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与拓荒——纳粹主义在德国与欧洲

来源: 历史学人

征服自然: 水、景观与现代德国的形成  【美】大卫 · 布莱克本

暗黑荒野

1930 年代，普里皮亚特沼泽横跨波兰与苏联交界的边境地带。这片沼泽约有10 万平方英里，是（至今仍是）欧洲最大的湿地。这一地区遍布草本沼泽、酸沼以及正在演变为酸沼的湖泊，主要植被是柳树与芦苇，间或点缀着沙丘或者松树、杨树、赤杨林带，这个地区的波兰语名称“波里西亚”（Polessia）或“林地”就得名于这些林带。施托克霍德河（Stochod）等普里皮亚特河的支流有“百道河”之称，它们从四周高地汇入浅盆地。这些蜿蜒的河流成为这个地区独有的特征。每年3、4 月份，凌汛以及融化的雪水致使河水暴涨，漫过浅滩，淹没周边的土地。随后形成的水乡泽国与排干之前的奥德布鲁赫极为相似，只不过规模要大得多。狼与野猪出没于丛林地区，野鸭与大雁铺天盖地，蚊虫更是找到了理想的繁殖场所。几艘以木材为燃料的轮船从平斯克（Pinsk）的港口出发，搭载乘客或是拖曳大木排，穿梭在普里皮亚特河和霍林河（Horyn）等大江大河上。小河只能通行平底木船。普里皮亚特沼泽的大部分地区只能冬天前往，因为那时浅水的湖泊与水道都已结冰。

1930 年代的游客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美国地理学家路易斯·博伊德（Louise Boyd）就是其中一位。1934 年，她参加华沙举行的国际地理学家大会，曾来过这一地区，还写了一篇关于这片“荒凉偏僻”的沼泽的颇具浪漫气息的报道。她注意到那里“一片寂静，偶尔传来的桨声或汽笛声才会打破沉寂”。她还对那里的居民很感兴趣，钦佩地谈及他们的足智多谋和乡土知识。德国地理学家马丁·比格纳（Martin Bürgener） 来自但泽， 为人不苟言笑。1939 年， 他出版了一部关于普里皮亚特沼泽的书。他曾于1930 年代中期走遍了这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也被这里的美丽风光所打动。不过，他将这个地区说成是“欧洲最落后、最原始的地区”，这听上去不像是赞美之词。比格纳在这片“暗黑荒野”看到的是一大堆问题：混乱的水道，昆虫害兽猖獗，以狩猎、捕鱼或原始农业为基础的脆弱的经济，以及“不可救药地冷漠，浑浑噩噩”的居民。毕竟这里是——大概是——斯拉夫人的发祥地（Urheimat），无论如何，德国斯拉夫语言文化学者马克斯·法斯默（Max Vasmer）的这个观点得到当时许多德国学者的赞同，比格纳就是其中之一。在两战之间年代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学术争论中，斯拉夫人种可能来自于这片“荒野”的观点并非无足轻重的话题，它支撑着另一个更靠不住的观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先踏上北欧平原的是现代德国人的直系祖先——白肤碧眼的条顿部落。条顿民族（Urgermanen）理论始于40 年前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v Kossinna），到1930 年代已成为德国正统观念的一部分。比格纳对普里皮亚特沼泽的描述十分巧妙地蕴含着这种理论的中心论点。在他看来，这片土地上唯有保留着早期“条顿民族”遗迹的几处地方才摆脱了“混乱”的居住模式，唯有后来的德国移民耕种过的土地才能看到“示范”农业的痕迹。

普里皮亚特沼泽

比格纳看到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办法。这些方案包含常见的现代德国水利目标，而且是激进的目标。他建议，普里皮亚特河及其支流应该实施整治。开凿合适的排水渠，排水后河谷中的冲积土可以建立起堪与荷兰、丹麦相媲美的养牛场和乳制品业。开垦后的草本沼泽可种庄稼；酸沼中开采的泥炭将提供宝贵的能源。比格纳无视日益下降的地下水位， 眼里只有光明的前景。“ 我们坚持认为，”他自信地断言，“全面改造波里西亚，最终将增加至少500 万英亩的农业用地。”

那么是谁阻碍了这一美好前景呢？比格纳将责任归咎于3 个对象：斯拉夫人、犹太人以及波兰政府。他的著作始终立足于一种种族假说：普里皮亚特沼泽的斯拉夫居民软弱、被动，“束手无策”，“注定不懂真正的耕作”，无力改造周围环境。这种陈腐观念沿袭了19 世纪的陈词滥调， 它认为德国人“ 强壮”“ 进取”， 而斯拉夫人“软弱”“消极”。另一种由来已久的旧观念认为，沼泽就像试金石，证明技艺精湛的德国人远胜懒惰的斯拉夫人。在比格纳之前80 年，最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描述了条顿骑士如何“跟变幻莫测的维斯杜拉河做艰苦卓绝的斗争”：

维斯杜拉河与诺加特河之间的回水湾有大片沼泽，每年春季这里都会成为一团糟，冰雪融化，洪水泛滥，淹没了密不透风的芦苇。徒步信使带来了大祸临头的消息， 更让人恐慌的是， 洪水漫延虽然缓慢， 最终将淹没大片的森林…… 奥得河……靠数代人的劳动，驯服了凶悍的河流。两岸修筑起连绵的堤坝，这些堤坝受严格的堤坝法规保护，农民堤坝监督员和巡视员负责维护。

就这样，维斯杜拉河下游的土地得以开垦、受到保护，变成富饶的粮仓。1772 年瓜分波兰后，腓特烈大帝在西普鲁士兴建排水工程，恢复了日耳曼人昔日的荣耀，“正如最早的日耳曼征服者从急流中拯救维尔德（Werder） 的玉米地， 如今， 内策省（Netzegau） 从繁荣的布隆贝格附近的沼泽中崛起”。

维斯杜拉河

特赖奇克的著述直到20 世纪仍有大量读者。特赖奇克的同时代人、如今已鲜有人知的马克斯·贝海姆·施瓦茨巴赫（Max Beheim-Schwarzbach）， 也将“ 勤劳德国人营造的新绿” 与波兰的“湿地和沼泽”作了一番诗意的对比。1870 年代后，坊间出版了数百本关于霍亨索伦王朝殖民者及其中世纪先辈的著作，德国人与波兰人的差异已是老生常谈，反映了对东部的成见。德国人种庄稼、养牲畜，斯拉夫人生活在多水的基耶茨（Kietz），靠捕鱼为生。凭借“有步骤的排水工程和修堤筑坝”，“先进的德国边区村落”取代了“ 林地和湿地”；通过“ 移民持之以恒的努力”， 斯拉夫人“ 危险、偏远的沼泽水涝荒地” 被改造成“ 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牧场”。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卡尔·拉姆布雷希特［Karl Lamprecht］， 战后有卡尔·哈姆佩［Karl Hampe］ 和赫尔曼·奥宾［Hermann Aubin］ ） 整合了关于德国移民的地方性研究，创造出德国优越性的主流话语。德国游记作家的作品中融入了这样的观点，使读者相信历史上东部的德国人是“ 文化的使者和承载者”（Kulturbringer und Befruchter）：他们创造了“文化”（指绿色的田野和牧场、城镇和行会），让土地变得富饶。坊间出现了大量描写东部移民的虚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借助一成不变的老套角色讲述着大同小异的英雄故事。

同类文学作品数量更为可观。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的《借方与贷方》就是其中之一，该书于1855 年出版，到20 世纪依然畅销，书中关于19 世纪波森的章节向读者展现了波兰荒野与德国阡陌纵横的耕地的鲜明反差。小说的主人公安东·沃尔法特（Anton Wohlfarth）刚到波森时，眼前是一片“荒野”：单调乏味的平原上布满沙砾， 大大小小的死水塘星罗棋布。在一处破败的庄园， 他见到自己要管理的几户孤零零的德国居民， 他们已经栽了树， 还用篱笆围出了花园。他组织抵御威胁他们的波兰人（ 始于1848 年革命期间），重拾之前东部德国移民的老本行，“在酸沼中开沟挖渠，在空地安置人口”。回到德国心脏地带后，他满意地回忆起自己在东部的成果：“他成功地将新生活的初绿萌芽带到了未开发地区；他协助建立了本民族的新定居地。”安东的业绩也有贵族芬克（Fink） 的功劳， 后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将一条河流改道，“把贫瘠的沙地改造成绿色的牧场”，德国工程师们和数十名志愿者实现了这个计划，他们用锄头和铁锹唤起了人们对“荒野中的水和绿色牧场”的向往，虽然他们没能击退不守规矩的斯拉夫人。德国人喜欢用颜色来解读景观。斯拉夫人的颜色是灰色，而代表德国人的总是绿色。这些成见在马丁·比格纳那一代人看来具有不言而喻的含义。

针对沼泽地带斯拉夫人的成见中充斥着种族歧视。“ 斯拉夫洪流”便是其中之一，这个词既带有敌意、也表达了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受教育的德国中产阶级当中广为流传。但是，作为时代的代表，比格纳在这个方面走得更远。他接受了1930 年代多产的种族理论家汉斯·君特（Hans Günther）的观点，将普里皮亚特沼泽的斯拉夫人划为典型的“圆头型”或“东波罗的海”人种，因而“不具备拓展生存空间的实力或力量”。这种纳粹式种族主义伪科学坚称血统决定一切。用另一位地理学家威廉·格罗特吕申（Wilhelm Grotelüschen）的话来说，景观就是“民族文化的镜子”。比格纳显然也采纳了这种观点，它是1930 年代德国地理学经历“重大思想转变”的典型产物。地理学家们很快采用了纳粹主义的话语：血统、土地、生存空间以及最重要的——种族。比格纳可能比有些同事要克制一些， 与汉斯·施雷普弗（Hans Schrepfer） 不同， 比格纳从未把希特勒看成是种族和环境领域的权威。不过，他关于波里西亚斯拉夫人起源的看法，明白无误地表示“有必要考虑有意识地控制这一劣等种族堕落的繁殖力”。这番充斥着恫吓的话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从中不难看出比格纳是如何将旧的种族成见融入纳粹主义种族思想的。比格纳提及繁殖能力，让人想起长期以来将斯拉夫人等同于“沼泽居民”的观点，这是带有强烈性暗示的联想（娼妓是“沼泽之花”，她们是“沼泽地”和“湿地”的居民）。比格纳笔下的“控制”所用的字眼是Eindämmung（拦蓄，限制），这个术语通常用于修建大坝或围堰防御危险的洪水，这让人不禁想起“斯拉夫洪流”。不过，他将这个术语与“堕落的繁殖力”和“劣等种族人口”混用，表明它蕴含着现代的、伪科学的、必定是危险的纳粹思想。我们由此想到，希特勒否认身患不治之症的人也有生存权利，还要“竖起一道大坝来阻隔性传播疾病的进一步扩散”。比格纳将旧的偏执与新的种族思想交织在一起，用萧条、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来描述这片土地和居民。这种毫不掩饰的表述方式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需要清理（Säuberung） 的不只是普里皮亚特沼泽的水道。

谈及这一地区的犹太居民时， 比格纳的口吻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这部分人口大多集中在城镇和村落，约占总人口的10%。比格纳将他们说成是“与景观格格不入的一小撮寄生者”，靠寄主生活的“另类”。到1939 年，这种说法和观点已经成为德国人著作的固定套路。在涉及所谓的东欧犹太人时尤其刻薄。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也获准穿越德国前往不莱梅，再从不莱梅前往新世界，但必须待在密闭的火车车厢里。1917年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谴责犹太人散播共产主义“病菌”。两战之间的年代里，德国作家（ 一个少有的例外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 他到波兰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用“寄生的”“外来的”等字句来描述波兰的变化。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 库尔特·弗赖塔格（Kurt Freytag） 在东部游记中就是以这种口吻记录轶事、描绘景观。其他一些作者，如罗尔夫·温根多夫（Rolf Wingendorf），或许会偶尔对波兰国家的“舶来品”表示赞赏。在特奥多尔·奥伯伦德（Theodor Oberländer）和彼得-海因茨·泽拉菲姆（Peter-Heinz Seraphim） 这样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看来，针对东欧犹太人的种族偏见与波兰的“人口过剩”和农业问题息息相关。比格纳的著述与奥伯伦德和泽拉菲姆的著作最相似。它们都带有明确的“ 学术” 目的：犹太人阻碍了普里皮亚特沼泽的“改造”， 然而， 比格纳的语言极为刻毒， 听上去仿佛已经精神失常。这篇文章刊登在德国最古老的地理杂志，刻意要让读者产生不寒而栗的恐惧（我们也确实感到震惊，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让人想起纳粹宣传影片《永远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 中的场景。“体态臃肿、蓬头垢面的女人”坐在小巷的门前，她们“抱着老大不小的孩子，让他们冲着街边水沟大小便”。路易斯·博德认为平斯克的犹太市场丰富多彩，洋溢着节日气氛，比格纳在“波里西亚的耶路撒冷”看到的只是污秽和混乱。比格纳的文章中充斥着憎恶的词句：犹太人“从他人的劳作中获益”，犹太人的“东方生活方式”，犹太人“油腻的夹克”和从没洗过的脚，犹太商人带着“泛着油花的烂纸板盒，以及又大又乱的用希伯来文报纸包着的包裹”，仅仅是犹太人的名字就让作者顿生鄙夷（ “ 哈伊姆［Chaim］、摩西［Moshe］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名字”）。这种种族主义的愤怒情绪似乎与大规模改良工程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其实相去不远。比格纳总结了普里皮亚特沼泽的需求，他用了很长的一个句子，以排水计划开始，以“系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结尾。

联系数年后发生的事情，以及普里皮亚特沼泽未来的变化，才能更好地理解马丁·比格纳对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看法。要理解为何比格纳如此抨击波兰国家，亦是如此。从1772 年瓜分波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普里皮亚特沼泽始终属于沙俄帝国的版图，著名的1916年勃鲁西洛夫（Brusilov）攻势的战场就在此地。俄国革命后，波兰军队与布尔什维克军队争夺过这一地区， 1921 年签订的《里加条约》将此地割让给波兰。战争使这片土地满目疮痍。1920 年代，一个国际贵格会组织在波里西亚南部的施托克霍德河开展救济，经常受阻于横贯沼泽的铁丝网和旧战壕。沙土慢慢填平了战壕，厚密的植被也覆盖了铁丝网。河道频繁改道，有时候会露出成堆的骨骸，有传言说，深水塘里的梭子鱼重达60 磅，它们以战争期间遗留的尸骸为食。新波兰的东部疆域远远超出战争结束之际西方列强最初划定的寇松线。这个地区始终是有争议的领土，波兰政府在这一边境地区对其邻国和国内少数民族都十分警惕。

比格纳主要关心的是华沙当局在东部边境地区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没有做的事情。他谴责波兰忽视普里皮亚特沼泽，炮制出混杂着种族歧视、政治仇恨和地缘狂想的大杂烩。这是一种有毒的混合物。毋庸置疑，波兰在波里西亚的水利建设存在很多不足，如果目标是有计划地排水的话（这确实是华沙当局公开宣布的政策）。最早的排水工程始于沙皇统治时期的1870 年代，不过，新的波兰国家起初并没有将俄国人的工程继续下去。1928 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成立了农业改良部门，但由于预算不足，10年间并未取得多大的成绩。此时，俄国工程师开凿的排水渠大多已经淤塞。在比格纳看来，这是一个糟糕的记录。如同波兰境内维斯杜拉河整治工程进展缓慢（这种批评是两战之间的德国作家津津乐道的主题）一样，波兰当局在排水方面的不作为被用来证明一个极端的结论：“波兰人不能胜任东部拓殖任务。”因此，按照比格纳的观点，居住地边界总是向那些并未真正开发的兼并地区移动，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在欧洲，这条边界线是由西向东推进；华沙未能应对“ 东进”（Drang nach Osten） 的挑战， 普里皮亚特沼泽始终是游离于波兰主体之外的“死角”，“波兰国家机体上的死肉”。排水和拓殖再次与种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波兰未能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为主的地区安置波兰移民，或者说未能在这个地区推行它的意志。随着比格纳的讨论逐步深入，他的真实意图暴露出来。他罗列了名副其实的拓殖民族的职责：这个民族应该牢记在东部的“使命”，应该全面开垦沼泽，应该有足够的胆识认识到这意味着为斯拉夫民族找到“符合生物学的正确解决途径”，还要找到“系统解决方案”解决犹太人“问题”。显然，在比格纳心目中，这个民族绝非波兰人。

这里面明显有政治上的考虑。事实上，像这些年间每一个论及波兰的德国人一样，比格纳也关注西部边境地区，波森、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等“割让”的德国领土，以及把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余部分分隔开来的波兰走廊。对于但泽的德国人而言，波兰走廊尤其是一个心病。因而，比格纳声称波兰急于同化西部新的“德国”领土而忽视了东部领土时，政治营利手段是一目了然的。这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质疑波兰政府的能力甚至合法性，把矛头间接指向波兰“瓜分”德国。比格纳紧随不计其数的小册子作者、政治家、游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步调，20 余年来，这些人把怨恨的矛头指向波兰，要求修订《凡尔赛和约》。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几乎全都涉及当时司空见惯的主题：向全世界表明是德国人清理了林地、排干了沼泽、治理了河流、开辟了田野和牧场，总而言之，是德国人建造了“花园”，而这花园如今正在波兰人手中走向毁灭。埃里希·吉拉赫（Erich Gierach） 过甚其词地表示：“ 证明东部德国人公民身份的，不是一张泛黄的羊皮纸……而是他们从荒蛮大自然夺取的充满欢笑的牧场和丰饶的田野。”这些一厢情愿的观点是为了支持德国的领土诉求，也反映出德国人对东部拓殖的根深蒂固的幻想。

比格纳的著作处处隐含着对波兰的恐吓。他告知读者，普里皮亚特沼泽的前途，不论是经济上还是种族上，“都不再是单纯的波兰内部事务，而是一个欧洲问题”。从奥伯伦德和泽拉菲姆关于波兰的著作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观点。同样，这种观念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德国觊觎东部，敌视德国与苏联之间脆弱的独立国家。它也揭示出德国1930 年代主流的地缘政治思想。这种思想最显著的标志是“ 空间”（Raum） 一词的滥用， Lebensraum （ 生存空间）、Grossraum（大空间）、Europäischer Raum（欧洲空间），以至于掩盖了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地理学科的局外人——尖锐地指出了这个“流行”词汇被神话的过程：“完全是因为空间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渴求……它甚至诱使学者们用‘空间’口号来解释和涵盖一切事务。”39他继续写道：

人们很容易接受这样一些口号，空间中发现的力量，或者它迸发出来的力量，空间的狭小，空间的统治，空间的魔力等等。空间并不是巫术或超自然的存在。

比格纳在文章的结尾确实提出了一些克里斯塔勒所说的不自然和半神秘色彩的观点。他编织了一幅未来欧洲东部空间的幻象。我们被告知，波里西亚位于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十字路口。这个地区尚未开发，成为波罗的海与黑海乃至黎凡特、东非、印度之间交通的障碍。普里皮亚特沼泽是建立内河航运和陆桥的关键，这些航道和陆桥将波罗的海的但泽、里加、梅梅尔与乌克兰粮仓、顿涅茨河（Donetz）盆地工业基地和高加索油田连接起来。只要再加上纳粹规划者喜欢在地图到处标识的动态大箭头，比格纳的宏大规划就能完美地融入随后几年纳粹制订的德国东部开发总体规划。

这一“带来解放”的发展前景为什么未能成为现实？比格纳早有答案，它之所以受阻，“完全是因为欧洲违背自然规律的政治结构， 尤其是东欧的空间”。这是一个不详的、却又是预言性的观点。就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东欧的空间彻底重组。1939 年8 月23 日， 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整个外交界为之震惊。这份条约包含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9 月1 日，德国从西线入侵波兰，两周后，苏联从东部进攻波兰。9 月底，波兰就被占领并被两大国瓜分。两国都无情地着手改造新攫取的领土。波里西亚落入苏联手中。1941 年，这一地区再度被纳入德国的计划之中。此时，普里皮亚特沼泽成为马丁·比格纳的观点引申为种族灭绝的地方。

种族、拓荒和种族灭绝

闪电战大获全胜之后，德国侵占的波兰领土被分成大致相等的两个部分。并入第三帝国的西部地区成立了波森省（后更名为瓦尔特兰省） 和但泽－ 西普鲁士省， 余下部分划入现有的两个德国省份。这些“合并”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波兰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德国扩张的范围远远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割让”给波兰的领土。这个新兴的贪婪帝国与苏联边界之间的地区被命名为波兰总督辖区（General Government of Occupied Polish Areas）， 这个地区有1000 万人口，华沙也在其中。这个残余的波兰人国家完全由德国人控制，纳粹律师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从克拉科夫（Cracow）的古老城堡中发号施令。波兰总督辖区旨在为第三帝国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并且作为德国“不受欢迎”种族的收容所。1939 年10 月初，希特勒授命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强化大日耳曼民族” (希姆莱立即自封为“强化大日耳曼民族帝国专员”，他的这一头衔从未受到质疑)。希特勒给希姆莱的指令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方面，希姆莱要从国外召回纯种日耳曼人，并把他们以及“老帝国”*居民安置在新吞并地区的农业居留地。另一方面，他还负责清除对帝国和人民构成“威胁”的“异族”的“有害影响”。同样，这一任命依然特别针对新兼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需要处置的“异族”实际上占人口的大多数。这双重任务启动了在东部实施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种族灭绝计划的步骤。

当时的德国人经常谈论“东方热”（Ostrausch）。这个术语非常流行，乃至从一些纳粹党人口中说出来带有挖苦意味。投身这场狂热的不但有那些从“老帝国”前去报道东线德国军事胜利的记者，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女学生、德国女青年联盟（League of German Girls）的领导人、幼儿园教师、学校辅导员，她们纷纷奔赴东部，为民族事业做贡献。与我们熟知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妇女形象截然不同，她们往往掌握了一定的权限。不过，年轻的男性官员和专家更深地卷入这场狂热，东部为他们提供了在国内难以企及的无限机会施展抱负。他们或是直接在东部地区任职，或是从柏林的办公室前往东部巡视，就像约两个世纪前腓特烈大帝手下的协调人。最具有这种将全世界踩在脚下的气势的，莫过于希姆莱“强化大日耳曼民族帝国专员署”的规划官员。他们的负责人康拉德·迈尔（Konrad Meyer）将新吞并地区说成是“处女地”。乡村规划师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 Frank） 亦是如此。艾哈德·梅丁（Erhard Mäding），负责整体景观规划的两名官员之一，激动不已地表示自己的任务有如在一张白板上书写，因为“东部景观的改造毫无先例可言” 。另一位官员海因里希·维普金- 于尔根斯曼（Heinrich Wiepking-Jürgensmann）向一群德国年轻人演讲时宣称，他们要承担德国东部的“紧迫任务”，景观规划者将迎来一派美好“春光”，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远胜于我们当中最热切的人所能想象的”。弗里德里希·卡恩（Friedrich Kann）热切鼓吹“ 生存空间”的扩大给德国带来了“ 历史上前无仅有” 的机遇。除了狂热，很难找到更贴切的词汇来形容了。

任何人只要看过纳粹的东欧景观改造方案，必定首先震惊于其规模。康拉德·迈尔团队不屑于零敲碎打的改造方案，而是要彻底改变陆地的景观。规划文件反复使用气势宏伟的词句：“ 通盘规划”“综合措施”“景观改造”“空间的有机设计”。这些方案包含了一些关键词。“建设”（Aufbau）就是其中之一，它很快成为纳粹分子的常用术语， 诸如“ 东部的建设工程”。另一个关键词是Gestaltung，意为“ 设计” 或“ 造型设计”。阿图尔·冯·马胡伊（Artur von Machui）的文章充分诠释了纳粹时代沉闷的建筑风格，他在文章中赞扬“景观塑造”的提法。为什么呢？因为“‘塑造’一词表达了全面创新的意志，这是最强有力的要素”。在短短三页篇幅的文章中，艾哈德·梅丁21 次使用Gestaltung 及其派生词。这个词仿佛成了护身符，这一点与“空间”一词的使用情况并无二致。它象征着德国人全面重塑东部景观的抱负。这种抱负体现于东部的公路、铁路和航道规划。庞大的规划方案无所不包，不仅包含新村落（主村和“卫星”村）的选址和布局，也涉及村落的农舍、农场建筑和公用设施，以及村落之外的田野和牧场。不论是用功效研究的方法来设计样板农家厨房，用中心地理论来布局新居民点，划定农田的形状（每块田地四角的角度都大于70 度！），按照南北东西纵横轴向种植树木和灌木，疏浚瓦尔特兰“杂草丛生”的排水渠，还是绘制北极到里海之间整个东欧的土壤分布图，无不表明，事无巨细，一切都在规划者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一切的终极目标是营造出适宜的景观，满足即将来到的德国人的需求。这意味着什么呢？不妨来看一看1942 年希姆莱签署的“景观塑造诸原则”。条顿-日耳曼人与自然的关系“至为重要，乃是生存的前提”，因此，必须重新安排被“异族”荒废的景观：

在他的故乡和他凭借种族力量垦殖并世世代代耕耘的地区，农场、城镇、花园、居民点、田野和景观的和谐画面构成了他生命的印记。田野错落有致，间以森林、杂树林、灌木丛和树木，因地制宜地利用土地与水、绿化(Grüngestaltung)和居民点，成为德国人工景观的主要特色……如果移民要把新的生存空间变成新家园，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对景观进行贴近自然的精心规划。这是确保大日耳曼民族繁盛的基础之一。仅仅在这些地区安置我们的种族、铲除异族还不够。确切地说，这些空间必须呈现出与我们的生存特性相吻合的特色……

真正的德国景观是生气勃勃、特性鲜明、整齐有序的，最重要的是它将是“繁荣的”。土地与人之间存在着纽带，生物的纽带。海因茨·埃伦贝格（Heinz Ellenberger）—— 他的两个专业领域是德国农舍样式和植被制图——用耸人听闻、简单空洞的词句概括为：“大日耳曼民族与景观：鲜血与土地！”为实现“强化大日耳曼民族帝国专员”幻想的那些规划者们，大概是把这句话当成座右铭的。

希姆莱

希姆莱手中关于“移民”的原始资料来自波罗的海诸国、波兰沃利尼亚（Volhynia） 和东南欧等地的境外日耳曼人， 这些地区在1939 年后落入苏联手中。1939 年到1940 年，党卫队和纳粹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后勤组织，50 万境外日耳曼人被带回“帝国的怀抱”，他们的农场和生意则由德国政府根据未来的粮油供应状况给予补偿。他们满怀憧憬，仅仅带着家具前往他们之前并不了解的第三帝国。1939 年秋，第一批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移民乘坐属于纳粹休闲娱乐组织“乐力会”（Strength through Joy）的汽船，离开里加和雷维尔（Reval）。他们的目的地是什切青、梅梅尔、但泽和格丁尼亚（Gdynia，现为戈滕哈芬［Gotenhafen］），为欢迎他们的到来，高音喇叭播放着赞美荒野之花的煽情歌曲，身着制服的德国女青年联盟成员则献上面包卷。之后，他们被送到收容营，再被转送到各个长期观察营地，在那里他们被逐一拍照并标注种族血统。伴随着人口迁徙，发生了最早的蓄意屠杀，先是在但泽、什切青和斯维内明德（Swinemünde）等港口城市，之后在一些内陆城镇，至少有1 万名精神病人被杀害，他们被送上毒气货车毒死，目的是为中转营腾出空间。

1939—1940 年冬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规模之大足以给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提供影片资料，13.5 万名境外日耳曼人从沃利尼亚和加利西亚撤离，他们坐满了100 列火车和1.5 万辆马车。1940年1 月，第一辆沃利尼亚德裔移民的马车抵达桑河（San）上的普热梅希尔（Przemysl）桥，希姆莱顶风冒雪亲自前往欢迎。随后是5万名立陶宛人、第二波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移民，1940 年秋又有13万名比萨拉比亚人和布科维纳人（Bukovina），这些境外日耳曼人要么经陆路，要么租乘多瑙河上的汽船。总共大约有50 万境外日耳曼人“ 归国”， 他们被送往“ 境外日耳曼人联络处”（ Ethnic German Liaison Office）管理的1500 座营地（这些营地使用以前的夏令营营地、疗养院、废弃的工厂以及没收的教堂建筑），他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穿白大褂的医生和“人种专家”开出“甄别”证书，判定他们是否属于正宗日耳曼人，如果是的话，他们会拿到标有字母O 的彩色编码卡（O 代表东方，意思是他们的种族血统适于前往东部定居），另外一些人会拿到带有字母A 的卡片，代表他们是被分配到“老帝国”的劳工。纳粹往往把这个过程称作Durchschleusung（过闸），这是借用水力学术语的比喻说法，本意是船只正在通过水闸，这尤为突出地反映了纳粹所使用的委婉语的特征。最终，大约有33 万人被安置在新“家园”，其中，70%的人被送到新建立的瓦尔特兰省。他们搬进原先属于天主教和犹太教波兰人的农场、房舍和商铺。“移民安置”完全靠暴力驱逐原有主人，而且没有任何补偿。

德国的暴力与野蛮并非是始于希姆莱的移民安置计划。1939 年德国的胜利就伴随着围捕和杀害，9 月和10 月初，就有多达1 万名平民遭到杀害。这些屠杀主要针对新政权潜在的反对者和波兰知识分子：教师、学生、作家、牧师、专业人士、贵族。德国人的暴行包括随意的大肆杀戮，这可能是为了报复波兰人在战争爆发的“流血星期日”当天在布隆贝格杀死德国平民。在波兰各大城市，犹太人遭到袭击和杀害，他们在犹太教会堂和其他建筑被枪杀甚至活活烧死。恐怖行径唤起了一些国防军军官的良知，甚至促使少数人公开指责这些暴行。

在强化大日耳曼民族计划的推动下，天主教和犹太教波兰人遭到持续的、惨无人道的驱逐和“疏散”。在城镇，他们被集中驱赶到临时营地；在乡村，党卫队和警察在境外日耳曼人的帮助下，乘着夜色包围整座村庄，限令村民在45 分钟之内离开家园，每人只准携带最少的个人财物。农户被勒令赶着马车前往最近的市镇，然后被有刺铁丝网圈起来，他们的马车则被用来运送新来的“定居者”到清理一空的农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队德国女清洁工会赶在移民到来前清除所有仓促离开的迹象，不过，新来者往往会发现未及整理的床铺和餐桌上还没来得及吃完的食物。在有些地方，波兰农户眼睁睁地看着——有些人转过头去不忍心看——卡车载着德国人开进原本属于他们的农场，然后同一辆卡车带着真正的主人离开家园。受益者按照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信仰取得了不劳而获的财产，心满意足者有之，得意洋洋者有之，但也有人拒绝接受或是充满内疚。无论是否感到羞愧（ 或忧虑），正如一位拉脱维亚德裔所说，安置给移民带来了物质条件的“大飞跃”。不过，另一位来波罗的海国家的境外日耳曼人兴高采烈地表示，“山墙上飘扬着万字旗的房舍将成为德国农民在德国收复的东部地区的堡垒”，流离失所的原居民被迫前往更远的东方，只能随身带一个手提箱和20 兹罗提。

在这个时期，更远的东方只能是一个地方：波兰总督辖区。希姆莱在1939 年秋明确提出、次年又不断重申一个目标，要驱逐新吞并领地的所有犹太人（ 大约55 万人），并且为境外日耳曼人腾地方需要“ 疏散” 同样多的波兰人， 两者合计至少有一百万人。希姆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及其主要副手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制定了一系列短期和应急计划，将这些不受欢迎的人送往波兰总督辖区。1939 年12 月，第一列货运列车开往东部。到1941 年3 月，这条野蛮的运输线向汉斯·弗兰克的辖区输送了40 多万人。1940 年，波兰总督辖区的犹太人被赶进犹太人区，为波兰人腾出空间， 而波兰人被逐出家园则是为了给德国移民腾地方。然而，实际运送的人数自始至终远远低于纳粹当初定下的狂妄目标。原因部分在于后勤跟不上，运力不足成为瓶颈，因为不仅要运送境外日耳曼人， 还要把其他波兰人运回西部做帝国的强迫劳工。不过，政治因素也是阻碍，从一开始，弗兰克就千方百计阻止把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口输送到波兰总督辖区。

弗兰克这样做绝非出于人道主义的顾虑。弗兰克及其下属只是对输送计划带来的现实“ 问题” 不胜其烦， 运送计划通常混乱不堪，经常临时变更，而且往来穿梭运输需要昼夜兼程8 天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由此带来的种种烦难也就可想而知。1942 年年底，弗兰克曾经以自怨自艾的口吻对身边同事回忆起早年的经历：

当时有人幻想在波兰总督辖区安置成千上万犹太人和波兰人。你还记得那可怕的几个月，货运列车昼夜不停地开进波兰总督辖区，每列车都塞满了人，有的车厢几乎要被挤爆。那几个月简直如同梦魇一般，每个区的负责人、所有乡村和市政官员都疲于奔命，从早忙到晚地处置这些如潮水般涌来的在帝国不受欢迎的人以及突然被驱逐的人。

简而言之，波兰总督辖区被当作“可以把帝国所有的垃圾扫进来的粪堆”。弗兰克的抱负是把自己的辖区变成经济繁荣的地区，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垃圾场，这种观点得到戈林乃至波兰总督辖区内党卫队高层的支持，后者在当地任职，看到了柏林上司的政策所带来的“弊端”。

在整个1940 年，双方隔一段时间就较量一次。更多境外日耳曼人被遣送回国， 在转运营苦苦煎熬， 希姆莱希望驱逐更多的波兰人。此外，由于分派给德国人的农庄面积要远远大于现有的农庄，这就意味着每来一个德国人就要赶走2—3 个波兰人。这位强化大日耳曼民族帝国专员还想为前线退伍的士兵留出土地，并把3 万名辛提人和罗姆人（Sinti and Roma）赶出帝国。最重要的是，按照希姆莱的长远计划，将有55 万犹太人被赶出占领区，由于境外日耳曼人被赋予掠夺农地的优惠政策，这就意味着波兰人将是被送往波兰总督辖区的人群的主体，而瓦尔特兰省的犹太人则被赶进犹太人区，其中就有臭名昭彰的罗兹（Łódz）。但是， 弗兰克及其下属不肯妥协， 在戈林的支持和希特勒的默许下， 波兰总督辖区已经有所发展， 不再是1939 年10 月时的旧模样。在桑河上的卢布林（Lublin）附近建立犹太人“保留区”的计划已经放弃，向东部输送人口的速度不断放慢。戈培尔嘲笑希姆莱的总体规划遭受挫败，但希特勒在柏林主持了一连串紧急会议，并未做出任何决定。

入侵法国迅速胜利后，东部问题一时间有望打破僵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解决方案最初是由1930 年代波兰反犹政府提出的，之后，关注“犹太人政策”的纳粹政府部门也曾经讨论过这个方案：将犹太人送到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在希特勒和帝国保安总部（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的海德里希和艾希曼看来，正如艾希曼在1940 年7 月所说，这是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而且此时时机也已成熟，德国已经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希姆莱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欢迎这一想法，认为它能解决占领区的燃眉之急，他面临这些地区纳粹省长的压力，他们要求赶走辖区内的犹太人。这一方案对汉斯·弗兰克也颇具吸引力，他想借此摆脱波兰总督区的大量犹太人，起初有大约130 万人，虽然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已经使犹太人区的人口有所下降。1940 年夏， 方案出台，提交了报告，军队和外交部也进行了讨论。显而易见，路途辗转意味着实施马达加斯加计划将造成很高的死亡率，而这一点正中纳粹分子的下怀。后来，计划胎死腹中，因为它是以德国控制地中海航线为前提，而1940 年未能击败英国使得这种可能化为泡影。马达加斯加计划留下了一个思路， 即需要一个“ 实施最终解决的地方”（海德里希语），用1940 年12 月艾希曼提交给希姆莱的简报中的话来说，需要“一个待定的地方”来处置犹太人。大约在1941 年初，希特勒明确指令海德里希负责起草“疏散”德国控制区内所有犹太人的方案，以替代马达加斯加计划。由此，普里皮亚特沼泽又回到了我们的视野。

1941 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帝国保安总部和强化大日耳曼民族帝国专员署继续分头制订各自的计划， 戈林和国防军也是如此。显然，“待定的地方”位于东部某地，因为把犹太人（和波兰人）赶到更远的东部始终是预设的立场。但是，长远看，不可能一直把波兰总督辖区当作目的地，虽然整个2 月份一直在向波兰总督辖区输送人口。阻碍不只来自弗兰克。希特勒于1940 年12 月18 日签署了第21 号令（“巴巴罗萨计划”），国防军开始着手入侵苏联的准备，因而也强烈反对这一方案。把更多人赶往波兰总督辖区，势必会分散和消耗军事调动所需的宝贵铁路运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41 年3 月最终停止了向弗兰克的辖区输送人口。然而，如果说行将进攻苏联关闭了一扇门的话， 它打开了另一扇门。苏联境内辽阔的国土——关于“下一场战争”的德国通俗小说频繁地提及这一点——可以作为战败的波兰人的遣散地，也可以作为“处置”犹太人的潜在地点。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方案实际上是1939 年10 月艾希曼实施的小规模的尼斯科（Nisko）计划的放大版，当时，数千名维也纳和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犹太人被送往波兰总督辖区东部边境的卢布林地区，他们获得承诺，可以在当地居留和受雇。他们抵达卢布林后，年轻力壮的修建营地、挖掘排水沟，其余人则在倾盆大雨中穿越水草地，到达桑河河畔，他们被告知必须越过边境前往苏联领土，否则就地枪毙。这一不协调的临时安排很快取消了，因为希姆莱决定， 驱逐维也纳和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犹太人，必须让位于为新来的境外日耳曼人“寻找空间”。

从1940 年春到1941 年夏的18 个月里，艾希曼、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所考虑的“领土解决”开始指向当时苏联境内的地区，当德国如愿以偿地迅速击败红军、布尔什维克主义崩溃之后，这些土地将唾手可得。有两个地方经常被提及：北冰洋和普里皮亚特沼泽。1941年春，康拉德·迈尔领导的强化大日耳曼民族帝国专员署规划部门委托帝国区域规划局（Reich Office of Regional Planning） 提交一份关于波兰总督辖区交界地区的报告。报告将普里皮亚特沼泽描述为“ 尚未开发的可耕土地”。毫无疑问，像此前的马达加斯加计划一样，该报告提出将犹太人作为强迫劳工“安置”在普里皮亚特沼泽或北极圈，实质上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方案。

尽管党卫队未雨绸缪地制定了打败苏联后的安排（这仅仅是康拉德·迈尔不断更新的“东部总体规划”［General Plan for East］的一小部分），弗兰克也在酝酿自己的计划。1941 年3 月，也就是最终停止向波兰总督辖区运送人口的那个月，希特勒向弗兰克保证，在不远的将来他的辖区将“摆脱掉犹太人”，希特勒还含糊其辞地表示波兰总督辖区可能向东扩展。弗兰克开始为吞并普里皮亚特沼泽所在的白俄罗斯地区做准备，届时可以将波兰总督辖区的犹太人驱赶到那里。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知道党卫队也在草拟类似的计划，他在当年春季和初夏经常回柏林，似乎不大可能对党卫队的计划一无所知。7 月，德国对苏联的攻势势如破竹，陶醉在战无不胜的气氛之际，弗兰克与手下年轻的经济专家团队大力推进把普里皮亚特沼泽划入波兰总督辖区。在7 月18 日的一次会议上，弗兰克要求克拉科夫的区域规划局负责人汉斯尤利乌斯·舍佩尔斯（Hansjulius Schepers）准备一份论证波兰总督辖区东扩的报告：“我们的目标是将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和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ck）地区划归波兰总督辖区。普里皮亚特沼泽将提供大量招募劳工的机会，有助于推进垦殖工程。”19 日，弗兰克又致函帝国总理府办公厅主任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Heinrich Lammers）进行游说。他随信附上了舍佩尔斯关于普里皮亚特沼泽“ 殖民使命” 的报告， 并告知拉默斯，舍佩尔斯将到柏林当面汇报。76我们不清楚舍佩尔斯是否真的当面向拉默斯做了汇报，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舍佩尔斯的报告与发表在《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上的文章卑鄙地剽窃了马丁·比格纳的著作。舍佩尔斯描绘了当地“原始的”采集-狩猎经济，“大自然依然是这一地区居民的绝对统治者”，他还大肆吹嘘300 多万英亩泥炭沼所蕴含的机遇：“此地每年可出产200 万吨泥炭，可持续开采100 年。”这些数据和显而易见的乐观情绪都是从比格纳的著作中照趸来的。

另一位年轻新人赫尔穆特·迈恩霍尔德（Helmut Meinhold）（他年仅28 岁，舍佩尔斯32 岁）也被征调参与这一计划的制定。迈恩霍尔德是德国东方研究所的高级经济规划师和人口专家。1941 年初到达克拉科夫后，他很高兴，能够“发挥所长，开创新的局面。这尤其让我跃跃欲试”。他也把东部看成是一块白板，这与艾哈德·梅丁如出一辙。7 月，迈恩霍尔德提交了名为《波兰总督辖区的扩张》的备忘录，他还撰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把波兰总督辖区当作“过境地”。他同样也提出利用犹太人（和波兰人）开垦普里皮亚特沼泽，还描绘了一幅更宏大的前景，这一地区发展起来之后，将成为打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主要运输枢纽，这个观点依然是（ 未公开承认）对比格纳观点的进一步发挥。里夏德·贝吉乌斯（Richard Bergius）是又一位参与到普里皮亚特沼泽前途之争的同时代人，他着手研究排干沼泽的技术问题，对比了过去的失败教训与“墨索里尼领导的新兴意大利”排干波河河谷和庞廷（Pontine）沼泽的成功经验。贝吉乌斯承认，即便修建辅助运河并采用大功率水泵，波里西亚的复杂地势也让人望而却步。“对于农业水力技术人员而言，改良普里皮亚特沼泽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也是弗兰克对这一地区所有期盼的重心所在。弗兰克在写给拉默斯的信中说：“目前看来，该地区没有多大价值，不过，通过全面实施排水和开垦计划，势必将开发出可观的价值。我之所以建议将这一地区纳入波兰总督辖区，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可以把某些特定的人口（尤其是犹太人）投入为帝国服务的生产活动之中。你很清楚，在这方面我绝不会因为劳动力不足而发愁。”最后一句话让弗兰克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他还在信中流露出对犹太人生命的公然漠视。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人谈话，弗兰克从来不掩饰对于“这个亚裔混血人种”的憎恶。从这点来看，他与希姆莱或海德里希实属一丘之貉，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政治权力之争从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赫尔穆特·迈恩霍尔德1941 年绘制的东欧地图

纳粹党人竞相提出开发普里皮亚特沼泽的计划，也表明种族与垦殖之间明显有心理联系。正是基于同样的思维定式，数年前马丁·比格纳就已经提及“筑坝防御”斯拉夫人，特奥多尔·奥伯伦德呼吁在波兰推行农业改革，以之作为消耗过剩的波兰和犹太农业人口的“ 排水渠”。831940 年，康拉德·迈尔手下的规划人员赫伯特·摩尔根（Hebert Morgen）巡视了新吞并的瓦尔特河地区，归来后表达了对波兰人忽视水文学的蔑视：“波兰人在河道整治上毫无建树。瓦尔特河与维斯杜拉河日渐淤塞，大面积的洪泛区随处可见。”类似论调在那些自命有责任重塑东部自然景观和种族构成的人当中屡见不鲜。例如，规划师艾哈德·梅丁评论说，波兰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和退化地区”“笼罩在茫茫水雾和毒气之中，到处是令人作呕的水渠，使人觉得仿佛置身于阴森诡异的阴曹地府，而非人间的人类栖息地”，在这个地方，德国“高级文明”创造出来的绿色花园业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梅丁的景观设计同行海因里希·维普金-于尔根斯曼在1942年为党卫队刊物《黑衫队》撰写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的着眼点是冰川时代末期形成的北欧平原上“被水所覆盖的荒漠”。后退的冰原揭示了“ 不同人种在景观上投入的精力简直有云泥之别”。大草原上蝗虫般的寄生民族过于懒惰，无力防止洪水冲刷土壤、风沙把地表沙化，而日耳曼民族“自觉地重塑地表、土壤和水文系统，还竭尽所能地改造气候”。他们任由肥沃的黑土地干裂荒废；“我们让河流改道，在低于海平面的地方修筑起高产的圩田，排干沼泽与荒原……最终给景观打上人类的印记，带有我们自己的面貌”。这种人种分类法从景观中读出了斯拉夫人的“惰性”和犹太人的“寄生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日耳曼民族健全的开拓本能。这种观念构成了纳粹思想的基石。战争期间，格尔达·鲍曼（Gerda Bormann）在写给时任纳粹党秘书长和元首私人秘书的丈夫的信中，谈及一个名叫施特德（Stedde）的纳粹党县级党部头目的演讲。她历数了施特德所说的种种常见的种族形象（德国农夫、游牧的斯拉夫人、寄生的犹太人），接着写道：“县级党部领导人说，我们必须像坚固的大坝一样巍然挺立，如若不然，洪水会卷走我们开垦出来的土地，摧毁我们的祖先创造的一切。”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言论最突出地表明了种族与筑坝和开垦之间的联系，因为海德里希通常被视为集“冷静、理性、技术专家的客观”于一身。88在被任命为波西米亚-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者之后的首次演讲中，海德里希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日耳曼民族在东部的使命：

我们现实中要治理的空间， 就像在沿海地区筑坝造田一样， 应当在东部修筑一道武装农民（Wehrbauern） 的防护墙，把这片土地保护起来，一劳永逸地抵御亚洲的暴雨洪水。然后再用横墙把这片土地加以分隔，以便我们逐步开垦。随后，我们在远离纯种德国人开拓的真正的德国边界的地方，慢慢地建造起一道又一道日耳曼人的防护墙。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民得以建立德国定居点，不断向东方挺进。

这些“圩田”将从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开始，扩展到大波兰，最终直抵乌克兰。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种族与开垦的关系，以及对于非日耳曼种族的非人性化观点。

在预定的普里皮亚特沼泽排水计划中，有一个附带的、明目张胆的凶残目的：强迫劳动将导致人口的“自然损耗”。这是纳粹思想的又一个不变特点。各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马达加斯加计划是这样， 德国关注的焦点转向“ 东部” 时仍是如此。1939 年10月，波兰总督辖区推行强迫劳工制，1941 年进一步强化。无论是犹太人区还是苦役营，犹太人都必须从事艰苦的劳作，缺吃少穿、没有房子、得不到休息。1941 年1 月22 日，弗兰克洋洋得意地表示：“犹太人只要活着，就得工作，当然肯定不是用从前那样的方式。”事实上，到当年夏天，关注“产出”的波兰总督辖区经济学家得出结论，在现有条件下，犹太强迫劳动“没有收益”。不过，同样真实的是，远在杀光欧洲犹太人的决定出台之前，东部的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犹太人区。这些犹太人区的存在完全是因为它们的产品增值了。比亚韦斯托克的犹太人区是如此，就连罗兹也是如此，后者位于希姆莱打算加以“日耳曼化”的瓦尔特兰省。被榨取血汗的并非只有犹太人区的劳工。1941 年9 月到1942 年初，犹太人作为强迫劳工修筑了四号公路（Durchgangstrasse IV），这条公路将公路与铁路连接起来，从加利西亚的利沃夫（Lvov）直抵乌克兰南部，不仅为东线提供支援，还将把未来从波兰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德国定居点串联起来。

不只是公路建设，沼泽也吸引了纳粹分子的注意力，他们认为可以把犹太人赶到沼泽地从事苛重的劳作。1939 年11 月，在随同弗兰克的副手阿图尔·赛斯-因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巡视期间，党卫军上校施密特指出，桑河分界线沿岸地区“因其典型的沼泽地势……可以作为犹太人保留区，这个举措可能会导致犹太人大批灭绝”。波兰总督辖区的苦役营和犹太人区劳动队经常从事河流治理和土地开垦工程。即使在党卫队帝国最黑暗的地方奥斯维辛集中营，情况也是如此。这座集中营建于上西里西亚的沼泽地。按照集中营司令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的说法，希姆莱在1941 年3 月初前来视察，下令将集中营建成东部最大的集中营，“尤其要将囚犯投入最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工程，以期使整个维斯杜拉河沼泽和冲积平原变成沃野”。日后，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将奥斯维辛称作“德国人世界的终极排水点”，他是从施害者的角度说这番话的，在这些施害者看来，排水既是比喻，也是现实。

所有纳粹头面人物的想法中都混杂了种族、开垦与强制劳工的考虑，蓄意杀戮成为这些想法的交汇点。犹太人的“自然灭绝”，按照海德里希在1942 年1 月的万湖会议上的说法，就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强迫劳动的产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并不只是事后的想法。征服波兰以及预期中的摧毁苏联有着许多不同的动机。这些动机既有对“ 生存空间” 的渴望， 也有建立在蔑视“ 劣等” 种族基础上赤裸裸的种族乌托邦主义， 以及地缘政治的天命观。另一方面，这些动机中很难说没有包含要大肆掠夺、为德国的利益占领和盘剥东部的成分。希特勒就是这么想的，这也是与东部有利害关系的德国政府部门的共同看法，这些机构和部门包括占领地区的纳粹省长、为“四年计划”而设的戈林办公室、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 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East Ministry）、修建高速公路（Autobahnen）的托特组织（Todt Orgnization）、为了强化垄断引入的私人公司、国防军军需官、波兰总督辖区以及气焰遮天的党卫队。他们为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为推行各自的策略争执不下，为了争夺管辖权限更是不惜大打出手，但在一个核心问题上他们始终保持一致，即东部将为德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纤维、能源、居住地和强迫劳动力。纳粹分子公开表达了对产量的重视。1941 年7 月中旬， 希特勒强调东部居民必须“ 从经济上为我们效力”。他把东部比作一块大蛋糕，德国的任务是“切这块大蛋糕，以便我们能够首先占有它，然后管治它，最后加以利用”。这种荒谬的比喻并未掩盖希特勒赤裸裸的意图，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戈培尔更擅长炮制名言警句，把对俄国的战争称作“一场为了粮食与面包的战争，是为了一日三餐餐桌上都能摆满丰盛食品而战”。在纳粹省长阿图尔·格莱泽尔（Arthur Greiser）看来，瓦尔特兰省的任务就是生产“粮食、粮食以及更多的粮食”。汉斯·弗兰克的经过窜改、但足以自证其罪的38 卷工作日记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他对波兰总督辖区的产量自豪不已：一年之内，波兰总督辖区为第三帝国输送了60 万吨谷物、3 亿只鸡蛋，数千吨油脂、蔬菜和种子，为德国国防军提供了大量补给。弗兰克厚颜无耻地吹嘘说，他管辖的这个地区“实现了一个奇迹”。

汉斯·弗兰克

1941 年春夏之交，不论是战争还是大屠杀，都到了关键时刻，党卫队和波兰总督辖区的规划者已经提出了排干普里皮亚特沼泽的宏大计划。他们的方案糅合了信条（种族与开垦之间的心理关联）、对犹太人“自然损耗”的企盼，以及德国统治被专家们一致看好的地区的前景，这个地区具备潜在的生产能力，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

计划并未付诸实施。相反，普里皮亚特沼泽成为杀戮之地，而不是人员损耗的夺命场。8 月中旬，奥托·拉施（Otto Rasch）仍然主张“对过剩的犹太人很好地加以利用和消耗，用他们来开垦普里皮亚特大沼泽”，拉施是特别行动队C 支队（Einsatzgruppe C）的指挥官，这是党卫队下设的4 个流动屠杀分队之一。但他的想法已经过时了。两周之前，党卫队首领已经下达了截然不同的命令。在这一地区对传闻中的游击队实施“清除行动”的党卫队高官邀请希姆莱前来视察，7 月31 日，希姆莱抵达普里皮亚特沼泽北端的城镇巴拉诺维奇（Baranovitchi）。第二天， 希姆莱发出一封无线电报：“党卫军全国领袖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枪毙。犹太妇女赶入沼泽。”党卫军骑兵旅指挥官赫尔曼·费格莱恩（Hermann Fegelein）报告说，沼泽里水太浅，无法淹死妇女，但到8 月中旬的时候，该旅在巴拉诺维奇和平斯克之间杀害了1.5 万人，其中95%是犹太人。在一些地方，他们只杀男人，在另一些地方，男人、妇女和儿童无一幸免。德国陆军对这些屠杀没有直接责任，但显然与党卫队沆瀣一气，因为国防军军官乐于把所有年龄和性别的犹太人都看成是游击队的线人。德国国防军在8 月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大屠杀中难脱干系，但与这支军队在随后的“巴巴罗萨行动”中的野蛮行径相比，这次共谋纯属小巫见大巫了。在对苏战争中，德国国防军容忍了党卫军特别行动队， 执行杀害被俘的红军政治委员的“ 帝国专员命令”， 残暴虐待苏联战俘（ 到1942 年2 月， 有150 多万苏联战俘死亡），搜捕游击队的行动远远超出军事行动的范畴，凡此种种，都被说成是反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

1941 年秋是大屠杀政策出台的关键时刻。特别行动队加快了杀戮的步骤， 制订了扩建奥斯维辛和其他死亡集中营的计划， 12 月初， 在切姆诺（Chelmno） 进行了毒气车的试验。在杀戮手段准备就绪之际，“把人赶进沼泽”依然被当成是死亡的委婉说法。希特勒在这年秋天长篇大论的演说中反复提及这个说法。其中有两次最为突出。10 月25 日，他大肆攻击犹太人，（“这个罪犯的民族造的孽导致了两百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如今又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不要跟我说我们不能把他们赶进沼泽！”）希特勒的这番话通常被视为一个证据，表明他完全知晓希姆莱8 月1 日从巴拉诺维奇发出的命令。不到两周之后， 希特勒一如既往地表达对“ 一窍不通的教授们”的蔑视时，再度重提这个话题：“两千年之后，他们会认为我们是来自沼泽，他们绞尽脑汁地试图找到生活在乌克兰的那些人的源头，而事实是，我们把原住民赶进了普里皮亚特沼泽，以便我们自己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安居。”在这两次演说中，“赶入沼泽”的含义都是不言而喻的。1942 年，土地开垦的想法开始付诸实施，当年夏天，3000 名犹太人被从东加利西亚的德罗戈贝奇(Drohobycz)运到贝乌热茨（Bełzec）死亡集中营，公开的说法是送他们去“开垦普里皮亚特沼泽”。即便是打着这个幌子，押运人员也“不应该谈论”所运送的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