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民官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

来源: 史学月刊     作者: 杨俊明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结束，罗马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设计了解决罗马社会矛盾的种种方案，最终演变为长达百年的派系斗争和内战。作为平民利益代言人的保民官，由于有权否决高级官员和元老院的任何决定，因此在罗马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罗马共和末期，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危机的加深，保民官不仅官职属性和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相应发生变化，而且深度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派系斗争，被不同派系集团操纵和利用，沦为派系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致使政坛内斗不已，动荡不安，最终导致罗马由共和政制向帝制的转变。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开始较早，成果丰富。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涉及这一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从较新的视角解读罗马由共和政制向帝制转变的进程。

一

共和初年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结束后，保民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贵族控制政权与平民的工具。以格拉古兄弟改革为发端的罗马共和末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揭开了派系斗争的序幕。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出任保民官，立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希望通过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失地的农民，再造公民队伍，保证国家兵源，维护社会稳定。提比略提出要从国库拨出资金帮助农民投资农业和畜牧业。此举损害了元老院对国家财政管理的最高决策一权，遭到元老院的反对。无奈之下，“提比略没有遵照传统习惯法将法案提交元老院讨论咨询，而是像百年前的弗拉米乌斯一样绕过元老院向公民大会提交土地法案”。这样，土地改革引发的冲突演变成元老院和保民官之间的政治权力斗争。

提比略公然无视元老院的权威，元老院当然不会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罗马法律规定了保民官的同僚否决权。为了削弱保民官的权力，元老院采取拉拢、贿赂甚至威胁的手段，胁迫保民官对其同僚的提案实行否决，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当提比略将议案提交公民大会讨论时，被同僚屋大维否决。为了争取屋大维的支持，提比略提出只要他撤回对土地法案的否定，自己出钱购买他的土地，弥补他的损失。但协商无果，提比略将争执提交元老院裁决，遭到否决。无奈之下，提比略只好将一切公之于众，强调“屋大维抛弃了人民的利益，应该被解除保民官职务”。公民大会剥夺了屋大维的保民官职位，通过了土地法案。提比略此举完全背离了罗马宪政的传统惯例，激化了平民派与贵族派的矛盾。不久，“帕伽玛国王阿塔鲁斯去世，遗嘱将他的整个王国和财产赠予罗马人民”。提比略以其父是帕伽玛王国的庇护人为由，决定由他来支配这笔赠产，以用于他的土地改革计划。但是，由于提比略威胁到元老院对国库和海外事务的控制权，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摧毁了他在元老院仅有的同情，因此元老贵族十分恐惧他的存在。为了推行改革，提比略决定再次竞选保民官。元老院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止。选举当天，提比略被元老贵族的支持者打死。保民官被杀，这在罗马共和历史上还是首次。

十年后，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当选保民官。盖约深知，若要继续其兄的改革事业，就必须将自己的政治目标与提升多个社会团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因此，除土地法外，盖约颁布了粮食法、审判法等一系列有利于平民和骑士的法案。盖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将罗马国家所有重大事务的决定权从元老院转移到由保民官作主的公民大会手中。

粮食法规定：“由国家购买大批谷物，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这一规定获得了平民的广泛支持，巩固了公民集体。但是，免费给平民提供粮食，滋长了他们好逸恶劳和对元老贵族的依赖，从而卷入派系斗争的争权夺利之中。亚细亚行省法将新建立的亚细亚行省的赋税交由骑士承包。审判法将法庭的审判权由元老转到骑士手中，不仅导致元老院失去了与人民抗衡的资本，而且将骑士变成具有毁灭性的政治力量，加深了元老和骑士的冲突和矛盾。殖民地法是在海外新建殖民地以安置更多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法令，元老院“不是利用否决权而是用更激进的提案来瓦解盖约的势力”。元老们唆使同僚保民官老德鲁苏斯提出要在意大利本土建立12个殖民地，这一更激进更民主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措施受到罗马公民的热烈欢迎，导致盖约的声望急剧下降。盖约只好提出更为激进的“给予拉丁人完全公民权”的法案。盖约此举不仅遭到元老院的反对，而且也使害怕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罗马公民彻底抛弃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元老院甚至不惜动用本应用来对付外敌的军队，使罗马政治更加充满暴力色彩。罗马共和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使旧的城邦适应新的形势与职责的机会。盖约及其支持者最终被杀。

格拉古兄弟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合法斗争形式，以直接的暴力冲突取代了谈判和妥协，对此后罗马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亨里克·莫瑞特森所说，“格拉古给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系列政治工具和改革理念”。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舞台正式形成了代表不同政治利益和诉求的平民派与贵族派。两者之间的斗争随着罗马社会危机的加深更加残酷。保民官在日趋复杂的派系斗争中越陷越深，充当了派系斗争的急先锋。

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后，平民派与贵族派的斗争一度处于低潮。公元前100年，出身平民的军事统帅马略在平民派的支持下，第六次当选执政官，在罗马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而对困扰罗马旷日持久的各种社会矛盾，缺乏政治才能的马略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以萨图宁为首的平民派。此时的平民派则通过与马略结盟，一改此前在罗马政坛的颓势，重新在罗马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马略雕像

萨图宁原为新贵，由于元老院任命司考茹斯代替他做奥斯提亚港财务官，因此他转投平民派，对元老院进行报复。蒙森强调：“萨图宁确[实]是反对元老院最有力的人，又是盖乌斯·格拉古以后最活跃最有口才的平民党魁。”萨图宁与马略联手，利用马略的支持一泄私愤。马略则想通过萨图宁保民官的职权为他的老兵分得土地。萨图宁完全不顾共和国的法律程序，经常用非法暴力镇压他的反对者。他“纠集一群马略的退伍老兵打死对手，当选保民官”。

萨图宁通过一系列法律，将土地分配、粮食供应、缔结盟友和共和国政策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计划分配给马略老兵每人100犹格土地。此时，“不仅贵族和骑士，甚至罗马平民都拒绝支持土地法，因为人民永远都反对把土地和与他们平等的权利给予意大利人”。可见，土地所有权和公民权一直是罗马社会改革法案的敏感点，每次触及都会引发元老贵族、骑士阶层和罗马公民之间的矛盾，导致不同派系势力之间摩擦的升级直至流血冲突。由于全体公民的反对，加上马略摇摆不定的政治态度，因此萨图宁改革毫无进展。在次年的保民官竞选大会上，贵族支持的竞选者被杀。元老院通过紧急状态法，宣布萨图宁为公敌，授权马略用武力恢复国家秩序。关键时刻，马略支持贵族派，抓捕萨图宁及其支持者并导致他们遇害身亡。马略在平民派和贵族派之间徘徊不定，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派系斗争具有复杂多变的特征。军人参与派系斗争，使派系集团之间的矛盾复杂多变，急剧升级。此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原则被彻底打破，自格拉古兄弟改革开始出现的暴力成为常态。立场对峙的保民官互相刺杀，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荡然无存，罗马的无政府状态加剧。

公元前91年，保民官德鲁苏斯提出要给予意大利同盟者罗马公民权，此举由于触及罗马社会改革的敏感问题，因而不仅遭到元老贵族和骑士的极力反对，而且罗马平民也反对他。表决当天，虽然保民官用暴力通过法案，但执政官代表元老院宣布通过的法律无效。不久，德鲁苏斯被刺身亡。

“意大利人认为德鲁苏斯提案是他们获得罗马公民权最大的希望和最佳途径”。德鲁苏斯的被杀意味着合法满足意大利同盟者公民权要求的一切方法已经失败，意大利同盟者只有武装起义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持续三年的“同盟者战争”（公元前91——前88年）虽然最终以罗马的胜利告终，但意大利同盟者公民权的获得却从根本上动摇了罗马共和政制的根基。随着罗马国家社会基础的扩大，元老院的性质和作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公民大会成为新老公民争吵斗殴的场所，因利益不同而无法通过一致的法律决议。这就为此后的军队统帅武装夺取国家最高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公元前88年，因镇压同盟者起义有功而当选为执政官的苏拉受命统兵出征东方，平定米特里达梯叛乱。保民官苏尔皮基乌斯却和马略暗中勾结，突然向公民大会提出将苏拉的军事指挥权转到马略手中。这一举动不仅激化了保民官与元老院之间的矛盾，而且最终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意大利争夺战。公元前83年，苏拉最终再次控制罗马，开始独裁统治。苏拉颁布法律规定：“保民官任期届满后可以进入元老院，但不能担任其他官职；保民官不得连任，间隔十年才能再次参选。”保民官的否决权被剥夺，参政议政权受到极大限制。从此，保民官仕途的上升空间遭到彻底打压。苏拉独裁巩固了元老院的统治地位，抑制了保民官的势力，破坏了传统的权力制衡体制。尽管庞培和克拉苏在后来的执政官任期内废除了苏拉对保民官职权的种种限制，但此后“保民官制成了主要将领试图通过广泛的特别指挥权谋取权力的一种工具，削弱了元老院的集体领导”。

苏拉雕像

纵观这一时期的罗马历史，可以看出，从格拉古兄弟改革到苏拉独裁，罗马政坛内斗不已，徒伤人命，混乱不堪的派系斗争都有保民官的深度卷入。这种状况严重干扰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保民官一职日益成为反对元老院的有力武器，但苏拉建立的元老院根本不足以对抗保民官和得到军队支持的统帅。元老院不愿意交出权力，继续与保民官和掌握军队的统帅对抗，结果给自己树立了越来越多的敌人。尽管这一时期派系斗争的规模和范围有限，还没有导致全国规模的内战，但由于军队和统帅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军队统帅成为依靠武力破坏宪法管理的潜在力量。保民官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在派系斗争中纵横裨阖的作用，再加之派系斗争涉及的又是罗马社会各阶层极度关心的土地问题、公民权问题和审判权问题等，因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罗马社会的剧烈动荡，加速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二

公元前1世纪60年代至40年代，罗马的派系斗争频频以密谋暴动、刺杀、街头械斗和内战的形式表现出来，达到高峰。在以武力做后盾的凯撒、庞培面前，保民官完全丧失了其在罗马政坛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克劳狄、米罗、库里奥等因为各自利益而卖身投靠权贵的保民官，在这一时期的派系斗争中扮演了罗马政坛各种闹剧的主角，是罗马社会危机加剧、政局动荡不安的罪魁祸首。

公元前1世纪60年代中期，失意贵族喀提林由于竞选失败，试图以阴谋手段，用武力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保民官卢鲁斯与贵族出身却代表平民利益的凯撒、克拉苏联手，支持喀提林，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喀提林的当选能够实施保民官提出的土地法案，使十人委员会成为无可争辩的国家统治者。公元前63年，在元老贵族和罗马社会其他阶层的支持下，西塞罗挫败喀提林，当选执政官。上任伊始，西塞罗立即否决了卢鲁斯的土地法案。但凯撒在同年任大祭司（大法官）后，利用保民官拉比埃努斯告发元老拉比留斯未经审判杀死保民官萨图宁。凯撒此举为后来克劳狄指责西塞罗未经正常审判处死喀提林、导致西塞罗遭到流放埋下了伏笔。

喀提林阴谋失败后，罗马政坛风云变幻，史称前三头同盟的克拉苏、庞培、凯撒政治同盟于公元前60年秘密形成，这“预示着自由政府时期的结束，也为今后十年的战争和革命埋下了隐患”。在三头同盟的支持下，保民官克劳狄成为在罗马制造街头暴力、导致混乱的主角。他自费组织帮派左右公民大会选举和决议的通过，加剧了罗马政局的混乱无序和动荡不安，为推翻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贵族出身的克劳狄是在庞培和凯撒的帮助下成为平民并当选保民官的。由于襄读善德女神节一案遭到西塞罗的指控，克劳狄与他成为死敌。公元前58年克劳狄出任保民官后，立即开始对西塞罗进行报复。他颁布法案，宣布免费向平民分配粮食；削减高级行政官员权力，防止他们阻挠保民官立法；限制监察官清洗元老贵族的权利，以赢得元老贵族的支持；强调“任何没经审判曾处死罗马公民的人应该被驱逐流放”。克劳狄四处活动，用贿赂或暴力手段对付支持西塞罗的拥护者，导致不愿与三头同盟合作的西塞罗被流放。随后，克劳狄又以处理托勒密王朝塞浦路斯国事为由，将加图逐出罗马政治生活的中心。

凯撒雕像

凯撒出征高卢后，庞培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主角，但克劳狄与米罗的冲突使庞培和克拉苏的关系更趋紧张。克劳狄野心勃勃，绝不甘心做三头同盟的附庸。他想以保民官作为其仕途进阶的起点，使自己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米罗则希望以政府更替为契机，掌握罗马国家的最高权力。公元前57年，八位保民官支持召回西塞罗，但克劳狄以暴力阻碍召回西塞罗的投票会议。保民官塞斯提乌斯和米罗决定组织武装与克劳狄对抗。元老院和庞培给予他们巨大的支持，从而打破了克劳狄暴力控制罗马的垄断局面。西塞罗被召回后，克劳狄和米罗又为“谁应该被给予去恢复埃及国王托勒密王位指挥权”一事再次发生冲突。双方的明争暗斗使西塞罗和元老院认识到三头同盟濒临崩溃的边缘。然而，三头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彼此之间继续合作的可能仍然存在。公元前56年，三头在路卡会盟，再次达成一系列重要协议。公元前53年，与庞培关系破裂的米罗宣布竞选执政官，西塞罗和元老院极力支持他与克劳狄对抗。双方再次展开残暴的街头械斗，执政官也无法控制局面，选举只好推迟。此时的罗马，除了保民官外，出现了既无执政官也无其他官员的局面。国家公共事务完全瘫痪，政治活动充斥着暴力和骚乱。罗马再次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元老院任命庞培为唯一执政官，招募军队恢复社会秩序。以此为契机，元老院与庞培关系日近。

此后，元老院不仅使当选的执政官都由贵族担任，而且试图早日决定凯撒的继任者，使他既没有机会出任执政官，又不能延长自己行省总督的任期。公元前50年3月，执政官马尔凯路斯向元老院提出撤换凯撒，要他交出高卢的指挥权。绝大多数元老支持这一提议。但此时债台高筑已被凯撒收买的保民官库里奥，动用保民官否决权，反对一切试图剥夺凯撒指挥权的法案。库里奥强调，造成罗马政局混乱的罪魁祸首是庞培。由于库里奥的成功反击，庞培与元老院无法让凯撒马上下台，但他们开始竭力削弱他的地位。支持凯撒的元老和骑士遭到清洗，内战一触即发。

公元前49年1月，任期届满后离开罗马的库里奥带来凯撒的最后妥协方案，遭到元老院的否决。元老院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庞培将军队开进罗马。受到恐吓的库里奥和保民官安东尼逃出罗马，与凯撒会合。凯撒的地位、声望、荣誉和尊严岌岌可危。“为了保护保民官的权利以及罗马人民的自由”，凯撒决定诉诸武力。罗马内战正式爆发。

纵观这一时期的罗马派系斗争，可以看出保民官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克劳狄对西塞罗的攻击、与米罗的争斗，库里奥与元老院的抗争，实质上充当了派系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保民官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利用保民官为自己服务，争夺罗马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凯撒和庞培先扶植后抛弃克劳狄和米罗，说明保民官的争斗实质上是凯撒、庞培彼此之间和他们与元老院之间的较量。由于保民官缺乏武力作后盾，再加之其偏袒某一派别的行为对罗马政局造成的恶劣影响，使其所作所为颇遭非议。此时，保民官的否决权受到冷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一去不复返。他们已经完全沦为元老院制约官员、控制公民和派系斗争的工具。“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上的煽动，摧毁了执政官和元老院的权力，埋葬了罗马共和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正是保民官所代表的暴民和庸众的“民主”势力，把罗马由共和政体推向了帝制。

三

罗马共和末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平民派与贵族派的政治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诉求不同，矛盾丛生。此时，罗马政坛尽管不乏格拉古兄弟之类力图挽救共和国危机的有识之士，但包括保民官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却利用城市平民和手中的军队，将共和国引向灭亡。

首先，保民官的改革举措和权力滥用不仅没有缓和派系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而且由于他们的深度卷入，反而破坏了派系之间的平衡，加剧了派系斗争的频发和规模的扩大，使派系斗争更趋复杂，导致罗马共和末期社会的剧烈动荡和不安。

在罗马共和末期，保民官利用平民力量，试图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但他们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贵族的利益，挑战了元老院的权威，因此元老院不惜颁布紧急状态法，维护罗马国家的传统体制。“这是因为共和国不但象征着宪法，而且象征着一种神圣的政治秩序，这种秩序是任何人都不可以触动和颠覆的。这种思维观念已经深深固化在罗马人的头脑中，也是他们践行的一种政治生活方式”。保民官与元老贵族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保民官也无法突破共和体制的束缚，只能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无法解决困扰罗马国家甚久的社会矛盾。尽管他们维护民主的热情值得称赞，但鲁莽过激的方式对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由于保民官的深度卷入，导致共和末期派系斗争更加频繁，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其次，保民官不再捍卫平民的利益，而是用各种手段为自己的派系集团争权夺利，成为派系集团首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棋子，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和地位。保民官性质的这种变化，不仅颠覆了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平衡体系，而且导致保民官制度最终失去存在的意义，葬身于罗马内战之中。

罗马共和末期的社会矛盾是等级和阶级利益冲突的反映。在罗马政坛，如果没有一大批追随者和组织者鞍前马后的效劳，就很难将民众组织起来。统治集团内部有野心的军队统帅利用平民和士兵对土地的要求，扶植一些颇具个人野心的保民官为自己的代言人，充当这种组织者。这些军队统帅联合保民官和公民大会，不断用民意向元老院施加压力，逐渐突破城邦制度的框架，以满足自己无限制的权力欲望。共和末期，克劳狄和米罗等保民官的种种作为表明，昔日为民请命的保民官已经完全成为权贵的应声虫和吹鼓手。西塞罗特别强调，共和末期罗马之所以骚动不安，就是保民官煽动暴民和庸众的结果。他借昆图斯之口猛烈抨击了共和末期所有与元老贵族相对抗的保民官，因为他们挑战了贵族集团的权威。在共和末期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平民派和贵族派的军队统帅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利益与诉求的不同，在不同的时候选择或抛弃某位保民官，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保民官在这种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中游移不定，失去了往日纵横捭阖的权威和地位，已经彻底沦为军队统帅的打手和帮凶。元老院内部陷入分裂，又缺乏执行权和公民大会的支持，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最后，军事独裁的确立，罗马由共和制向帝制的过渡，最终葬送了保民官。

马略改革后的士兵全部统一了装备

马略军事改革之后，雇佣兵代替了公民兵。马略连续四次当选执政官，表明罗马民众已经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马略之类的高级官员和格拉古兄弟之类的保民官身上。马略、苏拉、凯撒、庞培等人长期担任军队统帅，导致军队成为听命于统帅的私人武装。高级官员和保民官的联合，元老贵族的蛮横，让士兵失去了对共和国的信任，与统帅形成利益共同体。内战爆发前，元老院多次拒绝凯撒的妥协方案，保民官安东尼则多次使用否决权否决元老院的决议，但仍然无效。这说明在派系集团剧烈的政治打压下，保民官的政治权力弱化，甚至连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证。此时的保民官已经不再像此前一样得到罗马民众和元老院的尊重和重视，其否决权也不再具有权威性。至此，保民官的政治前途最终丧失。内战结束之后，保民官虽得以保留，但已经完全形同虚设，不起作用。

共和末期罗马内乱不已，一方面在于罗马官员缺乏必要的权力和治安力量制止暴力的产生；另一方面，从宪法角度看，捍卫平民利益是保民官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也是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保民官彼此之间以及保民官与元老院的对抗也起了一定作用。历史事实证明，保民官在罗马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中充当了急先锋和吹鼓手的恶劣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的兴风作浪，罗马社会才更加动荡不安，从而为像苏拉、凯撒这样的军队统帅篡夺罗马国家的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在派系斗争中保民官被不同派系集团利用，充当他们的打手和帮凶，导致其政治声誉日坏，权威和特权丧失，逐渐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最终葬送于罗马内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