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科学家、科学方法: 现代神坛被如此铸造

作者：华龙

前言

“西方中心主义”的根基之一，就是基督教西方牢牢掌控话语权的所谓的“科学” 。

在当今中国，“科学家”、“科学”、“科学方法”－－这些来自基督教西方、并被西方牢牢主宰话语权的概念在不可估量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国人口的思维意识与社会发展方向，大多数人把它们等同于“毫无谬误的真理”，不容挑战、更不容批评，已俨然成为一门现代宗教，高居于神坛地位，被顶礼膜拜。奇怪的是，既然这些概念对中国如此重要，却几乎没有什么人说得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每当被问及，学者文人们几乎满嘴都是绕着圈子转来转去的套话。

“科学家” 一词溯源

实际上，“科学家”这个用词，仅仅在19世纪才被 “发明”出来，确切地说，是在1833年，英国一名神父及学者廉姆·胡威立（William Whewell）应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 ）的请求，想出了这么一个新词。在“科学家”这个名词被如此发明之前，这一族群的学者通常被称为“自然哲学家”。

在中国，每当提及“历史上的杰出科学家”，言必称“牛顿”的也大有人在。而若果真了解牛顿等“自然哲学家”的思想与研究真相，就会意识到，莫说这个词在他们的生平时代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非常恼怒自己被如此称呼。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对生命与大自然奥秘的探索，都是难以通过“现代科学”的常用研究方法去发现的。“现代科学”对知识进行碎片切割式的严格分科，把那些无法用仪器探索的部分统统划分为“迷信”、“伪科学”、嗤之以鼻打入冷宫，在本质上，这些做法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新式宗教，与人类对真理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

究竟什么才是“科学”？

究竟什么才是“科学”？谁有权为它分类归档？所谓的“科学方法”又是何方仙道？

英文中“科学”这一个词，源自拉丁语的动词“sciente”，即“知道”之意。如此，“科学”这个概念，在其本义上是指 “知识” 。问题是，什么才是 “知识” ？什么又是“可知的”的呢？

从“现代科学”角度看，“可知的”，是那些可以被观察到、并可被实验所验证的。现代学者告诉公众说，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其“论形而上学”中提出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εμπειρια’，即经验、经历的意思。然而，大千世界、人类的生存环境、乃至每个生命体本身，无论是人制造出的仪器，还是人通过五个感官，都只能测定或感知极其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仅从普通常人的视觉与听觉这两个方面为例来看，这一点也再清楚不过了。

比如，为什么我们会看见某个物体的存在？普通常人之所以能用肉眼看见某个物体的存在，是依赖这个物体本身向外发散的、或向内吸收的电磁辐射。当今，在人类已知的电磁频谱中，包括交流电波、雷达、微电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射线、伽马射线、宇宙射线等等，其中，交流电大约为5000-6000公里波段／50-60赫兹，调幅广播约为300米波段／106赫兹，调频广播以及电视约为3米波长／108赫兹，伽马射线则大约为1019赫兹/0.03nm波长——其大小仅仅是一个原子的微小一部分。

不仅如此，即使这些，也仅仅是人类能知道的极为有限的频谱。在一个现实世界中，电磁波长可大至宇宙、小至无穷，因为这些波是一种连续式的物质存在，是无限的，而人类的普通肉眼所能见到的，即可见光部分，仅仅是这无限的电磁频谱中极其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仅仅局限在大约400nm–700nm的波段／4×1014-7.5×1014 赫兹这微小范围内。如同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珠。

听觉也同样如此。为什么我们能听到某种声音？普通常人之所以能听到一种声音，是依靠物质的振动。当今人类把声音基本上分成三大类，即次声波、可听声、及超声波。在这三大类中，次声波的振动频率在当代人类已知的范围内，约为16赫兹–0.001赫兹，超声波基本上是在超过20,000赫兹以上的那个部分。这之间极其微小的部分——在大约16赫兹-20,000赫兹（20KHZ）之间的频段，才是普通常人的耳朵可以听得见的。如果用波段来比较的话，以普通室温条件下的声速来计算，那么人所能听到的声音的波段范围，也只有在20,000赫兹／约1.72cm 的波段与16赫兹／约21.5米波长之间。对比一下次声波 的0.001赫兹／波段长达344公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大自然中的绝大部分声音，人类就犹如聋子。换句话说，如果仅仅依靠感官的话，那么，对于绝大部分的自然现象来说，普通常人简直就是既聋又瞎的残疾人。人造的仪器，不过是把人可知的框架扩大了而已，“无知” 的本质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然而，人类可知的、大自然中这些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就成了人用“科学方法”可知的一部分“科学知识”了。换句话说，所谓的“科学方法”，不过是一种既聋又瞎的方法，难以为人类提供什么准确的知识，也根本无从谈及“真理”。把它等同于“永无谬误的真理”，是愚民，是对普通常识的反智，更是对真理的亵渎。

“科学方法”这个概念

“科学方法” 这个概念本身是在16世纪首次出现。实际上，当这个概念被最初提出时，它恰恰是为了警告人们，不要迷信这个“科学方法”。最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是16世纪的法国哲学及医学老师弗朗西斯科·桑切斯（Francisco Sanchez）。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就是要警告人们：不要迷信“科学方法”这个获取知识的途径，因为这个途径难以获得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准确认知。

1581年，桑切斯发表了一篇论文, 题为《为什么无事可知》（《Why Nothing can be known》）。在该论文中，他指出：人若要了解自然世界，最多只能是根据观察与实验而提出“有限的主张” —而且即使是这些有限的主张，也仅仅是对事物表象的认知，而非事物的本质。桑切斯把这种有限的、只能认知事物表象而非本质的研究方法，称为“科学方法”。在他看来，有关事物内在本质的真正而全面的知识，只有上帝才掌握。

用心考究牛顿等大批西方“科学家”的手稿与想法，他们持有的也都是这种理念。如细心阅读牛顿的著作，就会看到牛顿的一个思想主线：星球辉煌而有规律的运行，只能是出自上帝之手。万有引力可以解释星体的运行，但它不能解释谁启动了它们的运行。只有上帝支配着万物，并无所不知。正是因为牛顿的这些思想，才引发了“无神论主义者”霍尔巴赫对牛顿发起了著名的激烈抨击。

简言之，从诞生的那一刻起，“科学方法”这个概念就已经是一个有特定限定意义的概念，用来指获取有限的、表面知识的一种方法，一种不完美的、不可靠的、极为有限的真理探索之途。

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谈及人在死亡后是否有生命这个主题。其中谈到，有那么一类人，虽然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断然否决死后生命存在的可能，坚称“不存在”。苏格拉底称这类人的态度是“一种最有罪的无知”，意思是，如果人并不知道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却断然否认死亡之后存在生命的可能性、认定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或换句话说，对自己不知道的事物的存在断然否认，这是一种“最有罪的无知”。

今日科学之于中国

如今，在中国，物欲横流、“科学”泛滥，桑切斯这些对“科学方法”的限定，苏格拉底对“最有罪的无知”的警告，已被完全忽略，仅仅剩下一个赤身裸体的“科学方法”被高高举起、捧到神坛上供养，崇拜为一个永恒不变、毫无谬误的万能神，一门让普通大众茫然不知、不敢挑战的现代新宗教。

这个新宗教，作为西方在精神、文化与知识结构上无形殖民统治其他民族的隐形杀手锏，如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下的基督教，也牢牢垄断着知识的话语权，掌控着什么才可被称为“知识”的定义、主宰着什么才可被正当研究与探索的框架，如同一个无形的紧箍咒，它禁锢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与获取真正智慧的自由，囚禁着人与生俱来被赋予的、超越三维空间物质世界局限的无限创造力，迫使一切不符合其正统教义的宝贵智慧都在“科学”、“科学方法”的有限框架中被棒打、绞杀，被诋毁为“封建迷信”、“伪科学”。

如此，才有人类生命科学的瑰宝、既有系统理论又有数千年实践检验的中华医学如今在中国被视为二等公民；如此，华夏古代辉煌的哲学精髓只能被称作“朴素”的思想；如此，对易经内蕴藏的基因生物科学、数学、统计学、医学、物理学等一系列科学奥秘的紧锣密鼓研究只能限于欧美新一代尖端科学界，而在中国，却只有羞涩地被视为必须“剔除糟粕”才能触碰的“封建”怪物，如同瘟疫病毒一样被“正经”的科学界避讳；于是，藏龙卧虎的民间科学界被棒打、讥讽、无视······

为什么华夏民族自古数千年间为人类带来一系列辉煌的创新发明，而当代中国却严重缺失昔日的创新火花、即使有，也大多情愿局限在西方主宰的“科学”话语权框架内?中国不是没有“爱因斯坦”或“牛顿”，中国不仅有大量的“爱因斯坦” 和 “牛顿”，华夏圣土从来就不缺远超爱因斯坦与牛顿的天才，但如今几乎都被基督教西方限定话语权的“科学”牢笼囚禁、窒息死、被“伪科学”与“迷信”的大棒扼杀了。

在一个鬼使神差的时代，“皇帝的新衣”总是超级华丽。撒旦手上放出的光芒总是致盲耀眼。被催眠者总是心甘情愿跪拜在一个虚幻神坛下，顶礼膜拜一个伪装的神、一个占据龙座的假龙。现在该是把这个伪神、这个假龙打翻在地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