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绝不承认“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

文 |马国川

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1914年8月3日，慕尼黑剧院广场上人头攒动，拥挤嘈杂，疾声欢呼德国正式对法国宣战。25岁的希特勒就拥挤在人群中，亢奋地挥动着他的帽子。当时他还是一个生活极不如意的流浪艺术家，战争点燃了他的热情。参加这次集会的，不只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希特勒这样的生活失败者，也有一些颇具声望的社会名人，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25岁时，就因为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而名满德国。他住在慕尼黑伊萨河畔的一座别墅里，常常乘坐着双马驾驶的蓝色马车去欣赏音乐会。他出生的时候，德国刚刚实现统一。这个后发国家崛起的速度令欧洲惊讶，也让德国人迷失了方向。他们为德意志而骄傲，满脑子德意志民族至上的意识。尤其在国际局势紧张化时期，“民族”这个集体的象征物，在政治上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谁对它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战争爆发后，德国人象着了魔似的，如醉如痴，连续几个晚上放声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直至深夜。

面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德国的知识人同样缺乏免疫力，托马斯·曼也不例外。此前，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作家，小说创作因为战争完全停止后，他成为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在他看来，这是一场“伟大的、正义的、并且是庄严的人民战争”，是摆脱腐败的自由时代“文明”和净化世界的机会，高涨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最高尚的情感。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到——以上帝的名义！难道我要反对这些由大事件带来的特别是精神上的大变革吗？有幸经历如此伟大的事情，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对此难道我们不应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吗？

托马斯·曼发表文章，公然支持沙文主义，声称忠实于民族及其政体“我们的帝制”，为战争大唱赞歌，认为战争可以保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他认为自己写作就是“携带武器的思想服役”，还与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法国罗曼·罗兰进行论战。当时罗曼·罗兰写出了一篇篇反战文章，就像作家茨威格所说，“在关键性时刻代表欧洲的良知”。罗曼·罗兰也呼吁德国知识界行动起来，谴责自己的政府发动战争，结果遭到了德国知识界的批评。托马斯·曼认为，战争就是保护德意志本质，反对西方“文明”。他写道：“做一个德国人，并不容易，不象英国人那样舒适安逸，更不象法国人那样豪放开朗……然而，谁要是指望为了所谓‘人道’、‘理性’或英国那一套东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该从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他就是犯罪。”

在托马斯·曼看来，只有德国的胜利才能保证欧洲的和平，只有德意志灵魂的保存和发展才意味着更高的文明进步。这种文明和“理性”相反，也和西方的所谓“文明”背道而驰。近代以来，德意志的思想文化便开始受到一种反理性主义倾向的引导，反对或蔑视欧洲启蒙运动中提出的“人类能够通过理性活动来理解自然”的观点。这种民族主义在内外强压下被进一步极端化。“1914德意志精神”是德意志知识界作为与“1789年法兰西精神”相对抗的意识形态而提出来的，就是要用义务、秩序、正义来对抗自由、民主、博爱。

托马斯·曼把西方“文明”与“民主”等同起来，认为个人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是通过这种反民主思想而实现的。这种看法恰恰反映了所谓“1914年德意志精神”，实际上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托马斯·曼还为德国违反国际法而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说，“只要法律是一种条约，是多数人的意志，是‘人类’的声音，那么国王就不受这种法律的约束，他的法律就是上升力量的法律。”

这种与众人狂热的叫喊一致的行为，深深刺伤了托马斯·曼的哥哥亨里希·曼。这位相信正义和真理的著名作家和弟弟断交，而且发表著名的《左拉论》指出，像左拉这样文明开化的公民，才是应该效法和崇拜的对象，“如果没有深深扎根于履行义务、实现理想、提高人类素质的良知之中的权利，又何为权势？一个没有以自由、平等和真理为基础，而仅仅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帝国，一个只有命令和服从、榨取和奉献，而根本不尊重人的帝国，是不会胜利的！”

对于像托马斯·曼等支持战争的知识分子，亨里希·曼写道，“他们比制造伪善和破坏正义的掌权者更负有责任。对于掌权者来说，做出不义之事就是不义，他们的理由不外乎为了国家利益。你们这些伪知识分子把不义说成正义，甚至当成一种使命，如果是通过人民发出的话，你们还自诩代表人民的良心。”当时正是帝国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刻，亨里希·曼指出，“大浪淘沙，最严峻的考验已经开始……有人走向毁灭，有人走向新生。前者往往更有诱惑力，对他本人可能同样如此。如今，他尽可以穿戴入时地反对真理，反对正义，反对一切……他在瞬间和历史之间做出了选择。尽管他多才多艺，然而却不过是个能说会道的寄生虫。”

“如果权力不是一种法律，又将为何物？”托马斯·曼把这哥哥的文章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于是他发表长篇《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作为回应。他说：“我坚信，德国人永远不可能爱上民主政治，原因很简单，他们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备受谴责的‘独裁国家’现在是、并将永远是适合德国人民的体制，也是他们最需要的体制。”他还轻蔑地说，一个民主的德国将是“单调乏味的”。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德皇和战争，高呼“战争！这是净化、解放……一个巨大的希望”，读起来就像总参谋部发表的战争宣传。他称政治化的“知识分子”是“昔日德意志精神”的敌人，视“文学家”为德国人的死对头。在哥哥写信表达和解的愿望后，托马斯·曼仍然拒绝，“让我们兄弟之间的悲剧演下去吧，直到完结……”

战争并没有带来好运，伴随而来的是死亡与病痛、物资匮乏、经济拮据、民众生活困难。即使托马斯·曼家也食品奇缺。四个孩子的食品都得用数学计算后再平分，而且分的精确无比，连豌豆都要按粒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托马斯·曼仍然坚持顽固的民族主义立场，自诩为“爱国主义者”，痴心不改。

二．民主辩护人和反民族主义者

对于沉迷在虚幻的“爱国主义”泥沼之中的人来说，只有残酷的现实才是促其清醒的鞭子。

战争失败，政府投降，革命，德皇退位，共和国建立……这些事件使托马斯·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认真反思过去的反理性主义，认识到民主的前进不可阻挡，承认自己的“保守的反对观点”已被证明是“毫无希望的辩解”。1922年6月，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年轻的狂热民族主义分子杀害，托马斯·曼站出来发表演讲《论德意志共和国》，谴责“感伤蒙昧主义从事的恐怖活动”，公开表态支持共和与民主。他称自己的政治活动是想要把青年人“争取到共和国，争取到被称之为民主，以及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一边来”。

这篇演讲为新生的民主国家辩护，雄辩有力，引起轰动。它标志着托马斯·曼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决裂，被形容为“犹如作者向自己住房投了一颗燃烧弹”。一些无知的青年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骂他背叛了德意志。然而托马斯·曼对新的民主体制的承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坦承：“面对今天的现实，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问题采取自命清高，视而不见的态度，是完全错误地与生活相背的。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事情也属于人道的范畴。”这种思想一经形成，便对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一直被坚持下来。从此，托马斯·曼从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个人主义者，转向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成为魏玛共和国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此后的十年里，托马斯·曼的人道思想和政治立场向着最自由、最宽容的方向发展，与此前充满浪漫的、阴郁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比。“我就发现自己成了民主共和国这个虚弱的失败的产物的辩护人和反民族主义者，但毫无放弃什么的感觉”，托马斯·曼晚年在回顾自己的走过的道路时说，“恰好是这个时代的反人道主义使我明白了，除了捍卫人道主义外，我从未做过什么或者想做什么。我永远不会做另外的事情。”

在价值观发生巨变的时刻，曼氏兄弟言归于好已是顺理成章。1922年初，在亨利希·曼接受一次成功的手术后，托马斯·曼去看望他，在病榻前兄弟关系得以重建。托马斯·曼高兴地说：“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从此俩兄弟永不分离，直到他们晚年流亡到美国期间，依旧携手并肩，相邻而居。

凭借长篇小说《魔山》，托马斯·曼荣获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从此他获得了世界性荣誉。哥哥在柏林电台向全国解释这个重大事件的意义，“他在自己身上不仅找到了爱，也找到了批判的精神。托马斯·曼的例子表明，爱和知识是怎样共同发挥作用的。他原先只是一个静观者，后来成了一个亲身参与者，成了一个在精神上对我们有极大帮助的作家，一个有意识地为他的全体同胞做宣传的诗人。”

这一年夏天，托马斯·曼完成了一部“直接针贬时政”的杰出小说《马里奥与魔术家》，对法西斯在意大利制造的恐怖气氛做了生动的描述。小说里的魔术家以恐怖手段愚弄观众和他的牺牲品，甚至可以强迫那位厌恶他的人，随着他的皮鞭的响声起舞。托马斯·曼对此作了鞭辟入里的说明：“如果我正确理解了这个故事经过的话，那么这位先生之所以输了，就在于他对自己的斗争位置采取了否定态度。人们在心灵上显然不能单靠无为生存。长远来看，不想做某件事情，并不是生活的内容。不想做什么，根本不想了，而又去做别人要求的事情，这两者恐怕太相近了，以致于自由之思想不得不陷入窘境。”后来人们发现，这段话是对法西斯主义心理学淋漓尽致的描写。

就是在这一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魏玛共和国又开始动荡起来。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的票数陡长。托马斯·曼第二次作为政治演说家挺身而出，一个月后他在柏林贝多芬大厅发表题为《致德国——向理性呼吁》的演说，呼吁“市民阶层和社会主义者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以便抵制法西斯主义的“狂热”，不使“今天的慕尼黑，明天的柏林都变成意大利式的”。他向那些想靠“无为”过活的市民阶级指出，只有他们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才能保障诸如“自由、精神、文化，这些市民阶级的幸福权力”。他还高声质问，“纳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种低级的，纯种的，思想单纯的，脚后跟行军中啪啪作响的，幼稚听话的，激情荡漾的真诚；这种高度的全民族的单一化在一个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文化民族里，如德意志民族，是否真的可以实现？”

托马斯·曼以文学家的敏锐揭穿了纳粹的秘密，就是通过对群众感情上的煽动与动员，攫取权力，进而实行极权主义统治。作为一名具有世界性荣誉的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这次演讲备受瞩目，也引起了一场骚乱。二十名用黑礼服伪装起来纳粹冲锋队成员在现场喧哗叫嚷，演出一出示威丑剧。讲话正式结束后，托马斯·曼被迫由朋友带领，从后门溜出，脱离险境。

三．绝不承认“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

托马斯·曼的人生曲线曾和希特勒有交集。“一战”前，他们两人都生活在慕尼黑，只是因为阶层差距太大，两人并不相识。当时希特勒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沦落在社会的最底层，对周围世界充满敌意和蔑视。他像影子一样在战前慕尼黑的歌舞升平中穿来穿去，没有人爱，也没有人依附。而托马斯·曼则是上层社会的一员，坐在自家的书房里创作了小说，活跃在上流社会的文化圈子里。尽管身为小说家，他也没有想到，时代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流浪汉式的人物会成为掌握德国命运的人。

不过，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托马斯·曼就认识到，民族主义对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构成威胁的可怕的危险。他把德国的“民族英雄主义”称为“浪漫主义的野蛮”，猛烈抨击“民族主义的狂热——这个欧洲各个民族的火鸡似的自我膨胀”。当美丽的狂热崇拜、“保守主义革命”及精神上的蒙昧主义还蒙着一层面纱，为后来的倒行逆施开辟道路时，他就清醒地认识到，“这群冥神般的欺世盗名者并非‘十足的傻瓜’，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在为谁摇旗呐喊。”

托马斯·曼尽所能发出警告，提醒人们警惕正在兴起的纳粹厄运，他因此遭到纳粹的仇视。随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动荡，极右势力越来越猖獗。在慕尼黑的住处，托马斯·曼不断接到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声称如果他再继续“反对德意志民族振兴”，就要“干掉”他。1932年，一件“包裹”转寄到了他家中，里面是一部被焚为灰烬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是赤裸裸的恐吓。

托马斯·曼认真关注着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变化：帝国政府经过多次危机性的组阁以后，1932年八十四岁的兴登堡当上了帝国总统，危机似乎暂告结束。不过，托马斯·曼并不看好这位年迈的陆军元帅，称他是“远古时代的勇士”，认为这种选举是对“德意志民族浪漫本能的无耻利用”。当时，他对这个贡献了康德、歌德等文化巨人的国家还充满信任，“德国是伟大的，它对自由和理性的意识和要求，从根本上要比那些草莽之辈和蒙昧主义者所相信的更有力量，更为广泛。”
然而，事实很快就打破了希望。1933年1月30日，老态龙钟的兴登堡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帝国总理，德国的命运落入了一个小丑的手中。托马斯·曼拒绝接受这个不可更改的事实，可是国会纵火案、兴登堡的《非常法》、帝国议会选举（纳粹党获得了绝大多数票数）、希特勒的《授权法》等事件接踵而至。托马斯·曼也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迅速恶化。针对他纪念瓦格纳逝世五十周年的讲演，电台和报刊界发动杀气腾腾的攻讦。当时正在国外的托马斯·曼明白，“回国的道路已被中断”。

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没有思想，却又反对思想，反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东西，反对自由、真理和正义。作为一个信奉民主价值的知识人，托马斯·曼不可能苟且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因此决定流亡。在欧洲，一家老小从一个国家逃向另一个国家，直到落脚在瑞士的苏黎世湖畔。此后的三年里，虽然他一直没有公开参与政治，但满腔热忱地关注着发生的一切，牵挂着局势的发展。他看到，理性知识分子日益受到排挤、迫害，曾受良好教育的德国青年在大街上跟随纳粹焚烧书籍……回国的幻想也随着德国社会的纳粹化而终于破灭。他在通信中写道：“德国人民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相反认为自由是一种可以完全忽视的形式。尽管遇到残酷的幻灭，在新的恐怖的制约下，他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的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

一个只有国家概念、没有人的概念的民族，是一个道德和智识双重败坏的民族。对形势认识得愈清楚，痛苦就愈深沉。作为纯种的雅利安人，拥有世界性声誉的托马斯·曼假如与希特勒合作，他一定能够在德国获得荣华富贵。事实上，纳粹政权曾极力邀请他回国，但是托马斯·曼岂能与魑魅魍魉媾合？他在文章里写到：“我无法想象生活在当今的德国是怎样的境况。”他甚至认为，野蛮的德国已经不配称作“国家”，而应当称为“白痴野战营地”。结果，他在恶毒的咒骂声中被普鲁士艺术学院开除。

在托马斯·曼六十岁生日时，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表祝词说：“即使在黑白混淆，人妖难辨的年代和形势下，您也会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将向他人指明这条道路。”托马斯·曼没有辜负友人的期望。1936年初，他发表声明说——
在此，我公开声明：我作为艺术家过去所做的一切都与我今天和“第三帝国”斗争的方式及位置有着一种有机联系。对每一种对此视而不见或不尊重这个事实的荣誉，我敬谢不敏。

他公开表示：“对人类、道德及审美的无数观察让我确信，现在的德国政权对德国和世界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报复很快就到来了。托马斯·曼国籍被取消，著作被禁，他以前曾拥有的一切，包括房子、家什、书籍、钱以及诺贝尔奖金均被没收，甚至连波恩大学的名誉博士头衔也被取消。托马斯·曼亲自声明，坚决果断地脱离并且不承认那个“占据在德国土地上的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声明在欧洲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反对纳粹德国的最重要最有力的文献。
由于英国的绥靖政策，纳粹势力急剧扩张，欧洲局势越来越险恶，托马斯·曼决定移居美国。1938年2月21日，当63岁的托马斯·曼到达纽约时，记者问他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回答道——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

掷地有声的回答，表示这位作家对法西斯文化的视蔑和痛恨。他认为真正代表德国文化的，不是那一帮窃取德国政权的法西斯暴徒，而是像他自己一样的追求进步的作家们。这段话也表明，托马斯·曼已经超越了浅薄的国家观念。他心中的“国家”没有局限于具体的土地，更不是盘踞在这片土地上的政府，而是和更广阔和更长远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不炫耀“X国特色”，而是以人的自由和尊严为基础。一个人只要建立这样的国家观，即使国家的权力被暴徒窃取或篡夺，即使被迫流亡海外，他也不会失意绝望。相反，流亡反而会激起他更大的希望与热情，自动肩负起文化创造的任务。托马斯·曼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流亡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但是他通过自己的笔将德国的文化延续和重建起来，成为那个时代公认的德国文化的真正代表，也激励了同时代和后来无数被迫离开祖国的仁人志士。

托马斯·曼与爱因斯坦在一起

1950年，当纳粹统治已经成为齑粉往尘、世界走进安定繁荣的新时代之际，七十五岁的托马斯·曼历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在欧洲大陆称霸，维克多利亚英帝国的鼎盛，欧洲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遭到非理性的冲击，1914年的灾难，美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意志帝国的没落，俄国革命，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东西方反对希特勒联联盟，已经获得的胜利和再次失去的和平。”

托马斯·曼穿行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既是见证人，也是记录者。和大多数同代人相比，他曾更强烈地受到民族主义的束缚，然而又以更加冷静的头脑，挣脱了民族主义的枷锁。1952年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亲自将玫瑰形荣誉勋章呈献给这位勇敢的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法兰西共和国授予您这个荣誉，不仅是为了表彰您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非凡艺术价值和世界意义，而且也是为了表彰您为自由和人的尊严所进行的始终不渝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