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 别有所指的故国之悲（下）

来源: 中国诗歌研究        作者: 袁一丹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别有所指的故国之悲

——延秋词社《换巢鸾凤》考释

三、风雅一线之传

1940年底南京创刊的《同声月刊》发布了一则“词林近讯”，称“历年变乱，词人多集北京、上海，联吟遣忧”，“北京方面，近有延秋词社，作者为袁文薮（毓麐），夏枝巢（仁虎），陈莼衷（宗蕃），郭蛰云（则沄），张丛碧（伯驹），林笠似（彦京），杨君武（秀先），黄碧虑（孝纾），黄缃盦（襄成），黄君坦（孝平）诸人云”[81]。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条直接涉及延秋词社的史料。

词家夏孙桐之子夏纬明概述辛亥以后五十年间北京词社的兴衰，称“及卢沟桥事变后，郭啸麓由津移居北京，又结蛰园律社及瓶花簃词社。每课皆由主人命题备馔。夏枝巢仁虎、傅治芗岳棻、陈莼衷宗蕃、张丛碧伯驹、黄公渚孝纾、关颖人、黄嘿园，皆为社中中坚”，“迨啸麓逝世，蛰园瓶花，遂同萎谢”[82]。另据延秋词社成员之一张伯驹解放后回忆，“芦沟桥事变后，少出门，但月聚于蛰园律社诗会，并时作诗谜戏，参与者有夏枝巢、郭啸麓、陈莼衷、陶心如、陶伯溟、瞿兑之、刘伯明、杨君武、黄公渚君坦兄弟等”，抗战胜利后“啸麓旋病逝，蛰园律社与诗谜会皆散”[83]。由此可见，郭则沄（字啸麓，号蛰云）是沦陷时期北京词坛的执牛耳者[84]，其主持的蛰园律社、瓶花簃词社，与延秋词社的成员互有叠合，而当年留滞故都的词人，也不过寥寥此数而已。

《同声月刊》对延秋词社成员的绍介，应是依年齿为序[85]，而从《换巢鸾凤》这组词刊发在《雅言》上的编排顺序看——蛰云（郭则沄），枝巢（夏仁虎），莼衷（陈宗蕃），丛碧（张伯驹），笠似（林彦京），君武（杨秀先），文薮（袁毓麐），碧虑（黄孝纾），缃盦（黄襄成）——辈分不高的郭则沄被列在首位，说明他是这次唱和的发起者。前四位（郭、夏、陈、张）均是蛰园律社及瓶花簃词社的中坚人物，杨秀先以郭氏门生自居[86]，黄孝平又是郭的妹夫，与其兄黄孝纾1938年后借居蛰园。可推断，延秋词社此次唱和应是以郭则沄为主脑。

1940年代郭则沄在旧京词坛的地位与其家世背景有关。在1941年刊刻的《蛰园律集》中，郭氏自称，郭家自其曾祖郭柏荫以降，狎主坛坫，已有四世。据孙宣《龙顾山人生传》——郭则沄又号龙顾山人——蜇园郭氏，世代为闽地望族。曾祖柏荫，清道光壬辰进士，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祖式昌，咸丰己未举人，浙江金衢严道，署按察使。父曾炘，光绪庚辰进士，典礼院掌院学士，太子太保，谥文安[87]。郭则沄在1945年初春写呈社友门生的诗中称：“四世渊源此最亲，拮据供客肯辞贫。晋安一脉终存旧，洛下馀风但率真。有举固应沿故事，无成劣可坿诗人。眼中畏友峥嵘在，好惜斯文未烬薪。”[88]

沦陷时期郭则沄极力维系的“晋安一脉”之“晋安”，是八闽都会福州的旧称。闽侯郭氏组织诗文酒会的家风，植根于福州的地方风气。同属闽籍的陈宗蕃在《蛰园律集》后序中介绍说，福建沿袭晋安风雅的遗绪[89]，所谓“折枝”、“击钵”以至“律集”，皆闽中士人发明的雅集方式，“承平时，岁晚务闲，竞以鏖诗为乐，里巷间吟声相接”。据出身闽侯，与郭则沄为表兄弟的黄濬所云，诗钟始于福州，号称折枝之戏，只有两句十四个字，好似半截绝句。折枝流行于乡里，闽籍京官则偏爱击钵的形式[90]。击钵，又称击钵吟，即限题、限韵、限时的七言绝句。按易顺鼎的说法，闽中士大夫所谓的击钵吟，即“作七绝一首，指古事命题，而选与题绝不相干之三字为韵，以速为主，往往韵甫限而诗即成”[91]。更好玩的说法是以铜钵盛香，香燃毕，落在钵上一声响，诗必须作成，故名击钵吟。

闽人官京师者相率为击钵吟的风气，肇端于清道光年间曾光澄、杨庆琛、林鸿年等人组织的荔香吟社[92]。道光末年，郭则沄的曾祖郭柏荫曾主持榕荫堂钵集，故击钵乃郭氏家风。1920年蛰园落成后，郭曾炘、则沄父子“踵荔香之故事”[93]，发起蛰园吟社，直至1928年郭曾炘去世为止[94]。樊增祥、易顺鼎、林纾等闽中文士亦参与其间，《畏庐诗存》中有诗题赠郭筱麓（即啸麓）云：“王谢门才朱雀桥，郎君飞思入云霄。文章有价联三俊，家世能诗阅四朝。大度不矜行马贵，少年早识阿龙超。荔香社稿琳琅极，老我微吟媿续貂。”[95]

沦陷前夕，郭则沄又发起蛰园律集。律集也起源于福建，清同光间有李宗祎（次玉）、宗言（畲曾）兄弟主持的支社，“极园林宾宴之盛”。社中林纾、陈衍、高凤岐、周长庚诸人，“皆当世名隽，谈笑忘形，或至互诋，有竹林之遗风焉”[96]。较之击钵，律集更具挑战性，众人酬唱的诗体由限题、限韵、限时的七绝晋升为七律。照黄濬的说法，击钵吟的形式从道光末年起，经由郭柏荫的大力提倡，在闽籍京僚中盛行起来，至光绪末仍如此。到宣统初，工于折枝的陈宝琛出来主持风会，士林习尚一变，钵集反不若折枝之盛[97]。郭则沄自称“不喜折枝，以悦亲乃屡为之”，又因其父逝世，不愿再作击钵，于是转用律集这种形式。[98]

蛰园律集的前身是光绪甲午（1894）、乙未（1895）年间，闽籍京僚发起的榕荫堂律集。与集者共十七人，闽侯郭家居其五[99]，同乡叶氏居其四[100]，官翰詹者五[101]，官曹部者二。榕荫堂，即宣南虎坊郡馆之堂。曾参与过榕荫堂丙午（1906）续集的黄懋谦，回想当年“虎坊笼烛雪车归”的情形[102]，称“每过宣武门之南，辄忆当日聚唱，夜归氈车轣辘，雪光与车灯相炤暎，此景犹依依在目”。[103]

榕荫堂律集不仅是作诗还要唱诗，每集必评甲乙，评定则发唱，大概是取鸿胪唱榜之意。至于唱法，若是小集则推举主司二人上坐，抗声朗唱，抑扬中节；大集则与会者各自评阅，长筵列坐，更迭递唱，谓之大唱，又称为连环唱。所以计诗不称若干集，而称若干唱，因为集必有唱[104]。蛰园律集的中坚人物陈宗蕃从乡先辈处听闻虎坊郡馆集唱的场景：“以烛计筹，恒至夜深乃罢。叶铎人（大遒）观詧、周熙民（登皡）侍郎皆善唱，每唱愈高，唱至前茅兴酣，声朗渊渊如出金石，听者亦为之忘倦”。[105]

如果将折枝、击钵、律集纳入京城士大夫的生活史这一大背景中去考察，会发现闽籍京僚热衷的各种形式的诗文酒会，不过是清末三十年间南城士夫风气转移之大势中的一个小波澜。作为清流名士之后，瞿兑之曾勾勒乾嘉以来京城士林风尚变迁的大致轮廓：

北京是学术思想上的时装中心区。有几个人提倡一件事情，哄动起来，便成一时风气。譬如嘉庆中翁覃溪（方纲）一班人讲碑板，法时帆（式善）一班人讲掌故，道光中祁春浦（寯藻）一班人讲《说文》，何愿船（秋涛）、张石舟（穆）一班人讲西北史地，魏默深（源）、汤海秋（鹏）、龚定庵（自珍）一班人讲经济，曾涤生（国藩）、倭艮峰（仁）一班人讲理学，同治、光绪之间，京中士大夫讲气节、讲风雅，光绪中叶讲时务，讲变法，辛丑壬寅以后讲新政。百年中风尚变迁，大略如此。[106]

甲午、乙未间榕荫堂律集的兴起，可以算作同光间南城士夫讲风雅的馀脉。与讲求风雅相继而起的是甲午战后竞言变法的风气，郭则沄追忆：“自国鈇之挫，士大夫竞言时务，然辇下尚清肃。犹忆元夕，集唱灯月中，声出金石，夜午乃益酣，烛见跋未已，彼时诚不知有人世沧桑也。”[107]

讲气节、讲风雅与讲时务、讲变法这两股风气相继而起，与光绪朝清浊流的对峙及前后清流的兴替有关[108]。光绪一朝乃是秦以来帝王政治的结穴，也是历代学术思想酝酿发皇的最后境界。甲申（1884）以后，清流中潘祖荫、翁同龢一系得势，把持文柄，招揽名士，四方学者争拜门墙，地位与乾嘉时期的翁方纲、纪昀、阮元相埒，不仅学术事业得其提倡之力，政治上的谋略也不无受其影响，足以转移一时风尚。京朝士大夫不屑于曹司趋走，而相结以风雅，“其尤所注意之学术，经学中之今文，史学中之西北边事，其他则金石目录书画。其日常生活，则脱略车马衣服之观瞻，陶情于菊部，而常为园林诗酒之会。其议论则抗言古今，横览一切，敢于抨击，无所畏避。”[109]瞿兑之主编的《中和月刊》上刊载过光绪六年庚辰（1880）翁同龢以副主裁主持春闱时题写的一副楹联，原件由郭则沄保存，因为其父郭曾炘就是光绪六年的进士，与李慈铭、沈曾植、梁鼎芬等人同年，都是翁同龢庚辰会试网罗的名流。[110]

沦陷前夕，郭则沄发起的蜇园律集，沿袭榕荫堂律集的旧例，命题拈韵，限期交卷，互评甲乙，然后集唱于蜇园之松乔堂，故又称松乔堂律集。榕荫堂律集与蜇园律集相距近四十年，蜇园社友中参与过甲午、乙未间榕荫堂前集的，仅有郭则沄、陈懋鼎（征宇）二人[111]。不与前集而及与丙午续集的，郭、陈以外，也只有黄懋谦（嘿园）、周登皡（熙民）而已[112]。1930年代后期闽人居京者寥落，蜇园酬唱不可能再限于乡籍。郭则沄通过书札往还，与旅居外地的闽籍诗人取得联系[113]，再加上京津两地的寓公，重新恢复起“晋安风雅”的传统。不久，京津相继沦陷，蜇园律集仍旧定期举行。郭则沄往来于京津间，居津时律集则由黄懋德代为主持。未几黄懋德南下，就食于维新政府，则由陈宗藩从旁协助。[114]

据郭则沄《蜇园律集》序言中的描述，蜇园酬唱每月一集，每集必有甲乙两题[115]，若逢岁首则张灯结彩，“列唐花为犒，夏则以扇或刻竹刻铜之属”。书画皆出自同人之手，陈宗蕃还托人题为图汇，装成巨册，名曰“蜇园酬唱”，这是榕荫堂前集未有的盛举[116]。《中和月刊》上选录过两首《蜇园唱酬图题词》，其一云：“弔古苍茫易怆神，闲中体物自清新。流传当日西崑集，想像杨刘一辈人。樊易风流已邈然，匏庵一老亦沈泉。高斋铜盋声声打，弹指秋光二十年。”[117]此诗将蜇园这个“忘忧馆”内举行的各种诗文酒会比作北宋杨亿、刘筠等馆臣的西崑酬唱，郭曾炘号匏庵，樊易即樊增祥、易顺鼎，所谓“高斋铜盋声声打”指1920年代的蜇园击钵吟。

蜇园律集虽然仍旧采取连环唱的办法，但由于社友不都是闽籍，方音各异，吟唱起来自然不如同乡之间那么酣畅淋漓，而且也不再有虎坊郡馆集唱时，叶大遒、周登皡那样精于此道的老人出来主持局面。关注诗乐与政教之关系的陈宗蕃感叹，从榕荫堂前集到松乔堂后集，且不论诸人诗技的高下，单从吟唱的声腔上就不免见出风会之升降[118]。郭则沄也承认若单以诗艺论，蜇园律集远不如榕荫堂律集谨严，但沦陷时期的诗作更多地涉及“故国之悲”、“黍离之痛”，但他所谓的“故国”、“黍离”，指向的是一个早已陷落的家国，与卢沟桥事变以后的沦陷不完全地叠合在一起。

沦陷时期蜇园律集的复兴，不免有追怀盛世的意味，接续了光绪中叶以来京城士大夫讲求风雅的传统：

嗟乎，前集之世，何世也，当都邑清泰，赓唱从容，宁知数十年后沧海推迁，遂有今日，又焉知沧海推迁而后犹有踵清尘、扬雅绪，如后集诸人者。虽然后集之作诚为前集所不及知，即其人亦不及见，然其事则晋安雅游之续，其人皆贞元朝士之遗。[119]

郭则沄辈忧虑的是，谁来接手这种与世相遗的传统，数年、数十年后的北京城还有没有容纳贞元朝士或其遗孑园林歌咏的空间，蛰园律集或许成为晋安风雅的绝唱。

四、贞元朝士之遗

甲申年（1944），郭则沄将沦陷时期的诗作结集为《龙顾山房诗赘集》，第一卷题为《馀清集》。“馀清”二字出自他供职于北京古学院时在北海团城分得的书斋名，该卷的题解称：“性与俗迕，辄强颜自解曰，吾非今之人也。然额无榜，服无别，奚证焉。比借屋团城，治古学，得馀清斋，乃大笑曰，此天证也，天之榜吾额也。释氏曰，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请解之曰，有立足境，是可云证。”[120]由此可知，沦陷时期郭则沄仍以清遗民自居。《赘集》之“赘”，既指诗之赘，亦指生之赘。对于沦陷区内的清遗民，尤为可悲的是，知诗之赘而不能废，知生之赘而不能舍，因为舍生无关义，废诗无以言。郭则沄在《赘集》自序中称：

易水之歌，渐离之筑，人所易感者也，肰今日遇之为此声，明日遇之又为此声，则闻者厌之矣。故国之悲，黍离之痛，人所同具者也，肰今日相见为是语，明日相见又为是语，则见者憎之矣。匪惟闻者见者生憎厌心，作者未必不自憎自厌之也。且诗无定解也，吾伤故国，人亦伤故国，吾感黍离，人亦感黍离，其言同，其言之所指迥不同也。今之人莫能辨之，况后之人乎。

从辛亥到甲申三十馀年，被清遗民反复陈说、日渐失效的“故国之悲”、“黍离之痛”，与沦陷后民国遗民口中的“故国”、“黍离”混同起来，需要辨析的是，新旧遗民共享的典故背后迥然不同的家国指向。

郭则沄在诗文词中俨然以清遗民自居，而他的政治背景并不那么单纯。从履历即可看出，其仕途上的起伏与徐世昌关系密切，而徐氏与清室及民国的瓜葛又不是遗民或总统可以概括的。清末在袁世凯的提携下，徐世昌以“疏逖小臣”数年间“跻身宰辅”，其做东三省总督时期，聘郭则沄入幕，任二等秘书官，为他掌管机密文电兼治奏草[121]。徐世昌看中的是郭则沄的捷才，身为幕客，郭氏的职责以佐理翰墨为主，也曾协办边务，参与处理中朝边境上的间岛问题。据同僚回忆，其在辽东游幕时，“遍历鸡林黑水间”，“呵冻笔草檄立就，纵谈边事如指掌”[122]。而当时郭则沄甫弱冠，可想见其年少气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的势头。

郭则沄仕途的顶点，是在1918年徐世昌做总统期间出任国务院秘书长。但好景不长，三年后，因直奉交争，徐世昌地位不稳，才满四十岁的郭则沄由秘书长改任侨务局总裁。1922年春，直奉战争爆发，直系获胜，徐世昌下台，郭氏也随之退出政坛，隐居京津二地。按鲁迅的说法，遗民身份的确认，先要看遗于何族，再要问遗于何时[123]。自居清遗民的郭则沄正式脱离政界，距离辛亥国变已经有十年。但又必须考虑到从晚清到民国政治势力的延续性，及徐世昌作为清室的庇护人在民初政治中扮演的“斡旋者”的角色。民初党派政治的纷争尤其是高谈理想的革命党人的堕落，使以旧官僚为主的经验派趁势翻身。由于紫禁城内外的孤臣孽子将复辟的希望部分寄托在这些北洋元老身上[124]。因此，在徐世昌手下任职，可以得到遗民群体一定程度的谅解。

不妨借用“吏隐”或“中隐”的概念来理解民国以后郭则沄在出处进退上的选择。“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所谓“中隐”是在穷通丰约间进退自如的一种两全之策：“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125]喜欢做翻案文章的王安石就认为伯夷、叔齐的“饿显”不如柳下惠、伊尹的“禄隐”，隐于官禄之中，食禄而不累于事，或出或处，或默或言，无可无不可，以应时顺势的权变消解了看似无谓的道义坚持[126]。对于政治遗民而言，京津是最适合于“吏隐”的都市：“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127]“中隐”或“吏隐”是前朝遗老在乱世中最现实、最窝逸的自我保全的办法，既与政治纠纷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又为附庸风雅的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辛亥革命之际，正值盛年的郭则沄之所以背上遗民的身份，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政治选择，实际上受到家世背景的牵制，所谓“一事支持关祖泽，百年未改旧清门”[128]，尤其是其父郭曾炘的影响。据后人撰写的传略，武昌起义时，郭则沄外任温处道，杭州光复后，温州扰攘，革命者召集当地官绅商议光复事宜，郭氏被迫表态，“以其父郭曾炘现任清廷礼部右侍郎，若参与独立，恐与其父有碍”为由离职[129]，折道北上，临行前将其汇编的清末新政的文献，及辛亥前的诗文著述一并烧毁，开始撰写《十朝诗乘》[130]。同样以遗民自居的许钟璐为郭则沄作的墓表，及孙宣的《龙顾山人生传》，可能受文体的限制，对辛亥之际郭则沄的反应多有谀词，一味渲染他在地方上如何深得民望，反而没有交待清楚其去职北上的缘由。[131]

据同年胡嗣瑗回忆，辛亥国变后，郭则沄脱身锋镝，回京师省亲，与其相见于天津，“意态摧伤，几若有不自克者”[132]。许钟璐在墓表中记述了郭氏父子京师相会后的一段对话：郭则沄与其父“商归田之计”，郭曾炘曰，“国体虽变，天下事未可知，汝年尚可为，当忍辱负重，以匡王室，此狄梁公所以策唐也。”则沄受命退谒徐世昌，“授以显列，不拜，为长秘书”[133]。这段对话的真实性虽不可考，但许钟璐设计这段对话的用心却不难领会。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结构中，君臣与父子可以互相指代。对臣子而言，君父的权威其实是一体的，在君位虚悬的状况下，庭训就等于君命。郭曾炘以匡复王室的事功，暂时延宕了国体变革对臣节的要求。郭则沄辛亥后出仕民国的动机，通过其父之口转述出来，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贰臣的行为赋予了某种正当性。本来遗民身份是及身而止的，不需要世代相传，完全允许所谓“小一代遗民”以游幕的方式参与新朝政治，因为游幕不等于入仕，而是介于仕隐之间的选择。郭氏就任北洋政府秘书长一职，未尝不可以视作晚清幕府宾主关系的延伸，其借回报徐世昌的知遇之恩，来抵消对于前清的负债。

延秋词社中同样因家世背景，少年而与遗老为伍的是黄孝纾。1940年《同声月刊》上推介他客居旧京后刊行的《匑厂词乙稿》，称其“以词章之学，早负盛名，工诗词，善书画，尤长骈文，为陈散原（三立）、朱彊邨（祖谋）诸老辈所推许，所往还皆一时名彦”[134]。其父黄曾源进士出身，历官青州、济南等地知府，鼎革后，年近八十，随带诗书万卷阖家侨寓青岛，治家甚严。黄孝纾生于1898年，辛亥时仅十三岁，与孝平、孝绰三兄弟，均服习庭训，筑袖海楼，“朝夕相慰藉于风雨潇晦之会”，被称为“江夏三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黄孝纾“以盛年富才藻，而奉亲孤往，与山林枯槁之士同其微尚，识者悲之”[135]。但据桥川时雄所撰《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黄孝纾在青岛赫兰大学毕业后，除教授于山东大学、大夏大学外，历任山东省公署秘书、山东督办参议、外交委员会参议简任职存记等职，1938年迁居北京，出任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简任秘书[136]。黄孝纾与其弟孝平借住在蛰园内，参与郭则沄主持的风雅唱和[137]，曾在《雅言》上发表组诗《岛上流人篇》，追述辛亥后其在青岛与诸遗老的交往。[138]

民国以后，郭氏父子的政治态度主要体现在与清室的关系上。据王树楠所撰《郭文安公神道碑》，“国变后，公蛰居都下，每岁时趋朝，值恩赉，戚戚不欢，言及辄流涕。尝上书当道，请仿历代衍圣公及泰西教皇例，定逊帝尊号，永袭甲子”[139]。北京政变后，郭曾炘代表闽籍遗老发表通电，谴责冯玉祥逼宫之举[140]。郭则沄“自念父子受恩厚，不容噤默，乃从文安公会诸旧臣，移书当轴，请尊重皇室优待条件”[141]。溥仪出宫后移居天津张园，本打算小憩数日即东渡日本，遭到京津及南中诸臣的反对，于是滞留天津七年之久，直至1931年北上“建国”。郭则沄《墓表》称，“迨法驾狩天津，公亦引身以退，然近朝行在，远谒诸陵，犹以君恩亲命终无以报，引为遗恨”。[142]

郭氏父子与天津小朝廷的关系，既像是局外人，又不啻局中人。这牵涉到清遗民内部的派系纷争。甲子移宫前后，清遗民中与溥仪走得最近、又能左右其想法的当属罗振玉、郑孝胥两人。尽管郑孝胥护送溥仪遁入日本使馆，立一大功，但这一时期溥仪最信任的还是罗振玉，其从日本使馆出亡天津途中，只有罗氏一人随从。退居天津以后，罗振玉因经办租借张园一事不力，被溥仪疏远。一向与罗不和的郑孝胥，趁机联合追随溥仪不久却被倚为心腹的胡嗣瑗挤走罗振玉[143]。从1925年罗振玉写给王国维的信中，可以窥见张园小朝廷即清室驻津办事处的权力格局：先由郑孝胥、胡嗣瑗二人“包揽把持”[144]——“高密（郑）总其成，而辅以安定（胡）”[145]——继而形成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三权鼎立”的局面[146]，罗振玉完全被排除在外，无立足之地。溥仪滞留天津七年，郭氏父子虽然没有直接卷入津门小朝廷的权力斗争，却与郑孝胥、胡嗣瑗及随后抵津的陈曾寿交往密切，而这三人正是清室驻津办的当权派。

郭氏父子与郑孝胥的交往，从海藏楼诗中可以找到线索，适于乙丑（1925）年作的《郭啸麓招饮斋中》：

乱世能全不易哉，羡君槐国梦初回。诗馀小绮宁为累，酒半徼狂亦已衰。短榻移来书枕藉，虚廊行处石崔巍。平生词客饶相识，却为斯人惜霸才。[147]

首句称叹郭则沄在乱世中进退自如的保全之策，但也为他躲在诗人骚客的面具背后的“霸才”感到惋惜。双方的往来唱和，主要以“栩楼”——郭氏在天津的寓所为据点，或做嵌字诗钟，或拜东坡生日[148]，或赏玩古砚字画[149]。譬如1925年9月30日郑孝胥日记：

夜，赴郭啸麓之约，号“栩楼吟集”，弢庵（陈宝琛）、叔伊（陈衍）、琴初（胡嗣瑗）、（周）立之在坐，新晤刘樵山、杨味云、任仲文。作诗钟，“年”、“带”第二字，漫书云：“使年绛县推星历，如带黄河载誓书。”[150]

此外，还常相约同游津沽一带的名胜，要么到城南观菊，要么在俄国公园的茅亭中坐看斜阳，要么往德租界的李氏园赏芦荻。即便平日里在忠信堂或松竹楼的宴席上，也时有不期而遇的机会。郭氏父子以诗词唱和为社交手段，与像郑孝胥这样怀有政治企图的清遗民保持安全的距离，风雅成为文人的一种政治保护色。

郭则沄与郑孝胥的诗札往还，有时以胡嗣瑗（字琴初，又字愔仲）为中介[151]。胡嗣瑗与郭则沄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同榜进士，辛亥革命后在冯国璋手下任秘书长，是张勋复辟往来运动的主角，甲子移宫后，被溥仪招至天津，任清室驻津办备顾问，与郑孝胥两人把持总务处，包揽小朝廷的大小事务，如召见、拟旨、拟扁字、拟公函及对外交涉、金钱收支等等。1930年，胡嗣瑗在丁巳复辟中的患难之交陈曾寿也被聘来管理驻津办，兼为婉容皇后讲书。在外人眼里，陈曾寿好像是胡嗣瑗的属员，二人私交甚笃，陈因胡办事在先，一切熟悉，诸事均推其主稿，胡每有所拟，辄交付陈缮发。[152]

将胡嗣瑗、陈曾寿、郭则沄联系在一起的是关于丁巳复辟的共同记忆，尤其是五月十三日张勋上奏正式宣布复辟这个日子，胡被授予内阁阁丞，陈出任学部侍郎，郭被召“直议政处，寻赐头品顶戴，阶光禄大夫”[153]。1923年张勋去世，清室赐谥“忠武”，郭则沄挽诗云“两字易名关国论，书生何用表忠碑”，将丁巳复辟的失败归咎于仓促举事、督军败盟，并追忆当年“酒边叱咤话收京”之豪情[154]。1925年胡嗣瑗抵津后，每逢五月十三日便召集丁巳复辟的共事者饮酒唱和。《龙顾山房诗集》中存有1926年郭则沄应和之作《愔仲见示五月十三日酒座感怀之作次和》[155]，将甲子移宫引发的沧桑感掺入丁巳复辟的挫败中。“袖手还看不定棋”云云，暗示诗人已从存亡不定的时局中抽身出来，这种作壁上观的姿态，类似于陈三立所谓的“神州袖手人”。郑孝胥在1929年《和愔仲五月十三日原韵》中则将复辟、出宫、从亡的感慨叠加到一起：“人心未改思清日，士气难追复辟初。出狩久嗟成下殿，从亡聊自托傭书。”[156]

1930年陈曾寿北上后，也加入到胡嗣瑗、郑孝胥、陈宝琛等人对五月十三日这个大写的日期的不断追怀中。丁巳过去二十年，陈曾寿仍沉湎于张勋复辟的迷梦：“同梦未甘成已背，销魂难再是丁年。分明后剧非前剧，苦语何由诉九泉。”[157]此诗题为《丁丑五月十三日》，即1937年6月21日，正值卢沟桥事变前夕。“分明后剧非前剧”的“前剧”当然指张勋复辟，“后剧”是指辛未（1931）东行后，陈曾寿被迫参演的满洲建国的傀儡戏[158]。这出由郑孝胥主导的“后剧”最终以闹剧收场，反过来加深了陈曾寿对“前剧”的迷思，直到1945年张忠武公的形象还在他梦中挥之不去。[159]

辛未（1931）以后，郭则沄与陈曾寿的交往，是他了解东北形势及伪满洲国内情的主要渠道。陈曾寿往来于新京（长春）与旧京之间，把京津旧臣的反对意见带到溥仪耳边。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即将沦为满洲国第二的谣言甚嚣尘上，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冯沅君以纪事诗的形式细致地刻画了当时民众心理的波动。《丁戌纪事诗》的第三首作于宋哲元统领的二十九路军退出北平之后：“将军雄略识安危，忍把中原付岛夷？‘最后牺牲’应记取，幽燕父老望旌旗。”冯沅君在自注中称平津陷落，南北隔绝，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无从知悉，人心惶惶，“同时谣言繁兴，不谓平津将由国际共管，即言溥仪行将入关，建后清帝国”。[160]

沦陷时期郭则沄虽仍以清遗民自居，但对郑孝胥允诺的“后清”帝国不抱幻想，其生存策略是：“借病辟人聊佚老，耐闲观化即尊生。腐儒赘息终何用，岂谓馀年见后清。”[161]“岂谓馀年见后清”是回应1933年郑孝胥重九登高诗中的豪言：“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旧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162]郭则沄对卢沟桥事变的感受，可以用“昔为楚客今楚囚”来概括。换言之，在民国治下——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以客自居的清遗民，沦陷后非但不能反客为主，也无意追随溥仪以伪满洲国那样“非驴非马”的形式恢复神州，只好“相邀新亭，藉卉饮宴”，作楚囚相对。郭则沄对“后清帝国”的幻灭，可以追溯到他1931年作的一首七言歌行：

磊然秋果垂前除，群儿攀摘如腾狙。园翁动色急摇手，苦言待熟姑徐徐。甘酸真味几人识，况此青黄未堪擘。人间旧价空金盘，可怜只作悬匏看。一朝大鸟啣之去，雨落纷纷谁得顾。啣去依然掷道旁，痴心望核还成树。园翁有子亦灌园，重记翁言泪暗吞。取材落实自天意，慎勿摇本伤其根。[163]

这首《摘果行》以近乎寓言的形式，表达了他对满洲建国的态度。其中以看护者自居的园翁，应该是郭曾炘的化身，诗人即作为追述者的园翁之子。此诗把溥仪比作枯树上残存的硕果，或说众人垂涎的“悬匏”；清室这个空壳则被喻为已经撕去价签的金盘；簇拥在大树周围，急于摘取秋果的，无疑是郑孝胥、罗振玉之流；最后啣走秋果又弃之道旁的大鸟则指代毫无信义可言的日本军部。郭则沄所谓的自拔本根之举是指郑、罗二人促成的辛未东行。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自以为“久悬之文章可交卷矣”，急切地要与日本军方取得联系，罗振玉亦不甘示弱，怂恿溥仪前往大连亲自与日本人接洽，而陈曾寿、胡嗣瑗则反对溥仪离开天津，主张“沉机以观变”，事虽不成尚有回旋的余地，遂遭到郑、罗的排挤[164]。郭则沄虽然没有直接卷入遗民内部的利害纷争，但在反对离津、坐待时机这一点上，与陈、胡的立场是一致的。

伪满洲国的成立，尤其是溥仪放弃帝号，进一步加速了清遗民内部的分化，陈曾寿上书称“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165]。满洲建国在郭氏看来，有“荆凡论定”的意味[166]。当逊清将自己的末运嫁接到“非驴非马”的伪满洲国上时，“满洲国”能否长存姑且不论，清室之亡遂成定局。通过陈曾寿了解到满洲建国的真相，更坚定了郭则沄“韬庸养拙”、与世相遗的政治姿态，他跟深陷局中的陈、胡二人坦言：“观变坐坚遗世志，固穷恐负补天心。”[167]

1937年，陈曾寿因陵庙事务触怒日人，借机辞官“重作旧京人”，1941年移居景山下的黄华门，靠近郭氏故庐，两人还往倾谈更加频繁[168]。自辛亥去国三十年后重居旧京的陈曾寿，自然有不胜今昔之感：

宣南士夫迹已扫，内城暴贵多朱门。茯通更帝局翻覆，朝来夕窜今几存。飘摇风雨野鸟入，啄食遗子气暗吞。我去旧京三十载，江海回首愁高阍。晚落穷边齧冰雪，养疴移地蒙天恩。今来僦居到城北，街市冷落如荒村。宫墙临道耿疏木，萧萧脱叶相追奔。景山崇嶐俨华盖，五亭耸出高棱尊。光景苍凉暮气合，颓阳挂树凄心魄。龙霄金丽忽我隔，天留此地销黄昏。沉沉一抹影倦目，春明旧梦难重温。繁冤苦恨不可诉，付与万古残鸦痕。[169]

何谓“宣南士夫”，何谓“内城暴贵”，陈曾寿在诗题中解释道，前清“自来官京朝者，皆居宣武门外，屋宇湫隘，依然寒士家风，所谓南城士夫也。国变后，王侯第宅皆易新主，速化者率居东西内城，然盛衰不常，倏焉灭迹”。以京师为乡邑的郭则沄在《蜇园记》中追忆其“三龄时即侍家大人京邸，居城南，凡徙居者五。壬子再入都，居城东，凡徙居三。曹俸苦贫，庑居多隘，空梁燕垒，几换巢痕”。1920年郭氏购福瑶林贝子废园改建为蜇园，奉郭曾炘与日下名流结社唱和[170]。从豪宕不可一世的城南少年，到入住王侯旧宅的民国新贵，转眼间又沦为栖居故宫之侧的胜朝遗老，郭则沄的遭际本身就是一曲“换巢鸾凤”。

1938年临时政府成立后，王揖唐邀郭则沄出任秘书长，遭拒绝[171]。郭氏在北海团城挂上“馀清室”的匾额，与一帮老友同年组织起北京古学院。北京古学院自称是私人性质的学术团体，以访求古籍、砥课后进为宗旨[172]，除举行考课，设所讲习以外，还编纂丛刊。1939年《古学丛刊》创刊号上登出正、副院长的照片，院长江朝宗白须飘然，头戴红绒顶嵌一颗玛瑙的小缎帽，手持白拂。民国后此人曾任步军统领，相当于旧时九门提督，在黎元洪当大总统期间，兼代国务总理，据说有三定京师之功[173]。卢沟桥事变后，江朝宗以近八十岁的高龄主持地方维持会，一度出任北京市长，临时政府成立后下台，在地方上一直很有影响[174]。副会长张燕卿乃张之洞之子，西装笔挺，精悍之色见于眉宇，早年留学日本，历任满洲国实业部、外交部总长，1937年辞职后参与筹划临时政府，担任新民会副会长[175]。江、张二人虽然可能只是挂名，但其政治背景足以说明古学院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从创刊号附录的“古学院理事题名”上看，郭则沄仅是常委之一。

1940年，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全面接管古学院，将其改组为国学书院第一院，另在国子监设立第二院，邀郭则沄担任第一院副院长，又遭谢绝[176]。从“北京古学院”到“国学书院”，机构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主事者更大的政治图谋，所谓“有系邦运，足正人心，非止抱残守缺，旁搜远绍”而已[177]。国学书院兼取讲学、考试两种制度，其实是书院与学校的混合体，第一院“以考课为主”，课题不外四部之书，附有研究班，分作经史子佛词章五科，郭则沄任研究班词章门导师；第二院“以造士为先”，分科与研究班大略相同，攻读者都是青年学生[178]。王揖唐本着仕而优则学的原则，要求华北政委会各署官员于休假日到书院研习经史百家考据词章，他在从政之暇也有闲情逸致召集学生讲学游艺。[179]

北京古学院改组为国学书院后，《古学丛刊》也更名为《国学丛刊》。由第一院辑录的《国学丛刊》，主体是课艺征文。征文类似于策论，出题范围限于国学讲授的方法或水利、造林、都市建设等无关痛痒的时务。每册上选录的课艺，如《四维说》、《教育救国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是制义的变体。有意思的是，课艺中出现的史论，如《耶律楚材论》、《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论》之类，可以读出为事伪极力寻求历史依据的焦虑。

1942年《国学丛刊》第11期上刊出郭则沄致周作人的一封“却聘书”。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的周作人，通过其弟子俞平伯的关系——俞是郭的内弟——想要聘请郭则沄代替张心沛出任教育总署署长。周作人的原信尚未发见，郭则沄的回复却公开发表在王揖唐委员长主持的刊物上，有意撇开私交的成份，把“却聘”摆到台面上，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来经营，不无表演的成份。

“却聘书”是南宋遗民谢枋得发明的一种文体。谢枋得的“却聘书”，又名《上丞相留忠斋书》，是回应其师留梦炎的劝降而作[180]。《四库全书总目》称“枋得忠孝大节，炳著史册，却聘一书流传不朽，虽乡塾童孺，皆能诵而习之”[181]。由此可知谢枋得的“却聘书”作为后世遗民追摹的范本，在一般社会的流行程度。以清遗民自居的郭则沄选取“却聘书”这种文体，意在表明自己的政治姿态。四六文本身无法容纳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却聘书”这种文体携带的遗民传统，已足以传达出郭则沄的政治立场。作为有相当旧学素养的文章家，周作人应该能一眼辨识出这封“却聘书”的前文本。

郭则沄这篇四六文中唯一实质性的内容，是追述自己仕途，所谓“青途偶历，未涉曹司”将他在民初官至枢密的荣光一笔带过，“昔当壮齿，尝忝学官”是指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曾代理浙江提学使。为说明“却聘”的理由，不是不领周作人的情面，而是一贯的立场，郭则沄又列举了两个先例：“曩者菊师议路之聘，已却步于清时；近如什公制礼之徴，亦抗情而幸免。”菊师即其幕主徐世昌，“什公制礼之徴”是指1940年王揖唐在北京发起“礼制会”，请郭则沄出任其中要职，可能因为其父长期在礼部供职的缘故。据后人传略征引自编年谱中的记述，郭则沄以“此岂议礼之时哉”一语回绝，王揖唐又聘请他为“礼制会顾问”，也遭谢绝[182]。这封“却聘书”把强硬的政治立场包裹在虚与委蛇的措辞当中，拒绝接受身为教育督办的周作人发出的聘请。

故都沦为异域，对王揖唐这种不容于国民政府的北洋遗民来说，可能意味着政治上翻身的机遇；相对于民国遗民，沦陷下清遗民的复杂反应，与其在民国的尴尬处境有关。按北京政变后周作人的说法，“夫遗老者前清之遗老，而非民国之人民也，虽寄居中国，当然无国民之权利与义务，中国当以亡国民或‘无领事管束西人’之礼待之，除以中国现行法律管理外，并没有别的关系”[183]。也就是说在新文化人眼里，清遗民非但没有国民的资格，而且是民国之敌。为了将清遗民排除在国民以外，他迅速地把“民国”替换成“中国”。在清末激进的种族主义思潮培育出来的周作人那里，“民国”径直等同于“中国”，“民国”就是“中国”的全权代表。前清以异域龙兴，入主中国，终又沦为异域。流寓民国的清遗民，也自视为“中国”的赘馀物，其与“民国=中国”的关系，“譬如骨附疽，颇类颈生瘿。屈伸乃随人，那许共驰骋”。[184]

余论  “遗民”的拟态

沦陷北平扭曲的时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业已失去制度支撑的士大夫传统，特别是易代之际的遗民传统。传统意义上与“贰臣”相对的“遗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是改朝换代的产物。遗民的谱系，从被奉为鼻祖的伯夷、叔齐算起，最出彩的无疑是宋遗民、明遗民，而本文处理的清遗民与所谓“民国遗民”，可以说是遗民史的一个尾声，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尾声。

遗民不仅是一种狭义的政治身份，它还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为易代之际或自以为是易代之际的士人提供可以效法的行为模式及一整套话语资源。借用赵园对“士”与“遗民”的关系辩证，“遗民”以易代之际的特殊境遇凸现出“士”作为道德团体的面向，甚至可以说，“遗民”未必是“士”的特殊形态，“士”本身就是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遗民”。[185]

辛亥革命后，随着君臣秩序的解体，遗民传统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危了，“遗民”这个概念亦随之被污名化。无论清遗民还是“民国遗民”，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比改朝换代要复杂得多，所以他们沿袭的遗民姿态、遗民话语，包括“遗民”这个概念本身都有重新界定的必要。

从新文化人口中的“遗老遗少”这个蔑称，可以感受到遗民群体遭遇的政治伦理困境，或者说遗民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这种紧张关系转而表现为彼此疏离的状态。但“遗民”概念的伦理内涵，正是建立在其政治合法性日趋消退的边缘上。之所以关注沦陷时期的遗民群体，背后的问题意识是在民族国家观念的势力范围以外，易代之际的历史经验、业已背时的伦理架构对士人的政治判断、道义坚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四十年代泛化的遗民意识，在沦陷北平的时空范围内，并不限于新文化人口中的“遗老遗少”。遗民意识的泛化，暗示着与时间、与大写的历史相脱节的生存状态，甚至某种悼亡伤逝的文化立场，所以未必全是糟粕，可以转换为面对不仅是军事占领意义上的“沦陷”所肩负的伦理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滞留于沦陷北平的读书人，不论其与政治的亲疏远近，也不论其在出处进退上如何选择，都呈现出某种遗民的拟态，或可以视为“拟遗民”，不是易代之际与贰臣相对的遗民，抽象地说是现代情境里“时间的遗民”[186]。沦陷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部分治愈了遗民所患的“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出乎意料地缓和了遗民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