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

来源: 芝兰学社

内容摘要：一次政治运动的兴起，首先要做思想舆论上的准备。纵观世界历史，德国的统一也是这样。正是有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促进了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本文主要剖析德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不难发现，德意志产生的文化民族主义成为其思想基础，刺激并产生了统一的民族认同，经济上产生联合，形成统一市场，摆脱分裂局面，最终在1871年开辟了德国历史的新纪元。

从962年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到1871年德意志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德意志始终以四分五裂的政治形态展现在欧洲乃至于世界眼前。但使人诧异的是，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短短一个世纪之后，德意志迅速摆脱分裂局面，完成统一，从而开创了德国历史的新纪元。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德国民族主义与之相伴崛起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德意志产生的文化民族主义成为其思想基础，刺激并产生了统一的民族认同，经济上产生联合，形成统一市场，摆脱分裂局面，最终在1871年开辟了德国历史的新纪元。搞清楚德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德国统一前的历史。

一、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思想基础

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思想根源是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并持续20年的狂飙突进运动。正是由于这场伟大而激烈的文学运动，德意志处于萌芽阶段的民族意识被激发出来，文化民族主义由此而兴起，德国的统一迈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关键性的一步。

图一 狂飙运动

启蒙运动于17世纪在德国兴起，18世纪时期进入高潮阶段。几乎是在启蒙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期，德国兴起了异常规模空前的激进运动——狂飙突进运动。由于这场运动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后，再加上这场运动基本上是与启蒙运动如影相随，相交替进行的缘故，这场激进的文学运动很容易被人们视为是启蒙运动在德国的继续和深入发展，也有人将其视为是德意志继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和17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的第三场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可以去这样理解，但是狂飙突进运动与启蒙运动之间又存在着特别微妙的关系，我们既可以将该运动视作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发展，因为狂飙突进运动起到了启蒙运动所起到的某些作用，而狂飙突进运动的成果也是集中在文学领域的；但我们又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因为从运动的主题上来讲，二者即便有相同点，也有很明显的矛盾之处。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提倡理性主义的，但是狂飙突进运动却是在赞扬自然和个人的前提下，崇尚非理性主义的。这样，狂飙突进运动便显而易见的明确反对启蒙运动所崇尚的理性主义，并企图推翻它。基于这一点，我们便不能单纯的认为狂飙突进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得名于青年作家克林格尔的文学剧作品《狂飙突进》。这部名为《狂飙突进》的剧作品是一部典型的新民族文学剧作。在剧本中，克林格尔突出表现了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的思想感情，并以此批评德意志人缺乏民族反抗精神。

克林格尔是狂飙突进运动的发起人，但运动主将却是青年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和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席勒；为这场运动提出纲领性理论的则是诗人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1771年8月歌德发表《莎士比亚的谈话》，拉开了这场激进文学运动的序幕。这场文学运动的宗旨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图二 德国哲学家 作家歌德

第一，狂飙突进运动推崇卢梭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他反对专制，要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被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们大为赞赏，认为这可以使得德意志文学成为反专制反宗教的有力思想武器，从而冲击德国的专制主义思潮和各种污泥浊水。

第二，狂飙突进运动明确要求振兴德意志民族意识，弘扬爱国精神。在前面已经提到，启蒙运动的巨匠们在运动深入进行时犯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毛病，对于法国文学产生了病态般的迷恋，尤其以戈特舍德之流为甚；而贵为皇帝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居然也对法国宫廷文学“情有独钟”，蔑视并诋毁德意志文学。鉴于民族虚无主义的情况，狂飙突进运动的学者们继承并发扬了启蒙文学的优良传统，要求根据生活习俗创造具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和民族内容的文化主张维护德意志文化的民族性，关注刻画本民族人民的自由、爱情和祖国，颂扬自然而恬静的田园生活。这一条我们可以认为是狂飙突进运动最具意义的宗旨，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由此被空前激发，这也宣告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

图三 德国作家席勒

第三，狂飙突进运动宣扬天才论，否认神的存在，相信人的力量能够突破宗教势力和封建专制的双重压迫。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该运动理论家赫尔德的一句话中窥见一二：“天才是与生俱来的，它既非靠兜售，也非靠乞讨；既不是靠相争，也不是靠摹拟而成。它是自然形成的，是由其自身，由天生的力量，并以天生的愉悦轻易地天才地发挥着作用。”[①]这一天才论大致与同时代的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德意志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强调天才人物干某件事情，便会攻无不克，无坚不摧。在当时的条件下，该理论对于鼓舞人民奋发上进，同封建神权相抗争的意义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狂飙突进运动强调情感的力量，认为理性只是人的一部分思想，并非根本的方面，有人的本能、直观和感情才是更深刻的内容，要求理性必须与感情相融合，通过感情作用使意识深化。学者们同时认为，在反抗德意志各邦和反封建的斗争中，深入到各个领域的感情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它们会产生强大的作用。[②]

在众星云集的狂飙突进运动中，理论家赫尔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为这场运动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纲领性理论：在语言问题上，尽管自己担任过牧师，但他否认语言源自上帝的解释，认为语言是社会生活现象，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他还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这一主张鼓励了狂飙突进作家重视用德语来写作，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发展；在历史观上，他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唯理论，认为个别历史事件和整个历史问题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基础，历史存在是这一矛盾的产物。并强调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紧密关联，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历史；最后，他强调“用人文主义思想来培育人”，赞同维护人类尊严，谴责对邻邦进行侵略战争，反对战争时期买卖士兵，呼吁关注社会公众，谴责对贫困民众的任意掠夺。从而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穷兵黩武的德国封建诸侯。

图四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

如疾风骤雨般席卷德意志的狂飙突进运动在维持近20年后于17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尾声。尽管这场运动如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但却给德意志民族留下无数宝贵的文学财富。同时，这场运动唤醒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使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并在此后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为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因此，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意识形态的一次有力冲击，其激情高涨，旗帜鲜明的反对封建主义，功绩值得肯定。但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和随之而来的保守性与妥协性，这场运动和启蒙运动一样，都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只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反封建的地步，而没有进一步演化为政治革命。这也是这场运动遗憾的地方。尽管如此，这场运动仍然不失为一场伟大的运动，正是因为这场运动，民族主义的最初形态，即德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文化民族主义在德意志兴起了。

另外，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在政治方面产生的影响，加之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的大冲击，这一切都对德意志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外部及内部综合因素的作用终于使德意志内部产生大震动，作为德意志统一思想基础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德意志兴起了。

文化民族主义是“文化”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体，是“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具体要求。按通常意义上来讲，文化民族主义属于民族主义范畴，但却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特别是对于德意志来讲。因为一般的发展规律决定民族主义要走“经济——政治——文化”的道路，它的代表是英国和法国；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发展的基本国情，德意志反其道而行之，走出了“文化——政治——经济”的民族主义发展道路。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发展结果，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都有所发展的条件下，本身的正常发展道路受阻碍并落后于其他民族无法改变时，民族精英们利用本民族文化独特性来巩固民族文化身份而对外界挑战产生的应激反应。事实证明，“德意志道路”的方式是正确的，更是成功的。

无论从之后历史的发展轨迹，还是当时爆发的，对统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来看，“文化民族主义”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807——1808年冬，费希特在法军占领的柏林发表了一系列《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论证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号召争取形成一个作为人类理性王国的国家。[③]由此可见，文化民族主义已经全面兴起，并影响了一整代德意志青年，激励他们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而英勇战斗。

二、统一的民族认同感是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政治原因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德意志人所形成的文化民族主义为德意志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德意志人在反抗外敌入侵的同时，也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迅速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化，因为在此过程中，德意志人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感，他们要求加强民族团结，建立民族国家，德意志走向统一的时机成熟了。统一的民族认同感也成为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政治原因。

民族认同感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属于哪个民族所产生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发生的前提在于民族之间的交往，通过交往形成其他民族不同于本民族的对比，从而确立自己的群体归属。无论是历史学家费孝通教授讲其视为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产生民族区别形成的过程，还是梁启超先生则把它看作的与其他民族相接触，产生民族认同的说法，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从民族的形成过程来看，都是先有民族的形成，之后通过民族之间的交往才产生民族认同。由于民族认同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追求本民族利益的过程中产生，进而与本民族利益结合形成完整的民族意识，那么，用民族过程理论来概括的话，“自觉民族”就是民族认同感普遍确立以后的民族，“自在民族”则是没有确立普遍民族认同感的民族。

民族认同感有着不同于其他认同的两个特殊点，最为重要的是第一个特殊点，也就是，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说到底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它的基础是物质生活。民族存在的基础在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不同。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正是基于德意志文化。前文中已经提到，1770年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狂飙突进运动使得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伴随着这场运动，德国语言文学及德国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就为日耳曼民族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创造了基础。日耳曼民族的民族精英们不仅利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巩固了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从而应对外界挑战，还在不经意间促成德意志民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同感，这一点对于当年的文化精英们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

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而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正是从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认识自己的民族归属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来源的土壤和基础。这样的特点使得民族认同比别的认同有着更为长久的凝聚力。而后来德国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这种伟大的凝聚力所产生的惊人效果。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在1807——1808年冬，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所产生惊人效果之外，维亚纳会议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维亚纳会议使得德意志人统一的愿望再次化为泡影，也没有满足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但德意志人在政治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开展着相关活动，要求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呼声首先通过德意志大学生运动表现出来。1815年6月，德意志耶拿大学生代表会议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成立“耶拿大学生联合会”，明确提出口号“荣誉、自由和祖国”；并要求德意志每一个大学生必须成为某一个联合会成员，只承认德国一个祖国，这样就可以在“祖国联合”的理念下实现全德意志大学生联合。之后在1871年10月，德意志大学生召开瓦特堡大会，焚烧非德意志书籍，通过了《10月18日的原则和决议》和《未来德意志国家宪法的要求》，反映了大学生主张。此后大学生运动尽管在《卡尔斯巴德决议》通过后暂时转入地下，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星星之火在此刻已发展为燎原之势。19世纪20——30年代，出现邦国立宪运动，1832年5月27——30日，汉巴哈大会开幕。尽管对德意志人来讲，他们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统一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所以，民族认同感是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政治原因。

图五 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欧洲

三、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是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

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日耳曼人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当思想基础和经济因素皆已具备时，经济方面的因素却显得姗姗来迟。作为实现最终统一的必由之路，最主要，也是首先面临的任务便是实现经济上的统一。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上的联合，作为经济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应运而生；1834年1月1日，德意志关税同盟艰难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

德意志关税同盟 (Deutscher Zollverein) 是1834年由德意志邦联中的38个邦共同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它是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邦国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通过关税同盟，使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区域和经济市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德国走向经济联合并完成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是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也促进了19世纪德国工业革命的发展。

图六 德意志关税同盟

回顾历史，德意志关税同盟自1834年1月开始运行，但它的建立却是异常艰难。19世纪初，德国处于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时期，旧思想与新思想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冲突。一方面，由于受到英法启蒙思想家学说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示范和在此之前的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鼓舞下，德国开始形成自由进步的思想和民族独立意识，这一理论通过各种形式广泛传播，很快开始指导当时发生的争取民族统一的运动。但另一方面，支持分裂的保守力量和分立主义势力还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为了维护分裂的社会秩序，保守派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新社会集团的壮大和民族运动的发展持抵制态度。德国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政治体制，即鼓吹分裂的邦国分立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被摧毁后，还继续保留它传统的特征，决不肯轻易放弃所谓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混合了传统和现代目标的关税同盟就是成立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

德国社会在1815年后形成了建立统一关税政策的共识。国家的长期分裂割据、五花八门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重重关卡的限制，使得德国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特别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取消后，原先受到保护而得到发展的德国工业，面对英国工业品的强大竞争，纷纷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德国的牲畜、谷物等农产品在国外市场遇到了猜忌和抵制的尴尬境地。所以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取消德国境内关卡，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征收边境关税，确立统一关税体制。然而事实总是无情打击人民的信心。德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针对取消德国关税壁垒的问题，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专门提出了讨论，但德意志邦联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压力下，担心关税统一会产生“民主和超国家”的政治后果；再加上各邦因为“主权意识”，并不愿放弃独立的税收和商业政策，因而邦联条例第19条只通过了“各邦将来在德国的商业和交通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的含糊解释，涉及到核心的实质性问题被拖延搁置。

此外，经济利益的差异也是关税体制难以达成统一的重要原因，这与德国当时的产业布局有关。德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主要以农业为经济结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而中德地区，即莱茵和西里西亚之间的地区却存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工业企业，在这一地区已产生工业化的萌芽。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经济更多具有混合经济的特点，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存在有一定数量的小企业。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商业利益，以谷物出口为主的北部农场主和商人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而西南部的工业家、手工业主则强调关税保护。

普鲁士首先推动了关税统一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过程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注定要被写到历史上，因为正是在他用尽毕生心血一直在促成关税同盟的成立。不得不说的是，尽管在1834年1月1日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时他的倡导者李斯特没有见到这个机构成立的这一刻便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但历史没有让德意志留下遗憾。德意志统一在关税同盟成立后进入快车道。因此，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

尽管在此时，对于德意志统一道路问题上出现了“大小德意志道路”之争，即两个最具实力的邦：普鲁士邦和奥地利邦为争夺德意志统一的领导权而产生严重纠纷，但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在这一刻停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和法兰克福议会未解决问题，君主联盟和协商未果的条件下，王朝战争成为唯一的选择。在“国运相赌”的王朝战争中，历史垂青了普鲁士，正是因为普鲁士出现了俾斯麦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俾斯麦用自己纵横捭阖的高超手腕，为普鲁士赢得了三场决定性的王朝战争，也让德意志真正实现了统一。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的开国大典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举行，德意志人几个世纪的夙愿终于在这一刻实现，统一的德国再次出现在了欧洲大陆的版图上。

图七 德意志王朝战争

结语

尽管德国民族主义在德国统一后随着民族主义的变味而走了弯路，但对于其在德国统一前所产生的历史功绩，我们不应该持否定态度。因为德国民族主义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确确实实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从狂飙突进运动后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到文化民族主义的推动之下统一民族认同的形成，再到经济统一市场形成，德意志的统一环环相扣，而民族主义作为主线贯穿其中，它在统一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