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心目中的国士

作者｜万邦本，笔名摩罗

孔子心目中的国士

——孔子儒学，伴随士君子治国模式走上历史舞台

先学习《论语》中讨论士君子的两章内容。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节选自《论语·述而篇第七》第25章。解民倒悬的圣人，我是看不到了，能够出现济世安民的君子，也就不错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第八》第7章。曾子说：“士必须做到既宽广宏大又坚忍不拔，否则就无法肩负大任而跋涉漫长的道路、抵达遥远的目标。为什么说要肩负大任呢？因为他自觉地担起了行仁播德、克己复礼的使命啊！为什么说道路漫长目标遥远呢？因为他认准了行仁播德、克己复礼的使命之后，就没打算后撤，不到生命的尽头，不会停止他的努力啊！”）

曾子作为孔门贤人，深得夫子思想津要，本章对士的关注与谈论，符合夫子意旨，堪称代夫子立言。“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夫子此言，一定给诸生徒留下深刻印象，博学弟子一定可以由此言揣摩到夫子的历史眼光，并沿此思路发展出更加具体、细致的想法。曾子本章言论，即是承接夫子此言所作的延伸。夫子所言君子即是由士子修学进德发展而来，曾子则将其还原为士继续讨论之，他描述了夫子想见的“君子”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精神人格。鉴于士在《论语》和整个孔子儒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兹将上引夫子之言与曾子本章合起来研究，予以详细讨论。

士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的政治地位

春秋时期文献中，“人”和“民”分别指称不同的人群。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属于“人”，庶民属于“民”。《论语》一般也是这样用的。“人”的层级虽多，但人口数量少，庶民才是人口主体。国家是一个具有特定地理空间和特定种族的政治实体，必须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才能形成实力和活力，故《尚书》高调主张“民惟邦本”。中国的政治学说，是以“民惟邦本”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儒学所称颂的“先王”“圣王”，都是“民惟邦本”历史经验的实践者、检验者、坚守者，他们所形成的政治经验、政治理念和政治智慧，是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儒学的核心内容。

通常可把一国人口区分为管理层和被管理层，上述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群体，都属于管理层，不过士作为管理层的基层人员，其群体边界常常颇为模糊，似乎长期游移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之间。汉语中“士大夫”一词，把士推向管理层，沉淀着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属性。汉语中还有“士民”一词，把士推向庶民群体。“士农工商四民”说，直接把士划入庶民阵营，妥妥的被管理者。“士乃民之秀者”一语，则强调士本系庶民，只不过是庶民中的秀杰者。几千年来，士的社会地位、发展空间、历史声誉起伏很大，对民族命运的影响力也因时而异。

士的来源比“民之秀者”更复杂。一个士可以是士的后代，也可以是大夫五服之后的庶出后裔，也可以是庶民之子较有才华者。也就是说他们有多种阶级出身和来源。他们跟民的血肉联系多于跟大夫公卿的血肉联系。他们比大夫公卿更接地气，比庶民具备更多的知识、眼界。他们只要有机会，就能迅速成长，发展出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和胸襟。

士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的职能

汉人许慎《说文解字》云：士者，事也。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

士者任何事？一般可理解为两种事务。第一，社会上的专业事务。比如巫师、医师、军师、讼师、技师、风水师、幕僚、使臣等等，第二，各级政府部门的基层管理事务。他们虽然地位不高，但是能协助大夫掌握国家机器和政府职能部门的运营。《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了政府部门管理人员的职能构成和人员数额。略引几项如下：

惟王建宫以捂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

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宫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宫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贾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贾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内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会，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司书，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职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职岁，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职币，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贾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信人、徒八十人。

由以上引文可知，政府职能部门之事务，较为重要者，由大夫领衔，士操办，一般事务，则由士自领导自操办，至于那些劳役性的活计，则由府、史、胥、徒等差役承担。没有士的参与，大夫公卿很难把国家机器运转起来、把国家政策推行下去。所以，士在朝廷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机构，肩负着国家管理的重要职责。

士在政府机构虽然权力不大，却是负责政策落地的，虽然官位不高，却能决定国家机器运转之轻重缓急。他们在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训练了能力。

由于他们跟庶民具有紧密的血肉联系和命运关联，他们一般能够洞悉国家权力与庶民诉求的微妙互动，懂得如何协调其中的纷争、化解其中的矛盾。他们只要有心将庶民的意愿与圣王的关怀结合起来，就能具备驾驭国家、操控局势、掌握天下的才干和胸怀。伊尹、管仲、商鞅、蔺相如、毛遂、吕不韦、李斯等人，都由士成长为重要的政治家，对国家、天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战国末期四公子（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魏有信陵齐有孟尝）各养士几千，那些士大多出身寒微、受过一定知识训练和意志训练，等待着施展才华、匡时济世、出人头地的机会。四公子的目的，很明确是要从中造就挽救国家危亡的巨才。

商汤重用伊尹，文王重用姜子牙，乃选拔秀士担当大任的经典案例，几千年来一直备受称颂。

可见，从士中寻找匡时救世的国家栋梁，不但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早已成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认可的人才观念。

夫子认定士为文明路线的守护者

夫子生于诸侯争战的凶年，奔波于礼崩乐坏的末世，对生民之命运、国族之前途、文明之未来，深怀忧虑。

作为圣人，所思所虑非一人一身、一国一姓，而是作为族类之存在，能否为自己的生存，找到符合天道的意义，能否为自己的永恒发展，找到符合天道、天命的文明模式和文明路线。文明并非价值，人类只有找到符合天道、天命的文明模式和文明路线，才能创造出有人文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文明，才能把人类化育为有灵魂、有良知、有自律、有互助的生命。

故夫子一直在寻找推行天道、匡扶政道、维护礼乐、挽救文明之路径与方法。

如果人类无意寻找符合天道、天命的文明模式和文明路线，或者刻意背叛符合天道、天命的文明模式和文明路线，那么人类只能成为贪婪暴戾、嗜杀成性、放纵恶欲、毁灭天道以成己、毁灭天命以成欲、毁灭天下以肥私、毁灭礼乐以肥利的歹徒。一个国族或种族如果走上了这种文明路线，他们只能成为一个反天道、反天命、反人性、反文明的群体。他们的群体只能成为邪恶的魔鬼，他们的个体只能成为邪恶的魔鬼。他们的存在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与破坏，最后只能毁灭人类一切群体的一切文明。

夫子在求学、从政、周游列国、洙泗教育、整理先圣典籍的丰富生涯中，一直是礼崩乐坏历史趋势的逆袭者，一直在寻找挽救华夏种族免于崩溃的文化理想， 一直在寻找让一切种族种群在互尊互助互成全的关系模式中协同发展的文明路线。如果华夏种族没有共同的文化理想，每个个人都不可能有满意的文明生活。如果其他种族没有共同的文明理念，华夏种族也不可能独享理想的文明状态。

所以，文明不但需要开创，也需要积累，还需要守护。开创、积累、守护三位一体，文明才能稳固存在，才能起到感应天命、化育万民的的作用，才能绵延万年而光芒依旧。

伏羲女娲、黄帝炎帝他们，秉承祖先们千万年奋斗经验和人文成果，亲手开创了华夏文明。经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圣王的继续奋斗、深厚积累，华夏文明完全成熟，已经洋洋大观，光芒万丈，神州大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乐制度秩序井然，万国协和，兆民亲睦。

可是，延及夫子时代，天子威德衰竭，无力捍卫礼乐制度和文明，诸侯私欲激荡，热衷于攻城略地，戕害公义，大夫无法无天，僭权窃国，掠夺财货，虐害万民。大家都在有意摧毁作为最重要文明成果的礼乐制度，以便放开手脚无拘无束地放纵私心，满足贪欲。包含着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亲睦兆民基因而发育成熟、光彩照人的华夏文明，因为缺乏守护者而岌岌可危，处于崩溃、衰弱途程中。

如果不能及时出现境界高远、力量强盛的守护者，华夏文明就会遭遇灭亡的危险，或者被私欲膨胀的公卿大夫群体篡改文明路线，把标榜天道、公义与仁政的华夏文明，篡改为以强凌弱、奴役群伦、满足少数人私心恶意的无道“文明”。这样的“文明”，实际上就是野蛮与罪恶。

圣人所忧，忧在种族与文明之生死存亡。如果能找到礼乐文明之维护者，种族和文明就能生，就能绵延无穷。如果找不到礼乐文明之维护者，种族和文明就可能衰退，甚至可能灭亡。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夫子自知秉有天命，必须为挽救华夏文明之危机而鞠躬尽瘁。他决意找到一个德才兼备的群体，他们乐于为维护华夏文明贡献智慧，并跟他一起努力。这个群体在哪里呢？

既然诸侯公卿大夫不愿意做华夏文明之守护者，在既有文明体系中承担次要责任的士子群体，就成为夫子关注的中心。

有一次门弟子子贡请教夫子：“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士子？”夫子把士子分为三个等级，一一予以回答。

第一等级：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第二等级：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第三等级：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夫子还特地将这三等士子跟当时官场人物进行了对比，作出了褒贬大异的评价：今之从政者……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主导当今国家体制的诸侯、公卿、大夫，都是自私自利、格局狭小、欺世盗名的江湖混混，不足以支撑大局、传承大统。如果能够把当今国家体制中作为辅助性力量的士子，培养成国家体制的主导性力量，尧舜之天道、文武之仁政、周公之礼乐制度，或许可以由衰转盛，重获生机，华夏文明、六经道统、大同理想，或许可以重回正道，万世昌盛。

从无文献可考的远古，到文武周公所开创的周代，华夏文明一直是由圣王率领庶民所推进的，主导者一直是圣王。及至东周之世，圣王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幽深处，夫子已经洞悉圣王一去不复返的现实，故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他不像后世追随者孟子那样期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奇迹，而是积极寻找能够赓续华夏道统、光大礼乐文明的历史主体。他所瞩目的新的历史主体，就是士子。他将格局大小不同的三类士子跟官场贵族对比时，很明显他心中已经不再对天子诸侯大夫寄予希望，而是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士子。

士子没有封地，没有显赫地位，没有足够的财富和资源，也没有历代圣王的格局和气魄，他们凭什么能够领导国家、驾驭天下呢？夫子非常明白，必须对士子进行教育与培训，让他们在艰苦的学习、修身、实践中，造就圣王之德，领会圣王之道，熟悉圣王之政，增长圣王之才，这样，他们就可以承载圣王道统，成为华夏文明的守护者和传人。

《庄子·天下》云：“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后世儒家学者普遍接受了《庄子》对古代圣王人格的精彩概括。夫子虽然没有用过“内圣外王”一词，但其对圣王人格之理解，一直符合“内圣外王”之意。他决意帮助士子造就圣王之德，也就是帮助他们先实现“内圣”。至于他们日后能否建立“外王”之功，则有赖他们的历史机会和个人造化了。

秉持圣王之德的“内圣”士子，不再是士子，而是君子。君子者何？君子就是无圣王之身份地位，却有圣王之德才的文明巨人，他们将是礼乐制度、大同理想、华夏道统的托命人。夫子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思想豁然开朗，情绪也光亮起来。“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语气中虽不无遗憾，但也不乏宽慰。

在春秋乱世，咱们的至圣先师已经预见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转型，就是文明的托命人由历代圣王转变为来自士子群体的“内圣”君子。何谓“内圣”君子？民之秀者为士，士之秀者为内圣君子。

在夫子所预见的文明转型中，他自己何为？他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整理代表华夏文明精髓的六经，并用六经为炉，铸造士子的内圣灵魂，使之无愧于尧舜之道和周公之制的传人。说白了，就是把广大士子，培养成能够担当天下的君子。

夫子为圣王之治转变为士君子之治积极造就人才

《礼记·曲礼》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谓礼崩乐坏，即是必须遵循礼乐制度的国家管理者，肆意破坏礼乐制度。他们父子相争、兄弟对杀、上下交战、作奸犯科。夫子周游列国，向列国君王力陈礼乐之重，劝谕他们改邪归正、仁政治国、维护文明秩序。大夫听不进，大夫一心想着篡诸侯的国，诸侯听不进，诸侯一心想着灭别人的国。天子远在洛邑，夫子无缘进谏。天子也早无尧舜禹汤气象，他们不再执守礼乐、仁爱天下，而是陷溺于宫廷权斗，屈服于诸侯的淫威。夫子接触面越广，对天子诸侯大夫的失望就越深。其维护礼乐、挽救文明的理想，完全不可能寄望于他们。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名言，恰恰忽略了士。礼不下庶人，看来士还是要守礼的，刑不上大夫，看来士还是要受刑的。大夫以上用礼不用刑，庶人用刑不用礼，士却夹在中间，既要用礼，又要用刑。士在制度设计中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使之在历史实践中具有可塑性。

当夫子对天子王侯公卿大夫作为礼乐文明之承载者完全失望之后，他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形象都比较模糊的士身上。

他结束游历，回鲁国全力办学行教，就是有意把工作对象由君王大夫调整为士子。他有教无类，凡士子热衷求学者，他来者不拒。他将王侯公卿大夫所垄断的王官之学，下沉到士子群体中，实际上是将维护礼乐制度、推行仁政理想、挽救文明秩序、坚守文明路线的理想和责任，安放在士子群体的肩上。

天下的责任和希望，本来在天子诸侯身上，现在，夫子把王官之学教授给士子群体，其内在的想法乃是，天下的责任和希望，在士子（发展为君子）身上。

《文子·九守》云：“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国为家，以万物为畜，怀天下之大，有万物之多。”他们才有君临天下、驾驭兆民之威势与资源，士子却一无所有，何以支撑治国平天下之志气胆略和大才大能？既无志气胆略和大才大能，何以能担负治国平天下之责任？这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为了帮助士子担起挽救危亡、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他必须用尧舜之道、禹汤之德、文武之政、周公之制、圣王人格、礼乐精神、王官之学，对士子群体进行知识教育、价值教育、文明教育、礼乐训练、意志训练、人格训练。他整理六经，因材施教，目的就是将士子造就为按照六经意旨治国平天下的君子。

当士子升华为君子，他虽然没有尧舜的身份、禹汤的资源、文武的势力、周公的号召力，但他在精神上、品德上，却是与尧舜禹汤并肩而立的君子。所以孔夫子对于士君子的要求，特别精神化，并且刻意关闭他们向物质化发展的可能性。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没有超越物质化的大志大道，你凭什么能担当尧舜之任？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没有坚如磐石的意志力，你凭什么能担当尧舜之任？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如果一件豪奢皮袍就能让你卑怯，你凭什么能担当尧舜之任？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如果没有智廉勇艺礼乐的全面才能，你凭什么能担当尧舜之任？

当夫子带领诸弟子发展起一个儒学体系，就是为了让包括弟子在内的广大士子承载圣王之道，因为儒学体系的核心就是圣王之道。当他将儒学体系教授给士子时，也就是把圣王之道传给了士子。士子只要领会了儒学真谛和圣王之道，就是能够担当天下、驾驭时势的君子。这样，虽然圣王不再降世，君子却可以行圣王之政。

《孟子·离娄下》“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无论先圣后圣，只要他们遵行的道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就能担当同样的职责。夫子行教的目的，就是让士君子学会推行先圣之道的本领，以便适应由圣王之治转变为士君子之治的历史趋势。

夫子的政治设计与汉初士君子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黄帝以来五千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汉以前是圣王治国，汉以后是士君子治国。所谓圣王，乃是由部落首领、方国领袖发展而来的具有天下号召力的德才兼备人物，尧、禹、汤、文王、武王都是典型代表。《孟子·公孙丑上》云，汤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王天下，描述的就是他们由部族小王，发展为天下大王的历程。秦始皇一统天下却倏忽亡国，历来备受诟病，不被看作圣王。但其由治理西部一隅发展为治理天下，发展路径与历代圣王相同。

在礼崩乐坏、兵连祸结的东周时期，看不到王侯公卿回归仁政、修复礼乐的可能性。《老子》曰：物极必反。当东周乱局烂透，历史一定会出现变数，由圣王治国模式，转变为士君子治国模式，就是变数。这将使华夏文明开创出新的格局。夫子未必会喜欢这种格局，但是夫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愿意促进而不是阻拦这种历史演变。本着对历史和文明负责的精神，夫子由此着手对士子群体展开严格的文化教育和政治训练，有意推动士君子治国模式的诞生。

所谓士君子治国模式，其士君子成长与崛起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士子通过漫长的文化学习，成为尧舜之德、文武之政、周公之制的承载者，也就是先完成“内圣”之铸造，然后登上历史舞台，履行治国平天下之职责，主导历史发展，赓续尧舜禹汤道统。隋唐发明科举制度之后，饱读诗书的博学之士得到进入政权的康庄大道，日益成为治国平天下的主流人群，千年不易。这就是一条“内圣”之路。

另一种是士子通过在各级衙门履行公职，锻炼了政治才干，增长了历史文化知识，领悟了尧舜之德、文武之政、周公之制的奥秘所在，然后因某种因缘际会的机遇登上历史舞台，履行治国平天下之职责，主导历史发展，赓续尧舜禹汤道统。建立大汉政权的士君子群体，走的就是此道。

上述两种士子群体，在汉以后各时期的历史运动中，汇聚到一起，达成某种合作和融合，共同履行着治国平天下的职责。比如，通过打天下建立汉王朝的人群，在衙门担任基层公职人员的刘邦、萧何、曹参、周苛、周昌等，成为打天下的主干力量，在文化上造诣深厚、广泛研究圣王之学、自觉继承圣王之道的学子如叔孙通、陆贾、随何、陈平、张良等，成为建立政权的辅助性力量。日后西晋司马炎、唐代李渊李世民、明代朱元璋，大致都是复制刘邦模式而成功。

当一个王朝的治理体系日臻完备，通过研究圣王史事而达成内圣的饱学士君子，发挥的作用则越来越大，他们常常被称为国士，受人敬仰和倚重。

汉初时期，饱读诗书的陈平、张仓、贾谊、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臣子，在政治舞台上深有影响，其中陈平、张仓、公孙弘贵为丞相，贾谊为汉初政权设计了合理的政治路线，虽然文帝一时无法践其策，他辞世后却被景帝、武帝逐步落实，董仲舒则为汉武帝和后世两千多年确立了“儒学治国”的思想文化路线。

我们具体考察一下建汉功臣的身份。

· 刘邦

泗水郡丰邑人，泗水亭亭长。汉王朝建立者。

· 萧何

泗水郡沛县人，沛县主吏掾。刘邦打天下的头号帮手，汉王府和汉皇庭第一位丞相和相国。

· 曹参

沛县人，沛县狱掾，刘邦汉王府头号战将，汉皇庭丞相、相国。

· 周勃

沛县人。小商贩兼丧事乐手。刘邦打天下的主要将领，汉皇庭相国。

· 吕泽

单父县人，吕雉的兄长，疑为秦相吕不韦之后裔，刘邦打天下的重要将领，后因受吕雉篡权牵连，史书不载其事其功。

· 张良

亡国（韩）贵族，秦时代流亡士子。

· 韩信

来历不明，不甘沦为庶民的士子。

· 卢绾

泗水郡丰邑人，刘邦任泗水亭长时，身随左右，应该也有泗水亭公职。刘邦汉王府和汉皇庭的第一任太尉，长期掌握刘汉兵权的大佐臣。

· 周苛

沛县人。泗水郡卒史。刘邦汉王府御史大夫，三公之一，过早牺牲。

· 周昌

沛县人。周苛堂弟，泗水郡卒史。周苛牺牲后，周昌继任御史大夫，汉皇庭大佐臣。

· 樊哙

沛县人。屠狗者，刘邦打天下主要将领，汉皇庭大佐臣。

· 夏侯婴

沛县人。为沛县衙门马车夫。汉皇庭大佐臣。

任敖，故沛县狱吏。后为汉皇庭御史大夫。

· 任敖

故沛县狱吏。后为汉皇庭御史大夫。

· 灌婴

睢阳县人，小商贩，汉皇庭大佐臣。

· 王陵

沛县人，豪门士子，文武兼备，汉皇庭大佐臣。

· 郦商

魏地陈留人，起兵前职业不详，汉皇庭大佐臣。

· 张耳

魏国大梁人，魏公子信陵君门客，一时名士，秦王朝县令，后为刘邦大佐臣。

· 陆贾

秦代读书人，刘邦大佐臣。

· 叔孙通

秦代读书人，秦王朝博士，刘邦大佐臣。

· 郦食其

秦代读书人，刘邦大佐臣。

· 随何

秦代读书人，刘邦大佐臣。

· 张仓

秦代读书人，刘邦大佐臣。

以上22人，就是刘邦建立汉王朝政权的主要班底。其中张良是名门之后，韩信是流民，郦商身份不明，王陵起兵前职业不详，其他18人都是在秦王朝基层政府机关任事的小吏，或才能杰出的底层劳动者即“民之秀者”（周勃樊哙灌婴），也就是典型的士子。其中部分士子或直接受到孔子孟子荀子儒学传统的培养，或受到黄老之学的熏陶，并且都一定程度地继承了尧舜禹汤道统的基本政治观念和治国理念，比如萧何、吕泽、张耳、张良、周苛、周昌、叔孙通、陆贾、随何、郦食其、张仓等；有的是在工作实践和人生阅历中，间接受到儒学的启示，明白了自己的机遇、责任与担当，比如刘邦、卢绾、夏侯婴、任敖、周勃、樊哙、灌婴、郦商等。这些士子通过不同的渠道，把自己锻炼成了行仁播德的君子，就把治国平天下的艰难任务，从尧舜禹汤大圣肩上接过来了，扎扎实实地扛在自己的肩上，干出了规范乾坤、治理河山、开创历史、福佑兆民的伟大事业。

当汉武帝和董仲舒共同确立儒学治国的政治文化路线，夫子设想的士君子秉持尧舜之道周公之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得到了较多落实。当隋唐时期确立了以科举制度选拔治国人才的人事政策，士君子治国模式更是得到了巩固，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模式，堪称千年不易。作为儒学核心内容的礼乐制度和仁政观念，在士君子治国模式中，一直规范着国家机器的运行和历史的走向。

夫子事实上是汉以后中国士君子治国模式的预告者、设计者和筹备者。士君子用以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文化，主要就是孔子儒学。故孔子思想学说，对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

孔子儒学对士君子治国模式的影响与规范

汉以后，中国历史一直是士君子治国。所谓士君子治国，就是社会基层的士子，通过打天下掌握国家政权，成为国家治理者，或者通过各种选举制度、科举制度进入权力体系，参与治国。大汉是由士君子打天下而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开启了士君子治国的历史，从此成为中国历史的固定模式，历经两千多年，无法重回圣王治国模式。

两千多年之间，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君王多有来自豪门大户者，其身份、资源、威势均远超士子。但是，跟以固定“国土”和“国民”及稳操一隅部族政权而起家的尧、禹、汤、文王、武王、秦始皇比起来，他们终究还是以臣民身份崛起的，与士君子崛起更为接近一些。

任何理想和理论，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都难于尽善尽美地落实，必将出现严重损耗和变形，夫子的理想和理论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背离孔子儒学所规定的礼乐秩序和仁政理念，这些不但是孔子儒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华夏道统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夫子的理想在后世士君子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实践中不得不变形的部分实现，至少其根本原则一直被历史认作政治正确的天条，谁也不敢公然抛弃或否定礼乐精神和仁政理念。

难怪《论语》那样不厌其烦地讨论士和君子的精神气质，夫子一直在竭诚竭智地引导士君子的学习、修行与成长，引导他们达成内圣。《论语》中“士”出现18次，“君子”出现107次，合计125次。“士”指其身份，“君子”指其修养有成后明德、知耻、知命、行道的人格状态和实践形象。故“君子”一词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在描述士。《论语》中圣出现8次，贤25次，民49次，小人24次。按各种人物在《论语》中出现频率而论，士君子乃是《论语》当仁不让的主角。夫子一生心心念念都落在士君子身上，跟他对士君子挺身而出肩起治国平天下天命的历史期待甚有关联。

《孟子·公孙丑下》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上》“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不愧是孔学传人，他对夫子的理解，不亚于颜回、曾子、子贡、子夏、子游等及门弟子。他似乎模模糊糊意识到了文武周公不会再来，也把眼光投向了士子群体。“豪杰之士”，与夫子之“君子”颇可相通。最后呼应孟子横空出世收拾河山的，即是陈胜吴广刘邦萧何等豪杰之士。反秦灭楚得胜、建立大汉政权，即是豪杰之士之豪杰之作也。

从刘邦萧何陆贾叔孙通开始，夫子设计的“士君子治国平天下模式”，彻底取代了夏商周三代“圣人治国平天下模式”，成为万世不易的固定模式。中国所谓五千年文明史，以刘邦为界分作两段。前三千年是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创的“圣王治国模式”，后二千年是刘邦开创的“士君子治国模式”。

虽然施政群体来源不同，但是他们的王道理念、仁政道义、天下为公理想、大同目标是基本一致的，而且有一个精神巨人以儒学体系完成两种模式之衔接，使得中华文明道统得以贯穿始终。

起到贯通作用的精神巨人，就是咱们的孔夫子，他将六经文献、尧舜之德、华夏历史经验、礼乐制度、大同理想、天下为公信念、仁政原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学术体系，作为华夏道统的承载者。从此以后，华夏道统犹如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中国文明史的天空。这面理想的大旗，不但照亮了夫子之后的历史，也照亮了夫子之前的历史。

孔子儒学的主要内容来自圣王经典六经，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也是先圣先王。但是，追随孔子学习儒学的，却是士君子，秉持孔子儒学走上历史舞台的，与孔子儒学相互成全、相互辉映的，也是刘邦萧何叔孙通朱元璋徐达刘伯温等等士君子。孔子儒学在完善、发展历程中，不但始终关注道统问题，还产生了大量阐述“君道”“臣道”的内容。孔子儒学乃是士君子群体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是士君子群体按照圣王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

由于孔夫子游说列国君王未见效果，其“克己复礼”主张也没人响应，人们常常把他看作失败者，甚至有人讥讽他为丧家犬。但是，拉开历史空间来看，夫子是一位真正的胜利者。他一手握着过往圣王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一手指导着后世士君子治国平天下，他的思想学说完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经验。一位思想家能够福荫众生两千多年，这样的福分，几人有过？而且，孔子精神和孔子儒学，对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滋养与指导，还将无限延续下去。

大哉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