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春梦去悠悠——辜鸿铭眼中的张之洞

来源: 汝水清凉1988

张之洞的幕僚班子，所谓幕府，人员众多。他在山西巡抚任上，开始借鉴陶澍、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经验，组建自己的幕僚班子，以备顾问。此后，他官越做越大，先到岭海就任两广总督，又到湖北武汉担任湖广总督，其间还曾两次署理两江总督，成为名副其实的晚清重臣。他的幕僚班子，也可称作智库、外脑，逐步扩大，人员众多，还有不少外国人，人数最多的时候竟然达到637人。在这些幕僚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追随张之洞时间也比较长者，唤做辜鸿铭。

辜鸿铭

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1857年的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整整比张之洞小20岁。他名汤生，字鸿铭，以字行世，别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等。易，自然是指《易经》；汉滨，大致是汉水之滨的意思。他十岁时随义父布朗至欧洲留学，遍历英、德、法、意诸国，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但据南大博导沈卫威教授告诉我，布朗实际上就是辜鸿铭的生父。

留学十余载后，辜鸿铭先返回南洋，后回归故土中国。1885年，他被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纳入府中。年近而立之年，这位蓝眼高鼻的留学生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张之洞幕府生涯。他一生耿直，性格刚正，为人坚持己见，绝不随波逐流，没有媚骨，在张之洞身边左右完成了思想转型，逐渐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翻译中国传统典籍，批判西洋文化，在西方名声大噪。他曾自我总结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前三句话符合事实，但最后一句似乎有点勉强。北洋多指李鸿章、袁世凯的北洋，袁世凯一命呜呼在1916年，此后的北洋政府大致十年，而辜鸿铭主要在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教书，谈不上“仕”。学识渊博、性格古怪、拖着长辫的辜鸿铭成为当年北大校园内一道奇异的风景。他的奇谈怪论与顽固保守形象也随着北大师生的纷纷议论而在时人心目中逐渐定格。他向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托尔斯泰有书信来往，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与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等也有过接触。据说辜鸿铭掌握数门外语，获得过西洋13个博士学位。张勋复辟，他曾短暂入职其外务部，成为笑谈。有人说，他是晚清民初五大外交家之一，似乎过誉，而他的外语地道，道是事实。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时人眼中他奇怪的装束：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手捧长管水烟袋，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晚年的辜鸿铭还曾东游日本，四处讲学，不遗余力，宣扬东方文化。他返回中国后，在穷困、凄凉、孤独中走完了他嬉笑怒骂五彩斑斓的传奇一生，时在1928年，正是中华大地一派纷纭之际。

张之洞

辜鸿铭谙熟西方文化，又饱读中华经典，他以英文翻译《论语》《中庸》《孝经》《春秋》等，被称为“晚清文化怪杰”。辜鸿铭提出只有中国的儒家文明才能拯救世界，他批驳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歧视，极力赞扬中国人的精神。他认为真正的中国人“温良”“温文尔雅”，这不仅体现在待人接物的外在风度，而且已经内化成一种内心状态。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养成这种温儒之风，主要是因为中国人重视内心情感的陶冶，过着一种“心灵生活”。辜鸿铭主张君主专制，但却反对袁世凯的称帝闹剧。他直言袁世凯是“贱种”，虽然过于激烈偏颇，但也真是振聋发聩语惊四座：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据说，袁世凯死，辜鸿铭还大张旗鼓，演戏三天。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张之洞极力劝阻。但有人把袁世凯与张之洞相提并论，对张之洞不以为然，辜鸿铭有一老妈子《倒马桶》，比喻两人，骂袁世凯颇为痛快：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以辜鸿铭的名义，有一本小册子，《张文襄幕府纪闻》，为笔记体，共计72篇，说是写于1910年，也就是张之洞去世一年后。这些看似散漫的雪泥鸿爪，文字简短，绰约多姿，尖刻犀利，嬉笑怒骂，酣畅淋漓，颇多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其见识之深邃，思想之深刻，绝对不同于一般的掌故轶事。书中在不少地方直接涉及到张之洞，计有17篇，却并不局限于张之洞，它不是张之洞的幕府见闻，而是作为张之洞幕府之一者辜鸿铭的所见所思所想，比较完整生动地体现出辜鸿铭的文化主张。他对一些晚清人物的犀利评价，当然也包括对张之洞，迄今读来，不觉过时冬烘。

山西古籍社，又叫书海？

《南京衙门》中，辜鸿铭认为曾国藩粗陋，居然是这样的角度：余同乡李忠毅公之文孙龙田司马，名惟仁，尝诋论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谓曾文正功业及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画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文正公日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但辜鸿铭认为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却在于不排满，他的《不排满》中如此说道：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不要以为，辜鸿铭如此看法，与张之洞无关。实际上，辜鸿铭这样的看法，很难说不受张之洞的影响，或者说是他也在影响张之洞。估计也是受张之洞的影响，辜鸿铭对李鸿章评价不高，他认为曾国藩是大臣，但还有不及文祥之处。李鸿章称不上是大臣，不过是一功臣，萧规曹随而已，而且不学无术，痞气昭然，谬种流传。请看《曹参代萧何》：梁启超曾比李文忠为汉大将军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材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曰办善后，一曰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洎文忠继文正为相，一如曹参之代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最早版本？

说到文祥，简直被有些人称之为完人，张之洞致信荣禄，不无拍马屁之意，他说李鸿藻生前如何称赏文祥，又把文祥与荣禄相提并论。但曾国藩认为文祥格局不够阔大，赵烈文觉得他不知求人自辅，翁同龢则认为文祥无识人之明。辜鸿铭则记下了其同乡蔡锡勇讲述文祥的一则故事，这个蔡锡勇也是张之洞麾下的一位重要人物，且看《大臣远略》：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曰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画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张佩纶与张之洞当年都属清流党，一度关系至为密切，有清流四谏之誉。中法之战，张之洞春风得意，张佩纶却黯然落败。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张佩纶就在南京，但这两位河北老乡，估计是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还是交情依旧？张佩纶死于1903年，也就55岁。辜鸿铭的《书生大言》如此评说张佩纶：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侯辈。夫绛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生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望。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绛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大体上是一个脉络。而张之洞则与之不同，以清流出身，位列封疆。他内心深处对李鸿章、袁世凯的做派、行事风格，一定有自己的看法。但同在朝局，彼此之间又不能不顾全大局，合作共事。辜鸿铭的《五霸罪人》谈到庚子之乱以后的事情，未必符合事实。庚子之乱，东南互保，张之洞与李鸿章的看法一致，就是针对如何处理董福祥等人，张之洞与李鸿章也彼此交换过意见。且看辜鸿铭如何说李张分歧：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入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辜鸿铭在张之洞身边工作，端着张之洞的饭碗，但他对张之洞也不是一味迎合，丧失自己的基本判断，做毫无底线的肉麻吹捧。有人问他如何评价张之洞与曾国藩，辜鸿铭在《清流党》一则中所说大臣与儒臣，雄辩滔滔，还真是颇有见地。

1954年的辜鸿铭笔记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

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

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无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戍、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

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这一篇《清流党》是比较罕见的一篇长文。辜鸿铭就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展开比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着眼于教化，虽然不无为张之洞争地位的含义在，但的确是一篇令人信服的好文章。大概是辜鸿铭还觉得意犹未尽，许多话没有说到位，不透彻，他又在《务外》篇中展开论述，进一步申说张之洞的荀子之学：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向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向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智矣哉？向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按：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

荀子讥墨之言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禹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

犹忆昔年张文襄赀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此与荀子《儒效篇》勉励学者语，又奚以异？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盖为其务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此，则可以言学。

又一版本？

辜鸿铭行为古怪，爱发议论，张之洞再有容人雅量，也不可能对他言听计从，一切都按照他的建议行事。大概是汪康年劝说辜鸿铭向张之洞进言的时候，要多讲利害，少说是非。由此引发了辜鸿铭关于《公利私利》的一番真知灼见：

余随张文襄幕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曰，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香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

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曰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曰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然让茶，即退出。

今曰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曰。

大概是张之洞批评辜鸿铭熟知经书，但通权达变不足，不知变通，灵活性欠缺。辜鸿铭不大服气，他认为张之洞理解的“权”，实际上不过是“术”而已。为此，他就写了一篇《权》：

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也知经而不知权。”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惟理与势耳。

《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

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权之为义，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则必徒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积愈不可防，一旦决堤而溢，其害尤烈于无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知权者，必察其地势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随时立制，因地制宜，无拘拘一定成见，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

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股，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

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李鸿章、盛宣怀等人都的确办了不少大事，用功于当时，但自身也的确积累了不少财富。张之洞为官多年，经手的钱财不计其数，但他的确比较廉洁，不贪财。张之洞病逝于1909年的北京，据说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囊橐萧然，近乎家徒四壁，许多人都难以置信。辜鸿铭的《廉吏不可为》如此说道：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曰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

《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

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辜鸿铭”

这是不是有点所谓典型引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意思呢？辜鸿铭还有一篇涉及到张之洞与盛宣怀的比较，且看《理财》：昔年沪上报章纷传，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贺。及见，始知事出子虚。坐谈间，余谓宫保曰：“今曰度支部为财政关键，除宫保外，尚有何人胜任愉快？”宫保欿然自抑曰：“理财我不如张宫保。”余曰：“不然，张宫保不如宫保。”宫保曰：“于何见之？”余曰：“张宫保属更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赀，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宫保闻之，一笑而解。

辜鸿铭对大唱颂歌，过多阿谀，特别反感。他有《颂词》：管异之尝谓中国风俗之敝，可一言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亦较昔曰为盛。今曰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曰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

犹忆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后，大为提倡学堂。有好事者创开学堂会，通省当道官员、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撰长篇颂词，令东洋留学生刘某琅琅高读，兴会淋漓，满座肃然。适傍有一狂士，俟该留学生读毕，接声呼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捧腹。

辜鸿铭还有《爱国歌》一篇，更为辛辣：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钜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

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辜鸿铭有一《半部〈论语〉》，讽刺张之洞有时候的不无作秀，矫情造作：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作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折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间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事具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今曰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曰中，有三百曰皆在官厅上过曰子矣。

又忆刘忠诚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之国》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辜鸿铭对盛宣怀与梁鼎芬都有着比较负面的评价，他也许认为梁鼎芬是“伪君子”，他对盛宣怀更是鄙夷不屑，有一《王顾左右而言他》，奚落盛宣怀：辜鸿铭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宫保闻余《中庸》译英文一书刊成，见索，谓余曰：‘《中庸》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乞君检送一本，为子辈读。’余对曰：‘《中庸》一部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宫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贱货贵德。”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云云。

有人评价晚清重臣，有如是评价：岑春煊是不学无术，李鸿章是不学有术，张之洞是有学无术，端方是有学有术。但辜鸿铭的《翩翩佳公子》比较端方与张之洞，似乎更为精辟，也更为老辣全面：

国朝张履祥论教弟子曰：“凡人气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很，浮则必薄必轻。论其质，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则不肯屈下，浮则义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顺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义理不能入，则中无定主，习之即流，诱之即趋。有流必就下，有趋必从邪。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

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

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曰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曰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端方是晚清的六零后，年轻气盛，咄咄逼人，他在湖北担任湖北巡抚，与张之洞合作还算愉快，但张之洞在刘坤一死后暂时署理两江总督，端方在湖北主持大局，心思就不大一样了。梁鼎芬在此时自然要察形观势，他觉得端方是满清权贵中继荣绿之后红得发紫的人物，又有年龄优势，而张之洞已经是衰朽不堪，离职退休就在眼前。张之洞在南京时间不长，中枢就已经明确魏光焘来主政两江，这个时候的张之洞就比较尴尬了，怎么办？南京已经有新人马上来到？湖北的格局又是端午桥在那里干得正起劲。还是中枢看得明白，最终把端方调到苏州担任江苏巡抚，张之洞重回武汉，干脆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一肩挑了。这个时候的梁鼎芬就尴尬了，又赶紧向张之洞示好。张之洞不与他计较，原谅了他。端方与他弟弟端锦在辛亥之年，猝然而死，有点冤枉。当时的端方，也才五十岁呢。

辜鸿铭对浮夸吹牛也特别反感，他有一《不吹牛毴》：壬寅年张文襄在鄂，奉特旨入都陛见，余偕梁崧生尚书随节北上。时梁尚书得文襄特保，以候补道员奉旨召见。退朝告余曰：“今曰在朝房，闻锡清帅对客言曰：‘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君试志之。此君子人也。”后有客谓余曰：“今曰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作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曰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毴不吹牛毴。人谓今曰中国将亡于外交之失败，或亡于无实业。余曰：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毴也。《毛诗》有云：‘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今曰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毴作起。

李鸿章的字

孔子谓：‘一言可以兴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锡清帅其人者，可谓今曰督抚中佼佼者矣。”

辜鸿铭还有《大人有三待》，就如何对待老百姓、学生、下属，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的看法与见地，即使时至今日，又怎能说过时了呢：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曰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问曰：“何谓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曰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曰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

辜鸿铭还有《夷狄之有君》《士说》《政体》《不拜客》等篇，提及张之洞，其中的《夷狄之有君》是他陪张之洞在天津见袁世凯的记录，弥足珍贵。辜鸿铭曾经有说过，“我不是清朝‘遗老’，也没有忠于清室，而是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百年春梦去悠悠，不复吹箫向此留。辜鸿铭是一个被过度涂抹过于脸谱化的人物，他的一些真知灼见实在不应该被遮蔽湮灭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