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居所，生死因缘 – 二战末期的多洛米蒂人质事件（上）

来源: 德国的故事     作者: 孙小平

2014年仲夏，我们曾循法国大阿尔卑斯之路（Grand Alpe），从日内瓦驾车翻越阿尔卑斯山至地中海蔚蓝海岸，回程则选择经意大利穿越与奥地利接壤的布雷纳隘口（Brenner Pass）。在意大利南蒂罗尔（Südtirol），特意进入多洛米蒂山区（Dolomiti）。国内常将多洛米蒂译为白云石山，因奇特的山峦地貌获人类自然遗产称号，以发现者，法国矿物学地质学家多洛米厄命名。观赏山景，其峻峭壮丽难以言表，心胸被对造化神工天地大美的感动乃至敬畏所充满，也理解了当地人称多洛米蒂为众神居住之地的原因所在。

多洛米蒂之游已有时日，其间旅友聚谈，回想其壮美仍有屏息之感发惊艳之叹，而二战末期在多洛米蒂发生的那段几乎被人遗忘的解救人质的故事，生死毫发，运命行转，悲喜交加，就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2018年，我们重游多洛米蒂，在山中盘桓一周，首先寻访的就是人质事件发生地多洛米蒂东北部小镇尼德多夫（Niederdorf / Villabassa）和普拉格斯野湖（Pragser Wildsee）酒店。

普拉格斯野湖酒店

1945年4月，欧洲战争已近尾声，德国的败局已定。4月5日开始，德国党卫军由各地的集中营向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KZ Dachau）选择性地转移集中一些犯人。4月17日开始，再由达豪将这些犯人分三批向奥地利因斯布鲁克附近的赖兴瑙集中营（Lager Reichenau）转移，其中被呼之为特别犯（Sonderhäftlinge）的有百余名，所谓家属犯（Sippenhäftlinge）则为37位。

达豪集中营的纪念雕塑，雕塑下方的铭文意为“荣耀逝者，警诫生者”。特别犯和家属犯在达豪集中营集中期间，正值营内斑疹伤寒流行，尸横遍地，纳粹当局则忙于销毁犯罪证据，转移囚犯，并根据柏林的指令处死一些特别犯，气氛极为恐怖。因此当特别犯和家属犯们被押送离开集中营，继续南下时，尽管命运未卜，前途凶险，人犯们多少还是有一种逃离地狱的庆幸感。

所谓特别犯是指被纳粹囚禁的名人或重犯，如奥地利战前总理库尔特·舒士尼格。法国战前总理莱昂·博鲁姆。帝国银行前行长，前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沙赫特是经济专家，纳粹德国三十年代经济奇迹之父，后失去希特勒信任而被关进集中营。原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哈尔德1938年出掌总参谋部，是纳粹德国从1939年至1942年对波兰，英法和苏俄所取得的一系列炫目的军事胜利的主要操盘手，后因为与希特勒在对苏用兵重点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被打入冷宫，1944年被希特勒关押。德国工业和金融巨头弗里兹·蒂森（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坐过蒂森电梯，蒂森是帮助希特勒攫取政权关键性的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后与希特勒一言不合即被关入集中营）。其中不少都是希特勒赖以崛起的贵人，因为思想跟不上元首的节拍，被始乱终弃，最终难逃身陷囹圄的命运，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战后被关在美军战俘营里的纳粹德国经济起飞之父沙赫特，尽管在多洛米蒂被美军解救，但身为希特勒曾经的“贵人”，沙赫特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为首要战犯起诉

1939年，哈尔德上将（左）与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在指挥侵略波兰，后哈尔德被希特勒抓捕，勃劳希契的职位亦被希特勒本人取代

德国金融巨头暨工业家弗里茨·蒂森，对希特勒上台起了重要作用，后被希特勒抓捕，1945年被美军解救，旋即被美军关押，作为希特勒的“金主”，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起诉

特别犯人中还有苏军战俘瓦西里·柯科林少尉（自称为苏联第二号人物，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侄子，但是很可能是为了引起德军重视和优待的冒牌货）以及几位被俘的苏军将军，犯人中大概唯有他们是真正希望德国能够打赢战争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德国战败他们的下场会更惨，苏俄政权是不会宽容自己人成为敌方战俘的，战后他们的境遇也确实使他们的噩梦成真。特别犯中的6位苏俄战俘被美军解救后遭遣返本国，均被处决。犯人中也有不少英国人，其中两位姓丘吉尔的英国战俘军官，盖世太保怀疑他们与英国时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有亲属关系，故一直将他们重点关押。意大利国王的女婿黑森的菲利普王子（Prinz Philipp von Hessen-Kassel 1896 – 1980）也在特别犯之列，菲利普是德国末代国王威廉二世的侄子，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意大利国王的驸马爷，是有假包换的欧洲原装皇胄贵族。在德国正牌贵族中，菲利普是最早和最坚定支持希特勒的，甚至还屈尊加入了粗鄙不堪的冲锋队，与希特勒，戈林，墨索里尼私谊甚深，后希特勒怀疑王子的屁股坐在老婆的婆家意大利一边，于1943年4月将其软禁，作为与意大利讨价还价的筹码。1943年7月意大利倒戈，墨索里尼被囚禁之后，抓狂的希特勒把菲利普王子和意大利公主都抓了泄愤，且分别关押。1945年意大利公主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死于美军空袭，王子则被辗转押送到了专门处死政治犯的，靠近捷克边境的弗罗森贝格集中营（KZ Flossenbürg）。

黑森的菲利普王子（前排中招手者）身着冲锋队制服，1933年7月8日与戈林（前排右招手者）一起检阅纳粹民族阵线党徒。王子为纳粹登堂入室出钱出力，然交友不慎，后终被希特勒抓捕，作为人质被劫持到多洛米蒂

特别犯中还有意大利的桑特·加里波第将军（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孙子）；匈牙利独裁者，希特勒盟友米克洛什·霍尔蒂海军上将的儿子小米克洛什·霍尔蒂，1944年因为怀疑海军上将私下与盟军议和，希特勒下令绑架小霍尔蒂用来要挟老爸；另有几位德国天主教和路德宗教会不听话不合作的领袖，如“认信教会”领导人马丁·尼穆勒（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等，个个有头有脸，作为人质，奇货可居，含金量不言而喻。

希特勒的匈牙利盟友霍尔蒂海军上将（右三）全家福，右一为老霍尔蒂最宠爱的小霍尔蒂。为了逼老霍尔蒂就范，纳粹特种部队从布达佩斯绑架了小霍尔蒂，并将其卷在一幅地毯里运回了德国关押，1945年又被作为人质劫持到多洛米蒂，可谓父债子还，九死一生

家属犯是指因为亲属亲戚犯事受株连而被关押的囚犯，比如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的主谋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上校（Graf Claus von Stauffenberg）和他的哥哥贝托·冯·施道芬贝格等人已被处决，上校有孕在身的妻子妮娜尽管对谋反毫不知情，仍然与她4个未成年的孩子一起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上校的另一哥哥亚历山大以及一应堂表亲戚，可谓满门连坐。施道芬贝格家族是德国南部根基深远的贵族世家，因此连坐家属一抓就是一大把。这次被转移的家属犯中施道芬贝格家族成员就有8位，但上校的直系亲属均不在其中，其妻妮娜被单独关押，孩子则被送进了孤儿院。

施道芬贝格家贝托，克劳斯和亚历山大三兄弟与父亲阿尔弗雷德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转移到达豪的这批特别犯人中，有1939年11月8日在慕尼黑啤酒馆放置自制定时炸弹，企图炸死每年在此参加纪念1923年啤酒馆政变集会的希特勒的德国工匠乔治·埃尔瑟（Geoge Elser 1903-1945）。由于慕尼黑当晚有雾，飞机无法起飞，希特勒临时改乘火车回柏林而提前结束演讲离开了啤酒馆。杀伤力巨大的炸弹在希特勒离开酒馆后13分钟准时爆炸，留在啤酒馆拼啤酒的纳粹党徒成了替死鬼，其中8人死亡，伤者逾百，埃尔瑟功亏一篑。埃尔瑟于当晚在博登湖畔康斯坦茨企图越境逃往瑞士，在边境被捕，不慎暴露身份，以后一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埃尔瑟作为“元首亲犯”（persönlicher Gefangner des Führers），即中国所说的钦犯，既没有受到过多的虐待，也没有开庭审判，据说是纳粹打算在全面胜利（Endsieg）后公审埃尔瑟，把他用来祭旗。1945年4月5日，已经转入柏林地堡的希特勒知道帝国气数已尽，自己的死期临近，遂亲自下令处死埃尔瑟，原德国军事情报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Admiral Wilhelm Canaris 1887 – 1945），德国陆军内反纳粹运动的灵魂人物汉斯·奥斯特将军（Hans Oster 1887 – 1945）等人。4月9日，与其他特别犯一起被转移到达豪的埃尔瑟在集中营焚尸间被党卫军秘密枪决，同一天，潘霍华，卡纳里斯，奥斯特等特别犯在靠近捷克边境的弗罗森贝格集中营被处死。

乔治·埃尔瑟

潘霍华牧师于1945年4月8日星期日，在他被处决的前一天，为部分特别犯和家属犯领了早祷，这是潘霍华牧师生前主持的最后一场圣事。早祷被盖世太保官员闯入而打断，盖世太保要求潘霍华单独跟他们走，非常清楚将要面临什么的潘霍华平静地对在场的英国特别犯佩恩·贝斯特说：“结束了”，他让贝斯特向他的密友，英国奇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转告说：“告诉他，对我来说这既是结束也是开始。通过他我坚信基督徒高于民族利益的PU世情谊，我们的胜利是必然的”。潘霍华牧师堪称德国国内反抗纳粹运动的精神和道义象征，1939年夏，纳粹发动战争迫在眉睫，因创建“认信教会”而受到纳粹政权打压，远走美国的潘霍华不顾所有亲朋的劝阻，毅然决然回到德国，参与推翻如日中天的纳粹政权的秘密活动，终杀身成仁，血荐轩辕，是基督教悲世悯人，代罪受难的伟大践行者。潘霍华的人格力量如此强大，以致在囚禁中与潘霍华结识的英国囚犯佩恩·贝斯特回忆说：“ 上帝确实与其同在之人屈指可数且可遇而不可求，潘霍华就是我有幸遇见过的一位”。潘霍华素以讲道见长，4月8日早祷是潘霍华最后一次面对身处险境中的信众讲道，他所说的“直击每人心灵深处，他用恰到好处的措辞描述我们身陷囹圄时应该具有的思索能力和坚定的意志。我们都得到了安慰和宁静，在我们之间结成了一张坚韧的团结之网，使我们完全摆脱了嫉妒、焦虑或恐惧”

弗罗森贝格集中营内潘霍华牧师，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斯特陆军少将等志士1945年4月9日遇难处，行刑工具系用钢琴琴弦用钢丝充作绞索，以增加和延长受刑人的痛苦。在行刑前，受刑者必须侮辱性地脱去全部衣物，赤身露体的潘霍华跪地祷告后，从容受戮，如同献祭的羔羊，正应验了经上所说的：“ 我从母腹赤身而来，也必赤身而去。赏赐的是神，收回的也是神”

柏林反抗纳粹暴政纪念雕塑，灵感显然来自潘霍华牧师等志士的受死场景

战争结束以后，啤酒馆爆炸案由于案情扑朔迷离，曾经一度被怀疑是纳粹情报部门做的局，是又一个国会大厦纵火案，被纳粹用来作为进攻英国的口实。埃尔瑟的历史身份因此也模糊不清，由于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特别对待，特别犯人中亦有埃尔瑟是盖世太保线人或卧底的传言。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盖世太保审讯埃尔瑟的纪录被发现，埃尔瑟的清白方得证实。当时还爆发过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辩论，有政治正确的专家一本正经地认为尽管埃尔瑟已证清白，其刺杀希特勒的动机正确，勇气可嘉，但是没有充分顾及在场的其他纳粹党徒的生命安全，以致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希特勒的替死鬼，有滥杀无辜践踏人权之嫌，因此不足为训。庆幸的是这场奇葩辩论无疾而终，目前在埃尔瑟生活过的博登湖一带为志士建立了纪念设施，根据埃尔瑟生平事迹拍摄的电影《他差点改变世界》也屡获奖项。

《他差点改变世界》电影海报，画面意味深长

由于时值战争末期，纳粹统治已近尾声，帝国上下一片混乱，加上相关的大量材料或散失或被党卫军销毁，转移这批特别犯的确切目的至今说不清道不明，估计可能是纳粹所谓“阿尔卑斯堡垒”（Alpenfestung）计划的一部分，即在北近慕尼黑，东起维也纳，西至科莫湖和博登湖（参见本号《旅次博登湖手记（一）》），南迄意大利特伦托，以多洛米提山区为中心的阿尔卑斯山域建堡筑垒，作为抵抗盟军的最后基地。根据希特勒戈培尔等纳粹头目最后抱有的幻想，纳粹政权只要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英美就会和苏俄翻脸，盟国之间一旦发生内讧，德国就能够咸鱼翻身，东山再起，而这批犯人将在阿尔卑斯堡垒作为人质或者人盾，或者成为德国与盟军谈判的砝码。

所谓阿尔卑斯堡垒（白线内）的示意图，以多洛米蒂首府博尔扎诺（Bolzano）为中心

吊诡的是，阿尔卑斯堡垒传说的始作俑者并非纳粹，而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战时驻瑞士的由艾伦·杜勒斯领导的情报组织，艾伦·杜勒斯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44年后期，德国截取了杜勒斯组织向美国政府的报告，其中称德国正在全力打造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阿尔卑斯防御体系，用以扭转败局。这份浑然不靠谱的报告没承想变成了纳粹最后的意淫工具救命稻草。1944年12月，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开始提及所谓阿尔卑斯堡垒，其后，戈培尔更是开动宣传机器，编织阿尔卑斯堡垒神话，传说中的“元首的神奇武器”（Wunderwaffen des Führers）也装备在阿尔卑斯堡垒，盟军会被吓尿，堡垒将固若金汤无坚可摧。阿尔卑斯堡垒神话是纳粹政权崩溃前最后的谎言，谎言重复千遍，上当受骗的不仅是撒谎对象，撒谎者自己也会信以为真，多洛米蒂事件的起承转合也是撒谎无底线，欺人自欺而上演的一场活剧。

二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首脑艾伦·杜勒斯

在犯人们陆续到达赖兴瑙集中营后，负责押送任务的达豪集中营党卫军突击队长（Oberststurmführer）埃德加·施底勒尔（Edgar Stiller 1904 – 1978）看见集中营已经一片混乱，无人管理，犯人和押解人员食宿无着。在施底勒尔的坚持下，决定将犯人继续转移到多洛米蒂山区里的普拉格斯野湖酒店。4月27日晚，在约50名（根据艾伦·杜勒斯1945年的一份有关报告为86名）党卫军人的押送下，犯人队伍由因斯布鲁克经过布雷纳山口继续向南转移。负责押送的党卫军人中大约30名为达豪集中营的看守，由埃德加·施底勒尔率领，另外20名隶属帝国保安总局（SD）的特别行动队，听命于党卫军突击小队长（Untersturmführer）弗里茨·巴德尔（Fritz Bader 1900 – 1972）。巴德尔在圈子里素以高效率行刑著称，镇日在各集中营赶场子杀人，因此每个犯人都心知肚明，巴德尔的在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4月28日，队伍到达多洛米提风景如画的小镇尼德多夫（Niederdorf / Villabassa），尼德多夫是进入普拉格斯野湖的必经之地。到达尼德多夫后，施底勒尔和巴德尔听说野湖酒店已经被帝国空军征用，为了交涉此事，并向党卫军上级请示下一步如何处置他们押运的这批犯人，遂先行进镇去寻找通讯设备。车队因此长时间停留在通往镇口的公路上，犯人被禁锢在车辆中，不准下车，也得不到任何饮食。其间党卫军人已经几乎公开地告诉犯人，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只要形势有变，局面失控，他们的任务就是处决犯人。

此时，犯人中的波季斯拉夫·冯·博宁上校（Bogislav von Bonin 1908 – 1980）看见形势危急，冒险下车与党卫军看守人员交涉。冯·博宁曾任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是德军总参谋部问世以来最年轻的部门长官，有“总参谋部神童”之称。1945年1月因为与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上将一起无视希特勒关于坚守华沙与华沙共存亡的命令并另外起草指令，允许驻守华沙的陆军A集团军自行决定进退（实际就是同意撤退）而被抓进了集中营。冯·博宁战场经验丰富，意识到这样一支军用车队长时间停留在空旷的公路上，极易遭到盟军空军的攻击。冯·博宁以给犯人中的妇女儿童寻找饮水食物为由，不顾党卫军看守阻止，让一部分人犯下车，跟随他步行进镇。

被美军解救后的波季斯拉夫·冯·博宁上校（穿国防军制服者），旋即因为德国军人身份被美军逮捕

因为事发突然，施底勒尔巴德尔等人又不在场，党卫军守卫群龙无首，一时不知所措，只能一面威胁一面叫骂，押着这群囚犯向镇上移动。冯·博宁在关押期间一直着国防军军装，佩上校军衔，弄得下级党卫军人平常看到他还要边“哈尔，希特勒！”，边提肛扬臂敬礼，面对如此局面他们更没有把握该如何应对。走在妇女儿童之前的冯·博宁被看守们的冲锋枪顶着后背，他知道此刻千钧一发，稍有差池就会引起一场血腥杀戮。进入尼德多夫后，冯·博宁立即让身后的妇孺们分散，把自己和亲属的身份告诉街上遇到的每一位当地居民，让他们被劫持到多洛米蒂的消息尽量扩散出去，以防止党卫军杀人灭口。由于与上级失联，犯人们当晚被押送人员临时安置在镇政府，镇上的酒店和居民家中过夜，得到当地民众的悉心照料。

尼德多夫镇政府，人质曾在此过夜，后国防军和党卫军在此发生对峙

次日29日为星期天，上午犯人们在党卫军看守下进教堂望弥撒。冯·博宁趁人不备，找到当地一国防军通讯站，向驻扎在博尔扎诺（Bolzano）的德国陆军 C 集团军司令部呼叫求援。由于长期在总参谋部工作，冯·博宁在各集团军参谋部里人头熟稔。C 集团军参谋长汉斯·罗替戈尔将军（Hans Röttiger 1896 – 1960，50年代曾任联邦德国国防军参谋长）与冯·博宁相识，遂决定出手相救。当天，驻守意大利北部的德国军队签署文件向盟军投降，在前一天被游击队处决的墨索里尼则在意大利北部中心城市米兰暴尸街头，冯·博宁等人因此向负责押送行动的埃德加·施底勒尔摊牌，告知他们已经向附近的德国国防军求助，要求他将权力移交给当天成立的犯人委员会，施底勒尔虽然同意移交权力，但是他本人态度并不明朗，而事实上他也不能控制巴德尔的行刑队，因此犯人们仍然命悬一线。当天晚上，根据冯·博宁的求助，附近的国防军驻军维查德·冯·埃尔文斯勒本上尉（ Wichard von Alvensleben 1902 – 1982）孤身到尼德多夫打探究竟。当上尉进入尼德多夫时，遇见正在散步的施底勒尔，心烦意乱且不清楚上尉意图的施底勒尔遂向对方大吐苦水，称自己的处境左右不是人，一方面无法控制凶残的巴德尔，一方面又害怕犯人有个三长两短，他作为负责人会在战后遭到盟军清算。

负责押送人质的党卫军突击队长施底勒尔因为在达豪集中营犯有虐囚虐俘罪行，战后在“达豪集中营审判”中被判处七年徒刑，由于他在多洛米蒂人质事件中相对人道的表现，冯·博宁上校，佩恩·贝斯特等特别犯均为其作有利证言，1950年得以提前出狱。1951年施底勒尔被慕尼黑州检察院指控在达豪集中营杀害埃尔瑟，复被拘押，后法庭查明真凶，施底勒尔与处决埃尔瑟无涉，数月后获释，1978年病逝。施底勒尔的命运昭示了“人在作天在看”，“抬头三尺有神明”的天理人道

4月30日星期一，希特勒在柏林自杀。当天上午，冯·埃尔文斯勒本上尉带领一名副官进入尼德多夫直接与党卫军交涉。上尉亮明了自己奉命解救犯人的来意并问及对方的意图，施底勒尔或巴德尔告知，他们的任务是把犯人押送到附近的普拉格斯野湖，犯人死了，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震惊之下，冯·埃尔文斯勒本招来15名国防军下级军官和宪兵，与党卫军对峙，并宣布国防军已经接管，全体犯人处于他的保护之下，要求党卫军撤离。同时他将随车带来的60瓶白兰地交给冯·博宁，请他向犯人们平均分发，用以稳定他们的情绪。由于党卫军方面的态度晦暗不明，冯·埃尔文斯勒本要求国防军增援，驻扎在附近的150名国防军掷弹兵随即赶到，将党卫军团团包围在镇政府，并明确禁止党卫军人越过国防军人警戒线。同时，冯·埃尔文斯勒本通过罗替戈尔将军联系上了当时指挥驻意大利德军的卡尔·沃尔夫将军（Karl Wolff 1900 – 1984），要求后者直接下令让党卫军人撤走。沃尔夫曾是党卫军最高阶军官，也是战争后期代表希姆莱私下与英国人媾和的关键人物。施底勒尔与巴德尔见大势已去，又接到来自沃尔夫的命令，遂同意缴械。解除了武装的党卫军离开尼德多夫，撤往博尔扎诺。至此，犯人们终于被安全解救。

冯·埃尔文斯勒本上尉关于解救人质经过的书面报告，上世纪80年代在人质之一，后任联邦宪法法院大法官的法比昂·冯·施拉布伦多夫的遗物中发现

党卫军卡尔·沃尔夫将军（右）与墨索里尼，战争后期，沃尔夫主导了与美国战略情报局艾伦·杜勒斯的秘密谈判并一手促成了在意大利的停战，因而躲过了战后清算

为安全计，冯·埃尔文斯勒本决定还是将犯人转移到党卫军原定的目的地普拉格斯野湖酒店（Hotel Pragser Wildsee），野湖酒店距尼德多夫 9 公里，地处深山，位置偏远，如果情况有变，这里很可能就是党卫军计划的杀害人质的行刑场所。冯·埃尔文斯勒本同时留下一部分掷弹兵交由他的堂弟埃尔哈特·冯·埃尔文斯勒本上尉统领，负责在酒店卫护犯人。

野湖酒店位于海拔1496米的高山湖畔，被多洛米蒂特有的巨大岩峰环绕，宛若神界。已是四，五月之交，普拉格斯湖却被大雪覆盖，这在多洛米蒂山区并不罕见。野湖酒店通常会在这个季节关闭，因为战时被德国空军征用以及犯人转移到此而临时开放，每位犯人都分配到了各自的客房，晚餐供应的是豌豆汤和蒂罗尔野猪肉伴以多洛米蒂自产红酒。

长期的集中营生涯，无时不刻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的犯人们，一天之内又突然被解救到如此人间仙境，其反差之强冲击力之大可以想见。1939年11月9日被纳粹秘密警察从荷兰边境城市芬洛（Venlo）绑架到德国的英国驻荷兰谍报首脑佩恩·贝斯特（Sigismund Payne Best 1885-1978）已经在集中营被关押了5年多，他被分配住进了215房间。

英国战前驻欧陆情报首脑佩恩·贝斯特，在纳粹集中营度过了全部战争岁月

1939年，经纳粹德国情报机构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策划，在荷兰活动的贝斯特被设套挖坑，卷入纳粹编造的子虚乌有的刺杀希特勒计划。前述1939年11月8日埃尔瑟在慕尼黑啤酒馆引爆炸弹刺杀希特勒未遂，次日贝斯特等人被骗，来到芬洛，在距荷兰德国边境数步之遥的巴库斯咖啡馆被纳粹情报人员由荷兰绑架到德国，轰动一时，时称“芬洛事件”，贝斯特以及英国政府被德方指责为埃尔瑟刺杀行动的黑手。贝斯特到案后，竹筒倒豆子，使得英国在德国的情报网悉数被毁，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情报工作因此在战争期间无所作为。根据贝斯特屈打成招的口供，埃尔瑟啤酒馆暗杀事件被编造成了系由在荷兰活动的英国情报部门一手策划，这也成为德国1940年5月对荷兰发动攻击的口实。

贝斯特在事后写道：当我走进房间，透过窗户映入眼帘的壮丽景象使得我无法呼吸。松林之上是巍峨的石峰，湖水无痕，松涛无声，山间是如此静谧，静谧得仿佛就是为了让人倾听到这种静谧。

尽管如此，犯人们并没有脱离险境，相反，由于停战而活跃起来的各方力量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凶险：一方面当地不同背景的如左翼共产党或右翼天主教的意大利游击队和抵抗组织纷纷亮相，与人质中的意大利人以及苏俄人串联，企图将犯人转移到各自的游击队控制区，使之成为自己的资源；另一方面是来自盖世太保的威胁，5月1日，东距尼德多夫20公里的奥地利锡利安（Sillian）的盖世太保首脑菲利普（Hans Philipp）接到命令，即刻进入意大利逮捕并将犯人转移到奥地利处决。菲利普接到命令后，游移不定，后服安眠药自杀，犯人们因此又逃过一劫。而之前下令党卫军押送人员撤走的卡尔·沃尔夫将军在知晓这批犯人含金量十足的身份后，决定重新派遣党卫军部队接管犯人并由他出面作为见面礼转交美军，以博取美军的好感。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以上任何一方采取行动都可能和奉命保护犯人的国防军发生冲突，导致犯人被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