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蓄与耗尽: 巴塔耶眼中的苏联的工业化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编者按：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苏联作为挑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围绕它的争议始终不断。而在今日中国，则有着极端对立的意见，有一味膜拜的“苏联粉”，也有与索尔任尼琴之流同行、带着某种悲情“审判”苏联的意见分子，更有甚者，径直将戈尔巴乔夫封为圣人。

法国思想家巴塔耶则是一种不粉不黑的态度，立足历史，并从其“普遍经济学”的“积蓄”观点出发，否定了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简单比附的做法，对苏联为实现工业化所采用的社会形态和举措进行了重新的评估。正如本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巴塔耶看似天马行空的思考，对我们思考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颇有启示意义。

法国思想家: 乔治·巴塔耶

来源: 浙江学刊     作者: 张生

在巴塔耶从普遍经济学出发所勾画的普遍历史中，在谈到现代时期的工业社会模式时，把苏联和美国作为当代的两种最为典型的模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这其中特别是他对苏联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的模式的探讨，更具意义。因为自从苏联建立后，因其与众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形态，以及其强大的现实存在，围绕它的各种争议就从未中断过。苏联因此也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在素有左倾思想传统的法国知识分子中，对苏联问题的思考与争议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巴塔耶身边的师友们也大都卷入了对苏联问题的思考之中，如科耶夫，梅洛•旁蒂，萨特，雷蒙•阿隆等，他们因经历不同，身份不同，立场不同，所以既有为苏联辩护的，也有对苏联进行批判的。

但与这些人更多的从政治制度以及对人的不同处理出发来考虑苏联问题不同，在《耗尽》中，巴塔耶以独到的眼光对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为了实现工业化，所采用的社会形态以及措施，从“积蓄”（l’accumulation）的观点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同时，作为一种对比，他又从“耗尽”（la consumation）的角度探讨了二战后由美国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及其意义。表面上看，巴塔耶对苏联的工业化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分析都只集中触及了他的普遍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方面，但它们却共同构成了他的普遍经济学的基石，也更能体现他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架构的特点，所以，对他所给予的苏联和美国的分析中进行再分析，可以更好的把握他的这一重要的思想。而且，这既可以让我们对1949年后的中国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及某些相似的措施加深认识，也可以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某种新的理论的可能。

一、苏联的建立及其产生的问题

巴塔耶首先指出，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具有很大的新颖性。从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 ，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再到1949年，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个幻影:

“这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军队（很多，地球上最强大的），同时也是一种有组织的运动，通过一种对个人利益的所有形式的毫不怜悯的否定，它在一种坚如磐石的团结中维持。”[2]

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当时在欧美已经有相当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它所具有的独创性和可能的发展前景，迅速轰动了整个世界。其影响所及不仅在源发地的欧洲，即使是在文明发展史，以及文化和种族殊异的亚洲，也为之震撼和动摇。

但是，尽管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建立在人类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和新颖的，它的学说和实践也的确有很多支持者，但它的建立却有一定的突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和论述。巴塔耶指出，这也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建立所持的批评立场的原因。因为苏联的建立，在两个方面是“出人意料的”，首先就是苏联的建立是单独建立的，其次，又是在一个沙皇俄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不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建立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单独发生的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所产生的观点相冲突。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共产主义能否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就明确表述这是不可能的: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3]

而巴塔耶本人也认为，相对1917年的俄国来说，二战后的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才更适合建立社会主义。但是，历史的产生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抓住了机会，在俄国单独引发了共产主义的革命，之后斯大林又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把世界革命的成功作为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因而社会主义才得以在各方面均比较落后的俄国建立。

由此可见，苏联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共产主义学说的一种超越，但是这种超越或者突破，并不能在现实中同时产生同样的超越，那就是苏联的建立者所必须面对，同时也是必须解决的落后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困难的问题，而这正是苏联的建立者乃至苏联别无选择的和无法逃避的命运，也是他们所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所以，巴塔耶特别指出: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不能被漠视的：不用说物质的困难，也与此无关：遇到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被局限在一个国家存在的事实可能演变为革命，它具有一种混合的，难以辨认的形象，并且是一种接近后令人失望的形象。”[4]

换句话说，巴塔耶并不认同上述那些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批评，这是因为，苏联的空间是给定的，它只能在这种已经被限定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自行解决自己的生产力问题。从这个关键点出发，巴塔耶认为，苏联所采取的所有的政策和做法都是为了完成这一最根本的任务。而意识到这个急切的问题并以强力执行此一使命的就是斯大林。因此，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也就很自然的与反共产主义的批评结为一体。

1968年的一幅海报，展示了苏联的农民和钢铁工人。海报上的俄文意为“每一天的工作都朝着共产主义迈近一步”。

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特点

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或者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所呈现的特点，也就很自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而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也成为当时解剖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首先，是苏联对个人的处理上的特点。巴塔耶认为，斯大林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因为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革命就非常轻视个人的利益，思想，以及习惯和权利，他所显示的只是列宁的思想的特点。而且，这背后既有马克思的影子，也有藏身其后的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在起作用，巴塔耶认为后者把人定义为一个国家而非一个个体，把国家视为个人的最高实现。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活动中。同样，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自由。”[5]

也就是说，个人的实体性来自国家，其价值也来自国家。巴塔耶指出苏联的这种对个人的压制和否定与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有关，而它显然是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后者以个人为终极目标，其“价值和真理与一种私人生活的孤独有关，而对与此无关的东西置若罔闻”[6]。但是，巴塔耶又指出，资本主义所追求的这种与个人紧密联系的“价值和真理”其实只是一种表象，而它真正的追求是个人的“经济的独立”，所以，建基于此上的所谓个人的民主理念，或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欺骗和对人的命运因素的否定而已。可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养成了一种虚假的“人性”，并习惯了他的生命的孤立和平庸，进而对与之不同的生活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严厉”（la rigueur）就是要否定这种生命的惰性，以激发一种生命的紧张。

其次，是苏联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巴塔耶驳斥了那种把斯大林式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stalinien）看成与“希特勒式的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hitlérien）相类似的简单看法。虽然这两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很相似，如国家都是由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所控制，军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样也有一个青年组织，此外，还有对个人的思想的否定以及镇压等，可是这两个国家的“目标和经济结构是根本不同的，这两套系统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中，而这种做法的相似是让人印象深刻的。”[7] 在巴塔耶看来，它们的“目标和经济结构”的情况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行为的最为根本的因素，与当时的德国相比，苏联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是不一样的。不过，巴塔耶也承认，虽然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但是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的确有点相似，这也是人们很容易把二者混淆的原因。

巴塔耶继而指出，苏联的国家形式其实不是一种“民族”（national）帝国主义而是一种“帝国社会主义”（impérial-socialism）。而一般来说，“帝国”（impérial）是反对仅有一个民族的帝国主义的。与纳粹德国试图以单一民族建成的“第三帝国”不同，苏联这个帝国则是多民族的共同体。并且，巴塔耶强调，“帝国”（impérial），“这个词涉及到一种帝国统治（empire）的必要性，这就是普遍国家（Etat universel），它终结了当下的经济和军事的无政府状态。”[8] 显然，巴塔耶的这个观点与他的老师科耶夫所倡导的“普遍同质国家”有相通之处。科耶夫认为黑格尔从拿破仑的大革命中看到了“普遍同质国家”（the universal homogenous state）的到来，也即“历史的终结”（theend of history ）。因为拿破仑所创建的是个世界性的帝国，是“普遍”（universal）的，而在国家内部，公民彼此平等，相互得到承认，是“同质”（homogenous）的，国家的内外都不会有矛盾和争战，历史也因此不再有新的变化而“终结”。所以，在科耶夫看来，那种单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或民族帝国的形式因不具有普遍性必然会被淘汰，现代国家的未来只能是个多民族的普遍性的“帝国”，并且最终会抵达“普遍同质”的状态。他也是以这个理论来解释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差异以及后者不可避免的失败的:

“希特勒还充当了自称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这样一个政治运动的急先锋，从而将自己政治思想的本质和动机表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运动有意识地将自己与苏联式的‘帝国社会主义’（imperial-socialism）和英美式的‘帝国资本主义’（imperial-capitalism）相提并论。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第三帝国无疑是一个民族性的国家，并且还是一个特定和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一方面想努力实现民族性政治的所有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有意识地确立德意志作为国家（种族）界限，而想只运用德意志一个民族的力量来达到这个目标。可正是这个‘理想的’民族国家输掉了它关键性的政治战争。”[9]

因此，科耶夫对斯大林建构超越狭隘的单个民族的“帝国社会主义”举措不无欣赏，甚至认为他是现代的拿破仑，当然，他也由之成为那个发现了“普遍同质国家”奥秘的黑格尔的“转世灵童”了。显然，他的这个思想深深影响了巴塔耶。这也是巴塔耶对苏联要建立社会主义“帝国”或者“普遍国家”表示认可的一个原因。

但是，科耶夫虽然也从经济因素及其在军事上的表现来理解现代国家从民族国家到帝国的转化，但他更强调的是国家在政治意义上的生存，他直言，“在我们的时代里，普遍和等质的国家也成为一个政治的目标。”[10]而巴塔耶所着眼的是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与发展，在这点上，他有意背离了科耶夫对苏联的“帝国社会主义”的黑格尔化的解释而重新回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怀抱。他明确指出，苏联这种帝国体制的建立是源于国家经济上的需求，也就是说，苏联的这种新颖的“帝国社会主义”的出现，其目的并非是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是为了建立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帝国，而是为了对那种散乱的经济和军事形式进行革新，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服务于它的经济的发展，其目的是不同的。因此，巴塔耶指出，相对于“民族社会主义”的封闭性，“苏维埃联盟”（Soviet Union）是一种开放的框架式结构，它可以把任何国家嵌入自己的框架中，如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因为它对应的不是一种传统的过时的民族帝国思想，而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它也因之具有了普遍性而成为“普遍国家”。

二战期间苏联的宣传海报，上面的俄文意为“一切为了前线”。

三、积蓄与苏联的积蓄

巴塔耶认为，正是在此背景下，苏联式的积蓄应运而生。这一方面是其社会经济现实的急切的需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为其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并对其坚决予以保障，因而，才使得惊人的积蓄在苏联成为现实。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积蓄无非意指财富，力量等东西的积累与蓄积，以作为未来的保障和需要。但巴塔耶的“积蓄”（l’accumulation）除了有这种意思外，还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意思。巴塔耶说:

“人们称为‘积蓄’的东西意味着，大量的个人财富被拒绝用于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的非生产性的花费（dépenses improductives），而把他们可用的资金用于生产资料的购买。由此出现了一种加速前进的发展的可能性，而且，甚至，随着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一部分资源的祝圣（la consécration）还会向非生产性的花费增加。”[11]

在本质上，积蓄是对“非生产性的花费”，即“花费”或“耗尽”（la consumation）的一种否定，其目标是为了更大的发展，而更大的发展又会招致更大的积蓄，所以，积蓄就成为它自身的目标。因此，工人阶级所发起的各种运动，如要求增加工资缩减劳动时间的罢工等，它减少的不仅是老板用于奢侈生活的份额，而且还有用于积蓄的份额，所以，只有让工人工作的多，挣得少，才可以把更多的资本的利润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积蓄上。

苏联积蓄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为了工业化的实现，而工业化对生产资料的巨大的需求，所要求的积蓄也是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因此，一个国家如要实现工业化，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积蓄，而与之相伴，“工业的发展要求一种对消耗的限制：设备拥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人们屈服于即时的利益（l’intérêt immédiat）。”[12]但必须说明的是，在巴塔耶看来，苏联因为工业化而引发的强烈的积蓄其实是一个通则，并非特例。这也是他在探讨苏联的积蓄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把苏联的积蓄作为特例来讨论，而是将其放在一个大的框架下，也即他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来考虑。以同样的视角，他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正是大革命的爆发，才使法国的宫廷和贵族的巨大的非生产性的花费被迫进行了剧烈的缩减，从而有利于法国工业化的积蓄，因此弥补了其时法国资产阶级相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局面。而中国辛亥革命也可以据此来理解，其目的也是为了把以非生产性的花费为特征的清政府推翻，以满足当时的国内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在的需求，以及外在的远超中国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现实威胁。但辛亥革命也好，其后的国民党政府也好，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同理，在巴塔耶眼中，1917年的沙皇俄国的情况和大革命前的法国是一样的，整个国家被一个和法国相同的不仅没有能力积蓄反而大肆耗尽的贵族阶层控制，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规模不大的工业在发展。这种情形自然让人焦虑，即使在苏联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积蓄的1934年，也只有53%的资金被投入到工业发展上，相较于同期的德国和法国，在各方面都相当落后，所以列宁曾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正越来越落后”[13]。而1917年苏联建立后，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为了工业化而必须进行的积蓄问题，并且，相比1789年就已经开始积蓄，并已经积蓄了将近一百多年的法国等国家，苏联要在短短的的二三十年中完成这一过程，其强度自然可想而知。而为了工业化的目标，它只能选择终止过去的沙皇俄国时期的耗尽的模式，以便把本来用于非生产性花费的资源转到生产性消费的工业设备的制造及运行上来，这样势必要挤压和缩减那些有产阶级的利益，并会导致他们的反抗，但在当时苏联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除了这种经济法则的内在的决定性外，巴塔耶又强调，一般来说领先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主要由其内部决定，而落后的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却主要由外部决定，但是，在1917年的俄国，外国资本主义对俄国的资源的分配和增长是很迟缓的，俄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异常弱小，所以，苏联建立后，无产阶级只有把这种积蓄的意愿施加于自身。而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遇到的情况也与苏联成立后类似，最后也只能选择依靠自身积蓄。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但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此前的俄国不仅没有任何相应的财政手段以回应工业化的需要，而且就是它的人员也没有相应的心计来应付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整个俄国其实是个反对工业化的农业国家，如今它虽然突然跳跃到了共产主义，但是与其配套的各种条件却并未成熟，特别是在经济上，它从资源到设备的分配就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所以，为了与这种“跳跃”（le saut）配套，新生的苏联只能自己依靠自己进行积蓄。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社会主义的初衷不得不发生转移，原来由马克思的理念出发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让位于围绕工业化展开的积蓄工作，同时，为了与这种积蓄配套并且为了保持积蓄的顺利进行，所有社会的制度以及对人的要求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一点出发，巴塔耶指出了苏联工人的必然的命运，他们不得不为了未来的利益放弃当下的利益，与之同时服从强制性的劳动，以努力回应围绕国家工业化展开的各种需要或“刺激”（stimulants），他们不得不生活在贫穷，危险和苦难之中。不过，巴塔耶并没有因此肆意贬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因为他们的命运在这个积聚的大背景下与工人是一样的，他们像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家一样克勤克俭，反对浪费与奢侈，而其在物质上的享受与工人的区别并不大，他们与工人之间的道德认同是真实的不可否认的。

在这种积蓄的要求下，工人所完成的劳动价值和分发给他们的工资价值之间的差距变大了，或者，尽可能的被拉大了。如1938年，苏联的生产总值被设定为1840亿卢布，其中，1145亿卢布被用作生产资料的生产，只有640亿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而工人的工资报酬就在这一部分里面，由此可见在工人的劳动价值和国家付给他们的工资价值之间的差距之大。甚至，即使在二战期间，重工业的发展也保持着其优越地位。而这一模式从1929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开始实施了，其最大特点就是把所有的过剩资源都用于生产资料的分配。

为非生产性辩护的原则被苏联的共产主义坚定地拒之门外。它绝不是要废除这种原则，但是，它所引起的社会的颠覆排除了最昂贵的形式，而它的不断的行动，倾向于向每个人要求最大的生产力，以至于人力的极限。此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组织能够为了生产力的增长，也就是说，为了系统的增长，留出如此多的过剩的资源。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就像在任何活的有机体中，可用的资源的过剩（l’excédent ）在系统的增长和纯粹的花费之间被分配，而花费对生命的维持和增长，同样是没用的。但是，这个因没有能力为增长保留一个足够巨大的份额的而差点灭亡的国家，通过对它的平衡状态的一种突然的颠倒，把迄今遗弃在奢侈和惰性上的份额缩减到最小：它只是为了它的生产力的无限的增长而活着。[14]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这一模式的运转，对反抗者的镇压和流放就成了苏联常见的现象。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展开了一种似乎是不真实的生活，一个人除了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外，其唯一的选择就是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巴塔耶认为，正是工人们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日复一日的辛勤的甚至残酷的工作，在短时间内，他们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积蓄了无数的财富，建造了苏联这座让人眩目的大厦。

在解释了苏联对工人的积蓄后，巴塔耶在“土地的集体化”一节中，又解释了苏联对农民的积蓄。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两者都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的发展并不受重视，当然，这也是不得以为之，那么压缩农民的消费并对其进行管制就成为必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平均的减少农民的可消费的物品的份额，进行可能的积蓄。另外一方面，工业化总是需要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以满足对工人的需求。正常情况下，循序渐进的工业化会以农业的机械化补偿农村人口的减少，但是，苏联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突然的跳跃，使城市对人力的需求陡然增大，故只能实施土地的集体化，同时以机械化弥补农村的人力的缺失，才能维持工业的扩张。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农村的土地集体化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而中国的情景也与此接近，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与之相伴的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其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对土地进行集中，也即对农民进行积蓄，以此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从当时提出的“超英赶美”的目标，还有“大炼钢铁”的举动就可看出一斑。

社会主义中国学习苏联的宣传画

四、对苏联的积蓄的评价

巴塔耶从普遍经济学的角度对苏联的积蓄的解释和评价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即他是赞成或者拥护苏联的做法的。不过，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在谈论苏联对农村的积蓄时就直言，他并不认为当时富农所受到的残酷的对待是正当的。但他在书中的目的不是为了谴责苏联的积蓄所造成的恐怖，也不是为了批评斯大林从工人和农民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对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害，对于苏联工业化的“严厉”，他坦陈，“我不是想要去辩护，而是想要去理解。”[15]

从这一点出发，巴塔耶对那些针对苏联的工业化的积蓄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当时新成立的苏联并不被欧洲资本主义势力认可的情况下，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斯大林及其同事的作为是负责的。首先，对那些指责由于这种积蓄导致苏联1941年和1942年在对德战场上失败的观点，巴塔耶指出，正是因为这种严厉的积蓄使苏联能在随后的战争中幸免于被毁灭，那些批评斯大林的人都忘了，苏联所继承的是农业化的沙皇俄国的遗产，如若不能把它的资源尽可能的整合并尽可能的分配到工业装备上，苏联是无法在其后更为残酷的战争中幸存的。而当初在斯大林格勒，苏联正是依靠它自己的手段拯救它自己的。其次，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那就是如果沙皇制延续下去，资本主义将会自然到来并以一种似乎不那么残忍的方式积蓄与发展。对此，巴塔耶也并不认同，他认为这种说法本质上并无什么新意，较少的无情或残忍同样真实存在，并且无法避免。无论如何，为了生存，苏联这台社会机器必须有人来操作，斯大林既是被选中或被推上这台机器的操作者，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顺应现实的需要，来完成历史和现实赋予他的使命。巴塔耶承认，虽然从个人来说，谁也不愿意去建立一个恐怖的统治，同时也不愿意忍受非人的生活，但是对于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来说，只能想方设法谋求自身的生存，即使忍受再多再大的痛苦也只能在所不惜。这对于接手了落后的沙皇俄国的斯大林而言，为了让苏联实现工业化，他必须要采取严厉的积蓄措施。因为，苏联当时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拥有更多的选择，谁也不愿为未来放弃自己的当下的欲望，并且放弃一种更加符合理性的积蓄方法。“事实上，斯大林的政策是对一种有条理的经济的必要性的严厉的回应——非常严厉的回应——它实际上要求一种极度的严厉。”[16]而苏联也就因此离开了它之前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在对其进行“道德”批评的同时，同样也应该考虑的是，这种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偏移是和苏联建立前俄国的特殊环境和条件紧密联系的。

当然，巴塔耶再次强调，苏联的这种专横的道路是没必要一定去追求的。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与科耶夫很接近，因为科耶夫也反对以道德说教来评价斯大林。他曾在和施米特的通信中说，“在我讲课的那段时间里（即，在战争之前），我私底下一直在念的不是‘拿破仑’，而是‘斯大林’，但同时我又在解说《精神现象学》（用您的术语来说：斯大林=‘我们这个世界的亚历山大’=‘工业化的拿破仑’=世界（=国家）帝国）。”[17] 显然，科耶夫是把斯大林当作骑在工业化时代马背上的新的“绝对精神”来看待的。而实际上，巴塔耶对斯大林的看法与科耶夫大同小异，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思想中的强烈的黑格尔因素。当然，对于新中国来说，这个“工业化的拿破仑”非毛泽东莫属。

“马歇尔计划”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它始于二战后的1948年4月，旨在帮助欧洲国家战后重建。在该计划实施的四个财政年度，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从食品、设备、原材料等各类实物到工程、技术、赠款、贷款等多种形式的援助，价值约合130亿美元。（图片来源：网络）

五、耗尽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尽管鉴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苏联正在积蓄的道路上痛苦和残酷的前行，但对于在经济上支配世界的美国来说，它所面临的却不是如何满足工业化的要求来进行积蓄的问题。它迫切需要的是如何把因为自身发达和强大的工业化所产生的巨大的能量不求回报的消耗掉的问题。否则，按照巴塔耶普遍经济学的理论，随着美国的能量的持续积累，现有的维持美国乃至世界的那个系统将会随时崩溃。

而系统崩溃的最直接也是最可能的方式就是战争。当然，战争的威胁不仅来自美国，苏联的无限的积蓄也迟早要达到自己的限度，一旦到了那个时候，它同样随时也有可能发动战争。可对美国来说，这个威胁更大，也更迫切，因为它已经到了能量积累的极限。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是有史以来地球上所能达到的最大的积聚，如果不能及时找到能量过剩的释放的出口，就极易引发战争。所以，美国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与苏联的正好相反，尽管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进行了“释放”（épanchée），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其日渐增长的过剩的能量的聚集，这两次战争只是暂时的使其系统平衡，免于早就面临的崩溃的危险而已。换句话说，若非二战，让美国可以以战争的方式耗尽其过剩能量，可能它早就不存在了。而今二战虽然结束，但它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的切近。

不过，巴塔耶认为，美国并不愿意发动战争，它习惯于看见别人发动战争，并在火中取栗，以获得巨大利益，而两次世界大战又强化了它的这种成功的经验。所以，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因过剩的能量而崩溃，美国尽可能的去寻找新的类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以摒弃战争这种传统的大规模耗尽的形式。巴塔耶深刻地指出，与我们日常所想象不同，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竞赛消耗与战争的消耗相差无几。其实，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回应苏联日益增长的积蓄带给自己的压力的积极措施。这一计划对美国来说，就起到了“释放”的作用，它可以将自己过剩的能量平稳的耗尽而不会引发大的震动。对美国来说，这无疑是个一举两得的措施。

因此，巴塔耶称其为一个伟大的计划，并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之口指出，“它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历史事件。”[18] 而表面上，马歇尔计划是为了补救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的支付赤字。但巴塔耶提醒到，这个赤字在二战前就已经存在，战后欧洲对美国的产品的巨大需求又进一步增加了赤字，它已经偿付不起美国的债务。但美国自身却并不缺乏这些有待偿还的赤字，相反，这些偿还的赤字将使其本来就过剩的能量更加过剩，其系统崩溃的危险性也会再次加大。马歇尔计划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好的方法，比如，美国给予欧洲的五十亿美元的捐助非常重要，但是其金额却少于1947年美国的酒精消耗的花费，并且，其大约与三个星期的战争花费相等，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但是，这样一个数目对战后贫穷的欧洲来说，却是巨大的支援。若无马歇尔计划，这2%可能又会有不少被用于美国财富的增长。这自然更不利于美国的能量系统的平衡。

而且，巴塔耶还认为，这种因苏联的积蓄的威胁所产生的马歇尔计划和计划的实施，即把美国过剩的财富自由的，不求回报地分发给世界，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包括苏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为了捍卫自由企业，也增加了国家的重要性，即朝向一种与苏联相似的国家控制的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在此，巴塔耶也顺便谈论了自己对于战争的看法，他认为正是战争的威胁促使美国采取这样似乎大公无私的政策，并且，战争也促进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所以，战争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不过，我们应考虑的是在战争总是倾向于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的为过剩的能量寻找一个合适的出口，而不是选择战争。

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在讨论援助欧洲计划 （图片来源：网络）

六、总结

显然，如果不清楚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或者对他的整体的思想构成有所了解，很可能会把对他对苏联工业化的阐发视为异端，同时，也把他对马歇尔计划的理解视为无稽之谈，但若能够从他的理论出发，再对他的解释进行评析，则会改变这种很容易就会产生的简单的看法。而对于这种可能产生的偏见，巴塔耶自己早有预感，也早有准备，他在这本书的最后坦言，他或许会被当成一个“疯子”，因为只有一个疯子才能领会“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计划中的这一点”，也即积蓄与耗尽的特点与关系。对此，深受尼采影响的他不仅没有为之感到痛苦，反而颇为自得的承认，“我就是那个疯子”（Je suis ce fou.）。[19]

但是，如果能够认真对巴塔耶看似宏观甚至多少有些天马行空的思考进行思考，就会发现他的思考是相当认真，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尤其是对我们认识我们的历史乃至今天的现实，当不无启发意义。如他对苏联工业化的阐述，就多少能够让我们在今天反思和重新认识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时，多一个理解的维度。彼时刚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1917年刚由俄转苏的苏联并无二致，因人口众多，资源的贫乏，自身的条件之差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在这样的条件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跳跃”，其积蓄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为了工业化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其“严厉”程度自然只能变本加厉，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也非当时的苏联可比。但无论怎样对待过往的历史，生活在现在的我们均在承担它的遗产，如果我们能够从巴塔耶对苏联的工业化的解释中加深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而不求全责备，当不无裨益。

同样，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按照巴塔耶的理论，它仍然需要不时“释放”，以耗尽自己过剩的能量，保持自己不致崩溃。可能出乎早在1962年就已经过世的巴塔耶的预料，“冷战”结束，苏联重新还原为俄罗斯后，美国却并没有像当初实施马歇尔计划那样，慷慨地不求回报地把自己的货物分发给世界，而是以各种名义，多次卷入或者发动局部的战争，以直接“释放”自己过剩的能量。这当然并不是巴塔耶所希望看到的。在我看来，如果巴塔耶健在，他当会从当下美国表面的“衰退”中看到世人所看不到的另一面：这其实并不是美国的衰退，而是它的庞大的过剩的能量的又一次巧妙的“释放”，因为惟有如此，它才能保持自己的系统的平衡，并从中获得更多财富，以及更为强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