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美两国的“反赤化”问题研究

摘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革命思想主要通过中俄边境传入中国内地，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分化。从长远看，其结果不仅威胁到北京政府的统治，也对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华盛顿体系构成了挑战。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南方革命势力的兴起，中国北方军阀开始在“反赤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内镇压“赤色恐怖”行动，在国际上以“反赤化”所裹挟着的国家利益为借口联合英国、日本等国阻止中国的“赤化”，维护华盛顿体系。北伐前夕，北京政府与美国从各自利益出发，以“反赤化”为意识形态的共同诉求，将实际政治、经济利益加持其中，造成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面相。

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 徐高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融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其后中国外交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修约”与“废约”成为两个响亮的时代口号。在人们的印象中，所谓的“革命外交”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精神底色，但是就20世纪20年代的中美关系而言，学界的研究仍受制于革命外交的思维定式，造成该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仍有薄弱之处。而在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反赤化”口号的提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中国内部南北矛盾逐渐突出之时，一部分人认为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是受苏联影响，因而对苏联加以谴责，反对“赤化”。“赤化”本身并非源自中国内政，最初主要针对苏联和各国的共产党。同时，这一革命话语被引入中国后，又与中国自身对华盛顿体系的失望交织在一起。在北京政府时期，“赤化”所指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更主要的就是指改组后的国民党。早在1924年11月，英美报刊就开始攻击孙中山为“过激”“赤化”。“反赤化”口号的提出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军事行动正当性和执政合法性的工具性需求，是北京政府为打击国内反对中央政府势力所提出的应对措施。而从国际关系史和跨国史的视角来看，反对共产主义则是美国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一贯立场。尽管中外以“反赤化”相号召，但在“反赤化”名义背后却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

一、北京政府对俄国革命的反应以及知识界的争论

在北京政府的外交文献中，一般将俄国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称为“过激党”，而最先受到俄国革命影响的区域是新疆和东北地区。辛亥革命后，新疆特别是阿尔泰地区遭受沙俄势力的侵犯，直至1917年才逐步恢复。新疆省省长杨增新在1919年1月致大总统的函电中，就表达出对苏俄“过激党”势力渗入的担忧，指出新疆与苏俄的一些少数民族同种同文，“在我国不能保俄土回缠之不来煽惑，而能保我国回缠之不受煽惑，中国回缠既不受煽惑于欧战未停之先，必不受煽惑于欧战既定之后，既不受煽惑于俄乱极盛之时，必(不受)煽惑于俄乱将平之时。然俄土既有煽惑华人之计画(划)，我国自不能不严加防范。惟在新疆之英俄回缠，亦应请英俄领事转饬各属英俄商约，严加约束，以免受俄新党煽惑”。
东北的情况与新疆类似。1920年1月，哈尔滨警察局报称，苏俄多数党正在散布传单、联络华工，形成“内外相应”的局势，为进入哈尔滨作准备。1月29日，东北一家工厂内发现华、俄工人秘议罢工，并发现制作完成的5000多面旗帜。这一事件引起北京政府的重视，要求东北边境严密布防。当时，中国政府对于“过激党”的担忧主要是俄国革命及共产主义(或“均产主义”)对中国民众可能造成的煽动。此时的新疆和东北是中国国内接触“过激党”和俄国革命相关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地，不少边境官员都记载了对于“过激党”煽动民众进行武装革命、颠覆现有政权的恐惧。

杨增新

1920年10月，驻俄七河省商务委员赵国梁向杨增新报告，苏俄内部有中国社会党的组织，其中有华人数十人，最初是在苏俄军队的中国籍士兵中选出识字者送入“社会主义传习所，六个月速成毕业，分往中国”，在中国内地专门传播社会主义。杨增新据此认为:“查俄新党自实行社会主义以后，全国人民失业怨咨为害，已属不堪。兹该党又引诱华民入传习所学习社会主义，以为毕业后遣回中国，分途煽惑之谋。实为吾国大患。据电前情，除饬各属文武严密防范外，应请通行沿边各省。一体防范，以遏乱源。”鉴于新疆的特殊情况，“过激党”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本已存在的民族和宗教因素相联系。因此，杨增新表达了进一步的担忧:“唯旅俄华缠，半多下苦佣工，无知无识之游民，最易受外人煽惑，其均产主义，贫苦之人尤易煽动，自应严防，免生意外。应由各道尹督饬各知事、各县佐，实行保民政策，实行养民政策作根本之计划。”

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W.J.Oudendijk)1920年11月26日告知中国外交部，一名荷兰人斯内弗里特(Sneevliet)被莫斯科“过激党”派往远东运动革命，提醒中方注意，严禁其入境，并于27日电告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新疆督军杨增新以及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北京政府最初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边境情报，此时使用“过激党”或“过激主义”来描述列宁所领导的政党，将其视为中国边疆安全的威胁以及一种不利于稳定的力量。同时，新疆与东北的官员都指出，需要防止少数民族与下层民众受到“煽惑”，表明他们对俄国革命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边地的难民、溃兵以及列强驻华外交人员的报告，进而认为“过激党”影响中国的方式是安排华工入境以及通过文字资料进行政治宣传、开展暴动以颠覆现政权，建立“劳农政府”。因而，他们采取的措施:一是分散回国华工，以免聚众闹事;二是加强边境的审查力度，华侨回国需要申请证件，但是相关机构需要“慎重处理”，以免“过激党”分子进入。

在内地，1919年3月21日，北京政府接到使团密报称，苏俄“过激党”将于22日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西伯利亚动乱、中国、日本及欧美等国的社会运动，以及联合德国、波兰境内的过激派势力等。使团的报告引起了北京政府的高度重视，经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所查，“确有其事”。同一时期在天津也发现了“鼓吹社会革命、无政府同盟、罢工、共产等邪说”的宣传册，在内务部看来这对地方治安有极大的妨碍，需要严厉依法查办。1920年5月，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哈尔定(M.H.L.Harding)向北京政府反映，在漳州出现宣传过激主义的各种小书和报刊，陈炯明参与了其刊印发行过程，鼓吹过激主义。北京政府认为这一行为无异于煽动叛乱，责令内务部和交通部予以严密查禁，以便更好地维护地方治安。但是，华南地区属于西南割据政权，北京政府的命令对其不起作用。

一位采访过列宁的日本记者在《苏俄之赤化运动》一书中，对布尔什维克的“对华赤化政策”进行了概括:先在蒙古等地推行苏维埃制度，从边境影响中国，同时派遣优林、巴开司、马林、维经斯基等至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与中国思想家和学生接触，此后“加拉罕，及鲍罗廷等东来。苏菲亚俄罗斯与新中国提携。中国赤化之剧，由是开幕”，以国民党和共产党具体实施政治运动;同时，在苏联本土也通过第三国际、国际劳动同盟、国际农民同盟、孙逸仙大学等组织与中国国内遥相呼应，并且“进一步参与中国之武断赤化政策”。此时，中国对“赤化”的认识与英美等国的反赤意识形态一致，也认为俄国革命所宣扬的是对现有政权的颠覆。这一时期苏俄“赤化”的力量向内地不断深入和扩展，1923年，俄共除派遣党员赴南欧各地宣传外，还在远东中东路特别区内设总机关即“远东局”，同时在东三省、上海、库伦、大连、横滨及汉城设立分局。

此后，由于国共合作促使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五卅运动刺激了反帝运动的高涨，北方军阀进一步加强对“赤化”的反击与遏制。1925年郭松龄反叛时，日本强硬派便认为郭松龄行动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对杨宇霆为代表的一部分军人的反感，而是要逼张作霖下野，并已判明“郭欲实行国民党的所谓三民主义”，从而进一步在东北引入“赤化”的力量，这无疑会导致严重的后果。12月4日，李景林通电讨伐冯玉祥，以“赤化”为主要攻击点:“试思冯玉祥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家，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景林战愤填膺，绝不与冯贼共立于化日光天之下，用敢率我十万健儿，声罪致讨，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恃此人道主义，以与国贼相周旋，且惟冯贼玉祥一人是讨……总之，此次讨贼，不问敌不敌，只问赤不赤。”1926年，直奉联军打败国民军攻入北京以后，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为名查封京报馆，枪杀邵飘萍;4月28日，他将李大钊等19位国共重要干部在北京处决。5月10日，北京成立“赤化讨伐各军联合办事处”，张学良、张宗昌、齐燮元、王怀庆等皆出席，各方派一全权代表驻办事处，谋划军事统一，以期彻底地讨伐“赤化”6。6月，张作霖与吴佩孚再度联合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齐燮元在京对中外记者演说时称:直奉妥协的政策就是“曹锟不日宣言辞职，以摄政内阁代之，其次即组织护法政府，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期施行全国之刷新，曹锟时代之宪法当然有效”。

李大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政府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始，一直敌视和反对“赤化”，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北京政府对“赤化”的界定存在相当的模糊性，是给政治敌人强加的标签，乃至流为政治口号。在北京政府看来，“赤化”所带来的以下层民众为主要参与者的暴力革命行为，对国家的发展并非有益。北京政府最初对解决“赤化”威胁的认识是“仍须一面讲求正本清源之法，使人民正当知识日充，生计日裕，社会阶级日趋于平，方为长治久安之道”。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北伐的节节推进，北京政府的行为从加强边境管理、取缔宣传刊物，最终形成军事行动。对作为中央政府的北京政府而言，虽然其“反赤化”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却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军事较量尚在其次。

在政府对边境“过激党”势力不断防范的同时，知识界也展开了对“赤化”与否的讨论。这一问题所牵涉的不仅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俄关系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处理与苏俄的外交关系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俄国革命对一战后遭受失望和挫败的中国而言，是否提供了除英美那种自由民主道路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在一些人看来，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列宁主义在中国受到了关注。同时，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与同期举行的华盛顿会议针锋相对的。会议批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把美国当作亚洲‘解放者’的观点”。这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华盛顿会议及其形成的华盛顿体系是为了实行帝国主义对远东的“共管”，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苏俄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英美与苏俄的对抗以及由此造成的国际分裂局面，直接导致中国思想界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对苏联的社会性质，还是关于中国应该对苏联采取的外交方针都存在争论，苏联是否是赤色帝国主义?他们是敌还是友?这些问题在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在五四运动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翻译和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1923年北大派遣陈启修前往欧洲考察，1924年7月到达苏联，次年回国。1925年9月7日，在纪念国耻的“九七”演讲中，陈启修指出，国人对推翻帝国主义的责任非常重大，应该对外联合各弱小民族，对内联络农工商学各界合作。他在同年10月发表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中写道:“苏联用尽他的力量，到世界上各国去宣传共产主义，到各被压迫民族中去宣传反帝国主义，这是事实。这种事实是根据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己利害打算而来的，是他们的自卫手段，是他们的生存策略。我们假如信仰不同、利害迥异，那末我们尽可反对他，称他为赤色革命主义或赤色共产主义。但是绝不能称为赤色帝国主义。何以呢?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即或不认苏联为友，也不应该因为不认其为友而失掉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假如认为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那就恰恰中了帝国主义者转移目标之计。”当时国内排外情绪强烈，陈启修从赞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论述苏联并非帝国主义，不应将苏联视为排外的对象。换言之，他是赞成“联俄”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广泛争论。

与陈启修同年回国的张奚若在美期间就通过胡适寄给他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对国内的思潮有所关注。在与胡适的通信中，他指出中国报纸将布尔什维克翻译为“过激党”是“不通已极”。《新青年》的观点“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将事实与希望混淆;认为德国与奥匈帝国败于布尔什维克的公理或威尔逊的公理，则对时事的观点过于简单化。这一观点在张奚若回国后也未发生明显转变，他坚决反对陈启修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同帝国主义一样，对中国而言是敌非友，那些“假共产之名，为自己的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唯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苏联所宣扬的“世界革命”是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与压迫更为危险的。“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的地土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羌(毫)无原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他们的中国朋友还要替他们解释说应该占据);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张奚若的观点鲜明、激烈，引发了从知识界到普通民众对这一事件的广泛关注。之后，张奚若迫于舆论压力否认仇视共产主义，称自己是赞赏共产主义的，“不过这是指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俄国试行共产主义而言，要把共产主义生吞活剥的拿到今日的中国社会上去实行，那我便是无条件的反对”。由此可见，他赞成共产主义不过是搪塞之词，其内心是反共产主义的。

随后不久出现的《苏俄真是中国的敌人吗?》一文，与张奚若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此文也指出，苏联在外蒙古的行动一方面是实行民族解放的主张，另一方面则是“防备日本和白党以自固”，揭露苏联在“世界革命”的外衣裹挟下常常被忽视的国家主义诉求实质，而这与中国解决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的自立、自强是相矛盾的。对于以上看法，《晨报副刊》主编刘勉己认为，从危害上而言，传统帝国主义的物质压迫更为直接、严重，而“赤色共产主义”的危害主要在“赤色宣传，影响于一国内政，很为重大，尤其在武力横行，纲纪废弛，民生凋敝，兵匪满地的中国，应当加以防范的”。换言之，“赤化”最大的危害是在思想宣传领域，刘勉己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政混乱局面进一步恶化，因此他主张通过立法取缔“共产派”的行为，但在思想上则采取放任态度。刘勉己的这一主张与北京政府的论调一致。

关于“赤白之争”与“仇俄联俄”的讨论，引发了普遍关注。例如，徐志摩谈到，对于联俄仇俄的激烈讨论，具体涉及对苏联的外交问题，但是从大处来说，则关乎中国未来的“国运”，重要性不言而喻。总的来看，“仇友”与“赤白”在一部分人看来是一致的———要么完全肯定要么完全否定;在另一些人看来可以区分讨论———在对外关系上中苏可以联手，但是为了避免国内政治秩序的混乱，或出于仇视南方政府的激进行为而拒绝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反赤化”一方认定苏联是表里不一的，世界革命的口号是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体现，实际意图却是完全现实主义的取向———“国际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利害关系”。而且苏联通过经济援助笼络南方以对抗中央政权的行为，也会令反对者自然地将赞同并推行布尔什维主义者视为是被卢布所贿赂。

从1923年开始，《晨报》就密切关注中苏交涉的过程以及民众的感受，曾发表社论讨论中苏交涉与中央政府的责任。1925年《晨报副刊》再次刊登针对“联苏”“仇苏”的时评，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时期中苏外交活动有关，陈启修曾称赞其是“不怕官威势压的硬骨汉，能容纳平心静气的讨论的文章”。但从这一论战发生的背景来看，很难说其是“平心静气”的。在和北京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后，加拉罕又与张作霖的东三省自治政府签订条约，这是对北京政府的公然蔑视，由此造成北京国会的强烈不满，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变化。无论是与北京政府的交涉还是与地方政权打交道，苏联表现出来的并非第一次与第二次《对华宣言》中的国际主义，而是在其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追求实利的倾向。因此，《晨报》在这一时期开展“联俄”与“仇俄”的公开论战，其立场更倾向于“仇俄”一方。梁启超在与张东荪的交谈中曾指出，将来的社会中心势力应该是学者与商人的团结，而运用劳工、鼓动农民“都不过是时髦书生的见解，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现在留欧学生专就经济学养极丰归来者，已不乏人，多不满于某党的主义，而有厚望于吾辈者”。他在《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一文中亦认为，现在的大势正朝无业胜利的那条路去，是“很伤心、很不幸”的。从而不难理解研究系对五卅运动的立场实际上仍倾向于英美的认识，即中共策划了这一场运动。1925年11月底，“首都革命”中民众火烧晨报馆，也体现了激进的情绪不可控制。这一事件不仅是国共双方与研究系矛盾的体现，更使知识界生发出人心可畏的担忧。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更是将此视为对自由的侵犯，“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

胡适与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盟友，而且两人私交甚笃。但是，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走上“亲俄”的道路，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中，而胡适仍然“亲美”，坚持走温良改革的道路。自此之后，胡适与陈独秀渐行渐远。他们的思想分歧既有各自的政见，也是美俄在中国国际竞争的客观情势使然。换言之，他们的“左右之争”不过是美国“反赤化”在中国的一个延伸与表现而已。

二、美国的“反赤化”及其远东政策的延伸

1922年形成的华盛顿体系不仅是为了遏制日本在东亚的霸权野心，也有防范苏俄向东亚输出革命的用意。远东地区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与美国国内政治的互动日愈紧密。共产国际在中国边境的活动，是苏俄世界革命的重要一环，直接威胁到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保守与革命的对立也同样反映在美国国内的政局当中，“红色恐怖、帕尔默突袭以及对苏俄内战的干涉对美国国内政治本身造成了深深的创伤”。由于在东亚地区的突出地位，中国自然地成为美苏两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

俄国革命胜利后，尤其是1919年3月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间接地促使美国国内出现“赤化”的苗头。首先，战争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需要迅速恢复，但美国政府1918年11月制定的发展计划造成了经济混乱，加之大量退伍军人涌入就业市场造成的失业率上升，以及产业工人要求提升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美国陷入社会性的“昏迷状态”(delirium)并造成严重的“身份焦虑”(status anxiety)。1919年夏，美国南部、北部均发生了罢工和游行运动。政府对这些行为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甚至很多政府官员屈服于民众日益高涨的绝望情绪”。8月31日，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9月1日，美国共产党成立。9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患病期间工人运动继续盛行。大企业控制下的报刊媒体认为，美国国内的工人运动是“苏俄的威胁”直接造成的，意图颠覆华盛顿政府，受害者们都被极其残忍地杀死，等等。这一系列宣传进一步加剧了由社会结构变化和劳资矛盾所引发的恐慌，政府开始担忧本土布尔什维主义者对国内政治的渗透。12月21日，美国根据外侨法将249名俄国人押送到“布福德”号运输舰上驱逐出境。1920年是整个哈定-柯立芝时代“反赤”行动的高峰。1月，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指挥对20多个城市发动突袭，并在70个城市中逮捕了大约1万人，31这是司法部与劳动部移民局的联合行动，根据1918年移民法案将500多人驱逐出境32。《纽约时报》对这一行动大为称赞，但这一行动也受到违背正当宪法程序的指责。5月，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美共合并为美国统一共产党，并于12月发表《美国共产党宣言》。但美国不同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并未因外部压力而迅速团结，相反，美国统一共产党强调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拒绝与怀疑革命的其他左翼团体联合，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一战后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社会的不稳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和移民所带来的社会与文化的改变，都令美国民众产生强烈的焦虑感，“从来源上说，比起政治意义，‘赤祸’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同时，其也是美国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抵制移民的更大运动中的一部分”33。与集权化和科层化的一般趋势相一致，美国政府无法容忍社会的动荡和激进主义。因此，一些社会和政治控制职能逐渐从商业协会、爱国团体和侦察机构等私人和分散的团体转移到调查委员会、红队(Red Squad)和联邦情报机构这样的中央机构和官方机构。为了应对由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 Workers of the World)以及1919年成立的共产党这些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潜在威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工业和政治领导人开始寻求联邦政府的帮助，从而借助强大的政府机构监视和控制政治反对派。因此，政府对黑人激进主义、劳工骚乱、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在“赤色恐怖”期间的干预，在本质上并不能说是一种偏离正常政府政策的反常行为，而是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增长的联邦控制和监管的结果。对于“赤化”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美国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压制黑人的不满、破坏工人罢工、支持劳工中的保守派并反对激进派，以及促使移民美国化和驱逐激进的外国移民。

在这一过程中，威尔逊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国内民众恐慌而获得他们对组织国联的支持;国会议员也因恐惧布尔什维主义在战后流行的危险，呼吁要与之相对抗。与中国相类似，美国国内对“赤化”的工具性利用也体现在美国政府在遏止“红色恐怖”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具体化这些社会运动，并抹黑其是由颠覆势力造成的，联邦调查局将大家的注意力从这个严肃的政治辩论中转移开了，不再深究为何出现‘进行基础政治结构改革’这一意图造成动乱和破坏的尝试”。1919年美国政府中就已有人认为，美国总统拥有联合世界上所有自由力量的领导力，从而实现国内和世界的重建，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性的重建。因此，组织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的目的在于摧毁国内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恐吓激进者并获取公共舆论对司法部所公布的煽动叛乱法案的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美国的“赤祸”发生在传统的劳资对立以外，更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迷惘引发的，因此对“赤化”的反击不只是解决社会问题，而是在意识形态上再构国民的政治认同。同时，民众的恐慌也一定程度上被利用来冲破外交上的孤立思想，为在更大的国际场域中抑制苏俄势力的扩张创造了机会。20年代的“红色恐怖”或许已经预示着，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将始终存在。

美国总统威尔逊

相较于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对俄国革命问题的干涉态度是复杂的。干涉行动违背了威尔逊关于保证俄国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原则。从美国外交政策来看，既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又十分警惕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两者在这一问题上难以轻易达成一致。威尔逊最初并不主张对苏俄进行干涉，但是他在巴黎和会上需要协约国的合作，受制于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协约国的胁迫，因此军事上的“反赤化”行为主要是在协约国体制内的联合行动，并有防范日本的倾向。北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同样也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中国一开始并不愿出兵，但出于希望在巴黎和会上得到协约国支持和抵制日本的目的，而象征性地派兵前往西伯利亚，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和防止中苏关系激化。美国决定干涉西伯利亚的直接原因是拯救捷克军团，而出兵行动本身则是反布尔什维主义、英法日的外交压力、中日签订军事协定所引发的对日本独自出兵西伯利亚的担忧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威尔逊主义的主要特点是理想主义，但是在处理国际关系实现其战后目标时，解决办法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1921年共和党人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任总统以后，美国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尽管美国仍然坚持“门户开放”原则，但是对于中国的南北分裂，美国大体还是秉持中立的原则，主要关注对象仍是在华美国侨民和商业利益。但不可忽视的是，世界主义的关怀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在美国的外交理念中始终存在，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战败撤回关外，美国对华影响加大。然而，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形势发生了变化。1924年中国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也促使美国根据中国内政与苏联参与的情况思考具体的应对措施。针对中国内部的混乱，美国明确表示，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侨民和在华利益，将会行使条约赋予的合法权利，加大在华军事力量。对此时进行的中苏协定谈判，美国意图阻止苏联完全控制中东路。1924年9月8日，美国驻华代办贝尔(Edward Bell)报告，中国的激进分子欲把签订《辛丑条约》的9月7日定为国耻日，并在北京使馆区和前门北侧张贴标语，向各国外交人员和民众宣告，不再忍受外国政府的暴力和侵犯，并称如果外国不放弃在华掠夺性条约，其在华人员的生命将受到威胁。贝尔在报告中说:“我并不认为这一行为的发生是亟须重视的，但是我认为这可能是事态发生变化的迹象。”

苏联接管中东路后，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韩森(George C.Hanson)经过调查向外交部报告:10月3日，中东铁路苏方理事奥斯德鲁莫夫(Boris V.Ostroumoff)、土地部主任宫达提(N.L.Gondatti)以及经济部主任米哈伊洛夫(M.T.Mikhailoff)还未将公务移交给苏联的继任者就被中国警察逮捕，不能与律师、家人接触。10月6日，中国政府禁止苏联人从哈尔滨离开。10月7日，苏联商人加夫里洛夫(Gavriloff)和铁路总会计被逮捕入狱。韩森说:“正如我怀疑的，获得布尔什维克支持的中国政权企图迫害因华盛顿会议而获得铁路权益的商人，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逮捕负责铁路管理的官员的反常举动应该由国际调查团立即侦查。如果不行，那么外国领事官员应该在审判时在场。”对此，美国希望各国联合向张作霖施压，并将那些被捕者移往奉天，以免他们被中国政府强制送到西伯利亚并接受处罚。同时，韩森建议美联社或其他新闻社向哈尔滨派遣记者报道北满和中东路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从而吸引美国公众关注共产主义和保持在华治外法权的重要性。10月13日，中东铁路专门委员会成功改组，实则变成了苏联与张作霖领导的奉系联合管理中东路。因此，从实质上而言，美国这一时期与北京政府的战略考量是不同的，张作霖对中东铁路理事会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达成协定的结果。

张作霖

对中国南方的情报获取，美国主要是通过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报告称，孙中山的政府已经处于苏联代理人的控制之下，而孙中山收回广东关税运动是苏联鼓动下的“反帝”行为。但是他对张作霖同样不放心，并表达了对张作霖会在东北海关仿效孙中山做法的担忧，因为苏联对东北也有很大影响。美国对中国可能“赤化”的情况进行持续的关注，在1924年11月的外交文件中屡次提到段祺瑞、张作霖，以及英、日对中国的看法。11月27日，张作霖与美国驻华代办梅耶(Ferdinand Mayer，也译作迈耶)进行了对话，“张作霖十分严肃地表达了他的谈话主旨，那就是他对在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的忧虑”。他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问题”，其已严重威胁在华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表态“绝不与孙中山和中国的‘赤化’组织合作”。张作霖的这一行为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害怕孙中山和“赤化”者将会聚集起来要求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不仅使英、美等国遭受损失，同时也使中国保守派领导人无法抵御，因此他渴望建立防范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联合行动组织，从而对“赤化”的力量形成实质的优势。对此，美国国务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你说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危险的问题主要是中国内政问题，我完全赞同。关于张元帅的布尔什维克是世界性和国际性问题的观点，我想指出，美国政府不干预此事，除非万一直接牵涉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参与中国国内“反赤”的原因是，“赤化”将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在华利益。12月4日，各国在华使团召开非正式会议，商讨应对之策。会上梅耶提出应该与中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战斗，尤其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声明，美国已经准备好尽早讨论条约的修订。同时，各方协商形成的声明将会对中国的保守力量产生极大的帮助，而不会造成伤害，从而使中国问题处于华盛顿会议的精神下解决。“我们同样需要进一步努力防范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如果段祺瑞或其他的保守政府取代孙中山的政权，我们将会比声明中拥有更为优势的地位。”

同时，张作霖对国民党派遣代表前来东北宣传一事，指示奉天省长王永江“可优为招待，一面令各法团每处推举一二人，约日设筵公宴，即请其于筵间演说”。对国民党宣传人员活动的底线是要设法拒绝他们在“学校或露天演说”，如果有越轨言论则加以禁止。尽管在和美国的交流过程中张作霖反复强调“赤化”对中国政局的重大威胁，迫使美国重新考虑下一步的在华行动，但此时张作霖并未与孙中山和国民党之间产生激烈冲突。

在美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看来，尽管冯玉祥和孙中山都将布尔什维主义应用于政治行动中，但他们是激进的国家主义而非布尔什维主义的典型，“毫无疑问的，这些领袖已经发现了中国民众对‘赤化’的恐惧，以及外国不愿屈从废约的请求”。美国对中国1925年初的形势判断是，段祺瑞被驱逐以及南方政权的建立体现了苏联的军事胜利，张作霖将对临时执政府有重要作用。孙中山上台后将会持续推进废除不平等条约，最大获益者仍是苏联。不久，张作霖会见英、美驻奉天领事。美国驻奉天领事记载道:“第一，张作霖明确表明他将率先取代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第二，他和吴佩孚的关系很好;第三，不久的将来敌意可能会产生。因此张作霖的态度更多的是暗示他自己将会实际控制未来的北京政府。”美国推断，张作霖需要的是英、美等国对其政治实力的承认。舒尔曼进一步认为，张作霖这番言论的动机，是想要试探自己能从英、美等列强那里获得多少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道义上的支持，以及确认之后英、美两国对于冯玉祥及其军事联盟的态度和关系。

五卅运动发生后，美国认为中国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很大程度上会把美国牵涉在内，但是直到6月初，学生以及其他团体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美情绪，他们更直接的反对对象是英国和日本。在苏联和国民党的帮助和鼓动下，冯玉祥曾明确指出要对抗英国。同时，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发回的报告也指出，苏联代表在广州的军队、军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呼吁保护当地的美国侨民。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相较于英国和日本，美国更多地采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并没有在中国的纷争中选择支持的对象。梅耶在五卅运动发生后特别强调:“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应该在中国的派系斗争中选择支持某一方;我认为我们的中立可能是对公使团的下一步行动的妥协……从我的经验来看，如果张作霖再度利用共产主义的威胁来为自己取得来自列强的支持，并不令人惊讶。”苏联及其支持者的行为在美国看来无疑是扰乱地方秩序，而北京政府目前已经完全瘫痪，因此这一事件应该引起各国的警惕。

舒尔曼曾向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illings Kellogg)指出:“张作霖可能成为外国政府的‘被庇护者’(protege)。所有他的敌人，尤其是国民党、冯玉祥、共产党、激进主义者和学生(一种目前中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要素)呼吁用激进的民族主义来对抗辛亥以来用武力主导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的排外情绪将会进一步激发。”相对于冯玉祥，张作霖是美国在华外交人员更希望拉拢的人选。

冯玉祥

北伐战争时期，当北京政府逐渐丧失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同意梅耶的观点，认为从美国在华商人的角度出发，美国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护在华利益，并多次力主暴力干涉。凯洛格对此表示反对，相对于在华外交官，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更趋近于保守。1926年下半年，美国认为不能再承认一个没有统治能力的北京政府，更不该“站在与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相违背的立场”，也不该与人民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意愿为敌。因此，“美国政府决定对华方针，反对取压迫手段，谓纵任何国有干涉之提议与行动，美国须独自保留，亦不为不干涉之宣传，以沽名云云”。12月，马慕瑞在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到“安国军”，对它的评价是，“其自认为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主体，以及其军事行动的目的是防止中国‘赤化’，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1927年1月27日，凯洛格强调:“自从华盛顿条约谈判以后，美国曾经准备，而且现在仍在准备着，与中国任何政府或任何能代表中国或代中国发言的代表谈判”，同时表明，“美国政府期待中国人民及其政治领袖们承认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不应由他们负责的冲突期间有被保护的权利。倘若中国当局不能提供这种保护时，美国政府自然有保护其公民生命财产的基本义务”。

一战以后，美国所倡导的威尔逊主义的目的是反对革命，因此俄国输出革命的行为是与美国提倡的精神相抵触的。美国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列强彼此竞争的场域———中国，通过对中国国内政治派系施加影响以达到“反赤”的目的，但是美国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政治与军事斗争的复杂性，也正是在实际情况不断发展、改变的情况下，美国逐渐转向支持曾经被视为“赤化”重要力量的国民党、蒋介石，使之成为美国对华产生作用的重要途径。

三、“反赤化”阵营的联合与“华盛顿体系”的防守

无论从中国国内对“赤化”讨论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国家利益的考量，还是从苏联对华外交来看，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都体现着国家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双重影响。首先，苏联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同时，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列强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国家，中国被纳入苏俄的世界战略之中。列宁将第三国际作为组织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阐述了要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打入“楔子”的战略，同时共产国际以及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作为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因此，苏联与中国的北方政府、南方政府都有一定程度的接触。

苏俄在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废除一切秘密条约，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一切特权”并“派遣红军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以帮助西伯利亚农民和工人摆脱高尔察克匪帮及其同盟者日本”50。1920年第二次对华宣言更是提出了将会“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迅速建立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1922年8月，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越飞(Adolf A.Joffe)来华，8月15日中苏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越飞提出中东铁路的主权可归还中国，但苏俄应该保留部分管理权，不同意废除《中俄蒙协约》。中国无法接受这些要求，最终谈判搁浅。11月11日，中国要求苏俄代表再一次确认苏俄无条件放弃在华特权，并无偿放弃所有与中东路相关的权益。此时，苏俄红军正准备入侵中国的边境并占领中东路的传言开始在中国蔓延。尽管这一传言毫无真实性可言，但还是对中苏两国的谈判造成了影响。

1923年越飞回国后，9月苏联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来华，继续处理与中国的条约谈判问题。这一时期中苏间最大的分歧在于蒙古与中东路问题。对于蒙古问题，中方要求苏联撤兵并放弃与蒙古签订的《苏蒙协定》，对此苏联并不赞同。对于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提出的将中东路无偿归还中国，苏联并不想实际执行，而是提出要分享中东路的部分管辖权力，这同样使中方代表难以接受。1924年初，负责中苏交涉事宜的中方全权代表王正廷与加拉罕展开谈判，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对于王正廷主张先解决中苏两国有争议的问题再商谈恢复正常关系的意见，加拉罕的主张则完全相反。加拉罕攻击北京政府在十月革命之后对苏俄红军的打击，甚至在谈判期间仍在满洲保护白军及相关人员，并质疑中东路的主人究竟是中央政府还是张作霖当局，并拒绝承认将中东路完全交还给中国的承诺。苏联的行为无疑是对当时仍为中央政权的北京政府的极大不尊重。王正廷认为加拉罕在谈判过程中非常重视苏联在中东路的实际利益是否受损。此外，双方也就旧俄资产与条约、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外蒙古以及草案的表述问题进行了谈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加拉罕不顾王正廷的反对，坚持要在第六条中加上宣传问题，认为“极关重要”———“两缔约国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并允诺，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3月14日，王正廷、加拉罕在中俄协定草案上签字。王正廷将草案呈交总统府与国务院后，内阁成员不满意草案中关于俄蒙条约、外蒙撤兵及中东路估价等问题的规定。北京政府虽对苏联的态度有所不满，但依旧担心苏联态度会更加强硬，要求获得无条件承认，则中国又会失去目前事实上已收回的不少权利，因此选择容忍和一定程度的退让。但是，在加拉罕致王正廷的信件中，依旧不断攻击北京政府，却对中国民众表示亲善。对苏联方面的这一态度，北京政府置之不理。

在谈判激烈进行之时，当时国内主要报刊如《晨报》《申报》《民国日报》上已经出现了大量要求北京政府承认苏联、与其建交的呼声，甚至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在看到美国与苏联有所接触后，担忧北京政府会错过最好的建交时机。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接受苏联“先建交、再谈判”的方针，与苏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声明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苏联宣布废除以往沙俄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协定中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一切内容，同时规定，所有旧约的废除与新约的缔结将在复交后一个月内的中苏会议中达成。苏联承认外蒙为中国的一部分，苏军将在中苏会议后撤出外蒙。加拉罕随即被任命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但是中苏会议延迟到1925年8月26日才召开，会上加拉罕无意作任何让步，造成会议久拖不决，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一时期，苏联也开始与奉系进行接触。张作霖长期经营东北，将布尔什维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对苏联政府并无太多好感56。此时已经宣布东三省独立的张作霖不承认北京政府与苏联协定中关于中东铁路的安排，迫使苏联与其再度谈判。9月20日，双方最终签订《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亚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在附后的声明书中，双方都承诺驱逐本方政府机关中对方的反对者。“奉俄协定”引发了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奉系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入关，实际控制了北京政府。随后，1925年1月张作霖致函临时执政段祺瑞，追认“奉俄协定”为“中俄协定”之附件。

苏联与北京政府进行一系列交涉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恢复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而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大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楔子”。“双方各有国家利益，但在攻击不平等条约上，立场是一致的。苏联宣传反帝废约，北京政府也努力修约，双方互有所需，表面上都要摆出中俄旧约已废止的姿态。苏联不愿真正放弃在华特权，采取多面手法。”苏联与北京政府双方都有接近的诉求，但苏联利用了中国政治四分五裂的现状以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这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本身对世界革命目标的背离。

“反赤化”在20年代是国际联合行动，各国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有一定的共性。瞿秋白曾认为:“国际的白党在世界政治上屡次联合起来，想扑灭国际的赤化。”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之时，外国报刊便攻击孙中山是“过激”“赤化”，甚至公使团提议拒绝孙氏入京。其中，英国与日本在一战期间就已与美国在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达成一致，三国也宣称在华开展的联合行动是为了遏止布尔什维主义的阴谋，而其深层往往是更为现实的政治利益需求，例如英、日之间就很大程度上由于“赤化”再度联手，防止苏联的力量在殖民地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

20年代初，英国逐渐通过各地的情报部门关注中国的“赤化”问题，此时中国“赤化”的主要体现为出现宣传共产主义的中文小册子，布尔什维主义者建立宣传小组，将托洛茨基、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译成中文，为苏俄军队招募中国士兵，等等。虽然此时的布尔什维主义很大程度上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和无政府主义者政党的理想相混淆，但从本质上来看，其仍可归属于后来所称的共产主义。英国情报部门认为，尽管在布尔什维主义宣传中，中国的名字频频出现，但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从总体上看是自发的和由个人的激情所鼓动的，“在地方传播的过程中并未受到外国的帮助和抵制”。此外，英国外交部还通过不同渠道对在苏俄的中国籍士兵的状况进行了调查，认为中国籍士兵缺乏作战能力、死亡率很高，但是苏俄政府并未给予足够的医疗救助。英国外交部还从一位瑞士商人处得知，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是以恐怖主义来维持的，中国雇佣军仅仅是其工具。这体现了英国对于“赤化”的最初印象是负面的。

英属新加坡殖民事务负责人提供的相关情报，让英国政府深感忧虑。“赤化”不仅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同时也不断威胁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随即英国注意到孙中山在海外的频繁活动，并视其为“有反英情绪的苏联政府的代理人”，而“赤化”会对英国的远东利益造成威胁。1922年国民党在马来亚建立分部，贯彻孙中山宣扬的五族共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建立人民的国家与亚洲人的亚洲三大目标，分部的主要工作是获取马来亚华侨对孙中山及其政党的同情以及为中国革命运动筹措资金。

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1924年底，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Ronald Macleay)向英国外交部报告，孙中山鼓动民众起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自从他北上以后，公开的宣传和对条约国家的谴责有所收敛。曾任孙中山秘书的陈友仁认为孙中山是“费边社会主义者”，并非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追随者，但是却无法圆说孙中山在演讲中发出的一些富有煽动性的言论。此时，由于对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过度发展的恐惧，张作霖也在寻求外国的帮助来对抗其他派系。尽管如此，麻克类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传播带来的危险在于排外情绪的蔓延，同时他也担心随后事态会进一步恶化。

孙中山

与舒尔曼相类似，麻克类也注意到，张作霖将会借口竭力抵御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争取大国对自己和军事伙伴的支持。英国认为张作霖此举意在摆脱日本的控制，以“反赤化”的名义实现统一中国。而这显然会损害苏联的战略利益，因为张作霖从奉天前往北京，苏联便失去了与日本之间的缓冲区。1925年1月，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认为，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并非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所致，中国仅仅是从苏联方面获得财政援助和收入而不是要将苏联的理论付诸实践。因此，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的举动并非由于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与传统的政治斗争无异，是希望攫取权力。对此，英国驻日大使查尔斯·艾略特(C.Eliot)认为:“以上行为不是冯玉祥偏向苏联政府或人民的结果。相反，我经常听到他抱怨俄罗斯人的奸诈性格、与他们谈判的特别困难，还有他们背弃承诺的恶习。”英国注意到中共正在为收回上海的外国租界和夺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并与其他地区反抗“帝国主义强盗”的行动相呼应。而中国如此激烈的排外情绪，在英国看来，是布尔什维克阴谋所致，是通过在中国的宣传所造成的。

北京政府与英美方面都认为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是“赤化”力量的重要代表，伦敦的政客视孙中山为颠覆现有政治秩序的反叛者和空想家，英国将南方政府作为中央的反叛者而不予承认。但是日本对中国的“赤化”状况有不同的看法，币原喜重郎告诉美国驻日大使班克罗夫特(Edgar A.Bancroft)，他不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会对中国有任何吸引力，“中国人爱财，他们拥有的财产并不多，又是非常个人主义的，所以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是几乎不可能的”;他同样认为孙中山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更不可能对共产主义有好感”。麻克类在致外交部的函件中附上了中国近期发布的“反帝”宣传材料，并提到与新任临时执政的段祺瑞进行会面。麻克类提醒段祺瑞重视中国国内已经出现的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密谋活动，段祺瑞不失时机地表示反对摄政内阁通过与溥仪联系这一似乎更理智和保守的行动来控制政府，而要积极防止“危险的国民党以及控制前任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主义影响”。麻克类在报告中指出，孙中山与国民党并非同情共产主义，他们对苏联政府的好感来自苏联采取了与沙俄对华的帝国主义侵略截然不同的政策，而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孙中山也明确表示:“基于爱国主义而提出的‘废除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仅仅是一个口号，而非必定要被付诸实践，这个口号的真正作用是更好地凝聚国民党”。如果一国在对华政策中与中国自身追求强大和独立的方向一致，那么其就会给中国留下好感，而苏俄的两次对华宣言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处长希尔顿·约翰逊(Hilton Johnson)认为，上海出现的排外情绪是苏联宣传的结果，而排外情绪所引发的混乱与1900年的情况相类似。根据其在中国工作25年的经验，他认为中国的排外情绪被外国在华媒体和传教士夸大了，在中国努力争取治外法权的只有知识分子群体，而普通民众似乎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同时，孙中山的去世将会造成南方的分裂。英国外交部一定程度上赞成约翰逊的意见，并致力于对中国“赤化”言论进行反宣传，这体现了此时英国对中国布尔什维主义与激烈民族主义的结合的认识存在不够准确之处。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列强在华行动的最初目标是遵循华盛顿会议精神，力求实现大国在华的一致行动，但这一点并未得到很好地执行，导致他们失去了维护华盛顿体系的机会。从“反赤化”的角度看，英国对此现象的关注要比美国早，他们不仅关注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国内的活动，更是将孙中山视为苏俄的代理人而对其十分仇视。但是，英国对孙中山的观感有所改变，不再将他视为过激的、理想主义的，而是开始强调孙中山在应对社会运动中重视现实利益和保守的一面，因此，其反帝口号的提出不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而成为其凝聚国民党的手段，从而大大降低了中国“赤化”对英国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性。相反，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更为担忧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一旦被中国吸收、运用并通过国共两党向外传播，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的蔓延，会危及英国在当地殖民统治的基础，唤起民族主义的浪潮。

四、结语

从最初东北边境出现“过激党”起，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赤化”的宣传。中国“反赤化”口号的提出和美国国内“赤色恐怖”的出现，很大原因是对于“赤化”，或者说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和敌视。在北京政府看来，“赤化”行为在于“煽惑”民众，以革命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激烈地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的观念还是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和民主，均形成巨大冲突。从很大程度上而言，苏联力量之所以引起北京政府和美国的联合反对，是因其所推广的世界革命。在2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四分五裂的状况下，世界革命对国内民族主义是极大的煽动。同列宁提出的“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相比，美国政府通过华盛顿会议提出的国际合作体现了其集体安全理念，来对抗此前以“英日同盟”为主导的东亚秩序，即以华盛顿体系这一多国合作组织来维护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尽管双方都以国际主义为基底，但是列宁号召超国界的无产阶级认同，使用暴力革命，落脚政党，以阶级的力量摧毁华盛顿体系，强调阶级矛盾;美国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则是以国家为本位单元，建立超越国家利益的组织，强调国际制度和道德约束对国际关系的作用。美、苏都希冀将此时的北京政府纳入各自体系之下、使中国按照各自预定的轨道运行，从而形成以各自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但不容忽视的是意识形态遮蔽下美国态度的复杂性:美国不仅面临着一战造成的国际危机，俄国革命与内战，日本扩张与中国内战，而且希望实现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维护中国门户开放的目标，换言之，列宁主义的挑战与国联目标的实现体现了多国利益冲突。所以，在协约国与美国之间，与俄国之间，不是简单的“赤白之争”，而是复杂的敌友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反赤化”成为北京政府与美国的共同诉求，但在意识形态之外，双方仍存在不同的战略考量与利益诉求。此外，美国对中国形势的认识也存在着模糊性和不准确之处，在华外交官与美国国内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中国军阀在20年代早期所宣称的“反赤化”，不仅试图稳定社会秩序，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中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列强的支持;不同派系的军阀都或多或少与南方政府有所接触。这一时期北京政府与苏联也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仅仅以“赤化”“反赤化”是无法解释复杂的国家利益的。从中国外部来看，华盛顿体系所希望的大国一致原则、在保证维持条约体系的原则下让中国“在自己家里建立秩序”并未有效执行，国内各政治势力及在华列强的行动使“华盛顿体系的精神”遭到破坏，为苏联影响下的国民党和中共留下了革命发展的空隙和中间地带。可见，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与瓦解倾向的产生，体现了国际秩序是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交错影响的产物。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逐渐成为美苏竞争的主战场，中国是华盛顿体系运转的大舞台。这一时期美国将其在华行为定位为防御性而非干涉性。北京政府是华盛顿体系的维护者，并将“反赤化”作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来源，而南方革命力量则高呼“反帝”口号，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最终，北京政府以“反赤化”来加强统治的努力失败了，国民党则在取得政权后出于对“赤化”、革命的恐惧以及实际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回到了美国的既定轨道，再度成为华盛顿体系的维护者，在“反共意识形态”趋同的基础上使中美关系进一步深化。更重要的是，当日本取代中国的革命力量开始冲击华盛顿体系时，中美则携手维护华盛顿体系、防止日本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