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纳粹岁月的抗拒和排斥——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盟军占领德国之后，真实的社会情状与道德问题浮出水面，摆脱纳粹的进程以未曾预想的速度开展着。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中，我们看到战败者的痛苦与冷漠、希特勒神话的颠覆……

这是一场复杂的结束，同时也是一场盛大的开始。只有清楚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多么难以想象，而德国后来的反思历程又是多么艰难、漫长。

节选自:《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中文版后记

[德]福尔克尔·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 著    何昕 译

战争即将结束，但和平尚未来临

当盟军在1945年春天攻占德国时，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似乎并没有纳粹主义的国家。“没有人是纳粹。没有人曾经是（……）”，美国战争通讯员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写道，她不禁惊讶地怀疑纳粹政权是如何做到将这场战争持续足足五年半的，如果真的没有人追随它的话。“我们带着迷惑不解和鄙夷的神情站在那里，毫不友善地听着这些故事，完全不带尊重。整个民族都在逃避责任，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场面。”

同样迷惑不解的还有国内的希特勒反对者们，他们亲眼目睹那些原政权的支持者们如何迅速地改变自己的信仰。“哦，现在没有人希望曾‘参与其中’；没有人会在四字字谜中对这个党的缩写认真以待；这些人物春风得意……真令人作呕。”作家威廉·豪森斯坦在1945年5月6日写道。

战争刚结束，人们对免除罪责证明，即所谓的“洗洁证”的需求陡增。柏林一个抵抗组织的成员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写道：“他们一群群地过来，要求去除纳粹身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借口。突然间，每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想要救助至少两公斤面包或十磅土豆的犹太人。每个人都收听过外国电台。每个人都帮助过受迫害的人。这些事后自称为行善者的人常常既骄傲又谦逊地补充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品行证明书成为此刻的主宰。”

摆脱纳粹的进程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一夜之间，所有统治符号和标志都消失了。“这些天来，一股圣象破坏浪潮正席卷整个德国”，记者玛塔·希勒斯在投降一周后观察到。1945年8月，原纳粹党重要堡垒贡岑豪森（Gunzenhausen）的新任县长在“第三帝国”结束后的首份月度报告中写道：“尽管战争刚结束几个月，但几乎没有关于纳粹主义的任何言论，就算有，也是负面意义上的。在那些原本供奉着纳粹国家标志的家庭中，已经再也见不到任何纳粹主义的痕迹。”

书中插图：苏联红军在柏林国会大厦上举起红旗。这个画面是苏联摄影师叶夫根 尼·哈尔杰伊于 1945年5月2日补拍的。

希特勒神话完全被颠覆了。曾经受人崇拜的“元首”现在被称为没有地位的人，是人类的恶魔，人们无法抵抗其魔鬼般的诱惑力。因此，也没有必要为自己参与纳粹主义作出说明。如果有人要为罪行负责，那就是希特勒，就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集团——而自己与之无关，也不想再与其纠缠。曾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的尤金·科根（Eugen Kogon）在1945年底写了《党卫队之国》（Der SS-Staat）一书，该书是对集中营世界的首次描写，其中作出了如下令人沮丧的总结：在大多数德国人心中，良知的声音还没有觉醒；没有人愿意再听到纳粹暴行。“关于集中营的报道顶多是让人感到震惊或难以置信；它们几乎不会激起人们的理解，更不用说激发他们的感情了。”

越来越多的战败者将自己视为真正的受害者，认为他们在轰炸战或逃亡和驱逐中遭受了可怕的痛苦，而如今还要遭受盟军的不公正的严厉对待。“德国人认真地相信——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着想，是不谋而合——他们的苦难超出了一切想象”，埃里卡·曼在1946年春发表的关于“德国状况”的报告中写道。她的弟弟克劳斯早在1945年5月就对许多同胞们的自满、自怜和无知感到非常恼火：“似乎他们只会抱怨自己所处的困境。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要遭受如此大的痛苦。‘我们为什么要遭受这些？’他们睁着蓝眼睛用天真而无辜的语气问道。‘我们难道不是一直遵守法律的勤劳公民吗？’”

大多数德国人对他们给被征服和被占领领土的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痛苦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同情了。与之相对的是，他们以近乎顽强的勤奋忙于清理废墟和重建工作。1945年底，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德国南部的旅途中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们像蚂蚁一样在一个瓦砾堆里来回奔跑，兴奋地并且像工作狂一样奔走在废墟之间。

书中插图：1945年5月2日柏林战斗结束后，柏林市民正从一匹马的尸体上分肉

两年半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那时是她自1933年被迫离开后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她遇到的人“普遍缺乏感觉”“一种明显的冷酷感”，有时“用廉价的感伤加以掩盖”，她察觉到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长期存在的、有时甚至残酷的对承认现实发生的事并作出补偿的拒绝所表现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当我们看到这些德国人如何忙碌地在他们千年历史的废墟中跌跌撞撞地穿行，面对被摧毁的象征物只能耸耸肩膀，或者当有人令他们回想起在世界其他地方犯下的暴行时，他们是如何怨恨这个人的，我们就会认识到，忙碌已成为他们抵御现实的主要武器。”

西部占领区及后来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有利于人们进一步逃离历史。在后来形成的第二个德国——民主德国中，官方所表明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使人们不再需要反思自己也曾是纳粹主义的一分子。“失去哀悼的能力”——这是亚历山大和玛格丽特·米彻里希在1967年出版的书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正是这种压抑的过程。这种无能在两个德国都存在，尽管表现有所不同。

书中插图：俯瞰被摧毁的科隆市，科隆大教堂也在视野中。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3月初美军刚刚进驻时

1945年5月初，希特勒自1933年1月30日掌权所开始进行的一切都结束了。“希特勒的十二年执政足以使一个大国由盛转衰；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竟不知从何说起。”挪威驻柏林记者西奥·芬达尔在5月9日总结道。这个战败国遭遇的军事打击如此彻底，经济损失如此巨大，所犯下的罪行史无前例，以至于当时有不少观察家质疑，这个国家是否还有未来。

然而，1945年5月8日不仅意味着结束，也标志着开始。除了筋疲力尽和痛苦，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也提高了，甚至散发对于重新出发的异常欢快情绪。自由民主党政客希尔德加德·哈姆-布吕歇尔（Hildegard Hamm-Brücher）回忆说，她再也没有像当时那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能够继续活下去意味着什么”。在地狱中存活下来的幸福感释放着无法想象的能量。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纳粹并保持住了体面和人格尊严的少数德国人来说也是这样的。“那十二年终于过去了。某种新的东西开始了（……）”，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写道。“每一步都是新的开始。一举一动都承载着创建基础的价值和分量。‘着手做，快行动’是我们的口号。”

书中插图：1945年5月初，柏林被解放者占领后，苏联强制劳工欢迎他们的到来

对这位记者和她的志同道合者们来说，忙碌的清理工作并不是为了不久前的过去，而是正相反，是出于帮助建立自由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愿望。在“第三帝国”的舆论宣传下成长的年轻前线士兵和预备役的炮兵并没有像盟军所担心的那样变成狂热的地下战士，变成所谓的“狼人”。在经历彻底幻灭的震惊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冥顽不化，而是将1945年之前养成的奉献精神与对西方生活方式无比开放的心态结合起来了。

尽管在艰辛的日常生活中，单单为了活下去就要耗费所有精力，但是经历了十二年的同化和精神贫瘠后，人们强烈地渴望文化。先前被关闭的书籍、杂志、图片和唱片世界打开了。拥入剧院、音乐厅和电影院的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公众，这一现象空前绝后。

在满目疮痍、自以为是和失去哀悼的能力之外，标志着新开始的嫩芽也出土了。但是，直到民主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引导下重新扎根于德国西部的民众之间还需要一段时间。只有亲眼看见这种破坏——包括物质和道德上——的严重程度，才能理解1945年5月8日所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难以想象，以及今天我们能生活在一个稳定、自由与和平的国度是何等的成就。也许现在正是回想起这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