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迫、爱国与仇恨宣传：苏联军队的钢铁决心

“一切都着火了：房屋、工厂、土地，所有的金属都在融化……”

“那人呢？”

“人？他们都挺在那里！挺在那里，继续战斗！……”

——《耳语者》

选自:《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毛俊杰

西蒙诺夫1942年9月抵达斯大林格勒，恰好是巷战最激烈的时刻。最后的苏维埃捍卫者留守在北部的工厂区、火车站周围和市中心的小山上。在德军的坦克、大炮、飞机的轰炸下，他们的周围一片瓦砾。苏维埃士兵与德军精锐，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残缺的建筑物。他们的非凡毅力，使西蒙诺夫无比惊讶。德军甚至将他们推回河岸，但苏维埃士兵仍不愿放弃城市，不愿撤退到苏维埃主力集结的伏尔加东岸。正是这一种决心——无法以军队纪律或意识形态来作解释的一种精神——扭转了大决战的局面。

斯大林格勒防卫委员会主席丘伊亚诺夫在9月16日的日记中，记下所听到的一席对话，一方是新近赶到的增援部队，另一方是撤离燃烧中的城市的一名受伤士兵：

“城里的情况如何？”[增援部队问伤兵]

“谁也弄不清。瞧，”他以未受伤的手臂指向伏尔加河——“整座城市都在起火。”

“为什么烧这么久？”援军惊讶地问。

“一切都着火了：房屋、工厂、土地，所有的金属都在融化……”

“那人呢？”

“人？他们都挺在那里！挺在那里，继续战斗！……”

苏维埃军队的钢铁决心确实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不应作为有意宣传的神话而受到忽视。然而，它的来源却从来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何这么多苏维埃士兵，全然漠视自己的生命，投入莫斯科、基辅、斯大林格勒和其他苏维埃城市的浴血奋战？

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战斗的苏军士兵

恐怖和胁迫提供了一部分解释。战前的恐怖制度重新实施，以驱使士兵战斗到底。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时，德军正在威胁斯大林格勒。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第227号命令（不准撤退一步！），要求部队捍卫每一平方米的苏维埃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惊惶失措者和懦夫”，如想推卸责任，则要面对最严厉的处罚。因此而设立了特殊的阻击单位（zagradotriady），以加强既有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们获得的命令是，监督苏维埃前线的后方，如有迟迟不愿冲锋或企图逃跑的士兵，格杀勿论。在战争期间，约有15.8万名士兵被判处枪决（另有许多士兵遭枪决却并无正式的宣判或死亡记录）；约43.6万名士兵入狱；42.2万名士兵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赎对祖国犯下的罪”，被编入从事最危险任务的特别刑事营，譬如扫雷和向德军防御工事发起攻坚。但第227号命令的作用，以及恐怖制度对军队的整体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强制执行该项命令往往是在绝望之时，如斯大林格勒战役。其时，仅在几星期之内，13500名苏维埃士兵遭到枪决。除此之外，指挥官和政工人员经常忽略此项命令。他们从经验中学到，大规模的严厉处罚无助于军队的团结和效率。事实上，此项命令推行之后，军队的逃兵持续增加。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在激励士兵坚持战斗方面，恐怖手段并不有效，还要开发其他的说服方法。

向苏维埃人民发出爱国主义呼吁还是卓有成效的。绝大多数苏维埃士兵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将毁灭带给农村的斯大林或共产党，而是自己的家园和家人，以及自认的“祖国”。斯大林1941年9月向埃夫里尔·哈里曼指出，俄罗斯人民的拼杀是“为自己的家园，并不是为我们”。为了吸引他们，苏维埃宣传逐渐抛弃苏维埃符号，改用更能影响士兵的俄罗斯母亲的古老形象。因此，在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时期，斯大林的画像不再是无处不在（到1943至1945年，他又重新成为国家的头面人物和苏维埃胜利的推动者）；苏联国歌原是《国际歌》，现由新国歌取代；新颁发的苏维埃勋章，饰以俄罗斯历史上的军事英雄；教会被授予新生，国家取消了许多战前的政治控制，以交换教会领导人对战争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这个政教交融的结果是宗教信仰和苏维埃信念的奇妙组合。记者拉尔夫·帕克曾在莫斯科铁路站看到一名即将奔赴前线的西伯利亚士兵，他在听喇叭里的广播，认出了斯大林的声音，他手上给自己划着十字，嘴里高呼“斯大林！”

正在战斗的苏军突击队员

苏维埃宣传还充分利用了仇恨和报复的民心。到1941年冬天，德军的入侵给那么多苏维埃家庭带来苦难，只需煽动一下对敌人的愤慨，就可驱使人们投入战斗。年轻的士兵和人种学者列夫·普什卡廖夫，对红军指战员的文化和信念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发现，促使士兵浴血奋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对德国人的仇恨，超过其他一切。这种情感的力量如此强大且不可预测——包含了压抑已久的愤怒，所针对的还有战争之前已在承受的痛苦——而宣传机构需要加以巧妙地操控，将它导向外国敌人。诗人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向此项仇恨运动贡献文学才华的有好几位苏维埃作家，西蒙诺夫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伊利亚·爱伦堡和阿列克谢·苏尔科夫等。在呼吁民众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宣传中，最有名的诗歌是西蒙诺夫写于1942年7月的《杀死他！》，它基本上重申了第227号命令战斗到死的精神——其时是战争的紧要关头，德军正威胁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军官向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朗读此诗，以灌输反抗精神和战斗到底的决心：

如你珍惜

敞开胸脯喂你的妈妈，

她的乳汁早已干涸，

只能供你的脸颊躺下；

如你无法忍受噩梦，

法西斯站在她的身边，

抽打她布满皱纹的脸庞，

以手指缠绕她的长辫；

……

如你没有忘记父亲，

曾用手臂当你的摇篮，

他曾是一名好战士

倒毙在喀尔巴阡山的雪原，

倒毙是为了伏尔加和顿河，

也为了你未来的家园；

如你不能忍受噩梦

他在坟墓中反侧辗转，

他十字架上的士兵像

被捣毁在地面

再由德军踏上一只脚

全都在你母亲的眼前。

……

那就杀死一个德国人——保证杀死一个！

尽快杀了他！

每次看到他，

每次都要保证杀了他！

胁迫、爱国主义、同仇敌忾，一一发挥了作用。但在士兵的战斗意愿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对牺牲的崇拜。苏维埃人民以20世纪30年代的心理投入战争。他们生活在频繁的革命斗争中，总被要求为伟大事业作出牺牲，他们已为战争做好准备。如西蒙诺夫所指出的，战争时期的艰辛和匮乏——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家破人亡，日常生活中止——苏联民众已有准备。他们以五年计划的名义，早已承受了这一切。

斯大林格勒巷战

随时准备作出个人牺牲是苏联最重要的武器，尤其在战争第一年，绝对是苏联得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时，苏联挣扎着，试图从1941年夏天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普通士兵和平民的英勇行为，以自身的巨大牺牲，来弥补军事指挥的失败和几乎所有权威的瘫痪。“1941年的一代”（出生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的人），其牺牲精神尤为壮烈。他们从小就熟知为国奉献一切的苏联英雄：屡破纪录的飞行员、劳动模范、北极勘探者、内战军人和赴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斗士。这么多年轻的志愿者效法前人的壮举，踊跃投入战争，将1941年拿起武器的号召，与内战的英勇传统和1928至1932年的五年计划联系起来——那是苏维埃历史上的两大浪漫时期，据称，其时的伟大事业在集体的努力和牺牲下得以实现。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1941年21岁时入伍）写道：“内战——属于我们的父辈。五年计划——属于我们的兄长。但1941年的卫国战争——属于我们自己。”许多士兵把自己视作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从中觅得战斗的力量。少尉列昂尼德·库林在1943年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沿着父亲的脚步走，他死于1919年的内战。”

他为我的生活而战。现在，我为你的孩子的生活而战……索尼娅，关于死，我想得很多——到底可不可怕？如果你知道，你是为美好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的幸福而死，死就一点也不可怕。但你死前，必须杀掉十几个德国人。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1941年的一代就无私奉献，英勇战斗，甚至有点鲁莽，付出了极为可怕的生命代价。出生于1923年的男兵中，只有3%活到了1945年。

一名苏军士兵在斯大林格勒市的中央广场上挥舞着红旗

战时的民族团结只是一个苏维埃神话。事实上，战争时期的苏维埃社会是内战以来最为分裂的。苏维埃国家加剧了民族分裂，让某些少数民族充当替罪羊，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车臣人、伏尔加德裔，将他们流放到不受欢迎的地区。战争前，反犹主义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战争时期反而四下传播，尤其蓬勃发展于希特勒军队的占领地区。那里居民中的大部，直接受到纳粹种族主义宣传的影响。而类似的偏见，又由苏维埃士兵和撤离西部地区的人士带入哈萨克斯坦、中亚、西伯利亚。许多人将斯大林政权的滥权迫害归罪于犹太人，又借用纳粹的宣传，称布尔什维克都是犹太人。据《红星报》主编大卫·奥滕贝格所说，士兵们常说犹太人“推卸自己当兵的责任，逃去后方，在舒适的苏维埃办公室上班”。一般来讲，在大众政治意识中，兵役责任的不平等与普遍的不平等逐渐挂起钩来；前线军人和后方“老鼠”之间的鸿沟，更成了民众和精英之间愈益扩大的分歧的焦点。

虽然没有真正的民族团结，但人民确有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社区。到1941年，400万人志愿参加公民国防。他们自愿挖掘战壕，守护建筑物、桥梁、道路，一旦遭到袭击时，还运输食品和药品上前线，撤回伤者，或直接参战。在莫斯科，公民国防有16.8万名志愿者，来自30多个民族，另有50万人帮助修筑防御工事。在列宁格勒，到1941年9月，已有13.5万男女参加公民国防，另有10.7万名工人参与军事活动。他们的爱国主义高涨，却没有获得适当的训练，所以虽然奋勇作战，但在初期战役中死伤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