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居所，生死因缘 – 二战末期的多洛米蒂人质事件（下）

来源: 德国的故事     作者: 孙小平

5月3日夜，先期突进多洛米蒂山区的美军第5军第339步兵团约170人得到从尼德多夫脱逃的英军战俘报警，星夜赶到普拉格斯野湖区域，次日清晨顺利接管了酒店。卫护犯人的德军掷弹兵缴械投降，与冯·埃尔文斯勒本兄弟一起被关进了美军战俘营，同时犯人中冯·博宁上校等德国军人也在第一时间被美军在野湖酒店逮捕。

美军接管后与人质合影，居中抱孩子的为奥地利前总理舒士尼格夫妇

5月5日，美军接管的次日即在野湖酒店举行大型新闻发布会，并招来百代电影公司摄影团队，宣扬美军如何成功解救人质，将之作为美军的重大军事胜利而炫耀。随后，美军将犯人运送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城维罗拉（Verona），再用飞机转运那不勒斯（Neapel），在那不勒斯美军对被解救的人质进行甄别，有不少德国特别犯因为战争罪行嫌疑又重新被落狱关押，如哈尔德上将，弗里德里希·蒂森，黑森的菲利普王子等帮助过希特勒的“贵人”，其中不少人还被列为战犯起诉，沙赫特博士被列为首要战犯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后被宣判无罪）。参与“720”暗杀希特勒密谋的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德国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 – 1966）则因为战争罪被引渡回比利时受审。由于那不勒斯住房紧张，不少尚待甄别的人质又被送到与那不勒斯隔海相望的度假胜地卡普里（Capri）岛上的豪华酒店“伊甸乐园”等待遣送回各自的国家，有的人甚至在伊甸乐园度过了整个夏天，可谓苦尽甘来。

人质事件的3个地理节点，由达豪集中营到野湖酒店被解救，再由美军送到度假胜地卡普里岛

在历史长河中，个人的命运亦如扬花飞絮，随波逐流，渺小无助，因果无常，但是在琢磨多洛米蒂事件当事人命运时，却常常强烈感受到命运行转中的某些神秘业缘，结局或喜或悲或凶或吉，虽事主有愿有念，却也不能全然窥透其中玄秘。

以前述冯·法肯豪森的故事为例：1899年，21岁的冯·法肯豪森以中尉衔加入德意志帝国东亚第三步兵团来华，次年参与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修东方学，善日语，曾出任德国驻日武官。一战期间作为德国军事代表在土耳其以及巴勒斯坦活动。法肯豪森是纳粹党老党员，萨克森州议会纳粹党团议员。1930年因为从事与军人身份不符的纳粹政治活动被军队强制退休。1935年被派到中国担任民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在华期间于民国军队现代化，抗击日本等方面均有建树，与蒋介石本人及一批民国高级将领都有情谊。中日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对如何选边站队颇费踌躇，因为日本一战时为德国的敌对国，故而军方亲华，以里宾特罗甫为首的外交党棍们因为德日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相近则要求与日本结盟，希特勒最后采纳了后者的意见。1938年作为驻华军事总顾问的冯·法尔肯豪森奉调“忍痛”率部回国，之前他曾要求以私人身份继续为中国政府服务，甚至考虑过加入中国籍以便留在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但里宾特罗甫以叛国罪家属连坐相威胁迫其就范。临行前蒋氏夫妇曾设家宴为冯·法肯豪森饯行，法肯豪森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向日本泄露民国的军事机密并明确表示相信中国将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

回到德国后，冯·法肯豪森得知了更多他的胞弟汉斯-约阿希姆·冯·法肯豪森（Hans-Joachim von Falkenhausen）被党卫军杀害的细节，悲愤之下，与地下抵抗运动建立了联系。汉斯-约阿希姆也是军人，一战中因作战受伤被截下肢，之后加入纳粹党，是冲锋队的领袖之一。1934年长刀之夜，冲锋队领袖罗姆以降悉数被希特勒清洗，汉斯-约阿希姆也被逮捕，受尽酷刑后被处死。在行刑前，汉斯-约阿希姆单腿直立，直视党卫军行刑队的枪口，呼喊道：今天是我们，明天就是你们！甚为惨烈。

汉斯-约阿希姆·冯·法肯豪森

1939年8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冯·法肯豪森被非自愿重征入伍。次年5月22日，西线的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尚在鏖战，法肯豪森即被任命为德国驻比利时及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在总督任内，法肯豪森一方面执行纳粹政权的命令，犯下抓捕并遣送数万犹太人，杀害人质等战争罪行，另一方面则积极参与军队内推翻纳粹政权的活动。1944年“720”事件发生时，已经被撤职，处在盖世太保监视下的冯·法肯豪森致电德军西线最高指挥官冯·克鲁格元帅，要求他向盟军打开诺曼底防线，以接应柏林的女武神行动。无奈克鲁格太怂，不敢出手，电话中甩出了“那头猪（猪指的是元首希特勒）不死，我什么也不能做”的名言，最终克鲁格只能以自杀收场。根据我的观察，在“720事件”所有参与者中，冯·法肯豪森可能是唯一的该出手时就出手，智勇双全的决断者，如果当时诺曼底防线被打开，世界历史无疑将被重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法肯豪森在中国的那段经历，使他的后半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法肯豪森在华期间，与民国陆军中将，后任国防部一厅厅长的宜兴人钱卓伦相识相知。钱的堂妹钱秀玲早先来法国留学，二战时滞留欧洲，后长期侨居比利时。

民国陆军中将钱卓伦

钱秀玲年轻时在比利时

在钱秀玲生活的比利时小镇里，曾经发生反对纳粹占领的抵抗行动，起事者因此被占领军当局判处死刑。钱秀玲得知后，挺身而出，利用钱卓伦的关系，直接找到德国占领军军事总督冯·法肯豪森求情，犯事者竟得允准改判徒刑。之后比利时又发生三名盖世太保官员被杀事件，作为报复，盖世太保抓捕了90余名比利时民众准备处死，钱秀玲复向冯·法肯豪森求助，此时冯·法肯豪森已被盖世太保监视，处境困难，但仍然允诺钱尽力而为之，之后这批人质果然被释放。对此国内有不少报道，还拍有影视，伴之有不三不四浑不靠谱的情色狂想，明里暗里指钱秀玲与冯·法肯豪森乃情人关系之类的。其实这些比利时人得以逃出生天很可能非钱秀玲一人之功，冯·法肯豪森曾经抱怨过，比利时人好惹事，每每惹出乱子，然后全国上下，包括王室贵族就会纷纷出面求情，请求他的宽恕，搞得他很烦，使他难以应付。

1948年，逃过多洛米蒂之劫，冯·法肯豪森又被美军引渡到比利时，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接受比利时法庭审判，如果罪行成立法肯豪森很可能会被判处绞刑。在审判时，钱秀玲出庭作证，仗义执言，对减轻被告的罪责起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72岁的冯·法肯豪森被判处12年苦役，宣判后三星期即被遣返西德，因此实际并没有服刑。冷战的大形势下，西方各国开始淡化纳粹罪行，大批纳粹罪犯得到赦免，因此埋下隐患，成为1968年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之一。1952年，蒋介石曾给落魄的冯·法肯豪森寄去12000美元，感谢他对中国的帮助。1958年，蒋介石遣代表向冯·法肯豪森祝贺八十大寿并向其授勋。

1958年，蒋介石向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授勋

德国援华顾问团及总顾问冯·法肯豪森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得到海峡两岸认可，1970年台湾官方出版《德国华驻军事顾问团工作纪要》，记述了冯·法肯豪森直接参与指挥了淞沪抗战以及被迫返国的史实。书中还提及德国国防部托马斯将军和前经济部长沙赫特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有趣的是，以上三人殊途同归，后来均被希特勒抓捕，都成了被劫持到多洛米蒂，最终被美军解救出来的特别犯（李斌提供材料）

近年四川建川博物馆为援华义士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立碑

更为神奇的是前述提及的特别犯法比昂·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 1907 – 1980）的命运。冯·施拉布伦多夫是军中反纳粹抵抗运动的灵魂人物海宁·冯·特瑞斯科夫将军的副官，亦是其表弟。1943年希特勒到斯摩棱斯克中央集团军总部视察，冯·施拉布伦多夫和冯·特瑞斯科夫一起将爆炸装置伪装成白兰地送上希特勒的座机，由于高空寒冷，引信发生故障，暗杀行动失败。“720”事件之后，冯·施拉布伦多夫被捕，由人民法院（Volksgericht）院长佛莱斯勒（Roland Freisler 1893 – 1945）亲自审理。所谓人民法院在纳粹时期专门审理政治案件，佛莱斯勒以残忍血腥闻名于世，仅1943 – 1945年人民法院就作了5000例死刑判决，而佛莱斯勒本人所做的死刑初审判决竟达2600例之多。慕尼黑白玫瑰案（Fall der weißen Rose），“720”政变案等均由佛莱斯勒审理，人称“嗜血法官”（Blutrichter）。

二战中的法比昂·冯·施拉布伦多夫

佛莱斯勒（中）主持人民法院开庭

1945年2月3日，冯·施拉布伦多夫案在柏林人民法院开庭，如无意外，冯·施拉布伦多夫必死无疑，然而历史总是难免意外。在装模作样的庭审进行时，法院大楼遭到美军空袭，领导此次空袭的是美国空军传奇飞行员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al 1917-2007）。佛莱斯勒被当庭炸死，而必死无疑的冯·施拉布伦多夫却安然无恙。据冯·施拉布伦多夫事后陈述，佛莱斯勒被炸死时手里还攥着他的卷宗（另有一说为佛莱斯勒在下楼逃去防空洞时被倒塌的建筑物砸死）。因为主审法官横死，案件遂推迟审理，冯·施拉布伦多夫继续作为“钦犯”关押，又阴差阳错地被拉到了多洛米蒂，就此逃出生天，拣回一条性命。巧合的是，在战后纽伦堡审判中，冯·施拉布伦多夫成为美军检方顾问，而率领轰炸机群炸死佛莱斯勒的美军飞行员罗伯特·罗森塔尔则担任美方总检察官罗伯特·杰克森（Robert H. Jackson 1892 – 1954）的助理。在1945年2月3日的轰炸行动中，罗森塔尔指挥的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在柏林空域首先被德方炮火击中，在按照作战计划完成投弹后，罗森塔尔决定弃机。罗森塔尔在全部乘员安全跳伞后离机，降落至柏林以东的苏军控制区内。被苏军解救后，罗森塔尔立刻又冒险穿越德军占领区回到英国参战。

美军传奇飞行员罗伯特·罗森塔尔

在纽伦堡，罗森塔尔是戈林和凯特尔的预审官。而在公诉过程中，由于冯·施拉布伦多夫的坚持，美检方不惜得罪苏联，将苏联向纳粹德国栽赃的卡廷森林大屠杀罪案从对纳粹的公诉书中删除。冯·施拉布伦多夫当时在东线战场服役，德军在卡廷发现受害者群葬坑并进行发掘时他本人就在现场，因此他很清楚犯下卡廷屠杀罪行的不是纳粹而是苏联。更为不可思议的是，1967年，冯·施拉布伦多夫本人担任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大法官。曾几何时，犯人在等待大法官的死刑判决，判决时炸弹横空飞来，大法官炸死了，犯人却活了下来。几个月之后，犯人与扔炸弹的人成了同事，再以后，犯人自己成为了大法官。因缘际遇，丝丝入扣，再狗血再八卦恐怕也是百搭不出来的。

战后的法比昂·冯·施拉布伦多夫

冯·博宁上校在人质事件后被美军关押了两年，通过“去纳粹化”审查后，于1947年获释。先是开公司搞运输，后去为奔驰公司推销汽车。1952年，被“勃朗克局”（Die Dienststelle Blank）招募，任规划局长。“勃朗克局”是联邦德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政府部门，长期以局长提奥多·勃朗克（Theodor A. Blank 1905 – 1972）的姓名为代号，任务为重新武装西德。1955年西德国防军建立，勃朗克出任第一任联邦德国国防部长。作为国防部规划局长，冯·博宁的任务是为把西德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身“欧洲防卫体系”制定战略规划。冯·博宁生性不安分好折腾，其间感到如果西德选边依附美国，一旦美苏开战，德国将成为中心战场，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德国统一的愿景将因此更无可能实现。冯·博宁遂将战略规划向媒体外泄，一时闹得鸡飞狗跳，冯·博宁本人还成了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人物，后因为“不绝对忠诚”或“绝对不忠诚”的行为（illoyales Verhalten）被开除军籍。1980年冯·博宁在汉诺威附近的莱尔特去世。

战后冯·博宁因为不愿意看到西德成为美苏争霸的牺牲品，向媒体泄漏机密，被开除军籍，成为《明镜周刊》封面人物

在被解救的人质中最为著名和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德国信义宗教会领袖马丁·尼穆勒（Martin Niemöller）。尼穆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皇家海军，曾是传奇的U39号潜艇的舵手，与二战时的德国海军司令，希特勒的接班人邓尼茨同艇作战，并获一级铁十字勋章。战争中尼穆勒随潜艇转战波罗的海，地中海，大西洋和非洲印度洋，战争后期尼穆勒成为UC67号水雷潜艇艇长，曾参与封锁法国马赛港的布雷行动。

尼穆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帝国海军服役，任潜艇艇长

德国战败后，出于对魏玛民主共和国的反感，尼穆勒退役，一度务农，后就读信义宗神学，毕业后成为牧师，立志要以基督教的理想引领德国走出乱世。1920年尼穆勒甚至重挂战甲出任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团”的营长镇压鲁尔工业区的工人起义。1924年纳粹党首次参加大选，尼穆勒即为纳粹党坚定的选民。和绝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样，尼穆勒把复兴德国的希望寄托在纳粹党和希特勒个人的身上。1933年纳粹党上台虽然给尼穆勒带来过希望和欣喜，但专制强权对教会的打压和干涉开始挑战尼穆勒的道德和心理底线。尽管在犹太人问题上态度暧昧，可是在纳粹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颁布“雅利安条例”（Arierparagraph），禁止非雅利安人（主要涉及到改宗的具有犹太血统的神职人员）在教会任职后，尼穆勒挺身而出，组织全国范围的“牧师紧急联盟”（Pfarrernotbund），反对在教会内推行“雅利安条例”，为非雅利安血统的神职人员提供援助，当时全国有三分之一的牧师加入紧急联盟。1934年1月，希特勒为安抚教会，在柏林帝国总理府亲自召见教会领袖，但在召见时和尼穆勒发生了当面冲突。希特勒指责在所谓的“教会冲突”（Kirchenkampf）中教会的行为是在祸害国家，而尼穆勒则辩称教会的行为恰恰是出于政治责任感，是对第三帝国的爱护。尽管尼穆勒在希特勒的面对面交锋只局限于“忠谏”，但也足以令希特勒忌恨难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尼穆勒任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CC）主席

柏林会面之后，明知已经得罪了元首的尼穆勒不仅没有收手，反而与纳粹政权相背而行，且渐行渐远，他参与建立了德国认信教会（bekennende Kirche），德国教会发生分裂，形成拥戴纳粹政权的“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和与纳粹强权和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认信教会的对峙局面。1935年尼穆勒曾短暂被拘押，1937年7月尼穆勒第二次被抓，被关押8个月之后，次年3月被判处7个月徒刑，扣抵关押时间，因而得以当庭释放。希特勒对判决结果极为不满，亲自出手干预，尼穆勒在走出法庭时即被盖世太保作为“元首亲犯”（persönlicher Gefangene des Führers）重新抓捕并关押到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KZ Sachsenhausen）。尼穆勒在萨克森豪森被关押了三年，其间纳粹曾计划将其处决，后因英国等国以及德国国内信徒反弹强烈而作罢。

拥戴纳粹政权的“德意志基督徒”旗帜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尼穆勒在狱中给希特勒本人写信，要求重返帝国海军潜艇部队，为“德意志祖国”战斗，幸好没有被希特勒理会，没赶上蹚这趟浑水。1941年尼穆勒被转监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关押在著名的“牧师监舍”（Pfarrerblock），与不少坚守信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特别是波兰的神父们同监，使尼穆勒的信仰观发生了改变。达豪时期尼穆勒开始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他一贯信奉的“教会为（德国）人民服务”理念的狭隘性，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是PU世性的，而注重入世的德国教会恰恰对纳粹的得势猖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军媒体和百代电影公司在野湖酒店拍摄的被解救出来的人质，尼穆勒抱着的女孩为奥地利前总理舒士尼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出生的女儿

尼穆勒获救后接受美军新闻媒体采访

在多洛米蒂逃出生天之后，尼穆勒痛定思痛，投身教会的PU世运动和欧洲的和平运动。尼穆勒是1945年10月的德国教会“斯图加特认罪书”（Stuttgarter Schuldbekenntnis）的三名执笔起草者之一。认罪书以全体教会的名义控告自身，坦承纳粹对无数民族和国家造成的深重的苦难，德国教会同样负有责任。尼穆勒引用《旧约·耶利米书》中的经文：主啊，我们的罪孽在作见证指控我们，但求你因你的名拯救我们。

“斯图加特认罪书”以个人的名义认罪，以教会的名义认罪，以德国信义宗基督徒的名义认罪，进而以德国人民的名义认罪。在废墟成片哀鸿遍野的德国，可以想像，“斯图加特认罪书”会激起怎样的愤怒和反弹，尼穆勒等人立刻陷入争端，卷进轩然大波。然而，由教会引领的德国悔罪进程一旦开启，尽管发展曲折，终究不可逆转。因为“斯图加特认罪书”，德国教会成为“正常教会”，得以重返PU世运动。1961年，尼穆勒当选为世界基督教最高协调机构世界教会联合会（WCC）主席。在美国波士顿大屠杀纪念馆的一座黑色大理石石碑上，隽刻着尼穆勒“起初他们”的警世名言：“起初他们来抓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他们来抓工会干部，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干部；接着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接着他们来抓我，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说话了”。

美国波士顿大屠杀纪念馆前尼穆勒的“起初他们”碑铭

尽管对于“起初他们”是不是尼穆勒的原始表述还有争议，尼穆勒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德国战后反思进程的代表人物，这赋予了多洛米蒂解救行动宿命般的象征意义。

多洛米蒂解救行动的最关键人物维查德·冯·埃尔文斯勒本上尉战后的命运则又是另一番天地。冯·埃尔文斯勒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早年加入圣约翰骑士团（Order of St. John），成为“正义骑士”（Knight of Justice）。埃尔文斯勒本的专业为农业种植，1936年，他在现属波兰的米亚斯特科一带置业，开办了一家农场。1945年秋天，在解救人质后被美军逮捕的冯·埃尔文斯勒本获释。他在米亚斯特科的产业地处苏占区，被苏联红军洗劫一空后再被焚毁，妻子则于1945年1月红军到达时饮弹自尽。冯·埃尔文斯勒本获释后无家可归，一度失业，贵族出身的他曾经依靠在吕讷堡石楠花塬一带当伐木工，糖厂工人等维持生计。晚年的冯·埃尔文斯勒本积极投身教会的社会救助工作，重点在于帮助难民以及嗜酒者融入德国社会。对于多洛米蒂解救行动，埃尔文斯勒本战后一直保持缄默，从不为他人道，直至1964年《汉诺威汇报》登载出一篇有关报道，人们才逐渐知道他当年的义举，被他解救的人质也才得知恩人的下落，而这些人质在战后世界多为叱咤风云的大佬。马丁·尼穆勒战后一直在苦苦寻找埃尔文斯勒本，在回应尼穆勒对他的多洛米蒂义举的感谢时埃尔文斯勒本写道：（多洛米蒂解救行动）既非幸运亦非巧合，而是出于我们基督徒称之为神的超越力量的安排和引导。由于神的临在，对（行动）参与者任何的夸耀赞扬都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我们只是为达到更加高远目标的工具而已，否则（多洛米蒂事件）的神奇玄奥对当今善思的年轻人来讲是无法解释的。

战后的维查德·冯·埃尔文斯勒本

有趣而又不太为人所知的是，维查德·冯·埃尔文斯勒本上尉有一位在纳粹时期恶贯满盈的胞兄，党卫军旗队长（大致等同于建制军队的上校）鲁道夫-雅各布·冯·埃尔文斯勒本（Ludolf-Jakob von Alvensleben 1899 – 1953）。冯·埃尔文斯勒本家族为普鲁士容克贵族，封地在现属波兰的托伦（Torun）一带，托伦也是哥白尼的家乡。冯·埃尔文斯勒本兄弟四人，鲁道夫-雅各布行三，维查德为家中老幺。根据帝国继承法，容克产业不得拆分继承，鲁道夫-雅各布因此成为家族产业唯一继承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战败，根据凡尔赛和约，属于西普鲁士的托伦一带划归波兰，冯·埃尔文斯勒本的封地被波兰政府充公，鲁道夫-雅各布尽管从德国政府处得到了现金补偿，但是随着20年代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其本人在但泽为争取福特汽车经营权的错误投资，鲁道夫-雅各布很快就变得一文不名，成为战后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典型的失败者。鲁道夫-雅各布因此对民主政体满腔怨恨，而对纳粹理念具天然好感。1932年鲁道夫-雅各布加入党卫军，通过本人的勤勉和担任党卫军领袖希姆莱贴身副官的堂兄弟鲁道夫-赫尔曼·冯·埃尔文斯勒本（Ludolf-Hermann von Alvensleben）的关系，鲁道夫-雅各布在党卫军中升擢极快，1939年二战爆发时已官至旗队长。鲁道夫-雅各布是“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t）的积极参与者，“莱因哈德行动”为党卫军首脑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制定的旨在灭绝波兰犹太人和把波兰作为屠杀欧洲犹太人基地的计划，特莱布林卡，索比堡等地处波兰的灭绝营均为计划的组成部分。1942年5月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刺杀，为了向死者致敬，该计划遂改称“莱因哈德行动”。

二战期间的鲁道夫-雅各布·冯·埃尔文斯勒本（左）

在实施“莱因哈德行动”中，鲁道夫-雅各布利用公器宣泄私愤，波兰被德国占领以后，他回到托伦，收回了家族封地，将之变成了一个刑讯杀戮中心，数百名波兰人和犹太人惨死于此。在但泽和卢布林等地，鲁道夫-雅各布主持建立党卫军属下的恐怖组织“德意志人民自卫军”（VDSS），直接参与屠杀行动，可以说是满手沾血。战争结束时，由于当时的混乱局面，更是因为鲁道夫-雅各布和他的堂兄弟，同为党卫军骨干的鲁道夫-赫尔曼姓名相近，界定身份时发生混淆，鲁道夫-雅各布一时得以逃脱追查。1953年，鲁道夫-雅各布在多特蒙德郊区死于车祸，但是事故发生得相当蹊跷，当时鲁道夫-雅各布单独驾车，车辆自行翻覆，无肇事方无目击者亦无证人，而勘查现场出具鲁道夫-雅各布死亡证明的多特蒙德警察局长则是他当年的党卫军部下。

维查德·冯·埃尔文斯勒本1982年去世，享年80岁。

冯·法肯豪森1966年在他夫人的守护中离世，他的夫人温特（Cecile Vent）为比利时著名的抵抗纳粹女英雄，是比利时国家独立，反抗纳粹德国暴政的象征。温特在冯·法肯豪森比利时坐牢期间负责管理战犯监狱，因而两人得以相识。冯·法肯豪森获释后，温特离家去国追随他去了德国，后俩人终得牵手，至死相伴。

晚年的冯·法肯豪森和温特

冯·施拉布伦多夫1975年由联邦宪法法院大法官卸任，1980年去世。施拉布伦多夫战后为“720事件”的志士们得以平凡昭雪做了重要贡献。

法比昂·冯·施拉布伦多夫在德国北部岛屿叙尔特（Sylt）的墓地

野湖酒店内纪念人质事件而立的耶稣受难像

已经有百多年历史的野湖酒店仍在营业，野湖素有“多洛米蒂第一湖”之誉，酒店依山傍湖，常年一房难求。在酒店走廊的一个拐角里有耶稣受难像，拐角里用展牌和实物展述着这段不寻常的往事。大堂经理只有在客人有目的的询问下方会提及人质事件，甚为低调，因为大多数住店的客人恐怕不会也没有兴趣知道这些故事。多洛米蒂人质事件之后，欧洲已经维持了七十多年的和平。和平时代的人们更有理由活在当下，他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多洛米蒂的壮美峻峭，他们在大美中滑雪，攀岩，远足，毕竟，这里是永远的众神居所，天上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