踽行孤影 – 引领民族走出罪恶泥沼的德意志先知（上）

来源: 德国的故事     作者: 孙小平

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 1903 – 1968）

在原来的西柏林市中心，有欧洲王府井南京路之别称的“选帝侯大街”横贯东西。

用德语说选帝侯大街 Kurfürstendamm实在太长，柏林人口拙，习用短语简称，呼之为Ku-Damm。中国人也稀里糊涂跟着叫，听上去就成了“裤裆”，着实怪异。

其实这个裆（Damm）字翻译成大街并不合适，Damm原意为坝，自然形成或人工构建的城乡地势较高的部位用来抵挡洪水的。比如荷兰地势低洼，需要到处筑坝杜绝水患，因此地名多以“丹”结尾，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什么的，在此丹就是裆，凡是以丹或裆结尾的洋域地名都是坝的意思。因此，柏林“裤裆大街”的全称应该翻译为选帝侯坝或选帝侯裆。而真正应该翻译成选帝侯大街的 Kurfürstenstraße 则是裤裆大街的东部延伸段，此处环境寂寥，行人稀少，多行政建筑，并不起眼。

但是路边一个公共汽车站的风雨棚却很夺人眼球，棚内外布满历史图片，其中的一张党卫军军官正装照，使得不明就里或不谙德文的路人也大致能够猜到这个棚子与纳粹历史有关。

照片上的党卫军军官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 – 1962），纳粹大屠杀的象征性人物。公车站位于纳粹时期帝国保安总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 IV B 4部门（大概可译为4局4处）的办公楼所在，对外称“犹太人移民出境事务总局”，艾希曼为该部门长官。4局4处办公楼原为犹太兄弟会会址，艾希曼们把犹太人赶走，鸠占鹊巢，据为己有，将之变为排犹屠犹的中枢机构。

1961年，德国人还没有开始深刻地直面历史，竟然浑浑噩噩把这座历史意义巨大的楼房拆毁，在原址上新起了一座酒店。在德国人变成好人，开始反省历史罪恶之后，柏林市政府亡羊补牢，利用这个公车站建起了“警诫点”（Mahnort），用以警示告诫后人不忘德意志民族曾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孽。

柏林市政府将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ße）的公共汽车站作为“警诫点”，唤起人们对曾经在此办公，已经被拆毁的纳粹帝国保安总局犹太人事务部门所在建筑（图片下方）的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的德国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不寻常的反省悔罪之路。

在描述这一过程时，擅长于宏大叙事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喜好拿德国人的基督教传统，比如原罪理论，忏悔习惯之类的说事，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听者则往往被弄得一惊一乍，折服之余，自以为找到了为什么欧洲人能够悔罪，亚洲人至今不愿意悔罪的科学真谛终极真理：原来西洋人信基督，东洋人不信基督，西洋人会忏悔，东洋人不会忏悔，信基督会忏悔的人会悔罪，不信基督不会忏悔的不会悔罪。

这里的东洋人专指日本人，至于中国人，则是和忏悔什么的无关，中国人一直被东西洋人欺负，尽吃洋人的亏，却从来不欺负洋人，更不会欺负同胞，加害自己人，因此天生没有罪，当然是不需要悔罪的，因此，中国人拒绝忏悔，也不相信反省悔罪什么的那一套。

殊不知，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之后，在“神既爱世人，又为何如此对待世人，又为何容许如此对待世人？”的奥斯维辛之问面前，任何信仰，任何理论乃至任何科学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在人类作恶能力的面前显得是那么羸弱，那么苍白无力，那么无语无解。

而在真实的，鲜活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作恶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是除了鸡汤电影里的那些意淫故事，鲜见其中有谁忏悔，认罪悔罪的。

德国国家足球队2012年欧洲杯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点燃长明火

事实上，德国能够在战后认罪悔罪，如果没有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 1903 – 1968），没有这位孤独，愤世嫉俗，也许是很难相处的，顽固甚至可以称作是偏执的老人，大概是很难想象的。没有弗里茨·鲍尔，逍遥法外15年的艾希曼就不可能被送上耶路撒冷的绞架，奥斯维辛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讲仍旧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波兰小镇，我们也不会知道柏林选帝侯大街上那栋曾经属于犹太兄弟会的办公楼对被虐杀的数百万欧洲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没有弗里茨·鲍尔，没有这位旧约中先知式的引路者，德意志就几乎不可能走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永远不可启及的，充满痛楚艰辛的，最终达成民族共识的独一无二的反省自身罪恶之路。

弗里茨·鲍尔1903年生于斯图加特，父母均为血统纯正的犹太人，鲍尔本人却早早地宣称自己为无神论者，并且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投身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从鲍尔这一典型的日耳曼姓氏亦可推知其家族融入德国社会的程度。鲍尔本人也极少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犹太血统。1928年鲍尔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信任的法律结构》。之后鲍尔在斯图加特任法院助理，两年后，已执法官衔，为魏玛共和国史上最年轻的法官，可谓少年得志。

1933年纳粹党上台伊始，利用“国会纵火案”打压左翼政党，鲍尔因为参与策划社会民主党发起反纳粹政权的全国大罢工于同年5月被捕，关押在乌尔姆（Ulm）拘留营，同年年底获释。

少年弗里茨·鲍尔和妹妹玛尔戈特，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上世纪卅年代的弗里茨·鲍尔

战后由于鲍尔对第三帝国时期纳粹罪行的不妥协和彻底清算的立场，犯了众怒，被屡遭人肉，1933年底鲍尔被纳粹释放的原委背景因此被起获出水：在鲍尔等八位社会民主党人被从乌尔姆拘留营释放的同时，当地报纸刊出了一份由涉事八位社会民主党人署名的，致符腾堡州帝国代表穆尔（Wilhelm Murr 1888 – 1945）并请转呈希特勒的“悔过书”。

不过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的名字并不在其中，署名者中有一位弗里茨·豪尔（Fritz Hauer），而当时在乌尔姆拘留营中并无弗里茨·豪尔其人，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豪尔就是鲍尔，前者乃后者排版印刷中的误植，也就是说，鲍尔是向希特勒悔过才得以出狱的。这样一来，反抗纳粹的英雄翻转成了叛徒，至少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也多少可以算是个变节分子，而鲍尔本人又对此讳莫如深，对这段经历也从来不曾公开提及，舆论一时沸沸扬扬，特别是被右翼势力高调炒作。

1933年11月13日“乌尔姆日报”刊载有以“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豪尔等八人写给纳粹当局的悔过书，豪尔名列第二

其实，细观“悔过书”内容，不难发现，此乃纳粹统治下被关押的异议分子重获自由必须履行的手续，这一点与薄家老爸的北平草岚子胡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类似。当时绝大多数被纳粹政权关押者都是签署了效忠信（Treuebekenntnis）或表忠诚书 （Loyalitätserklärung）才得以出狱的。在被纳粹拘捕的左翼人士中唯一有据可查的例外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 1895 -1952），他因为拒绝签署此类文件而被纳粹政权整整关押十年，有点儿类似六十一人案中的刘格平。

事实上，鲍尔等八人具结出狱后几乎都没有消停，继续鼓捣反抗纳粹的左翼活动，因此后人对鲍尔们所谓的变节行为大可一笑了之。不过近来随着对鲍尔高大全宣传的趋势，德国的政治正确派亦有对这段历史翻案的，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断言效忠信是穆尔这些纳粹分子在鲍尔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宣传目的而伪造炮制的，此乃为圣贤隐，多少有画蛇添足之嫌。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 （Kurt Schumacher 1895 -1952），纳粹时期被囚禁十年，战后成功阻止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避免了联邦德国政治天平向左倾斜

鲍尔入狱前后，根据纳粹的整顿公务员法，他的法官职务被解除。1936年，鲍尔离开德国，迁居丹麦。

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鲍尔在丹麦的居留许可被吊销，并被丹麦当局拘留数月。为保护自己，鲍尔1943年6月与丹麦幼儿园教师安娜·玛丽亚结婚。当年10月纳粹开始在丹麦围捕犹太人，在丹麦民众的帮助下，鲍尔与7000余名丹麦犹太人成功脱逃到中立国瑞典。

纳粹党外交官乔治·费迪南·杜克维茨 （Georg Ferdinand Duckwitz 1904 – 1973）在拯救丹麦犹太人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战后，杜克维茨（前左举杯者）担任联邦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是总理威利·勃兰特（中立者）的旨在缓和东西方在欧洲对峙的紧张局面的“新东方政策”的重要推手

在此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丹麦瑞典的两国国民和政府以及纳粹德国外交官乔治·杜克维茨 （Georg Ferdinand Duckwitz 1904 -1973）的公义和勇气。

杜克维茨本是一位有名望的海事专家，1932年纳粹还未上台，杜克维茨就已经亲近纳粹党，加入纳粹外围组织乃至入党，1933年进入纳粹党外事办公室（APA），任斯堪的纳维亚事务专员，是一位纳粹老党员干部。

1934年6月底的“长刀之夜”，希特勒为讨好军方，卸磨杀驴，亲自带领党卫队残杀他的纳粹党老战友老干部，使得杜克维茨开始与纳粹政权保持距离，不久后杜克维茨退出纳粹党外事办，重拾他的海事专业。

1943年9月下旬，时任德国驻丹麦海事代表的杜克维茨从德国驻丹麦最高专员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 1903 – 1989）处得知纳粹围捕丹麦犹太人的计划，旋即前往柏林，试图通过自己的人脉，游说纳粹高层，阻止实施围捕计划未果，无奈转道瑞典，得到瑞典政府将接纳丹麦犹太人的承诺后，即在拜斯特的默许下将纳粹的围捕计划泄漏给丹麦的犹太社团。

在无数丹麦国民的帮助下，动用了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甚至有救护车消防车，在丹麦生活的约8000名犹太人中的7000多人一夜之间从人间蒸发，并在之后的数星期内通过海路陆路被秘密转移到瑞典，在被营救的犹太人中有物理学家玻尔父子，弗里茨·鲍尔也在其中。

纳粹最终只抓到了481位犹太人，悉数关进苏台德地区的特雷津斯塔德集中营。由于丹麦和瑞典政府及民间组织的不懈关注和干预，被关押的481人中至战争结束只有51人死亡，堪称奇迹，为二战中由全民族出手营救犹太人的伟大的人道范例。

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 1903 – 1989），纳粹德国时期党卫军中罕见的法律专家，盖世太保的实际领导人，策划并组织东部战场专行屠戮平民的特遣部队（Einsatzgruppe），曾是驻法国盖世太保的首脑，铁腕镇压抵抗运动，可谓双手沾血，战后清算在劫难逃。但是贝斯特在担任帝国驻丹麦最高专员期间，消极执行围捕在丹麦的犹太人的命令，网开一面，致使大部分犹太人逃出生天。战后贝斯特被丹麦法院判处死刑，上诉后二审法庭认定贝斯特对丹麦犹太人获救起过作用，被改判徒刑，1951年出狱返回德国，终享天年

此一全民义举的表率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 X von Dänemark 1870 – 1947)。

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滞留国内的国王为丹麦争取到了相对独立自治的地位。当纳粹强制犹太人佩戴黄色大卫星时，国王宣称丹麦的犹太人也是他的臣民，因此他本人将首先佩戴。

1942年的“贺电危机”则更能体现国王的风骨：国王72岁生日时，丹麦已经被纳粹德国占领两年有余，希特勒以个人名义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大凡草根独夫对王室贵族都有一种古怪的钦羡爱恨交织的红与黑情结，希特勒当然希望能够因此得到国王热烈的回应，从而获得被王室贵族认可的荣耀感，然而国王仅以“Meinen besten Dank，Chr. Rex.” （多谢啦，克里，王）回复，连自己的全名都懒得签署，使得希特勒本人感到莫大的羞辱，导致德国驻丹麦大使被召回，德国驻丹麦最高专员被撤换，代之以维尔纳·贝斯特，丹麦总理也被德国强制换人。

在1943年被德国人软禁前，国王每日单独骑马在哥本哈根街头巡游，以此鼓舞处于纳粹占领下的子民的勇气，而哥本哈根市民则自发组成自行车队为国王护卫，场面甚为感人。正是由于国王的感召，才能够发生全民族共同营救犹太人的壮举。无垠黑暗之中，让苦难的人们看见了最后一束公义光芒，感受到了最后一丝人性温暖，寰宇之内，丹麦可谓首善之国。

克里斯蒂安十世在民众护卫下在哥本哈根街头巡游

在流亡瑞典时期，鲍尔结识了由挪威逃亡而来的，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1913 – 1992），共同投身于海外左翼的反纳粹运动，他们一起创立了“社会主义论坛”（Sozialistische Tribüne），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流亡组织。战后，勃兰特从政，与长期担任检察官的鲍尔没有太多实质性交集。

因为政治上的需要，勃兰特常常必须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多少造成了他与鲍尔之间的疏远和误解。1970年12月7日，鲍尔离世已逾两年，作为联邦总理首访波兰的勃兰特在华沙“隔都”（Ghetto）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肃然下跪，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世界谢罪。勃兰特这一改变世界的下跪也可以看作是对战友的缅怀，是对鲍尔独自奋斗一生而开创的事业的认同与感激。

1949年鲍尔在前述社会民主党领袖舒马赫的运作下返回德国，首先在下萨克森的布伦瑞克（Braunschweig）法院任职，一年后转任不伦瑞克地方检察长。尽管布伦瑞克不是大都市，但是1952年鲍尔公诉雷莫案却使之成为在德国战后重新审视纳粹罪行的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地理节点。

鲍尔在不伦瑞克任检察长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给城市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战后重建的不伦瑞克检察院建筑上，根据鲍尔的建议，将欧洲司法建筑上常见的正义女神像做了修改，与女神一手握剑一手执天平不同的流行造型不同，不伦瑞克正义女神平伸出的双手上各站一人，意味着女神自身是一具天平

为纪念鲍尔，不伦瑞克检察院所在地址现更名为“弗里茨·鲍尔广场1号”。检察院入口处墙上，根据检察长鲍尔的意愿，镌刻着1949年联邦德国赖以建国的基本法的第一条第一款之表述：“人的尊严不可触碰，对之保护乃国家公权之义务”（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schützen ist Verpfl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改动过的正义女神形象和门墙上的基本法条款摘录，凸显鲍尔的政治抱负和公义情怀

奥托·恩斯特·雷莫（Otto Ernst Remer 1912 – 1997），1930年志愿加入德国陆军，二战时分别在西线，巴尔干战线和东线服役，领衔少校。特别在东线战场，由于打仗玩命不怕死，屡得嘉奖，1943年获铁十字骑士勋章并加橡树叶配饰，后者仅数百德国军人获颁。雷莫因在战场上受重伤，1944年奉调卫戍柏林的大德意志师。

同年7月20日，发生刺杀希特勒，代号女武神的政变，一头雾水的雷莫被政变领导方告知，希特勒已在东普鲁士元首大本营“狼穴”死于叛乱，命其率部封锁柏林市内的政府区并逮捕当时在柏林留守的纳粹党最重要人物，帝国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

奥托·恩斯特·雷莫少将（Otto Ernst Remer 1912 – 1997）

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给了戈培尔说服雷莫反戈，化险为夷的机会。戈培尔被奉为世界宣传工作之圭臬，他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巧舌如簧，语速飞快，在紧急关头用绕口令快节奏说话能够在非数码化时代成功传送大数据，从而逆转局面。在雷莫的手枪前，戈培尔开始用打机关枪的速度说话，主题简约，没有任何说教论理，就是重复强调，元首没有死，元首还活着，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戈培尔的自信使得雷莫开始疑惑，见雷莫踌躇迟疑，戈培尔又成功拨通狼穴元首大本营的电话，让雷莫与希特勒直接通话。在通话中希特勒使雷莫相信他还活着并授予其全权在柏林平息政变，在确信希特勒没有死还在蹦跶之后，雷莫即手举电话听筒向希特勒行纳粹礼宣示效忠。

纳粹德国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全家福，戈培尔夫妇共同生育有六个子女，战争结束时全部被戈培尔夫妇毒杀，之后戈培尔夫妇相继自戕。立于后排的军人为戈培尔夫人与前夫所生之子，戈培尔视如己出，为战后全家唯一活口

雷莫的临阵反水对挫败女武神政变所起的作用由于其戏剧性经常被夸大，事实上，女武神政变很大程度上是毁于起事者自身。希特勒与雷莫通话时间为7月20日晚上18:35 – 19:00，由于政变领导人惊人地菜鸟，狼穴元首大本营与柏林的电讯联系居然一直没有被切断，也没有人想到去控制广播电台。

当天下午16:00，身处狼穴的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长官凯特尔元帅已经通过电讯成功控制军队。至17:42，柏林的广播电台开始反复播送希特勒仍然活着，刺杀失败的消息，由此刻起，政变的败局已经注定。尽管如此，雷莫事后仍然受到希特勒重奖。雷莫被提升为上校，任重新组建的元首亲卫装甲旅旅长，并率部参加当年12月的阿登反击战。

作为战场指挥官，一介武夫雷莫其实乏善可陈，军事上并无多大建树，然而由于希特勒的赏识，亲卫装甲旅被扩充为师，32岁的雷莫任师长，晋衔少将，为第三帝国最年轻将官。在战争末期，雷莫率部转战东线西里西亚，参加纳粹德国最后一次能称得上绝胜反击的劳班战役，重创风头正劲的苏军。雷莫后被美军俘虏，在战俘营关押的87位德国将军中，雷莫是“唯一的因为他的勇气和尊严”而受到美军尊敬的战俘。

1944年720事件平息后，被加官晋爵的雷莫在表彰授勋仪式上

雷莫1947年由美军战俘营获释后，不忘希特勒的知遇之恩，组建具纳粹倾向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RP），意图参政。

在一次右翼集会上，雷莫将参与“720 政变”的人员斥之为懦弱的叛国者，被鲍尔抓住把柄，以诽谤已逝者名誉罪于1952年提起公诉。

诉讼结果，雷莫罪名成立，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尽管刑期微不足道，雷莫也溜之大吉，根本没有服刑，但是雷莫组建的极右翼社会主义帝国党就此式微，而在此之前，该党在德国北部选民支持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左右，势头强健。

1952年10月社会主义帝国党更因违宪被查禁。在对雷莫的公诉词中，鲍尔直言不讳地将当时还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参与720政变人员称作英雄，使他们获得了事实上的平反，当然，对参与720事件的义士在法律上的平反则远远押后。

最为重要的是，在诉讼中，鲍尔提出了“不法国家”（Unrechtsstaat）的概念，将纳粹德国定义为不法国家。在法庭上，鲍尔驳斥雷莫关于720政变是叛国行为的指责，称不法国家因为其不法，根本就不具备被背叛的价值，因此雷莫对720政变参与者的叛国指责当以诽谤定罪。鲍尔使用“不法国家”这一概念，抽去了为纳粹罪行辩护的法律基石，“以国家的名义”或者以“奉命行事”为借口犯罪作恶同样必须受到惩处，为今后一系列针对纳粹罪行的法律清算作了铺垫。

在不伦瑞克任职期间的鲍尔，摄于1954年

不过，鲍尔对“不法国家”概念的应用是相当谨慎的，在一次访谈中他被问及，墨索里尼时期的法西斯意大利是不是也属于他定义的不法国家，鲍尔答称他对此抱有“强烈的疑问”。

近年来，出自原东德的德国政治家如总理默克尔，总统高克在公开场合多次将原东德称为不法国家，估计如果鲍尔在世恐怕不会认同这种联想戴帽，因为在鲍尔看来，真正反抗纳粹暴政的英雄除了 720事件的义士就是德国的共产党人了，按照鲍尔的计划，利用公诉雷莫为720义士平反后，即着手寻找机会为反抗纳粹暴政的德国共产党人平反。由于对共产党以及东德的暧昧态度，鲍尔在世时就被怀疑与东德或东方阵营有特殊关系。2011年德国电视一台（ARD）根据解密的档案报道，鲍尔终身都处于西德联邦情报局（BND）的监视之下。

雷莫晚年逃离德国，客死西班牙

雷莫1952年被判刑后即逃离德国，投身于渐呈燎原之势的世界反帝反殖进步运动，除了为埃及纳赛尔以及叙利亚等革命政权充当军事顾问，还积极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ANLF）提供军火，支持援助其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战争。

1960年，鲍尔试图剥夺雷莫德国公民身份的申请被德国联邦法院驳回，雷莫因此又得以回到德国重新整合战后被打压的德国亲纳粹组织，被称为新纳粹运动的教父，而吊诡的是，雷莫本人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雷莫其间出版书籍发表文章，用一些不三不四的言论妄议大屠杀（Holocaust），触犯了禁忌。

他引用公开发布的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的法庭研究和一些专家调查报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不否认第三帝国大屠杀罪行的前提下，对奥斯威辛的死亡人数和屠杀方法提出疑问”。

比如根据焚尸炉的数量，火化尸体一般所需要的时间来“科学和逻辑”地推算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人数等等，意在质疑官方公布的数据。尽管雷莫是非暴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只是过过嘴瘾而已，但已经触犯战后德国不得对纳粹大屠杀罪行作任何公开质疑的刑律，1992年10月雷莫被德国法院以“煽动仇恨”（Volkshetzung）罪判处22个月监禁。雷莫随即逃到西班牙，西班牙政府以“思想犯罪”在西班牙不违法为由拒绝了德国政府的引渡要求。5年后雷莫客死西班牙，遗体火化后归葬德国。

雷莫诉讼案之后，鲍尔一战成名，同时也更使得他形单影只，倍感孤独。

二战后的德国司法界基本被纳粹时期的旧人员占据，类似鲍尔这样的与纳粹政权没有瓜葛的人士在法律界实属凤毛麟角。

与人事现象相似，纳粹时期的司法体系也几乎被全盘继承。在当时的德国司法界流传的一句据说出自纳粹时期曾经在海军担任军法官，战后长期执政的基民盟（CDU）党内大佬，曾任巴登-符腾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尔宾格（Hans Filbinger 1913 – 2007）的名言：如果过去（纳粹时期）是合法的，现在就不可能非法。

费尔宾格本人因为在1945年3月和4月，纳粹德国垮台在即，还在以逃兵罪判处海军军人死刑，在被媒体曝光后没有表示丝毫悔意，后于1978年8月被迫辞去州长职务。

战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政治家，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汉斯·费尔宾格（Hans Filbinger 1913 – 2007），纳粹时期曾任海军军法官（上图），双手沾血，1978年被媒体曝光后被迫辞去州长职务，是为德国政坛一大丑闻

战后发生的佛莱斯勒（Roland Freisler 1893 – 1945）赔偿金丑闻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纳粹上台以后设立的专门审理政治案件的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院长佛莱斯勒以残忍血腥闻名于世，仅在1943 – 1945年两年中人民法院就作了5000例死刑判决，其中佛莱斯勒本人所作的死刑初审判决竟达2600例之多。慕尼黑白玫瑰案，720 女武神政变案均由佛莱斯勒审理，有嗜血法官（Blutrichter）之称。

720 事件爆发后，疯狂失态的希特勒的第一反应就是让佛莱斯勒去报复事件参与者。希特勒称佛莱斯勒为“我们的维辛斯基，他能够搞定”。维辛斯基是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总检察长，杀人如麻，独裁政权残忍恐怖的象征性人物。佛莱斯勒没有辜负希特勒的期望，他在法庭上谩骂被告，音调之高致使麦克风失灵；他故意收去1940年在南部战线越过马其诺防线，征服法国的功臣埃尔文·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的腰带，迫使元帅提着裤子出庭，然后再加以羞辱，是一个无耻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恶棍。

纳粹人民法院院长罗兰·佛莱斯勒（Roland Freisler 1893 – 1945）

参与720政变的埃尔文·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手提裤子出庭受审，维茨勒本元帅后被人民法院判处绞刑

1945年2月3日，佛莱斯勒在柏林审理720案件参与者法比昂·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 1907 – 1980）时遭美军轰炸毙命。

战后，佛莱斯勒的遗孀不仅领取战争死亡者退休金，巴伐利亚州政府还每年额外发给她工伤赔偿金，根据大致是，佛莱斯勒是在工作岗位上工作时间内遇害死亡，相当于中国的因公殉职。如果佛莱斯勒不死，现在肯定不是大律师就是身居高位的官员，也许只差追认革命烈士了！1982年佛莱斯勒赔偿金丑闻被媒体曝光，舆论哗然，指责这种搞法是对无数冤魂亡灵的羞辱嘲弄，但是在法律的保护下，其遗孀领取赔偿金如旧，直至1997年去世，如同德国人的一句口头禅，“法律就是法律”（Gesetz ist Gesetz）。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可以想见鲍尔孤独艰难的处境，用鲍尔自己的话说：“只要我走出我自己的办公室，我就如同走进了敌国。”

单打独斗的弗里茨·鲍尔

战后，数量众多的纳粹战犯逃亡南美，据粗略统计，大概有五千之多，其中就有被各国政府包括联邦德国政府正式通缉的重要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艾希曼生于鲁尔区的刀具之城索林根（Solingen），但自幼随家庭移居奥地利林茨（Linz），因此操一口南方土话。由于个头矮小，皮肤黝黑，艾希曼自小在学校就被同学歧视为犹太人，被起绰号“唧唧”（Giggi）讥讽嘲笑，以后没有继续升学高中，而是在不同的中专职校打转，始终没有拿到一个文凭，时尚表述可谓屌丝，青少年时期的屌丝生涯构成了艾希曼严重的自卑情结。

艾希曼1932年在奥地利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后纳粹党在奥地利被查禁，艾希曼移居巴伐利亚。在德国他接受了14个月的纳粹军训，这次总算得到了文凭，从而开始了在纳粹体系中的一番事业。

从表面上看，艾希曼在纳粹德国最辉煌的仕途顶点也只是执掌帝国保安总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 IV B 4部门，在党卫军中衔职为一级大队长（SS-Obersturmbannführer），大致相当于中校正处级干部，并没有多少显赫之处。20世纪30年代，艾希曼参与先将德国犹太人洗劫一空，再将其放逐到中东地区的计划，为此，艾希曼1937年曾到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与当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接触，试图联手抗击阻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后者因为地缘政治的考量，联手当地穆斯林，对犹太移民活动持敌对打压政策。

由于将犹太人逐出欧洲的计划无所进展，1942年2月初，纳粹政权各部门在柏林郊区旺湖一别墅中召开会议，决定了就地用屠杀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方案，即所谓最终解决（Endlösung）以及具体实施计划。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近年来，这一历史事件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5年10月在一次发言中提及，最终解决方案的中心人物乃穆斯林领袖，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Hadsch Amin al-Husseini 1897 – 1974）。

1941年11月，侯赛尼与希特勒在柏林会晤，据说当时希特勒并没有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而只是打算将犹太人驱逐出欧洲，是侯赛尼要求并启发希特勒（用火）消灭犹太人的。尽管这一多少可以理解为希特勒开脱的说法已非新闻，但出自以色列总理之口却是不同寻常，导致舆论大哗。

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Hadsch Amin al-Husseini 1897 – 1974）1941年11月与希特勒在柏林会晤。侯赛尼借力打力，欲利用德国达到其反英反犹的政治目的。二战期间侯赛尼常住柏林，形同食客，但当时愿意与纳粹政权过往的货真价实的外国显要委实凤毛麟角，故侯赛尼作为稀缺资源被纳粹政权厚待，纳粹官员们均因为其真大穆夫提的身份以与其有交往而炫耀。艾希曼亦时常向人“不经意地”地提及他和大穆夫提有交往并被其赏识的“秘闻”，以致战后长期有艾希曼投奔侯赛尼，藏身于中东的讹传

旺湖会议由纳粹枭首海德里希主持，艾希曼担任会议记录。

会议之后，艾希曼的职能可以说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总协调人，由于他的敬业，勤勉，工作效率和协调能力，使得纳粹的种族灭绝机器能够高效运转。纳粹时期，荒诞而不靠谱的种族理论登堂入室俨然成了时尚的专业科学，参与排犹屠犹的凶手们因此也自认为是学术专家或科学家，这给了屌丝混混艾希曼极大的心理满足。艾希曼会少许几个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单词，估计也就是如今洋人看到中国人说你好谢谢好吃再见的水平，但是他喜好在各种场合挂在嘴上显摆，以显示自己的学术专业性。当时有不少艾希曼是犹太语言专家的讹传，艾希曼从不纠正，而是以神秘而矜持的微笑默认之，人不狗样的，显得很有腔调，勤奋机遇加装逼，使得艾希曼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得到与希特勒见面机会的小人物在战后能够一举跻身纳粹大牌战犯前列。

确定大屠杀方案的旺湖会议1942年2月在风景如画的柏林旺湖畔一座美丽的别墅中举行，别墅现辟为对公众开放的旺湖会议纪念馆，馆中陈列有与会者信息。正处级干部艾希曼（左二）如果知道他得以与盖世太保首脑海因里希·缪勒（左一）和帝国保安总部首脑海德里希（左三）等纳粹枭首平起平坐向后人示众，应该可以用他最喜爱的方式表述：“笑着跳进坟墓了”

1945年初，欧洲战事德国的败局已定，艾希曼未雨绸缪，逃离柏林，理由是去特雷津施塔德集中营（KZ Theresienstadt 见前述）处理公务，但是道路已被东进的美军截断，遂南下奥地利回到家中，据说是奉其同乡上司，继海德里希任帝国保安总部首脑的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 1903 – 1946）的命令，在奥地利重建军队，构筑子虚乌有的“阿尔卑斯堡垒”，但是艾希曼搜罗到的百把人中多为朽迈老翁，不少人连枪都没有摸过，估摸着肯定无法上阵打仗。

眼看建军无望，艾希曼遂别妻离子开始逃亡，不久即被美军抓获，关进战俘营。起初艾希曼自称空军上等兵，后发现美军会根据战俘腋下的党卫军血型刺青，甄别党卫军人员，将之与一般国防军人区分关押，当时党卫军已经被盟军界定为犯罪组织。艾希曼遂自报为党卫军下级军官奥托·艾克曼（Otto Eckmann），与自己的真名发音相近，防止在战俘营被同僚熟人称名道姓而穿帮。

后因战俘营的战犯甄别日渐吃紧，艾希曼恐被党卫军难友出卖，又逃离战俘营，藏身于德国北部吕纳堡石楠花塬一带，以当伐木工，后以养鸡卖蛋为生。躲藏在辽阔壮美的石楠花塬的生活对艾希曼来讲应该是惬意而浪漫的，他经常在乡村聚会或婚礼喜庆的场合拉小提琴给村民伴舞助兴。艾希曼毕竟是见过场面的城里人，待人接物温文尔雅，迥然有异于一般的乡野村夫，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亦不乏女伴。

1947年9月艾希曼（后排左三）参加藏身所在的石楠花塬一伐木公司同事婚礼后合影，据当事人回忆，艾希曼起初坚决不愿意合照，但热情的主人不依不饶，才留下了艾希曼藏匿吕讷堡石楠花塬期间唯一的影像

1948年，艾希曼工作的伐木公司倒闭，艾希曼不敢向政府申请失业补助，而是投资了一个蛋鸡场，以卖蛋为生。浩劫之后，饿殍遍地，艾希曼摸鸡捏蛋的自嘿感觉想必高潮连连。然而在做投资决定时艾希曼显然没有注意到蛋鸡场的风水，紧邻蛋鸡场就是闻名于世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KZ Bergen-Belsen），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英军解放时堆积有数万具囚犯尸体，被解放后还有上万幸存的囚徒陆续死亡，为了防止瘟疫流行，英军只能挖掘坑穴集体掩埋，这一过程被英军记录下来后震惊全球，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也成为最著名的纳粹集中营之一。

当艾希曼经营蛋鸡场时，集中营被英军改用作收容营，用以临时安置劫后余生的难民，其中多为被纳粹洗劫一空无处可去的犹太人。虎落平阳的艾希曼不仅必须与他还没有来得及杀光的屠戮对象比邻而居，更憋屈的是这些犹太难民居然成了他的客户。在逃亡阿根廷后，艾希曼在“萨森访谈”时曾经愤愤然忆及当时的感受：“吕讷堡石楠花塬紧邻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附近到处都充斥着大蒜味，那里都是犹太人，只有犹太人会来买东西。我告诉自己说，我把木材卖给犹太人，现在又把鸡蛋卖给犹太人。我感到震惊困惑：你想想看，这些该死的家伙应该都被杀光了，可是他们却正在为几个鸡蛋和我讨价还价！”

1945年4月英军解放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面对数万具囚徒尸体和救助无果每天仍在成批死亡的囚徒，英军只能挖掘群葬坑掩埋。在集中营营地上，这样的群葬坑数不胜数，墓碑上没有姓名唯有数字：“5000人在此安息，1945年4月”

《安娜日记》的作者安娜·弗兰克和她的姐姐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姐妹俩尸骨早已不存，后人为她们在营地上立起墓碑，点起长明灯，以此空冢寄托一个念想，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战后盟军对纳粹罪行的清算步步深入，艾希曼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也日渐清晰。随着自己在战犯通缉名单上的排序日益靠前，艾希曼的心情喜忧参半，一方面为自己终于能够出人头地名扬世界感到成功的欣慰，另一方面也知道一旦落到盟军手里肯定死路一条。

艾希曼意识到，石楠花开虽然美好，但花塬终究不是久藏之地，1948年西德政府施行的废除帝国旧币，引进西德马克的货币改革对艾希曼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不敢去银行合法兑换，他出逃时携带的大量从犹太人那里搜刮来的旧币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如果不是风里雨里骑着自行车向犹太人兜售鸡蛋赚的那些辛苦钱，艾希曼的逃亡终点恐怕早已经定格在了石楠花塬。

1950年，在旧日党卫军战友和天主教会的帮助下，艾希曼经奥地利越境到意大利，进入南蒂罗尔风景壮美的多洛米提。在博尔扎诺（Bozan）的方济各会修道院躲藏了一段时间之后，艾希曼得到了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Riccardo Klement）”的假身份证件，再经由天主教会开通的接转罗马的南方“鼠道”逃亡路线，由意大利热那亚登船逃离欧洲，与随后抵达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定居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艾希曼逃离欧洲时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的假身份证件

当时不少南美国家都是军人擅权，对纳粹政权及其理念抱有天然好感，明里暗里容留众多纳粹战犯，而欧美各国尽管大张旗鼓通缉战犯，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缉拿。根据解密的档案资料，西德联邦情报局的前身盖伦组织（Gehlen Organization）最晚在1952年已经掌握了艾希曼藏身阿根廷的线索。

战后德国情报机构的创始人，前德国陆军少将莱因哈特·盖伦（Reinhard Gehlen 1902 – 1979）在二战中主要在东线战场从事针对苏军的情报工作，卓有成效。战后盖伦搜罗旧部，为美英等战胜国提供服务情报。1956年在盖伦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德联邦情报局 （BND），主要成员多为纳粹时期东线德军情报人员。

二战期间德国陆军盖伦少将，战后联邦德国情报机构创始人

在当时的冷战大背景下，欧美各国情报部门的合作十分紧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早已经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因此可以说，战后众多纳粹战犯的潜逃藏匿都是在欧美各国政府的掌控之中甚至庇护之下的。当时生活在南美的纳粹战犯的身份与活动几乎都不思掩盖，不思伪装，与艾希曼生活在一起的三个儿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更改，也正是这一疏忽大意，给艾希曼招来杀身之祸。

艾希曼的行踪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其身份被确认及最终被绑架的背景和过程因为事涉多国幕后运作特别是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蛮横操作，导致权威档案长期被封存，真相至今没有大白于天下。

长期流行的“瞎眼人怒擒艾希曼”的演义掺合了基督山恩仇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原素，听上去尽管狗血，但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195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的德国犹太人罗塔尔·赫尔曼（Lothar Hermann 1901-1974）12岁的女儿西尔维娅（Silvia Hermann）在电影院结识了艾希曼的长子，17岁的克劳斯·艾希曼（Klaus Eichmann）。

赫尔曼本人参加过德国共产党，后来因为参加锡安运动，向法国走私外汇，资助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被盖世太保抓进达豪集中营，刑讯逼供之下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导致全盲。1936年赫尔曼流亡荷兰，两年后又逃至南美，虎口余生，得以活到战后，而他的家族绝大部分成员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女儿结识的小伙子克劳斯的艾希曼姓氏首先引起了赫尔曼的注意，在西尔维娅的帮助下，赫尔曼确认了克劳斯的父亲就是在逃的艾希曼。

大屠杀幸存者罗塔尔·赫尔曼，辨识并举报藏匿在阿根廷的艾希曼。艾希曼被绑架之后，赫尔曼受到阿根廷警方迫害。赫尔曼对艾希曼被绳之以法的贡献直到七十年代以色列梅耶政府时期才被承认

西尔维娅·赫尔曼，因为她的社会交往暴露了艾希曼的行踪，使以色列的摩萨德组织得以成功绑架艾希曼。在艾希曼被绑架之前，西尔维娅移居美国，并与父亲罗塔尔断绝了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