往将自己塑造成坚定不移且毫不妥协的德国先锋。随后，每当他们执行“犯罪性命令”或是激进措施时，这种自我认知都会再次得到强化与确认。

众所周知，1941年5月的《巴巴罗萨法令》几乎将东线变成了一个无法律地带。该法令鼓励对所谓的游击队采取致命行动，并对被怀疑窝藏游击队的整座村庄实施集体报复。与此同时，它还重塑了军事司法体系，暂停追究士兵针对当地居民所犯刑事罪行的责任。在行文之间，这道法令实际上赋予了德国部队在苏联境内近乎不受限制的行为空间。德国士兵必须“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这种行为所具有的恐怖化特征并非未被意识到，但它被解释为一种在此前一个世纪中逐渐形成的“德国式战争方式”的组成部分。早在1877年，德国将军尤利乌斯·冯·哈特曼就在通俗期刊《德意志评论（Deutsche Rundschau）》中阐述了此类行为的军事必要性：

“如果个别人被严厉打击，作为对他人的警示，这当然令人深感遗憾，但这种严厉对于整体而言是一种健康而具有保存意义的善行。在发生民众起义的地方，恐怖手段就成为一种必要的军事原则。”

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准备过程中，这种战争观被认真吸收，尤其是因为德国的军事规划者基于一种种族主义假设，即斯拉夫人与亚洲人更能理解鞭子，而非胡萝卜。尽管《巴巴罗萨法令》被包装为军事上的必要措施，许多指挥官仍然意识到，大规模实施这些恐怖性的非法手段，可能会对部队的长期心理状态产生不利影响。

有些指挥官是借由关切部队心理负担来间接表达对该法令的道德反对，正是他们最早认识到，从长远来看，士兵们在适应战争新现实的过程中形成的行为习惯与应对机制，将非常难以摆脱。

这些人逐渐意识到，前线的现实状况往往与纳粹政权提出的灭绝性要求并不相容，因此现实需要有时会压倒意识形态。身处东线，意味着必须与当地居民打交道，这种接触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士兵的看法。许多政策对部队而言既陌生，又超出了原本预期的职责范围，但它们很快就成了士兵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镇压、剥削与奴役是德国灭绝战争中反复出现的特征，然而，真正意识到“灭绝（Vernichtung）”这一要素在所进行的战争中占据何等重要地位的人，却并不多。在苏联，作战与种族灭绝相辅相成，而由于这些士兵将战斗视为自己的主要职责，这使他们能够从军事专业性的角度来审视自身行为。

德军长期以来的任务式指挥（Auftragstaktik）军事学说，帮助一线指挥官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辩护，并将其视为必要之举。任务式指挥要求上级只向下级军官明确任务目标，并给予其在“现场”依据自身判断行事的空间。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军的指挥体系变得更加严密，但这一精神仍在许多早年受训的基层指挥官中“延续”下来。因此，即便身处灭绝战争之中，任务本身及其部下往往仍是指挥官关注的核心，他们也会主动考虑哈尔德所说的下属的“共同感受”。

由此，对苏联平民处境的某些反思，并非出于同情心，也不完全是玩世不恭地推卸责任。纳粹政权对士气的强调，促使德军指挥官必须管理部队的心理预期，这意味着，当他们面对与种族灭绝相关的命令时，必须能够解释这些命令如何有利于任务的完成。对于许多士兵而言，战争的残酷引发了“迷失方向、困惑与恐惧”，而这些“犯罪性命令”则常常把他们再向前推了一步。尽管指挥官反复保证命令是合法且适当的，士兵依然深受震动，而克服这种冲击的最可靠的方式，便是走上一条能够让他们“理性化”自身行为的道路。

士兵是否认为自己的行为在伦理上是正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相信这些行为在战争的成本-收益框架内是适当的。这意味着，尽管纳粹政权持续施压，德国士兵愿意去做的事情，与他们在道德上真正认同的事情之间，往往存在落差。因此，士兵眼中所谓的“军事必要性”，本身就带有某种道德底色。

1941年6月颁布的《政委命令》正好凸显了这一点。该命令要求在俘获敌军时处决犹太人和苏军政委。德军部队对这一命令的反应，清楚地显示出士兵如何把自身的道德判断带入战争，并将其与纳粹政权的灭绝性要求及其对“军事必要性”的界定相对照。起初，这一道从一开始就被认为具有灭绝性与非法性质的命令，被合理化为一种手段。即通过清除作为苏军意识形态支柱的政委，来加速苏军的瓦解。

然而，针对该命令的反对逐步增多。一些士兵在执行过程中饱受负罪感折磨，部队牧师也常被派去对他们进行安抚，以减轻其良心压力。尽管有些指挥官质疑该命令的伦理基础，但大多数反对并未集中于“是否应当处决苏军政委”这一做法本身，而是指向其负面效果 —— 该命令使苏军政委（进而也包括其所率领的部队）不愿投降，从而延长了战斗。

最终，在1942年5月，这一命令被撤销，理由是要“增强被包围的苏军部队叛逃和投降的倾向”。这是希特勒罕见的一次让步。他显然意识到，若坚持强制执行该命令，可能会令一线指挥官感到不满。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承认了军队那些不可避免的灭绝行为，必须与“军事必要性”的观念相加以调和。

种族灭绝、野蛮化与军事必要性之间的三重关系，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同样清晰可见。围城期间，大量平民试图穿越战线以逃避饥饿。由于平民数量的减少会提升城市的防御能力，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勒布下令让其炮兵：“尽可能在远离我方阵线的最大距离上尽早开火，来阻止任何此类企图，从而避免……我军步兵向平民开火。”尽管从最严格的意义上看，这一命令在技术上仍处于军事司法的框架内，但德国指挥官却清楚地意识到其灭绝性含义。

然而，和此前一样，反对意见并非出于对列宁格勒平民的关切，而是针对德军自身。1941年11月中旬，北方集团军群战争日志记录道，指挥官们担心部队会出现“内在平衡的丧失”，以至于“即便战争结束后，也不再畏惧实施此类行为”。

德军在列宁格勒围城时所采用的作战方式，与其此前的预期截然不同。长期的堑壕战取代了机动作战，直到1943年中期，该地区部队的战争体验主要由此构成。这种去现代化的处境，成为大多数东线士兵的共同命运，坦克被摧毁的速度超过补充速度，使其逐渐变得稀少，再加上臭名昭著的俄罗斯一年两度雨季（拉斯普季察），道路化为泥沼，严重阻碍新物资的补给。

最终，士兵们被扭曲的比例感以及对当地居民的种族主义态度，使他们在严酷的冬季里不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分毫犹豫，无论是偷走衣物，还是将居民赶出家园，这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

正是在这些情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德军士兵“心率”的降低。由于不愿、或是根本无力去反思自身那空前无比的犯罪行为的本质，士兵们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说服的思路，他们承认这种制度化的冷酷，却将其视为自身战争方式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苏联期间必须遵循的那些“犯罪性命令”，促使德军士兵放弃原有原则，使他们此后重返平民规范变得愈发困难。

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数周之内，士兵就开始形容自己变得“强硬”和“冷漠”，并且对这些命令所带来的做法习以为常。只要还能勉强把这股无差别且带有种族主义动机的暴力浪潮描绘为某种军事理性，绝大多数人就能顺利适应东线战争的新现实。此外，德军部队对这套新的“地方规则”的迅速内化，往往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应对机制。

许多士兵原本是抱着打一场常规战争的心态来到前线，却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灭绝战争，哪怕只是因为几乎不存在其他的选择。在海外作战时，成为逃兵并不现实，一旦被己方宪兵部队抓获，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而战线后方又有游击队活动，在被俘后几乎不可能得到敌人的宽恕。相比之下，继续留在德军这台破坏机器中，反而显得合乎逻辑。

一份关于德国战俘的心理报告指出：“只要撤退仍是有序的，部队的组织结构得以维持，战略上的困难并不会使部队被瓦解。”绝大多数德军士兵支持纳粹政权的军事路线，哪怕只是因为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零散且高度扭曲。最后，他们作为占领者的角色，也未必被视为纳粹实验所独有：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就曾占领并剥削俄罗斯大片地区（即所谓的“东部占领区[Ober-Ost]” ，涵盖今日的波罗的海国家和白俄罗斯北部），并以铁腕统治当地民众。

大致涵盖在1942年至1944年初的占领时期，进一步迫使德军指挥官正视纳粹政权灭绝性要求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有些部队既能占领并防守前线地段，又能同时监督对当地人口的毁灭，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两项任务之间存在摩擦，甚至完全无法并行。尽管部分指挥官出于纯粹的仕途投机、并且完全认同纳粹政权而执行命令，更多人则是把自己塑造成务实派，以此为他们应对现实局势时所采取的极端严厉的手段辩护。

这并非试图与纳粹政权切割或是保持距离，而是对于一个事实的承认，即全面战争与灭绝战争并不能同时推进。一个国家能否进行全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动员平民的能力，而在东线上，这一任务主要落在军队身上。这往往意味着，直白地说，相当一部分苏联平民必须被留下性命。很快，德军便意识到，过度严厉的手段会把苏联平民推向游击队一边，从而危及军队后方的补给线，与此同时，当地居民还可作为现成的强制劳动力的来源。

摄于“巴巴罗萨”行动期间，正在沿道路行军的德军步兵，沿途是好奇观看的苏联平民，此时的他们还没意识到，德国的统治意味着什么。

要让这些人活着并保持顺从，德国军事当局就不得不开始思考越来越多的民政与社会问题，例如设立学校，或建立由“友好民族”组成的半自治地方政府。从军事角度来理性考虑，与其把民众视为一个没有差别的群体，不如认识到其内部的多样性。

德军对苏联南部、尤其是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伊斯兰社群的政策，正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体现。在这些地区，德国当局对不同的穆斯林少数群体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在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康米主义禁令后，这些群体再次被允许进行宗教活动，此举既有助于安抚新占领地区，也同时有利于德军从这些群体中征募人员。

最清楚地体现出在“东方”，纳粹政权的种族议程往往至少要兼顾军事必要性的，是德军越来越多地使用苏联志愿辅助人员（Hilfswillige，简称Hiwis）。德军很快意识到，即便征召年长的预备役兵员，也远不足以管理已落入其手中的辽阔占领区，于是德军开始部署这些半自愿的助手，他们大多来自当地居民，或是取自数量庞大的苏军战俘。

这些人往往为了逃离饥饿与迫害而乐于为德军提供协助，他们很快便成为许多德军部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起初，他们主要承担杂务，如洗衣、做饭、驾驶车辆，但随后也被信任从事维修工作，担任翻译，负责向导与侦察，甚至就当地事务提供建议。渐渐地，德军开始为他们配发武器，用其担任哨兵，或是参与反游击行动。

数十万俄国人以不同身份在德军中服役，有时他们甚至直接被编入前线作战部队。然而，这一做法本身也反映出德军对种族问题存在争议的清醒认识，直到1942年年中之前，德军一直对希特勒刻意隐瞒苏联志愿辅助人员的使用规模。

劳动力的征用也不可避免地使德军士兵与苏联平民直接接触，从而给双方关系带来了事先未曾预料的复杂性。德国士兵逐渐了解了苏联乡村居民的困境与绝望，尤其是在前线相对稳定的地区，这些接触与来往几乎不可避免。例如，德军士兵与苏联年轻女性之间的关系，有时是被迫的，有时则出于自愿，开始变得相当普遍。

此外，在德军驻扎的村庄里，士兵们有时会试图营造某种“家园感（Heimatgefühl）”，以制造一种生活仍然正常进行的假象。他们常常与当地的儿童和老人分享口粮，以此缓解紧张氛围。很快，宣传部门便开始警告这种“不合时宜的慈善行为”，称其“消耗了本土的粮食”；但许多士兵认为，这是让当地居民站在自己一边的必然代价。

再一次，军事必要性压倒了对那场严格的灭绝性战争的完全贯彻。

随着失败的到来，“军事必要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德国占领苏联的最后一年里，战场形势的演变，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德国士兵是以军事专业性行事的职业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纳粹政权具体要求的左右。

自1943年夏起，至1944年达到顶点，这一年后来被称为“斯大林的十次打击”（以苏联战时领袖、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之名命名，指苏军在整个东线上发动并取得成功的十次战略性攻势）之年，苏联军队日益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将德军拖入数以百计的大小战斗之中。例如，第286保安师在1941至1943年间的任务是“肃清”北方集团军群后方地区，到了1943年底，该师被调拨给第四集团军，最终投入到东普鲁士的正面作战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被部署到前线或是前线附近，而不再留在后方，那些犯罪性命令也愈发在靠近战线的作战区域得到执行。进一步加剧残酷手段使用倾向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即部队被逼到极限的程度越深，就越觉得只有采取强硬路线才能生存下来。因此，前线的临近感为士兵带来了一种紧迫意识，使他们更容易把各种残酷措施视为军事上必要的选择。

最后，1943年至1944年持续不断的重击，使士兵几乎无暇反思自身行为的后果。混乱、创伤、破坏、不安全感与死亡，在从苏联付出惨重代价的撤退过程中，这些现实远比“正当或是不正当”的抽象问题，更加占据着普通士兵的全部心力。

持续不断的战斗、战争的残酷性以及由此造成的高伤亡率，深刻改变了普通士兵的自我认知、他们对周遭环境的看法，以及对身边之人的态度。1939年被征召入伍的德军士兵，从入伍到战死的平均时间约为四年，而到1945年初，这一数字已骤降至一个月。这不仅是苏军作战能力提升或是盟军空中优势扩大等外部因素的结果，也与此前几年逐渐形成的战争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

整个战争期间，一种新的作战方式逐步显现出来，它超越了对纳粹宣传的单纯内化，并“激进化了既有的德国军事精神观念”。国社主义对绝大多数军官的认知视野产生了比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或是愿意承认的更深远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他们应对战斗要求的方式。战争持续得越久，大战略就越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决策思路：“只有事后回头看，才会意识到，如果当时再多向前推进一点，敌人其实就会崩溃了。”

这种心态渗透进每一次战略计算之中，决策不再仅仅基于对敌方兵力的评估，而是被一种意识形态滤镜所过滤。在作战层面，这种做法带来了负面后果，即便某个既定目标已被证明“看似”无法实现，进攻仍会被坚持推进，哪怕从一开始这项决策就显得得不偿失。最终，决定因素往往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指挥官个人的信心与“意志力”，例如，是否相信由“劣等人种（Untermenschen）”组成的苏个红军师，能够攻下由一个“主人人种（Herrenvolk）”德国师所防守的阵地。

这种做法的真正受害者是普通士兵，但从总体而言，他们并未意识到隐藏在自己所接受的命令背后的冷酷算计。纳粹政权极其成功地重新利用了一战时期的前线战士意识（Frontkämpferbewusstsein），即一种几乎被神圣化的“作为战斗士兵的自觉”，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与义务。这一次，士兵不仅要坚韧、正直、服从，其心理状态还被塑造成“日耳曼-雅利安战士”，为“主人人种”对抗“劣等人类世界”而自我牺牲。

建设“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德国需要巨大的牺牲，而德国士兵也准备为此付出代价。荣格的那句“人的真正幸福在于牺牲，而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指出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在德军部队中引发了共鸣，纳粹政权也有意识地利用并放大了士兵这种全身心投入的意愿。即便缺乏明确的胜利路径，这种态度也没有发生改变。在1943年至1944年间，德军最高统帅部仍在部署部队时几乎不考虑伤亡风险，士兵的死亡很少成为需要长期权衡的问题。

由此造成的频繁人员更替，使越来越少的士兵真正认识构成其指挥链的那些人，这种情况助长了不信任与猜疑的氛围。不断攀升的伤亡，不仅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必须用更少的兵力守住阵地，也意味着幸存者不得不更频繁且更长时间地站岗，休息和睡眠的时间随之减少。随着补给问题的加剧，士兵心中的挫败感不断累积，这不仅是因为游击队的活动，更重要的是盟军轰炸机开始将打击目标推进到更靠东的铁路枢纽，严重阻碍了前线的运输往来，进一步打击了部队士气。

然而，士兵们对战争暴力的持续接触，并不完全被视为负面体验。在部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认知失调，反而促使他们把战斗看作“衡量士兵价值的终极试金石”。在一支久经考验的老牌部队中服役，意味着各种实际回报与荣誉，新兵不仅仰慕这些老兵，还会不遗余力地模仿并内化他们的规范与习惯。

此外，在战斗中形成的战友情谊，是任何平民生活中都无法比拟的，并且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变得愈发牢固。1943年末，“大德意志”师老兵盖伊·萨杰的指挥官在一次讲话中向部下保证：即便形势极其严峻，他也会“只要能避免我们中的哪怕一个人饿死，就不惜焚毁并摧毁整座村庄”。萨杰后来回忆道：“从那一刻起，我们爱上了他，觉得自己拥有了一位真正的领袖，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朋友。”

随着部队在战斗中暴露的时间越长，野蛮化就越容易爆发，因此，重构那些最终将防御东普鲁士的各个师的行动轨迹，有助于解释这些士兵后来所表现出的冷酷无情，是如何在部队内部逐渐固化并成形的。

负责防御东普鲁士北部的第三装甲集团军，麾下共有五个从苏联那长期而惨烈的撤退中幸存下来的老牌步兵师：第1步兵师、第56步兵师、第58步兵师、第69步兵师和第95步兵师。该集团军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当其抵达东普鲁士边境时，所辖部队大多已经精疲力竭，或是急需补充。其中，第56步兵师和第95步兵师自1941年末起一直隶属中央集团军群，其余三个师则是近期从北方集团军群调来。

第56步兵师自“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几乎一直在持续作战，与1941年东进时的状态相比，该师已然面目全非。1942年至1943年间，该师在奥廖尔一线经历了极其惨烈的战斗，以至于在当年夏天不得不被撤出前线。然而，同年秋天，该师又被投入切尔卡瑟战役，伤亡惨重，已无法得到有效补充。1943年10月，该师被正式解散，其残部被编入所谓的“军级D分遣队（Korps-Abteilung D）”。

所谓的“军级分遣队”，是陆军总司令部（OKH）批准的一种混编单位的委婉说法，该部队由三个被削弱至团级规模的师合并而成。但这种编制调整仍具有重要意义，与其将被摧毁的师的骨干分散补充到其他虚弱部队中，不如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存在。事实上，这类军级分遣队几乎完全由久经战阵的老兵组成。

然而，这些人的丰富作战经验，终究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1944年春，军级D分遣队被部署在维捷布斯克地区，并于7月正面遭遇苏军“巴格拉季昂”行动的全面打击。该部几乎立刻被击溃，残存兵力狼狈撤回东普鲁士。在这里，那些历经两年持续损耗后所剩无几的人员，成为新建部队的骨架，基于其渊源与传承，这支新部队再次被编号为第56步兵师。

第95步兵师的经历与之如出一辙。1942年，该师在沃罗涅日附近作战，秋季转移至勒热夫。随后，它一路经布良斯克、戈梅利、博布鲁伊斯克撤退至维捷布斯克，并于1944年初在那里被彻底摧毁。与第56步兵师一样，第95步兵师的残部也与另外两个师的残余合并，组成了军级H分遣队。在“巴格拉季昂”行动后的一个月内，该部队同样遭到重创，当其残部于1944年9月退回东普鲁士后，又进行了最后一次重组，重新编成第95步兵师。

在这场持续两年的残酷撤退中，德军最高统帅部力图确保苏联无法从收复地区中获得任何资源。有些部队在撤离前尽可能将物资运走，以免其落入苏联之手，而另一些部队则认为这些措施在现实中并没有太大意义，或是根本无力执行。这种执行上的不一致，促使最高统帅部于1943年2月14日发布了“第4号元首令（Führerbefehl 4）”，要求部队在撤退过程中“严格执行”“撤离与毁灭，以及对居民的驱逐”。

一周后的2月21日，东线经济参谋部（Wirtschaftsstab Ost）又制定了一整套所谓的“ARLZ措施”方案，内容涉及对因盟军的推进而受威胁的军用与民用物资进行拆解、转移、瘫痪与毁坏。这些措施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为德国战争经济保留经济物资与劳动力，同时通过瘫痪和摧毁生产设施及其产品，并转移劳动力，来削弱敌方的战争潜力。”

摄于1942年，德军治安部队将苏联平民强行赶出家门。在苏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约1600万至2400万人中，约有800万至1300万是平民。

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驱逐，清楚地反映出纳粹德国的一种核心思路：一旦放弃某片地区，就绝不能留下任何可用之物。尽管撤退过程混乱不堪、人力损失极其惨重，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包括上面提到的第56步兵师和第95步兵师，仍在1943年10月下旬前报告称，已转移了53.5万名苏联平民。其中大多数人被送往德国，其明确目的在于剥夺苏军潜在的人力来源，并为德国本土工厂补充劳动力。

此外，为了确保作战区域内的自由机动并压制后方的游击活动，大多数较大的军事部队都会对前线后方约十二英里的区域进行清剿。由此引发了骇人景象，大规模的清乡搜捕使大城市被彻底抽空人口，而较小的村庄则常被直接纵火焚毁，以迫使平民离开。由于潜在劳动力最具有价值，母亲被迫与孩子分离，拒绝离开的男子则可能当场被枪杀。平民往往被命令每日步行约十五英里，几乎没有食物和饮水，也大多无处栖身。

位于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的北方集团军群，在苏联境内的战斗性撤退更为系统，也更有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当地居民的对待在本质上更为人道。该集团军群辖下有三支后来参与东普鲁士边境防御的师：第1步兵师、第58步兵师和第69步兵师。

北方集团军群的部队在1941年末构筑防御工事，并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守住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线，直至1943年。然而，自当年秋季起，他们只能在苏军优势兵力的持续压力下不断后撤。1943年9月，集团军群被迫退至“黑豹防线（Panther Line）”，这是一道大致沿旧俄罗斯帝国边界构筑的防御线，且多由当地居民在强制劳役下修建。

随后的数月里，第58与第69步兵师负责构筑集团军群的南翼阵地，并部署在至关重要的涅韦尔地区。尽管北方集团军群的阵地条件极其艰苦，但总体仍能稳住局势。与此同时，更南方的乌克兰战区，德军却已陷入全面撤退。正因如此，1944年1月，第1步兵师被调往乌克兰，试图遏制苏军的第聂伯-喀尔巴阡攻势。该师最初在文尼察附近作战，但到3月下旬，该师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一带被包围，该区域形成了后来被称为“胡贝口袋”的包围圈。

在这一高度紧张的局势下，持续的泥泞季节与沉重伤亡进一步加剧了德军的压力。尽管如此，该师仍设法维持士气，并在两周后成功突围。与此同时，苏军打破了列宁格勒围城，迫使第58步兵师紧急北调，1944年2月至7月间，该师参与了纳尔瓦战役。到9月，苏军沿黑豹防线的持续施压使爱沙尼亚的防守难以为继。9月16日，希特勒批准放弃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北部。又过了11天，到了9月27日，北方集团军群以相对有序的方式撤至拉脱维亚中部阵地。至此，第1步兵师也从乌克兰被召回，重新并入北方集团军群。

大规模撤退标志着针对当地居民的暴力进一步升级。一部分人，如苏联志愿辅助人员，或是被迫与德军合作的当地人（例如村长及其家属），自愿选择随德军撤离。但大多数村民很快意识到，所谓的“撤离命令”实质上意味着驱逐与剥削。为了避免被带走，他们往往逃入森林。

在那里，他们常常会遇到游击队，而一旦被德军抓获，便会被指控“与游击队有联系”。这一指控本身就足以招致就地处决或是绞刑，甚至引发集体惩罚，例如将相关村庄付之一炬。而德军迅速采纳并执行的这种僵硬做法，只会把当地居民进一步推向游击队的怀抱。

通过将撤退时期的财产毁坏与人口驱逐包装成保障德国战争经济有效运转的手段，这些措施被描绘为务实之举，其毁灭性的长期后果几乎不被重视。与此同时，疏散行动也进一步加重了本已不堪重负的军队负担，并向普通士兵清楚地表明战争的潮流已经逆转。

此外，组织这些撤离行动还使德军偏离了其核心军事任务。照看这些平民并决定他们的命运，既对德军造成了心理压力，也带来了体力消耗，德军几乎不可能不直面自身军队正在发生的道德沦丧。

1944年初休假期间，第95步兵师老兵维利·彼得·里斯（Willy Peter Reese）写下了一篇长达140页的“忏悔录”，其中也谈到了他在部队漫长撤退过程中产生的内心感受：

“我们看到的总是同一幅景象：风暴中的收割后田野，地平线上翻滚的烟云。俄罗斯变成了一片无人居住、烟雾缭绕、火焰熊熊、遍地瓦砾的荒漠。而前线后方的战争让我更加压抑，因为它伤害的是手无寸铁的无辜之人。我自己也参与了这场毁灭，以及它给人们所带来的苦难，和所有那些无名的、被牺牲的人一样，像所有士兵一样，我对此负有责任。”

然而，到了1944年，大多数士兵已经学会以“军事必要性”作为尺度来衡量道德。因此，他们并未反思自身日益冷硬的行为，反而对这种麻木状态感到相当自在，尤其是在那种“世界观之战”的新鲜感逐渐消退之后，这场战争在他们眼中被重新理解为一场更为传统的战争。

这种麻木感一次又一次地为针对平民的暴力升级提供了空间，而军队在不同作战模式之间迅速“换挡”的能力，几乎从未被视为反常。随着战争大势彻底逆转，游击活动愈发变得有组织，许多德军部队不得不打一场“两线作战”，他们既要应对前线，又要压制后方。再加上那种“苏军在收复地区时只会遭遇彻底毁灭”的观念，德军针对整个社区的报复行动自然再次变得普遍起来。

每一次撤退都伴随着焦土政策的实施。有些士兵对当地居民心生怜悯，但在自身撤退的苦难面前，更多人只同情自己。此外，不少人甚至在毁坏财产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自我承认的扭曲快感，哪怕只是因为在那无处不在的绝望之中，这也让他们获得了一丝行动的主动感。焦土政策本就是军事行为的一部分。一名东普鲁士士兵在回忆焚毁村庄时说，“‘焦土’这个词，让我们那反抗这种残酷行为的良心安静了下来。”

因此，在德军撤离苏联领土之前，成千上万的苏联村庄已被焚毁。由此可见，无论德国士兵多么坚信自己对军事专业性的坚持，足以证明国社主义未能改变军队长期以来的结构，他们在东线撤退中的行为却清楚地表明，纳粹政权在那场只有一个民族能够胜出的灭绝战争中所期待的激进性，早已深深植入他们的心中。

不同年龄的苏联平民男子在德军看押下列队站立。可以看到，这名德国士兵为防万一，甚至已将步枪刺刀装上。

东线士兵的日常经历，从各种方面而言，无论以何种标准去衡量，都显得极其异常。它显然与他们此前的平民生活截然不同，更关键的是，也与他们对军人身份的既有期待大相径庭。在苏联，他们被命令遵循一套行为模式，而这些模式不可避免地推动了其心态的激进化。士兵参与饥饿与剥削政策、反游击行动、政委处决、焦土政策与疏散驱逐，再加上不断面对死亡和负伤的持续威胁、意识形态灌输，以及作战方式的去现代化，共同塑造了一种德军士兵所特有的冷硬态度。

战争带来的个人苦难，又被纳粹德国军队的制度性要求显著放大，而这些要求在东线地区被执行得尤为严厉。自“巴巴罗萨”行动最初的规划阶段起，那种矛盾就已清晰可见：一方面是自认为只是隶属于悠久而自豪的德国军事传统的普通士兵，另一方面则是最高统帅部要求他们参与的灭绝战争。尽管许多人对诸多灭绝性措施心存异议，但长期暴露于这些措施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些士兵的态度。

部队既没有系统性违抗纳粹政权犯罪命令的机会，也缺乏抛弃战友的道德勇气，从总体而言，他们还是执行了纳粹政权对他们的期待。由于只有少数人自认为是坚定的纳粹分子，单纯的种族主义解释并不足以为部队表现出的冷酷辩护。为了合理化自身的日益强硬的冷酷行为，德军士兵们内化了这样一种观念 —— 他们的行动源于军事必要性。而且，鉴于其部队确实经常偏离纳粹政权的官方路线，反而让他们更加自我强化了这一观念。

通过把自己塑造成“务实派”，德军士兵说服自己：他们并非只是机械服从命令，而是在加以审视之后才付诸执行。其结果是，那些根植于纳粹意识形态，以经过计算、甚至带有犬儒意味的漠视人命为前提的政策，在执行者眼中，越来越不再被视为意识形态暴力本身。这种思维方式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它让士兵在一个不断野蛮化的环境中，仍能把自己视为在军事上与道德上都是“正确的”。

到了1944年，普通德国士兵在心理上已经适应了他所参与的这场灭绝战争，但他却常常并没有将其识别为灭绝战争。他曾经遵循的许多规范与价值被抛诸脑后，为了让日常行为与自身的道德感相互“对齐”，他的“正常感”已发生了难以辨认的位移。

而这种对整个日常生活的认知的重塑，即“德军士兵降低了的静息心率”，并不会在他们撤回德国本土时就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