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达成“叛离”丁玲

作者: 陈为人

在我的访谈中，不少人在丁玲问题上，对唐达成颇有微言非议。认为这是唐达成倒向“张光年”的一个明证。

玛拉沁夫直人快语，他对当时文坛抬冰心、贬丁玲的现象谈了自己的见解：“为什么要抬出冰心取代丁玲？吹捧冰心，渲染冰心，为得是贬损丁玲，淡化丁玲。丁玲有队伍，门徒故吏遍天下。冰心独立大队，单枪匹马。对冰心无须戒备，成不了气候。而对丁玲则心存忌讳，严加防范。”

我能感觉到，唐达成后来在谈到丁玲时，那股不屑和轻蔑的神情。唐达成没有过多的议论和评价，他会轻蔑地一笑：“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对丁玲，唐达成用过两个词：“为虎作伥”、“叶公好龙”，唐达成没做过多解释。

1984年第四次作代会期间，丁玲召集原文研所学员开座谈会

给丁玲做过秘书的张凤珠对我说：“丁玲后来当然对唐达成不满了。她对我说，就让唐达成去当他的儿皇帝。有太上皇放在哪儿，没他好日子过。”

张凤珠在向我表示了她对丁玲的同情之后，同时也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我内心一直是比较同情丁玲的。整了她二十几年，现在还不饶。当然，丁玲也不是前嫌尽弃，她也还是不能忘记。但丁玲她是一个弱者，她没权啊。我原来是很同情丁玲的，但她认为我本来是和她在一起，现在又跑冯牧那儿去了，好像是我叛变了。她那时候不是申请办《中国》么？那时一般已经不批刊物了，《中国作家》是我跟周文老关系了.《中国》呢一直不批，丁玲就到中宣部去找贺敬之，说现在可以让张凤珠办刊物，我丁玲倒不可以办？这话就传到我耳朵里，我就去找丁玲，我说我跟你都二十二年了，你现在这么说我，你不也不公平吗？”张凤珠说丁玲也不是前嫌尽弃，也是在过往的历史上纠缠。

访谈张凤珠

1979年11月8日，在李季主持的作协代表会议上，大会发言己近尾声时，迟到的丁玲作了一次很长的发言。

周良沛在《丁玲传》里，记载了丁玲的发言：

……就说派吧，据说从延安就有一名外国记者、赵浩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周扬)。另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是他们七人轮流主持，没有我。那天，艾青笑着说：“我是独立大队。”萧军，你们看得出来，那是大英雄，他能参加哪一派呀（笑声）？他什么派也不参加，他就是萧军派，他还能以我为首哇？哼！你算什么？

“鲁艺”嘛，我相信，在座的“鲁艺”的师生一定很多，他们一定不会承认他们是一派。贺敬之同志就在这里，他不会承认他是“鲁艺”派，他不是。贺敬之在延安的时候，他的诗先给艾青看，艾青就首先欣赏他的诗。我在北京工作，招待外国作家的时候，请陪客我没有找文学研究所的人，我找得是贺敬之，是李季，当时的两位年青诗人。所以，我们很多人，大约没有什么派，谁是派的头子，大家心里明白嘛。……特别是现在有了权的人，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多听反面的意见，不要只听接近的几个人的意见。有的人同你接近，有的时候是趣味相投，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趣味相投，他是别有目的的，你注意注意你那周围手下的某些人吧！你别吃亏上当了！

丁玲讲完以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公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争着上台说了一句话：“我完全同意丁玲的意见，文艺界的问题之所在，就是宗派问题。”引爆了一阵掌声。

会议已经超时，李季请周扬讲几句。周扬讲到受“四人帮”迫害，被打聋了耳朵，但不能因此抵消我过去的错误。当他讲到被“四人帮”打散的文艺队伍今日重聚，“文艺的春天来临了！”这时，73岁的萧军在台下高喊：“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周扬在台上迟疑了一会，会场空气有些肃然……

这天会议结束后，贺敬之想到周扬会感到压力和不快，第二天去看周扬。果然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另外的问题她还有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

丁玲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的部分女学员。前排左一起：马琰、周艳茹、王慧敏，后排左一段杏绵

唐达成说过丁玲的一件事：在胡乔木发起并组织对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批判期间，当中央的意图已经日趋明显，丁玲联系了十四名党员，写信给小平同志，告了周扬一状。中纪委专门派人下来，找唐达成调查落实信中反映的情况。唐达成说：“丁玲也绝非善良之辈。只要有机会，她也会不失时机地来个落井下石。”

谢永旺在谈到丁玲与唐达成的关系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丁玲说话有时是很尖刻的。在说到这一届党组班子的时候，丁玲一副不屑一顾地说，他们这个班子，都是些学生嘛。唐达成听到这些话，猛然情绪激动起来，愤愤地说，我是学生，我永远都是学生嘛，可我们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呢？”

王蒙对丁玲有颇见精彩的刻画：

一位论者说，那些一九五七年出过事的青年作家，在七十年代末复出文坛以后，投靠了在文坛掌权的领导，而忘记了与自己同命运而与领导是对立面的老阿姨(丁玲)。

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名作家，一次私下对我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ＸＸ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五十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ＸＸ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是八十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判她的对立面“左”，揭露ＸＸ才是文艺界“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ＸＸ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ＸＸ的“右”来，这样一来，ＸＸ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至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

由于她长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回到北京较晚，等她回来的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荼。她那时候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着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ＸＸ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却也受到了某些领导与老同志的非议。她怎么办？她自然无法紧跟ＸＸ，她要与之抗衡就必须高擎相对应的类似“反右”的旗帜。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于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信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

那么，丁玲是一个政治家了？可惜不大是。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有一次是中篇小说评奖大会后的合影留念，她来了，坐下了，忽然看到了身旁座位的名签：ＸＸ，就是她最不喜欢的那个领导，她噢了一声像被蝎子螯了一下，立即站起身来。她的表现毫无政治风度。再比如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决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于二十四个中、青年作家的评论集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阔，窃为丁玲不取。然而，这才是丁玲，她的个性，她的光辉，她的感情气质，常常也表现在这里。

1990年代初，鲁迅文学院右起：段杏绵、李纳、陈登科、张凤珠

丁玲后期的诸多极“左”言论，让许多人鄙夷，不可思议。李子云说：“如果说丁老太太的这些极‘左’言论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是权宜之计，还可让人理解和同情。可丁玲去世后，陈明还言之凿凿，信誓旦旦说，丁玲这些话是发自内心，则实在让人觉得陈明也有了病，而且病得不轻。”

我也不应该淹没另一种声音。林默涵在讲到丁玲时有一段话：“有一次美国大使馆召开招待会。我与丁玲同去。美使馆说你为什么不写写二十年的苦难？丁玲说，我不会把党和国家写得一团漆黑。把丁玲打成右派，我是有责任的，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感到非常内疚。但她还是毫无怨言，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值得我们尊敬。”

访谈中玛拉沁夫谈到丁玲的“左”时，话说得更为鲜明：“后来为什么有些事情，特别是对张光年，我烦透了。丁玲是我国历史上五四以后出现的最伟大的女作家。她在国际上的影响比冰心大多了。1957年打成右派，二十多年中那是受尽苦难，戴着手铐到山西长治改造。1979年以后回到北京，张光年、周扬他们在丁玲的平反问题上也是设置重重障碍。丁玲在接受美国记者提问时，人家问她，共产党把你打成右派，受了这么多年的磨难，你对共产党还爱吗？丁玲当然拍案而起，我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党是我们的母亲，没有孩子责怪母亲的。”

唐达成与冰心

不论对周扬、丁玲的左右之争如何评价，总之，周扬由“左”转右，而丁玲由右转“左”，这是不争的事实。当周扬、丁玲各自观点日趋明朗，唐达成倒向哪边是不言而明的事情。唐达成做了“丁玲反党集团”的“叛徒”，这里面难道没有政治观点的因素而只是宗派投靠吗？