踽行孤影 – 引领民族走出罪恶泥沼的德意志先知（下）

来源: 德国的故事     作者: 孙小平

1954年，赫尔曼首先将艾希曼藏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信息通报当地的犹太人社团和以色列驻阿根廷的的代表机构，但是一直不见动静。鉴于艾希曼也是被联邦德国通缉的要犯，赫尔曼遂直接向黑森州检察系统举报，当时在法兰克福任检察长的阿诺德·布赫塔尔（Arnold Buchthal 1900-1965）和黑森州总检察长的弗里茨·鲍尔都是犹太裔德国人，纳粹时期均遭到迫害，被迫背井离乡流亡海外。

赫尔曼直接向他们提供信息，希望西德政府能够有所动作。鲍尔在得到情报后颇费踌躇，直觉告诉他，赫尔曼的情报很可能属实，但他很清楚当时德国政府内部的实际情况，如果艾希曼确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藏身，通知德国政府只会打草惊蛇，使艾希曼再度脱逃，因此抓捕艾希曼的最后希望只能寄托于以色列的海外特工组织摩萨德。

为此鲍尔曾经与时任黑森州州长的社会民主党人，有黑森州战后重建之父之誉的兹恩（Georg-August Zinn 1901 – 1976）商讨，尽管兹恩引鲍尔为知己，鲍尔出任黑森州总检察长也是他运作的结果，向摩萨德提供有关艾希曼藏身处情报的想法还是把兹恩吓得不轻，他警告鲍尔，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与外国情报机构私下进行合作，非但违法，甚至可以叛国罪论处。

德国战后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鲍尔的战友，有黑森州战后重建之父之誉的乔治-奥古斯特·兹恩（Georg-August Zinn 1901 – 1976）

对德国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鲍尔只能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他将艾希曼藏身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报秘密转交给了摩萨德，并和以方合作演出了一出双簧。

1959年底，在艾希曼的身份被确认，摩萨德紧锣密鼓策划在阿根廷抓捕艾希曼的同时，鲍尔通过媒体高调宣称德方得到了艾希曼藏身中东的可靠情报，并表示要积极推进调查缉拿，最终将要把艾希曼引渡回德国审判。鲍尔用声东击西的手法，避免打草惊蛇，确保摩萨德的阿根廷抓捕行动顺利实施。

新近拍摄的文献片“国家公敌鲍尔”中鲍尔辗转巴黎向摩萨德递送有关艾希曼情报的场景

1960年5月，摩萨德罔顾国际公法，用非法手段将艾希曼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到以色列，次年在耶路撒冷开庭公审，艾希曼被判绞刑。

1962年6月1日凌晨，艾希曼在以色列被绞死，而后当即被焚尸并扬灰于地中海。以色列尽管保留有死刑，但艾希曼之死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唯一执行的死刑判决。根据以色列官方的说法，在绞架上，艾希曼最后说的话是，德国，阿根廷和奥地利万岁！我的主啊，我们即将重逢！身负数百万人命，双手沾满鲜血，据说曾经说过“想到五百万人命算在我的账上，我就感到极大的满足，我会笑着跳进坟墓”的艾希曼对死亡却是相当惧怕。他在法庭上的全部努力就是推卸责任，将自己说成是一条小鱼，也是纳粹体系的受害者，以逃避死刑。

当一审宣判死刑后，艾希曼又奴颜婢膝上书以色列总统请求赦免。在一次访谈中，一位监刑的以色列官员在被问及艾希曼在行刑前的表现时回答说：“细节我不能透露，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艾希曼死得并不尊严。”

艾希曼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受审，审判全过程艾希曼都被安置在一防弹玻璃室中，以保证他的安全，这一酷似银行现金出纳员的亮相刷新了人们对大屠杀凶手的形象期待，多少给人造成了被告人畜无害的印象

鲍尔向摩萨德传送情报的的冒险行为对艾希曼的落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事涉非法跨国绑架，涉案材料仍被加密封存，艾希曼落网的背景因此众说纷纭，但是鲍尔所起的作用确实极为关键。鲍尔此举同时也触犯了德国公职人员的大忌，德国政府并没有掌握他里通外国，与摩萨德合作的确凿证据，尽管有传闻流言，但政府对占据了道德高地的鲍尔毕竟无法下手，最多也只能将鲍尔置于联邦情报局（BND）的秘密监控之下。

持续了八个月之久的艾希曼审判是战后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不仅伸张公义，告慰亡灵，同时还引发了当事国，特别是以色列和德国的新生代对各自民族历史的反思和儆醒。更引伸开去，个人在群体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人性作恶的本能和原动力等法律和哲学伦理问题也在学界引起热议。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 – 1975）根据对艾希曼审判的观察而作出的一系列广义论断诸如“平庸的罪恶”之类的至今仍然生灵鲜活，被中国公知们津津乐道。但是阿伦特对艾希曼个人的观察和议论则失之武断甚至轻浮，艾希曼并不是她描述的只是专制统治体系中的一条小鱼，平凡无趣、近乎乏味，“个人素质极为肤浅的”，被纳粹语言规则迷惑或蛊惑的一平庸之辈。

审判期间艾希曼在监狱里放风

艾希曼的罪恶绝不仅仅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事实上，艾希曼是一个浸润于意识形态癫狂之中的嗜血成性的变态杀人犯。

1956年开始，艾希曼在阿根廷接受新纳粹刊物《道路》记者，原武装党卫军“维京师”荷兰籍成员威廉·萨森 （Willem Sassen 1918 – 2002） 持续数年的录音访谈，在访谈中艾希曼多次亲口表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将欧洲的一千零三十万犹太人斩尽杀绝，而只是消灭了五百万。

尽管采访发生在艾希曼落网之前，阿伦特尚未发出平庸之恶的高论，但是艾希曼几乎先知先觉地用自己的语言狠狠地煽了阿伦特一个耳光：我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执行命令者，果真如此，那我岂不成了个傻瓜笨蛋了吗？这件事（指大屠杀）是我共谋的成果，因为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 – 1975），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汉娜·阿伦特看到的只是在法庭上竭力求生，拼命推脱责任的艾希曼，尽管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播放了一小部分“萨森访谈”，但只是直接谈及旺湖会议的一段。如果阿伦特在下笔之前听到全部“萨森访谈”，恐怕著名的“平庸之恶”之高论就会胎死腹中。

阿伦特在晚年对她使用“平庸之恶”的概念而引起巨大争议的往事亦有所反省，她在1971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对此感到抱歉，称若在今天，她肯定不会使用这个名词。

对鲍尔来说，艾希曼事件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终究没有能够如愿将艾希曼送上德国法庭。

当鲍尔向摩萨德提供有关艾希曼的情报时，就明确要求以色列方面在艾希曼落网以后将其引渡到德国交付审判。艾希曼被以色列成功绑架后，鲍尔立即通过黑森州司法部向德国联邦阿登纳政府动议引渡艾希曼，但当天即遭到阿登纳政府拒绝，理由是联邦德国和以色列之间没有签订引渡协议。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当初鲍尔的担心是不无根据的，把艾希曼等战犯绳之以法的希望寄托于欧美政府是徒劳的。

因为，如同鲍尔所预见的，当时的德国政府是不可能听任艾希曼在德国法庭上开口乱说话的，扯出萝卜会带出泥，艾希曼毕竟知道得太多太多，这样会使德国政府处于尴尬境地。

事实上，德国政府与艾希曼之间是有沟通渠道的，1956年，艾希曼曾致信联邦总理阿登纳，表示希望回德国自首，也许艾希曼希望通过公开审判“自证清白”，也许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而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德国受审，至少能免除杀身之祸。

1959年初，鲍尔从一位记者处得到七份文件，这些文件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从布莱斯劳（Breslau，德意志帝国东部西里西亚地区重镇，二战后被划归波兰，现波兰地名为弗罗茨瓦夫 Wroclaw）党卫军法院起火的建筑中抢救出来，一直作为“纪念品”保存，后来因为其巨大的历史意义，被史学界称作“布莱斯劳文件”。

文件中有一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对越狱囚徒的处决名单以及执行枪决的集中营看守名单，签署者为集中营长官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ß）和集中营长官助理罗伯特·穆尔卡（Robert Mulka 1895-1969）。赫斯战后作为战犯被引渡波兰，1947年在波兰受审，同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被绞死。赫斯已死当然不能追诉，但是处决名单的共同签署人，赫斯的副手穆尔卡很可能在世。只要能抓到穆尔卡，就有可能对这个案件开庭公诉。

1947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赫斯在集中营旧址被绞死，赫斯在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多有出镜

将艾希曼引渡德国的努力未果，鲍尔就一直想对大屠杀的参与人员在德国提起公诉，交付德国司法部门审判，以改变联邦德国举国上下对纳粹反人类罪行保持缄默的现状，但是苦于没有掌握可供提起公诉的证据，因此“布莱斯劳文件”的出现对鲍尔来讲如同天赐。用这份处决名单作为主要证据，鲍尔启动“对穆尔卡及其他人的刑事诉讼”（Strafsache gegen Mulka u.a.），并成功说服联邦法院，将奥斯维辛案件审理权移交地处黑森州的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以便他作为州总检察长能够介入案件公诉。当时在斯图加特等地亦有对其他奥斯维辛管理人员的诉讼，联邦法院同意与穆尔卡案并案起诉。

说来也是令人难以置信，鲍尔尽管有了穆尔卡签署的处决名单作为犯罪证据，但是办案人员并不知道穆尔卡人在何处，毕竟还不是大数据的时代，发传票抓人也没有个地址，而穆尔卡不到案，就无法开庭。

1960年，夏季奥运会在罗马举行，罗伯特·穆尔卡的儿子罗尔夫·穆尔卡（Rolf Mulka 1927-2012）代表德国参赛，赢得帆船比赛铜牌，从此开始了德国奥运水上运动一路走强的新时期。鲍尔麾下的一位年轻检察官是体育爱好者，在读报纸上的体育新闻时相对生僻的穆尔卡姓氏引起了他的注意，怀疑此穆尔卡与正在寻找的奥斯维辛的穆尔卡可能有亲属关系，于是检方顺藤摸瓜，居然最后真将老穆尔卡从汉堡拘捕归案。儿子为国争光，结果把老子送进班房，鬼使神差，奇葩得无以复加。主要被告穆尔卡的到案，使得这场被告达20多人的空前的大型审判成为可能。

罗伯特·穆尔卡在汉堡被拘捕

“坑爹”的罗尔夫·穆尔卡是德国帆船运动的先驱，在体育界享有声誉，罗尔夫长期居住在汉堡，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市民

按照德国司法惯例，此类案件一般都是个案处理，对众多被告作为一个集体起诉，多少有作秀的成份，并不被鲍尔的司法界同事认同，然而，集体诉讼却正是鲍尔的神来之笔。

鲍尔希望通过集体诉讼，向德国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展示，纳粹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是因为某个疯子或少数恶棍的癫狂所致，恰恰相反，如鲍尔所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凶手就是帮凶”。

鲍尔计划起诉的被告人数的其实远远不止最终被送上法庭的20余人，他已经对290名奥斯维辛的工作人员开展侦讯调查，打算将尽可能多的被告同时送上法庭。

鲍尔认为，奥斯维辛的谋杀是一个运行整体（Handlungseinheit）。用现代工业化的流程作业进行种族灭绝，如同一台高效率的杀戮机器，每个参与者都是机器上的组部件，正是这些组部件的默契配合使得杀戮机器能够流畅运行。因此任何一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人原则上都应该接受审判，受到应有的惩治，而不是把审判的对象局限于少数纳粹枭首。

1961年7月12日，案件进入预审阶段。经过四年的准备，1963年12月20日，临近圣诞节，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刑事诉讼案，“对穆尔卡及其他人的刑事诉讼”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罗马人广场（Römer）上的市政厅开庭，因为法院空间有限，法兰克福市政府慨然相助，腾出自己的办公场所临时改作法庭，习称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

事实上，之前已经有四十年代在波兰克拉科夫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涉案人员的审判，而在1963年之后在法兰克福又有5次奥斯维辛审判，七十年代以后，在德国又有大约50次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

坐落于罗马人广场的法兰克福市政厅，1963年圣诞节前奥斯维辛集中营案在此开庭

虽然奥斯维辛审判乃鲍尔呕心沥血之作，是他的法律生涯之巅峰，但他本人并没有作为公诉人出现在法庭上，很可能是出于身为犹太人应该回避的顾虑。根据不少在法兰克福出庭作证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回忆，他们曾经试图当面向鲍尔表示敬意，鲍尔则避免与他们可见的接触，刻意保持与他们的距离。不过鲍尔在他的办公桌上端放着一块幸存者们送给他的来自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石头，直到去世。

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庭审场景

作为公诉人出庭的是鲍尔遴选的几位二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年轻助手，这也是鲍尔苦心孤诣刻意营造的法庭效果：20余名被告人都已经垂垂老矣，他们的辩护律师中也鲜见有黑发人，而对这些老人提起公诉的则是生气勃勃的战后一代，其中一位甚至是纳粹高官的儿子，然而这些新生代执法者的手上没有沾血，思想也没有被纳粹污染。

用鲍尔的话说，这种在法庭上出现的强烈反差，德国的新生代对他们的父辈面对面提起公诉，进行问责，场面本身就已经充满了象征意义。

在奥斯维辛审判中对纳粹罪行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们，左为戈尔哈德·维泽（Gerhard Wiese 1928- ），后任法兰克福检察院副总检察长。维泽晚年曾经回忆说，战争结束时他被关在苏军战俘营，通过苏联报纸第一次知道有纳粹集中营，当时以为是苏联的宣传，他认为德国人是不可能作出如此可怕的事情来的。在被弗里茨·鲍尔提名作为公诉人参与奥斯维辛审判之后，维泽继续鲍尔未竟的事业，经办了大量清算纳粹历史的案件。2017年维泽获联邦贡献十字勋章。

在24名被告中，1人死于拘留所，3人因病中止起诉，实际最终被宣判的为20人。该20名被告涉及集中营的各行各业，包括党卫军看守，盖世太保人员，医生，牙医，护士，服装管理员，甚至还有一个波兰籍的“犯人干部”，大约相当于中国的牢头。在法庭上，与战后所有对纳粹的审判无异，被告中鲜见有认罪悔罪的表示，喧嚣法庭，举止傲慢，威胁刁难证人则时有发生，还屡屡出现法警向被告行礼致敬的场景。

奥斯维辛案主犯奥斯瓦尔德·卡杜克（Oswald Kaduk 1906-1997）在法庭上气场十足，卡杜克后因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开庭不久，鲍尔作出了一个在当时形势下极不寻常的决定，即向敌对的波兰政府寻求帮助，允许德国办案人员到奥斯维辛进行现场勘验取证。

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外国司法机构在某国领土独立办案，意味着当事国已经将领土主权和司法管辖权暂时移交给该外国司法机构。六十年代欧洲冷战正酣，东西方剑拔弩张，每日隔阵叫骂，互相泼屎喷粪，波兰和联邦德国正处战线前沿，楚河汉界，两国根本没有外交关系，实难想象鲍尔的希望能够成真。

然而，1964年12月，在开庭一年后，大批办案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甚至还有一名被告，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佛朗茨·卢卡斯 （Franz Lucas ），得到波兰政府允准，进入奥斯维辛，对犯罪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取证。这些办案人员大多是第一次到奥斯维辛，所见所闻引起的震惊不难想象。次年1月法庭重新开庭，法庭的氛围发生大逆转，直到8月19日宣判，开庭之初的那种乱哄哄的场面已不复出现。

办案人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勘察用于投放齐克隆B的毒气室通风口

办案人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营地上，据当事人回忆，冷战期间，西方人到波兰不易，不少参加者开始还将这次实地勘察视为难得的“福利旅游”（Betriebausflug），然而，当他们到达集中营后，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凝重得让人难以忍受

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德国民众对法兰克福审判持不认可态度。主犯穆尔卡在被判有罪后，甚至于1965年正式起诉办案检察官，因为后者在公诉书中称穆尔卡为“身穿制服的杀人匪帮成员”。穆尔卡为此感觉相当不爽，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要求法院查办该检察官的人身侮辱罪。

罗伯特·穆尔卡党卫军官正装照

穆尔卡出生于汉堡，曾在帝国陆军服役，晋升至上尉，后来被发现隐瞒曾因为窝赃罪名而坐牢的经历被开除出军队，遂转投党卫军，早期党卫军中收容有不少因为行为不检被开除出军队的军人。在奥斯维辛，穆尔卡得以晋升到集中营长官助理。

1943年穆尔卡被党卫军战友举报，说他讲了戈培尔坏话，根据1934年纳粹颁布的“反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法”，穆尔卡被盖世太保逮捕，以后案件虽然不了了之，但穆尔卡的纳粹仕途就此一蹶不振。战后，穆尔卡的人生因为奥斯维辛的经历不仅没有翻盘，反而更加坎坷。战争结束伊始，穆尔卡在英国人拘留营呆了一阵，又被汉堡一法院判处短期监禁，后上诉成功恢复自由。

经历了战后初期被抓抓放放的岁月后，穆尔卡开始在家乡汉堡做进出口生意，终于顺风顺水，是西德战后经济复兴大潮中一位典型的成功人士。

1960年，穆尔卡在生意上志得意满，儿子罗尔夫还为国家夺得帆船奥运奖牌，开创了德国水上运动的辉煌，没想到烧香引鬼，自己因此被抓到了法兰克福，心中感觉当然是窝囊透顶。在审判拘留期间穆尔卡被特许周末回汉堡打理生意，但是身后总有记者跟东跟西，提的问题肯定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弄得他想死的心都有。

布莱斯劳文件中穆尔卡附署的处决囚犯名单

穆尔卡签署的齐克隆B送货单，物品用途竟然填写为“犹太人迁徙所需材料”

在法庭上，穆尔卡对所有指控一概否认，称自己从来不知道奥斯维辛有什么毒气室，也没见过什么焚尸炉，他本人也不曾有杀人的行为，更不存在杀人的动机，甚至连集中营的犯人区都没有进去过。

尽管检察官出示了那份处决名单和另一份由他签名的奇克隆B（用于毒气室的氰化氢物）送货单，更有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在法庭上指认，穆尔卡当年曾在甄选区（Rampe）对新到的囚犯进行有无工作能力的甄选，穆尔卡身着白狐皮镶边的引人注目的党卫军军服，以“优雅的手势”对囚徒进行甄别，将他认为没有工作能力的妇孺等送进毒气室，尽管证据确凿，穆尔卡仍然拒不认账。

1965年穆尔卡因在四起案件中协助谋杀至少300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庭在判决书中认为，作为集中营负责人的穆尔卡尽管有高度嫌疑是出于内心的认同，主动参与纳粹犯罪，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穆尔卡只是服从命令和对履行职责的错误理解而支持协助犯罪元凶实施种族灭绝行动的可能。穆尔卡被判刑后，在卡塞尔监狱服刑时曾试图自杀，1966年即因病获释，1969年死于汉堡。

罗伯特·穆尔卡去世前在汉堡家中

在被宣判的20名被告中，6人因谋杀罪被判无期徒刑，11人因协助谋杀被判有期徒刑，其中集中营医生佛朗茨·卢卡斯不服初审有罪判决上诉，二审时有四名集中营囚徒出庭作证，卢卡斯曾对囚徒有过人道主义的帮助，因此联邦法院于1970年改判卢卡斯无罪，另外3名被告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在当时的情况下，量刑尺度可以说是相当严厉，可视作检方完胜。

尽管原主审法官汉斯·弗莱斯特 （Hans Forester ）因为是犹太人，亦有亲友死于集中营而申请回避，临阵换将曾经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然而继任主审法官汉斯·霍夫迈耶 （Hans Hofmeyer 1904-1992） 在审判过程中表现自信，专业，公正，可圈可点。

汉斯·霍夫迈耶法官（中）主持开庭

因为成功主审奥斯维辛集中营案，汉斯·霍夫迈耶法官赢得国际声誉，长期以来被司法界视为公允正义的楷模。1965年8月20日，审判进入收尾阶段，霍夫迈耶在法庭上突然说了以下这段言辞：“长时期以来我们不少人已经不敢直视孩子们充满欢愉信任的双眼，那会使人想起在奥斯维辛走在人生末途上的那些孩子们的空洞，困顿，迷惑和充满恐惧的眼光。”霍夫迈耶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表现中立客观内敛，因此他有感而发的这段话使得法庭上不少人当场泪奔，更成为德国司法史上的经典传奇。然而，2019年，一位研究霍夫迈耶的学者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证实了已有的传闻，即霍夫迈耶在纳粹统治时期任吉森（Gießen）民法庭法官时曾经判决对患有所谓“遗传疾病”的未成年人实行强制绝育。第三帝国时期曾有四十至七十万未成年人被强制绝育，乃纳粹反人类一大恶行。战争期间，霍夫迈耶从军，在陆军司法部门工作，参与组建和指导恶名昭著的“临时军事法庭”（Standgericht 亦称“飞行军事法庭”），可谓双手沾血（参见本系列之《由一场危机引出的泪奔往事 – 伯利恒星光下的平安夜》）。霍夫迈耶本人于1992年去世，他本人已经无法对迟来的问责进行辩答，我们也无从知晓霍夫迈耶的心路历程，无法判断他的“孩子眼光”之叹是因不可为人道的悔恨由衷而发还仅仅是人前作秀，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不过在经历过黑暗的人们对霍夫迈耶作出道德评判的时候，当不能忘记那句警示：“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鲍尔对审判的结果并不满意，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失望。鲍尔的失望是多方面的，量刑尺度以及刑期长短也许并不是鲍尔的考量重点，“重点不在于清算，更不是报复，而是在于一个更好的未来，在于重建一个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的新德国”。

在司法实践中，法庭原则上并没有采纳检方，也就是鲍尔的关于奥斯维辛犯罪的特点是一个运行整体的公诉基点，而是偏重于对被告个人的问责。尽管所有被告均被控谋杀，但最终只有6人因为有证据表明不是因为执行命令或履行职责，而是出于个人动机，比如意识形态，种族仇恨，以虐杀为乐而杀人，被法庭认定谋杀罪名成立，其他人则大多因协助谋杀（Beihilfe zum Morde）而入罪。

在判决书中特别强调，法兰克福审判判决的法理依据是基于19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法统（此前的奥斯维辛审判都不是在联邦德国领土上举行，因此法理依据也都不是基于德国法律），也就是说，被法庭认定的罪行即使在德皇或纳粹时期从法理上看也是要受到惩处的。而在鲍尔看来，对纳粹罪行进行清算，用萧规曹随的方法实不可取，因为纳粹的犯罪无论在规模方式，程度动机，还是在参与犯罪主体的数量以及性质，特别是在由国家组织发动国民集体进行谋杀方面都已经远远超出百年之前那些法律制定者的想象能力。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鲍尔的失望已经变成了历史。1963年在法兰克福对奥斯维辛罪行开启的清算开一代风气之先，之后又于1965，1967，1973和1977年相继在法兰克福开庭，持续不断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提起公诉。

法兰克福审判连同鲍尔的失望，司法的瑕疵都已经成了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清算的重要遗产：首先，法兰克福审判使奥斯维辛一词成为一个通用的符号（Chiffre der Terminologie），“恶止于奥斯维辛”，奥斯维辛意味着人类作恶的极致，是工业化社会人类犯罪能力空前提升的标志，为后六十年代严肃的思想启蒙，道德反思的术语体系的建立作了必要的有效的技术准备；

奥斯维辛集中营入口大门，门楣铸铁字句意为：“劳动创造自由”（参见本系列之《JEDEM DAS SEINE – 铁门与人皮灯罩间的业缘果报》）。奥斯维辛这一符号的构建和人们对这一符号的反思与警觉意味着人类价值观所具有的共通性

其次，法兰克福审判开启了德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厨房问责”，奥斯维辛的罪恶使得德国战后年轻一代由震惊而警觉而愤怒，战后全民族对自身的罪恶历史长期的掩饰，持续的沉默被中止，在家庭的厨房和餐桌上青年一代向父辈进行问责，他们的问题是：那时候你们在哪里？那时候你们在干什么？那时候你们听说过奥斯维辛吗？“厨房问责”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因此可以说法兰克福审判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思想准备；

第三，表现在司法实践方面。尽管战后联邦德国基本法以尊重保障人权为立国之本，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法律法规的制定却远远滞后。法兰克福审判对德国社会的震动直接迫使联邦议会重新修订纳粹罪行至1965年5月8日，即欧战结束20年，追诉时效期满的现行法律。

考虑到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9年联邦德国建国四年间德国处于被占领状态，不具有司法主权，联邦议会首先将追诉时效期限延长了四年，即至1969年仍然可以对纳粹罪行进行追诉。

1979年，联邦议会更是取消了对纳粹谋杀和群体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限制，因此在德国对纳粹罪行的清算和追究，对纳粹罪犯的追捕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审判同时使德国陈旧保守的司法体系各方面的弊端毕呈，最终推动了德国的司法改革，可谓德国法律现代化转型之开端。

2020年7月23日，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经过十个月的庭审，汉堡州法院青少年庭判处94岁的布鲁诺·D（Bruno D.）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监外执行）。法庭认定布鲁诺1944-1945年战争结束前曾在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附近的施都特霍夫集中营（KZ Stutthof）当过几个月看守，因此对集中营里至少5230名囚徒的死亡负有协助谋杀罪责。尽管被告本人拒不认罪，称其当时未成年，被临时编入党卫军的看守部队，且只在瞭望塔上执勤，不仅没有虐待过囚犯，还曾经用自己的口粮接济他们。法庭则认为被告进入集中营可能不是出于自愿，但是被告到了集中营后并没有向上级打报告要求调离，因此可视为主动犯罪。因为布鲁诺·D.犯罪时尚未成年，故案件由青少年法庭封闭审理，不对媒体和公众开放，判决亦酌情从轻。

1968年鲍尔逝世之后，德国又进行了大约50场奥斯维辛审判，被告基本上都是些“小虾小鱼”。

在司法实践中，鲍尔的犯罪运行整体的法理观点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原则，被告只要被指控曾经在奥斯维辛或其他集中营工作过，哪怕干的只是扫地看门，谋杀或协助谋杀罪名即可成立，至于你是否曾经亲手或参与杀人虐囚，有没有证人证据已不再重要。“当你走进集中营，你是不可能不知道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时你已经和犯罪脱不了干系。只要你在集中营工作，无论是什么性质，在哪个部门，就已经犯下了杀人罪。你哪怕无所作为，只是在一旁站立，就已经在精神上支持了犯罪。

对罪犯来讲，之所以能够做恶，精神上的互相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摘自鲍尔1967年对法兰克福审判上诉案的一篇抗辩文字）。

2011年轰动一时的在慕尼黑开审的德米扬努克案（John 或 Iwan Demjanuk）堪称战后新时期清算纳粹战争罪行的经典。德米扬努克出身为乌克兰农民，后应征入苏联红军，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中加入党卫军支援队（Travniki），支援队主要为党卫军提供服务，比如烧饭修车擦皮靴之类的，有时也被用作集中营警卫。

德米揚努克后来加入纳粹在苏联红军战俘中招募组织的弗拉索夫解放军 （ROA），协同德国军队与苏联军队作战，作为一个三十年代差点被饿死的乌克兰农民，如此行事也情有可原。战争后期，为逃避苏方的报复，弗拉索夫解放军纷纷向英美方投降，英美方则承诺不会将他们遣返苏方。

1945年2月，英美苏达成雅尔塔协议，英美遂食言，将弗拉索夫解放军成员悉数引渡回苏联，其悲惨下场可以想见。德米扬努克比较机灵，先躲进难民营，后又为美国人开卡车，几经周折，终移民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籍，算是逃过一劫。

七十年代中期，苏联方面向美国提供了70个移民美国的纳粹战争罪行凶手的信息，德米扬努克榜上有名，并被苏方指称曾在索比堡集中营（KZ Sobibor 现波兰境内）当看守。

1981年德米扬努克因此被剥夺美国国籍。在调查过程中，德米扬努克又被在以色列生活的特莱布林卡集中营（KZ Treblinka 现波兰境内）幸存者指认，吃准他就是集中营中当年那个绰号“可怕的伊万”的作恶多端的看守。德米扬努克因此于1986年被引渡以色列受审，经五名特莱布林卡幸存者法庭指认，以色列法庭确认德米扬努克就是“可怕的伊万”，1988年判处其死刑。

德米扬努克不服上诉，上诉期间，苏联解体，以色列调查人员得以查阅原苏联审判特莱布林卡集中营看守案时37名被告的供词，发现“可怕的伊万”另有其人，且极有可能早在1943年已经死亡。根据苏方提供的档案，德米扬努克根本没有到过特莱布林卡集中营。以色列方面同时发现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特别调查局（OSI）在剥夺德米扬努克美国国籍前就已经发现苏方提供的情报有讹，但刻意隐瞒了相关信息。

1993年，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一致判决德米扬努克无罪释放，此时德米扬努克已经在以色列坐牢7年，其中5年是关在死囚牢房。1998年，美国政府恢复其美国国籍。

德米扬努克在以色列受审，曾被判死刑，后被释放

2001年，美国司法部 OSI 又开始指控德米扬努克曾经在其他的集中营当过看守。2004年美国政府又一次剥夺德米扬努克国籍并打算将其驱逐出境，其间美国政府与德国政府接触，请后者接盘，德国同意以索比堡集中营看守的罪名引渡德米扬努克至德国审判。

2009年5月，年近90岁的德米扬努克乘坐装备有救护设施的专机被从美国押送到德国，同年11月，巴伐利亚州法院在慕尼黑开庭审理德米扬努克案。尽管德米扬努克根本否认曾经到过索比堡集中营，出庭作证的两位索比堡集中营幸存者也不能确认德米扬努克的集中营看守身份，作为唯一物证的德米扬努克的党卫军身份证在法律可靠性上亦不无瑕疵，很有可能是伪造的，法庭仍旧于2011年5月判决91岁的德米扬努克因在索比堡集中营参与共同谋杀28060人有罪，处五年监禁。

作为犯罪证据的德米扬努克的党卫军身份证，专家并不能确定其真实性

索比堡集中营遗址

法庭认为，由于索比堡集中营属于灭绝营，是一台巨大的杀人机器，德米扬努克被认定曾在集中营工作过，因此作出有罪判决，在此情况下，德米扬努克本人是否曾经作恶以及证据证人的可靠性都已经不再重要。德米扬努克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在上诉期间于2012年3月死亡。

根据德国的诉讼法，上诉期间若上诉人死亡，上诉程序即告终止，一审判决亦不能生效。也就是说，年过九旬的德米扬努克死得其时，好歹为自己挣了个无罪之身。尽管德米扬努克案疑窦丛生，欲探知真相，恐已无望，但是从此案的审理过程人们可以看到德国及其法律界与自身历史上的邪恶切割得何等彻底何等决绝，当然，占据道德高地，坚守政治正确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若矫枉难免过正，也许这正是鲍尔为德意志民族留下的遗产的积极的一面。

在慕尼黑法庭上的德米扬努克

毋庸讳言，鲍尔的所作所为当时并不被德国大多数民众认可，对他们来讲，战后德国政治昌明，社会民主，经济复苏，发展神速，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即从一个被炸得稀烂的一无所有的国家跻身于全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

人民生活富足，有房住有车开有肉吃，冬天滑雪夏天观海，还能出国旅游，幸福指数极高，纳粹的历史已经翻篇，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现在必须结束了”（nun endlich Schluss sein müsse），谁再去翻历史旧账如同搅动陈年屎缸，常常会被怀疑是别有用心。德国重建之父时任联邦总理阿登纳就把鲍尔称为“刺儿头” （Querkopf），看着心烦。

在法兰克福审判之后，鲍尔不断受到死亡恐吓威胁，以致鲍尔为自己申请了佩枪护身。

1963年，联邦总理阿登纳（右），西柏林市长勃兰特（中）与到访西柏林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1968年7月1日，鲍尔被发现死于法兰克福家中浴缸里，法兰克福法医戈尔绍（Joachim Gerchow）当时作了尸体解剖，发现鲍尔的心脏早有损伤，并患有严重哮喘，死亡前曾服用安眠药，体内酒精含量较高，而在公共场合鲍尔并不饮酒。死亡现场没有发现外部作用力痕迹。

戈尔绍认定死亡原因为自杀，戈尔绍乃德国法医界权威，晚年获联邦贡献大十字勋章，他出具的验尸结果应该是比较可靠的。鉴于鲍尔死亡前的表现与自杀结论不符，他的副手申请保存遗体，进行正式法医鉴定，但被管辖此案的法兰克福检察院拒绝，原因至今不明，且法兰克福检察院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同意鲍尔的遗体火化。尽管火化是鲍尔本人1967年底所立遗嘱中的遗愿，有违犹太教教义，但令人费解的是一般被水浸泡过的遗体，因为确定死因难度较大，按照法医常识，不应过快入殓更别说火化。由于遗体被火化，使得鲍尔的死因一直不能确定。除了自杀结论也有谋杀假说，当时的第一报案人是鲍尔的邻居，一退休老人，他因为隔墙听不见鲍尔的咳嗽声而生疑报警，据他说曾看见“黑暗的”元素进入鲍尔的住宅，听上去着实有些阴谋论的色彩。

鲍尔的突然离世，无疑伴随着深深的遗憾。鲍尔应当于1968年7月年满65岁退休，但是为了应付法兰克福审判的上诉，特别是准备大规模起诉纳粹屠杀智障者案，鲍尔已经被特许延长工作三年，据检察院同事回忆，为此鲍尔非常高兴，期盼尽早开庭。鲍尔的离世，也带走了无数的秘密，那些或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秘密，以致直到今日仍争议不断。

如果要对鲍尔作全面的认识，恐怕不能避绕他的同性恋性取向的事实。尽管鲍尔本人从来没有承认，但是关于他这方面的流言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有证据表明鲍尔在流亡丹麦期间曾因与人有同性关系并付钱给对方而被丹麦警方拘留，亦有鲍尔在战后滞留北欧没有及时返回德国也与此有关的传说，也有人分析邻居老人在鲍尔去世当天看见的所谓“黑暗的”元素可能是一个穿深色服装的男人。在德国刑法1994年最终取消同性恋罪之前，即使在成年人中同性关系亦属犯罪。这一对同性恋者歧视乃至迫害的恶法对身为总检察长的鲍尔构成多大的精神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工作，由于鲍尔的过早离世，后人恐怕永远不得而知。南德意志报撰稿人施泰恩克（Steinke）在他关于鲍尔的新作中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隐晦地暗示鲍尔的行为举止和性格与他的性取向而带来的压力有关，从而弗洛伊德了一把，立刻引起众怒，遭到鲍尔粉丝的愤怒围剿，他的书也被称为“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坏书”。多年前，为纪念鲍尔而建立的法兰克福“弗里茨·鲍尔研究所”（Fritz Bauer Institut）在一次鲍尔生平展对鲍尔的性取向问题有所提及，引发观众抗议，被指责为吃饭砸锅，最后被迫撤去有关内容。因此，为避免趟政治不正确的浑水，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来闯这个禁区。

法兰克福“弗里茨·鲍尔研究所”外墙上镌刻的鲍尔生前最重视的德国基本法开篇之条文：“人的尊严不可触碰”

数年前，原法兰克福高等法院院长法尔克（Georg Falk）领衔开展一个关于法兰克福高等法院历史的研究项目。在整理鲍尔办案档案时，他惊讶地发现，鲍尔曾经对百余名纳粹时期对异见者宣判过死刑，就是所谓手上沾血的法官展开刑事调查并提起诉讼，但是后来全部或撤诉或终止调查。之后由于鲍尔的去世，联邦德国对纳粹司法系统的清算实际几乎没有进行过，纳粹时期很多对无辜者做的有罪判决并没有得到改正或平反。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统一后的德国议会才通过法令，无区别无条件推翻纳粹特别军事法院的所有判决。

特别让法尔克困惑不解的是鲍尔经手过的波兰妇女斯坦尼斯拉娃·扬科契斯琴（Stanislawa Yanczyszyn）案。战争期间，扬科契斯琴在她的家中藏匿了三岁犹太幼童马利安·费士曼（Marjan Fischmann）。1943年事情败露，三岁的费士曼被一党卫军人当场枪杀，扬科契斯琴则被一德国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遇害。战后，费士曼的父亲追责，起诉开枪的党卫军人和特别法庭的主审法官，尽管案情特别残忍恶劣，但却在1964年被鲍尔撤诉。鲍尔给出的撤诉原因也相当古怪，对费士曼的父亲鲍尔解释说案件已过追诉期限，而实际上当时的追诉期限是1965/1969年（见前述）；对黑森州司法部鲍尔则说他认为相关法院不会继续审理此案，而法尔克认为，类似这类案件只要检方正式起诉，法院就必须审理；在正式撤诉书中，鲍尔给出的撤诉理由又变成了被告犯罪的恶劣动机（niedrige Beweggründe）不能完全被证实。法尔克在公布这一发现时，为避免政治不正确的误会，特别声明，鲍尔是他心中的灯塔，公布材料的目的只是作为研究，没有其他的意思。

斯人已逝，往事如烟如絮，或随风飘散，或归于尘黯，使得无数未解之谜愈不能测益不可说。西洋之于中土，少圣贤多先知，先知之首当推摩西，摩西高大无侪，引领以色列万民出埃及过红海，走向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途中摩西数度为心魔所惑，终不得入应许之地。在到达应许之地之际，神引导摩西上得山岗，远眺福地后阖然而逝。回顾德意志战后的心路历程，犹如当年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鲍尔就是迷途的德意志的先知。跟随摩西出埃及的这一代以色列人，迷惘胜于信心，愚妄多于敬畏，尽管有摩西指引劝导乃至责骂威胁利诱，终不悔改，以致在荒野中游荡四十年，直到一代人死绝后，神才兑现承诺，使摩西带领以色列新生代至应许之地，而老迈的摩西却不得进入。1968年，正是德国战后两代人交替之际，68年的学生运动带来的西方社会向现代转型使得新时代的应许呼之欲出，心力交瘁的鲍尔却孤独地撒手人寰，如同摩西，只得远眺，无缘身受，此乃何等神秘之巧合。

法国阿西高地圣母万恩堂中马克·夏加尔所作大型烧瓷壁画“越过红海”，天使引导，摩西指路，海浪簇拥着以色列人，摆脱奴役，走向自由

神对登高远眺的摩西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神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神所说的，于是，神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申命记》 34 章）。

和摩西相似，鲍尔死后也没有高岸陵冢巍峨大堂，到今日也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坟墓所在，然而，鲍尔留给德意志的记忆和遗产，从首都心脏地带的数千块死难者的墓碑到遍布欧洲的铭记遇难者姓名的金色绊脚石，随处可见无处不在。

柏林市中心的大屠杀纪念碑

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化遗产，每日游人如织。文化遗产奥斯维辛与柏林裤裆大街公车站那座冷寂的风雨亭一样，都在向人们发出警诫：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真善美，文化也会生发出巨大的邪恶，为子孙计，为社稷计，当以此戒，当以此鉴，当不敢忘，当不可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