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谷正文口述抓捕台湾地下党细节

50年代初，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破获案子的头号特务是谷正文（1910—2007）。此人早年加入共产党，后被捕叛变。以其狡猾奸诈、又对共产党组织有相当的了解，成为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情报局”督察室主任。中共台湾地下党就是在他手中被侦破的。

本文节选自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独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73—85页。主标题为公号编者所拟。虽出自敌人之手，但所述历史过程可作参考。因内容出自反动特务之口，其立场站在国民党方面，因而有些用词也体现了反动立场，请读者阅读时理性甄别。

“捉放曹”计诱捕台共副书记陈泽民

蒋介石太兴奋了。整个《光明报》事件从开会到侦破，才不过一个多礼拜。这是政府迁台后，国共首次斗争，国民党胜利了，而且一举瓦解了基隆市工作委员会。

总裁大悦，毛人凤不但脸上有光，当他从官邸报告回来的时候，双手还抱了三十万奖金(民国三十八年的三十万，数目大得可以叫人两眼发直)。其中，十万是破案奖金，二十万则是保密局迁台后第一笔经费。提到这二十万经费，我必须简单说明一下民国三十八年一至八月保密局的尴尬处境。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下野，三天后，原保密局即被代总统李宗仁依法解编，另由徐志道成立一个为数七十五人的小型保密局。不过，除了少数人拿了编遣费回家自谋生路之外，大约有三千名同僚并不愿离开原工作单位，于是，我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地下保密局。由于正式官印已经由毛人凤交接给徐志道，而办公又不能没有官印，我们到上海之后，便买了一块旧铜，找了一名刻印师傅仿刻了一枚官印。这枚假印、一直沿用到三十九年蒋介石复行视事后，才取得了合法性。

而在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腌黄豆通下来了。有了二十万工作经费，同僚们才终于又有薪水可领。

毛人凤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到延平南路来找我，他把钱摊在桌子上说：“想裁当我面夸奖你，他说你办得很漂亮。”然后，他问我要多少奖金?

我没正面回答，只表示，如果把钱留在局里，有助于日后办案，我甚至不要奖。

“这样吧，给你两万，你自己决定留多少钱我不管，但要记得让一同解案的组员服气。”

这一次协同办案的组员，连同我在内共有九人，我自己分得三千，其余八人各得两千，所余一千元则充作组内基金，用以改善组员伙食。记得在侦讯钟浩东的时候，他曾经问我一句话:“老郑怎么样?”

这句无心的话，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直觉他的层级一定比钟浩东更高，钟浩东是县市级委员会的负责人，那么，老郑可能就是省级的负责人。

“老郑?老郑是谁我不知道。”我告诉钟浩东我是个老实人。

“哦!原来你还不知道，那我们就不谈了。”

我觉得钟浩东倒天真得可爱，于是我笑着说:“你不谈，我可要谈呢!”

不过，钟浩东到死都没有说出老郑究竟是谁。这点我倒是不急，因为我认为，从别人的口中，一样可以探出老郑的线索。就在钟浩东案侦讯到一半时，高雄组长黄昭明来电话了。他说，林建魂渗透进人共产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并在一次秘密会议之后，捉到此一工委会的工运负责人李汾。

他说:“这个人抵死就是不肯合作，你比较有经验，快来想想办法。”

“他现在在哪里?”

黄昭明说:“火车站前苗圃一辆公卖局的车子里。”

这天深夜，我见到了李汾。这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体形相当壮硕，短衬衫底下裸着一双结实有力的臂膀，看来是一名典型的刻苦工人。他的额上，有着三道深刻的皱纹，两颊间的法令纹并不对称，下唇由于经常噘盖上唇，显得特别厚大，整个脸上的轮廓，予人一种极为愁苦的印象。然而，从他飘忽不定的眼神，总又觉得他实非一个有思想的人。于是，在我心里，我假设他是一个专注于利益的人。

初时，他是沉默的。不过，经过我以客观情势分析他的利害关系之后，他开始说话了:

“什么?你说我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不会有事?你自己能相信这笑话吗?”

“你少听了一句话，你不但要承认，而且要跟我们合作。”

李汾对合作两个字颇感兴趣，他那原本被愁眉紧压得瞇成一线的双眼顿时光亮了起来。他表示，既然我曾经是共产党员，又为什么要背弃它?他问我:“它现在是得势的政权，台湾终究会被解放。”

“我了解你的心情。”

“不，你怎么了解?我没房产、没地产，每日在铁工厂上工，以后怎么办呢?难道叫孩子们还要跟我一样做一辈子苦力，没出息?我看共产不错，日子好过一些。”李汾说着共产，不知不觉兴奋起来。在他的脑子里所谓的共产，大概就是把有钱人如陈启川、辜振甫、林挺生的财产拿来充公均分吧!

由于他的思想天真得过分，我并未与他进一步讨论思想方面的问题。我只是或胁他基隆市工委会已经破了，我们得到许多宝贵的线索，依我的经验，台湾共产党并不会存在太久。

“或许在你们破坏台共之前，台湾就已解放了。”

“如果你这么想，也许就活不过下个月了!”我的话虽然是威胁性的，但也并不夸张:“毕竟你现在在我手中。”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了，我认为李汾嘴里虽还坚持共产党日内解放台湾的论调，但心里已经妥协了，于是我把他释放了。

黄昭明对我的作法颇不以为然，他担心我会功亏一篑，抹煞了他所立下的功。

“抓一个李汾干嘛?将整个高雄工委会瓦解掉才过瘾。”

“你把他放走，不要说高雄工委会，就连李汾都没了。”

“别急！钓鱼要有耐心。”

“那我们该怎么办?”

“等吧!”我因此暂时在黄昭明家中住下，等待李汾回来报告好消息。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李汾就是没出现，黄昭明越来越没信心，总是一肚子牢骚。

没想到，我刚一回到台北，黄昭明就又来电话了，他说李汾回来了，要我赶紧南下。“大鱼快上钩了。”在电话中，他的语气相当兴奋。

我于是又匆匆赶搭火车前往高雄。李汾说，十月三十一日有一个重要会议，他的上级约他当晚七点钟在高雄市农会门前会合。

十月三十一日，我、黄昭明、李新明、李汾与高雄组另外一名干员先行前往农会附近埋伏，农会前有一棵大芒果树，我灵机一动，指派李新明躲在树上，然后叫李汾在树下徘徊等待。

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名四十二三岁的男子出现了，他机警地走向李汾。这时，李新明从树上跳下来，正好骑在中年男子的脖子上，我们立刻上前协助将他制伏。

“你把我出卖了。”他面向李汾淡淡地说了一句，然后就不再说话了。

他，就是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

守株待兔逮捕台共头子蔡孝乾

案子办得越多，我便对我的犯人越来越客气了。但是，黄昭明则不以为然，以前他没办过什么大案子，得失心太重，因此，陈泽民就逮之后，他几乎乐昏了头。

在台湾站各组之中，我之所以对高雄组及其负责人黄昭明有较高的评价，便是这个人在个性上有其可爱之处。以这一次讨论如何侦讯陈泽民的个案而言，他有自己的意见，但同时也能虚心接纳别人的看法。他听完我的“上宾计划”后，只是莞尔地说:“还是你说得对，我实在太着急了。”

他依照我的计划，将自己二太太的房间腾出，让陈泽民住下。

陈泽民住进黄家的第一天，受到两位黄太太待以上宾之礼，似乎有点受宠若惊。在第二天接受侦讯的时候，这位身形高挑削瘦的男子用温文儒雅的语气表示，他原以为失风之后，一定会惨遭严酷刑罚，因此，已预先想好了一套巧妙的供词，既可以免除皮肉之苦，还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他说：“结果，却这样享受。”

“打你做什么?”我告诉他，消灭台湾共产党并不需要打人、甚至杀人。

“你的想法有点奇怪，做情报好像在游戏。”

“只要能完成任务，态度何妨轻松一点。”

我们开扯了一个多小时，才正式谈到台共的主题。陈泽民态度很坦率，不过，他的供词，大致上只是他自己参加共产党及如何奉派潜人台湾活动的过程，对于他所领导的组织和他的上级，他总是小心地闪避过去。

“你不想讲自己以外的事，我也不会逼问你。”我说，语气极为诚恳。

陈泽民半信半疑地笑了笑。

“当然，我还是有办法让你说出来我要的线索。”

“这话矛盾了。”

“不矛盾，我只是问，但不会逼问，因此，你可以回答一些不致让你良心不安的问题。”于是，我拿出在农会前逮捕陈泽民时从他身上搜出的那本记事簿，问他上面所载有关“老郑”的问题。老郑这个名字，钟浩东提过一次，如今又出现在陈泽民的记事本上。我推想，他一定是台共组织中数一数二的角色。

不过陈泽民到底还是不肯详谈这位神秘人物，他只说，见过老郑几回面，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有双精明的眼睛。

自毛人凤从官邸领回了三十万奖金后，许多撤退后赋闲在台湾各地的保密局同僚，认为特勤组有钱可赚，纷纷请调过来“协助”。于是，当我打高雄押解陈泽民返回台北时，突然发现我的单位多了十几个人。“一群兵油子(意指军中的老油条)!”我心里想，依我的经验，在北平时代，真正能够帮上大忙的人，大都是我亲自吸收的。因此，我对人事处随随便便往特勤组塞人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这些人帮不上忙还不打紧，我深怕他们误事。”我向毛人凤抗议。

“如果依你的意思，你会怎么样?”

“我一定采用本地人。”我说，随政府来台湾的人对台湾的一切皆感陌生，一点关系也没有，执行任务远不如台湾本地人来得顺手。

毛人凤沉吟了半晌，点点头说:“好吧，我让林顶立派几个人给你。”

过两天，林顶立带着五六个人到我办公室来，他说这几个人都很忠心，很讲义气的。

但是，当我听到这些话时，心里忍不住窃笑，因为林顶立带来的人，-个比一个老，较年轻的少说也有四十岁，年纪较大的都有五十多岁了。忽然，我谐谑的个性作祟起来，脱口而出说:“林站长，能否请你闭上眼睛?”

“干什么?”

“想象五六个拄着手杖的老头子，卖命追逐一个年轻人的可笑模样。”为了不得罪其他人，这句话，我是靠着林顶立耳边讲的。

林顶立开始时有点生气，稍后便大笑起来。他摇摇头说:“拗不过你，你自己到我的站里来选吧!”

我一共选了三个人:张清杉、陈阿土和翁连旺。

张清杉，台北县淡水镇人，当时只有二十岁，是一个很有精神、反应很快的小伙子，在后来的各项任务中，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陈阿土和翁连旺年纪稍长，表现虽不若张清杉那么出色，不过，客观说起来，他们的成绩也是令人满意。

庄西是另一位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人，他原本是保安司令部审讯室上校主任，颇有才气，能力也强，对台湾的共产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却好喝酒，往往几杯黄汤下肚，说话就没遮拦了。有一回，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他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然后在保安处办公室喧闹起来，在他叫嚷的话里头有一句:“再这样打混下去，共产党来了大家只好一起跳海啰!”

保安处科长李葆初很不高兴，向上面打小报告，说庄西思想消极、毁谤领袖。

在当时，后面四个字的罪名可大可小，如果蒋介石知道了，心里不高兴，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枪毙了。

当我物色本地组员的时候，庄西正好囚禁在特勤组办公室后面的看守所。我已经忘记是为了什么，突然灵机一动，认为看守所里的犯人也许会有可用之才，于是我到看守所，把凡是懂得国、台语的人找来谈话。就在这个时候，庄西的学问及对共产党的认识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决定把他选调到自己组内工作。

在我大量起用本地人重组特勤组之后，在侦讯时，庄西的表现非常专业，他能以典雅的台语与犯人沟通，以娟秀的书法笔录口供，然后再以清晰的国语中肯地向我报告侦讯的内容。所以，很快地，他成为我问案时最重要的助手。

在我物色人才重组特勤组的同时，对陈泽民的侦讯并未中断。从他的口中，我又听到了老郑这个名字，并且套出了他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的住处。这时候，已经十一月中旬了，当天晚上，我带着张清杉(曾于民国五十一年率一突击小组企图渗人大陆，不幸失风被捕，在大陆遭受十三年的牢役)、翁连旺等人埋伏在泉州街老郑住处四周，等候老郑人瓮。但直到东方天际现出一线曙光，老郑还是没有回来。

“看样子，今天老郑是不会来了。”我说，心里却反倒轻松。

“这个地点正确吗?”翁连旺问我。

对于这个地址，我很有把握，至少我认为，它是老郑在台北许多藏身地点的一个，不知道哪一天，他一定会回来。因此，我决定派一个人长期埋伏在泉州街二十六号。

“我来!”张清杉兴致勃勃地说。

我本来也是属意于他，因此，交给他一把手枪和一腰带子弹，并交代他:“尽量少出门，如果必要外出，一定要选在深夜无人的时候。”

张清杉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在当时，一般住家房里只有一盏灯，人们要在哪里活动便提着灯走到哪间房里。因此，张清杉进驻泉州街二十六号的时候，便把灯藏在身旁，一旦有人进屋摸黑找灯的时候，便可轻易将他捉住。

十一月过去了，老郑依旧杳无踪影。十二月，张清杉仍无所获。

三十九年一月一日深夜，张清杉正要入睡，忽然听到某种细碎的声音，然后，有人从后院开门。张清杉默不作声，悄悄走到客厅的桌边，躲在桌子底下。

敲门的人机警地从后院绕到前门，开门进屋后，又非常谨慎地把门扣上。他摸黑走到桌前，把灯打开。就在这个同时，张清杉从桌子底下冒了出来，拿着手枪对准来人的脑袋。

“我等你好久呀!”张清杉笑着说。

这位神秘男子化名叫做老郑，本名蔡孝乾，他是台湾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房里突然光亮起来，蔡孝乾眯着双眼，勉强开口问张清杉:“你等我干什么?”

张清杉仍旧保持幽默的口吻反问:“那你躲着我干什么?这么久都没回来。”

说着，他示意蔡孝乾举起双手，然后用预先准备好的手铐将他铐上。

当时，蔡孝乾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中年男子，在他心里，总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人海中，而在解放台湾的任务上，居功最大的，无疑地便将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落人国民党手中这件事。

张清杉逮捕蔡孝乾的时候，我正在川端桥(即今之光复桥)下钓鱼。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巧的事，也就是在蔡孝乾被逮捕的同时，我钓到了一条大鱼。

“谷组长，张清杉回来了!”正当我为了没有够大的篓子放置大鲤鱼而发愁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由于前一次钓鱼未报备行踪，以致于蒋介石召集开会险些误事，这次我已经事先交代过:“在川端桥下钓鱼，如无要事，切勿打扰。”听到“张清杉回来了”这几个字，我的心脏猛跳了几下，喃嘣唸着:“难道老郑这条大鲤鱼真上钩了?”

回到延平南路，第一眼看到老郑，竟意外地非常眼熟。当然，他的脸孔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只是，从他浑身上下所散发出来长征老干部特有的傲慢，我在一一五师期间看过太多了。老郑见到我，用轻微的台湾国语向我抗议我们的逮捕行动不合法。这是我所见过第一个参加长征的台湾人。

“没想到你参加过长征。”

“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

我明白告诉他，他身上那股傲气，便是长征干部的特殊标记。他看看自己的装扮：笔挺的高级西服，搭配着一条花色鲜明的领带，他对自己的仪表感到非常满意。这时，他把双手伸平，皱着眉头说:“我不习惯被人铐着手铐说话。”

我向张清杉要了钥匙亲自为老郑解铐，并与他聊起长征往事。我并不期望这种友谊攻势很快就能收买蔡孝乾，因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学生不同，他的党龄很深，党性很强，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点之前，友谊攻势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过，我并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在我手中，肃清共谍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而蔡孝乾落网后的最初几天，应讯虽然大方，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所说的内容大抵不着边际，这点，我暂时不与他计较。从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

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蔡孝乾使计脱逃蔡孝乾

大约就在蔡孝乾落网的同时，高雄组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黄昭明硬是要我亲自带队帮忙。在南下之前，我特别交代牛树坤，要好好款待蔡孝乾，不可急于探查线索。

自从用李汾钓到陈泽民之后，黄昭明对我的钓鱼术颇为折服，他将许多抓来的人说了一顿教，然后又把他们放走，试图用这些人钓到更多大鱼,不过可能是因为他说的话并不得体，以致不但没法钓到大鱼，连放出去的饵也一个个地不见了。为此，他很懊恼:“为什么你能够说得动李汾，叫他心甘情愿为你钓上陈泽民，而我则不能?”

“你了解自己放出去的每一个人的弱点吗?”

“是啊，我不了解，所以，现在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摆着好饵不用呢?”我说:“你忘了陈泽民的妻子。”

陈泽民落网后，我曾带着他到后火车站五块厝的住宅搜查。当我看到他的妻子和她身边三个稚龄的孩子，心里就有了底，我想为了丈夫，她一定会到处奔波求助。而她所走动的对象，大抵就是高雄地区的共产党员。因此，我告诉黄昭明:“派人跟踪陈泽民的太太，准有抓不完的人。”我肯定只要循着陈泽民妻子这条线索，黄昭明和高雄组就有能力逮捕大部分高雄地区的重要共产党员。

没想到，我在高雄停留还不到一个礼拜，台北就出事了。有一天深夜十点三十分，张清杉打电结给我，他用沮丧的语调说:“老郑跑了。”这个消息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在我的单位里，竟然会发生要犯脱逃的事。

张清杉说，事情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

午餐后，蔡孝乾拒吃局里为他从中华路买来的水饺大餐（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中华路的水饺是昂贵的美食)，他说吃腻了，想改吃西餐。他说:“要延平北路波丽露的牛排。”

负责照顾蔡孝乾的牛树坤不免光火起来，但因我临下高雄之前特别交代过要满足蔡孝乾的物质要求，他只好忍着气到延平北路买牛排。

饱餐一顿之后，蔡孝乾在牛树坤耳边偷偷地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为了感谢你的午餐，我有一条线索送给你，它会让你升大官。”这话把牛树坤搔得心里痒痒的，蔡孝乾继续说，他所参加的各级会议，全都透过一名姓施的连络人，只要把这个连络人抓起来，台湾共产党就全在掌握之中（直到蔡孝乾脱逃，保密局里尚无人知道他就是台共领导人。因此，当他提到施姓连络人的时候，的确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蔡孝乾说，这个连络人在博爱路电信总局任职。

“我们要怎么抓他?”

“带我到电信总局，我当场指认。”

于是，牛树坤把这件事告诉张西林，并另外带了三名干员领着蔡孝乾一同前往电信总局。

一进门，蔡孝乾便郑重其事地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你们暂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当我在哪里停下，我面前的那个人就是连络人。”然后一个人独自走向柜台。他沿着柜台走着走着，却一直没有停下。当他走到柜台另外一端的时候，忽然拔腿快跑，从电信总局侧门夺门而出。

牛树坤和张西林知道受骗了，在后面紧追。当他们追出侧门的时候，只见张清杉揪着蔡孝乾的衣襟说:“蔡先生，你要去哪哩?”原来，张清杉不放心牛树坤私自把蔡孝乾带出保密局，悄悄尾随，并埋伏在侧门外面。

蔡孝乾脱逃失风后，一脸悻然，淡淡地表示，他所要指认的人没来上班，他怕受到责备，因此，突然兴起从侧门逃跑的念头。他的说词相当动人，牛树坤和张西林都相信他。然后，他又挤出非常愧疚的表情说，施姓连络人虽未上班，但他知道住处，晚上到那里去抓，就有如探囊取物。

“他住在哪里?”

“武昌街。”

晚上九点整，牛树坤、张西林瞒着张清杉，又带着蔡孝乾前往武昌街逮捕施姓连络人。当时武昌街仍有许多日据时代的木材厂，环境颇为复杂。蔡孝乾沿着木材厂一间一间指认。每指认一间便说:“快到了。”终于，他逮到牛树坤和张西林一个不留神，趁机冲入一间黑漆漆的木材厂。牛树坤、张西林追入木材厂之后，蔡孝乾已然杳无踪影了。

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现出共谍原形

毛人凤将我找到中山北路家中面谈，他叼着烟，半晌不说话,只是偶尔摇一摇头。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才拿份文件叫我看，这文件的内容是说，国防部保密局上校特勤组长谷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共重要负责人老郑落网后再度脱逃，记两大过以资惩戒。

我看了看内容，不免苦笑起来。

“怎么，被记过了还笑得出来。”毛人凤消遣我。

我没有答腔，外表缄默，脑子里却不停转着。我在想，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人在高雄，再怎么说，这两个大过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毛人凤又点燃一根烟，同时也递给我一根，这时，他突然用非常柔和的浙江话说:“这样吧，把这两个大过摆在我这里，会不会往上呈，就看我的耐性有多久，或者，你把老郑抓回笼的速度有多快。”

在保密局发生内斗之后，我一直认为毛人凤是一个手段酷辣的人,他的心也一定是冷的。但是在听他说了这几句话之后，我心里产生了一股温暖的感觉。在这一刻，毛人凤的心算是厚道的。蔡孝乾脱逃之后，组里的人大都显得紧张兮兮的，牛树坤和张西林更是闷闷不乐，像犯了错的小孩，故意躲着我。

在我，却不把蔡孝乾这件事看得太严重，我甚至相反地认为：“跑了倒好。”

最泄气的要属张清杉了，他对这句话也最有意见。在他听来，这句话只是不经心的安慰辞令，相当刺耳。因而，他向我抗议:“我在泉州街二十六号埋伏了近两个月，日里不敢出门，夜里不敢熟睡，好不容易把老郑逮到，组长您怎么说跑了倒好?”

我分析了蔡孝乾脱逃后三项对我们有利的因素给张清杉听，以表明自己的话是经过考虑才出口的。

首先，蔡孝乾很早便到大陆，并曾参与长征，在延安生活多年，直到中日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才回到台湾；因此，他虽生于台湾，但在台湾除了党的关系之外，社会关系并不深厚，这一次脱逃，他一定会选比较可靠的党的关系藏匿。

其次，因为不到半年，基隆工委会、高雄工委会相继被瓦解，最后甚至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年轻小伙子逮住，逃亡时，他的内心必定没有安全感，时时担心被出卖，所以他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就像在沙滩上，老郑每走一步，必将留下足迹。”

第三，火车、公路局汽车蔡孝乾都不敢搭乘，因此，他的逃亡藏身地点只限于台北附近，至于航空跟海运的管制更加严格，短时间内，他绝不可能潜逃出境。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毛人凤又找我去谈话。他说，蔡孝乾落网时，公文包里的记事本上有许多名单，其中有一名“吴次长”。根据他的研判，此人便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不错。

午夜十二时整，我们开着吉普车和侦防车抵达新生南路吴石宅外。

“你们是哪里来的?”吴石在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戴整齐，只着睡衣向着我们一行人问。

“国防部技术总队(国防部一个直属的专业单位，政府迁台前，这个单位负责爆破上海市许多无法搬迁的工业厂房)。”由于我还没有办法肯定吴石的共产党身份，不敢贸然暴露真实身份，因此灵机一动，把恶名昭彰的技术总队(队长杜长城曾利用职务之便讹诈了上海许多企业家的巨款)的名号抬出来。我告诉吴石说:

“有人说你是共产党。”

“胡说!”吴石表示，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那么天下岂不就要大乱了。

他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人，因此，我决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箧之后，却没有半点斩获。我心里不免叹服，假如吴石确是共谍，则他处理事情的细心程度，是我所见过共谍当中的佼佼者。

这时，我和站在一边的吴太太眼神不经意地交会，我想，那四目交接的时间不会超过半秒钟，也正是因为她那心虚的眼神，引起了我对她的兴趣。我告诉吴石：“能不能请吴太太跟我们一起到队走上一趟?”

“这是什么话，不可以。”由于我们搜不出个所以然来，吴石的态度顿时转为强硬。

我不得不想出一套谬论用以说服吴石，我说:“既然有人检举，我只好带队搜查。如今既无结果，按道理吴次长实在是冤枉的，必然无事。只是，办案有办案的程序，我们还得做个笔录，过程才算完整。可是吴次长您是中华民国的中将次长，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找您去做笔录实在说不过去……”

吴石考虑了很久，一直没有答覆，吸完一根烟，他索性在客厅里踱起步来。他技巧地将步子滑向客厅左边角落一张小桌子旁边，藉着背影的掩饰，悄悄地从桌上拿起一件小东西。然后，他说:“我先上个厕所。”

由于他取物的小动作稍嫌笨拙，引起我的组员李汉一怀疑。因此，李汉一便尾随他前往厕所，并趁着吴石即将吞服安眠药自杀之际，将他制伏。经由这一段小小的插曲，我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情终于底定下来。“吴石确实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心里窃自欢喜。

“好吧!”吴石被李汉一带回客厅之后，终于勉强答应让我们将他的妻子带走。

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三点钟，我亲自驾驶吉普车沿着新生南路左转仁爱路在台北沉静的寒夜中奔驰，吴太太坐在我吉普车的右后方，另外还载着一名吴石派遣跟从的副官。车子在市区里绕了很久，没有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麽，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我把车子停在北一女中贵阳街方向的门口，然后回头向面的侦防车高喊：“到了，下车！”

侦防车后门打开了，陆续跳下来两名组员，接着，吴石派来的副官也跳下车。

我立刻踩满油门，向前疾驶，驾驶侦防车的是李汉一，他与我一起工作了很久，两人同默契很深，一见到我加油驶离，也不管已经跳下的两名组员，便开着侦防车紧跟在我后面。被放下的两名组员有点莫名其妙，在路上叫嚷着，吴石的副官则在后面奋跑直追。我终于将副官甩掉了，坐在旁边的吴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的诡计，一脸无奈。

我把吴太太带到南京东路家中，这时大约是凌晨五点钟，我叫我太太起床陪吴太太聊天，然后派一名组员到对面巷口买烧饼油条，饱餐一顿，才开始与吴太太谈话。她是一个相当沉着的女人，从我们进人吴宅搜查直到此刻，几乎都不说话。

“次长夫人，难道妳不认得我了?”我告诉她，在南京，当吴石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时候，我是他底下一名科员:“我姓谷，到过府上几次，我能够升上校，都是次长帮的忙。”我把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不明究里的人一定会相信我的话。这时，吴太太才开口说:“怎么我都没印象。”

我继续把戏往下演:“现在这事很严重，我很替次长担心，想想，他是一名军人，如果他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老先生(指蒋介石)绝对不会原谅他，现在，就只有你妳能救得了次长了。”

吴太太原本故意装作无精打采的双眼忽然瞪大起来，她说了第二句话：“很久没有见到那个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有了这句话，我的任务即已完成九成，我怂恿她:“你不具军人身份，不如妳来担一点责任，就说吴次长接头的共产党是来找妳的远房亲戚，然后，我在笔录上写得技巧一点，也算是报答次长的一种方式。”

吴太太点头说:“一切拜托你了。”

当天一早，我打电话给毛人凤，告诉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证确凿。”

毛人凤好奇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侦办过程向他说明了一遍，他顿了下，然后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啰!”毛人凤平素是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调侃我。

经过两天的等待，吴石却未如预期有所活动，第二天晚上十点钟，我开始采取逮捕行动。当吴石再度见到我时，态度仍相当强硬。“你又来做什么?”他说，一副阶级比我高的神气。

“奉命传你去谈话。”

“我是国家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来抓人。”

“是传，而不是抓人。”

吴石仍不放弃挣扎，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人，我要见总长（周至柔)。”

“要见总长可以，我们陪你去，何况，你要见他，他还不一定要见你。”

吴石到这时候，才开始有些紧张起来，他故意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放肆!”他叫骂着，然后摇了电话到周至柔家:“请接总长。”

周至柔拒听电话，吴石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他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将话筒挂上，沉默不语，直到进入讯问室之后，也一直保持缄默。

到这个地步，我对他如何参加共产党、潜伏期间所负责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感到兴趣，这些工作，我认为交给庄西去做就已足够。在这个时候，我所关心的却是吴石的生死，我记得在讯问室里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高级将领，我认为你会被枪毙。”

“我知道。”吴石垮着脸说，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乒乓球桌一端脱漆的角落。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善后了。”我告诉他，能否减轻刑责，逃过一死，必须靠他自己。

“靠我?我能有什么办法?”他说这话时，精神已完全崩溃。

“这件事总裁还不知道，不如你写一份自白书，或许能以自首的方式减轻处分。”

吴石抬起原已伏在桌上的头，慨叹一声说:“唉!算了，就这样吧!”于是，他写了一份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自首”的诚意，他主动供出了许多线索。从字里行间我很明显看出他在求生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真诚，那种态度，使人忍不住也想帮一点忙。因此，我建议他在自白书的最后最好这样署名:犯员吴石写于新生南路自寓。

依照他的自白书，我们在一日之内又抓来了十多个人。其中，他曾提到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军的作战情报，然后将它交给他的领导人(即蔡孝乾），而他的作战情报，大都由科长黄德美那里取得。因此，黄德美这三个字特别引起我的兴趣。

1949年10月6日,农历中秋节,吴石和夫人王碧奎以及小儿子合影留念。这是吴石的最后一个生日

吴石写完自白书的第三天中午，用过餐后，我到讯问室走了一趟（后来抓来的人，都交由庄西和张西林问取笔录)，我看到十来个人面向墙壁，或坐、或蹲、或立，等待侦讯。其中，有一名穿着整齐军服、别着上校领章的中年男子，双手贴着墙面站在那里哀叹。

“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因为吴石的案子来的?”我拍拍他的肩膀问。

“我叫黄德美，就是因为吴次长(他仍习惯这样称呼）的关系被抓来的。”

“你就是黄德美?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将他领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吴石?

黄德美听我这一问，突然歇斯底里起来，他说:“我早知道会有今天，我就知道，所以，我也留了一手。噢，对了，你问我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他是不是?那有什么办法，他是上司，他下条子给我……”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

“哪，就是为了这条子，还好我把它留在身边。”那确实是吴石的字迹。

“你知道吴石是匪谍吗?”

“我怎么会知道?”

依我的经验，我认为黄德美是无辜的，他的表现颇像老实人，因此，我把话题转开，与他闲聊起来，从而知道他是印尼华侨，家境非常富裕，中日战争晚期，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特别从印尼前往重庆从军，是一个很有爱国热情的人，在部队里，办事也很用心，因此一路迁升上校，并在国防部担任机密要职。

对他有了这些印象之后，简单做完笔录，我就把他释放了。临走时，我特别嘱咐他:“那张字条是你的护身符，千万要收好。”

除了黄德美之外，其他因吴石线索被捕的人如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经调查侦讯，大都有明确罪证，经移送军法审判后，计有六人被处死刑。调查告一段落之后，毛人凤写了两份专案汇报，一份呈交蒋介石，一份给周至柔。由于全案由我主导，因此报告写完之后，毛人凤先拿给我看，以便增删不妥之处。

可是，第二天他又把我找了去。这时，他的脸色却很难看。他说:“早上总裁找我去官邸狠狠地训了一顿。”

“我不了解，抓到吴石他应该会高兴才对呀!”

毛人凤苦笑表示，一切都是因为我把黄德美释放了，因此蒋介石责问他说:

“大陆会丢，都是你们这些人对敌人太宽容，那个办案的人是谁?敌我不分，私纵匪谍，黄德美还是要抓，那个人也一样处分。”

“这下子我恐怕也要被杀头了。”我说。

“不要担心，老人家说气话，气消了就好。”

我的杀头浩劫，不久也就不了了之，倒是黄德美并没有我这么幸运，因为蒋介石在报告上批示把黄德美重新抓回来治罪，因此，他很快又被人手铐加脚镣地送进看守所里。

四个月后，有一天早上，我忽然看见黄德美在我特勤组门外徘徊。我派了一个卫兵把他请到办公室。“听说你又被抓了一次，怎么又出来了?”我问。

“我来就是为了向你表示谢意，因为军法官看了你们的笔录，仍旧把我无罪释放。”

“那可恭喜啦!”

黄德美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他原来的工作早已有人顶替，又因他与共谍案有关，别的单位也都不敢要他，于是，他失业了。他说:“我回国是为了报效祖国，没想到弄到这样的结果，唉!不如回印尼吧!”

过了许久，国防部在大直成立一所外语训练班，用以加强国军将领的外语能力，我参加了夜间班的第一班，第一天开课的时候，我发现蒋经国也是本班的同事，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我还看到了黄德美，他竟然是这个训练班的班主任，领上别着少将的星章。

在开课讲话时，他也发现我了，每当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便会互相微笑。

“你不是要回印尼吗?怎么在这里开班授课起来（黄德美英、法语都很在行）?而且，还升少将哩!”下课后，我在班主任办公室找到他，拍拍他的肩膀嘲弄他。

他说，临回印尼之前，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蒋经国，表明显意继续留下报效祖国，所以，蒋经国就让他筹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第二年，训练班扩编为外语学校，国防都人事单位另外找了一位校长，黄德美又失望了。结果，他又写了封信给蒋经国，刚好，这个时候蒋经国正在筹组安全局，收到黄德美的信后，便把他延揽到自己底下担任副局长。

安全局副局长为中将缺，于是黄德美又迁升一级，在领上别了两颗星星。

晚年谷正文

台电总经理刘晋钰共谍案

吴石案后，毛人凤在蒋介石跟前真是红透了顶，因此，在当年情治单位(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调查局)互相倾轧中伤的环境之下，毛人凤的地位却非常稳固。

毛人凤心里认为，他的地位乃是由我替他巩固的。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谈话。

“你现在的薪水是多少钱?”

“自从到台湾，一直没有薪水，大家都一样，只是依家中人口配给白米黄豆。”

毛人凤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一份公文唸着，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字是:“支发谷组长正文营养费每月八百元。”

毛人凤的才气虽远不如戴笠，可是，这件事却真正打动了我的心，我不是说自己贪财，而是我深感受到尊重。因为，当时保密局之内，只有局长、副局长及各处处长支领固定薪水，而且除毛人凤领取一千元之外，其他人薪资皆在六百元以下，我只是第二处底下一名组长，竟得以领取全局第二高薪，内心的感动是无以名状的。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跟毛人凤说，在蔡孝乾遗留的线索中，除了吴石之外，有一个人可以让保密局再立下一件大功。

“什么人?在军队里吗?”在蒋介石心中，由于经验使然，总疑心军队里藏有许多共谍，毛人凤在他跟前听多了这种论调，不免也受到一些影响，因此，他大概很希望我所要提的人，最好跟军队有些关系。

不过，我却摇摇头说:“这个人是吴主席的同学，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

毛人凤听了这个名字，眼睛瞪得大大地，含在嘴里的烟似乎忘了吐，许久才从两个鼻孔缓缓喷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郑脱逃之前，在我侦讯时，曾大略提及刘晋钰的活动情形。他说，刘晋钰留在大陆的两个孩子曾托他把一封家书转交给父亲。大概的内容是说，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伟大的共产党即将解放台湾，党中央希望刘晋钰积极活动，吸收在台的经济、资源方面的朋友，以便在解放后，为党奠下良好的经济基础。毛人凤听着听着，兴奋得拍起桌面叫好。过了半晌，他又一脸狐疑地问:“可有具体的证据?”

“没有。但是如果他是匪谍，我会想办法让他承认。”

民国三十九年一月下旬，那一天整日阴雨，气温很低，街景显得有些寂寥。我开着吉普车独自前往和平东路台电总管理处。“我要见总经理。”我向柜台一名年轻的女办事员说。她抬起头仔细地朝我打量了一番，或许，我身上的蓝色毛衣和蓝色中山装令她感到疑惑吧，她向我要名片。

“我没有名片，不过，妳可以向总经理报告说是一位郑先生派我来的。”

大约过了三分钟，一名高大壮硕的男子走到我跟前，轻轻地说: “跟我来。”

我跟着汉子走出大办公室侧门，穿过后院回廊，然后走进一间小房间，从里面的布置看来是一间休息室，很显然地，这是一次非公开性的会面。房内书桌旁边，坐着一名长得一派斯文的中年男子，看见我进来，他托托眼镜，亲手将刚泡好的茶水端给我。

“郑先生要我带一些重要的话给你。”

“是不是郑祥辉(蔡孝乾的化名有四五个，不过与他交往密切的共谍都称呼他郑祥辉)?”

“是的。”我撒了一个大谎，能不能让刘晋钰就范，就看这些谎言了。我神色凝重地表示，最近风声很紧，郑先生不能外出活动，大部分待办的事，都交给我负责传达办理。“郑先生要你停止一切活动，烧掉相关文件，记住要马上做。”后面一句话，我特别加重语气。

“好，好。”刘晋钰很认真地说:“我是个小心的人，不会惹麻烦的。”

“成了，你是不是很小心我不晓得，不过，你这回未免太大意了。”我心里暗自窃笑，然后继续把戏往下演。我故意吊着眼，装作沉思的模样说:“日后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怎么同你连络呢?电话安全吗?”

“我不知道电话安不安全，不过，小心点总是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口信，还是麻烦你再走一趟。”我点点头，准备离去，这时，刘晋钰忽然问我一个问题:“需不需要钱呢?”

乍听这句话，我原以为这是他们组织的一句暗语，我该如何答覆呢?“要。”我灵机一动，研判与其客套地拒绝不如大方地接受，这场戏演起来才会更为逼真。

刘晋钰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十元的纸钞，总计一千块钱，他仔细地将他们包在电力公司的公务信封里面。我演戏的兴致一时还收敛不起来，临走前故意把信封留下，把厚厚的一百张纸钞藏到中山装的内袋里说:“我看不要用信封，免得留下痕迹。”刘晋钰目送我离开，那双眼神似乎颇为佩服我谨慎的态度。

“走吧，大家到西门町吃沙茶牛肉。”回到组里，我高声吆喝着。

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庄西更是忍不住好奇地问:“大哥，你不是到台电去抓人吗?怎么人没抓到倒发财了?”

“天气冷，一边吃一边说吧!”在一月的寒天里，热腾腾麻辣辣的沙茶牛肉煞是过瘾，当众人听到刘晋钰坦承担任共谍，还好意提供一千块钱“加菜金”时，每个人都笑翻了身。

晚上九点钟，毛人凤打电话给我，垂询进度。

“刘晋钰已经承认了。”我用最平淡的语气说话。如此一来，毛人凤的声音便相对显得紧张过度了。

“那么，还不赶紧抓人?”

“别急，你知道我在进入北平站工作之前是做什么的?”

“你在一一五师。”

“然后呢?”

“演戏。”

“这就对了。我向刘晋钰演了一出好戏，戏瘾还没过足呢!”我告诉毛人凤，人终究是要抓的，不过，如果慢两天抓，让刘晋钰多坐立不安两天，这戏才有意思。

毛人凤叹口气，直骂我不按牌理出牌。

三天后，天气晴朗，是一个抓人的好日子。我派了五名组员骑着三轮车，故意在台电总管理处附近绕行。下午五点钟，刘晋钰下班出来，三个人把他拉上三轮。刘晋钰乍见到我的那一刹那，两只眼睛顿时变得涣散无神，交杂着诧异、恐惧、激动与怨恨的情绪使他晕眩起来，他的身子还算硬朗，否则大概会昏厥在地上。“对不起，我骗了你，我并不是共产党的连络人，相反地，我是一个国民党的上校，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找共产党的麻烦。”

“这里是什么地方?”

“国防部保密局。”

“你怎么知道老郑呢?就因为这个名字，我对你毫无半点防备。”他的情绪开始统一为怨恨，并用这种口吻问我。

“我当然认识自己的囚犯。”我骗他蔡孝乾还在保密局的牢里关着。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告诉他前番的拜访只是一出戏，对他而言，似乎有点残忍，因此，我忍下一名导演向演员解说剧情的那股冲动。“刘先生，我认为，与其内心充满愤恨，不如收理一下心情，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建议。”

“你说话时，总是那么郑重诚恳，我如何判断你是不是像上次那样演戏?”

“你最好相信我这一次说的是真话。”

省主席吴国桢关说共谍案

刘晋钰提供的线索，皆不足以据之破获其他大案。不过，这在此一事件中，有一位当时任职于省政府财政厅的陈姓股长却弄得政坛上风风雨雨，非常热闹。当时，我派干员李秉谦到财政厅抓人。

“请问陈××股长是哪一位?”李秉谦到了财政厅，随便找了一个人问。不巧，他询问的那人正是刘晋钰供出的逮捕对象，此人相当机警，他看到一个陌生的脸孔，表情严正地探问自己的事，于是用手指着另外一位陈股长，然后便尿遁了。

李秉谦走到另一位陈股长面前问:“你就是陈股长吗?”对方点点头，继续整理手上的公文。“那么，恐怕得麻烦你到我们局里走一趟。”

这位被错抓的陈股长矢口否认他与刘晋钰有任何关系。赵公嘏面对这样的态度，习惯性地冷笑了一回。接着，陈股长便饱尝了一顿皮肉之苦。陈股长含着被打裂的下唇，吮着从伤口渗出的鲜血，他哀求:“这样吧，你教我怎么承认，全依你的。”

“我看这事有些蹊跷，还是请示一下谷组长吧!”庄西说。

他把陈股长带到我的眼前，看到陈股长全身伤痕累累，我不免有点发火，将赵公嘏找来训斥一顿，然后，用安慰的语气与陈股长谈话:“如果你是共产党，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意志力。不过，我有办法叫你承认，问题是，如果你不是，就得提出有力的证明呀!”

“以前也不晓得会遇上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分辩呢?”这是老实人讲的话，我直觉是冤枉人了。

“你不是叫陈××吗?”

“他在厅里办公哩!”

“这么说你们厅里有两位陈股长?”

我于是亲自将被冤枉的陈股长送回财政厅，并让他指认我们要抓的陈股长。

“他不在。”

“当然不会在，逃走了。”我淡然地说。我进人厅长办公室为部属的错误向任显群致歉。

“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这是什么时代?是明代?你们这些锦衣卫!”任显群发起脾气，骂人的话叫人听得全身毛孔都觉得很不舒服。

我悻悻然步出财政厅，开着吉普车，在台北的街上漫无目的地绕行。我的脑海忽然浮现任显群另外一种面貌。自民国三十八年十月起，前台湾参议院参议员许丙经常邀我一同前往延平北路观赏平剧名伶顾正秋的演出。在我，看戏是一种兴趣;然而，对这位六十出头的“老少年”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醉翁，他想追求顾正秋。

可是，这段爱情并不顺利，顾正秋虽然接受了他赠送的一幢日式大房子，对他却相当冷淡。好几次，唱完戏后，我看到顾正秋走到许丙面前说了几句礼貌性的话，婉拒了许丙的邀约，便匆匆从戏院侧门离去。这个现象引起我的好奇，不过我不忍心向许丙探问真情。有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尾随顾正秋从侧门出来。我看到一名风度翩翩的男子打开停在路边的车门，很潇洒地与顾正秋相拥进人车内。那是一辆高级公务人员的座车，它缓缓消失在夜色里。

这时许丙从我身后拍拍我的肩，颓然地叹了一口气。

“那人是谁?”我问他。

“财政厅长任显群。”

连续四、五日，我一直快乐不起来。第六天早上，我打开报纸，上面刊载着省主席吴国桢和省财政厅长任显群双双辞职的消息。“世事真是难料。”我心里纳闷。这时，毛人凤来了一通电话。他说，由于赵公嘏打错人，任显群咽不下这口气，跑去向省主席吴国桢告状，吴国桢听了，大骂保密局混蛋，十足的秘密警察。同时，他们都认为刘晋钰也是被冤枉的，于是两人立刻联袂赶往士林官邸找蒋介石理论。

“这是民主时代，一切要讲法治，办案有一定的程序，保密局的人太随便了，他们无凭无据就把刘晋钰逮捕下狱，这种做法和东厂、锦衣卫有什么不同?我们口口声声讲民主，骨子里却干着封建的勾当……”吴国桢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套，任显群则站在一旁频频点头。

“完了没?”蒋介石板着脸问。

“完了，就看总裁您怎么处理?”

“糊涂，刘晋钰自己都承认了，你还来帮他关说。”蒋介石发飙起来，将毛人凤于前两天呈送上来的“刘匪晋钰自白”丢在桌上，转身人房。

吴国桢与蒋介石的关系原本就有点繁张，此番碰了一鼻子灰，脸色气得铁青。于是第二天，他与任显群同时各拟一份辞呈，前往官邸向蒋介石辞职。当时毛人凤正好在场，他在接待室内听见蒋介石大声叫着:“很好，两个糊涂虫辞了倒好!”

吴国桢

辞职后，吴国桢到处发表不满言论，听得蒋介石咬牙切齿。此时，他在政学系少壮派里的好友都警告他:“吴兄何苦拂逆鳞、捋虎须、徒逞口舌之快?”

“他骂我糊涂，我看他才越活越回去。”

“吴兄在美关系不错，有什么不平，到美国之后，再鸣放个痛快吧!”

友人的劝告总算使吴国桢暂时冷静了下来，几经思索之后，他决定一走了之。

不过，由于先前说过许多批评蒋介石的话，唯恐蒋介石不肯放行，他主动向蒋宋美龄求情，吴国桢从美国留学返国，进入政坛后，与蒋宋美龄关系一向不错，因此，即使他和蒋介石在许多问题的观点上大相径庭，民国三十九年由于蒋宋美龄力荐，仍有机会担任台湾省主席。这一次，他向蒋宋美龄求情，说过一些什么话，没有人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蒋宋美龄因不便向蒋介石提及此事，乃转而与蒋经国商议。有一天，蒋经国只好把毛人凤找去讨论此事。

“放了，恐怕会在外面发表不利政府的言论。”毛人凤提出他的看法。

“对你们肃清匪谍的工作有没有影响?”蒋经国似乎并不在乎吴国桢将来会不会发表什么言论，他担心的是，假如吴国桢也是一名高级共谍，放他走了，恐怕会影响我们往后侦办高级共谍的工作。

“他与共产党没有关系。”毛人凤很肯定地说。

不久，吴国桢飞往美国纽约，最后并老死异乡。

辞案案的另一主角财政厅长任显群就没有如此幸运了，由于吴国桢出国后，仍未放弃对蒋介石的批评，因而，日后凡与蒋介石意见不合的人，不但无法出国，甚至被编号跟监。这些任务，即由我与我的组员负责执行，被跟监的人，包括孙立人、白崇禧、叶公超、任显群等达三十多位。

对于这三十多个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他们每日一出家门活动，就被许多不怀好意的眼睛盯着。为了减轻他们这种难堪的感觉，我想，跟监公开化，要求负责跟监的人与他们打成一片，恐怕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我要求我的组员采取公开跟监方式，也就是说，让被跟监的对象知道、了解，进而习惯被跟监的生活。至于被跟监者的态度，白崇禧一向落落大方，甚至还请跟监人员吃饭，与跟监人员成了朋友，而任显群则总将怨恨发泄在跟监人员身上，在忍无可忍之下，我出面教训了他一次。经此之后，任不再出言不逊，任意动粗。跟监人员与任显群就保持这种不讲话的默契，相处了两年多，彼此相安无事。

岂料，蒋介石对于任显群竟然胆敢陪同吴国桢到官邸对他大声讲话这件往事一直无法释怀。有一日，蒋介石正在看报，忽然就叫起来:“这女人是谁?台湾有这么冷吗?穿什么貂皮大衣?”他指着报纸上一张照片叫骂。

“这是顾正秋。”

“是不是和任显群在一起的那个演员?”

“是。”

“我就知道任显群这家伙不是好东西，贪官污吏，拿国家的钱给女人买大衣，哼，我看他就是奸匪。”蒋介石没等把报纸看完，立刻召见毛人凤，交付拿办奸匪任显群的任务，而后，毛人凤再把任务交给我。

“我肯定任显群与共产党无关。”我说。

“那么就以贪污办他。”

几经讨价还价之后，毛人凤终于勉强接受我的建议，顺势将案子推给一心邀功的彭孟缉去办。彭孟缉接到这个得以讨好蒋介石欢心的案子，显得兴致勃勃，很快便将任显群缉捕送办。

而由于任显群的丢官人狱，官场里绘声绘影地散播着一种广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流言，因这流言，不久大家都相信，任显群之所以丢宫，乃因蒋经国争夺顾正秋未果，怀恨在心，因而运用独裁的手段，将任显群去职下狱。

其实此项似是而非的流言，对蒋经国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了协助好友许丙追求顾正秋，我曾派人跟踪调查顾正秋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她与蒋经国之间并无任何往来活动，何来蒋经国与任显群争夺顾正秋之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