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真实，何为魔法？一个巫医家族三代人的回忆录
外公拉法埃尔是赫赫有名的巫医，他的天赋包括但不限于和亡灵对话、预知未来、治病救人、呼云唤日……甚至在他下葬时，都有许多人争相把写有愿望的纸条塞进棺椁，希望外公的法力帮助他们实现。
母亲，不守规则、不畏传统的的奇女子，外公口中的“小山兽”。她比外公认识的任何男人都要聪明、狂野，她不仅有继承巫术的雄心，还能和鬼神交谈，能分身两地。
我，在芝加哥上大学，有令人满意的男朋友，安心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一次车祸失忆让通灵的能力觉醒，被去世的外公托梦召唤，被魔法般的命运牵引……
包括母亲在内的几位亲戚都梦到了外公，这是一场共享的梦，我们决定回到哥伦比亚，挖开外公的棺椁，挖掘被隐藏的家族历史。
《移动云朵的人》是哥伦比亚作家英格里德·罗哈斯·孔特雷拉斯全新力作，她从外祖父“移动云朵”的能力讲起，开启一段家族寻根之旅。
节选自:《移动云朵的人》第一章《掘墓》
秘密
他们说让我暂时性失忆的那场事故，其实就是我继承的遗产。既无片瓦，亦无寸土，更无只字，唯余数周的遗忘。
我妈也有过暂时性失忆，只是她当年八岁，而我二十三岁。她掉入了一口枯井，而我则骑着单车撞上了敞开的车门。她在哥伦比亚奥卡尼亚地表之下三十英尺的黑暗之中差点流血而亡，而我则安然无恙，起身离去，于芝加哥冬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四处徜徉。她有八个月之久不知自己是谁，而我则有八个星期不记得自己是谁。
他们说遗忘症犹如一扇门，让我们拥有了本该拥有的天赋，只是我妈的父亲，也就是我外公，忘了传承给我们。
外公是个巫医。他的天赋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同死人说话、预知未来、治病救人、呼云唤日。我们是棕色人种，梅斯蒂索人。欧洲男人抵达大陆，强暴土著女人，那就是我们的起源：既非土著，亦非西班牙人，而是一道伤口。我们把这种天赋叫作秘密。在桑坦德山区，秘密由父传子，子又传子，子再传子。但外公说，他的儿子没一个有种，能成为真正的巫医，唯有我妈可以承受这种天赋。她意志坚定，天不怕地不怕，在外公眼里我妈比男人还男人，他喜欢把我妈叫作山里的兽。但我妈是个女人，这种事情是万万要不得的。据说一个女人要是掌握了秘密，倒霉事就会接踵而至。
可是，那年我妈才八岁，刚掉入过井里，还在养伤。等她记忆一恢复，事情也就这么成了。她虽意识不清，却重掌了见鬼魂听阴声的能力。
家里人说我妈能掌握秘密是命——既然外公教不了她，那秘密就直接找上门来了。
四十多年后，我出了事故，丢失了记忆，家里人都很兴奋。姨妈们边喝酒边唠嗑，喜气洋洋：“又来啦！蛇咬尾巴啦！”
然后，他们就眼巴巴地瞅着，看这秘密究竟会如何在我身上显现出来。
这是一个发生在西班牙语语境下的故事，我妈和姨妈们都用 vos 称呼彼此，vos 即古称“汝”，但她们用 tú 来称呼我，tú 意为“你”，休闲随意，温柔亲切。她们用的是奥卡尼亚的讲话方式，我的先辈就来自那里，那儿的语言听起来就像殖民时期的化石。用西语来讲的话，我们的故事先徐后疾，讲的时候还会一直咯咯地笑。
我们娘俩犹如彼此的传声筒，想想都觉得可怕，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去讨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遗忘症。但这事就像挠痒痒，不挠不行，可一挠就破，一挠就烫。而越是这样，就越想去反复试探。
姨妈们要我说说，活着却没有记忆究竟是什么滋味。我设法告诉她们这种生活极具超现实感，像是在看电影。姨妈们冲我翻白眼（不过她们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好像我就是一档糟糕的电视节目，她们边看边评论，毫无顾虑。“这小妮子不知道在说啥，是不？”她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我做了什么样的梦。
对我们娘俩来说，遗忘症发作的时候，只要醒着，全是困扰，而我们的梦却已触礁搁浅。我妈的梦有先后顺序，她在梦里是个鬼魂。我在梦里没有身子，当我这么大声地告诉姨妈们的时候，这才意识到：我也认为自己是个鬼魂。
西语里针对亡者行走有个词，叫作 desandar，行走之不能，越走越无力，直至行走本身不复可行。认为鬼魂有特殊的行走方式，是我们从入侵大陆的定居者身上传承而来的观念，而我们内在固有的则是“间隙感”这个概念，认为我们恰好处于真实和非真实之间，而真实和非真实又时常合而为一，彼此相同。因此，对我们而言，生者也会以鬼魂的步态行走。
我父母都是桑坦德的土著人，当地的土著人都会梦见次日即将猎获的野兽。晨曦初现，他们便会动身前往，寻觅梦中所见。
梦，于我们而言实属重要。
我们娘俩的遗忘症相隔四十三年，我们都梦见了驱逐。
我妈是村里的鬼。她困居于村内，村民所讲的语言，她虽不懂，却能理解。村民们膜拜她的尸体——她的尸身未曾腐烂，芬芳馥郁，堪称奇迹。
我时常出没于海平线，海浪有时会从那儿退却，抛弃陆地，暴露海床。有时，陆地出现小故障，海洋会倏然而回，仿佛从不曾离去。于是，海浪战栗不已，咳吐出熔岩和烟雾，海岛诞生。
外公治病时，会让梦引领自己，去往药草的所在之处。等从睡梦中醒来，他便会徒步寻觅，直到景色与梦境相符，而后在那个地方采集草药。我妈困于梦中之村，她是村里的鬼，时常操持与生者的沟通，一旦恢复记忆，回到了梦醒的生活之中，她便懂得如何与亡者交流。我在梦中观察陆地的诞生，醒时，我会用心研究我正在成为的这个自我如何创造了自身。
既然我的生命呼应了我妈的生命，而我妈的生命又呼应了外公的生命，那我便不禁犹疑，我们所有人是否都在踏着同样的鬼魂的步态，重复并毁灭着彼此的生命？
我们娘俩的遗忘症相隔四十三年，我们都梦见了驱逐。
姨妈们打断了我的思绪。她们问了一个问题，但我没在听。她们又问我，失忆之后的梦本质上是否算预言。我回答之前思索良久，她们惊恐而又期待地盯着我。她们知道掌握秘密是一种祝福，但也是一种负担。她们见识过，对权力的痴迷常常伴随着秘密，醉心于权力会颠覆生命，会导致酗酒、抑郁和自残。但无论如何，她们的眼中都似乎充溢着期许，我从她们的凝视中读出了渴望，渴望我是这秘密的最后一个接受者。我很享受那白驹过隙般短暂的一刻，如果我对那些有求于我、想听取我建议的人说“没错，我就是像我妈那样的人”，又会怎么样呢？最后，我还是摇了摇头：“我没法像我妈那样看见鬼魂，我听不见亡者，未来原本就藏得好好的，我也看不见未来。”
姨妈们慢悠悠地点了点头。她们垂下了目光：“好吧。”她们拍了拍我的手，我让她们失望了。我本有机会接纳秘密，可我不知为何把它挥霍掉了。
她们一直在等待的答案，此刻她们得到了回答，于是将目光转回到我妈身上，想要听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充斥着死亡、鬼魂和复仇的故事，但她们却时而看看我，时而看看我妈，说：“不管怎么样，正常更好。还是要过日子的。你会发现自己忘得有多快，比巫师放屁还要快呢！”
我在波哥大长大，那时我妈在家里的阁楼上开了个算命铺，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接待客人，聊他们的命运。客人男男女女，什么年龄段和阶层的都有。但那些求她治病、给出指导和建议的客人，一听她说自己是巫医的时候，都会面露轻蔑之色，这不免令她惊讶。当领导的，凡是听说了我妈是干什么的，就会给我爸降职，不准他参加社交聚会。自称朋友的那些人发现就我妈一个人在时，还会性骚扰她。那些来我们家的客人，等我妈给他们看完病后，就会满嘴脏话，拒绝付款。我妈缺钱，所以当那些不待见她的人让她叫自己神婆，说这样的职业，即便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哥伦比亚人也能干的时候，她也就随他们去了。她说自己几近于白种人向来都是身为梅斯蒂索人的特权，即便代价是对另一半自我的憎恨。我妈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她只会在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的时候，才称自己神婆。最终我妈把这最后一层标签也撕掉了，只说自己是一个能看透秘密的人。
我妈说我姐出生的时候，她失去了见鬼的天赋，而我出生的时候，她又丢掉了听鬼声的天赋。尽管她神力减弱，却仍能预见未来，甚至还保留了分身这一诡异而又无足轻重的才能。
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每月两次，我妈的老相好、密友、兄弟姐妹都会打来电话，说她去他们那儿拜访过。我妈待在波哥大的家里时，她的鬼影会在哥伦比亚全境满地跑：去麦德林敲门，在卡塔赫纳的走道里走动，在库库塔扔一绺一绺的黑头发，还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妈每次都会很来劲。她说那不是鬼影，那是她的分身。我妈时常都会打听自己的分身：“她穿什么呀，选的什么发型呀，眼睛盯着哪儿看呀？”
一挂电话，我妈的眼神就阴沉起来，透露着一股狠劲。她会说：“我告诉你，要是有人真扮了我的分身，我会宰了那个人。”
无论什么时候，我妈的老朋友和老相好，他们见我就像见了鬼。
我没法翻篇，那就像是时光机器。
只要我在场，我妈的老相好就会悄然陷入我不熟悉的往昔时光中。礼节性地闲聊几句之后，他们似乎就会忘了我是谁。他们拉出椅子让我坐，握着我的手，凝视着我的眼睛，好似与我心有灵犀。我妈的老朋友则会八卦一些我从没见过的熟人，还期待我来上几句俏皮话，可我没这能耐。
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们都会看看我妈，再看看我，露出一副匪夷所思的神情。一个我妈儿时的朋友对我们说：“不是什么苹果和苹果树的区别，你俩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妈翻了白眼，摇头，嗤之以鼻，三个动作一气呵成，然后说：“这话别跟我说。”我笑了起来，抿了口酒。
有时，我妈会来加州看我。遇上我又是玩音乐，又是跳舞，涂口红，喝酒，品茶，我妈就会朝我扔书，扔靠枕，扔杂志，凡是趁手的都拿来扔。“离我远点，你这分身！”
没错，我们娘俩都是浓眉，杏仁色皮肤，乱蓬蓬的黑发，但我觉得眼神不一样。我妈的眼神坚硬、强势，我的眼神柔和、开放，似在探寻。还有痣，我们娘俩身上的痣长得一模一样。
一颗长在大腿内侧，是小小的黑点，另一颗几乎看不见，就裹在拱形阴户的阴毛底下。这些标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妈曾把这些痣称为星座，相同的星图证明我们同属于天空中的某个地方。
我们还共享了另一颗痣。这颗痣是环形的，直径和铅笔头上的橡皮擦差不多大，深棕色，只是她的痣落于左肩，而我的则落于右肩。我们娘俩会背靠背站定，展示这一小颗痣的对称性，展示它们是如何以相同的高度落下，烙入我们的肩头，大小是如何彼此对应，颜色又是如何忠实互现。
可是，由于它在我身上落错了肩头，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复制品，好似我被制造的那一刻，机器出了一个小故障。
1998 年，游击队和毒品暴力将我和家人驱离了哥伦比亚，那年我十四岁。我们姐妹完全无法适应这一切。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将我们驱离了自己的土地，如果 2007 年我是在波哥大我妈的家里，而不是在独自移居的芝加哥失去记忆，那我也许就会如姨妈们所想的那样接纳秘密。或许，我会像我妈那样见鬼听声，还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某天，我妈也许会在波哥大家中的楼梯平台上与我擦肩而过，拾级而上之后，又会诧异地与我再次相遇，而我则直挺挺地站在阁楼的诊疗室中央，幻化成一柱空气。
可我们还是逃离了。我们必须重塑自己的生活。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寻求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代价犹如一道深渊，而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站在这道深渊前，哀悼失去的一切。
发生事故后，我在马路上强撑着起了身，之后我便焕然一新，失去了记忆，这让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卸下重担的感觉。
遗忘一切，忘得彻彻底底，那是一种自由。遗忘便是丰盈。时间越来越长，成了无限，一道从未见过的阳光戴着金色的冠冕。我忘了自己。我跪在地上，顺着这道光穿过房间。我凝视着光与暗的相接之处，为其重新命名：边界，恩典。万物如新。我的日常劳作便是命名。我充盈着快乐，以前和将来都无从再次体会这种感受。
记忆一片又一片地回来了，我却悲从中来。如果遗忘轻若鸿毛，那反之便是：每一条踏过的小径，每一句说出的话，每一个发现的知识，每一份亲历的情感，所有这一切，都会重若千钧地回到我身上。生命的窄化乃重力所致。记忆是负担。每一次记忆碎片的返回，我都无比哀叹。
过了八周，我终于再度习得关于我是谁的种种细节，迷失在这奇妙之中。我记起了外公和我妈的故事，还记起了一个小小的时刻：我妈握着我的手，放在一碗水的上方，教我如何为水赐福。在这一刻的记忆里，我并没有聆听，而是任由自己沉迷其间，感叹我们的手竟如双生子一般相似，虽然我的手指比她的手指多长出了一根头发丝的宽度。
记忆中，我每天都在为水赐福。处于失忆状态的我逢人便说，那就是我的传承。
数周后，犹如影片播放时声效的迟滞，我这才记起我应该隐匿自己是谁这件事，我妈始终都是这么要求我的。
我对我妈最初的记忆，就是她板着脸，俯视着我，要我发誓不会告诉别人她是巫医，她的父亲、她的祖父、她的曾祖父是巫医。
可是，置身于我们家私密的圈子里，我们都可以自由地为水赐福，剪切鲜花，梦见亡者，将祖辈传承给外公的东西牢牢地搂在怀中，而对外界，我们始终隐匿。她说那是为了保护我：“藏起来总比被人误解来得强！为什么要给敌人递刀子？”我妈认为我们都会成为弃儿，被人说成满脑子迷信、头脑简单、没有教养，那些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就会对我们实施暴力。她亲身经历过这一切。
在这记忆深处，我发现我对我妈要求隐匿的看法所作的阐释令我羞愧。我的理解是，我们身份上的错难以向外人道。可当记忆回返，虽然我还记得那羞愧的形状和重量，可羞愧的刺痛感却已消失。我丧失了隐匿的冲动，我就是个棕色人种的女人，生我的也是个棕色人种的女人，她的父亲穷困潦倒，却说自己拥有移动云朵的伟力。
当欧洲人端着枪、牵着狗，夺取了这片如今被称为桑坦德的土地时，带来了疾病和战争，有些部落便落荒而逃。巴里人的土地曾扩展至桑坦德，后退至如今的委内瑞拉，乌瓦人则越逃越高，躲入山区，躲入云雾森林，在那儿躲避了两百年之久。
下面是曾生活于奥卡尼亚地区的部族名称，西班牙人向国王报告说他们均已灭绝：塞塔玛，布哈雷马，卡拉西卡，勃罗塔雷，比乌希塔雷，希纳内，玛玛内，卡尔奇玛，提乌拉马，库库利亚马，阿斯库里亚马，布尔加马，喀拉喀喀，艾克拉玛，恰玛，比萨雷玛，布库拉玛，阿纳拉玛，卡尔克马，图斯库里亚玛，塞切拉玛，蓝谷夏马，骚塔玛，奥卡马，卡拉泰斯，谢尔戈马，布罗马，奥拉西喀，布内洛马，比塞拉，埃尔科萨，阿伊塔拉。
可他们并未灭绝。
西班牙人捕获这些部落的男人和男孩，将他们分开，遣往遥远的金矿，这些部落居民便和其他语言不同的土著人一起干活。西班牙王室下令，子民凡征服任何土地，便可成为那土地的王和主人。西班牙人肆无忌惮地分割土地和财宝，其中也包括土著人，好像人就是可随意分配的物。
据说，土著人是自由的，但他们都得免费劳作，以换取“保护”和上教义课的权利。1629 年，奥卡尼亚有 576 名土著人被困在各个领地内。几个世纪之后，也只是名称改了改。西班牙人将从土著家庭那儿偷来的土地又租给了土著，说只要有作物产出，便会购买，但价格低廉，而租金总是超过土著家庭的承受能力。土著人陷入了永久的债务循环之中，若是不愿还债，就会被关入大牢。同时，方济各会僧侣为土著儿童开设寄宿学校，这样一来，西班牙人环顾四周，就会说奥卡尼亚的土著人已经没了。纵观早期的几个世纪，西班牙人强奸土著女人不会有任何后果，村里全都是梅斯蒂索人。母亲的债，就由孩子继承了下来，而且他们很少会得到父亲的承认。若是他们不愿放弃土著传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认定这种传统是恶魔崇拜和行巫术——而且不愿接纳基督教会，掌握审讯权的村官便会百般折磨这些新出世的拥有一半西班牙血统的孩子。
我去过卡塔赫纳宗教裁判所，见识过那里的古老器具。全国各地的“异端”都会被送到这儿来，绑在火刑柱上焚烧。铁链，尖桩，镣铐，锋利的大铁钳会放在炭火上炙烤，放在女人的胸脯上，死死钳住乳房，想到此情此景，我的乳房也在隐隐作痛。
面对此等暴力，哥伦比亚全境的梅斯蒂索人要么选择消失，要么选择和一代白似一代的人结婚（所谓的改善人种，如今还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抑或爱上所爱之人，在周身编织隐秘的蛛网，以求存活。隐入黑暗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外公和他的祖辈都出生于山区，可谓大隐隐于市的一脉谱系。长久以来的遭遇让他们习惯了隐藏自己。他们所记得的知识和传统在暗室中，通过窃窃私语传给了遴选出来的孩子。火刑虽早已不再，那些孩子却仍如往昔一般存留着怕被看见、被发现、被焚烧的恐惧。数百年来，巫医谨守着这方沉默。他们还添加了自己的故事，自己创作祷词和歌曲，再糅合一点西班牙的智慧，将这新的世界纳入神圣的现代等级制之中，从而创造出第三样东西——既不属于土著，亦不属于西班牙，而是第三种文化。
我知道，在哥伦比亚的其他地方和整个大陆，女人都能获取知识，成为巫医，不会被说成灾祸的源头。但在哥伦比亚的这个区域，女人不得拥有权力，这法究竟是土著传承，还是西班牙的传承，我无从知晓。
我第一次告诉我妈，想把这一切全都写出来的时候，她勃然大怒。她冲我吼叫，生怕我会揭示秘密，引发他人对我的评判，毁掉我的生活。我让我妈放心，说我会向她汇报，只写她让我写的东西。我求她理解：我必须将发生在我、她、我们、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事情写出来，无论结果如何。她挂了电话。我就一直给她打。过了一会儿，我爸接起电话，问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因为我妈让他告诉我，她再也不会和我说话了。
我们娘俩以前也吵过架，但这次不一样。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有点咋咋呼呼，我妈大吼：“你不是我女儿！”我吼回去：“行，让这灯，让这炉子当我的妈更好！”我们半在吵架，半在构思骂人的话，我们知道这些骂人的话以后都能一笑了之。她这人喜怒无常，是个暴脾气。我呢，执拗，心气高。我们深爱彼此、信任彼此，都很清楚我们可以展现自己的怒火，却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的爱。
这次她在电话里甚至都没冲我吼，这就意味着我是真的让她心烦意乱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害怕她会说到做到。
也有治疗遗忘的方法，其中一种是把一面镜子放在枕头底下。我妈说她再也不和我说话之后，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取出了我妈的小手镜，她习惯把镜子塞在床边，而我则把镜子放在枕头底下。大部分时间，我都把这面镜子藏在那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相信镜子拥有力量，但我相信镜子能映射母亲的行为及其思考，能映射枕头和头枕在上面的重量，她自己就曾努力回想过这些情况。
这是一小块陈旧的圆形玻璃，四周镶了银边，背面的黑色珐琅隐隐现出一朵朵玫瑰。镜柄的镶银工艺也很不错，使金属显出柔韧纤薄的外观，仿佛绣了花边。我恢复记忆已有五年之久，身体由于重力的作用而变得沉甸甸的，本来对不再遗忘备感悲伤的情绪，已被无尽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所取代，只渴望更多的回忆、更多的重量。我想埋葬于层层的回忆之中，回忆太沉重，使我无法动弹。我渴望母亲的记忆、外公的记忆、祖辈的记忆。我进入了梦乡。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外公。他一袭白色亚麻衣衫，仍旧是去世时的年纪，六十三岁。我生怕他会对我说，他不想别人去讲述他的的故事，就像我妈那样。可他反而握起我的手，我俩瞬间就被传送回哥伦比亚的布卡拉曼加，来到母亲生活过的第二栋房子里，我们跑向一间又一间屋子，外公就在那儿笑。他语速飞快，我听不清，双手也跟着颤抖不停，刹那间我们又来到了后花园，他指着山坡下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我清晰地听见他说：“就是这儿。”
看来我放在枕头底下的镜子起作用了，我把这个梦说给了我爸听，知道他会再转述给我妈。就在那周，我妈打来电话。她没道歉，只是说我们必须一起回一趟哥伦比亚，这将有助于我写这本书。
而后，电话那头一片沉寂。
我妈等待着，看我是否会让她道歉。我没那么做，只是听着她的呼吸声，问她是什么意思。
除了我的梦，还有其他人的梦。我妈和姨妈佩尔拉、纳伊亚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都梦见了外公想要掘出自己的遗骸。这是一场共享的梦，共享的梦就是真理，因为和你独自体验的梦不同，共享的梦经过了同行评议，确立了有效性。
那场梦之后，我们在电话里变得比往常要平和、安静。我和姨妈们一道剖析梦境，比较细节，分析每个场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所有的梦境当中，外公都是一袭白袍。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衣服所指为何（其中一个梦境里，他的衣服破破烂烂，另一个梦里则是纯洁无瑕，第三个梦里衣服更像是由光织成，而非真实布料），但我们都确信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女儿们做的这些梦里，外公都要求将他的尸骨挖掘出来。
我们开始准备挖掘外公的遗骸。
话一出口，我们就觉得势在必行。本来只是想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则是计划怎么将外公挖出来。
“我们要告诉墓地吗？”
“这得花多少钱？”
“我们拿尸体怎么办？”
没有答案。我妈对我们说：“没关系，跟着梦的指引走，就这样。”
接下来几天，我们厘清了日程，和相好们道别，借钱，买飞机票，预订酒店。我们娘俩将在哥伦比亚至少待三个月。我们的集体任务就是挖掘外公的遗骸，而我的个人任务是回忆。我不对任何人说，只是自己思索，我的求知欲特别强烈。
我妈向来喜欢在最后一刻给大家指示：我们必须秘密挖掘外公。直到发现他在躲避什么人或什么东西。
移动云朵的人
外公是个巫医，但我确定他会乐意让我使用一个礼貌的词：顺势疗法师。他的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
拉法埃尔·孔特雷拉斯·阿尔丰索
顺势疗法师
治疗各类疾病：
糖尿病、肥胖症、鼻窦炎、癌症
巫术由科学中心批准
文字左侧印了一张外公的黑白相片。他头发蓬乱，神情狡黠，嘴角一侧略略皱着，还穿了西装，打了领带。
我总是在读到最后一行时笑场。我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但还是会说：“妈，哪门子科学中心啊？”
我们娘俩都没忍住。“好吧，科学中心就是科学中心！”
故事是这样的，并不存在所谓的科学中心。外公把它印在名片上，是为了让心存狐疑的客人相信他的才能。但也不仅仅是这样：外公是个文盲。
外公的名片
外公的才能虽少，却都很厉害。他知道怎么签自己的名字，善使锤子，能算数，还懂得如何编故事。
那些戏本、书本或祷文，只要听上一遍，他就能信手拈来。外公一遍遍锻造这个技能，以期能当上巫医。他零零星星地听来必要的祷词和植物知识，如果无法立刻准确无误地复述一遍，就没人会将下一个秘密说给他听。
他记忆力惊人。不仅是各种秘密，还有他爱听的故事，这些都是他通过让自己的孩子（除了我妈，其他孩子童年时期都认为他们的父亲是识字的）大声念给他而记下来的。
他喜欢引用莎士比亚：“世界是个舞台，各色男女皆为戏子……”
我妈说我们仨，她、外公和我，在这一点上很像，全都沉迷于同样的东西：入迷的听众，巧妙的情节，不动声色地牵着听众的鼻子走。
他们说外公的长兄路易斯魔力最强。但只有外公能移动云彩。
姨妈和舅舅们全都亲眼见过，却都记不太清。
我妈说他向四个方向致敬，轻念祷词，祷词从他的牙缝里慢慢挤出。佩尔拉姨妈完全不记得外公向四个方向致敬这回事，但她确实记得他举手向天的那个动作，手掌朝上，指挥着云彩移动。外公时常为求雨的农民移动云层，也会为我妈这么做，因为我妈是他最喜爱的女儿。
但事情并不总是如此。
我妈刚出生的时候，外公差点杀了她。
外公和外婆是 1946 年在奥卡尼亚相遇的，那是一座窝在东山山区里的小城。手工砌成的灰泥房点缀在山间，地下若埋着宝藏，地面就会闪闪发光。扫帚都是倒着放的，以阻挡巫婆。入夜，街上阒无一人，时常会听见西班牙人及其胯下马儿的幽灵沿着殖民时期的石子路踢踏前行。就在村外，海拔更高处，有几座隐秘的洞穴，里面安放着本地最早一批居民奥罗托内斯人的遗骨。他们的尸身裹着白色棉花，数世纪以来未曾有人扰动过。我们都知道，奥罗托内斯人修的路都是从一处重要的宗教中心呈螺旋状发散开来的。即便如今，奥卡尼亚仍然是生死两界混居之地，当地人与鬼魂有着长达一辈子的情谊。
1946 年，外公第一次见到外婆，外婆那年二十二岁，外公二十四岁。她在十字架国王山自家屋前的山坡上劳作，十字架国王山是奥卡尼亚的一座山。这座山和富饶的山谷完全没法比，山归山，山谷归山谷，所以有时候，奥卡尼亚人会用十字架国王山来指代整座山，有时候又用来指代山区里的贫困居民区。外婆肩头扛着扁担，扁担上挂着两个满满当当的水桶，压得她直不起腰，走到路弯的陡坡处时，外公来到她面前，介绍了自己。她没有放下水桶，就这么看着外公。外公摘下帽子，深鞠一躬。
外公被她身上纤薄却扎实的肌肉，以及眼神中的桀骜不驯深深吸引。在外婆炽热的目光凝视之下，外公告诉她说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总有一天会为他生儿育女，说完便戴上帽子，转身离开了。外婆原本讨厌他，可此时却望着天空，勾勒着他朦胧的身影——已经有人在想念他了。于是她头脑发热，把他叫了回来，说了自己的名字，让他在何时、去何地找她。
外公去她家见了她，但并非正儿八经地见面。他透过院子外墙的墙缝和她谈情说爱。一天，外婆的母亲，也就是太姥姥，抱着一堆衣服来后院积满雨水的大赤陶罐里洗，发现外婆正对着土墙说悄悄话：“你吻得我现在还在发抖。”
院子另一边的外公早已逃之夭夭。太姥姥想让外婆成婚，但不能是和外公那样游手好闲的混子，这样的人只会伤外婆的心。
私底下，外公和外婆仍在约会。外婆去取水，他们就在井边相会。他会给她背诵记住的诗歌，每背一首，外婆就允许外公吻一下。婚礼那天，外公从外婆家院子里摘了一朵花，在她家后门边递给了她。他们私奔去了教堂，许下誓愿。教堂长椅空无一人，高高的白烛似葬礼般燃烧。
大暴力期间，外婆每隔一年生一个孩子。大暴力就是始于 1948 年的内战，整整持续了十年，夺走了三十万人的生命。
战争并不稀奇。政治家和史学家总想做出区分，给一场又一场冲突重新命名，其实人们觉得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之间并无不同，可即便如此，也只是将持续不断的暴力状态模糊地称为“局势”。无论官方人士称之为什么，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局势”总会留下尸体、失踪人口和焦黑的农田。这就是他们继承下来的世界，其父辈和祖父辈所记得的世界。奥卡尼亚附近不时会出现大屠杀，田地焚毁，河流染红，天空染黑，人们都躲了起来。一旦暴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幸存者们便会现身。有一种缅怀死者的方式是为生而鼓舞。伴随着歌声和手摇电唱机，幸存者们踏着鼓点狂喝滥饮，舞之蹈之，将烈酒酹于地面以纪念死者。
和战时的许多人一样，外公也有一颗流浪的心。若想活下去，就得识时务。大暴力时期，当全副武装的士兵问你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时，你得知道如何回答。有时候，外公会说：“自由党人。”有时候，又会说：“保守党人。”
风琴手、诗人、耍蛇人游历四境，或步行、或骑驴，前往马格达莱纳河，乘汽船前往巴兰基亚港，乘蒸汽机车前往海岸边高耸的悬崖，或乘火车深入南方，最后靠砍刀开路，进入亚马孙丛林——游荡者寻找的就是一线生机。也有女人在游荡，但距离短，她们带着口信，也就是所谓的巫邮，不过这和巫婆没关系，只是指那些好似神行太保一般、不屈不挠、记忆力惊人的女人而已。女人们历经一镇又一镇，在广场上收拾停当，传递信件。情书谁都能听，生意往来、身体状况的变化、分类广告和普通新闻也都是如此。女人们说到最后一则信息时，会宣布自己接下来会去哪儿，从而搜集下一轮信件，以换取食物、遮风挡雨之所或是报酬。
和这些女人一样，外公也是靠提供服务来挣钱的，但他的服务是治病和占卜。所有人都会聚到村里的广场上，有巫医、乐队，也有叫卖口信的女人、耍蛇人，后者从篮子里舀出长蛇，一边拨弄扭动的大蛇，一边讲述古老的传奇故事。小贩们用服务换服务，村民们也用自家的物品换取所需之物。因此，历经一镇又一镇的外公跑一趟就得四到六个月。
外公女朋友不少。她们遍布于哥伦比亚地图蜿蜒曲折的小径上，点缀着他一年一度前往海岸地区和亚马孙丛林的旅程，他会拜访那儿的巫医和当地部落，收集动植物，用知识和货品以物易物。
外婆想用怀孕来改变外公流浪的心。外婆怀孕十次，外公照样出远门十次。
每次外公不管不顾地离开，外婆就会躲到柠檬树旁的茅厕里，锁上木门。她会歇斯底里地狂笑，笑完又开始哭，直到哭声暂歇，直到笑声又起。
她膝下数量越来越多的孩子全都跪在茅厕外听。他们想和外婆一起笑。“有啥好笑的，妈妈？”他们从没想过外婆是因哀而狂。
外婆从茅厕里出来后，就把孩子们全都聚拢到厨房。厨房里没任何东西可吃，她就柔声柔气地指导我妈去偷邻居家的奶牛，弄牛奶喝，还让孩子安赫尔潜入邻居家地里挖菜，做晚饭吃。
我妈觉得外婆之所以恨外公，不是因为外公不忠，而是因为他不愿待在家里。每次他弃外婆而去，外婆都会对他死了心，发誓再也不让他回来，可一听到他的声音，又总会心软，怒火和哀伤就会烟消云散。因爱而痴的外婆会原谅他的一切，只要他回来就开心。
外公长途跋涉回家，穿得亮白亮白的。他脱下帽子，那是一顶礼帽，是用巴拿马草编织的帽子。他还唱歌给外婆听：“我的黑女人不见了，我在海边伤心欲绝。我美丽的黑女人，她到底会在哪儿？”外公穿的是上好的亚麻西装，从没见过他不戴帽子。太阳落山，村民都来到广场上。他们绕着广场散步，互相打着招呼。若是巫邮、耍蛇人、乐手、小贩碰巧在镇上，村民们就会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每天，外公和家人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跋涉三十分钟，从十字架国王山下到山谷里去，村广场就在那里。
到了广场，外公就会侧过帽子，朝镇上的女人微微弯一下腰，使使眼色，笑一笑。女人们脸上一红，就咯咯笑：“哎呀，那个拉法埃尔，都结了婚，还不定性。”外婆假装没看见。外公戴回帽子，朝她伸出胳膊，他们便绕着广场转上个两到三圈。
十字架国王山时常会举办聚会，外公踏着巴耶纳托和贡比亚音乐的节拍起舞的时候，手上攥着的就是这顶帽子。
外婆活了半辈子，她出生的那个最糟心的地方十字架国王山就被称为绞索山。殖民时期，山顶常被选作不经审判、杀害异端的地点，故得此名。据说整座山都在闹鬼。有时候，空中会飘散着很难闻的气味，一闻就知是烧煳的肉焦味。山里人常会被看不见的手掀翻，无缘无故地绊倒。他们听见过各种各样的私语声。外婆十一岁的时候，教会在山上竖起了一座高达七英尺的基督青铜像，在异端遭处刑的那个地方，基督却敞开了双臂，于是这地方就改了名。在十字架国王山上，只要有微弱的光亮和两三个人唱歌，就可以开始一场聚会。有时候，邻居们会花钱雇乐师，狂欢的声音便引来了其他人，很快人头攒动，呼喊声和音乐声此起彼伏。外公在跳舞的女人背后挥动着自己的帽子，还把帽子举得老高，像是在捕捉一只无影无形的蝴蝶。姨妈和舅舅们后来有一天把这顶帽子一把火烧了，因为他们相信帽子遭到了诅咒。
外公和外婆的彩绘肖像画因时光荏苒而褪色。库库塔，2012 年
大暴力时期结束前两年，也就是 1956 年，我妈出生了，那一年，外公从一年一度的旅程中返回，才得知添了一个孩子。他离开的时候完全不知外婆已怀孕，但八个月后，有精灵透露外婆即将分娩，而这个新生儿将会终结每一个人。
外公火速往回赶。当他划着独木舟加上骑驴，抄近路穿越安第斯山的时候，仍坚信这孩子是个恶鬼，只有他才能拯救每一个人。到奥卡尼亚时，他已喝得醉醺醺的。跋涉回十字架国王山上的家后，他抄起砍刀，撵着外婆追。
外婆几天前刚生完孩子。她一边尖叫，一边跑过屋子周围的树丛，穿过土路，朝她娘家跑去。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捂着裆部，生怕子宫从新鲜的切口处掉出来，孩子就是从这里烙入她体内的。外婆跌跌撞撞地跑进太姥姥家的屋门，插上门闩，把孩子塞入她的手中。“快藏起来，妈！拉法埃尔要杀我们！”
太姥姥让外婆藏到井边，扶着外婆从内院泥坯墙上的窗子爬出去，就是外公曾和外婆谈情说爱的那堵墙角有裂缝的土墙。太姥姥返身走入室内，把常年披在肩头的披肩扯下来，将外婆刚生的孩子裹得严严实实。这条披肩本来属于她的妈妈，更早之前属于她的太姥姥所有。太姥姥轻声祈祷，把孩子藏到了床底下。软软的襁褓滑过地板，她听见轻轻的砰的一声，襁褓抵住墙面，停了下来。孩子既没哼哼唧唧，也没哭闹，太姥姥知道自己的祈祷起作用了。外公推倒前门的时候，她心平气和，外公又是咆哮，又是推倒家具，冲入卧室，撕扯床单，趴在床底下往孩子襁褓的方向瞅，而她心如止水。外公一无所获，便气咻咻地冲出太姥姥家，手里仍然握着那把大砍刀。太姥姥等了一会儿，抱出孩子，孩子毫发无伤。她打开院门，让外婆回来。过了一会儿，外婆从树底下走了出来。在屋内坐定之后，太姥姥便对她说，她丈夫被人下蛊了。
“我和你说过那男人花心。他肯定跟一个巫婆缠上了，看看那女人都让他干了什么。这孩子以后肯定能把他拴在你身边。”
过了很久，外公又回来了，一脸的困惑。他说他失去了时间观念，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裤子上为什么都是烂泥。
那些年，我一直在就这件事问我妈，她从没承认自己有过被背叛的感觉。和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她也相信即便父亲想要杀了她，也是因为中了邪。
我妈七岁那年，一有机会，就会提醒外公他差点干成的那件事。她想要什么东西，外公要是不给，她就喜欢拿这件事取笑外公：“哎呀，肯定是这回事喽，一开始你就想把我杀了，现在又这样。”
我妈想要一只幼狮。她认为外公出远门，很容易就能弄到。外公回家，最让她高兴的就是这件事。外公曾经给她带回过一只拴着绳的猞猁、一只会骂娘的鹦鹉、两只装在木箱里的猴子、几只夹在腋下的犰狳、几条长长的蜥蜴、一条蜷缩在大号编织篮内的蟒蛇。
蟒蛇没人喜欢。外婆不想让蛇进屋，但外公说这蛇只要吃饱喝足就不会伤人；而且，他才是一家之主，要是没人想要，那蟒蛇就是他的宠物。于是，蟒蛇就这样待了下来。
这条十二英尺长的蟒蛇皮肤粗粝又油滑，身上缀着浅棕色的圆圈。它在屋子里四处游走，将灰尘扫来扫去，留下抽象的图案。每隔七天，外公就会给蛇喂一只鸡或一只毛茸茸的白兔。吃完之后，蛇就变得动作迟缓，昏昏欲睡。我妈还能看见那一小坨食物沿着蛇身缓缓移动。
蛇大白天也睡觉，这时候，外公的客户，那些害相思病的，想要终止妊娠的女人，想要怀胎的女人，饱受癫痫、性病、发热之苦的人，中了邪的人，在客厅里排成一圈，一直排到了门外，就这么静静地等待着轮到自己。炎热的午后，我妈的兄弟姐妹都坐在蟒蛇又长又软的身子上，远离长相邪恶的蛇脑袋和硬邦邦的蜷起来的蛇尾巴。他们打量着外公的病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就这么打发着时间。他们喜欢偷听那些人遭了哪些罪，观察他们离开时的神情。有时，等到离开的病人走远，外公就会蹲下来，向孩子们悄声汇报：“那男人没治了；那女人三天就会恢复；可怜的男孩，离死不远了。”
等待新病人从外公的诊疗室里出来的那段时间，姨妈和舅舅们都在打牌，主要打战争牌。他们把牌往地上甩，琢磨着皇后和国王在谁手上，彼此拌嘴、欢呼、秘密结盟，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换牌，直到地面移动，纸牌滑落。他们低头一瞅，发现蟒蛇（他们坐在蛇身长条形的大块肌肉上，喜欢说那是他们的椅子）在动，把他们扫了开去。他们惊声尖叫，颤颤巍巍地跑开了。蟒蛇还活着、还在动的感觉始终萦绕在他们周身，害得他们晚上都睡不着觉。姨妈和舅舅们全都醒着，喘着粗气，总感觉那条扭来扭去的蛇已经钻入了他们屋门紧锁的房间内。他们臆想着那蛇正贴着床单，生怕自己小命不保。但第二天，他们却又坐到了蛇身上。
蛇胃口奇大。后来外公只剩下一只鸡，又懒得整天去给蛇寻猎食物，便决定将蟒蛇放生。同外公带回家的其他所有动物的命运一样，这条蟒蛇也被放生到了屋后的山林里。
有时，等到离开的病人走远，外公就会蹲下来，向孩子们悄声汇报。
外公这人做事冒冒失失，但外婆觉得他能改。
“他又要离开了。”我妈每次都会这么提醒外婆。
“不会，他会留下来的。”外婆说。
外婆怀孕就没消停过，将外公的一部分困在自己体内，这逐渐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和责任，但外公该离开还是离开，并指责外婆占有欲太强。一旦上路，无拘无束，外公便活得自由自在。可一旦觉得孤独，想念外婆给家人和这个家营造的安全又舒适的环境时，他就会回家。他从没考虑过他给外婆造成的苦痛，每次想拿什么东西就拿，还很暴力。在寻求自己生命的快乐时，他时常盗窃别人的快乐，尤其是外婆的快乐，而他却认为外婆受的苦全是自找的。
外婆想过离他而去，却又对离婚女人遭受的白眼心有余悸。有一个离异的女人住在马路那头，独居于茅棚内，没人和她说话。男人说她是破鞋，因为她已非处女；由于已无贞洁可保，有时还会遭到强奸。有时，她会来到外公外婆家门口，想让外公帮她掐灭体内的那个生命。外婆要外公免费给她看病，他照做了。因为做了这事，他就会拍拍自己的背，意思是自己和村里的其他男人不同，但他既任性又残忍地无视自己随心所欲所造成的代价，他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弄把枪吧。”外婆诉苦的时候，我妈就会这么求她，“谁敢伤害你，你就打他。”外婆没这勇气。“别人会怎么说？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那谁来照顾你？”我妈痛恨她母亲的丈夫，却又深爱自己的父亲。她就这样生活在复杂涌动的情感之中。
“妈这人傻。”外公回来时，我妈对外公说，“她不知道怎么让别人尊重她。我要是她，就会把所有的衣服烧掉，把你赶走很长一段时间。”
“你何止这样，我的小山兽。”外公说，“出生的时候，你怎么不是个男人呢？送到我这儿的男人个个都像小女人。可你，我就想带你去打猎，教你东西。”
我妈知道他说的教就是教秘密的教，于是就恳求父亲为她打破规则。她比外公认识的任何男人，无论老少，都要聪明、狂野，她不仅想要知晓秘密，还拥有掌握魔法的天资。有时，她在梦境里可以预知外公何时回家，她还发现自己知晓他人的过往，虽然那些事别人从未透露过，但她看那些人就像在读一本书。她无法理解，生而为女人，为什么就得被排除在自己所属的这个血脉之外。外公摇了摇头：“这个知识不能给女人讲。谁知道会发生什么灾难？不行，最好就到我这儿结束吧，我可以自己来面对后果。”
外公或许是想成为最后一代，但他经营起自己的生意来却是异乎寻常地投入。他治好了一名心灰意冷的牙医，牙医对自己胸口的郁积烟消云散备感欢欣，还给外公提了些专业建议，外公听得很仔细。
“你知道怎样改善自己的生意吗？”牙医问。氛围。
牙医把自己办公室的装潢描述给了外公听：挂框的牙齿示意图，豪华的皮椅，专业工具都展示在清澈透明的罐子里或消毒后陈列在钢制台架上。我妈现在不记得牙医长什么样了，只记得他是个高个子，是白人。外公只有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堆药草，两把相对放置的椅子，一扇敞开的窗户，射入了一方平行四边形的光线。他把酊剂之类的液体盛放在普通的玻璃水杯里，没什么噱头。他拥有看破天机的能力，其他什么都不需要。
牙医问外公：“如果你拉起黑色窗帘，在角落搭起祭台，点上蜡烛，放上串珠，会怎样？你懂的，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的病人感受到‘那种氛围’？”
牙医告诉外公，有了恰如其分的氛围，他就能理所当然地提高费用。外公有一大家子人得养，他琢磨着牙医的话。
“你觉得那能行吗？”
牙医点点头：“我可以给你弄个头骨过来。”
头骨来自医学院，属于某个将自己的身体捐给科学的无名氏，现在却无意间被捐给了魔法。依照牙医的建议，外公在小桌上铺了块黑布，将头骨放在匆忙搭起的祭台中央。
“谁的头骨？”舅舅和姨妈们都想知道。
外公没有回答。
“爸，你觉不觉得还是不要用这个头骨更好？”我妈问。
外公让她过来，悄悄对她说：“女儿啊，我不是真用，只是放在那儿做样子的，把它当成我办公室一角的植物就行。”
牙医时不时地光临，提出其他有助于烘托氛围的装潢建议：“巫毒娃娃怎么样？”
我妈站在外公办公室外偷听。外公对她讲过这头骨的真实出处，但让她发誓保密。如今，每当牙医过来，她都会偷听他们的谈话。
“我办公室的氛围就是让人感受到我是一个能力很强、知识渊博的医生。”牙医说，“你难道不觉得，如果你在这个角落挂一串蒜瓣，再在凳子边上散放几个巫毒娃娃，大家进了你的办公室，心里就会说，哇，这人是不是很有能耐？”
我不是真用，只是放在那儿做样子的，把它当成我办公室一角的植物就行。
成串的蒜瓣与治疗和医学毫无关系，但外公确实挂了几串风干的药草。他让我妈进办公室再出去，让她说说他把药草从一堵墙移往另一堵墙，哪个感觉更好。我妈没当他的面笑过，但她对我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是笑了。尽管显得花哨，而且华而不实，但外公的那些新玩意儿确实让人愿意掏更多的钱出来。外公做预测不需任何东西，但为客户和氛围着想，他会时不时地走到头骨那儿，向它问问题：“稍等！这头骨属于一个法力相当强大的巫医，它会很快给出答案。”
牙医再次来拜访的时候，给外公看了自己的名片：“堂拉法埃尔，看，这张小纸片上有我的名字、职业、办公室地址、专长。我见了某个人，把卡片递给他。接下来的事我都知道，新病人会找上门，那人再把我的名片给别人，我就会多出两名病人。”
这个发明给外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花了一整个下午，外公说，牙医写。我妈听他们翻来覆去打磨外公的名片，甚至还虚构了科学中心，在他们看来，这一妙招可以事先给胆敢不信外公能力的怀疑论者当头棒喝。外公在牙医印名片的地方印了自己的名片，还拿了个折扣价。
2012 年，我去墨西哥城父母家的公寓看我妈，然后去了哥伦比亚，着手把外公从地下挖出来，我觉得他的陪葬物应该都幸存不下来。1984 年，是我出生的那年，但也是外公的孩子开始出一连串事故、发生倒霉事、突然生活失调退化的一年。半数家人都很清楚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另一半家人则想起了外公发出的警告——如果我妈知道了秘密，灾难就会降临。在他们的想象中，巫医祖先愤怒不堪，终因我妈不正当获取知识而采取了报复手段。我觉得这能想得通，将损失，不可思议的损失，或者感受到的威胁，解释成外力会更容易。因此，外公 1985 年 6 月去世之后，指责我妈的半数家属认为外公的私人物品和我妈都会带来霉运，唯一避免厄运降临的办法就是和这两人斩断来往，于是属于外公的东西全都被烧了。
到了我妈公寓的门口，我就站在行李箱边上，摆弄着机场标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自从恢复记忆以来，已过去五年，可我仍有无根的感觉。我经常低头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就好像那是别人的手，时常，当我衡量自己的观点，顿觉舷窗太小，所见有限，盲点处，舷窗边沿早已磨损，便会有种受困之感。我经常会想起自己的两重性：我失去记忆的时候是一个人，恢复记忆以后又是一个人。我在两种感觉之间摇摆不定。我的精神因此而备受折磨。不仅是因为“飞行”：力竭之感我始终挥之不去。我让目光落到我妈的伊西斯女神像三英尺宽的泛着蓝点的金色翼翅上，伊西斯女神是亡灵的保护神，神像就安放在进门处的案几上。我面对着我妈，她那墨黑的头发、洞见一切的深棕色眼眸。
我妈将双手合在我的手上，似乎能读懂我体内的焦虑。她对我说完“旧圆已经闭合，新圆正在开始”后，便将我领入房内。
跟在我妈身后走，便陷入了身为她女儿的那种熟悉的舒适感之中。我喜欢她这种掌控的方式。我看着我们双手相握，又看了看客厅的沙发，我看见父亲把他日益增多的盗版影碟摊开在沙发上，有的影片刚刚在美国上映。
进入我妈的卧室后，她要我坐她床上。我笑了笑，感谢不用自己做决定。我们共有的失忆体验始终都在我的脑海中，我想问我妈，她对失去记忆是怎么想的，她对记忆的缺失有何感受。但我没勇气、也没精力在看着她的同时去思考这些问题。我只能让头脑放空，试着将自己交给呈现于面前的这个世界：我妈跪在柜子前，打开柜门。
无论我妈所居何地，这柜子都是她保守秘密的地方，能被带到这儿来实属荣幸，就像受邀进入神庙一窥究竟。隐藏于衣服间的有护身符、水晶、石子，也许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妈的右臂没入了挂在那儿的丝绸和羊毛衣物当中。她没找到想找的东西，于是就抽出一个抽屉，把它放在地板上。抽屉里都是围巾和小盒子。她在围巾里翻找，直到露出了一方红色的手帕，它被折得四四方方的。她俯身到我身边，把手帕放到我的膝头。我不明白她要向我展示什么，我屏住了呼吸，她用手指拨了拨僵硬的手帕，似乎这手帕已有许多年没被触摸过了。
她展开四四方方的布料，告诉我：“这是你外公的手帕。”
红色亚麻布的中央安放着外公的名片，已然泛黄。我倒吸一口凉气，侧过脑袋从各个角度看，就像在博物馆内面对不得触碰的遗物一般。上面有字，我没辨认出来，我的目光落到了左侧外公的黑白小相片上。他的眼睛犹如一抹黑墨水。我心想，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照相的时候，是否知道我会在 2012 年低头凝视他的脸，我想知道答案。
我妈拿起名片，看了一秒，就将它递给了我。
“你把这个给我了？”我很感激，但也诚惶诚恐，“他要是缠着我不放怎么办？”
我妈笑了起来：“他不会缠着你，你是我女儿。但他会经常去见你。”
我冲着她笑了笑，把名片凑到鼻子底下，希望捕捉到外公的气息，但我只嗅到母亲的气息。她甜甜的玫瑰味儿，有股隐隐的锯齿感，就像里面搅入了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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