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来源: 古代文明     作者: 刘衍钢

提 要：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

一、匈奴起源说的缘起及分歧

公元4世纪后期，顿河以东草原地区出现了一支野蛮凶悍的民族——“匈人”（Huns，拉丁语为Huni，希腊语为Οὕνοι或Οὕννοι）。此后匈人活跃于欧洲历史约80年，他们凭借强大武力称雄于南俄草原与多瑙河平原，推动亚欧草原西部与温带欧洲森林地区的日耳曼诸族与东伊朗诸族的民族大迁移（Die Völkerwanderung），并间接促成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匈人属于何种民族？他们来自何方？古代欧洲的史料中对此基本没有记载，因此，1000多年来匈人的来历无人知晓。近代以来，欧洲人开始接触中国史料，一些欧洲学者开始把匈人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Hsiung-nu）联系起来，认为前者其实源于后者。自18世纪法国东方史学家德奎尼（Joseph de Guignes）提出匈人的匈奴起源说以来，匈人与匈奴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20世纪初期是德奎尼学说的最兴盛时期。对匈奴起源说贡献最大的学者为德国汉学家夏特（Friedrich Hirth），他发表于1900年的论文《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运用中西史料，补充和完善了德奎尼假说，构建了匈奴人西迁的大致路线与过程。夏特根据中国史书记载的线索推测：匈奴人确于4世纪西行至伏尔加河流域，于4世纪末向西攻入欧洲。这一时期多数学者都接受了匈人的匈奴起源说。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这一说法遭到众多质疑。最重要的匈人学者如英国的汤普森（E. A. Thompson）、德国的阿尔泰姆（Franz Altheim）、美国的门琴黑尔芬（Otto J. Maenchen-Helfen）等对匈奴起源说皆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匈人与匈奴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匈奴起源说缺乏必要的依据。1973年，门琴黑尔芬的专著《匈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Huns）出版后，匈人起源说在古典学术界已少有人支持。汤普森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声称：对匈人的起源，我们的知识并不比4世纪的阿米亚努斯多。汤普森还建议：谈及匈人的历史，最好不要再涉及匈奴。汤普森的这一建议基本被学者们接受，之后出版的相关历史专著在谈及匈人的起源时都称来源无法确知，一般也不再提及匈奴。最新版的《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重复汤普森的论断，声称“对匈人的起源，现代学者所知并不超过阿米亚努斯”。

我国学者对于匈人及其与匈奴关系的了解始于19世纪末。元史学家洪钧在出使俄国时阅览西方史籍，首次接触到匈人历史及其源于匈奴的说法，后来他把相关内容写进《元史译文证补》中。此后研究这一问题的较重要学者有章炳麟、梁启超、丁谦、齐思和等等。他们从史料方面对匈奴起源说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正与补充工作。到20世纪后期，匈奴起源说在国际史学界已少有人认同时，我国学者大多依然坚持匈奴起源说，对欧美学者的反对观点持严厉批评态度，斥之为“种族偏见”。几乎所有媒体与出版物，包括绝大多数正规史学著作、史学论文、历史教材、以及各类词典，谈到匈人时都直接称之为“匈奴”。另外在翻译国外史著甚至古代史料时，匈人一般都被直接译为“匈奴”。

笔者认为，在匈人起源问题上，把欧美学者的反对意见简单归结为“种族偏见”有失公允。在整个古典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时就混淆匈人与匈奴两者的概念，显然不是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这样做不仅会引起概念上的混乱，也严重歪曲了众多外国著者的原意。匈奴起源说之难以成立，主要是因为缺乏确切的考古学证据；而且匈人与匈奴人的活动在史料层面难以有效衔接；此外在语言学、民族学等方面存在众多相反的证据。

在匈人研究领域，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20世纪初期，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各有千秋。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料方面有优势；西方学者则在研究古典史料与其他古代史料方面有优势。到了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在匈奴史方面的劣势基本被弥补，而我国学者在匈人史方面的劣势依然如故，甚至有所扩大，该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匈人史无疑是古典历史的一部分，因而最适于研究匈人史的无疑是古典专业的学者，但目前对匈人史有所涉猎的国内学者中基本没有古典专业的。由于研究匈人历史的我国学者大多不懂古典语言，而且因环境所限在接触史料方面有困难，古典历史知识也相对欠缺，使得他们的论述出现不少问题和错误。

在叙述匈人的历史方面，国内所有专著中的记述都只是将国外历史著作中的相关内容摘抄整理而成。这些史著本身已非一手史料，部分内容也有所变形；加之很多国内学者由于种种局限，对外文著作的理解也出现误差，即便是转述的内容也难以融会贯通，在叙述中出现的问题比比皆是。比如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述及匈人历史时将“黑海”与“修克星”（Euxine）并用而未加任何说明，显然这些内容来自不同外国史著，但作者并不知道这两者实为同一概念；再比如林幹的《匈奴通史》叙述匈人历史时将“巴诺尼亚”（Pannonia）与“盘耨年”（Pannonien）并用，大概也是出于同样原因。

还有的错误是因为有的学者对古典史著与古典史料了解不多，或者对古典文献与古典历史缺乏深入理解和研究，结果在引用和分析时出现错误。比如齐思和先生的论文《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讲述匈人开始影响欧洲历史时有如下叙述：

当时著名的罗马历史家阿密阿那斯的《历史》中记载着匈人进攻阿兰人的过程。他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进攻，阿兰人对匈人予以坚强的抵抗，两军大战于顿河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敌不过勇猛突驰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

这段叙述的主要内容是基于想象，并无根据，因为阿米亚努斯的《历史》中并未提到顿河大战。事实上匈人降服阿兰人的过程相当模糊，从匈人击败东哥特人的战争模式看，匈人与阿兰人之间不可能有什么“顿河大战”。本段文字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是绝对不可能的。阿米亚努斯的《历史》中没有任何阿兰人使用战车的记载，倒是强调阿兰人是优秀骑兵，称阿兰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训练骑马。《历史》确实记载了阿兰人的马车，但明确称那不是用于作战。其实如果对古典军事史有所了解，这类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最迟在公元前9至8世纪，亚欧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就以骑兵淘汰了战车， 1000多年后称雄草原的阿兰人自然不可能以战车为主力。

上面列举的问题和错误都属于影响很大的重要学术专著或论文，有些错误内容还反复被其他著作与论文引用，这不免给国内的匈奴与匈人研究带来负面影响。类似的错误还不少，不再一一列举。笔者以为：这类错误的出现，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研究匈人历史的我国学者对欧洲古典历史缺乏全面的学习和了解，而且由于语言与环境方面的局限，不能有效研究国外的相关论著与史料。我国学者想要在匈人与匈奴研究领域于国际学术界占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强古典历史与古典文献的学习，或者需要中国史学者与古典史学者的通力合作。

▲The Barbarian invasions of the 5th century were trigger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othic kingdoms by the Huns in 372-375.（From Wiki）

二、马塞里努斯及其“匈人”描述

上面已经屡次提到古典史家阿米亚努斯，也提到现代匈人史学者对他的极度推崇。这位阿米亚努斯究竟是什么人？他何以有如此的洞察力，以致学者们探索了一千六百年又回到原点，在知识层面上至今不能超越他呢？下面通过古典文献解答这个问题，并藉此说明匈人可能的来源及其与匈奴的差异。

阿米亚努斯，全名为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cellinus），史学界一般称他为马塞里努斯。马塞里努斯约于公元313年生于安提奥克（Antioch），当时罗马的东方都城，约在公元330年加入禁卫军，开始军旅生涯。马塞里努斯在军中任职长达三十多年，经历了无数重要战役和政治事件。他大约于383年退职后定居罗马，开始自己的《历史》（Res Gestae）写作。马塞里努斯的死亡时间无法确知，可以肯定是在391年之后，较可能的时间是393年。此时他的史著已经在罗马深受欢迎，他计划续写《历史》，但未能如愿。

马塞里努斯的《历史》在时间上衔接塔西佗的《历史》，始于公元96年，结束于公元378年。全书共31卷，前13卷已经遗失，后18卷大部分保留至今。幸存部分的叙述始于公元353年，共25年时间。这段历史中的一些事件是作者亲身经历的。马塞里努斯本质上是个军人，缺少塔西佗这类杰出史家的历史眼光，而且他的拉丁语带有明显的希腊语痕迹，文笔很难称得上优美。但马塞里努斯的记录准确翔实。他非常注重实际考察。比如公元378年阿德里安堡会战后不久，他就前往罗马，去察看了阿德里安堡战场，收集历史素材。此外，马塞里努斯对其他民族文化习俗的特别关注，这使得他与希罗多德并列为现代民族学引用最多的两位古典史学家。由于这些优点，马塞里努斯被公认为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史学家，所有关于晚期帝国的史著都把他的《历史》列为首选史料。

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历史》的最后一卷（第31卷）第2章。这部分内容国内已有译文，但译自英文，内容不完整，部分内容与原意有偏差。因此笔者将其直接由拉丁文全文译出。为保持内容连贯，同时也为了便于比较分析，与匈人关系密切的阿兰人部分也一并译出。有关这部分记载的真实性，至今仍存争议。不可否认，在马塞里努斯著作里有关各民族的记录中，涉及匈人的记载可靠性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对当时古典史家来说，匈人是个前所未知的民族，马塞里努斯开始记载匈人时，罗马人知道他们存在不过15年时间。另一个原因在于，马塞里努斯与匈人接触不多，所获得的有关匈人的资料大多为二手的，更有学者认为马塞里努斯从未见过一个匈人。不过，这部分内容的可靠性却不可低估。马塞里努斯治史态度非常真诚，在提到匈人时坦承资料有限，完全没有前人记录，记录的可信度较低；而对于其他某些民族，比如后面要谈到的阿兰人，则称“经历长时间的各种探寻和了解，最终我们已经对这个民族的内部实情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匈人组织非常松散，即便是匈人的敌人也能轻易雇佣到匈人战士，阿德里安堡会战中就有匈人参战。马塞里努斯也提到战后劫掠色雷斯地区的蛮族人中有不少匈人；此后罗马军队中也一直不乏匈人雇佣兵。因此，马塞里努斯还是极有可能跟匈人有过直接交流。

史学家们曾经试图在马塞里努斯之前的古典作家记载中寻找匈人活动的线索，在早期史料中发现了某些可能是匈人的民族。但现代史学家经过审慎分析，认为关于这些所谓的匈人的记载其实皆不可靠。马塞里努斯之后还有其他有关匈人的历史记载，比如普里斯库斯（Priscus）史著残篇中的记载包括作者出使阿提拉宫廷的亲身经历，内容更为真实生动。但阿提拉时代的匈人已经跟80年前的匈人有天壤之别。匈人进入欧洲后，不可避免地会在扩张过程中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与组织方式，普里斯库斯所记载的匈人服饰、娱乐、组织、建筑等等跟早期匈人的生活相比已面目全非。因此，要了解匈人的起源，马塞里努斯的史著价值无疑最大。

▲ A copy of the Res Gestae from 1533.（From Wiki）

文献第1段讲述匈人的起源。相关内容如下：匈族，这个居住在麦奥提克（Maeotic）沼泽地以外冰冻海洋之滨的民族，其野蛮超乎想像。我们的古代历史记载中很少提到这个民族。

这里的“麦奥提克沼泽”即亚述海，大体上匈人最早的栖息地位于高加索山脉以北，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按照普里斯库斯的说法，具体地点为今库班（Kuban）河流域。这里的“冰冻海洋”是指哪里无法确定，可能暗示匈人来自更北地区。后面会说明：匈人在某些方面确实带有极北民族的特征，与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有所不同。

第2段是关于匈人的外貌：

匈人的孩子刚一出生，他们的面颊就被刀深深刻划，这样当他们长大时，脸上的刀疤纹路会阻止胡须的生长。因此匈人成年后，他们相貌丑陋，没有胡须，形同阉人。所有匈人都有着紧凑强壮的四肢，肥短的脖子，而且身材畸形，样子可怕。如果见到他们，你会觉得他们像双腿野兽，或者是排列于桥梁上那些粗制滥造的雕像。

关于这段内容争议颇多，大体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抛开作者的种族偏见，马塞里努斯笔下的匈人主体应该是蒙古利亚种族。当然这些描述中不免有一些作者的误解。比如关于匈人自幼被割面以阻止胡须生长的记载，一般认为这是亚欧游牧民族中很普遍的剺面习俗，其他古典记载中有阿提拉葬礼上匈人剺面的内容。马塞里努斯可能对匈人的毛发稀少感到惊奇，想借此加以解释。马塞里努斯这些记载与其他古典学者，如普里斯库斯，圣杰罗姆（Jerome），约丹尼斯（Jordanes）等人的记载一致。其他古典作家的记载，如佐西穆斯（Zosimus）认为匈人即早期古典史著中提到的“扁鼻人”，普里斯库斯称阿提拉鼻子扁平，等等，也有助于说明匈人的种族特征。这些记载与现代考古发现完全吻合。匈人墓葬的考古分析也证明：匈人为混种，特别是进入欧洲后与欧洲人大量混血，但在抵达欧洲前匈人应该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种。

另一点需要说明：古典作家中某些对匈人奇异外貌和自残习俗的记载可能是事实，并非出于种族偏见。例如约丹尼斯称匈人的头颅圆而变形，高卢诗人西多尼（Sidonius Apollinaris）称匈人在儿童时期就使头颅变形，“把头磨尖”，等等，目前这些说法已获得考古证明，一些匈人贵族妇女的颅骨确实因幼时的刻意缠裹而严重变形。这种奇特的风俗（cranial deformation）主要存在于一些原始亚洲居民和古代美洲民族中，在亚欧大陆进入文明时期之后，保存这类自残习俗的民族比较少见。这种原始习俗如果能在亚洲保存下来，最有可能存在于极北与山地等相对隔绝的地区。

第3段主要是关于匈人的饮食：

匈人相貌凶残，外形粗陋可怕，不过他们的生活需求却极低。他们不需要火，也无需可口的食物，他们食用野草根和半生不熟的肉类。至于肉类来自何种牲畜，他们概不计较。为了加热，他们会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与马背之间捂一小段时间。

这段记载表明，匈人的饮食习俗即便在游牧民族之中也是相当原始落后的。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匈人不知用火而食用生肉的记载，一般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对此，门琴黑尔芬已经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很多游牧民族到近代还有将生肉置于马鞍内侧的习俗，为的是防止马匹被马鞍刮伤，也为了便于取食。其实原文并未说匈人不知用火，而是说他们“不需要火”，用火的技巧匈人应该是掌握的。如果考虑到匈人可能来自非常寒冷的北方，这段记载就不难理解了：匈人以生肉为主食的说法也可能是对某种食用生肉习俗的夸大记载。直到近代，生活于极北地区的居民都有食用生肉的习俗，他们并非不懂用火，但这是他们用以补充维生素C的重要方式。由于环境所限，这些居民无法获取新鲜水果和蔬菜，只能通过肉类补充维生素C。但维生素C在高温下会分解，因此只能以食用生肉的方式补充维生素C。本段马塞里努斯记载说匈人还食用“野草根”，此习俗也存在于一些北方民族中，同样跟补充维生素C有关。自然，对任何民族来说，食用生肉都不是什么愉快体验，因此在获得其他维生素C补充方法之后，他们都会放弃这一习俗。因此，很可能匈人在与其他民族接触后很快就不再食用生肉，其他的古典史料中也就不再有这类记载。

第4至第6段以及第10段主要是关于匈人的生活习俗，包括住房，衣着，对马匹的依赖等等。相关内容如下：

他们从来不盖房子，而且避之如同我们躲避坟墓。在匈人之中，你甚至找不到一间哪怕是芦苇编成的陋室。他们漫游于森林和群山，从出生之日起他们就惯于忍受饥渴与严寒。即便在其他民族之中，他们也不会呆在房屋中，除非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认为身处别人屋顶之下很不安全。

匈人以亚麻衣服或缝在一起的森林鼠皮蔽体，无论在私人场合还是在公开场合，他们都只穿一种衣服。他们偶尔也会穿上我们的束腰外衣，不过这些衣物都很破旧，而且他们不懂得换洗。直到衣服被磨损撕扯成布条，他们才会把它们脱下。

他们戴着弯型皮帽子，以羊皮遮盖他们多毛的双腿。他们穿的鞋子没有硬底，这造成他们在地面上行走不便。因为这一原因，匈人完全不适于徒步作战，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基本上生活在马背上。他们骑乘的马匹非常丑陋，但不可否认其忍耐力超群。匈人骑马的姿势奇特，有如女人，他们就骑在这些马匹上从事其日常活动。这个民族的人能够整日整夜呆在马背上，他们在马背上做买卖，在马背上吃喝，还会弯下身子伏在他们矮马的脖颈上沉沉入睡，进入梦乡。

匈人从不耕作，他们甚至不愿触碰犁把。实际上所有匈人皆居无定所，四处漫游。他们没有固定村落，不举炉火，不识法度，其生活方式如同流放犯人，与定居民族迥异。匈人主要的安身之处是他们的马车，他们在马车里出生，在马车里把孩子养大。如果你问一个匈人他是哪里人，他肯定无法回答。可能的情形是：他的母亲在某地受孕，而在另一处很远的地方生下他，然后又在其他更遥远的地方将他抚养成人。

这些叙述的奇特之处在于完全未提到匈人如何放牧。从这些记载看，很显然匈人是一个草原游牧民族，而且相对来说还比较原始，或者接受游牧文明的时间并不很长，至少在欧洲古典历史时期，匈人远比其他游牧民族落后。按照当时古典作家说法：“即便在野蛮人眼里，他们也是野蛮人”。此前匈人跟定居民族不大可能有什么接触。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对房屋的恐惧，一个与定居民族有过一定交往的原始民族是不太可能对房屋有这种恐惧心理的。第5段提到的匈人穿戴，有的为匈人自制（如“缝在一起的森林鼠皮”），有的则可能来自南方定居民族（如“亚麻衣服”和“束腰外衣”）。不过这些推测也存在争议，比如门琴黑尔芬认为匈人的羊毛和亚麻织物是匈人自制的。第6段称匈人“马背上做买卖”，说明此时匈人与其他民族间开始有一定贸易往来。不过这些贸易活动的规模不可能很大。

这几段记载与中国史料中对匈奴人的记载差别很大。比如匈奴人在公元前3世纪前就有一定的农业，而匈人“从不耕作，他们甚至不愿触碰犁把”。匈奴与中原文明地区交往频繁，除中原地区之外，匈奴人还跟中亚甚至西亚的诸多文明地区有密切的交往。外蒙古的诺颜乌拉（Noin Ula）山匈奴古墓群中还出土了多种产于欧洲的织物。因此匈奴人在走出中国历史视野时无疑已是相当文明的民族，其文明程度在游牧民族中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史料中对匈奴人的最后记载之一是匈奴人在中亚建立的悦般国，其中特别强调该国居民远比周边民族文明，称他们“清洁于胡。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此外中国史书还记载了悦般国与草原霸主柔然间的长期战争，战争的起因是这些匈奴人觉得柔然人过于野蛮肮脏。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张成分，未必是事实。但匈奴人因为与文明世界长期交流而变得较为文明则是无可否认的。

▲ 诺颜山考古发掘的匈奴人印花地毯

第8与第9段描述的是匈人的军备和战术：

匈人有时会通过主动挑衅发动战争， 他们的作战阵型为楔形，作战时发出各种凶猛的吼叫。为了行动便捷，他们轻装上阵，因而总是能出敌不意。在战场上他们会故意遽然分散，然后从各个方向列队进击，他们凭借此战术克敌制胜，给敌人造成惨重损失。由于他们移动极为迅速，他们攻入壁垒与洗劫城堡时，敌人往往尚未察觉。

因此可以确定地说匈人是一切战士中的最凶猛者。与敌人相隔一段距离时，匈人会向敌人放箭。他们用的箭头跟我们的不同，由削尖的骨头制成，他们连接箭头与箭杆的技术非常高超。冲过这段距离之后，匈人会以刀剑与敌人近身肉搏，他们作战勇猛，全然不顾虑自身安危。当敌人全力格挡他们的剑刺时，他们会趁机用编结的绳索（或罩网）捆住敌人，使得敌人丧失骑马或行走能力。

我国很多学者在提到匈人的战术时，除列举其作战方式跟中国史著中匈奴战术的诸多相同点外，还喜欢强调欧洲人对此种战术完全陌生，因而“望风而逃”。此种看法实为误解。其实，不止匈人与匈奴，所有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均大同小异。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对骑兵机动作战的接触与记载是比较晚的，主要是因为游牧文明传播到东亚地区相对较晚。最早对游牧骑射战术的记载，包括套索（lasso）的使用，见于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以及伊朗语族的萨伽提安人（Σαγαρτivοι）等游牧民族的战术描述。古典欧洲人对游牧骑射战术并不陌生，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军队中就出现了骑射手（ἱπποτοξόται）。3世纪开始，罗马军队中骑兵数量大增，其中多数为骑射手（Sagitarii），作战方式亦模仿游牧民族。综合相关古典记载来看：匈人的战术优势并不在战术层面，主要在于其战士及马匹的英勇顽强与吃苦耐劳，此外还在于他们的作战技能。而且从匈人进入欧洲直至匈人灭亡，罗马军队中一直有不少匈人雇佣兵，罗马人对匈人的战术不可能陌生。

第9段记载匈人的箭头为骨制，这也反映了早期匈人的技术非常落后。这里还提到匈人近战中使用铁剑（ferrum），这些铁剑大概不是匈人自己制造的。还有其他古典文献记载称匈人铁制武器稀少，这已经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与之相比，匈奴人的铁器文化相当发达，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掌握了批量制造金属箭头的能力，能制造大量铁制箭头和其他兵器用于战争与狩猎，这同样已为众多考古发现所证实。

此外，从这段记载看，匈人在战术上与包括匈奴在内的其他游牧民族有一定区别。多数游牧民族都采用所谓的“帕提亚射术”，即跟敌人保持一定距离，先以大量弓箭消耗敌人。匈人的攻击战术较为直接：先射箭，冲过箭程后即短兵相接。因而匈人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偏重于骑兵的正面冲击。马塞里努斯的这些记载跟其他古典史家的记载大体一致。此外，马塞里努斯也没有提到游牧民族惯用的“佯退诱敌”战术。匈人的战术何以如此简单独特，原因不详。可能是因为早期匈人并非纯粹的游牧民族，加之人口稀少与物资匮乏，又缺乏有效的组织，所以没有发展出大规模的骑射战术；也可能早期匈人的敌手多为其他游牧民族，这种更直接的近距冲击战术相对更有效。

马塞里努斯对匈人马匹的描述与其后古典作家的说法基本一致。据其他古典史料所言：匈人的马固然如马塞里努斯所言能吃苦耐劳，但并非优秀的战马，因此匈人很快就引进了罗马战马。另有古典史家称匈人在降服阿兰人之前为纯狩猎民族，物资相当匮乏。这可以解释第4段所言“从出生之日起他们就惯于忍受饥渴与严寒”。匈人的这种“非典型游牧”特性可能也有助于说明后来匈人战术发展的独特性：跟其他纯粹的游牧民族不同，匈人在进入多瑙河平原后就部分放弃了游牧生活，他们也不再是纯粹的骑兵民族，转而模仿罗马人与周边日耳曼民族，发展出自己的步兵战术。匈人可以说是最快放弃骑射战术的游牧民族。

第7段与第11段简述匈人的社会及其民族特性：

即便是遇到重大事情需要认真商议时，他们也呆在马背上保持这种姿势。匈人们不对任何君主效忠，但接受分散首领的统治。在这些首领的统驭之下，他们摧毁所遇到的一切。

即便是在休战时期，他们也反复无常，毫无信用。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投入行动。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就像那些用于献祭的无知牲畜。他们的意识晦暗不明，令人难以捉摸。他们行事从不为宗教与迷信所困扰，而是受对黄金的无穷贪欲所支配。他们善变易怒，即便是对于自己的盟友，他们也会无缘无故加以背弃，随后又会不假思索与其和好如初，如此情绪反复，有时在一天之内会发生数次。

这些对匈人性格的描述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说法未必真实。此类记载很大程度是继承了之前古典史家对其他民族特性的贬义描述。从这些记述看：匈人在社会组织和观念方面还相当原始，与定居民族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差别巨大，在很多方面甚至难于跟这些民族沟通。匈人社会结构松散，大约以部落为单位，一般没有权力超越部落的君长，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落后与匮乏。

第11段着重讲匈人“反复无常，毫无信用”，这可能是因为马塞里努斯等古典作家难以理解匈人那种原始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匈人无统一领袖，各个部落往往自行其是，如果把匈人看做一个整体，就不免会认为他们“反复无常，毫无信用”。匈人这种奇怪性格让古典作家惊奇不已：任何人只要有钱，都可以雇佣匈人为自己效力，哪怕是用于对其他匈人作战。比如东哥特王维提米利斯（Vithimiris）曾雇佣一些匈人抵抗匈人主力的进犯。在古典史家眼中，匈人这一特性直到匈人最后灭亡都少有改变。这大概是因为匈人社会从未达到真正牢固的统一。即便在阿提拉统治的短暂鼎盛时期，匈人世界也未实现统一。据普里斯库斯记载：阿提拉在死亡前的第4年还在忙于征服黑海东部的匈人部落阿卡茨里人（Acatziri）。此时阿卡茨里人也并非唯一独立于阿提拉统治的匈人部落。即便是阿提拉这种很不完整的统一，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靠统治者的个人能力来维持，因此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立即土崩瓦解。

由上述分析可知，匈人的社会政治组织从未发展到较为成熟的地步。这与中国史书中匈奴人的社会政治组织可谓对比鲜明。匈奴人很早就从南方农耕文明国家与周边游牧民族中借鉴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并加以自己的创造。到公元前2世纪匈奴的全盛时期，匈奴人不仅实现了完全的统一，而且其社会政治组织及各类制度已相当完备，单于之下有王、谷蠡王、大将、都尉，当户等官职，形成严密的等级管理体系，而且匈奴人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各类制度与法律体系。相比之下，据普里斯库斯的描述，即便在其最后阶段，匈人的社会组织程度也远不能跟匈奴相比。

上述马塞里努斯有关匈人社会组织的描述争议最大。汤普森与门琴黑尔芬对此的看法就截然相反：汤普森认为这些记载总体准确可信；门琴黑尔芬则认为早期匈人的社会组织没有马塞里努斯所描述的那么原始分散，匈人很早就曾有过统一组织，约丹尼斯记载的早期匈人在君主巴拉米尔（Balamir）统一率领下西进可能有一定根据。目前多数学者更倾向于汤普森的观点，认为巴拉米尔其实是个虚构人物。据著名学者希瑟（Peter Heather）考证：巴拉米尔的原型其实是哥特王法拉米尔（Valamer）。匈牙利著名学者哈玛塔（Harmatta）曾激烈反对汤普森的观点，但后来也承认早期匈人非常落后，逐渐开化之后只能纯粹模仿其他民族的社会组织方式，以致匈人社会“毫无自己特色”。匈人在同周边日耳曼民族交往之后，不只是社会组织，连贵族取名都模仿日耳曼人，可见早期匈人具有的文明因素非常稀少。匈人组织的原始和分散有助于解释匈人向欧洲腹地的扩张何以如此缓慢：从匈人越过顿河之后至少40年匈人主体才进抵多瑙河平原。一个在战术上拥有巨大优势的游牧民族，如果有良好统一的内部组织，是不可能采用这种缓慢渗透扩张模式的。虽然存在上述种种争议，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在社会组织方面，欧洲历史中的匈人与中国历史中的匈奴之间差异巨大，两者鲜有共同点。

▲ The Feast of Attila, by Mór Than (1828-1899).（From Wiki）

马塞里努斯将匈人与阿兰人合在一章介绍，显然是考虑到这两个民族的密切关系，以及两者间的共同点和差异。阿兰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其实远胜于匈人，这个民族影响过中国的历史，他们的后裔至今依然是高加索地区的重要民族。因此，对于这个民族的早期记载我们也应当予以重视。相关主要内容如下：

阿兰人的居住地横跨世界两大部分，该民族群所包含的不同民族这里不再赘述。各种阿兰人分散居住于非常广大的地域，他们像游牧民族一样在无边的原野上游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具有很大的同一性，他们的各类习俗，野蛮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武器装备等等都是一样的，因而他们共同拥有“阿兰人”的名号。

阿兰人没有固定居住的房屋，也绝不会去扶犁耕作。他们以肉类为主食，还饮用大量乳汁。他们分散居住于广阔无边荒野，以马车为家，他们的马车式样独特，带有树皮制成的弧形车篷。当阿兰人新到一片牧地时，他们先把马车排列成环形，然后在这马车建成的“城”中间举行狂野庆祝仪式。如果这一地区的牧草告罄，他们会把“城”移向其他地方。这些马车实为阿兰人的永久居所：男人们在车中与女人交合；孩子们在车中出生，然后在车中长大。不管阿兰人走到哪里，他们都视马车为自己的天然家园。

阿兰人放牧的方法是：把牲畜分成牧群，他们在牧群后驱赶牲畜。他们对马匹特别重视，花很多精力照料自己的马匹。阿兰人的土地总是牧草丰美，其间还有很多地方生息着众多野兽。因而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不缺食物与饲料，湿润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众多河流为他们提供了一切。

阿兰人中的不适合战斗者，无论其年龄与性别，都呆在马车附近承担较轻的义务。而那些年轻人则接受各种复杂的作战训练，从孩提时代起就练习骑马。所有年轻阿兰人皆为优秀的马上战士，他们看不起步行作战。阿兰人跟波斯人颇为相似，他们有着同样的斯基泰族源，也都非常骁勇善战。

基本上所有阿兰人都身材高大，相貌漂亮。他们的头发为金色，色泽有些偏暗；他们的目光颇为凶蛮，让人害怕。他们使用轻巧的装备，因而在战场上行动迅捷。在生活方式与开化程度方面，阿兰人比匈人要略好一些。阿兰人一路劫掠与狩猎，范围遍及麦奥提克湖与西米里安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也以同样方式洗劫过亚美尼亚与米底地区。

阿兰人喜爱冒险和战争，一如平和安静的人喜爱安逸舒适。他们以战死沙场为荣，对那些有幸寿终正寝者则大加恶词嘲讽，视之为懦夫和低等人。对阿兰人来说，最值得夸耀的事便是杀人，至于被杀者是谁他们倒不在意。他们还会把被杀者的头颅割下，剥下头皮作为战利品来装饰自己的战马。

匈人与阿兰人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原始性。例如他们都以蓬车为居所，不使用帐篷，连最简陋的房屋都不会建造。这些特征跟其他游牧民族差别很大，说明匈人与阿兰人都是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相比之下，匈奴人对帐篷的使用则要早得多，后来匈奴人还建造了规模很大且结构复杂的城镇。匈人固然在同其他游牧民族接触后学会了使用帐篷，后来还学会了建造简单房屋，但直至匈人灭亡，他们在居住方面的文明程度还远未达到匈奴人西迁之前的水平。

马塞里努斯详细记载了阿兰人的游牧活动。但对匈人，则两次强调其“游”而无一字说其“牧”，只在第3段涉及匈人饮食时暗示匈人有各种牲畜。这可能不是记载的疏忽，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匈人最早游牧的地域不如阿兰的地区水草丰美，因而匈人的牲畜在数量与质量上较逊色；也可能是因为匈人与阿兰人相比，生活的游牧色彩相对薄弱一些。

马塞里努斯对于阿兰人种族特性的记载已为众多考古发现所证实。还有一些与种族特性相关记载容易被忽略：马塞里努斯称阿兰人的主食为肉类和奶，而匈人主食只有肉类。这一记载所包含的信息想必马塞里努斯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该饮食习俗差异说明多数阿兰人有乳糖耐受（lactose tolerance）遗传特性，而多数匈人没有。后来匈人即便懂得了各类乳制品的制作方法，他们也主要食用乳酪和乳酒之类非乳糖乳制品。这可以作为阿兰人属于印欧种族的证据之一，也跟马塞里努斯对阿兰人相貌的描述吻合；而匈人的主体显然不可能是印欧民族。从这点上看，匈人为斯拉夫人一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匈人最可能属于的两个族群（芬族和突厥族）皆为乳糖不耐受（lactose intolerance）族群，这跟马塞里努斯以及其他古典记载符合。

▲ Huns in battle with the Alans, by Johann Nepomuk Geiger (1805–1880).（From Wiki）

三、中西史料衔接问题

中国史书中有关匈奴的最后记载见《魏书》卷102《西域传》中的粟特国条，这段记载也是中外匈人史学者讨论最多的中文记载。全文并不长，引用如下：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夏特认为：粟特国即南俄草原上的阿兰人政权，这段匈奴征服粟特国的记载实际上正是马塞里努斯所说的匈人对阿兰人的征服，时间为370年左右。 “三世”后约为75年后，与魏高宗在位时间（452年至465年）大体符合。这位匈奴统治者忽倪其实就是古典史料中“称霸莱茵，黑海间的匈王”，即阿提拉幼子艾尔纳克（Ernac）。阿提拉死后，艾尔纳克率众回到匈人在伏尔加河的旧地继续统治。那位与中国交涉的匈奴君主应该就是这位匈人首领艾尔纳克。这样，夏特认为自己成功地将匈人与匈奴的史料衔接起来，从而证明匈人其实源于匈奴。

夏特对匈人历史的叙述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有关艾尔纳克的记载散见于古典史料中，将它们拼接起来不难了解艾尔纳克的生平。尽管阿提拉对他宠爱有加，匈人也对他寄予厚望，但艾尔纳克本质上是个黯淡无光的人物。阿提拉死后，中欧诸族不再服从匈人统治，相继起来反抗，匈人连遭惨败，霸权彻底瓦解。艾尔纳克被东哥特人击败后率残部南迁入东罗马帝国境内，接受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庇护。此后艾尔纳克及其部众一直作为东罗马皇帝的忠实臣民为帝国效力。关于东罗马安置艾尔纳克部众的地点，古典史料的记载较为含混，但可以肯定位于多瑙河下游南岸。较通行的观点是：位于多瑙河与特斯（Theiss）河交汇处。门琴黑尔芬则认为是在更靠东南的地区，大约在巴尔干西北部。无论如何，这些可能的地区距离伏尔加河都很遥远，到达伏尔加河有超过2000公里的路程，而且从多瑙河下游至伏尔加河之间居住着众多敌视匈人的好战民族。艾尔纳克及其部众正是为了免于被这些民族消灭才迁入东罗马帝国境内，自不可能再长途跋涉穿越敌境去伏尔加河，史料中也没有任何这类记载。纵观艾尔纳克的一生，他从未“称霸”过，也很难被称为“王”，甚至从未涉足伏尔加河。

夏特的说法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魏书》中关于粟特的信息其实早在437年即为中国史家所获取，此时阿提拉在匈人中的霸权都尚未确立。再比如艾尔纳克的前“三世”当为阿提拉之父，其活动时间应该在420年至430年间，不可能在375年前后。后来有学者修正夏特的说法，认为忽倪并非艾尔纳克，而是阿提拉之前最有名的匈人首领巴拉米尔或乌尔丁（Uldin）。这种说法也获得不少赞同，国内有的著作提到巴拉米尔或乌尔丁时直接称之为“忽倪”。不过巴拉米尔和乌尔丁在时间上跟“高宗初”明显无法衔接，这类修正其实同样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夏特理解中国史料的最大问题不在时间方面，而在空间方面，即粟特国不可能位于南俄草原。其实不用看其他史料，只要简单分析一下粟特国条的后半段就可知道这个国家不可能如此遥远。姑臧到伏尔加河流域直线距离约7000公里，如果考虑到地形和路线，距离就更加遥远。假如再考虑到5世纪时亚欧草原被分割为众多游牧民族势力范围，则中国与伏尔加地区不可能直接通商。关于粟特，史学界传统看法是：中国史书中的粟特即古波斯铭文中的苏格达（Sugda），亦即古希腊人所谓的索格狄亚那（Σογδυανή），位于河中地区（Transoxiana）南部。目前对于该说法尚存一些争议，而且粟特的含义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粟特的位置不可能偏离河中地区太远。河中地区距离姑臧约2000公里，两地间的直接通商早已存在了数百年。因此《魏书》中所说的粟特国，只可能位于传统所言的粟特地区，或者在这一地区附近。

▲ Historical Transoxiana（From Wiki）

《魏书》这段记载中，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内容可能暗示更远地区的话，大概首先是那句“去代一万六千里”，南俄草原距离代地约八千公里。但只需看看《西域传》的上下文就可明白：以现代的直线距离理解古人的记载并无实际意义。古人并无现代人的坐标概念，他们对距离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路径。因此这些记载中的距离大多不准确，远大于实际距离。由于古人基于路径的地图概念，不独《魏书》，所有古史的《西域传》都是按照路径来编排国家顺序的。《魏书》的《西域传》中，粟特国之前为洛那国，洛那国条前两句为：“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粟特国之后为波斯国，波斯国条前两句为：“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可见，在当时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中，粟特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与伊朗高原路途之间。根据所记载的路径比例推知：粟特的大体位置正是河中一带，即传统所言的粟特地区。

这段记载中另一处可能与匈人相关联的是称粟特为“古之奄蔡”。奄蔡很可能就是欧洲历史中的阿兰，因此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匈奴人征服粟特可能就是指匈人征服阿兰人。奄蔡与古典记载的对应不予讨论，这里只简要分析一下中国史料中的奄蔡：奄蔡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大略位置在里海与咸海以北。《魏书》中的粟特，即传统的粟特偏西北地区，也曾被这些游牧民族控制，因此《魏书》称粟特为“古之奄蔡”并没有大错。但《魏书》并没有说当时粟特的居民还是“古之奄蔡”。实际上奄蔡早就更名为阿兰，一般认为实际上是阿兰人征服了奄蔡。此事记载于《后汉书》与《魏略》中，但《魏书》的作者不可能不知道，《魏书》也并没有说阿兰人居于粟特。因此，《魏书》所说的粟特地区居民不可能是阿兰人，《魏书》也从未提到阿兰。

因为夏特说法的种种缺陷，后来出现了某些折中说法，即：匈奴人先征服粟特地区，然后又向北，再向西迁徙，最后进入南俄草原成为西方历史上的匈人。这种说法同样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跟有关匈人的记载错位。中国史料中匈奴人征服粟特地区大体上与古典史料中匈人进入南俄草原同时发生（匈人的活动可能更早），因此匈奴人不可能有时间再度迁徙变成欧洲的匈人。而且《魏书》说得很清楚：匈奴征服粟特后并未离去，而是留在那里“已三世矣”，直到5世纪中期。此时欧洲匈人的历史已至尾声了。

▲北魏时期的西戎校尉府、焉耆镇，北凉、龟兹、于阗、疏勒、 乌孙、悦般等国，选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四、余论：西迁匈奴人的文献线索

如果说西方有关匈人的史料与中国有关匈奴的史料无法有效衔接，那么西方古典史料中是否记载了其他可能与匈奴有关的民族呢？马塞里努斯史著中所记载的众多民族中确实有一个民族可能跟匈奴有关，这就是希奥尼泰人（Chionitae）。对于这个神秘民族的记载仅限于马塞里努斯的《历史》，而且这个民族在欧洲历史中的影响远不能跟匈人相比，因而长期以来这个民族一直被众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忽略。事实上，马塞里努斯对希奥尼泰人的记录远比对匈人的记录翔实生动，因为马塞里努斯本人与这个民族有过众多近距离接触。《历史》中对希奥尼泰人的记载有以下几处：

第16卷第9章记载：公元350年，正在进攻罗马的波斯沙普尔大王（Shapur the Great）突然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留下大臣与罗马和谈。因为他必须前往远离罗马边境的地区作战，此时这些边疆正遭到几支游牧民族的进攻，其中最强大者为希奥尼泰人。这场战争旷日持久，持续了8年。

第17卷第5章记载：公元357年，沙普尔大王在北方的战争非常成功，他最终与这些“最凶猛的战士”（omnium acerrimi bellatores）达成和平，使他们成为波斯的盟友。希奥尼泰人与其他游牧民族加入波斯军队，前往西部参与对罗马战争。

第18卷第6章记载：公元359年，马塞里努斯奉当时的东方军区司令乌尔西奇努斯（Ursicinus）之命执行侦察与通信任务，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深入波斯的科尔杜埃尼省（Corduene或Cordyene）侦察波斯军队入侵动向。该省总督暗中与罗马通好，他安排马塞里努斯潜伏在高处岩石上观察。马塞里努斯目睹了沙普尔大王率领波斯与亚洲蛮族大军渡过安扎巴（Anzaba）河的壮观场面。在队伍之前，希奥尼泰国王格伦巴泰斯（Grumbates）身居沙普尔大王之左侧，地位最为显赫。

第19卷的记载可以说是全书最精彩生动的篇章：上述侦查结果使马塞里努斯等人意识到：本次波斯人的战略意图是绕过防守严密的南线战场，通过北线快速迂回穿插，攻击叙利亚等东部诸省。马塞里努斯火速返回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设防重镇阿米达（Amida）向乌尔西奇努斯报告。乌尔西奇努斯闻讯后随即布置各种应对措施。之后，他率随从尽快赶往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摩萨塔（Samosata），打算在波斯军队到达之前毁掉那一带的两座桥梁。但因中途遭遇敌人骑兵袭击，队伍被冲散，马塞里努斯几经周折逃回阿米达。之后马塞里努斯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中最惨烈亦是最具决定性的战役——阿米达围攻战。其中有对希奥尼泰军队参与攻城的详细描述。格伦巴泰斯的王子在城下巡视时被罗马守军的弩炮射死，《历史》记录了这些强悍的亚洲战士为王子举行葬礼和哀悼仪式的全过程。随后波斯军及其蛮族盟军开始攻城，阿米达坚持了73天终告陷落，城中驻军大多战死或被俘，只有少数趁着夜晚逃脱。马塞里努斯也在这些逃亡者之列，他历经艰险逃往亚美尼亚，在那里与乌尔西奇努斯汇合，随队伍回到故乡安提奥克。

对波斯人来说，攻克阿米达貌似辉煌胜利，实际上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是役都是重大失败。首先，罗马人通过侦查获悉波斯人的战略意图，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其次，阿米达城下两个半月的迟滞使得波斯人的北线奇袭战略化为泡影。波斯人在攻城战中蒙受了惨重伤亡，无力继续进攻，加之冬季来临，阿米达战役后波斯人只得退兵。马塞里努斯有幸参与了决定此次战争的几次最重要行动，这些经历也给他的史著增添了许多光彩。

▲The walls of Amida, built by Constantius II before the Siege of Amida of 359, when the city was conquered by the Sassanid king Shapur II.（From Wiki）

这里出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为何沙普尔大王一定要攻克阿米达？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保持麾下游牧将士的效忠，沙普尔大王不得不这样做。因此可以说：那位希奥尼泰王子的意外死亡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整个4世纪东方战争的转折点。此事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使得事态发展最终脱离沙普尔大王的掌控，彻底挫败了他进犯罗马的最后努力。从这些分析我们能推知：希奥尼泰人的军队一定具有强大实力，在波斯大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否则沙普尔大王不可能牺牲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去迎合他们。根据马塞里努斯的记载：希奥尼泰人在波斯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独立，作战时都与波斯军队分开单独行动。比如在上述阿米达围攻战中，希奥尼泰人负责东面城墙，因为王子殒命于此，他们要从这里攻陷阿米达城作为报复。由此观之，希奥尼泰人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亚洲游牧民族。

希奥尼泰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对此说法不一，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他们就是后来的嚈哒人（Ephthalites）。这种说法有很多明显缺陷，主要是嚈哒人兴起的时间比希奥尼泰人晚了近半个世纪，当时嚈哒尚很弱小，臣属于柔然。而且嚈哒人的文化习俗等等也跟希奥尼泰人有所不同。比如马塞里努斯详细记载了阿米达城下希奥尼泰王子的葬礼：搭起巨大的火化柴堆，上面放置穿戴戎装的遗体与其他物品。之后7天是宴饮与歌舞以哀悼逝者，还伴随着妇女的哭泣等等。遗体火化后骨灰被装进银瓮，带回故地择日安葬。这种丧葬仪式与嚈哒人以及多数印欧游牧民族有很大差别，但跟后来的突厥人很相似。嚈哒人的丧葬习俗为土葬，跟希奥尼泰的火葬完全不同。

这些有关希奥尼泰人的记载中，很多内容都可能与匈人或者匈奴有关，这也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注意。“希奥尼泰”显然是一个希腊语民族称谓（Χιονivται）。 “伊泰”（ιται）这一后缀在希腊语中很常见，用于构造部落名称，“希奥尼泰”的意思即“希奥恩部落”。因此这个民族的本来称呼大概是“希奥恩”（Χιον），跟“匈”与“匈奴”都很接近。20世纪初期，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希奥尼泰人很可能是匈人的一支。其中最著名者为德国学者马夸特（J. Marquart）和英国学者塞科斯（P. M. Sykes）。塞科斯在1915年出版的《波斯史》中直接称希奥尼泰人为匈人。《波斯史》是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少数中国学者也注意到其中内容。著名学者岺仲勉先生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一文中提及希奥尼泰人，并认为塞科斯称这个民族“显是乌孙人”说法有误。事实上，塞科斯的叙述并没有问题，是岺仲勉误解了书中的叙述。塞科斯的意思是入侵波斯的民族除希奥尼泰人之外，还有乌孙人。这段记述的史料来源即上述马塞里努斯的《历史》第16卷第9章，里面说得很清楚：沙普尔大王与入侵者作战，进入“希奥尼泰人与欧塞尼人（Chionitae et Euseni）的领地”。“欧塞尼”是一个拉丁语民族称谓，原型为“欧森”（Eusen），基本与“乌孙”同音，故而塞科斯认为这个民族无疑就是中国史书中的乌孙。不过“欧塞尼”是否真的就是乌孙，还大有商榷的必要。因为现存马塞里努斯的《历史》来自好几份中世纪手稿，有的手稿中这个民族并非“欧塞尼”，而是“库塞尼”（Cuseni）。如果后一种写法正确的话，这个民族无疑就是贵霜（Kushan，即月氏）。由于这段话是古典史料中对这个神秘民族的唯一记载，因而目前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拼法正确。不过贵霜说亦获得众多学者支持，他们将马塞里努斯的记载视为这个中亚帝国出现于古典史料的极少数证据之一，并将这段记录与之后寄多罗人的历史联系起来。如果抛开文献勘误不谈，乌孙与贵霜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民族，他们同属印欧游牧民族的东方分支，可能都是吐火罗族或东伊朗族，而且都跟匈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一直跟匈奴关系密切。

在马塞里努斯笔下还有一个跟希奥尼泰人关系密切的民族格兰尼人（Gelani），他们首次出现于第17卷第5章，与希奥尼泰人一同成为波斯大王的盟友。之后第19卷的阿米达围攻战中，格兰尼人也作为波斯的独立盟军参与攻城，负责南面城墙。因为格兰尼人仅出现于《历史》中，对这个民族的情况我们基本一无所知。他们可能就是希罗多德等人所记载的格洛尼人（Geloni）。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后来的章节中马塞里努斯同样也描述了格洛尼人，并没有提到他们跟波斯和罗马有什么瓜葛。而且此后的古典记载中还多次提到格洛尼人，他们伴随匈人与阿兰人迁入欧洲。因此，如果当时格洛尼这个民族真的还存在，他们的移动方向也跟格兰尼人完全不同。大体上格兰尼人应该跟希奥尼泰人一样来自东方，甚至可能就是来自锡尔河东北的康居人，这同样是一个跟匈奴关系密切的游牧民族。

不过如果深入分析古典史料，就会发现“希奥尼泰人即匈人或匈人分支”的说法站不住脚。从上述马塞里努斯的战争经历看，他对希奥尼泰人无疑相当熟悉。至于匈人，马塞里努斯的熟悉程度可能逊色一些，但他对这个民族的总体了解与把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比《历史》中对这两个民族的记载，希奥尼泰人与匈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两者几乎毫无共同点。马塞里努斯笔下的匈人皆矮小丑陋；对于希奥尼泰人的相貌马塞里努斯没有特意介绍，但他们肯定与匈人不同，一些希奥尼泰人还高大漂亮。纵观古典史料中所有关于匈人外貌的记载，没有哪位匈人“高大”，也没有哪位匈人“漂亮”，对他们外貌的描述用语几乎全部都是相反的。因此可以肯定：匈人与希奥尼泰人在种族上有极大差别。而且希奥尼泰人远比匈人文明，显然是一个与明文世界有过长期交往的游牧民族，这从他们与波斯人之间的种种外交与军事活动可以看出来。希奥尼泰人的君主格伦巴泰斯并不孔武有力，实际上非常瘦弱，但他极具智谋，有过无数胜绩，这一王者形象与阿提拉那种粗犷的蛮族统治者截然不同。跟希奥尼泰人相比，同时期的匈人无疑非常野蛮落后，是一个极端原始松散的半开化民族。而且马塞里努斯也从未提到，或者暗示过这两个民族之间存在任何关联。

如果我假定匈人和匈奴之间没有太大关系的话，就会发现：希奥尼泰人虽然跟匈人毫无关系，却很可能跟匈奴人有关，甚至可能就是匈奴人。这里不妨再分析一下《魏书》中有关匈奴的记载：前面已经讨论过，粟特的大体位置应该还是在传统的河中地区，可能稍稍偏北。希奥尼泰人的大体位置在哪里，《历史》中并未明确说明，只两次提到他们严重威胁波斯帝国“最遥远边境”。而且沙普尔率大军征伐他们时，为了保证国土另一端西部边境的安全，指示当地官员尽力与罗马和谈。以此推知，希奥尼泰人的进攻地点只可能为波斯的东北部边境。波斯的东北边疆传统上是以阿姆河为国界，那么希奥尼泰人所控制的地区正是粟特地区。再看看《魏书》的说法：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北魏高宗元年为452年，那么匈奴人征服粟特的时间大体上应该在4世纪中后期。因此对照中西史料，我们会发现：匈奴人对河中地区大征服的时代，大体上也正是希奥尼泰人兴起于河中地区，威胁波斯东北边疆的时代。这不大可能是巧合。如果说古典史料中的匈人与中国史料中的匈奴在时间与空间上错位，无法有效衔接的话，古典史料中的希奥尼泰人与中国史料中的匈奴在时间与空间上则完全吻合，有关这两个民族的记载可以非常好地衔接。因此，这些希奥尼泰人很可能就是匈奴人，他们一路西迁来到河中地区，于4世纪中期摧毁了当地臣属于波斯的缓冲王国，开始直接与萨珊帝国交往。联系到《历史》中有关希奥尼泰王格伦巴泰斯征战获胜无数的记载，这位强大的游牧王可能正是匈奴粟特政权的开国君主，那位与中国交涉的匈奴君主可能就是他的后裔。

▲ The Meeting of Leo the Great and Attila, by Raffael (1483-1520) and Giulio Romano (1499-1546).（From Wiki）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匈奴人的种族，目前支持者最多的看法是：匈奴是一个种族混杂的民族，其主体为高加索种。匈奴人一路西迁至河中地区，必然与中亚诸族以及同盟的印欧游牧民族大量混血，因此到4世纪时，匈奴人的相貌可能已经与其他中亚民族无大异。这可以解释马塞里努斯虽然对希奥尼泰人记载很多，包括描述某些个体外貌特征，但并没有谈到这个民族的总体相貌。

因此可以说，虽然匈人与匈奴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匈奴与罗马却可能有过关系，而且两者交往的时间比匈人与罗马交往的时间要早20年。无论匈人与匈奴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的重大差异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方面国内学术界应该跟国际学术界保持一致，不管匈人与匈奴之间关系如何，至少在称谓上将两者区别开。笔者希望以此文抛砖引玉，使大家对学术界的某些相关问题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