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批胡风

作者: 陈为人

我对赵树理公子赵二湖的访谈中，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政治在过去是个敏感话题，现在仍然是个敏感话题。过去敏感，是因为稍不注意就会被视为右倾，就会被打棍子，戴帽子；现在敏感，是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为政治服务，从而贬低了自己作品的艺术性和个性特征。然而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个话题。因为不但上面这样夸奖，他自己也这么说。什么‘老百姓看的懂，政治上起作用’，什么‘问题小说’，白纸黑字，洗也洗不掉。再一想，那个时代，又有哪个作家，哪部文学作品不和政治挂钩，或敢不和政治挂钩呢？”

赵二湖还说：“更为糟糕的是，在赵树理那个年代，他还是不属于不敢不和政治挂钩的，而是积极自愿‘上钩’的。”

赵二湖具有“审父意识”，实话实说道出了赵树理的时代局限性。

（赵树理文学馆开馆仪式）

1955年，我国掀起了一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逐步升级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形成一件历时25年，牵扯成千上万人的大冤案。

（胡风头像）

在建国后的这场大批判运动中，赵树理积极投入，仅我目力所及，看到他写的两篇批判文章。

1955年6月15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集团哪里逃》：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揭露出来之后，我们才了解到胡风等人的娘家在甚么地方——原来他们是国民党匪帮双料“中”字号（“中统”和“中美合作所”）的走狗。被这两个“中”字号杀害的中国人，要比有史以来的豺狼吃的人还多，而胡风等人这一小帮子走狗，正是这样的狼种。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他们不但会打闷棍、甩鞭子、投掷集束手榴弹、抓缺口，而且会假埋头、空检讨、装老实、卖积极、敷衍、装死、布疑阵、拖时间；甚至像出刊物、开书店、学技术、教学生、作诗、编剧、赴朝慰问、写英雄人物、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好事。一到他们手里就都变成破坏革命的手段，真是万恶皆备于他们矣。

像胡风和几只丧尽人性的嫡亲狼种走狗，人民对他们除了决不能饶恕；其余已染狗风但狗性未全的人，只要不是甘愿做狼狗的孤臣孽子、而愿意彻底交待逆迹，一洗狗风，我们当允其重新做人。不过他们如敢再用假埋头、空检讨、装老实、装死等狐狸伎俩。也是不行的。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要死，那未这死就不能让他们仅仅是“装”一“装”了。

已经露出了原形的走狗们我们自然要处理；尚未露头脚的走狗们还都藏在甚么地方呢？从他们的计划和实际行动中都可以看出他们时时在找机会钻入我们的心脏。愿我们各界都做一下透视心脏工作，彻底消灭这批狗种！

赵树理还在《工人》半月刊1955年第12期上，针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发表了《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文：

有人以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出在文艺界，和工人关系不大。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胡风和他的主要骨干同美蒋匪徒有密切联系，他的爪牙已经伸到各方面，其危害绝不至于在文艺界……

这些败类，有各种各样的来路，比方有的是本来就和美蒋匪徒有联系的，有的是有反动阶级的思想而被反革命分子“组织”“联络”进去的。他们利用种种的关系混进了我们的机关、团体、学校、厂矿，用假积极、假老实等等办法骗取了领导方面的信任，长期隐藏下来，找我们的“缺口”来进行反革命活动。……一定不让他们躲过去，滑过去，赖过去。在平时，我们要注意每一个角落，不让他们有空子钻。

我们有些什么空子便于他们钻呢？……一个急于当作家而作品写不好的人，投了几次稿没有被登出来，投到胡风办的杂志上，胡风抓住这个机会向他说共产党是要闷死文艺的，再把他的稿子登出来，他自然就跟着胡风骂起共产党来了。一个人犯了错误受到领导上批评，不检讨自己的错误，逢人便说领导上冤枉了他。反革命分子听到这个消息，抓住机会找他安慰一番，顺着他骂一顿领导该死，他自然就成了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朋友……

毛主席告诉我们说要“天天洗脸”，也就是这个意思。

……

赵树理按其一贯的写作宗旨，对党的方针路线、战略布署极力做出能让人民大众读懂的通俗化解释。但是中国有句古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连自已也搞不明白的“大是大非”，怎么能说得让别人清楚？“文革”中我们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在一个大作家的笔下，一篇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竟然看不到一条像模像样的论据，而是充斥着“狗种”、“狼种”这样的漫骂文字。读着这样的文章，简直让人怀疑，这是出自于一个大作家的手笔？

（赵树理题词）

胡风与周扬的分歧由来已久。早在“左联”时期和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著名论战中，中国文坛上路线掺杂宗派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初显端倪。

鲁迅在有名的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及许多私人通信中，指周扬为“元帅”、“大人物”、“英雄”、“工头”、“奴隶总管”，“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是那类“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指周扬“借革命以营私”，“喊口号，争正统”，“左得可怕”，“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还指周扬“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用联络手段”“招揽扩大”，有明显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于是有“大布围剿阵”的“群仙”，“大纛荫下的群魔”，“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字里行间，鲁迅对周扬的鄙薄蔑视之情尽显无遗。

当周扬、夏衍等人告诉鲁迅，说胡风政治上有问题时，鲁迅不信，他认为胡风“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胡风鲠直，容易招怨，是可以接近的”。认为胡风的缺点是“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

周扬自任“左联”党团书记开始，就以文艺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出现。周扬的文学理论，主要来自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周扬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用鲁迅的话说，即“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做“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在语言形式上，则深谙毛泽东的用意，相应主张大众化、通俗化。

历史上，胡风和周扬有过两次较大的论争：一次关于现实主义，另一次关于“两个口号”。“左联”时期，内部已有“周扬派”和“胡风派”的说法。论战的激烈和白热化，致使胡风成为周扬的“私敌”。此后，胡风出版的两个评论集《论民族形式问题》和《论现实主义的路》，都曾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了周扬。建国以后，胡风在“三十万言”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披露了对周扬的看法，指为“宗派主义”，“小领袖主义”，甚至为“反党”。

（胡风三十万言书）

在延安时期，周扬就已经把自己原来的理论立场，主动纳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轨道，还编过一本指导性读物：《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把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配在马恩列斯之林”，把赵树理的创作纳入到他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系。

(在延安时期，周扬与毛泽东频繁接触)

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以显赫位置刊登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在文章中说：“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思想，写农民生活的作家。”“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

1947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把赵树理确立为“旗帜”、“方向”。赵树理成为周扬手中的“一张牌”。

胡风与周扬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终于到建国初，由于毛泽东的出面干预，注定了胡风呈现一面倒的“大败局”。这已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了。

面对这场事关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赵树理不论于公于私，自然都要站在周扬一边。而且按照当年态势，站在周扬一边就是站在毛泽东的革命文艺路线一边。

一元独尊，一言九鼎，一句话顶一万句，当群言堂成为一言堂，统一口径为一个声音之时，就离一个民族的悲剧不远了。

（胡风逮捕证）

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之时，倾城之下岂有完卵，这种蛮横武断的批判之风，一直延续下来，并且愈演愈烈。直至“文革”中，赵树理亲自尝到了这种大批判的滋味。

1966年7月20日，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为首的13名地委干部，在地委大楼的三楼楼道里，给赵树理贴出了题为《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从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本质》的大字报：

“赵树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披着‘人民作家’的外衣，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的资产阶级文艺家。解放十几年来，他为了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祖师爷’周扬的指示，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在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广大农村到处放毒……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山西作协在赵树理陵园祭奠、缅怀）

1966年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对赵树理进行批判。次日，《山西日报》在头版进行了报道。公开批判赵树理的罪状主要有三条：一是说赵树理的思想与彭德怀“一样反动”。彭德怀1959年6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赵树理于1959年8月炮制“万言书”，紧密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赵树理和彭德怀是“一个腔调”，“一唱一和”；二是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红人”；三是说赵树理是“反动学术权威”。

赵树理百思不得其解地辩解说：“大字报说我这几年时而去北京向主子汇报，时而回到家乡去活动。……去北京汇报，我是向党组织汇报的，近几年也去得很少。我汇报都有材料，我回去不向党组织汇报向谁汇报？我没有向周扬黑帮汇报，即使向他汇报，他是党组书记，我也没办法。”

赵树理还说：“想要搞臭我，搞臭的办法多了，为什么偏要这样搞。比如我去洗澡，身上没有粪硬给我抹上些粪。”……

然而，革命大批判占据“真理”的高点，其逻辑是不容置疑百口莫辩，赵树理在批判胡风时已经栽种的祸根，终于自食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