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之力——二战德军东线的兵员补充与训练体系

作者: 夏逸凡

注：本文编译自Jeff Rutherford与Adrian E. Wettstein合著的《The German Army on the Eastern Front: An Inner View of the Ostheer’s Experiences of War》第六章《Sustaining the German Army in the East – Replacements and Training》。

题图：摄于1942年，东线北部。阳光穿透漫天的雪雾，微弱地洒在荒凉的白色原野上。这名士兵肩扛一挺MG34机枪，正踏着厚雪沿小径前行，去接替前线阵地上的战友。

本章将探讨三个问题：德军士兵在奔赴东线投入作战前是如何受训的，被派往东线的补充兵源具有什么特点，以及为了弥补在对苏作战中遭受的重大损失，德军除增派部队之外，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德军体系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负责作战的野战军，和负责征募与训练的后备军。随着战争的持续，尤其是东线局势的发展，两者之间原本清晰的分工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

为了弥补兵力的短缺，德军自1942年中期开始组建预备师和野战训练师，这些部队主要承担后方警备、占领区治安、反游击作战以及西线沿海防务等任务，从而使更多主力部队得以调往东线参战。

然而，随着训练时间被不断压缩，再加上后备军缺乏武器与装备，使得新兵无法接受系统而充分的训练。与此同时，基层指挥官的重大伤亡也无法得到有效地补充，这一切都迫使前线部队不得不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训练任务。

在战争期间，基础训练的时长并不是固定的，这不仅取决于战局的紧急程度，也因军种而异。步兵的新兵通常接受12至16周的训练，8周是最低限度，而装甲兵的训练则需要16至21周。

由于军内持续的信息交流，以及军官、士官和士兵之间的轮调，后备军能较好地掌握前线对训练的实际需求（但能否真正达到这些要求则是另一回事）。相关信息会被整理汇总成基础训练指导方针，每3到6个月发布一次。以下引用的是1941年10月颁布的第一份指导方针。[1]

这份方针在序言中强调，训练的重点应是让士兵适应东线的艰苦条件，培养其简朴耐劳的生活习惯，并通过了解战争的实际情况（包括敌人的典型行为方式），帮助他们克服上战场时的初次冲击。同时，必须在士兵中灌输一种优越感，这是德军战斗力与士气中至关重要但却经常被低估的因素。

德军士兵往往能在几乎无望的局势下坚持作战，他们的信心源于对自身作为战士的优越性的信念，以及坚强的意志力。这两种心理态度，是士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单纯的武器或是战术训练同等重要：

1）战争的经验，尤其是东线战役的经验，必须被充分运用于后备军的训练与教育中。关键在于让野战军的实战经验在训练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训练必须带有战场的气息，使受训者在完成基础训练后，能在精神态度、坚韧性、灵活性以及军事技能上，都能达到成为一名合格战士的标准，能够立即补充至前线部队。因此，在传授这些作战经验时，应考虑新兵最初有限的想象力与理解能力，随着训练的深入，让他们逐步融入野战士兵的生活与精神世界，熟悉现代战争的实际环境。
因此，尤为重要的是，要在训练中增强新兵的自信心，并激发他们的信念：只要果断行动，正确运用武器，凭借自身的勇气与冷静思考，德国士兵就能应对任何敌人，克服任何艰难与危险的处境。

2）战争经验的运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
a）充分利用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官。
这包括：由参加过战斗的人员进行讲解，最好配合图示、黑板讲解，或是使用幻灯片，介绍小规模作战实例与个人英勇事迹。此外，还可借助前线报道和宣传连制作的每周新闻（Wochenschau），以及在战友聚会中讲述战斗故事等方式，使新兵能够生动直观地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
b）将 a）小节中获得的经验移植到尽可能贴近实战的战斗演练中。在演习中，扮演敌方的一方，必须按苏军或是英军的作战方式行事。关于苏军在小规模作战方面的战术，可见附录Ⅰ的简要汇编。英军的作战特点在于顽强与韧性、良好的伪装与对作战区域的侦察，以及较为诡诈的作战手法，这些与苏军战术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
c）各兵种都必须培养新兵的坚韧性。这种坚韧应体现在意志和承受苦难的能力上，如长途行军、简陋住所、口粮匮乏与恶劣气候，还应体现在进攻兵力或是装备更强的敌人，直至将其歼灭的决心与自信，以及在防御中面对人数与火力占优的敌人时，仍能坚守阵地的毅力；
d）使各兵种新兵熟悉敌方的作战方式，尤其要认识到敌方随时会发动突袭（无论白昼还是黑夜，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会发生）。训练必须做到在完成基础训练后，士兵不会被任何情形困扰，即便遇到极为异常的情况，也不会因此而惊慌失措。

除了这些通用指导外，各单位还会在各自编制内传达针对具体兵种的重点事项。以下是步兵与摩托化步兵相关内容的要点汇总：

以下训练项目须予以重点实施：
1）观察作战区域、识别并指示目标、熟悉地形，以及估算距离。
2）白昼与夜间，在无地图条件下，使用简易示意图、指南针，以及太阳与星辰等自然标志来进行地形定向。
3）侦察巡逻与隐蔽演练。
4）在进攻时，利用己方重武器、炮兵火力或是人工烟幕掩护前进。在突破阶段，进行行进间射击，并在近距离作战中以消灭不投降之敌为目的进行突击。加大近距离作战的训练强度，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与武器进行近距离作战。
5）加强林地、灌木丛与村镇作战训练。
6）夜战与雾中作战训练尤为必要，应使新兵适应此类作战。训练内容包括：黄昏与夜间的视听感知、移动与定向、侦察巡逻任务、进攻与突袭、对突袭的防御、警戒与岗哨值勤等。
7）防御：按《步兵训练手册130/11》，结合地形进行阵地，注重熟练伪装与工兵铲的使用。增加轻机枪及所有步兵重武器的阵地转换训练。教育官兵应注意在纵深宽广的防线上，相邻部队之间可能出现较大缺口，此类缺口必须通过火力、封锁与反击来弥合。突破我方防线的敌人也必须在近距离作战中以重武器来消灭。重武器阵地，尤其是防空高炮阵地，应拥有360°的全向防御。
8）防坦克训练。步兵不得产生畏惧坦克的心理，他必须知道自己可以在防坦克壕沟内获得保护，并且有能力使用他的装备去消灭坦克。
9）提高一切武器的射击效能。首要强调对伪装严密目标的实战射击演练[2]，并特别练习黄昏和夜间射击。每名新兵必须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熟练操纵其武器。要加强对MG 34机枪的训练与应用。武器的保养与维护是重要训练内容。要培养能使用瞄准镜和半自动步枪的优秀射手。
10）用步兵武器进行防空格外重要。不得被动忍受空袭。
11）行军不仅在公路上进行，也要沿小路和越野行进，并且携带现有装备。原则上，所有行军都应结合战术意图并持续进行战斗演练。要经常练习夜间行军。
12）体能训练应根据训练场地作出相应调整，例如进行越野跑以习惯持续行动，练习手榴弹投掷以应付近距离作战等。

正准备进行俯卧步枪射击练习的德军士兵，射击成绩将通过台子旁边的电话传递回来并由专人进行记录。入伍之后，所有士兵都需要参与为期数周的基础训练，然后才被分配至前线部队中。

德军的基础训练目标，是培养能够熟练使用武器、能与其他兵种协同作战、具备地形判断力并能独立行动的士兵，其中的最后一点，自一战前起便是德军的核心原则。

基于东线的作战经验，德军在训练中开始特别强调对防御阵地构筑、防坦克、防空以及夜战能力的训练。在1939至1940年的短期闪电战中，上述的这些问题几乎未曾出现，因为当时德军主要处于进攻态势，而敌方的反击有限，而且德军掌握着空中优势。

然而在东线，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许多部队在最初几个月内就已不得不暂时转入防御态势。战场地域辽阔，以及战场局势不断变动，使得德军无法维持连续的防线，许多推进中的部队反而遭受苏军的坦克或是空军的袭击，且苏军也更擅长夜间作战。

在后备军接受了训练的士兵将被编为行军营，每营编制最多可达一千人，随后以此为单位被派往前线。德军是以地区为基础来组织的，这意味着师级编制将与明确的征兵区挂钩。后备单位处于野战部队与征兵区之间，承担中间环节的职能。例如，第73步兵师源自第十三军区（纽伦堡），该军区主要覆盖法兰克尼亚地区。其170步兵团由第170步兵补充营提供兵员，炮兵团由第173炮兵补充营提供兵员，工兵营由第17工兵补充营提供兵员。

这种地域性的联系对于德军的战斗力至关重要。野战部队依附于某一地区，使得他们可以继承当地的传统与象征，部队的凝聚力也因此增强，因为来自同一地区的士兵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3]正因如此，德军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来维护这一体系。

此外，野战部队与后备部队之间的人事交流不仅提升了训练的实战性，也为疲惫的官兵提供了暂时脱离前线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后备部队里的新兵在入伍后的训练阶段就已经与未来的同袍熟悉，这不仅有利于让他们在日后编入前线部队时能更顺畅地融入新的集体，也是增强部队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第二类后备单位是所谓的伤愈连，这些部队由那些因伤势严重或是患病而被送回德国休养的士兵组成。待其康复之后，这些人会在后备部队中重新集结并接受再训练（若军衔较高，也可能担任教官），然后再次被派遣至前线。

这些士兵因为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且原本就与各自部队的融合良好，因此对师级部队而言极具价值。其他的补充人员一般以集体的形式被派往前线，而军官和少数专业人员则会以单独或是小组的形式返回作战部队。

这一体系在1939年至1941年的短期战役中运作良好，当时德军的作战节奏是短促而激烈的战役与较长的休整与整编期交替进行。通常在战役进行期间很少需要补充兵员，即便该体系存在缺陷，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新的基层指挥官的培养与专业技能的培训由后备军负责，多在战役的间隙进行，而不是在野战部队中完成。到1941年夏季时，这一做法依然是德军的既定方针，因为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的预估中，对苏作战将是又一次短期战役。

然而，到1941年秋季时，德国已意识到，至少还需要在1942年进行第二次战役，才能彻底摧毁苏军。于是，德军开始进行初步调整。但此时人员与基层指挥官的巨大损失，再加上持续的后勤危机，使得补充兵员的调动几乎陷入瘫痪，导致整个兵员补充体系濒临崩溃。

为了应对这一窘境，德军决定扩大后备军的规模。1941年时，后备军与野战军的人员比例约为1:3；到了1942年时，这一比例缩小为1:2，意味着后备军的规模扩大了50%。[4]

然而，这种数量上的扩张，加上前线对兵员需求的剧增，直接导致了补充兵质量的下降。自1942年起，前线部队对此的抱怨越来越多。以下是一份来自第73步兵师第173工兵营的报告节选，该营当时在新罗西斯克（Novorossiysk）地区作战[5]：

在这批补充兵中，只有少数人适合前线服役。
大部分人因身体缺陷（如听力问题等），或是容易患病（如1907年出生的年龄段）而不适合在前线服役。他们在工兵专业技能以及基础军事训练方面的水平也远未达到前线服役的要求。
除了基础训练与专业训练的不足外，德军的人力资源枯竭的迹象也开始显现，他们不得不将带有身体缺陷的人员派往前线。

以下是一份来自第8装甲师的报告，当时该师隶属于北方集团军群，这份报告详细描述了新抵达的补充兵员训练不足的问题[6]：

补充兵的训练在各个领域都存在明显的漏洞。这些问题不仅源于疏忽或是个人缺乏纪律，更是反映出训练过程的草率与仓促。

具体如下：

1）武器训练
士兵尚未熟悉自己所使用的武器。例如，大多数补充兵无法熟练拆装步枪枪机，不能正确固定弹匣底板，也不能按规定熟练完成装填与保险等操作。约有 40% 的新兵未接受轻机枪训练，其余 60% 中只有极少数能熟练操作机枪，掌握更换枪管和枪机、识别并排除卡壳等操作。
被分配至重型迫击炮班的补充兵中，仅有极少数人具备相应的知识。
大部分补充兵既不了解M24型柄式手榴弹的使用方法，也未接受手榴弹投掷训练。
相对而言，反坦克炮和轻步兵炮组的士兵则接受过相关武器训练。

2）射击训练
射击训练存在较大缺陷，尤其在最基本的环节上，如装填与保险，预压扳机，以及各种战斗射击姿势的掌握。此外，射击姿势的技术要领和瞄准时的沉着冷静都亟需大幅提升。这既适用于步枪射击，也同样适用于轻机枪射击。

3）地形利用
补充兵缺乏迅速且自信地识别有利阵地的敏锐眼力。在使用战壕工具以及对己方工事进行伪装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未能吸收在东线作战中积累的经验。只有极少数人能熟练使用棱镜罗盘，普遍缺乏地图知识。

4）班组训练明显不足。协同作战和保持队形机动的能力几乎不存在。必须从最简单的部署和展开训练开始。

5）补充兵的身心状况大体属中等水平。人员构成约为2/3德意志帝国公民（Reichsdeutsche），1/3族裔德意志人（Volksdeutsche），后者多是来自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地的移民。其中一部分人语言障碍严重，甚至有文盲。
约2/3的补充兵出生于1922至1924 年，其余1/3的年龄在27岁以上。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群体，他们身体脆弱，适应能力差，需要时间才能逐步适应突变的战地环境。
不过，全体士兵普遍表现出良好的合作意愿与积极的服役态度，对训练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总结：关于补充兵当前的训练状况，该师认为在将其部署至前线前，需要先进行为期三周的集中训练，随后在前线再进行两周的追加训练，方可投入作战。

一个MG 34机枪组，主射手负责在战斗中操纵机枪，在战斗间歇负责维护武器，而副射手需要负责确保弹药供应，排除卡壳故障和更换枪管。轻机枪本身是德军步兵班的核心，若训练不足，将会极大影响到整个班组的战斗力。

训练中存在极其重大的缺陷，例如对武器，尤其是轻机枪的掌握不足，而轻机枪正是德军步兵火力战术的核心。重型步兵武器的人员训练水平参差不齐，从整体而言，仍未具备实战能力。即便是个人武器的使用，也存在大量问题，在瞄准、作战和保养维护等方面训练不足。这些缺陷严重削弱了士兵原本的优越感与自信心，当士兵因缺乏清洁与保养而导致步枪或是机枪卡壳，又或是射不中目标时，昔日的自信很快便会因此而荡然无存。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对于地形利用和工事构筑能力的抱怨，这与前文提到的1941年的秋季训练指导方针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些正是在德军训练中被特别强调的内容。

最后，报告也指出了补充兵的身体与文化素质问题，许多补充兵是来自德国境外不同地区的族裔德意志人（他们常被带有贬义地称为“战利品德国人”），他们的德语不流利，难以理解训练指令，甚至还有人不识字。

相较之下，装甲部队在兵员补充上得到了优待，往往能获得更为年轻的兵源，约有2/3的补充兵的年龄介于18至20岁之间。

第三份报告来自第186掷弹兵团。报告显示，这些补充兵在后备军期间未能完全克服的低落的战斗士气，在加入前线后依旧明显存在。更引人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清楚地说明了吸纳质量不可靠的补充兵所带来的具体后果[7]：

这些补充兵由于缺乏战斗经验而明显不适合前线作战。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他们缺乏战斗意志与热情、冲劲与坚韧。

在进攻中，他们往往高估敌方防御火力的威胁，即便看到指挥官的示范，他们也无法得到激励而去更快地向前推进。在防御中，他们的反应也远不够积极。面对敌人时，他们往往因为害怕自己的火力会导致所在位置被暴露而选择沉默，不进行还击。战斗的主要压力几乎完全落在老兵身上，而老兵的表现依然令人钦佩，值得称赞。

与老兵相比，补充兵则倾向于借由轻伤或是小病而离开前线。本应对新兵起到教育作用的老兵群体已在战斗中大量减员，剩下的少数老兵虽然依然尽职，但因长期的疲惫与精神的紧绷，已无力再对新兵产生带动作用，这种情况被视为过度疲劳与神经衰竭所致。

报告指出，经过适当的休整与放松，这种现象是可以改善的。在休整期间，连长应通过多次的讲解、谈话和课程教学等方式，加强补充兵的内在坚毅、热情与战斗意志。同时，必须重视训练他们的吃苦耐劳能力，并进行针对性的强化训练，重点考虑山地作战与俄国作战环境的特殊条件。

补充兵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最终导致疲惫不堪的部队的战力枯竭，并失去了原本经验丰富，素质优良的核心骨干。

那些构成部队骨干，并承担整合补充兵任务的士兵，逐渐变得越来越难以替代。这一问题最早在1942年显现，而步兵师则是深受其苦，因为步兵师在补充优先级中始终处于末位。

最优秀且最积极的年轻人往往早早自愿入伍，他们大多选择进入空军、WSS或是潜艇部队，而那些加入陆军的人，通常会选择装甲部队。这些士兵当中的许多人原本可以成长为出色的士官甚至是军官，这种极其不平衡的兵员分配带来了恶果，某些部队人满为患，聚集了大量素质极高但却缺乏晋升空间的士兵，而普通步兵师甚至连能胜任士官的人员都寥寥无几。

更糟糕的是，各军种开始倾向于组建各自的地面部队。空军将多余的人手编入空军野战师，这些师虽拥有优秀的士兵，但却缺乏地面战斗训练，由不熟悉陆战的军官与将军指挥。与此同时，WSS的扩编自1943年起开始明显加速，更进一步地从陆军抽走了人力与优秀骨干。再加上德军那不断组建新部队，而非补充原有单位的政策，直接导致了所谓的步兵危机，彻底削弱德军野战军的中坚力量。

压垮这一体系的最后一击，是1944年夏季的重大伤亡，以及7·20事件之后的德军高层的更迭。在新任后备军总司令、SS全国领袖希姆莱的主导下，组建了所谓的国民掷弹兵师。到了这个阶段，德国陆军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只剩下昔日的影子。因此，将其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军队相比较，对于讨论德军的真实战斗力几乎没有多少参考价值。[8]

正在向阵亡的战友鸣枪致敬的德军仪仗队。德国高层在开战前对于对苏战争的乐观预期，很快便被战事的实际发展证明是不切实际的。而不断攀升的人员伤亡率，则是给德军的兵员补充体系带来了大量全新的挑战。

在1941至42年的冬季，德军在应对战争性质的转变时，又面临了新的兵员补充难题，也就是基层指挥官与专业人员的短缺。正如第8装甲师的这份文件所述[9]：

部队调往适合休整的地区后，可利用的时间非常有限，必须充分加以利用。

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培养教官、士官和各类专业人员。由于本师在这些岗位上损失极大，必须尽快启动相关培训。
因此，各部队应立即组织士官、教官及专业人员培训班。担任教官的军官和士官必须经过严格筛选，只能由最为合格且表现突出的人员担任，且最好具备一定教学经验。

由于缺乏足够的合格教官，有必要将训练课程集中在装甲团、炮兵团以及步兵团与步兵旅内进行统一安排。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实现训练标准化。

只要这些教官仍隶属于师内前线部队，其调离任职应立即向师部提出申请。[…]
在选拔培训班学员时，是否曾在战场上有出色表现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
培训课程预计持续约四周。[…]

1942年1月12日前，下列部队须向师部报告：
第8步兵旅、第10装甲团、第80炮兵团、第59装甲工兵营、第43反坦克营、第84装甲通信营及第92轻型防空营，须提交：
a) 课程举办地点；
b) 开始日期；
c) 培训班人员编制。
1942年1月16日前，必须向师部上交详细的训练计划。

为了迅速补充所需的基层指挥官和专业人员，德军最高统帅部采取了其一贯的做法 ——下放权力、分散执行。

不再依赖已因征兵与扩编任务不堪重负的本土后备军体系来开设培训班，而是让前线部队自行挑选最近一个月在实战中表现突出的士兵，在前线后方直接组织培训。这样不仅节省了往返本土所需的数周时间，也减少了繁琐的行政程序。

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确保了训练内容紧贴实战，符合前线部队的实际作战需求。虽然1942年冬季的首批课程带有一定的临时性，但很快就在大多数的师中被制度化，这些培训通常设立在所谓的师级战斗学校内。这一类战斗学校的任务如下所述[10]：

1）战斗学校的目标是培养能独立行动、思维清晰、多才多艺、行事果断且充满活力的士官，他们所拥有的人格魅力、激情连同技术能力与小规模战术技能，能够说服并激励下级，成为下级的榜样。

2）除了能够熟练使用个人武器外，所有士官还要学会与和他们一起作战的重武器协同作战。尤其要使重武器士官掌握灵活指挥火力与迅速组织火力集中的能力。掷弹兵连的士官则应重点学习火力的即时运用。

3）排长与班长候选人要在武器与装备操作、近距离作战与歼灭坦克、以及指挥部队和发号施令的方面进行训练，并接受如何训练与带教下级的指导。

4）为此，战斗学校的培训对象包括：
a) 将已经历实战且表现出色的士官，培养为排长；
b) 将年轻但缺乏经验的士官与年长的优秀豁免兵（特殊情况下也可包括掷弹兵），培养为班长；
c) 将来自机枪连、步兵炮连与反坦克炮连的年轻但缺乏经验的士官与豁免兵，培养为各自武器的班组长或班长。

在师级层面，仅对士官这一最低级别的指挥官进行训练。但从他们承担的任务可以看出，德军士官在战术指挥上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大不相同。至于军官，尤其是连级、营级指挥官，则在集团军或是更高层次的单位参加培训课程，这一制度也是自1942年冬天起的新举措。

这两项发展，即对新兵进行额外训练的需求，以及对基层指挥官的分散化培养，再加上新式武器的引入所带来的训练需求，使得野战部队内部的训练能力变得至关重要。

师级战斗学校正是这种需求下的产物之一，而另一项关键举措则是设立野战补充营。后者最终成为德军东线各师的核心训练机构，正如下面这份文件所述[11]：

1）野战补充营的目的：
野战补充营既是“前线训练营”，同时也是东线各师的人力储备单位。
通过野战补充营，各师能够结合作战经验，达到以下目标：
A）将新抵达的补充兵训练成合格的东线战士；
B）培养能胜任作战任务的班级、排级指挥官；
C）对前线老兵进行再训练，尤其是进攻训练，并培养各类专业人员。
由于步兵与工兵伤亡最为严重，野战补充营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步兵与工兵补充兵及基层指挥官。

关于 A）：
新抵达的补充兵（如行军连、伤愈连等）在投入前线作战前，应尽可能在所属师的野战补充营中接受数周训练，当然，前提是战况允许。
同样地，从后备军调来的士官若因以往的服役经历而尚不具备班长或是排长资格，也必须在此接受再训练。由于后备军缺乏自动武器（尤其是机枪），无法对补充兵进行完整训练，这部分训练内容必须在野战补充营中补齐。

关于 B）：
在当前众多师处于伤亡严重，但战争仍在持续的情况下，班级、排级指挥官（即基层指挥官）的培养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步兵师、轻步兵师及山地师均已设立师级战斗学校。
这些战斗学校应并入野战补充营的体系，作为其下属的一个连进行管理。战斗学校的指挥官（编制职级为B级[12]）可视其能力兼任野战补充营营长。

关于 C）：
由于阵地战的持续时间较长，也必须对年长的前线老兵进行新的作战训练，其中“进攻训练”尤为重要。若野战补充营内有人员储备（即军官预备队[13]），同样应当进行此类训练。
新式武器的引入以及各类专业岗位的需求，使得野战补充营必须开设专门课程。此外，野战补充营还可用于训练警戒部队。各种作战经验也可以在野战补充营内通过进一步试验加以总结与验证。

因此，野战补充营的组织结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2）训练科目：
· 在训练科目过多的情况下，应优先强调：
· 侦察巡逻与突击小组作业
· 所有步兵武器的协同配合
· 近距离作战训练
· 近距离反坦克作战
· 狙击手训练
· 夜间作战

与此同时，野战补充营也承担该师的冬季作战学校职能。

3）组织结构
野战补充营应由营部与2至5个连组成。仅指挥、教务与后勤人员为固定编制，而受训人员则根据师的部署与态势有较大变动。例如，若某师近期编入了一个行军营，则可采用下列结构：
· 营部
· 2个步兵训练连
· 1个重型步兵武器训练连
· 1个预备连（由营长支配，用于工兵训练、通信训练及其他各类专业技能训练）
· 1个基层指挥官连（师级战斗学校）

若某师并没有接收行军营或大量补充兵，则其野战补充营也可能仅由以下部门构成：
· 1个基层指挥员连（师级战斗学校）
· 1个预备连（由营长支配，用于各类专业人员训练）
· 1个近战与突击小组训练连（由前线抽调人员集中进行进阶训练）

4）特别指出事项：
· 基层指挥官的训练必须不受一切作战行动影响，持续进行。
· 要任用最合适的军官与士官担任教官，尤其在首轮训练期间要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熟悉彼此的配合。
· 防毒训练是每名士兵的基础训练内容，因此也应在野战补充营中进行。
· 只有当师部因关键战况而将野战补充营过早地投入作战，而是按照计划独立开展训练时，野战补充营才能完全履行其作为师级前线训练营的职责。

正在晒太阳的德军军官和士官，从制服上的二级铁十字勋章的绶带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有作战经验的基层指挥官，这些宝贵的老兵是一支部队的中流砥柱。

除了继续对补充兵与士官进行再训练外，野战补充营不仅是测试新式武器和战术的单位，也是用于重新训练那些在壕沟中长期服役、导致进攻能力下降士兵的场所。

在野战补充营中对新抵达的补充兵进行训练，使他们能够逐步融入前线部队，同时适应苏联战场的作战环境。若战况允许进行这一阶段的训练，那些执行了该训练计划的部队在重新投入战斗时，其新兵伤亡率明显较低。

然而，即使意识到这些训练的重要性，德军部队在危急情况下仍经常被迫动用野战补充营参与作战，或是提前将补充兵派往前线。由于人手不足，所谓的“士官训练必须独立于作战进行”的要求在实际中往往难以实现。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所强调的训练问题，与1941年制定的训练指导方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除了以补充兵的形式填补部队的兵员空缺外，德军还直接向东线派遣了整建制部队。截至1943年中期，这些部队大多是完整的师级单位。

第一批部队在1941至42年的冬季危机期间被派往苏联，以填补前线空缺；第二批则于1942年春季至初夏抵达东线，参加德军的夏季攻势，其中包含了大量盟友国部队；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于1942年11月下旬起陆续调往东线，以遏制南部战线的苏军攻势。

在这三个波次的主要增援之后，能派往东线的新的师级单位已屈指可数，大多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歼灭后重建的部队。到了1943年，地中海与英吉利海峡沿岸的盟军威胁，使得大多数的新组建部队被调往这些方向。

然而，新部队的引入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部分问题源自部队的构成不当，部分则与东线特殊的作战环境有关。以下为第六集团军于1942年秋的一份报告，清楚地反映了上述这些情况[14]：

1）第二集团军在报告中指出的，关于“300号段”的新组建师当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也出现在隶属第六集团军的同类师中。今后在新建部队时，必须避免以下情况：
· 编制中几乎全是短期服役的士兵、被列为“关键岗位不可替代”的人员、有大量子女的父亲和家中独子；
· 包括军官在内的部队骨干多为缺乏东线作战经验者；
· 步兵战斗训练时间过短，训练不充分。

此外，将仅有的少数合格教官调往德伯里茨（Döberitz）和于特博格（Jüterbog）等本土训练场的做法被证明是错误的，若能直接派出学校的教导部队前往各师指导训练，效果会更好。

装备方面问题同样突出：
· 机动车辆运力过低（仅配属一支小型卡车运输分队）；
· 烘焙连仍使用马拉设备；
· 仅设有一个维修排；
· 使用笨重的军用马车而非轻便商用马车；
· 所配法制车辆型号繁多（约一百种），维护困难；
· 战马体型过大，不适应东线环境；
· 马匹与车辆装备抵达时间过晚，以致操作人员在实际使用前无法进行针对性训练。

2）尽管存在上述缺陷，这些隶属于第六集团军的“300号段”师在战场上仍然表现出色，不仅在进攻中能有效作战，在防御中总体也能胜任任务。

3）为了在冬季期间弥补这些不足，应采取以下措施：
A）坚决清除所有不称职的指挥官，并提高从其他部队调入具有东线作战经验人员的比例；
B）在战况相对平静时，持续开展个人及单位层面的再训练，训练层级应达到加强营的标准。为此，每个单位必须轮流休整数周。同时，将部分营抽调出来作为教导示范营，在集团军的连长学校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
C）通过调整编制表、物资配给表及相应补给，纠正后勤补给部队中存在的缺陷。

这些编号在“300号段”以上的师，多于1942年春季至夏季之间抵达东线，以支援德军的夏季攻势，但这些师几乎在人力与物资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短缺，缺乏具备东线作战经验的教官则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然而，在经验丰富的师长，及部分团长的领导下，这些部队在经历初期的适应期后仍能发挥出不错的战斗力。[15]

此外，这些部队因在德军发动攻势前便已调抵东线，从而获得了适应环境的时间，也因此而受益。相较之下，那些在冬季危机中仓促调往东线的部队往往被零散地投入战斗，很快就会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被彻底歼灭。

但即使是规模较小，原本应并入现有师的补充单位，其编入过程也问题重重。以下是第5装甲师的报告，清楚反映了这一状况[16]：

第894掷弹团第一营自1943年11月22日起隶属于第13装甲掷弹团。对该部队经历的评估非常严重，以至于师部认为应当将问题上报至更高层。

第894掷弹团于1943年6月组建，承担大西洋沿岸的治安任务，人员多为不适合在东线服役者，先前被评为“不可替代”的人员，以及大量被归类为仅适合有限野战服役的士兵（Garnisonsverwendungsfähig – Feld），并于1943年7月底被部署至沿海阵地。

1943年10月20日，第1营自该团中抽出，在替换不适合服役的兵员后，进行了重新编成。从该营完成重组至装车运往东线之间，仅间隔10天时间，这段时间大多被用来处理与重建相关的事务。

该营的装备配置在东线中的部队前所未见。其武器配置以MG 42为主，每连配备12把轻机枪和2把重机枪；此外每连配备两门中型迫击炮。各连战斗兵员平均为130人。冬季装备从全套冬服、雪橇、救援雪橇、滑雪器具到取暖用煤等均被描述为完备无缺。

但该营几乎没有开展过针对其配备武器的系统性训练。在沿海服役期间，只进行了静态防御武器的训练，只有预备连进行了一些地形训练。该营在组建完成后，曾开始对重机枪和迫击炮进行专项训练，但因全营被紧急运往东线，这一专项训练在5天之后即被迫中断。该营官兵对于所有武器的使用、操作与保养、手榴弹的引信操作与使用、工兵铲的使用等基本上是陌生的，大多数军官与士官也不了解武器的使用原则与阵地工事构筑要点。

在该营的组建期间，从未作为一个整体单位进行过整建训练。因此，指挥官之间缺乏配合训练，由于大多数指挥官隶属于该营的时间较短，彼此之间尚不相识。

人员状况如下：
士官及士兵出发时总数：800人
· 其中有东线作战经验者：8%（60人）
· 其他战役作战经验者（如法国战役）：90人
· 无任何作战经验者：81%（650人）
军官出发时总数：11人
· 其中有东线作战经验者（主要为反游击作战）：5人
· 其他战役作战经验者（如法国战役）：3人
· 无任何作战经验者：3人

该营的指挥官是一名46岁的上尉，此前担任自行车连连长，偶尔代理过营长职务。他有反游击作战经验，但对于阵地构筑与防御方面的基础知识几乎一无所知。

担任营副官的少尉同样缺乏作战经验，直到1943年10月底，他才首次接触并接任营副官职务。他的实战经历仅限于法国战争，从未在东线服役。该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特勤参谋军官。

四名连长中，仅有两人具备东线经验，然而，其中一人仅在参谋岗位上工作过。第三位连长仅在苏联服役过两个月，第四位连长则尚未去过东线。

在铁路运输开始前，该营补入了一批1925年出生的新兵，占全营兵力的16%，这些新兵被编为一个独立连。由于训练不完善，以及连长与士官缺乏实战经验，这些年轻新兵在几天内就蒙受了重大伤亡，目前仅剩下9%的人员仍能作战。
就战斗规模而言，该营的总体损失也相对偏高，仅9天就伤亡180人。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战斗经验。与此同时，在最初的24小时内，该营的武器、设备和装备的损耗也异常严重。

这种人员与物资的高消耗，在老练的部队中是不会发生的。那里的官兵懂得如何保养和使用装备，即便训练不足，也能靠实战中的经验积累来迅速弥补，而武器也只会发放给能熟练操作它们的人。

因此，报告认为，与其再组建这种全新的部队，不如将兵员直接补入那些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老连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当前兵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我军已经再也承受不起任何多余的消耗。

还必须注意，在老前线团的内部存在着深厚的传统与对本部队的自豪感。正是这些精神因素，使他们即便在最艰难的处境下仍能保持极高的战斗力。

显然，这种凝聚力在新组建的那些结构松散的部队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这类部队的战斗意志明显更加薄弱。基于这一原因，将最好的装备优先配发给这样的部队，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13装甲掷弹团还报告称，在1943年11月22日至24日期间，又有另一个营被编入该团，其情况与第894掷弹团第一营完全相同。仅在投入作战48小时后，该营营长便报告称，原有的800人中仅剩约250人仍能作战！

这一情况并非因战局激烈所致，而是源于该部队及其指挥官缺乏作战经验。士兵个人的责任是最小的，他们无法为自身的缺乏经验的状况而负责，而且必须承认，他们确实表现出良好的意愿与积极的态度。然而，这种所谓的“良好的意愿”，既不能弥补基础训练的缺失，也无法弥补指挥官与部队毫无实战经验的致命不足。

这份资料再次表明，部队的真正问题并非单纯的人员匮乏，而是缺乏熟悉东线环境与作战方式的人员，尤其是指挥官。具体到这一案例中，物资并不是问题所在。

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德军在战争后期普遍存在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 装备的分配极不均衡。许多新组建的部队获得了最新的武器与装备，而老部队却难以得到损失装备的替换品，更难以被配发新式武器，这种不平衡的供应进一步削弱了老部队的战斗力。

此外，还有一个几乎未曾被公开讨论过的问题，即将接受了步兵训练的部队直接整合到装甲部队之中，即便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从未见过坦克的内部结构。这无疑也是战争后期德军装甲部队战斗力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即便不断地补充兵员，并向东线调入整建制部队之后，德军在苏联境内的人力仍始终处于短缺状态，而且这种短缺只会随着战争的持续而愈发严重。

为了缓解兵力危机，德军开始尝试从新的渠道征调人力。其中最显而易见，但却时常被忽视的一种方式，是在军队体系的内部进行人员再分配。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瓦尔特·冯·温鲁（Walter von Unruh）将军被指派清查各机关与后方单位，从中抽调可用人员充实前线。

自1942年底起，温鲁的权限进一步扩大，涵盖了政府部门等机构。尽管他在充实德军兵员这一方面的努力仅取得了一般的成果，但这仍然引发他与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之间的冲突，因为两人征用的人力来源相同。

更关键的调整则发生在野战军的前线部队内部，以下是陆军总司令部于1942年秋发布的关于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命令节选[17]：

在1943年春之前，不能指望会有大量补充兵抵达前线。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并尽一切可能维持并增强我们的战斗力。因此，应尽快执行下列措施：
1）彻底裁撤若干独立单位与编制，缩减辎重车队与补给列车；
2）在不需要作战士兵驻守的岗位上，用俄国志愿辅助人员（Hilfswillige，苏军战俘，简称为希维[Hiwi]）来替代德军士兵。许多部队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实施了这一措施，但该措施仍旧需要进行更进一步地推广；
3）将由此释放出的德军士兵全数投入步兵序列，并组建若干专门兵种的作战单位。

具体内容如下：

A）裁撤与精简
1）对单位与编制（如第三营等）的裁撤必须彻底，这并非临时性的措施。正是这些部队骨干与辎重车队能释放出最多的人员。

2）将炮兵连的编制缩减为每连3门火炮。第四门火炮应收拢并集中归属至师一级，并以最少的德军监管人员配以俄国志愿辅助人员来使用这门火炮。由此空余出来的炮手与驾驶员不得用于补充炮兵编制中的空缺。

3）缩减辎重车队。即便此前已有相关命令并已执行过该命令，仍旧必须以最严格的标准来重新审查哪些部分 a) 可完全裁撤，b) 可于冬季保存，从而将释放出来的士兵投入作战。希望各级指挥官将在这一方面采取果断的措施。

4）一旦进入冬季防御态势，应将约50%的马匹以及大部分的机动车辆存放在后方。指派俄国志愿辅助人员与极少数必要的德军监督人员来负责维护这些马匹与车辆，后者同时承担对俄国志愿辅助人员的培训（例如驭马者、驾驶员、技术人员等培训）。
[…]

5）现正准备缩减并修订现有的编制表，各单位应按照下列要点立即执行。根据拟定方案，将裁撤/减少以下单位的人员与编制：
· 各营与各团的参谋编制约减少10%；
· 各炮兵连减少8人；
· 裁撤各工兵营下属的所有非绝对必要的摩托车驾驶员、传令兵、指挥部文书与车辆驾驶员；
· 裁撤各侦察营下属骑兵连的重机枪班；
· 各通讯营减少约10%的编制人员。
在后勤补给部队方面，拟将所有马拉车队与小型卡车分队合并为大型马拉车队与大型机动车队，以节省指挥与车勤人员。

德军从整个欧洲征集了超过60万匹马，用于解决在苏联的运输需求，与此相对应的，是大量的后勤辎重人员。为了解决前线作战人员不足的问题，德军不得不对后勤人员进行调配，压缩编制以获得更多可以投入作战的兵员。

这一命令旨在通过调整编制，压缩后勤人员，从而腾出人力来补充前线部队，尤其是步兵与工兵部队的人力。但它同时揭示了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问题，即前线部队与后方部队的损耗差距巨大。

根据克里斯托夫·拉斯（Christoph Rass）对第253步兵师的研究，前线部队与后方后方的伤亡比例长期严重失衡。许多步兵部队多次几乎被全歼，而后方部队除非遭遇极端情况（而这种情况自1944年起才逐渐增多），损失普遍相对极低。由于征募与调配体系的僵化，后勤单位与前线部队之间的兵力经常会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上述的这道命令正是试图通过抽调后方部队的人员来实现平衡。

然而，这种调配存在明确的限制。出于士气考虑，子女众多的父亲与家中独子通常不得调往危险的前线，而身体状况不佳者到了前线更可能会成为部队的负担。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年长的士兵，但随着年轻兵源的日益枯竭，德军的征兵年龄线也在不断上调。

除了前线部队与后勤单位之间的人员不平衡之外，维持部队骨干的编制同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虽然这道命令在短时间内确实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其隐含的问题远比表面要复杂得多。实际上，无论是从零开始重建部队，还是对全新的单位进行整合，都绝非易事，这一点在前述的第5装甲师的经验中得到了验证。

1942年是德军步兵体系瓦解的开端，传统师团中的营级单位被大规模地解散，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大量全新的独立步兵营与空军野战师，这一举措的直接后果是德军逐渐失去了此前他们赖以取胜的战术优势。而这种关键性的优势，曾是德军能够在数量劣势下维持战斗力的根本原因。

作为部队内部兵力调整的一部分，第六集团军在执行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时，对部分条款作出了强化修改，使其更加明确[18]：

1）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包括军级工兵总监及通信总监）：所有借调至集团军司令部的军官、士官及士兵必须一律归还原部；司令部现有编制再削减10至15%；此外，使用俄国志愿辅助人员来替代部分士兵的岗位。[…]

2）军与师司令部：所有借调的军官、士官及士兵必须一律归还原部；司令部现有兵力削减 10%；使用俄国志愿辅助人员来替代部分士兵的岗位。[…]

3）警戒部队编制：从各师所有并没有直接部署在前线参战的单位（如通信营、补给部队等），以及各级司令部（自师部至集团军司令部）、军级直属部队、集团军级直属部队中未部署在前线参战的部队中，抽调人员组建警戒部队。

4）步兵部队裁编：裁撤步兵营中的一个步兵连，裁撤步兵团中的第三营。若部队战斗人员与后勤部队人员的比例不合理，则必须缩减后勤部队编制，以节省人力与运输资源。

5）削减各师及集团军直属部队中非直接参与前线作战的士兵与单位的数量：各营与各团的参谋编制约减少10%；将炮兵连的编制缩减为每连3门火炮（第4门送交检修并作为物资储备）；裁撤若干独立炮兵连，并将炮兵连编制改为每炮兵连下辖6门火炮。[…]

6）从每个舟桥工兵连中调配人员至工兵营：每个舟桥工兵连须抽调2名士官与10名士兵，补充至工兵营。[…]

8）c) 在各师及集团军直属部队中登记所有不适合担任步兵的士兵与所有家中独子，并将这些人员编入师属补充营与集团军直属补充营（直接隶属于第六集团军）。

这些补充营必须接受冬季步兵防御战训练，除非遭遇危急情况，否则不得将该单位部署作战。预计于次年春季，或是得到足够的兵员补充后，才能将这些补充营解散，并让士兵返回原部队。仅能在集团军司令部的直接下令时，才能够使用集团军直属补充营。

补充营的训练应于1942年11月5日开始。

除了陆军总司令部下达的各项措施外，第六集团军还命令进一步裁撤更多的低级别单位，精简包括军与集团军层级的各级参谋机构，并要求这些上级单位同样将释放出的士兵补充至前线部队。考虑到第六集团军的这一命令发布于1942年10月末，此时第六集团军正处于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的极端困境，迫切需要将一切可战之兵投入前线的作战。

另一种获取前线作战人员的手段，是使用俄国志愿辅助人员来替换部分岗位上的德军士兵。这些人多为被编入德军从事辅助勤务的苏联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被直接投入作战。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俄国志愿辅助人员”只是苏联合作者中的一个群体，但该群体在数量上最为庞大，据估计，其人数约在80万至100万人之间。1942年至1943年的德军师级档案显示，许多师在编制中使用了700至1500名俄国志愿辅助人员。

正在被押送至后方的苏军战俘。一些苏军战俘选择投诚德军，成为所谓的“希维（Hiwi）”，他们被苏联视为叛国者，若被苏军俘虏或是归国，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

起初，德军对于苏联战俘（也是俄国志愿辅助人员的主要来源）的使用完全是临时性的。然而，德军以其一贯的官僚化作风，在1942至1943年间为俄国志愿辅助人员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包括口粮、薪酬、制服、臂章与标识等。对这些人的训练重点在于将其塑造成坚定的反康分子，从而将其转变为可靠的辅助力量。以下的手册明确地表明了这一意图[19]：

俄国志愿辅助人员训练指导要点
1）训练与教育目的：将俄国志愿辅助人员培养成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可靠的战斗协助力量。

2）为实施这一训练与教育，应将俄国志愿辅助人员集中在营地之中，并配备适当的监管与包括翻译在内的训练人员。
在营地中，经验证之后较为有效的编制为每师设一支或多支俄国志愿辅助人员补充连。训练人员由相关师进行调度，负责对本师的俄国志愿辅助人员进行训练，并协助该师在师内进行俄国志愿辅助人员的人员分配。

3）[…]

4）巩固其服役承诺与战斗意志至关重要。除了多样化与变换训练的内容外，还应通过德方上级的榜样作用、人格魅力与积极的关怀来实现。
根据对俄国人心态的准确把握，采取严格而公正的管理。通过系统化的军事意识形态领导来铲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将俄国志愿辅助人员教育为可靠的战斗协助者。必须激发并维持德国领导与德军士兵相较于苏军及其成员拥有绝对的优越性的信念。

5）[…]

6）每次点名时，必须注意俄国志愿辅助人员的仪表风纪与军服着装。

在对俄国志愿辅助人员训练中，除了着重灌输反康思想外，其教育的核心还在于严格的纪律性。从表面来看，这是出于军事需要，但实际上，这种强调纪律的理念也体现了德军对俄国人的种族偏见，他们认为俄国“劣等人”（Untermenschen）天性缺乏纪律，需要被德国人重新教育。

与德军本国的补充兵一样，俄国志愿辅助人员通常在所隶属的师中接受训练。这种分散式的训练体系既为了加快俄国志愿辅助人员投入前线的速度，也使各师能掌控甄选过程，毕竟这些人在未来将与他们并肩作战。因此，教官的选拔变得极为关键，他们肩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把俄国人训练成“可靠的战斗协助者”，另一方面又要让他们相信“德军的绝对优越性”。

然而，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后，这种信念的灌输变得越来越困难。到了1943年夏季，德军胜利开始逐渐减少时，想要说服俄国志愿辅助人员信服德军的“优越性”几乎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即便如此，在德军持续败退的岁月里，仍有大量俄国志愿辅助人员留在德军部队中，但这更多是出于现实的恐惧，而非政治信念。由于斯大林体制下的政策，这些为德军服务的人员被苏联视为叛国者，若是被俘或是返乡，他们往往会面临极其严厉的惩罚。

俄国志愿辅助人员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德军士兵的人力，以将更多德军士兵投入一线作战。以下摘自陆军总司令部于1942年秋发布的关于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命令，可见俄国志愿辅助人员的具体用途[20]：

B）替代德军士兵

俄国志愿辅助人员（苏军战俘）应取代以下岗位上的德军士兵：
· 在各级部队（包括连，以及炮兵连）中担任驾驶员、副驾驶员、马/骡夫、工匠、技术人员（如锁匠、武器维护员等），以及在工兵与补给部队中充当勤务人员；
· 此外，可在机枪连、步兵炮连及反坦克连中担任弹药搬运员；
· 在营部与团部的电话通信部门中担任线缆搬运员；
· 在炮兵连中担任第五号与第六号炮手。
· 工兵营可将无需直接参与作战的工兵岗位交由俄国志愿辅助人员担任。例如，组建一个全部由德军士兵构成的工兵连用于投入作战。再组建两个以德军骨干为班底，由俄国志愿辅助人员补满其余人员的工兵连，负责架桥、修路和营区建设、布雷与排雷、障碍物设置等工作；
· 通信营可在混合的电话架设小组中使用俄国志愿辅助人员；
· 各类建造单位亦可使用俄国志愿辅助人员，但只能使用德军人员负责监管（比例为 1:10）；
· 各类补给部队也可以大量使用俄国志愿辅助人员，通常仅保留监管人员与绝对必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如机械师、面包师、屠夫等）。

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解放德军士兵的人力，让更多的德军士兵能够投入作战。绝不能只是额外雇用俄国志愿辅助人员去做无脑体力活，从而徒增辎重，却无法换来更多的德军作战人员。
因此，必须对这一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

不止是苏军战俘，甚至是苏联当地的居民，也会被德军强征为强制劳工，用于进行道路和工事等建设工程的施工。

因此，俄国志愿辅助人员几乎被广泛用于各种辅助勤务岗位。这些职位大多要求较低，符合纳粹意识形态中“俄国人是原始劣等人”的偏见。然而，当俄国志愿辅助人员被用于工匠或是机械师等技术性岗位时，这种所谓的种族界限就被明显地模糊化了。

即便考虑到德军在组织上为德国士兵与俄国志愿辅助人员之间划下了种种隔阂，人们仍然不难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军事现实早已凌驾于纳粹意识形态之上。这一点在俄国志愿辅助人员与德军并肩作战的案例中尤为明显。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赫尔穆特·格罗库尔特（Helmuth Groscurth）上校在报告中如此写道[21]：

“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竟不得不使用俄国战俘来增强作战部队的力量，他们甚至被编入炮兵。
这种状况真是奇怪，那些我们称之为‘野兽’的敌人，如今却与我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即便是最狂热的纳粹意识形态者也不得不承认，从1942年中期开始，若没有数十万名在德军及其附属机构（例如德意志帝国铁路局）中服务的俄国志愿辅助人员，德军根本无法维持在东线的作战。没有这些人员，德国势必要进行更高层级的全国性总动员，而这一举措因1918年德国崩溃的创伤记忆，被希特勒及许多德国高层视为极其危险的行动。

正因德国这种持续于1942年年中至1944年夏季期间的有限动员状态，历史学者伯恩哈德·克罗纳（Bernhard Kroener） 将其形容为[22]：

“这并不是真正的‘全面战争’。”
根据陆军总司令部于1942年秋发布的关于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命令，一旦德军士兵的人力被解放出来，各部队应按照下列办法对其进行管理[23]：

C）对于通过人力调配得到解放的德军士兵，应采取以下措施对其进行管理与调配：
1）步兵（不得调动家中独子或是体检不适合上前线服役者），凡是其现有的岗位在日后将由俄国志愿辅助人员来顶替的，可按以下两种方式处理：
a）若其训练水平允许，可立即编入步兵连；
b）由师部集中编入训练连，经过充分训练后再转入步兵连。各师可酌情调用其他兵种的人员。

2）所有其他兵种，后勤部队士兵，以及家中家中独子和体检不适合担任步兵者，应由各师进行登记，并进行冬季与阵地战训练。这些人员将被作为可在冬季阵地防御期间使用的预备队，直至春季为止。

这些措施在最初带来的收益其实非常有限，因为能直接补充至步兵连的士兵并不多。除此之外，这些调整还破坏了原有的骨干体系，迫使部队不得从头开始组建新的连与营，这是一项过程极其困难且需要付出大量牺牲的艰巨任务。

至于上述命令的第2点中所提到的那些临时部队，往往因缺乏充分的训练，装备不足，尤其是领导无方，而无法完成任务。它们构成了所谓的“穷人军队”的最底层，常常在战斗中蒙受巨大的损失，却几乎未能取得任何的战术成效。

到了1942年底时，大规模组建此类“警戒部队”已成为德军之中的普遍现象，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此时的德军已经彻底失去了平衡。

东线的德军损失极为惨重，而且这种重大的损失是持续性的。仅在1942年，德军就有9个月的月度伤亡人数超过7万人。在这一年里，德军的补充体系只有在8个月中能勉强做到补充人数大于损失人数，但即便如此，补充人数也从未超过3万人。

举个例子，1942年1月，德军在东线损失超过 21.4万人，而补充兵员仅有 43800人；1942年8月的激烈战斗造成25万以上的人员伤亡，但东线却仅仅接收了不到9万人的补充兵员[24]。

这些巨大损失迫使德军不得不降低训练与征募标准。虽然可以部分依靠前线的野战训练营弥补，但补充兵的质量在明显下降。自此以后，德军的东线总兵力再也未能恢复到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开战时的顶峰（330万人）。

1942年的夏季攻势期间，德军东线兵力主要依赖盟友国的部队来维持规模。然而，1942至43年冬季，在这些盟友国的部队被歼灭后，德军不得不在1943年春季再次将更多的士兵调往东线。在“堡垒”行动前夕，东线德军兵力约315万人，但至此以后，随着西线盟军的压力迅速上升，德军的东线兵力开始不断锐减。[25]

这种兵力的下降与训练质量的全面滑坡，直接导致了德军在1943年底至1944年的接连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